从田园诗看陶渊明

风轻云淡

〔作者按〕本文系本人就读广东民族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发表于《广东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如今重读，感慨良多，故以美篇存之，谨以此纪念逝去的青春和校园生活，重拾研读古代文学的兴趣。

从田园诗看陶渊明

黄禄军

　　陶渊明是我国古代伟大的诗人，他给后世留下了120多首诗。田园诗是其中最富独创性的奇葩，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对于陶渊明及其田园诗的认识，历来评议不一。本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和朱光潜先生之间就曾发生过一场著名的论战。朱先生以陶渊明田园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静诗句为据，认为：“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鲁迅先生反驳：“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题未定”草•七》），并进一步指出陶诗中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作品，以此证明诗人并不是整天飘飘然的。笔者赞同鲁迅先生的观点，并试图通过对陶渊明田园诗的评析来阐述自己对诗人的一点粗浅认识。

一

　　陶渊明的田园诗，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上说，是指那些直接描写田园风光、抒发闲适情志的诗篇；广义言之，则应包括反映诗人全部农村生活的作品。历来研究陶渊明田园诗的人，多数是以后一种理解为前提的。这是因为陶渊明是在不愿与当时腐败的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情况下才毅然归隐的。他对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和愤恨，并怀有一种壮志未酬的苦闷。因此，归田后他的诗句不仅通过直接描写田园风光的优美高洁来抒发他的闲适情志，而且更多是通过描写他自己田园生活的乐趣，描写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悲苦来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表达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的。因此，我们只有以后一种理解为前提，才能对陶渊明的思想作出较为全面、较为公允的认识和评价。从广义上来谈陶渊明的田园诗，就不难看出他的这些诗，内容相当丰富、复杂，不仅吟诵了他田园生活的乐趣，也或隐或现地反映了他不能忘怀世事和个人不幸遭遇的苦闷和激愤。这些诗表面恬澹平和，实则深蕴着一个并不“静穆”的灵魂，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某些主要方面，是我们研究诗人思想，认识当时社会面貌的可靠依据。

　　陶渊明的归隐，实际上是归而未隐，于世事并没有忘情。他表面静穆，而内心却深蕴着一股反抗黑暗现实的战斗激情。这首先表现在他的田园诗借歌颂农村田园生活的恬静、美好，反衬了官场的黑暗腐朽。陶渊明生活的年代，正是门阀制度全盛时期。当时人才的进退，根本不以德才为依据，而要看门第的高下和财产的多少。“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晋书•段灼传》）不是大贵族官僚地主出身的人，即使做到某些较为官庶之县的县令，也会受到非难，更不可能得到重要的官职。这些世家大族们“或假财色以交权豪，或因时运以佻荣位，或以婚姻而连贵戚，或寻毁誉以合威柄。器溢志盈。态发病出，党成交广，道通步高。……所未及者，则低眉扫地以奉望之。居其下者，作威作福以控御之。”（《抱朴子•疾缪》）在这些腐朽官僚们的统治下，政治极端黑暗，当权的大臣们不断地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和残杀。从东晋王朝建立一直到它的灭亡，统治者内部的斗争始终没育停止过。特别是孝武帝司马曜即位以后，起初是司马道子、元显的专权，接着是恒玄夺取了政权，最后又是刘裕起兵消灭了恒玄和代晋自立。这一系列流血政变，都为陶渊明所耳闻目睹。在几次出仕的过程中，他逐步看到那个黑暗与腐朽的社会和他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在对现实极端失望之后，他能始终坚持自己的气节，不向统治者妥协，毅然退居田园，躬耕自资。陶渊明的归田，无论从思想或行动来看，都是与当时统治阶级当权派决裂的一种义举。对于一个社会及其统治阶级来说，它的官员采取不合作态度，毅然辞官归田的行为，无疑是对这个社会及其统治阶级的鄙视和嘲讽，它表明这个社会和官场已经黑暗腐败到让人无所适从，以至于不得不以逃离这种现状为快。因此，陶渊明的退隐实是对当时黑暗社会和腐败官场的无情嘲讽和批判。

　　陶渊明归隐田园后，经过躬耕的实践，对农村现实有了深刻的认识，写出了许多优秀的田园诗。他用优美的诗句歌唱着大自然和淳朴的农村生活，表现了一种从溷浊的政治旋涡中脱身出来，回到朴素淳厚的农村生活中的清新感。很自然，园林的景色、农村的生活、农民的浑厚感情，这一切和那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官场比较起来，是截然不同的。因而诗人赞美它，甚至不由自主地带着一些故意夸大的成份来歌颂它。同时由于诗人是刚从那种黑暗险恶的官场脱身出来的，对于险恶官场，诗人已经看透了。他知道，在当时门阀制度极其残酷的政治压迫下，人们是没有任何言论自由的，对统治者稍有不满，就会招至杀身之祸，诗人只能用一种比较曲折隐晦的方式来表现他对黑暗社会的愤慨。因此，陶渊明这种对农村田园生活的赞美，反过来就是对官场的批判和杏定。陶渊明的代表作《归园田居》五首，就是通过对美好的田园景物的赞美，反衬了官场的黑暗的，其一云：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首诗一开始，诗人就表明了自己从小就“爱丘山”而无“适俗韵”的性格。这里诗人所冷嘲热讽的“俗韵”，就是“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这类无耻的行径。他从小就对这种污浊的世风深恶痛绝，但多年来连自己也摆脱不了世俗的“尘网”的束缚，出仕就等于误堕“尘网”。这里，诗人把自己隐居田园的生活和官场生活对立起来，把他13年的仕途生活看成是“尘网”、“樊笼”，深以离开这个“尘网”、“樊笼”为乐，无疑这表明了诗人对污浊官场的大胆否定。时至今日，诗人终于在迷途中清醒过来，毅然决然地说：“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宋书•陶潜传》），而离开那个庸庸碌碌的勾心斗角的官场，就象鸟儿飞回那幽美的山林，愉悦振奋。因而当他看到“远人村”、“墟里烟”，听到“狗吠”、“鸡鸣”，内心里都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在诗人笔下，农村中最常见最普通的东西，诸如“方宅”、“草屋”、“榆柳”、“桃李”等都充满了诗情画意。诗人竭力描绘田园的明丽、优美，正是为了同黑暗的社会现实相对照。农村田园景物写得愈秀丽宜人，对现实和官场的批判和否定就愈深刻有力。在《归园田居》第二首里，诗人更是满怀激情地用他的笔歌唱田园生活的惬意：“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秧。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农村环境比起都市的喧嚣纷扰来说，当然是事简人静的。刚从浑浊、险恶的政治旋涡中逃脱出来的诗人，自会敏锐地感受到田园的闲适。“绝尘想”是诗人仕官生涯的痛苦回忆，是对险恶官场的否定，它表明了诗人与统治集团一刀两断的决心。在归田的初期，陶渊明的许多诗篇都竭力描绘田园生活的快乐，把农村田园写得很有生趣，极富吸引力：“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读山海经》第一首），“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在和朋友的赠答诗中，他更是不遗余力地宣扬农村的田园生活，希望别人同他一道退出官场，隐居田园，不为统治者作事，应该说这是诗人对黑暗现实和污浊官场的蔑视，是诗人反抗现实的表现。

　　归田初期，陶渊明对农村田园生活感到快慰和满足。在他的思想中，仿佛官场和田园是两个绝了缘的世界：一个黑暗，一个光明，一个到处是陷井，一个则是任人逍遥翱游的广阔天地。因此，诗人不由自主地写了不少描绘农村优美的自然风光的诗句，以此和黑暗的官场相对照，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污浊的官场。这一时期，诗人基本上是用渲染田园的恬静美好来反衬官场的污浊黑暗的。陶渊明的这些诗篇，无一不表明他归隐之后不能忘怀世事，仍然在关心着国家和人民命运的高尚情操。

二

　　陶渊明归而未隐，于世事并没有忘情还表现在：他的田园诗真实地描绘了农民的悲惨命运，流露出对广大劳动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

　　陶渊明归田隐居后，由于亲身参加劳动，接近了农民，与农民朝夕相处，共话桑麻，体验到了劳动的重要性，以及农民生活的艰辛，对农民的苦难有了深刻的了解。因而在他的诗里，很自然地流露出对人民悲惨生活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愤恨。如在《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一诗中，他写道：“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这首悲歌，写出了封建社会里农民呼寒号饥、度日如年、饱受天灾人祸的悲惨境遇，寄托了诗人对农民所遭受到苦难的深切同清。另外，诗人还通过对自己饥寒交迫悲惨景况的切身感受的描写，更加真实地衬托出广大人民的苦难生活。如“躬耕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已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杂诗》），“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有会而作》），“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坐外，日昃不遑研”（《咏贫士》）。这些诗句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生活是多么无情地折磨他。象陶渊明这种地位的人，遭遇尚且如此，一般穷苦农民的生活状况就更可想而知了。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间接地看到农民在惨重的封建压迫下痛苦挣扎的情景，真实地流露出诗人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人民的深切同情。此外，陶诗中也不乏直接描写农村田园凋零残破的凄凉景色的诗句，如《归园田居》之四写道，“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这凋零残破、一扫而光的凄凉景色是如何造成的？读者不难得出应有的结论。“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还旧居》），诗人一度离开的上京旧居，“六载去还归”后所见已旧识罕存，面目全非。“荒涂无归人，时时见废墟”（《和刘柴桑》）断壁残垣，荆棘丛生，满日疮痍，逃亡一空。诗人笔下的江州农村，和史书所载完全吻合：“江、荆雕残，刑政多阔，顷年事故，馁抚未周”、“自桓玄以来，驱整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晋书•刘毅传》）这些诗句分别在不同程度上曲折地反映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深刻地渴露出东晋末年的社会矛盾，表达了诗人对人民深切同情的深厚感情。

　　陶渊明晚年，艰苦备尝的生活境遇，以及躬耕自资的深切感受，使他对“趋时竞逐，曳据拱手”的“士女”越来越厌恶，对“宵兴”“野宿”的农夫农妇越来越同情，因而他就能较为清醒地看到人民的种种苦难，在对现实绝望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到幻想中去寻求他所向往的“真”“淳”的理想境界了。于是在诗人笔下便出现了一个没有王权、没有剥削、自耕自食、人人安居乐业的桃花源社会。因而，《桃花源诗并记》所描绘的图景，不是什么“世外桃源”，而是社会现实生活在诗人头脑中的折射，是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要求摆脱压迫剥削这一朴素愿望的曲折反映。表现了诗人对不合理社会的抗议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两晋时代，社会政治极其腐败，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极其残酷。当时，门阀士族地主大量占有农田，奴役着大批僮客佃农。一方面是大地主的“煽山封水，保为家业”，一方面是“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剥削者的富有豪华与农民贫困饥寒形成鲜明的对立现象。当时的租税是残酷的，官府规定民“以十六为全丁”、“十三为半丁”(《晋书•范宁传》)，“郡大田武吏年满十六，便较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课米三十斛。”(《宋书•徐豁传》)沉重的封建剥削落在人民肩头。当时的徭役也是极其残酷的，所谓“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日劳扰，殆无二日休停。”（《晋书•范宁传》)，“恶性的土地兼并和残酷的田赋徭役，逼得老百姓“年及应输，便自逃逸”(《宋书•徐豁传》)。从而加深了阶级矛盾。陶渊明的家乡江州、荆州一带情况就更加悲惨了，在战争的骚扰和官兵的蹂躏下，这个地区的人民所遭受的奴役和掠夺，所遇到的饥饿和危亡，是其它地区所无法比拟的。史称：此地“百姓疲匮，岁月滋甚，财伤役困，虑不幸生”、“民疲田芜，事役频苦，童耄奔养，老稚服戎。”(《宋书•武帝纪》)“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晋书•刘毅传》，)由此可见当时社会赋税徭役的沉重，阶级矛盾的尖锐。在这种状况下，人民的生活要求和土地要求就更加迫切了。但是封建统治是残酷的，人民认识不到自己的力量，因而只有在幻想中寻找慰藉。因此在《桃花源诗并记》中，陶渊明表现了对当时社会政治的愤恨，怀恋着在他诗中所一再描绘的黄、虞、羲、农之世，并按照自己的理想，创造一个“土地平旷，屋舍严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无阶级剥削的社会。虽然这是一种幻想，但这种幻想却反映了人民在阶级社会中迸发出的美好理想。对理想社会的歌颂和肯定，正是对现实社会的诅咒和否定，所以这种理想应该是反封建压迫和剥削的集中表现。“靡王税”的社会理想，并不仅仅是诗人个人对生活的希求，而更是长年生活在兵荒马乱的黑暗年代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靡王税”的社会理想的提出，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人民在长期战乱和残酷剥削中所形成的反封建理想，另一方面，它认为君主是剥削压迫的不幸之源，人民反抗官僚政治制度是合理的。这在客观上便具有号召人民为反对现存制度而斗争的积极作用。在封建社会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稚•北山》），谁敢触犯这样的教条那就是“大逆不道”，而陶渊明竟公然喊出“秋熟靡王税”，喊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是相当大胆的行为。因此可以说，陶渊明提出“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实是对统治者的公开挑战。由此可见，陶渊明“静穆”的外表下所深蕴的战斗精神是多么猛烈。

三

　　陶渊明归而未隐，于世事并没育忘情还表现在：他的田园诗不仅写了劳动的艰辛和感受，而且通过劳动的实践，端正了对劳动的认识和态度，批判了儒家轻视稼圃的传统观念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论调，提出了与先师相悖的观点。

　　儒家思想向来是鄙视劳动的，《论语》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儒家鼻祖孔子鄙视劳动的言论:“樊迟请学稼。子日:‘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日：‘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力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焉用稼?’”《孟子》说：人“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儒家先师的这种言论，表明儒家的传统思想是鄙视体力劳动的。陶渊明自幼接受儒家传统思想的教育，受到了正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如在《饮酒》之六中他写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但是，归田后由于亲身躬耕的实践和与劳动人民的相处交往，他对劳动有了深切的感受和认识，真正体会到劳动的艰辛：“万化相寻异，人生岂不劳”(《已酉岁九月九日》)、“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从而自然产生了与劳动人民相通的感情，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一点农民的思想感情，缩短了封建时代文人与劳动人民之间的距离。由于陶渊明参加劳动实践所产生的这种思想上的变化，使他在对待劳动的问题上，能够突破儒家传统观念的束缚，大胆地批判儒家鄙视农事和劳动人民的传统思想。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极为可贵的。在《劝农》诗中，陶渊明一方面赞美了先圣贤王亲自参加农业劳动的光辉事迹：“舜既躬耕，禹亦稼穑”，借这些古代哲人的躬耕行为来佐证自己躬耕行为的合理，一方面批评了孔子和董仲舒不问耕耘、不理园事的冷漠态度：“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不履”，婉转地表示他不能去赞颂这种超然农务之外的所谓“德美”。对那些“宴安自逸”、不劳而食之辈(“趋时竞逐”的士女和“曳裾拱手”的贵族)更是直接给予指责：“顾尔俦列，能不怀愧！”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里，诗人一开篇便提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的观点，认为劳动是人的天职，他不但不认为劳动是可耻的贱事，而且认为不应该不劳而获。他对那些“曳裾拱手”不劳动而“求自安”的剥削者，公开提出了遣责。陶渊明大胆地突破了“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的封建传统观念，把劳动看作是人的本份，不劳动而取得衣食是可耻的!陶渊明公然把经营衣食置于人生常理之首，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陶渊明正是从农业是衣食之源这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出发极力赞扬“民生在勤”的，就是大圣大贤也毫不例外。对于孔子宣扬的“谋道不谋食”，道高于一切、把“道”与“食”对立起来、似乎人可以离开衣食而追求一种抽象的道的唯心论调，陶渊明给予不客气的批驳，认为孔子说的不过是一种永难企及的空想罢了。在陶渊明看来，“谋道”与“谋食”并不矛盾，经营衣食，参加劳动，是人生第一要义，无可厚非。陶渊明就是这样严肃地批驳了先师孔子鄙薄劳动的说教，理直气壮地坚持躬耕到老的。陶渊明这种对劳动的认识和态度，无疑是进步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普遍存在鄙视劳动(尤其是农业劳动)的观念和风气。一般士人以高谈虚论、左琴右书、耻涉农商为时髦。他们称农民为“田舍儿”、“田里猥人”、不屑于谈论有关农务的事，更谈不上懂得耕稼之苦了。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涉务》云：“江南朝士，因晋中兴而渡江，本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傣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而陶渊明以辞官归田，亲躬稼圃的行动，实践了他政治上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志趣上与世俗异趣的夙愿。在劳动过程中，陶渊明逐步认识到劳动的意义，对劳动有了正确而深刻的认识。因此他的田园诗能够突破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某些传统偏见，批判了儒家鄙视劳动的传统观念。对于这样一位名诗人，我们难道还能说他“浑身是静穆”吗？

四

　　晋代隐逸之风盛行，形成了一种敬重隐逸的社会风气，隐逸被视为高尚的行为。然而陶渊明并不是因为隐逸受人敬重才归隐的。他是在政治抱负无法施展，在对现实绝望之后，才毅然走上归隐道路的。实际上，他是归而未隐，这是他与其它隐士的不同之处，也是他高出其它隐士的原因所在。这同时也是陶渊明归隐田园后仍没有忘怀世事，仍能写出反映社会现实、具有强烈人民性的伟大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

　　陶渊明出身于地主家庭，他生长的年代是一个黑暗的年代。他的曾祖陶侃曾官至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照理他的家庭是有钱的，然而他却一贫如洗，这主要是因为他的祖先亲戚都是洁身自好的好人。在《命子》诗中他这样颂扬他的曾祖：“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近而可得。”又说他的父亲：“寄迹风云，冥兹愠喜。”他曾替外祖作传说：“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从这些诗句中可知他的祖辈都是胸怀广阔、品格高尚的人物。陶渊明受到这种遗传和家庭环境的熏陶，所以形成了他卓然独立、洁身自好的崇高气节。陶渊明出身于这样的家庭环境，从小又深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因此，年轻时代的陶渊明同样有着建功立业的壮志。他信奉儒家治理天下的观点，梦想得到统治者的重用，施展他自己的才能，轰轰烈烈地做出一番事业来。他在《荣木》一诗中，写下了当年的抱负：“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这种处世态度，可以说完全是儒家信徒的思想。在这首诗中，陶渊明对世事的态度是如此的积极，简直和那位“三月无君则遑遑如也”的孔子一样了。“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吐露出陶渊明颇有壮志的政治抱负。然而在那个门阀制度森严的社会里，诗人尽管胸怀大志又有什么用呢?陶渊明虽然几次出仕，所得到的却只是参军、县令之类的起码官职，远远不能施展他的抱负。尤其是当时官场的腐败和黑暗，更引起诗人强烈的反感。他既不愿意学那种吹牛拍马、贪污舞弊的堕落行为，也不愿陷在那种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政治旋涡中。这个黑暗的社会容不了他，他也绝不肯对这种现实妥协，在这样的矛盾之下，诗人毅然走上了归隐道路。然而这并不是诗人内心所甘愿的，并不意味着诗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下来。实际上，归隐后，“壮志未遂”的沉痛感受，使他思想不能平静下来，对世事不但没有忘怀，而是更深入了。因此，这种埋藏在内心的壮志更深刻、更激烈地在他的诗句中自然地流露出来。

　　另一方面，陶渊明归田后，亲躬陇亩，对劳动有了深切的感受，思想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于封建社会和儒家思想是鄙视劳动的，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地主更是如此。因此在“士大夫耻涉农务”(《颜氏家训》)，祖先担过粪都要被骂为“尚有余臭”(《南史•到溉传》)的社会风气中，陶渊明能突破一定的阶级偏见，坚持走上躬耕道路的行为，对于当时文人来说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也正由于亲身躬耕，陶渊明才能通过自己的遭遇，深切地体会到躬耕者的穷窘和艰辛，逐步对农民有了感情。诗人自己的躬耕生活也象广大人民一样，不断走下坡路，经常受到饥寒的威胁，有时甚至不得不出去乞食。长期的农耕劳动和生活斗争，使诗人尝尽了农耕劳动的艰辛，了解了农民的思想和愿望要求，以及劳动的重大意义和当时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躬耕思想与生活实际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越是尖锐，他解决这种矛盾的愿望也越加激烈。诗人内心这种强烈的愿望必然会反映到诗人的创作上来，因而他的田园诗很自然地会通过亲身躬耕的体验和感受的描写，深刻地反映了农耕劳动者得不到温饱的悲惨现实。

　　由于以上两种原因，陶渊明归隐后，仍然能写出反映现实生活，关怀世事的伟大诗篇来，就不足为奇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朱光潜先生所说的“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朱先生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没有顾及陶渊明诗文的内涵，而只是片面地抓住陶诗中描写田园恬静美好的诗句的结果。鲁迅先生批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题未定”草•七》），又说：“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题未定”草•六》)。通过本文的论述，可以肯定地说，陶渊明归隐后并没有“静穆”，并没有颓废，而是更积极地参与了反抗黑暗现实的斗争，创作了大量具有深厚人民性的作品，其意义是巨大的。（本文为我院中文系1991届学生毕业论文，指导教师陈汉）

〔责任编辑 李世臣〕

（本文所有插图选自网络，作者不详，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