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父亲离开我们10周年

乔建初

壮心不已难言老 志存高远天地宽
——纪念父亲离开我们10周年
乔建初
2017年5月31日是我们的父亲乔培新逝世10周年的纪念日。父亲的一些往事似乎就在眼前，他的音容笑貌经常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他的革命精神激励我们继续前进，他的意志品质影响我们做人做事。
我们的父亲青年时期由当时的绥远，一个半农半牧的乡下进北京读书。1933年，在并不富裕的整个家族的全力支持下，他经过自己的奋发努力，苦读苦学，考进清华大学，进入了中国最好的高等学府。1935年，他参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洪流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1936年12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父亲25岁。
1937年7月卢沟桥抗战爆发不久，父亲从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当时，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派人到清华大学要毕业生回去工作。中共党组织考虑到父亲是绥远人，决定让他趁机回绥远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39年冬，傅作义委任父亲为包头县县长。中共河套特委认为这是一个把伊克昭盟和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的绝好机会。父亲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尽可能地宣传中共抗日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收集情报，扩充力量。1941年春天，由于当地共产党内有人被捕叛变，父亲秘密工作的身份暴露，傅作义派人抓他。幸好有事先潜伏在国民党内的我党同志苏开元提醒，父亲通过骑马和步行，从家乡一路向南，艰苦跋涉来到延安。这一年父亲30岁。
1941年5月，父亲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银行工作，直到1949年5月，担任调查研究处长、货币管理处长、秘书长。
1943年，我们的父母经组织批准在延安结婚。母亲当时是中国医科大学的毕业生、中央医院的医生。他们结婚以后，每星期六妈妈步行七八公里到边区银行与爸爸团聚。妈妈调工作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医院之后，他们才挨的近了。抗战期间的艰苦条件使得爸爸的身体状况不好，1945年冬天得了肺结核病。当时延安没有治这种病的医疗条件，没有药可用，只能靠自己慢慢调养。很多得了这种病的人相继去世。爸爸生病初期，妈妈又要工作，又要照顾爸爸，非常劳累。此后爸爸病重，不时吐血还要卧床，组织上让妈妈专职照顾爸爸。妈妈用仅有的一点儿钱从老乡那里买来羊头，以及老乡不要的羊下水，煮好了给爸爸补养身体。妈妈后来给我们讲过，那时延安只养了一头奶牛。陕甘宁边区政府给爸爸配发了每天半磅牛奶，好珍贵啊！妈妈在战火纷飞的岁月，日夜陪护照顾着重病的爸爸。妈妈有医学的知识，有精心的照顾，每天做五顿饭，加上当地空气好，爸爸虽然重病卧床，人很瘦，但还是艰难地度过了生死关。1949年春天，爸爸逐渐病愈站了起来。
1949年5月，西安解放。父亲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指派，接管西安的旧中国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建立了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任副行长、行长。这一年父亲38岁，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金融干部。
1955年1月，父亲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1955年10月起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这一年父亲44岁。
此后，父亲担任过中国银行总经理、董事长，1979年7月任中国银行名誉董事长，1982年5月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1984年任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他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父亲1993年离休。
200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乔培新同志按中央国家机关部长级待遇。
我们的父亲到延安以后，一直从事银行工作。他多年以来所做的工作，取得的业绩，还有遇到的问题，克服的困难，经历的挫折，与他同时代的银行上级领导知道，他的同事们知道。这期间有人为他写过一些东西，已经有了历史记载。
我们的父亲年老以后，退出了银行领导工作的第一线。他在家里的时间多了。这期间，他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家里亲人知道的更多。父亲的老年生活和他所思、所做的事情，应该有家人记载下来，让更多的亲人和关心他的人了解。
我们的父亲上班的时候，很是投入，总是精神饱满的样子，经常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即便回家了，也带一大包文件回来看。全家人都休息了，他还坐在桌边，星期天也是如此。他除了做一些生活必需的事，其他时间主要埋头在他的公文里和写作中。他从不做饭，也不进厨房，饭做好了，请他去吃都要说好几遍。他不看电影，不读小说，看电视也少。工作之外，难得找到他的爱好。妈妈问他想要什么，他就说想吃炖羊肉。如果买来新鲜羊肉，炖得烂，汤少，肉会很香。爸爸吃了很开心。全家人很少一起去公园。一两年爸爸能和家人去一趟颐和园。他会说，颐和园解放前就开放，那时的门票要半块银元。半块银元能买一袋白面，穷人哪能进来。
他的身体不是很健康，也受到疾病的困扰。70年代末，爸爸得了胃病。医生诊断是胃窦炎、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这么细致的诊断只有通过胃镜检查才能发现。那时北京只有少数医院有胃镜这种进口设备。爸爸是在协和医院检查治疗的，给爸爸看病的医生是内科副主任陈敏章。陈敏章后来任协和医院院长、卫生部部长。陈主任说，这个位置上的病，有癌变的可能，因此治疗和饮食都要很注意，还要每年到医院来做胃镜检查，看清病灶的变化。那时的胃镜比现在要粗，通过食道下去很难受，爸爸坚强地忍着。我陪他去医院检查。回家以后，爸爸在饮食上注意按医生的要求做，每天少吃多餐，几乎不饮酒。公文包里放一个小号饭盒，里边放着苏打饼干，饿了吃几片。他每年去医院复查胃镜，这样检查治疗了四五年，检查的结果是病情稳定。医生认为这样可以了，以后主要是自己注意饮食调理。
1980年6月，爸爸得了肺炎，每天发低烧，早上有痰，痰中有血丝。那时他的医疗单位是人民医院，他在那里住院。医生想尽办法给他治，但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把所有好的新的消炎药都用上了，病情依然如故。医院想不出别的办法，把他转到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父亲在协和医院重新检查化验，输液治疗用红霉素。这药输进去，父亲的胳膊火辣辣地疼。他很难受，但顽强地坚持着。即便这样，父亲的病情也变化不大。医生想到给他检查肺部到底有什么细菌。取了他的痰拿去培养化验，过了10天才查出结果。原来爸爸肺里的细菌是链球菌。当时病人很少得这种链球菌肺炎，能对症的杀菌药是链霉素。这种药副作用大，容易引起用药者耳聋，已基本停用了。没有办法，医生冒着风险，给爸爸用了这种药。输液一个星期，控制住了病情，症状慢慢消失了。真不容易，爸爸住医院3个多月，终于病愈出院了。这次生病对他损伤很大，没有体力去工作了。爸爸年纪也大了，就此回家养病。
1980年10月，人民银行安排爸爸去桂林休养。妈妈陪着爸爸去了桂林。这一去就是3个月，当中去过海南岛，在南方过的冬天。这次出门休养，爸爸的身体状况逐渐康复。1981年爸爸整年都在养病，上半年去了青岛，那里靠海，空气好，有利于养肺病。9月，妈妈陪着爸爸去杭州，住在海军疗养院，位置在凤凰山，在西湖的南边，离湖边不太远。爸爸妈妈有时步行到西湖边上休息。海军疗养院带有医疗条件，环境比较好。爸爸在那里住了3个月，身体恢复得比较好了，慢慢开始正常的生活工作了。
1983年的暑期，爸爸去北戴河休息，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基本恢复正常。那年夏天爸爸住在中海滩宾馆，那个宾馆是国务院的休养地，院子里的空间有很多树，吃饭去宾馆的餐厅。住的地方离海边不远，是英国人留下的别墅，与别人合住。给爸爸安排的是里外两间房。现在那栋老房子还在，门前挂着文物牌，不再接待客人了。爸爸带了一箱子书去那里看。他上午看书，下午下海泡一泡再晒太阳。北戴河夏天的天气总是那么好，气温比北京凉快，经常有太阳。那时的海水比现在要蓝。在那儿住着，确实有益于健康。等到爸爸休息结束回北京，皮肤晒得像个老渔民。

发展国民经济要切实用好银行

父亲年纪老了，终究退出了工作的第一线。不去上班，他也是坐在自己家里的办公桌前居多。他考虑自己的身份变了，怎么才能做点儿对银行工作有益的事，对国家经济建设有益的事。

80年代初的中国，文革已经结束，社会经济发展多年停滞的影响还没有消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了文革，否定了过去走过的弯路，百废待兴。国家经济管理方式由沿用苏联的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以计划为中心，银行相当于计划的出纳，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多少主动性。父亲认为，如果继续这样，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搞不好的。我们要在已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基础上，利用银行在国内外聚集和运转资金，提高社会生产力，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让银行在微观方面搞活经济，在宏观方面加强控制，在国内发挥重大作用，在国际交往方面也发挥重大作用。

1982年5月，父亲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顾问。父亲说，顾问的工作怎么做，没有成规，我也没有经验，想的做的就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老同志一定要按照党的要求，自觉愉快地把新老干部交替这件大事办好。8月，他写出了《争取国民经济逐步转上全面良性循环的几点建议》。

他在建议中说，我们国家手中掌握银行这种工具已经多年了，把它作为国民经济的综合部门之一，还是新事情、新任务。一旦银行很好地承担起综合部门的任务，会起更大的作用。如果日常的银行工作促进增产节约的经济效益是以亿元计，以十亿计，那么很好地发挥综合部门的作用，取得的经济效益将会以几十亿元计，甚至百亿计。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我国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资金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着较大缺口，资金不足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主要障碍之一。

1983年9月，父亲写出了《努力开创我国金融工作新局面》的文章。文章说，金融到处可以融通，国内国际都可以四通八达。会运用它，可以办很多事。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依据当时当地的条件，把金融工具和其他工具结合起来运用，支援人民战争，克服敌人的经济封锁，建设根据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金融方面也做了许多好的工作，但由于受到限制和束缚，丢掉了历史上自己创造的一部分宝贵经验，长期引用国外模式，由财政实行无偿投资，工商信贷被局限于流动资金的小圈子，降低经济效益，造成大量损失浪费。财政处理不了的，就归银行报损。至于经济的宏观决策、战略问题，国民经济的全面综合，金融工作几乎不沾边。现在要实行改革了，工商信贷要在企业技术改造中发挥作用了。

1984年10月，父亲在《中国金融》期刊发表文章说，银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崛起的，并成为调节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巧妙的机器。它对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促进生产和流通，推动技术进步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大大提高科学、技术、文化水平，也同样要发挥银行的作用。社会主义非要利用银行不可。我们要大大开阔视野，扩展工作范围。既要做好银行的具体业务工作，又要确实起到综合部门的作用，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银行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世界已进入新的技术革命时期，它对我国是一个挑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建立在技术落后的基础上，而必须在发展科研、教育，促进科学技术方面下大力量。银行也要海阔天空、古今中外地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关心和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

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银行应该把支持发展科研和教育摆到重要的地位，使智力开发投资与经济建设方面的投资有一个恰当的比例。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教育是潜在的生产力。过去我们把科学研究和教育看作是消费，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在科技、教育方面的投资是生产性的投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

父亲认为，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各种类型的企事业单位加大科技开发力度。这一进程所需要的资金，单靠国家的科技投入和科研单位及企业的自有资金是不够的。发展科学技术有益于国民经济，应提倡科技兴国。从当今世界来看，谁占有高技术，谁就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已成为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我们国家要使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创造更多的财富。银行应把支持科技开发作为重点，增加科学技术贷款，使科学技术这一无形的资源发挥作用，促进生产力的提高。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式下如何做银行工作，保守还是创新，冲击着人们的头脑，冲击着银行的管理方式。我们的父亲在这样的变革时期，思想不保守，敏锐地发现经济活动的新变化，主动创新，提出银行工作的新思路，争取银行更好地更有效地聚集和运用资金，支持科技产业的发展，从而支持国民经济。经过不断深化金融改革，1990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家综合信贷计划中正式开设了科技开发贷款科目，主要用于支持国家级科技开发计划和地方各级科技计划的成果转化。此后，科技开发贷款的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支持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举足轻重的资金来源。它和国家拨款、企业自筹共同形成了我国科技投入的三大支柱。

我们的父亲参加了1988年9月中央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在会上，他提出要停止执行赤字财政政策，停止执行通货膨胀政策。他说："我已77岁，身体不够好，有话要抢着说，错了，请同志们批评，就怕有话没有说。"现在想每年物价上涨10%，连续五年。我估计，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控制不住！这个政策不是我们党几十年奋斗总结出的经验。我们党的好经验是制止通货膨胀，扭转通货膨胀，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党的十三大的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二条就是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基本平衡。我们国家处在和平建设时期，没有遇上战争和灾荒，怎么闹起了赤字财政、通货膨胀政策。这是从国外引进的有害的东西，起了祸国殃民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1）它降低了我们党和政府的威信。（2）物价不断上涨，民怨飞扬，让我们党和政府严重脱离群众。（3）它破坏我们的改革，特别是物价工资这个关键性的改革。（4）它扰乱了我们要建立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走向发展盲目的、近视眼的经济，挡住了我们走向科学技术进步的道路。一部分大大小小的有权人，搞了吃喝玩乐、高消费，和广大群众，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尚未解决温饱地区的群众走得越来越远。宾馆、招待所越盖越豪华，让有权的人、发了财的人去享受，穷吃滥喝，屡禁不止，泛滥成灾。搞通货膨胀不断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如果坚持下去，可能要出大事。我不是危言耸听，我以为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要让人民认为我们党从上到下腐败了。实行赤字财政政策、通货膨胀政策要犯大错误。

反对通货膨胀政策是父亲从事金融工作长期坚持的信念。1988年父亲为此大声疾呼，迫切希望尽快纠正已经发生的问题。后来，这个问题不幸被言中了。年底党中央决定开展治理整顿的方针。1989年夏天，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借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搞动乱，造成的损失令人痛心疾首！

发展电化教育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

文革期间我国的大学停办，大量年轻人失学。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一部分年轻人才有了读书深造的机会。这个时期，国家经济建设所需的各种人才出现断档，各项事业发展后劲不足。

我国的文革时期，周边邻国日本飞速发展。一个在二次大战后满目疮痍的战败国，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在短时间里，奇迹般地跻身西方发达国家行列。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对日本社会发展考察研究了20年，得出的结论是："日本能够获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整个社会在追求知识"。日本对教育的人均投资在全世界占第一位。而我国呢？教育经费之少世界罕见。全世界151个国家，我国的人均教育经费排在149位。1982年我国人口普查中12周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竟达两亿三千万人。这些数字怎么能不令人汗颜？我们的父亲为此忧心如焚！

1984年5月，我们的父亲向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就电化教育问题写了报告。他说，我国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智力开发的投资与经济建设和其他方面的投资不成比例。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党的十二大以后，不是从上到下把战略重点之一放在教育、科学上"。"不肯下大力办教育，宁肯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铺新摊子，而这带来的损失不是十亿、百亿，而是千亿"。"这是国家管理的一大失策"。他建议，要提高电化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因为以面授为主的教育方式是手工业方式，用这个办法解决大多数不能录取的高考落榜生受教育的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还从经费、师资、设备、效益等方面论证了在我国进行电化教育的可行性及发展前景。

1984年6月9日，胡耀邦总书记对父亲的报告写了批示。

"乔培新同志的意见颇有见地，值得我们认真考虑。因此请作为书记处参阅文件，印发给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委员和中顾委常委看看，同时请计委、教育部牵头，约广播电视部、财政部、电子工业部认真座谈几次，看是否可行和如何行法，然后将结果向书记处汇报。

乔培新同志现年七十二岁，长期从事银行工作，现在仍担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看来，这个同志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善于思考和提出问题。现在我们正需要有一大批负责干部，能够开动机器，在这方面多发挥作用，使我们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打开各方面的新局面。因此，也请中顾委向身体还健壮的老同志吹吹风：把劲往这些方面使。"

父亲关于发展电化教育的报告得到了总书记的充分肯定，具体的建议在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和探讨。一种改革创新型的事物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关注范围，对后来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1985年3月，父亲在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发言。他说，我国的教育在世界上处于落后状态无可争辩。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的发展，人民需要知识，要求受教育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特别是世界上兴起新的技术革命，需要我国人民有更多的知识、更新的知识、更高级的知识去迎接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教育、科学问题是党的十二大确定的战略重点之一。可是实际工作安排上与这些要求并不适应。许多同志说主要是财政困难，其实这只是一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我国对知识、对教育重视不够。国家拿不出很多钱来，那么能不能另想办法解决我们多年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呢？能想办法。现在我们中国和世界上都有了新办法，就是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办各级各类教育，进行远距离教育。这就是我建议的：在教育改革中，应突出提高电化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这里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不要让只有办好正规教育才能解决问题的老观念把人们束缚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教育要先走一步，走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前面，不要限于和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保持同步。不只应该加快发展教育，还要特别强调教育界的知识更新，全国干部队伍的知识更新。

父亲在这次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与23位政协委员联名提出议案："建议由银行贷款10亿至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远程电化教学。"为把发展电化教育的问题落到实处，父亲直接找到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请求帮助。李行长清楚了父亲的来意后，很受感动。当即表示大力支持，并说乔老在银行工作一辈子也没求过人，现在来求我，一不是为个人，二不是为家乡，而是为了提高全国的教学质量，为祖国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这是大好事，要大力支持！李行长很开明，说干脆由银行借钱给财政，由财政给教委拨20亿元作经费办电化教育，并明确表示本利都不回收。这笔款项交给当时的国家教委副主任邹时炎，专款用于全国的电化教学项目。从此，全国的电化教学开始快速发展。

一个民族没有文化会落后，会挨打。对此，父亲及他们那一代人有着切身的体验和切肤的疼痛。由这种感受唤起的庄严的民族责任感，使父亲对自己办的这件事有着忘乎一切的专注。那时候，我们的父亲为了发展电化教育，改变我国教育的落后状况，为国家培养更多的现代化建设人才，积极建言献策，上下奔走四方。他的想法和建议得到了积极回应。

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中，多次指出电化教育的重要性，并把发展电化教育作为发展教育的一项主要政策措施。1996年6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大力提高教育技术手段的现代化水平和教育信息化的程度；……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各种音像手段，继续搞好多样化的电化教育和计算机辅助教学。"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人们越来越重视信息技术对人们素养及学习绩效的影响。教学辅助设施趋于综合化、网络化、智能化，教学内容存储和传输方式多样化，教学组织形式和学习方式也不断变化。几乎每一种新的信息技术的产生，都会被应用到教育中。

电化教育重新起步以来，发展之快、普及之广、应用之多出人意料。这一时期的电化教育形成了学校电化教育、广播电视教育和卫星远程教育为主的三大系统。电化教育在提高教学质量、扩大教育规模、促进教学改革和教育现代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看此事，我国的电化教育确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并且远远超出了老人家的设想。

深入调研积极投入三峡工程论证

父亲参加政协工作以后，认真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努力参政议政，把心里关注的国家大事说出来。他所在的经济组参与了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他从1984年秋天开始了解研究长江三峡工程。1985年4月，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在京召开时，167位政协委员对三峡工程问题，单独或联合提出十七件提案，建议缓上三峡工程。

1985年5月，原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席、中国第一座石油基地玉门油矿的创建者、中国现代能源工业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组组长的孙越崎老先生，以92岁高龄率领全国政协考察团，对长江三峡作了一次为期38天的认真考察。父亲参加了这次考察。考察团通过深入考察和研究探讨，得出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在投资、防洪、泥沙淤积、航运、发电、移民、安全等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近期不能上。

1988年11月下旬，水电部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召开第九次扩大会议，讨论"综合规划与水位"和"综合经济评价"两个专题论证报告。孙越崎、林华、王兴让、胥光义、乔培新、陈明绍、罗西北、严星华、赵维纲、陆钦侃等九位政协委员应邀参加了会议。他们在充分听取汇报和阅读文件的基础上，在会议上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主要内容有：

一、三峡工程所需庞大投资非当前国力所能承受

论证报告中所提出的静态投资361亿元是明显不足的。投资估值是以1986年物价为依据的，而1987年和1988年物价上涨幅度很大；另一方面是总投资中未列入三峡工程开始发电后每度电提取3厘钱(每年2.5亿元长期提取)的"库区建设基金"，因泥沙淤积壅高库水位而增加的移民费用，以及因库尾淤积而需整治航道港口的费用。考虑这些情况后，静态投资要比361亿元大得多。在财务评价中，占投资总额50%～65％的葛洲坝和三峡电站发电利润用于三峡工程建设，没有计算利息。据财政部的同志表示，葛洲坝发电利润用于三峡工程有国务院批文，三峡发电利润能否用于三峡工程建设，尚无根据。而且这样考虑特殊条件进行计算，难以说明其财务可行性。论证报告中考虑今后物价上涨和部分投资的利息后，所列动态投资934.5亿元，也是偏低很多的。据建设银行的同志计算，三峡工程的动态投资最低2000亿元，最高达5000多亿元。

二、三峡工程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1．泥沙问题。长江是世界上第四条多沙河流。要在泥沙很多又通航的黄金水道上建设高坝大库，国外还没有过。三峡水库为了蓄洪，势必大量拦沙，就要引起库尾严重淤泥而可能碍航，并将壅高重庆水位，进一步增加四川的洪水灾害。

2.移民问题。三峡工程大坝175米方案推算到2008年动迁人口113万人，尚未考虑因泥沙淤积壅高库水位而需增加的移民数。据估算开始蓄水发电后20年淤积将增加移民30万人，50年淤积将增加50多万人，总计移民数将达140万～160万人。三峡库边地区原已人口超载，粮食不够自给。水位提高将淹掉43万亩好地，还要后靠迁建13个城市和657个工厂，都要在山丘坡地上开垦出来，将超过其环境容量。一百几十万人移民将是很大的社会问题。钱正英同志1985年曾说："移民是关键性的经济问题，甚至于是政治问题。"这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

3．技术问题。三峡工程的过坝通航建筑物，采用连续5级大船闸，其最上一级船闸要适应水库水位的巨大变化，人字门的尺寸(宽34米，高38～42米)，输水阀门的水头(50米)，都将超过世界水平。5级连续船闸中任何一级发生事故，全线都将不通，航运部门对此很担心。所用载重量11500吨、提升高度113米的大型升船机，更是超世界水平。国外已建大型垂直升船机不多，三峡升船机与国外最大的比利时升船机(计划1988年建成)相比，载重量比它还要大30％，提升高度比它高55％。与我国已建的丹江口垂直升船机载重量450吨、提升高度50米相比，差别更大。我们是否有把握建成这样巨大的升船机，最好先在建设中的水电站做中间试验，比较稳妥可靠。

4．环境影响。在这次论证会上，生态环境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马世骏说，中国科学院组织对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影响研究报告的结论是弊大于利。生态环境组顾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侯学煜认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影响深远，工程是否上马应加慎重。

5．风险问题。库区有大量潜在的滑坡和崩塌体，水库蓄水后将加速滑塌，并可能诱发地震，对水库和大坝的安全有一定风险。三峡工程是防洪、发电、航运的重要枢纽，牵动着国计民生，在未来战争中将是一个重要的攻击目标，三峡大坝万一被破坏，将对下游的江汉平原、洞庭湖区和宜昌、沙市、武汉等一系列重要城市和广大居民造成毁灭性灾害。现代战争很多是用突然袭击来达到其战略目的的。

政协经济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宜晚建而不宜早建。"可是，这个结论最终没能成为三峡工程论证的主流意见，没有被采纳。

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对《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进行表决。结果是：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另有25人未按表决器。议案获得通过。反对票和弃权票之多，在中国建政后投票史上罕见。

1994年12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三峡工程正式开工。此后经过多年的施工建设，2003年三峡大坝建成蓄水，三峡地下电站于2012年上半年建成，国家批准的初步设计建设任务完成。工程建设中的阶段性验收于2010年11月通过，三峡工程进行了6年试验性蓄水。通过监测，各项指标均在设计或预测范围内，库区地质总体安全稳定，三峡工程质量、功能得到了相应的检验。

三峡工程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是综合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工程，是防灾、减灾、兴利、除弊，保障长江中下游千百万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工程。当前，三峡工程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利用等综合效益已全面发挥。2010年和2012年三峡工程经受了两次超过1998年最大洪峰的考验，确保了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安全。三峡电站年发电量近千亿千瓦时，10年累计发电7100亿千瓦时，提供了大量清洁能源，为节能减排作出了重大贡献。三峡船闸年通过货运量已超过1亿吨，是三峡工程兴建前的5.6倍，通航10年累计通过货物6亿吨，有力地促进了长江航运事业和沿江地区经济发展。

但是，三峡工程建设造成的问题也同时存在。从三峡大坝建成蓄水以来，长江沿岸极端气候频发。西南地区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连年干旱，一年比一年严重。2009年开始的大旱，一直延续到2010年。长江中下游遭遇50年罕见大旱，降水量同比减少40%～60%。各主要江河蓄水比上年同期少一至七成。洪泽湖降至死水位；洪湖无法行船，最深仅30厘米；洞庭湖干涸；太湖水位到了历史新低。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周建军在《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51期发表谈话说："由于三峡大坝从9月10日开始蓄水，导致下游水量减少，鄱阳湖正常的枯水期提前了30多天。长江水位一低，鄱阳湖的湖面立刻就跟着缩小了。整个鄱阳湖都很浅，像个盘子一样，水位从10米升到15米时，整个湖面就会从150平方公里左右延展到2500平方公里。有个旱涝急转的说法，常常一到枯水期，很多区域就变成草原了，长江的水位对鄱阳湖的面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管是鄱阳湖还是洞庭湖，受这一点影响都很大。鄱阳湖很多湿地位置较高，中小洪水一来就被淹没掉，形成季节性连通。现在不发水了，没有了正常的水位波动，很多湿地的生产力就慢慢退化了，失去了原来的生态价值。"

事实上，防洪、发电、航运都有各自的不同要求。如果三峡水库经常用于拦蓄洪水，会影响三峡通航条件，使航运效益受损。三峡集团考虑电厂发电和大坝安全，旱季缺水不愿加大流量下泄，洪季它要降低水位，加大泄流。因为旱季库区蓄水，长江下游干得见底；而雨季泄洪，让下游抗洪雪上加霜。2010年洪季时先淹重庆，后来又因加大泄洪，让下游"一场暴雨一场洪灾"，此时谁也顾不上谁。2011年的电荒来的早，干旱使三峡大坝必须放水，影响了发电。电荒与干旱同时袭来，蓄水发电与航运、防洪、灌溉的矛盾如何解决？至今没有答案。

2017年3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开放团组日活动中，湖北省省长王晓东回答记者关于防洪能力时直言："你的问题问到了我们的痛处、痛点。"2016年，湖北省遭遇特大洪涝灾害袭击，全省2000多万人受灾，直接损失700多亿元。他说："我们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的位置，坚决防止把长江搞窄了、搞浅了、搞臭了。"

　　三峡工程尽管实现了"高峡出平湖"的壮举，但却让长江这条黄金水道变得不畅通了。2014年11月25日《长江商报》记者李璟对此做了报道。他写道，在长江航道上跑了20多年船的船长陈师傅感叹道："以前10天就能从武汉跑一趟到重庆的货运，现在动辄要花上个把月。"三峡五级船闸双向年通航能力为1亿吨，预计2030年达到。然而，随着长江物流货运量的大幅增长，船闸通航能力不足与过闸需求矛盾愈加突出。到2011年，实际双向过闸量突破1亿吨，比预计达到设计通航能力的时间提前了19年。一名在三峡大坝景区做生意的商户告诉记者，一般过闸船只通过的时间约4个小时，有时也会长达七八个小时。做物流运输生意的王先生有近10年的跑船经历。他说，三峡船闸通航后，船舶通过船闸时必须提前申报。我最长的一次等了一个星期，听说也有等十天半月的。即使批准申报了，还需要很长时间等待允许过闸的通知。因为三峡局要根据现场状况和天气，按照船只大小安排进闸。

三峡工程蓄水后，水流变缓，河流的自净能力大减，上游城市的污染物不能及时疏导而蓄积在水库中，因此造成水质恶化和垃圾漂浮问题，可能引发传染病。长江干流水质局部污染严重，整体呈恶化趋势。长江干流存在岸边污染带累计达600多公里。三峡库区的各市、区、县都不准备把三峡水库作为生活饮用水源，而要另辟水源。可见三峡水库水质问题之严重。

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之后，有约80%的泥沙淤积在水库中，而且主要淤积在水库的尾部。由于水土流失进入水库的红土微粒粘性强，和粗砂、砾卵石掺杂在一起，形成坚硬沉积层，和黄河中的细沙的特性有很大区别，排浑蓄清措施对这样的沉积层没有办法。虽然中央政府为了防止砾卵石淤积问题的出现，在嘉陵江和金沙江上建造了和正在建造多座大坝，阻止砾卵石和泥沙进入三峡水库，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多是把问题在时间上推移，把更严重的问题留给子孙。重庆港口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重庆已经作出计划，将重庆港上迁到寸滩和下移到万州。

三峡大坝蓄水后，形成一个长660公里，宽1100米的狭长型大湖，宽度是长江自然河道的两倍。三峡的水位提高100多米造成上游大面积的地质变化，土壤疏松，破坏了大自然原有的规律，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增加。三峡地区出现各类崩塌、滑坡体4,719处，其中863处在移民迁建区。2007年11月，巴东县附近一个靠近三峡水库支流的铁路隧道入口处发生山体滑坡，3050立方米的土石滚落到公路上，导致一辆大巴被埋，造成30人遇难。

三峡工程对周边生态造成严重冲击。水库淹没大量植物，动物栖息地受到破坏，损害自然生态。鱼类如草鱼、青鱼、鲢鱼、鳙鱼无法正常通过三峡，生活习性和繁殖受到影响。长江物种减少，国宝白鳍豚难觅踪迹，长江鲥鱼不见多年，中华鲟、白鲟数量急剧减少。长江流域天然捕捞产量从1954年的42.7万吨下降到90年代的10万吨左右。

三峡移民工作长期而复杂，移民数量大大超过了计划数。截至2006年底重庆库区计划移民95.13万人，实迁人口102.3万人。加生产安置20万人与2007年及以后移民15万人，仅重庆库区移民总数达137万余人，超出移民计划42万人。三峡工程的移民对安置工作不满，每年信访次数高达八万多件次，连年持续不减。三峡工程的开发性移民措施，不但没有使百万移民致富，而是使绝大多数移民陷入赤贫状态。负责三峡工程移民信访的官员将移民生活用"三低"和"三无"来描述：收入低于搬迁前的水平，低于安置地农民的水平，生活水平低于当地贫困线，以及无田种，无工做，无出路。到2006年，上报批准的三峡工程移民113万已经安置完毕，批准的400亿元移民安置费已经用完，但还有数十万居民要搬迁安置。由于前期移民安置存在问题多，造成后来移民安置工作更加困难。

2011年5月18日，温家宝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会议指出，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开展三峡后续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保护环境、持续发展，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国家扶持、多元投入，区分缓急、分步实施的原则，完善扶持政策，加大资金投入，建设和谐稳定的新库区，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主要目标是：到2020年，移民生活水平达到湖北省、重庆市同期平均水平。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库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交通、水利及城镇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移民安置区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地质灾害防治长效机制进一步健全，防灾减灾体系基本建立。

我们的父亲和一起参加三峡工程论证的政协委员们，看到了三峡工程开始施工，没有看到三峡工程竣工。这项中国建国以来最重大的建设施工，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效益在，问题也在。它留给后人一个难题，要用很多年的时间去解答，去处理。愿三峡工程为中国人民造福。

建议投资支持稀土应用研究和开发

稀土金属由于具有优良的光电磁等物理特性，能与其他材料组成性能各异、品种繁多的新型材料。其最显著的功能是大幅度提高其他产品的质量和性能。比如大幅度提高用于制造坦克、飞机、导弹的钢材、铝合金、镁合金、钛合金的技术性能。稀土是电子、激光、核工业、超导等诸多高科技的润滑剂。对于现代化武器装备来说，稀土是不可或缺的。从发动机到机身，从战机到舰艇，从制导系统到火控雷达，皆离不开稀土材料。稀土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

1993年6月30日，我们的父亲给朱镕基副总理写信，提出了"关于投资支持稀土应用研究和开发的建议"。

父亲在这封信上说：稀土是个宝，我国得天独厚。稀土不稀，蕴藏量占世界的80%。这是我们的一大优势。十多年来，我们依靠自力更生，成功地解决了从采矿、选矿到冶炼分离和提纯等一系列重大技术问题，年产量远超美国，世界第一。天赐的自然资源优势在握，现在却出现了产品积压、企业亏损，"黄金换铜"，肥水外流的被动局面。

从国际发展的全局看，从国民经济效益的纵深看，关键问题是：稀土应用研究和开发没有跟上，投入不够，国内应用市场没有打开。于是，宝贵的、来之不易的材料不能变成高附加值的、应用极其广泛的产品。我们拿不出国内各行各业竞相使用，国际市场风行全球的高级稀土产品来。于是材料积压了，贬值了，陷入了困境。我们成了抱着金元宝的穷汉。

为了尽快扭转稀土工业的被动局面，打开国内应用市场，改变出口产品结构。我建议：由银行、科技、产业三结合大力推动稀土应用研究和开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紧密配合，互相协作，在较短时期内打开国内应用市场。具体建议：银行投资四亿元人民币，加五千万美元外汇。其主要部分投给我国最大的稀土产业包钢稀土公司。其余部分用来在北京设立稀土应用研究开发基金，成立北京稀土应用研究开发中心，负责组织相关科学技术力量，协同作战，大力开展稀土应用研究和开发工作。

实施上述建议，预期可以收到几方面的效果：第一，银行界逐步取得介入、支持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的经验，学会从支持高新技术中为国家创收。第二，从一个方面支持科技界深化改革，对国民经济的高效高速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第三，通过支持我国最大的稀土基地，开拓出稀土在工业、农业、医药、通讯、能源、国防领域广泛应用的新局面。用稀土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对整个国民经济，对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必将产生巨大的效益。一箭三雕，何乐而不为！

对此，朱镕基副总理批示："正庆同志：此事宜请计委、经贸委、科委、科学院等有关单位研究安排，银行支持。请酌。"

1993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就此事的办理情况，向朱镕基副总理写了报告。

您8月9日对乔培新同志《关于投资支持稀土应用研究和开发的建议》作了批示以后，我们即致函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征求意见。对您的批示及乔培新同志的建议，上述委、院都十分重视，进行了专门研究。总的来看，各方面都同意银行投资开展稀土应用研究和开发。

中国科学院复函对您的批示和乔培新同志的建议，表示热枕的欢迎和积极支持，认为"此举将对我国稀土工业的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该院积极支持"银行、科技、产业三结合"的新型稀土应用开发组合模式，赞同乔培新同志建议中提出的由银行提供资金，设立"稀土应用研究开发基金"，并表示"愿意承担组建基金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工作，团结全国各行各业的稀土技术专家、学者组成委员会，共同管好用好该项基金"。

国家科委复函认为，"银行支持科技发展和高新技术产业，支持稀土应用研究和开发，加强我国稀土资源的应用和开发是迫在眉睫的一件好事"。他们"非常赞同银行、科技、产业三结合，大力推动稀土应用研究和开发的建议"；"同意把包钢稀土公司作为重点，加强投入，大力推动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设"。科委还认为，"乔培新同志关于设立稀土应用研究开发基金的建议，有利于继承前段研究成果，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协调国内的研究开发力量"。

从国家计委抄送我们的"关于发展我国稀土行业有关问题的报告"看，他们也认为应该大力开展稀土应用研究和开发；"努力扩大国内市场"；"赞成在北京设立稀土应用研究和开发基金"。在他们设想的90年代发展重点中，也包括包头钢铁稀土公司和中国科学院。

您对乔培新同志建议的批示，已经在包头方面和京区科技界传开，反应都很热烈。我们已经收到包头市人民政府"关于认真落实朱镕基副总理批示，加快发展包头地区稀土高新技术产业的报告"。他们认为，您对建议的批示，"是对稀土应用研究和开发的极大关怀和支持，是把稀土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的战略之举"。这一建议的实施，将使包钢稀土走向新的快速发展的道路。稀土应用开发对我国稀土工业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报告支持乔培新同志的建议，提出了在包头落实的具体方案。

长期经费匮乏的稀土科技专家学者们听说您对建议作了"银行支持"的批示后，更是如久旱逢甘露，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他们说，过去是"婆婆多，经费少"，超国际的先进科学思想变不成成果，已有的成果无法变成产品。他们反映，现在我国稀土材料出口越来越多，而售价越来越低。特别是对日本出口，做的完全是亏本买卖。日本人用低价大量买进我国宝贵的稀土原料，用他们掌握的高新技术制成有高附加值的稀土应用产品，又返销到我国，成十倍成百倍收回了他们向我国买材料付的那点外汇。可是，我们并不是没有能搞稀土高新技术的专家。全国稀土学会就有三千多会员，许多人没有经费，"等米下锅"。钢铁研究总院的杜挺教授的一项研究，因几家主管部门扯皮，压了三年；北大教授相应昌是世界第四代稀土永磁体的发明人，也因为得不到经费支持而不能将研究成果变成有用的产品。专家们一批批造访乔培新同志，认为他的建议抓住了稀土产业的关键问题，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特别是建议提出采取银行投资，实行银行、科技、产业三结合的方式是一个创新，可以省去部门扯皮，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希望能尽快落实。

我们的父亲为中国的稀土工业的发展，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努力，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包括一些人的不理解和工作中的不配合。他当时的很多想法是具有创新思维的。看今天中国稀土工业的发展变化以及稀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与那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我们的父亲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

随着稀土永磁材料新的应用不断涌现，特别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知识经济的发展，给稀土永磁材料不断带来新的用途。除了在计算机、打印机、移动电话、家用电器、医疗设备方面广泛应用外，在汽车发电机和音响系统已经开始应用。这极大地带动了钕铁硼产业的发展。

钕铁硼生产企业主要分布在中国、日本、美国、德国。世界生产钕铁硼的著名企业有日本的信越化学、精工爱普生、大同公司等。自1985 年以来，世界钕铁硼磁体产量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我国生产钕铁硼的企业目前超过 100 家，有代表性的企业是中科三环、宁波韵升、安泰科技、太原刚玉、北京京磁、宁波永久、宁波招宝等。产品产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浙江、山西、津京等地。我国钕铁硼的产量 2001 年开始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钕铁硼市场需求决定着稀土金属的产销量，并影响稀土金属企业的经营状况。钕铁硼产业的发展带动了稀土金属产业的发展。进入 21世纪，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日本、美国、欧洲的钕铁硼产量有所降低。由于中国稀土永磁产业的飞速发展，使得世界稀土永磁体产量仍然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2010 年世界钕铁硼磁体的产量达到 102700 吨，为稀土金属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前景。

随着我国稀土冶炼技术的升级换代，产品质量的提高和生产能力的扩大，国外企业由购买我国的稀土初级产品逐渐变为购买稀土金属。近几年，我国稀土金属产量迅猛增加，产品质量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国的稀土金属由于生产成本低，产品市场销售价格低于国外同类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具有明显优势。致使世界上生产稀土金属的国家如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奥地利、印度、俄罗斯相关企业的生产无利可图，相继减产或停产，转而直接购买我国的稀土金属与合金，再进行深度加工。目前我国稀土金属和合金产品的产销量占世界市场的 80% 以上。

进入21世纪，我国的稀土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稀土金属由于独特的化学性质，明显改善了钢、铸铁和有色金属的力学性能、工艺性能和使用性能。稀土有色合金材料是航空、航天、军事和汽车工业领域重点发展的新一代材料。由于稀土金属具有无法取代的优异磁、光、电性能，是高性能稀土永磁、磁光存储和超磁伸缩等高新材料必不可少的原料。这些材料广泛用于计算机、高密度信息存储、通讯、高精度导向、信息高速公路及国家安全防范等高科技领域。

稀土资源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在世界各地的储量有限。正所谓物以稀为贵，才导致各国对它的渴求已经到了望眼欲穿的地步。日本所有高端产业需要的稀土超过90%依赖从中国进口。2010年，我国宣布对稀土的出口进行限制，导致世界市场稀土价格陡增，日本叫苦不迭。正是因为中国掌控着如此重要的战略资源，一旦中国对美国实行稀土禁运，那么美国的高新科技将遭受沉重的打击。

在清华大学培养了心智炼就了魂魄

我们的父亲在老年阶段，很关注清华大学的校庆活动和校友会活动。他在身体比较健康的时候，多次以九级校友的身份参加清华大学的校庆活动，即便是坐着轮椅也叫儿孙陪他去。见到校友们，他总是十分激动。校友会寄来的各种本册他都爱不释手，并主动与大家联系。他向我和其他子女多次讲起在清华大学学习、生活的情况，讲起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经历。父亲很怀念过去在清华大学的那段时光。那段时光对于他学习知识、锻炼成长、参加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1989年12月2日，我们的父亲给九级校友写信，主要内容是：清华大学九级校友们：你们好！我们1937年从母校毕业，分手已有半个多世纪了。这半个世纪，国内国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与同学们联系交往实在太少。小时，我上学较晚，今年已进入78岁，如不抓紧联系，说不定哪一天就再不能联系了。为了避免终生遗憾，特写此信，补上以往的不足。然后他写了离开学校以后，回内蒙古，去延安，进入银行工作，写了中国银行业建国以后的深刻变化，以及对国家今后的发展充满信心。他说，校友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前途是光明灿烂的，我们的子孙后代还会有无尽的发展！

我们的父亲1991年4月27日，参加了清华大学成立80周年的校庆活动。一同参加此次活动的九级校友有高少敏、陈霭民、肖伦、张龙翔、刘康、冯新德、彭德一、罗道坦、吴瀚、邵景渊、贾承文、李远义等人。九级校友共同在清华园经历了1935年"一二•九"运动，在卢沟桥爆发抗日战争前后离开母校，奔赴抗日前后方，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历尽艰险，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牺牲和贡献。他们对自己学生时代参加的爱国运动记忆犹新。清华大学是"一二•九"运动的发祥地，而这些九级校友又是当年学生爱国运动中清华大学的主力。作为"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和见证人，他们都对这一段经历深感自豪。

吴瀚女士在谈到"一二•九"运动时，兴致盎然地讲述了自己和钱伟长等20位同学组成了自行车先遣队向当时的国民政府抗议的情景。这次抗议虽然遭到反动政府的野蛮阻挠，却体现了清华学子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拳拳报国之心，也激发了更多社会人士的爱国热忱。"华北事变"、"七七事变"，日寇铁蹄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愈演愈烈，"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爱国运动中，清华九级学生表现突出，于是有了由朱自清先生作词，容启东先生作曲的《清华九级级歌》：同学少年，同学少年。来挽既倒狂澜，去向民间……　

　 1994年4月24日，清华大学83周年校庆日,九级同学毕业57年。九级校友多数人已届耄耋之年，有幸能返校相会并合影留念实为可庆之事。这一次，父亲是拄着拐杖来的，由乔晨陪着。他走得很慢，但很高兴。

1997年是清华大学建校86周年，九级同学毕业60周年。4月27日是校庆日，清华大学举行了庆祝聚会。王大中校长、贺美英书记到会祝贺。这一年，父亲的身体不太好，行动不便，没能去学校参加聚会。父亲在会上做了书面发言，由章惠中代读。

父亲说："1933年是我们投考母校之年。日军侵入长城以内，夏天，日本帝国主义一列兵车开进北平前门火车站，荷枪实弹，机枪口朝着站台。我亲眼看见，受的刺激有多么深痛！多么欺人，使国人大受耻辱！

1936年秋冬，我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看到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廉臣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作者通过亲身经历和大量事实描写了国民党的腐败、阴暗、没落和共产党的廉洁、革命、光明。说人说事，生动具体，我看了以后，非常激动，下决心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2月22日我正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九级校友们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入学时有366人，大多数人于1937年毕业。在他们中间产生了许多位卓有成就、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专家学者，其中出了8位院士。他们是梁守槃、吴征镒、秦馨菱、王世真、葛庭燧、冯新德、武衡、林家翘。除了做科学家，九级校友中有很多人一生的业绩很出色。

中国的导弹专家梁守槃。梁守槃院士是导弹总体和发动机设计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开拓者之一。他长期从事海防导弹的技术领导工作，曾作为技术负责人或总设计师，领导研制成功几种导弹，装备了部队。梁守槃以他渊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带领科技人员解决了多项技术关键问题；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的设计、试制、生产和飞行实验，满足了部队装备的急需，使中国的国防力量得到实质性增强。

世界闻名的植物学家吴征镒。吴征镒曾在西南联大、清华大学任教，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兼研究员。他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设想。1956年，他率先向国家提出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1999年，他提出了建立国家"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设想。吴征镒院士荣获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胡锦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向吴征镒院士颁奖。

当代中国地球物理学的开拓者秦馨菱。60年代初，中国开始核试验、导弹试验和发射高空气象卫星。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参加其中的工作。秦馨菱带领年轻的科技人员，在原子弹爆炸时通过无线电遥测仪测定气压变化，然后推算爆炸当量，满足了国防科技的需要。秦馨菱不断把研制成果的范围扩大，涉及人造卫星。1970年4月24日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能播放东方红乐曲)，其上的大部分仪器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研制的，秦馨菱功不可没。特别是他领导研制的遥测系统和定位系统，为中国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提供了重要保证。

中国核医学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北京协和医院核医学教授王世真。1995年，王世真院士发起核医学与21世纪生命科学研讨会，推动这项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北京协和医院在国内最早建立了核医学科，治疗了大量的病人，进行了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他在实验核医学与临床核医学的结合方面的研究，在脑、肝、肾等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提高了对某些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的效果，推动了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发展。

当代应用数学的开拓者林家翘。林家翘1941年赴美国进修，1944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在当代应用数学方面取得成就。他历任麻省理工学院数学教授、学院教授、荣誉退休教授。1951年，他成为美国国家艺术和科学院院士。林家翘对中国科技事业十分关心。自1972年以来曾多次回国作学术访问，邀请众多美国知名专家来华讲学，接受多位中国学者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有造诣的专家，推动了应用数学与流体力学在中国的发展，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02年8月他回国定居清华大学，出任清华大学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林家翘院士领导的小组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清华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勤奋工作。

开拓新中国卫生事业的优秀医学科学家薛公绰。薛公绰1937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八路军，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任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教员、教育长，北京医学院副院长，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卫生部外事局局长等职。他为我国卫生及医学教育、医学科学和卫生外交事业的发展，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李侠文。李侠文1938年在香港考进大公报馆，六十多年一直在《大公报》工作。他的职位从翻译编辑逐步晋升至总编辑、副社长以至董事长，退休后任名誉董事长。李侠文先生一生热爱祖国、热爱香港、热爱新闻事业，一辈子服务《大公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坚持爱国进步的新闻观点，讴歌新中国、支持改革开放，参与九七回归的大量舆论工作，在社会上发挥了良好影响，在新闻同业中享有声誉。他历任第五届至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社理事会理事。他在新闻界的成就，国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为新中国保护银行资产的刘本堃。刘本堃1943年起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工作。那时，伦敦分行为中国银行掌握着大量外汇。1949年，中国银行成立了总管理处，总处通电海外分行，要求冻结资产等待接收。伦敦分行的经理拒绝接受总处领导，准备把中国银行在欧洲的大量外汇转移到台湾。刘本堃等五位员工为保护中国银行的资产决定起义。起义小组成功地保护了银行的资产。此后，刘本堃被中国银行总行任命为襄理。

1967年，在刘本堃的一再申请下，中国银行总行同意他们夫妇回国工作，接到通知后刘本堃在短时间内变卖了全部家产，自己的一套质量很好的公寓以12000英镑的低价出售。回国后刘本堃被分配到中国银行总行国际部工作。刘本堃回国以后，我们的父亲高兴地在杨梅竹斜街家中设宴欢迎刘本堃夫妇及儿子，畅叙清华同窗之谊，以及大学毕业后国家和个人的深刻变化。为把宴席做好，父亲请总行机关小灶的厨师到家里做菜，做的很像样呢！　

1967年6月的一天，周恩来总理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信中写到："敬爱的周总理，我们今天通过银行给您汇去英金一万两千镑。这些钱是我们这些年从工资内节省下来的。我们早就打定主意，要把这些积累下来的钱交给国家，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但由于目前的情况，我们不清楚应该通过何人将这笔钱交给国家才稳妥可靠。万不得以，我们才将此事交您处理。因为我们深知，您是忠实执行毛主席路线的，是我们群众可以信赖的人。"随信寄去一张1.2万英镑的汇票。根据1967年的汇率，1.2万英镑折合成人民币82308元。那时，一个普通干部的月收入不过100元。即使是周总理，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400多元。1.2万英镑的捐款无疑是个巨大的数字。周总理很快做出批示：个人存款，国家不能收。要尽快查到捐款人，将钱退回去。

1967年到1997年，时间过去了30年，将英镑折合成人民币并加上利息，这些钱在1997年价值46.7万元。中国银行也查到刘本堃夫妇是捐款人。中国银行的代表找他们，问如何处理这笔钱。刘本堃夫妇在80年代末相继退休，家里的经济来源只有退休金。那时刘本堃长期患病，经常住院治疗。即使在这种条件下，两位老人还是坚决不肯收回捐款。刘本堃的夫人刘道蕊提议，以我丈夫的名义建立一个基金会，用来表彰中国银行的优秀员工。1997年8名青年职工成为第一届刘本堃基金获得者。

　　我们的父亲在清华大学经济系读书期间的系主任和教授是陈岱孙。陈岱孙执教长达70年，是一位热爱祖国、坚持真理、追求进步的学者。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怀抱经济救国的志向，希望运用所学的知识，培育治国经邦的人才，以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面对时代的大变动，他敢于对关乎国家发展、民族独立等大是大非问题作出回答。

改革开放时期，陈岱孙教授密切关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如何认识和把握我国经济生活的现状和规律，确定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提出了自己的重要意见。陈岱孙认为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是危险的。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史的研究中，最忌简单化的做法。先生把自己一生的关注凝聚在教书治学上，排除各种诱惑，及时了解各种动态，学术思想很新，对经济形势和未来发展都有深刻的理解和分析，提供给经济界和决策部门参考。陈岱孙教授学识之渊博，教学艺术之高超，素享盛誉。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宗师。

我们的父亲在老年时，由于行动不便，让我陪他去拜访过陈岱孙先生。陈老家住北京大学燕南园55号。燕南园位于学生宿舍区，南边是一幢幢的学生公寓，西边是校医院。燕南园松竹挺立，几条清幽小径，坐落着幢幢静谧的书香院落，是校园中闹中取静的地方。燕南园大都住着知名学者教授，是大师荟萃之地。周培源、朱光潜、王力、向达、侯仁之、江泽涵、郑昕、芮沫、褚圣麟等大师曾在燕南园居住。近百年来，这里成长了中国数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知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与科学和民主思想结合，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魅力。燕南园55号是一栋带小院的平房，房间干净，摆设整齐。比我父亲大11岁的陈老腰板挺直，走路稳健，说话清楚明白。陈老一生未婚，家里有一个侄女照顾他的生活。父亲对陈老很尊敬，诚挚地向他请教问题，探讨问题。他们谈的很愉快。

1990年5月31日，我们的父亲参加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为陈岱孙先生90寿辰暨从教63周年举行的庆祝会。父亲说，我是50多年前陈老亲自教出来的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生。1934年开始在陈老的教授下学习经济学。毕业之年正是抗日战争爆发之时，陈老为我们1937级同学写的临别赠言，充满师生感情和民族义愤！陈老进入八九十岁的高龄，还为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担任顾问，有时还亲自授课，多么难能可贵！不久前，陈老赠送给我《陈岱孙文集》两卷。著作深入研究了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明确阐述了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明确否定了通货膨胀有益论，为我们寻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提供了重要参考。大量的中外事实说明：知识也是资源，也是财富；科学技术更是资源，更是财富。它们是各种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是重要的的社会资源。要从长远打算，为了当代，为了子孙万代，下决心把它们开发出来！争取用三四十年时间，把我国变为社会主义的富国、强国！

清华九级的老师和同学们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钻研精神，那么强的奋斗精神？能够做出卓越的业绩？清华大学的校训告诉我们的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说，作为一个高尚的人，在气节、操守、品德、治学等方面都应不屈不挠，战胜自我，永远向上，力争在事业与品行两个方面都达到最高境界。在做人做事方面要顺应自然，胸怀博大，宽以待人，承担起宏伟的历史任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辟地概括了中国文化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的兴衰变化，能够稳固地凝聚在一起，并保持一个伟大民族的生机与活力，是同这种深刻思维分不开的。清华大学在教育、科学及培养人才方面的杰出业绩，师生在拯救民族危亡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英勇献身精神，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取得的成绩，都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光辉体现。

我们的父亲在清华大学这样的校园里接受了高水平的教育，深刻领会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他与同学们共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思想上、政治上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们的父亲在清华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他愿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奋斗一生。我们的父亲是以这样的知识基础、政治基础在延安进入陕甘宁边区银行工作。解放后他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并逐步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为中国人民的金融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我们的父亲直至老年，依然壮心不已！

　　 心系家乡的百姓脱贫和经济发展

 我们的老家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虎石梁乡本坝沟离县城90公里，是一个穷地方。我2006年和2011年两次回老家。我见过农村穷，可没见过这么穷的地方，穷到连人都没有。这里是农村，可连村子都不是，只是坡地上零零散散地住两三家人。从公路进来没有路，只有一条河道，天旱可以走车，如果天下雨，河道里有水，就等于断了路。吃水靠打井，好在还能打出水来。想种地随便种，你自己去开荒，没有邻居和你抢地。你有本事就可以种，就是老天不下雨，庄稼打不了多少。家就是两间孤零零的房子，再加上羊圈猪圈。家是没有厕所的，我们上卫生间的问题，这里人随地解决。我父亲我姐姐在这里出生。他们那个年代，这里连房子都没有，利用土坡的一个面，掏个窑洞住人。这样的穷地方，久住城市里的人根本无法想象。2011年以后，本坝沟按照国家环境保护的政策实行退耕还草了。政府把住人的房子挑了顶，把农民安排到县城里，给他们分配了住房，还发生活补贴。现在我们的老家是无人区了，逐步恢复自然生态。

我们的父亲老年以后两次回家乡，分别是1983年和1986年。1983年秋天，父亲从北京回达拉特旗，参加党史和革命史研讨会，看望了三姑和三爹。在家乡那一辈儿的人，当时只有他们两人在世了。

父亲在鄂尔多斯边走边看边调研。在走访中，他发现当地农民养绵羊比山羊多，因为当时山羊绒没有绵羊毛价高。于是父亲找羊绒衫厂党委书记岳锐同志，细致地与他算账。父亲说，鄂尔多斯山羊绒是世界上最好的绒，厂子建这么大，没有原料生产基地怎么行？进口是靠不住的，人家给你原料才能生产，进不来原料，你就得拿着金碗讨饭吃。老百姓把山羊杀断种，没有羊绒你的厂子怎么办？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提高山羊绒价格，刺激老百姓多养山羊，你的厂子才能发展下去，否则维持不了多久。一席话说的岳锐同志茅塞顿开。于是他向领导汇报，开会讨论了多次，各级领导终于同意，把山羊绒的价格由每斤7元提高到22元，并报自治区政府批准。报告送上去后父亲还不放心，又给自治区政府主席布赫打了电话，反复阐明他的观点和理由。在父亲的努力下，自治区政府同意了伊盟的做法。第二年，山羊绒价格迅速提高到了每斤400多元。多年后许多干部群众回顾这件事都说：乔老不愧是中国的经济学家，看问题全面透彻，站得高看得远，对未来的发展有远见。在一定程度上说，鄂尔多斯集团公司能发展到今天，多亏当时乔老提出了别人想不到的办法。

父亲那一次到东胜、临河、五原、乌拉特前旗、包头、呼和浩特做经济调查，写了书面报告。1983年11月父亲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汇报了调研情况，提出了他的建议。布赫主席主持了汇报会。

父亲说："我是内蒙人。这次回内蒙，了解了一些地质、地貌和林牧业、农业、工矿业的生产情况，增长了许多知识，提高了认识。

内蒙西部是个大聚宝盆，伊盟的煤、白云鄂博一带的稀土矿，是世界储量最大的，是国家和地方都需要的。山羊绒制品在世界上是高档纺织品。伊盟的山羊绒产量占世界产量的四分之一，质量是世界最好的，在国际市场占有重要地位。我们长期低价收购，出口原料，追求以低成本换取外汇。出口皮毛原料是‘肥水流入外人田’，损害了我国自己牧、农、工的利益，让外国人制成成品赚钱，回头和我们竞争， 用我们的拳头打自己的眼。不出口山羊绒原料，是不是山羊绒就没有出路了？不是的，相反这会给山羊绒开辟更好的出路。我们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改造现有企业，把原绒一步一步变为成品，对国家和地方都有更大的利益。东胜羊绒衫厂用引进的设备加工1200吨原绒，一年能比原来多生产无毛绒210吨。按1982年每吨出口价格87368美元计算，国家一年多得外汇1835万美元，比引进羊绒设备的全部价格1384万美元还要多451万美元。

河套地区土壤盐碱化是由于重灌轻排、有灌无排造成的。解决盐碱化问题的办法是合理灌溉，保证排水。灌溉系统现在基本形成体系了，最大的问题是管理。排水干渠里长满杂草，没有起到排水作用。我建议利用银行和财政的资金，群众的人力物力，尽快开发盐碱荒地。人力不足用机械，财力不足用银行。要切实解决问题，应该设立内蒙西部盐碱地开发公司。重要的是在党领导下选择一批吃苦在前、事业心强的同志做骨干，组织起来做这件事。需要这个公司接手治理的盐碱地，包括巴盟的杭后、临河、五原、前旗、伊盟的黄河沿岸，包头市郊区和土右旗沿河地带，有近600万亩急需开垦的大平原地。

我们现在大量的平地被盐碱侵占打粮少，粮食不够一年向中央要20亿斤。粗略算一算，一年进口20亿斤粮，要2亿美元合人民币5.6亿元。五年是10亿美元，十年是20亿美元，也就是56亿元人民币。这样做实在不合算。我们可以重新安排一下，早一点让盐碱地多生产粮食，逐年减少这20亿斤粮食的进口，就不要国家用出口物资去换，不要中国银行付那么多外汇。把这省下的钱调回来，由银行用贷款方式借给内蒙西部盐碱地开发公司，在规划3亿元投资的基础上，再加一倍，用银行资金3亿元，情况就会大变。"

1983年，父亲经过不懈的努力，从人民银行争取到13亿元无息贷款，用于支持内蒙古自治区的盐碱地改造和稀土建设项目。父亲老年还在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地开展帮助。

鄂尔多斯集团是由1981年建成投产的原伊克昭盟羊绒衫厂发展起来的大型企业集团。30多年来，集团以"立民族志气，创世界名牌"为己任，追求"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的远大目标。羊绒制品的年产销能力达到1000万件以上，占到了中国的40%和世界的30%以上，产品质量、市场占有率、出口创汇、销售收入连年稳居我国绒纺行业第一名。2009年，鄂尔多斯从"羊绒品牌"向"羊绒时装品牌"升级，定位于高端的男女装品牌。鄂尔多斯集团以强大的实力和规模，进入中国企业500强之列。"鄂尔多斯"作为中国行业标志性品牌，荣登"2016年中国品牌500强"排行榜，位列第43名，是中国纺织服装第一品牌。

我们老家原来是贫穷的农牧业地区。现在可以通过利用当地丰富的山羊绒原料，做出在中国领先并走向世界的羊绒服装制品。鄂尔多斯羊绒衫用计算机控制编织，每一件衣服的花色都不同。在过去我们认为落后的内蒙古自治区居然能够做出这样的高档产品，多么令人吃惊啊！

鄂尔多斯是我国能源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含煤面积约占土地总面积的80%。拥有已探明煤炭储量1296亿吨，约占全国总量的六分之一,且煤质优良。2006年,煤炭产量达到1.6亿吨,是全国产煤最多的地级市。煤炭主要运往东部发达地区。苏里格气田是国内最大的整装天然气田，天然气产量占全国14%。这里生产的天然气主要通过陕京输气管道送往北京。鄂尔多斯蕴藏的能源资源占全国35%以上，能源调出量占全国一半以上。当地政府非常想将煤炭、天然气留在本地进行再加工,将资源变成工业产品，通过发展电力、能源化工等延长产业链。为此，建设大型发电厂是非常有效的措施。

达拉特发电厂就在我们老家的县城里，北距黄河18公里，南距东胜煤田50公里。在这里建电厂，用煤用水都是一种非常便捷经济的方式。达拉特发电厂是国家"八五"重点建设项目。电厂设计总装机容量500万千瓦，全面完工后，将成为亚洲装机容量最大的火力发电厂。一期工程2台33万千瓦机组于1992年开工，1号机组1995年11月15日投产发电，所发电力进入蒙西和华北电网。一条50万伏和一条22万伏线路直接向北京供电。达拉特电厂到现在已经有火力发电机组8台,总装机容量 318万千瓦。达拉特发电厂的兴建是实施内蒙古煤电转换的重大举措，为满足内蒙古西部地区电力供应、缓解京津唐供电紧张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鄂尔多斯在2010年将40%的煤炭即8000万吨转化为二次能源，转化为电能。

我们乔家的祖先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家乡这样一个农牧业的穷县，2016年进入中国工业百强县，排在第67位，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工业大县。达拉特旗彻底改变了原来的贫穷落后面貌。

2016年6月，北京市西城区与达拉特旗缔结友好区旗，签订合作协议。双方依据真诚务实、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着眼长远的原则，在文化旅游、教育医疗、扶贫帮扶、生态建设、农畜产品、产业转型、干部交流方面搭建平台，形成了凝聚协同发展合力，实现共赢发展的格局。2016年12月，"多彩达拉特旅游推介会"在北京召开。这次推介会让北京人民从听觉、视觉感知达拉特、了解达拉特，生动诠释了达拉特的独特魅力。同时，"多彩达拉特"特装展亮相第十一届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达拉特以壮美、绚丽、温情、神秘的姿态走进北京，彰显风采与魅力。2017年4月15日，来自北京市团委、北京市青联、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内蒙古日报社的近200名嘉宾在沙漠绿洲恩格贝植树基地共同植下一片友谊林。他们还徒步穿越神秘库布其沙漠腹地，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塞北风情，感受秦直道的苍凉与昭君出塞胡汉和亲的壮举。

内蒙古西部的河套灌区是我国的特大型灌区。由于土地盐碱的危害，河套灌区现有的787万亩农田中，中低产田竟然占65%。过去好年景每亩地也就打三四百斤小麦。为提升这一地区的粮食和其他作物高产、稳产能力，国家于2008年开始实施河套灌区治理盐碱，开展中低产田改造项目，共计投资45亿元，在10年内完成500万亩中低产田改造。灌区已开挖渠道26691公里，衬砌渠道3143公里，有效改变了黄河水灌排不畅的状况，土壤含盐碱量由过去的0.3%～0.7%降低到现在的0.2%以下。改造前，这一地区只有30%的耕地可以种植粮食，其他只能种耐盐碱的向日葵，亩产量不足300斤，改造后90%的耕地可以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

巴彦淖尔市自实施河套灌区改造以来，改造中低产田350万亩成为高产田，增加粮食生产能力20亿斤以上。通过对渠、沟、路裁弯取直，清理田间积土，整个项目区增加了10%左右的耕地面积，新增约35万亩耕地。

初秋，置身于内蒙古巴彦淖尔河套灌区，绿油油的玉米、黄澄澄的葵花、红彤彤的番茄……各种农田交织在一起，犹如镶嵌在黄河北岸的锦绣花边。到2017年项目全部完成后，河套灌区每年可新增粮食生产能力30亿斤，接近改造前38亿斤的生产规模，相当于再造一个塞外粮仓。

我们的父亲朝思暮想的内蒙古西部盐碱地改造，已经出现了具体的成果。这是影响今天、造福后人的农田大改造，是深刻的农业革命。几百万亩农田出现巨大变化，对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发展当地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的生活，帮助他们脱贫致富起着巨大的作用。

鄂尔多斯有飞机场了，2007年开始通航。2012年，鄂尔多斯机场开通航线38条，通航城市41个，旅客吞吐量180万人次，安全保障飞行19611架次，成为全国民航旅客人数增长最快、航空市场发展最好的支线机场之一。2013年，鄂尔多斯机场开通了香港、韩国、泰国、俄罗斯等多条国际（地区）航线。2015年，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完成运输起降3万架次。2016年，鄂尔多斯机场升为4E级国际机场，可起降波音747、空客A340等大型宽体客机，可备降A380全球最大民航客机，是首都机场的备降机场。鄂尔多斯人现在拥有了辽阔的天空。

内蒙古自治区经过30多年的奋斗，逐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从2002年起，内蒙古的GDP增幅连续8年全国第一。2015年鄂尔多斯的GDP达4360亿元，在全国所有地市级中的排名30位。可是鄂尔多斯的人均GDP有216915元，排名全国第一。经济优势明显的深圳排名第三，人均GDP162488元，比鄂尔多斯少5万多元。要和北京比的话（北京人均GDP106284元），鄂尔多斯一人顶北京俩人。中国有三个省（自治区）的财政收入不如地级市鄂尔多斯多，即宁夏、青海、西藏。其中，青海省（267亿元）和西藏自治区（124亿元），两省区的财政收入之和，比鄂尔多斯少54.9亿元。现在呼包鄂的发展水平迅猛提高，被称为"内蒙古经济现象"。这正是我们的父亲为之广泛呼吁和深切期盼的美好愿景。

老年的父亲受到亲人很好的照顾

与老年时期的父亲一起生活的人首先是妈妈。父亲年老了，工作不放在主要位置了。他每天面对的是日常生活，是调养自己，努力使自己健康。我们国家文革结束以后，经济状况比较差，生活物资缺乏。人们日常生活必需的肉蛋奶数量很少，买粮食要粮票，买炒菜油也要油票，每月限量供应。很少见到鱼，蔬菜的品种和数量少，冬天每家人要自己储存几百斤大白菜，一冬天主要吃干瘪的大白菜。那个时期北京街上很少见到胖子，老百姓经常出现的问题是营养不良。妈妈操持家里的生活，想方设法多买一点儿肉，还要亲自做饭。她让家人饭桌上的菜不至于太素,想方设法提高伙食标准，并注意营养调剂。妈妈做饭的水平很高呢，炒回锅肉、做扣肉、蒸米粉肉、炒猪肝都很好吃。有时买回新鲜羊肉，炖上一锅，主要给爸爸改善生活。70年代末，北京人喝牛奶都不容易。婴儿可以订一瓶牛奶，老年人必须是领导干部或是高级知识分子才可以订牛奶。妈妈到机关去开这个证明，咱家才有资格每天傍晚去居委会拿空奶瓶换牛奶。爸爸有胃病以后，喝牛奶用老家拿来的莜面和在一起调成糊糊。莜面里边有沙子，妈妈在莜面里放上水，戴上老花镜，细细地把沙子澄出来。窗台上放着一块从北戴河海滨捡来的石头，每天用它砸两个核桃，加几个枸杞，放到牛奶里。爸爸每天的早餐都这样做。给爸爸调理胃病，妈妈做的很细致！

日常生活还要洗衣服、搞卫生。爸爸从来不洗自己的衣服，卫生也不搞，他心里不惦记这事儿。这些都成了妈妈的事儿。妈妈从河南淮滨人民银行五七干校回来以后，既要工作，又要自己做家务。妈妈在生活上很讲究卫生。厨房里生熟的菜板、菜刀和菜盆都分开。每个人用自己的碗筷吃饭，饭后自己洗。吃凉拌菜清洗很严格，家人没有因为吃东西不干净而闹肚子。家里的环境卫生也好，地面干净，桌上、窗台没有灰尘。爸爸的床上用品和衣服经常换洗。洗衣服时把脏衣服泡在一个大盆里，妈妈坐在小板凳上，双手在搓板上使劲搓。妈妈那双长时间劳动的手很粗糙。

慢慢地妈妈也老了，体力差了，干不了那么多事，后来就请保姆来做家务。

爸爸长期以来只顾埋头工作，业余时间也不注意休息，没有养成运动健身的习惯。爸爸在书桌前坐久了，妈妈就催他到外边去活动活动，去一楼小园子种花浇花。园子里种的是月季，花盛开的时候有点儿好看。咱们家三楼凉台上原有一盆小石榴，一次因为刮大风，把它刮到了楼下。盆摔烂了，小石榴没地方栽了。爸爸看小园子外边西侧有点儿空地，就把它栽上了。爸爸经常给它浇一桶水，慢慢还真长起来了。小树春天会开花，夏天能结小石榴。只是因为谁都可以靠近这棵树，石榴长不大就没了。几十年过去，石榴树还在那里，已经长成大树了。

爸爸出门活动，可以走到西边大街上科学院的小花园。爸爸在小花园里，站在树丛中换换气，动一动胳膊。有时候他自己去，有时候妈妈陪他去。爸爸生病康复以后，只能走这么远距离，再远就走不动了。

爸爸去外地养病的时候，妈妈都陪在身边，生活上有人照顾，有问题及时发现，很快就能解决。爸爸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的时候，妈妈也很老了。她请机关给爸爸安排的司机田广善开车，每周在医院规定的探视时间去看爸爸。妈妈去了以后，了解爸爸的身体情况，交流内心的感受，有时轻轻拉着爸爸的手，安慰爸爸耐心养病，使爸爸很长时间身体情况都比较稳定。有一次，爸爸多日发低烧，医生用了很多药也不见好转。妈妈得知这一情况，就向医生建议，给爸爸请中医看看。北京医院是有中医的，而干部病房的医生都是西医，平时没有中医过来。医生们接受了妈妈的提议，请中医给爸爸看了病，吃了一阵子汤药，问题居然解决了。啊，皆大欢喜！

有妈妈在家照顾爸爸，使得他生活规律，饮食合理，讲求卫生，生病及时发现，并按医生的要求治疗、用药和调理。爸爸即使生病也能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些都跟妈妈的辛勤劳动和良好的卫生习惯分不开，跟她当过医生分不开。这些对于爸爸的老年生活质量和长寿起了很大作用。

　　在人的一生中，对我们恩情最重的莫过于父母，是父母给予我们生命。我们在父母的悉心关怀、百般呵护和辛苦抚育下慢慢长大。父母可以为子女付出一切，也甘心情愿付出一切。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莫过于孝敬父母。步入老年的父母，在生活上、精神上越来越需要子女孝顺。这种孝顺和孝敬主要表现在骨肉亲情上。我们兄弟姐妹对老年父亲的照顾是孝顺，饱含着亲情，是一种浓浓的爱，是对我们在家庭中被抚育成长的回报和感恩！

1980年6月，爸爸因为肺炎住进人民医院。他身上很难受，我去医院陪床，在夜里照顾他。病得严重时，爸爸不能坐也不能躺，我就扶着他站着，否则喘不上气来。爸爸在人民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结果不是痊愈回家而是转院治疗。爸爸被转入协和医院干部病房。协和医院不安排家属陪床，病人住院期间由护士照顾。我只能在医院规定的探视时间去看爸爸。爸爸前后住了3个多月医院，经过长时间的治疗才基本痊愈，虚弱地出院回家。

1980年，新建在国家计生委工作的时候，被外派到英国加的夫学习1年。那时候国内外的商品品种、质量差距很大，长期出国人员回国的时候可以买几个大件商品。新建途经香港的时候，给家里买了燃气热水器、日本双缸洗衣机等物品。咱们家安装了燃气热水器，就有热水洗澡了。那时候老百姓一般都到澡堂子去洗澡，家里有热水洗澡，是一件很奢侈的事。特别是爸爸老年行动不便，他能在家里洗澡，受益很大。全家人也因此而受益。有了洗衣机，咱家洗床单、被罩和大件衣服就方便了，洗得干净，人还少受累。咱们家的生活从此开始有点儿现代化了。

1981年的春节，姐姐来北京给爸爸拜年，哥哥带着嫂子霍秀娥、遵毛、遵泽给爸爸拜年，全家人一起过春节。因为上一年爸爸生病住医院几个月，是爸爸叫姐姐哥哥一起来北京过年的。大年三十的年夜饭，爸爸嘱咐保姆做丰盛些。爸爸给遵毛两元钱，让他买小鞭炮。孙子孙女边放小炮边玩耍，爷爷看孙子玩，他们都好开心。傍晚餐厅灯亮，一家12人围坐一大桌，丰盛的饭和菜，浓香的茅台酒，满堂儿孙，爸爸从内心到脸上充满幸福与欢乐。乔晨小不能上桌，躺在睡袋里看大家笑。这是我们兄弟姐妹五人第一次齐聚在父亲身边过年。

经过一两年的调养，爸爸慢慢康复了。他在家里对生活上的事不愿意做，关心的还是国家经济金融活动。全家人晚饭过后，他几乎每天都把我叫到身边，给他念文件。他说自己看太慢，我给他念的快，他听了就等于看的多。有时我都累了烦了，他还兴致不减。

1983年秋天爸爸回老家。爸爸在自治区内调查研究两个月。那时哥哥在包头的拖拉机厂工作，他向厂里请了假一直陪着爸爸。哥哥陪着他，向他介绍内蒙古的经济发展状况，在老家帮他认识一些不常见到的亲戚。爸爸多年在岗位上工作，没时间回老家，现在年纪老了，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心里惦记的事可以做了。爸爸惦记着老家的亲人，惦记着内蒙古的经济发展，深切地想帮他们改变落后面貌。

爸爸年老的时候，姐姐在人民银行内蒙古分行任国库处长。总行国库司每年都要开全国系统的专业会，姐姐总是坐火车到北京来中转，这样就有机会到家里来看爸爸。姐姐告诉爸爸一些他所关心的内蒙古经济金融方面的发展状况。姐姐每次来，爸爸都很高兴。姐姐带来老家的莜面、土豆等土特产。老家的土豆皮色很重，吃起来很面很沙，土豆是从沙土地里种出来的，含水量少。爸爸喜欢吃蒸熟的这种土豆，自己剥了皮，吃的很香。姐姐每次来，都能给爸爸带来老家亲人的消息。她妈妈生活得怎么样，健康状况如何。爸爸对她老人家很关心，表示要一直向她提供生活费。姐姐还说些三爹三妈的情况，乔国胜、乔国忠还有侄子们的事情。姐姐了解老家的情况多，爸爸都很关心。那时老家来信少，爸爸在北京，老家亲属的消息不太多。爸爸为他们生活好而高兴，为他们生活困难、生病而揪心。姐夫邢亦尘有时也来看望爸爸，讲一些内蒙古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进展情况，还给爸爸带来他写的内蒙古历史文化方面的书。

1985年8月，卫星和汤菲陪爸爸妈妈去北戴河休息。爸爸在这里轻松地感受着阳光、空气和大海，休养着身心，确实有益于健康。他们住在人民银行的招待所里。招待所离海边不远，出门以后走几分钟就到了。

1988年，新建去美国哈佛大学读书以后，挤出时间一两年就和平辉、李萌回家一次，专程看望双方的父母。新建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是爸爸心中很自豪的一件事。他向不少来拜访他的人说，我的女儿在美国哈佛大学读博士，脸上带着微笑，听的人也有惊讶的表情。

　　1992年3月18日，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爸爸所在的那一组驻会远望楼宾馆。3月24日，爸爸的司机田广善打电话来说，父亲在会场上生病了，已经送到人民医院了。我听这么说，赶紧向领导请假，骑上自行车赶去人民医院。我到医院时，爸爸已经进入住院病房了。当时的情况是爸爸的左腿几乎不能动，躺在床上，大小便控制不住。医生做的初步诊断是脑血栓。爸爸生病由于及时送到医院，没有耽误时间，医生很快做出了正确的诊断，治疗用药都有效。爸爸住在医院里，我和卫星、永春、汤菲昼夜轮流陪护。姐姐出差路过也来照顾爸爸。哥哥得到消息，专程进京陪护爸爸十多天。爸爸的病情逐渐好转，每天上午爸爸拄着拐杖，哥哥扶他在医院门厅活动，边慢慢走边和哥哥聊。爸爸说："我已是死过几次的人了，这次又死里逃生活过来了，还能和你拉家常，真好！"他特别感动地说到永春和汤菲两个儿媳妇，陪护他时，为他擦屎接尿，就是亲生儿女也不过如此。爸爸万分感动，觉得无比幸福，边说边掉眼泪。

姐姐在照顾爸爸住院期间，关心爸爸的健康，劝他不要为公家的事操那么多心了。爸爸告诉姐姐，我今年80周岁，以后做不了什么工作了。今后只关心两件事：一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如何站得稳并发扬光大，二是稀土这样的宝贵财富一定要用好。

这次生病回家以后，爸爸白天让保姆给他搬个折叠椅放在楼下，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小孩子玩耍，看行路的人，看路过的车。等我下班以后，扶着他上楼回家，然后把他扶进澡盆里，坐在小板凳上，从燃气热水器里放出热水，给他洗澡。洗好之后扶他上床休息，等家里的晚饭做好以后，换上干净衣服去吃晚饭。夏天的时候我每天给爸爸洗澡，春秋的时候每周给他洗澡，让爸爸这行动不便的人身上也是干净的。

1993年4月，我扶他坐轮椅，推他去玉渊潭公园活动。在公园里，空气好，人多，爸爸很高兴。那时候，北京的出租车是小黄面包车，这种车可以把轮椅放进去。我让爸爸坐车前座，我坐在后边，带他去公园玩。我用这种办法推着爸爸去了北海公园、龙潭湖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爸爸外出坐轮椅，这个轮椅用了很多年，一直坐到烂。

生病以后的爸爸，身体情况差了，在家里坐着的时候多了，难得有人来陪他说话。1993年夏天，哥哥来北京看望爸爸，关心和惦记着他老人家。爸爸高兴地和哥哥说起老家的人，聊着老家的事，情绪很高。

1994年夏天，哥哥来北京看望爸爸。有一天秘书来看他，爸爸换上干净衣服让他们扶着下楼，坐着轮椅，由哥哥推着他，去以前常去的科学院小花园转悠散心，还到小区内树多的地方转一阵儿，遇见熟人打招呼聊上几句。前后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爸爸高兴地说："我三个多月没出院子了，今天算是解闷开心了，还是有你们在身边好啊！"

1994年8月，新建、平辉和李萌从美国回北京探亲，看望爸爸妈妈。新建从美国给爸爸买回四个爪的助行架。过去中国老人腿脚不好都靠扶拐杖，四个爪的架子比一个腿的拐杖稳当多了。爸爸扶着它可以在家里慢慢走路，不用别人搀扶。那年李萌11岁，一脸的稚气。全家人在三里河小白楼的前边，围着坐在椅子上的爸爸一起照相。卫星安排全家人到新世纪酒店，找个大房间一起聚餐。餐厅的条件很好，服务周到，菜品质量很高。那时候人们很少这样吃饭，爸爸妈妈很高兴，全家人都很高兴。那一顿饭，卫星花去了1700元，在当时是很高的消费了。

1996年卫星一家从七贤村中国银行宿舍搬回三里河和爸爸妈妈同住。卫星一家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卫星和汤菲耐心细致地照顾着两位老人，关注着他们的健康，安排好家中的事物。一家人和谐相处，洋溢着天伦之乐。

1997年国庆节前，哥哥来北京看望爸爸。星期天卫星买回德州扒鸡，保姆做了几个好菜。哥哥扶着爸爸坐在餐桌正面，妈妈和哥哥分坐在他的两边，卫星、汤菲、清卿、永春、乔晨及保姆围坐一桌。爸爸很高兴，让卫星取出五粮液酒，爸举杯示意大家都喝点儿。其间爸慢慢地说，今天吃肉喝酒，算是你们弟兄三家都有人来和我聚餐吧。这样的机会不多呀，爸很高兴！

1998年，人民银行机关最后一次给干部分房子。爸爸过去从不向组织提这方面的要求，觉得自己的住房与群众相比算不错了，他在住房方面要求不高。实际上，三里河小白楼里住的副部级干部早就一个一个搬走了，住房都改善了。这次，虽然爸爸仍然没有提出改善住房的要求，机关还是给他安排了国英园的住房。卫星跑机关联系这方面的事情，安排住房的装修。房子比较大，装修中事情多，相关的费用也很大。卫星不仅费时费力，还要争取少花钱办好事，直到全面完工入住。至今，国英园的房子使用这么多年了，卫星那时装修的基本格局依然没有变。

1999年4月10日，咱们家从三里河搬到国英园。这工程好大啊，搬了好几卡车东西。家里壮劳力少，从搬出来到安排就绪，足足用了3天，还别说收拾家了。新家收拾好之后，爸爸直接从北京医院出院回家养病。

新建于1999年4月22日回北京看望父母。这时咱们家已经从居住了30年的三里河小白楼搬进了国英园新家。新家宽敞了许多。爸爸坐在轮椅里高兴地与新建及全家人在楼前的院子里，在灿烂的阳光下一起合影。

1999年9月12日农历八月初三星期日，爸爸在新家里，在亲人的簇拥下，高兴地过了88岁生日。这是一个大生日，中国人称为米寿。爸爸是一个儿孙满堂的高寿老人了。10月1日，爸爸坐在大厅里，通过电视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他看到那欢快的场面，壮丽的场景，反映我们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巨大成就，内心十分激动！

爸爸妈妈搬家住进国英园以后，国家实行住房制度改革，要个人把自住房用优惠价和成本价买下来。新建虽然生活在国外，但也惦记着爸爸妈妈靠挣工资生活，养活的人多，帮助的人也多，一下子拿出一大笔钱来有困难。她主动给爸爸妈妈寄来2万美元，资助他们买下自己住的房子。

2000年，总行机关把国英园咱们家住的房子卖给爸爸，这相关的手续是汤菲去机关办的。

我和永春、乔晨搬到东花市住以后，离爸爸住的北京医院近了。我们经常去看爸爸。天冷的时候，我在休息日去市场买一两斤羊肉，永春切成小碎块儿，在砂锅里炖上两个小时，下午趁热给爸爸送去，他很喜欢吃。后来因为吞咽困难吃不了肉，就用搅拌机打碎，通过鼻饲入胃，他说没有嚼，吃不出香味来。有一次医生发现爸爸的腹部大了，检查没有发现什么病，而是脂肪多了。我们才知道营养过剩也不行，逐渐减少了给爸爸送羊肉。

2000年5月21日，新建从美国回北京探亲。在父母的老年阶段，新建更加关注他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有时间就专门请假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回家看望父母。她的假期都没有干别的用，光用来跑北京了。

2001年6月，哥哥带着出生8个月的孙子乔世琛的大头相片去北京医院看望爸爸。那时爸爸已经吞咽困难，靠鼻饲吃饭服药。哥哥来看他，爸爸很高兴，指着哥哥对照顾他的老张不太流利地说："这是我的大儿子，他在包头工作居住。"爸爸看着乔世琛的相片，看见相片背后写的名字，面带笑容嘴里轻轻念着"乔世琛"。爸爸说话不流利，但脑子清楚，知道自己已有第四代孙辈人。在医院里，哥哥还向爸爸介绍内蒙古、包头特别是伊盟十几年间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群众收入增长快，生活得到改善，以呼包鄂为中心形成"内蒙古经济现象"。爸爸听着点头，长期以来他对家乡发展的美好愿景开始实现，高兴地说这就好，这就很好！后来，乔世琛随父母乔劼、董江莉几次去医院看望他们的老爷爷。颖华和任军也带着他们的儿子任嘉牧几次到医院看望高寿的姥爷。

永春去医院看望爸爸的时候，帮助卧床的爸爸用热毛巾擦洗身子，帮爸爸洗脏内裤。爸爸拉着永春的手说："我把你当成我的亲生女儿啊！"2001年夏天，乔晨去医院看爷爷，向爷爷报告自己要去英国上学读书。爷爷说："我要想你了怎么办？"乔晨说："那我就坐飞机回来看你。"爷爷这才安心。爷爷确实见到了学成归来的乔晨。

2001年10月，新建和平辉回国探亲，看望爸爸妈妈。那时爸爸住在医院里。10月21日，妈妈高兴地和新建、平辉在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吃饭，妈妈留下了照片，还在照片的背后写了字。李萌来北京的时候，专门到北京医院探望住院治疗的姥爷。

爸爸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卫星经常带着汤菲、清卿去医院看望爸爸、照顾爸爸。卫星去香港工作之后，汤菲还照顾两位老人3年。这期间父母都是老人了，身体不好，生活上的问题比较多，照顾起来困难很大，但卫星汤菲从来不说什么，默默地为他们服务。

2004年3月27日新建回北京探望父母。她看到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健康状况也不如以前，内心很难平静。她心想尽力为父母做点儿什么，在美国时心里的惦记就更多了。

2006年7月，我用年休假的时间带永春、乔晨回了一趟达拉特旗本坝沟老家。我们祭拜了乔家祖坟，看了爸爸生活过的窑洞，见了老家的亲戚。我回来以后到医院向爸爸报告了这件事。此时爸爸已经说不出话了，我讲了以后，他的脸涨得很红，我想他是听明白了。

我们的父亲1982年从一线领导岗位退下来，到1993年离休。在这期间，他在自己新的岗位上，头脑不停地思考，笔下不停地写作，经常找人研究问题，还找有关部门努力去实现自己良好的愿望。他心中想的是经济的发展，想的是国家的强盛，想的是民族的振兴。这里边有他24岁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热血奔腾，有他将一生奉献给国家和人民的艰苦卓绝，有他为了实现自己革命理想的坚定不移。

我们的父亲本是鄂尔多斯的一个放羊娃，由于他聪明、勤奋、好学，大人送他进城读书。读书一直读进清华大学。他眼界开阔了，心胸宽广了。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大义，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他把自己的身心和学识，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做了一辈子银行工作，取得了可圈可点的业绩。那么多年，他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和挫折失败，难以细数，但是他意志坚定，始终不渝！

我们的父亲是个成功老人，是个长寿老人，是个幸福老人。他亲眼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典，作为创建新中国的一代人，多么自豪！他荣获了党和国家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这是对父亲积极投身抗日战争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的肯定和表彰。他在老年阶段，受到党和国家的很多照顾，得到卫生部直属医院的精心治疗。在他需要的时候，家人一直围绕在身边。他想做的很多事，自己努力去做了，也取得了不少成果。父亲的一生没有遗憾！

进入21世纪，在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父亲亲眼看到了周恩来总理1975年提出的到本世纪末中国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那一天，看到了我们的国家由一个受人欺负的弱国成为世界强国。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的父亲老年的很多愿望都已经实现，而且大多远远超出他的预想。中国的国力在不断增强，中国人民有强大的力量和深邃的智慧，我们的社会在前进。世界各国的人对当今的中国已经刮目相看。我们的国家今后还有更好的发展前景，这正是我们的父亲心中的美好愿望！

我写此文以纪念我们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