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红烛泪烫醒

Crystal

　　中国的那个时代，早就像那根残烛般黯晦消沉下去了。如果说那个要覆亡的年代是一座危房，鲁迅是那里头摇曳着跳动着渴望光明的火苗，她就是映在四壁的倒影。单薄，暗淡。直到危房坍塌后，也冰销叶散。

这是我第一次敢用这样的文字来写鲁迅。这是个在那个时代，这个时代，甚至于在未来，都是集权威与严肃，批判和斗争于一身的作家。似乎本不应该用这样随性的语言来着笔。

很多人都知道鲁迅先生是个崇高的伟人，无论是学养，人格，器识等各个方面。可他阴冷的文风加上教科书的层层渲染遮蔽，让我们总是在读他时更多了一层又一层的畏惧，使他与我们越来越遥远。

而若你了解了他的故事，了解那一个在他笔下曾出现过类似的在历史的滚滚浪潮交界中被摧残的牺牲品，看到了人性的两面后，透过时间昏昏沉沉的隔膜，能感觉到真实的他，离我们那么近。

就像她，是真真切切存在于他的生命中。

朱安，这个被时代辜负亏欠了一生的女人，他的原配妻子。

说到朱安，眼前就浮现一口井，和那北京旧胡同的深深院落高高墙。还有压抑阴沉，孤寂的一个又一个清晨，傍晚颤抖的星空……还有心如死灰这个词语。透过模糊不清的灰暗的照片，她枯槁灰黄的脸，深陷可怕的眼窝和双颊，似乎映出了鲁迅脸上的痛苦和厌恶，映出了她心底无限的寂寞和孤单。

中国有个词语，叫门当户对。或许鲁老太太当时选择朱安这个儿媳妇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可事实却荒唐的可笑：朱安和鲁迅不仅不是门当户对的人，而且他们之间还是代表着中国新旧思想差别最严重的两个阶层。这样极端上智和下愚的组合，却荒诞地被上帝捆绑在了一起。

同样是身不由己被别人主宰的婚姻，如果用徐志摩和张幼仪，胡适和江冬秀来和他们比较的话，他们之间的代沟和差距，远远甚于前者。朱安有甚于张幼仪的隐忍，温柔，大度，却没有她那样的自立，受过新式教育的眼界。和江冬秀一样是个小脚，大字不识的乡下女人，却不和她一样泼辣，果敢，骨子里有着倔强。可偏偏她遇上的是鲁迅，那个笔下嘴角都漾着讥讽和不屑，那个深深痛恨厌恶她遵循着不敢逾越的礼教的狂人。

那场悲剧，从遇见的第一个瞬间就开始了。不知道是谁的自作聪明，还是她的畏惧与无知作祟，让她在婚礼时，为了讨这个想来是极端排斥她的新郎的欢喜，一双裹了二十几年的小脚却故意穿了一双极不合脚的大鞋，里面塞满棉花。事与愿违，在下轿时她的鞋子掉了，随即新郎也掀开了盖头。看到那张消瘦，苍白，嘴唇微突，毫无生气可言的脸，还有这样愚蠢的欺骗，他沉默了，随即扭过了头。

之后无法想象，她独自无助茫然地坐在昏暗摇曳的烛灯下，不知所措看着滴滴流淌的烛油。

像她，也像隔壁房里的新郎把头深深埋在被褥里，那止不住的眼泪。

第四天鲁迅就以学业为由和二弟东渡日本，这一走就是三年。

之后回到绍兴，他也是住在学校，尽量减少和她接触。这一时期，他拼命抽烟喝酒，近於自暴自弃。他在给挚友许寿棠的信中说：“仆（我）荒落殆尽。” 又说：“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 说得很坦率，也很沉痛。

他嘲笑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鲁迅的痛苦无疑是绝望性的，这种痛苦影响了他今后几十年的思想和生活，甚至可以说，影响了他笔下的二十余年里的诸多作品。而朱安的痛苦绝不亚于鲁迅。

他拒绝和她有关的一切东西，他拒绝穿她缝的衣服，拒绝吃她做的饭。除非老太太在场，他才强压住怒气愿意吃饭。如果她铺了床，他就吵闹着要把床拆了。

或许他不过是想用一种变相的方式让她放弃，让她彻底明白两人之间有无法逾越的距离。可是每每看到这里，能想象她此时的表情，总是涌起一股极难过的心疼。

而她一直是如此的卑微，战战兢兢，小心和顺从。除了小心翼翼侍奉着老太太，就是一个人孤孤地坐在庭院里，不知所措地望……她渴望用旧时思想里最愚钝的“守”，能够得来他的一点点的正眼和关注。可她太善良和单纯了，她并不知道他这样一个时代先列的反封建猛将到底有多冷酷。

在周氏兄弟决裂以后，她还是毅然决然地跟着他来到北京，纵使会陷入一种更狼狈尴尬的境地。有一次，鲁迅教同屋房东两个小姐妹做运动，看到两个年轻活力的少女蹦蹦跳跳，她也扭动这那双畸形的小脚想模仿，可她那样别扭的动作，最终只换来鲁迅一回头时满脸的嫌恶……

她曾经凄苦地和外人说过：“老夫人抱怨我不生儿子，可大先生终日都不与我说话，怎么可能生儿子呢？”

这样的话，让她内心的纠结煎熬表述得淋漓尽致。

“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于是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这是鲁迅最中肯也是最无奈的评价。他们之间就像在坟墓里生活了十几年般煎熬，痛苦。可后来，鲁迅是熬出头了，他遇上了他生命里的曦光——许广平。可她呢，依旧默默接受，大度地对待，抱着渺不可及的希望。

直到后来，她知道许广平怀孕了，她才知道彻底暗淡无光了。房东的妹妹问她怎么办，她说，

“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儿一点儿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这段文字，想必她的丈夫，那个顶尖的文学家，也绝想不到这样的如此恰当的比喻来形容她。这个没有文化的女人，竟能如此确承地认识到自己的生命——一只蜗牛！在那个时代，所有的人都在挣扎，都是蜗牛，都在奋力想冲破幽暗的屏障重见日光。包括鲁迅，他十几年的排斥和反抗最终让他得到了伴他十年欢喜的许广平。可她，却什么都没有。日复一日勤勤恳恳的固守退让，善良和无知，渴望和不安，她终究带着这些走向凋零。

我们没有办法一味批判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我们能做的只是反思。像鲁迅那样的先进分子，他们首要做的是反抗，是拒绝，其次才是同情。他们同样是人，不可能伟大到一面冲击着传统庸常的事和人，一面又博爱地忍受。

如果说朱安的存在最大的价值，那或许就是他在不断的逃避和沉默中，心灵得到的撞击，让他的笔锋，更甚一层尖锐。

他走的时候，对许广平说，忘了我，好好活。

只言片语几乎没留给她。

她披麻戴孝几天，一直守着他的灵柩。

她极孤独地走完六十多个春秋，她说，我想念大先生，想念广平，想念海婴。

她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她身边。

她曾留下话，说想葬在大先生身旁。

当然没能如愿，她被安葬在鲁老太太身边，还是跟随着她照顾了几乎一辈子的老夫人。

她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也许他们故事被后人描绘后多少有些偏离事实，褒贬夹杂，可所有人都应该能看到的，是一个被苟延残喘的时代雕琢出来的半成品，被浪潮翻来覆去卷袭后，像燃尽的烛油，滴落在历史的岸滩上。

中国的那个时代，早就像那根残烛般黯晦消沉了。如果说鲁迅是那个要覆亡的年代里摇曳着渴望光明的火苗，她就是映在四壁的倒影，一直都是黯淡的代表。

那个时代的屋子早已布满灰尘，烛火也熄灭，而隐隐约约透过墙上的痕迹，似乎能感到那个狭隘的闭室中，曾经无限的深重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