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谭 霆</p><p class="ql-block"> （2007）</p><p class="ql-block"> 父亲106岁辞世，不少人十分赞叹他的长寿，而更多熟悉父亲的人，最敬佩的是父亲的人生观、世界观、思想、道德、气节和品格。</p><p class="ql-block"> 父亲从青少年起就确立了“不谋私利为大多数人奋斗“的人生观，这不单反映在他几十年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投身革命；同时，也反映在他一生淡泊名利和地位上。对后面这一点，作为子女的我们似乎有着更深的感受。</p><p class="ql-block"> 父亲在1920年前后参与了由陈独秀、谭平山领导的广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活动，父亲的这一段历史是中央认可的。按我们的理解，父亲既然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当然也应该是小组的成员。但由于父亲的谦虚及其他种种原因，他是否是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一直都不明确，围绕这件事我与父亲作过多次的交谈。</p><p class="ql-block"> 父亲是否是小组成员的问题首先是他自己造成的。父亲在履历表中长期填写的入党时间都是1922年3月，而且在一些回忆文章中，也把自己说成不是小组成员。有人问他:“广州小组到底有几个成员？”，父亲回答:“只有四个，他们是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在父亲的心目中这四个人是他的革命启蒙人，是他的领导，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和成员只有他们们四人才有资格担当，“没有他们，我不一定会接触到马列主义，我只是跟着干的”，父亲这样说。这当然是实情，但也包含了父亲的谦虚及不正确的理解。</p><p class="ql-block"> 依我看来，是否是小组成员不是谁说了算，当然也不能只由当事人说了算，你说你是不行，你说你不是也不行，而是应当由历史事实、旁证及政策最后来确定。</p><p class="ql-block"> 父亲的实际情况是: 他一方面没有参加正式成立小组的那一次会议，并且在1922年3月，又由谭平山主持补办了入党仪式；另一方面却在1920年小组正式成立之前，就参与了讨论筹建小组的数次会议，并由始至终没有离开过小组和小组开展的各项活动。</p><p class="ql-block">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召开的三个最重要的会议，即商量创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会议（数次）；讨论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会议；以及推选一大广东代表的会议，父亲不但都有参加，并且在各次会议上都作了发言及表决。同时，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开展的三项最重要的工作，即创办《广东群报》；创办“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及“广州机器工人夜校”，父亲不但都有参与，而且在三个机构中都担负了一定的职责。他在《广东群报》中负责组稿和征订，在“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任教员，在“广州机器工人夜校”任实际负责人。</p><p class="ql-block"> 对父亲1920年开始的围绕广州共产主小组的这些经历，中央一贯是清楚和认可的。</p><p class="ql-block"> 陈公博在1921年初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工人夜校”一节中谈到: “目前只有一所学校是由我们的同志直接领导的…”。“只有一所学校”（由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学校），就是“广州机器工人夜校”，而“直接领导”该校的“我们的同志”就是谭天度。</p><p class="ql-block"> 包惠僧在1962年回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时也提到:“还有一位记不清是姓谭的还是姓李的，他是在高师附中教书的，也是我们小组的成员”。经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并无姓李的成员在高师任教，而姓谭又在高师附中任教的就只有谭天度。</p><p class="ql-block"> 实际上，父亲也多次说及1922年前他也是党员，不过他自己认为是预备党员所以与两陈两谭不一样，其实那时是没有预备党员的，他自己谦虚而已。他还若干次说过他是广东第五名党员，跟在两陈两谭后。另外，他也数次表示过他是小组成员或也应该算是小组员，或不否认自己是小组成员。</p><p class="ql-block"> 我现在记得的就有三次。一次是1967年三四月间，当时全国许多造反派来要史料，日夜在我们家审讯父亲，我当时在旁做书面记录。其中一批人竟说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全部成员都是叛徒，他们说陈独秀是第一次路线斗争的反动头子是大叛徒，陈公博和周佛海（周不是小组成员）是大汉奸，谭平山背叛革命出卖南昌起义，谭植棠则反孙（中山）附陈（炯明）被开除党籍，包惠僧投靠国民党当官，谭天度也好不到哪里去，判十年徒刑四年就放了出来，肯定也是个大叛徒！他们质问父亲是不是广州小组成员，是不是叛徒，是不是追随上述这些人背叛革命。父亲坚定回答他们: “我当然是小组成员，我由始至终都在小组中工作，但我从无叛变！”。</p><p class="ql-block"> 另一次似在1968年，周恩来当时来广州调解两派矛盾。我对父亲说，总理熟悉你，是否去见总理申诉自己既未在南京监狱叛变，也没有充当英日和台湾间谍。在谈到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历史及我认为应该通过总理让中央明确父亲是小组成员时，父亲说，我其实也应该算是小组成员，但总理日理万机，我不能为个人的历史去打搅总理，是不是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不重要，是不是叛徒间谍我也相信总有一天会一清二楚”。</p><p class="ql-block"> 还有一次约在1993年，父亲当时与聂帅约好要到北京他家住一阵子，在与父亲谈及许多事情时，我又提出了应通过聂帅让中央明确父亲是小组成员。父亲这次则表示，算不算成员都无所谓，不要老想着自己那么一点事，最好还是多想想怎样搞好国家，怎样让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父亲就是这样的世界观，对个人的名利地位从不以为然，也从不去考虑。</p><p class="ql-block"> 九十年代某天，父亲的秘书拿来了一份中央文件，内容是通报周恩来入党前后的一些情况及中央的结论。总理的情况，与父亲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总理自己填写的履历也是1922年由张申府、刘清扬两人介绍入党，但此前总理已在巴黎参与过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中央的结论是总理的党龄应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算起，换言亦即承认总理是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文件最后并明确规定: 凡类似总理这种情况的同志，一律参照该文处理。父亲知道此文件后，仍旧对我表示党龄从什么时间算起不重要，是否小组成员同样不重要，重要的是问问自己一生，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做了多少工作，是否已尽了自己的人生责任和一个党员的责任。</p><p class="ql-block"> 父亲确实是树立了为国为民奋斗而淡泊个人名利地位的人生观、世界观。1957年反右运动铺天盖地而来，党内外一时鸦鹊无声，正是风雨如晦，万马齐谙，但父亲却坚持自己不同的看法。一天，父亲见到了当时省委的第一把手某某，他怀着坦蕩无私的胸怀与对方谈了对运动的看法，父亲认为反右的起因是我党请大家提意见，人家提了，某些意见可能过偏过激，但也不能就认为人家是想推翻共产党，推反社会主义，或想变天和轮流坐庄。更不能因对个别领导有意见，就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父亲并认为不能说没有反党份子，但运动扩大化太厉害，伤害面太广，这对党、国家和人民是非常不利的。不料稍后，省委就对父亲展开了严厉的批判，同时上报中央提议将其划为“极右”。省的那位领导对父亲说:省委原来已确定你当选今届省委委员的，这个情况您本人也清楚，但你现在犯了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的错误，又坚持不认错，你就不要当省委委员了，你把省委委员让给某某吧…。父亲听后平静地回答: “我同意不当省委委员，我从参加革命起就没有想过要当官”。父亲掷地有声的回答，不但表明了他不愿看风使舵和坚持真理的人格，更捍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称号，捍为了他革命的初衷，捍卫了共产党人不是为个人谋名利地位而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立党宗旨。</p><p class="ql-block"> 国民党也曾拉父亲做官，而且是当中央委员。那是1927年，蒋介石刚刚露出反革命嘴脸，父亲从血雨腥风的广州辗转到了武汉，父亲到武汉后见到了陈公博。陈与父亲从1920年前后就是好朋友，当时几个志同道合的年青人，天天在一起评击时弊，讨论远大理想，探求革命道路，与无政府主义及各种错误思潮、主义作斗争。他们共同创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睡觉，一起吃饭，一起娱乐，但陈后来却走向了反面。宁汉分流时陈已是汪精卫的核心幕僚，正为汪物色人才改组中央。陈见到父亲后就多次劝父亲到汪处工作，并说父亲当年介绍他认识的一位小同乡，现在已被汪安排到外交部当次长，汪亦已同意安排父亲当中央委员，以父亲的才干，前途无量大有用武之地云云。父亲回答陈说:“你几年前说要建立共产党救国救民，我受了你们的影响，现在你又说要支持国民党，而我则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放工农和建立新中国，我不会到国民党一边，更不稀罕当你们的中央委员！”。</p><p class="ql-block"> 陈公博此人在北大毕业，后来又到美国修了一个博士，可以说是学贯中西，才华横溢，机敏有加，谋略过人。据父亲说陈是一个很有魄力和能力的人，但他考虑得更多的是个人的前途，是吃喝玩乐，是功名利禄，是做大官出大名，他常对父亲说“身后是非谁管得，沿村争听蔡中郎…”，他后来成为中国第二号大汉奸实在是与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分不开的。武汉数次争论后，父亲与陈从此割袍断义、分道扬镳，陈为了追逐高官厚禄终落得个遗臭万年；而父亲则不管革命道路如何危险，如何艰难，如何曲折，却始终不改初衷誓为大众奋斗终生。</p><p class="ql-block"> 1949年10月下旬，父亲随叶剑英等华南分局领导进入了刚刚解放的广州，叶剑英希望父亲能协助他负责分局的统战或文教工作，而父亲却提出希望回家乡高明任县领导，叶剑英听后认真地说，你是一位从五四时期走过来的老干部，岂能大财小用。几十年后当我向母亲求证这件事时，她说确有其事。母亲说，父亲很清楚高明县又小又穷，正因为如此，他才更希望回去建设使乡亲们有好日子过。父亲一生从不考虑职务的高低，而只考虑工作的需要。</p><p class="ql-block"> 1975年左右，叶帅在从化休息及思考“四人帮”的问题，他让其儿子选宁及媳妇代他来我们家看望父亲，事后有位老同志建议父亲去回看叶帅，请叶帅帮助父亲恢复职务。父亲当时对我说了一翻话，其中有:“我是很想去看望叶帅的，我也希望能恢復工作，但不是要求恢复职务”。父亲还说:“文革那么多年了，我没能为党为国家工作，心里很难过。”</p><p class="ql-block"> 1983年父亲九十高龄，他提出离休并得到中央的批准。事后父亲的一位老部下来访，我们议论起一些省部级老同志都挂了一个“顾委”什么的，而父亲却直接离了休。父亲听到后说:“我提出离休是因为老了，能力差了，工作效率低了。如果还占着位置年青人就上不来，党和国家的一些工作就要被耽误，而且不利于培养接班人，因此老年人应当让位，不要搞终身制，也不要影响及干予在台上的同志“。我听后说到:“父亲你工作了几十年，有丰富的经验，有很高的水平，应当发挥余力，况且挂个“顾委”，人家也会较重视你。父亲听后笑笑说:“你不要问别人重不重视你，你有经验可以多去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不挂名堂也可以为国家出力的。”，父亲是这样想，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从离休到去世的十几年中，兢兢业业做了大量的力所能及的工作，直到离世前的一刻。</p><p class="ql-block"> 父亲一生都坚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父亲更认为，教育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我们党长期的极其重要的战略任务之一，否则，不论我们在建设方面或其他方面取得多么大的成就，如果忘掉初衷，不是为绝大多数人奋斗，而是为个人谋名利，那么，我们必定会出现重大挫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我们万万不能掉以轻心的！</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文章节选自2007年《我的父亲谭天度》一文，并改为现在的题目，文字稍有修饰。作者:谭霆、2017。）</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