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南昌起义》

早雨

谭天度

《追忆南昌起义》

谭天度

七十年前，在革命危机关头，我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随着光阴的流逝，有许多往事已渐渐淡忘了，目前尚储存在我脑海中的只是一些断编残简，我现将其整理出来，或许对编写党史、军史及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会有些裨益，并以此来铭怀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

一、奔赴南昌

（一）陈延年坚定地对我说：“最后胜利必定是我们的！”

大革命后期我主要从事统战工作，曾任当时北伐军最大的武器生产基地，国民党广东兵工厂训育部主任及该厂中共支部书记、广东农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秘书长、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商民部秘书等职。

1927年春，发生了“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的叛变及“四·一五”李济深在广州的叛变。在广州，有2100余人被捕，100余人被杀害，著名共产党员刘尔崧、李森、邓培、何耀全、萧楚女、熊雄、毕磊等牺牲。

广州发生反革命政变后，我有一个多星期找不到党组织，后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代理简琴石的资助下离开广州。我乘船经香港到达上海，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陈延年，这真是危难逢知己，他乡遇故人。

陈延年是安徽怀宁人，1924年底从莫斯科回国抵达广州后，一直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这是我所认识的最优秀的党的负责人之一。1927年3月底,陈延年率领广东代表团离穗赴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到武汉后，因时局变化，他被立即派往上海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

我在上海向陈延年汇报了广州发生反革命政变后的情况，并向他请示工作安排。他怀着沉痛的心情镇静地对我说：“干革命，总是要流血的。只要我们好好总结失败的教训，最后胜利必定是我们的！”言谈中，他再次向我讲了对他父亲陈独秀推行右倾错误的不满。他认为我留在上海作用不大，要求我到武汉向中央汇报，由中央重新安排我的工作。

在从上海到武汉的旅途中，我望着滔滔江水东流而去，想着此时的时局和面临的新任务，一首《初访长江》的诗句由笔下而出：

橐笔远游大江滨，

征衫斑驳满风尘。

胸中别有新天地，

朝代兴衰广见闻。

我到达武汉时已是5月中下旬,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闭幕。由于旅途劳累，水土不服，再加上满腔激愤，我竟大病了一场。

在武汉，我向中共中央秘书长邓中夏汇报了广州的情况及请示工作，并见到了谭平山、苏兆征、彭湃等领导同志。他们都很关心我的身体，嘱咐我好好休息，并说组织上自会对我有新的工作安排。

不久,我听说陈延年于6月26日在上海被捕，并于7月4日英勇就义的消息，心情极为悲痛。

（二）陈公博认为“身后是非谁管得”，坚持“选择先进天堂”的人生哲学

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同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此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在汪精卫的控制下虽然还披着“左派”的面纱，但他已开始对工农大众磨刀霍霍了。国共分裂已事在必发。

陈公博知道我到达武汉后，有一日专门来探访我。

陈公博在广州建党时是一位活跃分子，与我私交甚深。他见多识广，才大气高，下笔如神，演说时具有鼓动性；但他贪图享乐，注重功名。他曾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他与共产党分道扬镳。1925年陈公博从美国留学回国，于4月中旬抵达广州, 随即他由廖仲恺介绍加入国民党，很快就身居高位。他是汪精卫政治上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9名常委之一，此时他的主要职务是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同时还身兼多项党政要职，他已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

陈公博关切地问了我的身体状况,接着说:“我观今后之时局，必为国共两党相斗。武汉是现在国民革命的中心，这里也有许多你的朋友，我希望你能留下。我相信，凭你的才干，如果能跟汪兆铭主席走，定会前途无量。”他还说此事已与汪说妥，一定委我予重任，至少可以当个中央委员。

我说：“你曾对我说过共产主义是如何的美好，如今你又让我抛弃它。现在我已抱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念，并相信我所为之奋斗的主义是一定会胜利的。”

他答道：“共产主义理想确实是美好的，但要实现它却要花几十、几百年的时间，甚至要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我们要干就要干自己能见得到成功的事业，这样个人才会有功成名就之时。”接着他再次向我兜售他的人生哲学：“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半在天堂，一半在地狱。我不争千秋，只图一世，因此我是选择先进天堂的。古语云‘身后是非谁管得，沿村争听蔡中郎’，至于我死后别人如何议论我，我才不管呢！”

我答复他：“此问题我已多次向你表明过我的观点，我是赞成文天祥的人生观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政治上我们早已是各执所见，如此下去，我们的私人情谊也只能分疆划界了，还望你好自为之。蒋中正的为人你我都很清楚，你不愿跟他干，我对此很赞成；但跟汪兆铭走，也不会有好下场。”此话不幸言中。以后陈公博跟着汪精卫沦为汉奸，落个终身之恶的罪名。

　　（1995年7月28日建军节前，谭天度为广州军区红一连宣讲南昌起义历史，并题词“红军精神代代相传”）

 

（三）邓中夏代表党中央批准我参加南昌起义

 夏季的武汉如同“火炉”，而国共分裂引发的斗争更是如同火上浇油。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进行了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和张太雷组成临时常委，陈独秀被停职。15日，汪精卫集团正式与共产党决裂。随即中央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举行秋收暴动，实行武装反抗，并决定首义在南昌举行。

我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自荐请缨参加暴动。起初大家都反对我参加，他们说我是一介书生，暴动后是要行军打仗的，岂能吃得消。谭平山还说，我们已决定让你回广东接应起义部队，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我说：“我们许多同志都倒在敌人的屠刀下，我也必须拿起武器同他们作斗争。”我还拉住邓中夏说：“老邓，你是最了解我的。”他们见我态度坚决，不容劝说，只好答应明日再定。临别，我用广东话对邓中夏说：“哩次睇你个啦（这次就看你的啦）！”

第二天，中共中央秘书长邓中夏郑重地答复我：“老谭，这次就依你的啦。我现在代表党中央同意你参加南昌暴动。”我高兴地说：“那我立即出发。”他说：“你可先到九江，等我们正式决定了再通知你去南昌。”

7月20日,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叶挺、聂荣臻等人在九江举行会议，决定在南昌实施武装暴动的方案。会后，李立三、邓中夏上庐山与瞿秋白、鲍罗廷商议，得到他们的完全赞同。

此时，党的大批干部同叶挺的二十四师及贺龙的二十军纷纷向九江、南昌一带集结，我也于7月20日后抵达九江。这时,我的病情进一步加重，医生看后说是过度劳累及炎热造成的。党组织看到我的身体实在太差，决定让我到庐山疗养一段时间。

庐山空气清新，气温凉爽，确实是避暑胜地，这比吃药更能增加疗效。我到半山时已觉病情顿减，自然更加神往南昌。在庐山，我见到了瞿秋白、刘少奇等人，他们都曾在广州工作过，我们早已相识。

在庐山疗养期间，我写了七首《登庐山》的诗词，表明了我此时的心迹，其中两首如下：

（其一）

庐山胜迹竞相传，

代有诗篇志奇观。

三叠泉疑天外落，

五老峰似碧霄悬。

白鹿洞，乌龙潭，彩云缭绕，名珠飞溅。

还有树石花草，

各呈刚劲鲜妍。

想当年，李太白，苏东坡，

. 多少骚人墨客，都曾徜徉此间。

歌吟颂赞，岂等闲。

只可恨，军阀倡乱，国基动荡，怎许从容留恋。

到明朝，疆场去，

冲锋杀敌，敉平大难，重整河山。

（其二）

烽烟遍地敢偷闲，

因病遵医上庐山。

佳丽风光同妙药，

清凉气候胜灵丹。

山山水水供疗养，

走走看看病瘥痊。

小驻依依又告别，

明朝驰骋戎马间。

在庐山我只小住了数日，很快就下山奔赴南昌。能参加这一伟大历史壮举的暴动，是我永生无悔的一件幸事。而我也永远不会忘记，是邓中夏代表党中央批准我参加起义的。

我初识邓中夏是1922年5月,那时第一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在广州召开。当时全国只有一百多名党员，我和邓中夏都是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出席会议，此后我们就成了莫逆之交。在省港大罢工时期，我曾长期与邓中夏同住一间房。他是湖南宜章人，我是广东高明人，我教他讲广东话，以便他开展工人运动；他则向我传授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并告诉我下一步的计划。南昌起义失败后，我们同在香港、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3月及5月，我和他先后在上海被捕。起初，我同邓中夏、罗登贤关在同一牢房，我化名“夏钊”，他化名“施义”。后来他被叛徒指认，于同年10月牺牲在南京雨花台。

（四）谭平山怒斥张国焘，并对个别人说：“假如张国焘再反对起义，你们就把他捆起来！杀掉！”

我于7月29日赶到南昌,与周恩来、谭平山等人会面后，留在他们身边，这样就使我有机会接触了起义的部分准备工作。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讨论起义的问题上，几位领导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7月26日,中央常委在武汉开会后，决定派张国焘前往南昌参与领导和决策起义的各项事宜。

27日晨，张国焘到达九江。他与恽代英、贺昌、高语罕、廖乾吾、颜昌颐、夏曦等人举行会议，传达中央常委26日会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的决定，但又提出重新讨论发动起义之事，当时就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恽代英还发了脾气。

30日晨，张国焘与恽代英赶赴南昌，他立即召集周恩来、谭平山、李立三、彭湃、恽代英、叶挺、周逸群等人举行会议，从而引发了第一次争论。张国焘曲解中央决定和国际电文，说如无把握，就不能起义。他要求谭平山将已拟草的起义宣言拿给他修改，否则不能公布。谭平山责问张国焘：“你究竟是赞成我们干，还是反对我们干？为什么非要由你来修改宣言？”在该日的会议上，张国焘还特别强调了他怀疑贺龙的政治可信程度及起义的军事准备工作的不充分问题，并极力主张拉拢张发奎来参加起义。谭平山肯定地回答：“贺龙的政治态度由我负完全责任。此次计划参加暴动的部队总共有2万余人,单是二十军就有8000余人，就数贺龙部最多，如果他不参加起义，这次暴动就不能成功！”鉴于张国焘是中央代表，又一下子提出了许多问题，大家只好决定将原定于30日起义的计划推迟。

31日上午，各位领导继续开会，并引起了更激烈的争吵。张国焘一方面提出起义不成熟的理由，一方面继续要求由他来修改起义宣言，并说当晚才能改好。谭平山拍案怒吼:“现在是一刻千金，不容迟缓！你要修改就必须在午后改好！”

1927年11月8日,张国焘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是这样来描述这次争论的:“平山说：为什么宣言非你改不可,难道你想操纵这次暴动吗？我说：这是什么话！我当时即气愤愤说：我不管这宣言了，你们哪位去改吧？恩来即说：回头还是我来改吧。”“当时我觉得少数同志一来事情忙，二来也决定干，都有点变态心理，讨厌多作讨论，故不知不觉有些意气之争。平山同志当时一心想另开一新局面，连中央及国际等名词都不愿听。”张国焘这后一句话是说对了，谭平山当时同党的许多领导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及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十分不满，他们都在探索走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

1927年底，叶挺在《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一文中写到张国焘再次坚持推迟起义时，“周恩来同志听着大怒，谓：‘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罢。’谭平山同志则大骂‘混蛋’。”

我记得当时李立三、彭湃等人都争论得很激烈。恽代英也发怒对张国焘吼叫：“你不要整天‘国际’长‘国际’短的来压人。现在是非常时期，来不及事事都请示！”

经过争论,会议决定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暴动。会后，谭平山对个别人说：“现在起义时间已最后确定，形势已迫使起义不能再次1推迟，否则将胎死腹中。假如张国焘再反对起义，你们就将他捆起来！杀掉！”

我与谭平山自1922年起就同张国焘打交道。张国焘高傲自大，领袖欲极强，喜欢在党内拉帮结派，并经常以中央代表自居。此次在革命的紧急关头，终于爆发了他与大多数领导同志的正面冲突，这不是偶然的。起义后，大家很少理他，他也很少过问公事，只是整天一个人唉声叹气，不时地对卫兵发发脾气，有时躺在床上望天，不知他想些什么东西。

二、暴动霹雳

（五）周恩来果断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

根据中央决定,南昌起义由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4人组成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这是领导起义的指挥机构。经讨论，决定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谭平山负责，这是对外的最高权力机构，它还具有政府的性质，以此区别由国民党右派领导的南京及武汉政府，共产党将通过它来联络国民党左派，号召和动员群众，并“名正言顺”地与“宁汉合流”的蒋介石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做斗争。

我与周恩来相识是在1924年9月初，那时他从法国回国抵达广州，我受党组织委托到码头迎接他。他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与我一起搞“民族解放大同盟”，他任第一把手，我负责宣传。此后不久，他就负责军事工作了。同年11月，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时，周恩来受命于危难之时，又担负起了领导起义的重担。

1927年7月31日傍晚后,领导起义的所有人员都各自就位，前委只有周恩来、李立三等少数人值班。深夜里，前委突然接到二十军贺龙部的报告，说是一名姓赵的副营长叛变，并发现部分敌军似乎有准备应变的迹象，急迫请求处置方案。此时在前委坐班的周恩来等领导果断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到8月1日的凌晨2时。

随着骤起的枪声，伟大的南昌起义终于爆发了。

（六）起义时成立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起义后发布了《中央委员宣言》（此处是指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包括谭平山等跨党的中共党员），声明同蒋汪等国民党右派对立，对外宣布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公布25名委员名单，并由宋庆龄、谭平山、贺龙、恽代英、郭沫若、邓演达、张发奎7人组成主席团;其中谭平山、贺龙、恽代英参加并领导了起义，郭沫若在起义后从九江赶赴南昌，宋庆龄、邓演达、张发奎未参加起义。现在文献上说谭平山当革委会主席，但我记得他当的是代主席，因为那是非常时期，不是选举产生的，故用“代”字。

从表面上看，这是在国民党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发动的起义,但它实际上完全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暴动。不过，我们当时确实还想搞国民革命，所以就提出了“继续国民党正统”等口号。起义前的7月16日,吴玉章奉中共中央令由武昌到达九江，并立即建立了国民党中央办事处，目的也是以此来接应我党“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南昌去继续参加革命工作。”可见，我们当时大多数人并没能充分认识到共产党必须取得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这一重要问题。故此，南昌起义后，我们没能名正言顺地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

为开展工作,八一起义后在革委会下设立了八个工作机构：即秘书厅、政治保卫处、政治部、参谋团、宣传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农工委员会、党务委员会，工作人员约有260人。

同时，还由革委会任命了起义军的高层领导：由贺龙兼代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未到任前由叶挺代理；成立了第九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三个军。

此外，还任命了江西省和南昌市的领导成员。

在革委会中，有许多人曾在广州工作过，因此我认识的人比较多。

财务委员会主席林祖涵（林伯渠）是湖南人，早年曾参加过同盟会，1921年中共广东支部建立不久，他参加了我们广东党组织的活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帮助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及改组国民党，北伐战争中，他担任第六军党代表并兼政治部主任。林祖涵为人热情诚恳，给人留下的是一位忠厚慈祥的长者形象。林祖涵的叔父林修梅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闯将，并曾任孙中山总统府代理参谋长，我与他交往甚密。建党初期，林修梅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的《社会主义的我见》、《社会主义与军队》等文章曾产生很大的影响，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组织“产业军”的观点，提出了将中国旧式军队改造为“农工军”的思想，我们南昌起义就是走了这条道路。很可惜的是他在1921年就去世了。

国民党中央海外部的部长彭泽民也参加了起义，他是革委会成员。以后，他长期与共产党合作，我同他保持了数十年的情谊。

郭沫若是我在起义后才认识的。解放战争时期，我在香港从事上层统战工作，与他又加深了友谊。

　　（七）政治保卫处

政治保卫处的设立是借鉴苏联契卡的做法，它的实权很大，大到可以不经审判枪毙整个起义部队由下至上的任何一个人。政治保卫处处长由李立三兼任，我任秘书，是二把手。由于李立三是前委成员，担负全局的领导重担，故由我代行处长职责，具体负责处理本部门的工作。处里的一般性工作由我决定，重大事情则由我向李立三及前委或革委领导报告。

政治保卫处内设一科、二科和特务队。

一科负责敌情。该科的任务是侦察敌情，搜集情报，并协助前委制定行动方案。一科科长是李谷珍，他是广东海丰人，大革命时同彭湃在海陆丰一带搞农运，曾任海丰县《陆安日刊》的编辑主任。

二科负责民运。该科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动员地方支援起义部队，帮助建立地方党组织；该科在实际工作中还担负了筹款、筹粮、安置伤病员等后勤工作。二科科长是魏良生，他是江西人。

在一科和二科中还有一些干事，由于是特殊时期，他们的分工并不明确，上级分配什么任务就干什么。

政治保卫处领导一个特务队，亦称警卫队，即机关直属部队。它的任务是负责革委、前委领导机关的安全保卫、镇压反革命、配合作战部队执行行军的断后任务及配合一、二科的工作。该队开始时有一个多营的兵力，在汕头时由革命委员会将其扩编为一个警卫团，其主要成份为二十军和北江工农自卫军，兵力只有数百人。

政治保卫处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随时调动其它部队来执行临时任务，故此有些部队虽有其它番号，但却受过政治保卫处的指挥。

南昌起义后，李立三曾率陈赓指挥的部队（起义后，陈赓任第二十军三师六团一营营长）解决了江西省银行，并在市区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

陈赓是湖南湘乡人，他是黄埔军校一期高才生。1925年夏，我在周恩来与邓颖超补办的结婚酒席宴上与他相识。省港大罢工时，陈赓曾任工人纠察队的教练，我同他又有了进一步的接触。他举止言谈幽默，即使在南下最艰苦的日子里，也能保持乐观的情绪。几位领导都很喜欢他，下面的官兵也都拥护他。我们都知道陈赓曾在二次东征时救过蒋介石的命，故此起义后李立三曾对他开玩笑说：“你现在反校长，可是犯上作乱哪！”陈赓则一板一眼地答曰：“师长不仁不义，弟子造反，古已有之。此乃真正忠孝仁义也。”陈赓作战勇敢，他在攻打会昌时负了重伤。我军进入福建后，由汀州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给他作了手术。

粟裕曾担任特务队的警卫班长，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

我与政治保卫处的大多数人在行军时负责打前站，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了解民情、动员群众及安排领导机关的驻地等。另有少部分人跟在后卫部队二十五师，负责安置伤病员及断后等有关事宜。

每当收集到重要情报或部队宿营时，我们就将各类情报归类整理迅速上报给前委。前委在研究问题时，主要由李立三作汇报，一些具体细节则由我作补充说明。

南下时的前委会议，多数时是扩大会议，即除前委的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外，还有革委的谭平山、张国焘，参谋团的刘伯承、贺龙、叶挺、朱德，以及周士第、周逸群等人，有时则干脆是参谋团的会议，人员不一定到齐。

周恩来主持会议很有条理，他善于抓住主要问题，分清轻重缓急。刘伯承喜欢做笔记，善于思考和提出问题，对于行军的里程和速度他计算得很精确。朱德在讨论重大问题时发言较多，有时他还直接将我汇报的稿纸拿去细看。

起义部队南下时，正值盛夏，酷暑炎热，我们劳师远征，作战频繁，伤病员剧增，无后方基地，供给困难。由于受敌人宣传的蒙蔽及威吓，沿途许多群众都在我们到达之前逃走。敌人对我方的战略意图十分清楚，他们以逸待劳，养精蓄锐，到处对我围追堵截。在此情况下，我们的情报工作和群众工作极难开展，部队作战又频频失利，只是在瑞金和会昌等地打了几个胜仗。在闽西我们实行了土地革命的部分政策，打土豪获得了一些收入。

政治保卫处在起义及南下时曾向军内和地方发布过一些布告，大部分为政治宣传内容，其次为筹粮筹款、动员群众等。我记得我们在宣传上有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要求广大官兵遵守纪律，不得骚扰民众，这是我们改造旧军队为工农革命军的一大举措。在南下途中，这一条做得是比较好的，有的部队在挨饿时，仍没拿老百姓的东西吃。

那时我们缺乏经验，再加上客观因素的限制，除保卫工作圆满完成了任务外，在收集情报、制定正确的行军方案、镇压反革命、动员群众、筹款筹粮、安置伤病员等工作上都存在许多问题。

（八）北江工农自卫军

北江工农自卫军是唯一一支完全由我党指挥的成建制的参加南昌起义的工农武装。

1927年，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广东粤北的曲江、清远、英德、乐昌、仁化等地先后发生工农武装暴动。4月底,由粤北各地农民自卫军、粤汉铁路工人纠察队、北江农军学校学员、南（南雄）韶（韶关）连（连州）各地政治讲习所学员等组成了2000余人的北江工农自卫军，下辖三个大队，总指挥罗绮园、副总指挥周其鉴，参谋长朱云卿。

北江工农自卫军成立后，原计划是南下广州，后感势单力薄，遂决定同国民党左派陈嘉佑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一起北上武汉，然后打回广东。5月1日，北江工农自卫军在韶关宝灵寺举行北上誓师大会，随后，他们吹起军号，打着犁头红旗出发北上。

在湖南，教导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三军，工农自卫军抽调南（南雄）韶（韶关）连（连州）政治讲习所大部分学员到该军从事政治工作，其余1200人改编为十三军补充团，龚楚任团长，对外仍用北江工农自卫军的番号。

6月8日，自卫军兵分两路，一路南返粤北镇压土豪，坚持地方斗争，另一路800余人继续北上,并于15日抵达武昌，进驻徐家棚东面的琴园，这是原湖北省督军萧耀南的私人花园，以后该部又进驻青草塘、阅马场等地。

当时党中央非常重视这支工农武装，除发动武汉各界慰劳及在报刊大力宣传外，并由在国民政府任劳工部长的苏兆征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九次及第三十一次会议提出讨论该部的处置问题，决定该部仍保留十三军补充团的番号。但在实际工作中，该部完全由我党指挥。

7月21日,工农自卫军在周其鉴、卓庆坚、龚楚等人的率领下脱离十三军撤出武汉，分乘三艘火轮，于29日黄昏抵达九江，30日乘火车抵达南昌，随即该部被编入叶挺的二十四师教导团。起义时，该部配合七十二团第三营攻打新营房，成为起义时的主攻队伍之一。

南昌起义后，北江工农自卫军大部分被编为二十军三师六团三营，唐振任营长，龚楚、卓庆坚先后任营指导员；另一部分分别被编入政治保卫处特务队及粮秣管理处运输队。

8月25日,二十军在瑞金附近的壬田市与敌钱大钧部的两个团发生遭遇战，三营负责右翼主攻。此战歼敌两个营，敌军向会昌溃逃。营指导员、原北江地委书记卓庆坚及粤汉铁路工人领袖、原自卫军第三大队大队长甄博雅等不幸在此战中牺牲。此后，三营参加了会昌作战，再次体现该部勇猛顽强的特点。这次作战三营损失很大，伤亡了190余人，营长唐振牺牲。以上两战，三营伤亡人数占全军伤亡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

9月下旬在汕头时,革命委员会将直属队整编为两个营，北江工农自卫军与这两个营合编为警卫团。

10月上旬，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自卫军一部跟随朱德上了井冈山，部分失散人员潜返家乡坚持斗争，许多人成为以后广州起义和农村暴动的骨干。

率北江工农自卫军参加南昌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周其鉴是广东广宁人，我们曾在广州长期共事。他原是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后在广州参加建党活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他主要在广东从事农民运动，是著名的农运领袖。南昌起义失败后，广东省委再次派他到粤北发动农民暴动，不幸被捕，1928年2月1日英勇就义。

北江工农自卫军北上南下，途经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福建5省,行程数千里。该部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粤北各地暴动、湘南暴动等，他们听从党的指挥，英勇善战，是我军建军初期的一支英雄部队，为我军的军史、战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九）聂荣臻送我一匹老军马

8月3日，朱德率第九军（实际只有数百人）、蔡廷锴率第十一军第十师为先头部队离开南昌出征广东。4日,叶挺率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五师也相继出发。同日，蔡廷锴率部4000余人叛逃，令整个起义部队震惊。我们在起义时已发现蔡廷锴政治不可靠，贺龙等人曾建议将其扣留或“礼送出境”，但叶挺过于信任他，前委领导也未作认真考虑，更为错误的是让他当开路先锋，使他有机可乘。蔡廷锴叛逃时，其兵力十倍于朱德所率之部，朱德当时无力阻止该事件的发生。事后，叶挺对此十分内疚。

4日,我正布置政治保卫处的人员做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忽听得院子里有嗒嗒的马蹄声，随即一名干事跑进来，让我快出去看。院子里，一名军官带着一名马夫模样的士兵正牵着一匹高头大马。这位军官见到我立即敬了个军礼：“报告谭秘书，聂党代表让我将这匹军马送给您，以便作为行军时的坐骑。”随即他掰开马嘴让我看它的牙口，说它是匹老马，但很温顺，体力还行，正适合我这位“文人”。

聂党代表即聂荣臻，时任第十一军党代表，我们在广州时就相熟。事后我才知道，聂荣臻等同志认为我的工作担子重，又没行过军打过仗，故向周恩来建议给我配一匹马，并主动在他的部队内调拨了这匹老军马。我知道，当时马匹很紧张，党组织为我配军马，是为了让我更好地完成任务。

（十）我与恽代英赛马

清朝末年及民国初期，我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及校本部读书时曾骑过马。在假日里，我常约上三几好友郊游。那时出了广州的大东门就是荒野，即使见到种菜的农民也要到沙河镇才行。在大东门，我们花上几文钱即可租上一匹马。我们常骑马到沙河镇、白云山等地踏青或登高，做诗吟对，谈古论今，针砭时政。傍晚回城时即将马归还马主。

此次南征广东，我早已过而立之年，但欲当马上壮士之心仍未泯灭。聂荣臻送给我的这匹军马，我只骑了一两天就驾轻就熟了。

有一日行军,前委和革委的许多领导在一起,我和恽代英在前“并驾齐驱”。忽听李立三在后面议论：“诶，你们看，‘圣人’与老谭这两位文人骑起马来倒是象模象样的啊！”周恩来接着说：“他们俩已下决心弃文从武了。”谭平山笑着说：“从身后看，他们倒是很象一对兄弟啊！”

“圣人”即恽代英，江苏武进人，生于湖北武昌。因他宽厚和蔼，从不厉声作色，又无任何嗜好，在广州时，大家常这样称呼他。恽代英同我一样，长期办报著文，我们又都在广州农讲所当过教员，他虽在黄埔军校工作过，但担任的是政治教官，故仍是“文人”。此次南昌暴动，恽代英是前委委员和革委会主席团成员，他主要负责宣传工作。恽代英个子矮小，高度近视，此时他的眼镜断了一条腿，用一根绳子绑着挂在耳朵上，两只镜框又圆又黑，加上他说话风趣，让人见了甚觉幽默滑稽。

听此议论，恽代英对我说：“听到没有，他们在笑我们不象军人哩。”我突发奇想：“咱们俩赛赛马怎么样？”“行啊！”恽代英望了望前方接着说：“看到没有，前面那棵树为终点。”“可以。”我满怀信心地答道。

“诶，大家听着……”恽代英平时说话声音就很洪亮，这时他扯开嗓子大喊：“我与老谭赛马，远处土坡上的那棵大树为目标。谁来当裁判啊？”他这一喊，整个行军队伍都听见了。

“我来，我来当裁判。”彭湃抢先答到。“不行！不行！”周恩来张口就否决：“你们是老相识，又是广东老乡，应执行‘亲属回避’政策。还是我来当吧。”“那我当监督。”彭湃当仁不让地答到。

“你们先走一步，我来发号令。”谭平山说完，让周恩来和彭湃先行。

随着谭平山“各就各位——跑！”的发令声，我与恽代英争先恐后策马前奔。只见周恩来和彭湃正在那棵大树下向我们着手，整个行军队伍一片“加油”的喝彩声。我见到恽代英不时地用一只手扶着他的眼镜，须臾间又把军帽摘下擦了擦汗塞到口袋里，我也依此照办。我把身子压得低低的，两腿用力夹马肚，终于以一个马身的优势夺得胜利。

周恩来宣布：“本次大赛，夏声（我原名谭夏声）为冠军，代英为亚军。”恽代英不服，说要再来一次。彭湃在旁鼓动说：“好哇！好哇！”周恩来接着说：“现在军务繁忙，今日就到此为止吧。”

见到我们赛马，行军队伍疲惫的情绪又高涨起来。

那时我们没有汽车，马匹又少，各种物资和伤病员都要靠肩挑人扛，十分艰苦。故此，即便是有马匹的领导也常走路。我的这匹老马，驮过弹药、粮食、伤病员等，为革命立了大功。不幸的是，部队从福建进入广东后，它终于累倒了。

　　（十一）我参加了贺龙的入党仪式

1927年6月,贺龙部由北伐前线河南班师回武汉，该部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贺龙为军长、周逸群任政治部主任。在武汉工人纠察队及两湖农民自卫军武装多被缴械的情况下，党把大批党员和工农骨干派到二十军中，这样即保存了革命力量，又为二十军补充了新鲜血液。

贺龙在革命斗争中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解救劳苦大众的真理。周逸群长期在贺龙部工作，他对贺龙政治思想的转变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在武汉期间，贺龙又有幸结识了谭平山、周恩来等党的重要领导。他们推心置腹的交谈，使贺龙更加感受到党的温暖，也使党对他的政治态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武汉时，谭平山就频繁与贺龙接触，7月19日后,谭平山一直住在贺龙的二十军军部。7月23日,谭平山首次将起义计划告诉贺龙，得到贺龙的热烈响应。在此期间，贺龙多次向谭平山及周逸群提出入党的申请。谭平山通过对贺龙的接触，了解并信任了贺龙，这表明了他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及对人才的爱护。这一切，为前委在南昌暴动前，敢于决定由贺龙领导的二十军为暴动主力提供了政治依据。

当时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极力拉拢贺龙，共产党中对他的政治态度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贺龙在此时实际经受了来自两方面的严峻考验：一是与旧世界的彻底决裂，完全站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阵线中来；二是要消除来自革命营垒中某些领导对他的不信任，他以自己的革命实践证明了自己对党的赤胆忠心。南下途中，谭平山常与贺龙的二十军行动，这使他对贺龙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根据贺龙的表现及谭平山的积极建议，起义军前委在南下途中决定批准贺龙的入党申请。

8月26日清晨,贺龙指挥的左路纵队第二十军在壬田市经一夜激战后，击溃敌钱大钧部；叶挺指挥的右路纵队第十一军在此时跟进，并于当日下午进驻瑞金。

8月27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我在瑞金绵水河畔的一所小学里布置了警戒，就在这所学校里举行了贺龙的入党仪式。我记得这次是前委会，但有其他领导出席，总人数在10人左右，计：周恩来、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叶挺、周逸群及谭夏声（谭天度）等，好象还有周士第，贺龙本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谭平山、周逸群介绍贺龙入党，全体人员都表示赞成贺龙的入党申请。

（十二）叶挺指挥会昌之战

在瑞金，我们得到敌人的许多文件，并获悉敌欲在此与我决战的计划。当时，敌右路军钱大钧部在会昌，中路军黄绍竑部在于都，总兵力有18个团。前委和军事参谋团在讨论迎敌方案时曾有两种意见，最后决定首先歼灭会昌敌军。

根据部署，此战由叶挺率二十四师、二十五师为主攻，朱德率部在会昌城东北为助攻，贺龙部在瑞金为总预备队。

8月30日晨6时，攻打会昌的总攻击开始后，我们发现二十五师没有依时赶到，以致形成敌众我寡的战场态势，并曾出现有被敌反包围的危险。叶挺临危不乱，指挥若定。他一面在战场指挥，一面派出参谋人员接应二十五师，使该师到达后，及时进入作战方位，表现了一位军事家高超的指挥艺术。当日下午17时，起义军攻占会昌城。第二天，叶挺又指挥部队胜利阻击从于都来增援的黄绍竑部。整个会昌之战，我军共计歼敌4个团，俘敌900余人，这是起义军南下作战最辉煌的胜利。这一仗，真正打出了铁军的威风。此战后，恽代英风趣地说：“经过千锤百炼，现在‘铁军’已经上升为‘钢军’了。”

南昌起义后成立的第十一军，是在北伐战争时期叶挺独立团的基础上扩建的。当时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就是以叶挺独立团的形象为其代表。大革命失败后，第四军分化，只有参加南昌起义的这支队伍继承了铁军的传统，并延续至今。我在广东时就接触过叶挺独立团的一些干部，如南昌起义后的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大革命时期曾是著名的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队长，他此时与党代表李硕勋共同领导二十五师。南昌起义后我与该师接触较多，他们常任全军的后卫，我对他们顽强的战斗作风十分敬佩。

（十三）汀州、上杭会议

我军在瑞金、会昌一带打了胜仗后，本应经筠门岭过寻乌，立即乘胜向南追击，直接进入广东，这样很可能会给敌以致命的打击，但当时我们没有这样做。究其原因，一方面，我们对敌情掌握不准，获取的情报中常有互相矛盾之处，领导在研究对策时难以作准确的判断；另一方面，当时起义军的领导人还不具备率大部队远征作战的实际经验。根据前委在瑞金的决定，起义军自9月2日起分三批向东进发，越过闽赣边境，直取汀州，而后南下，进驻上杭。在上杭，闽西党组织负责人罗明组织了数千人的群众大会，欢迎起义部队。

大革命时期，罗明在广州先后从事团和党的宣传工作，北伐军出征后，陈延年派他到汕头主办东江农民运动讲习所。1933年春，罗明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时，“左”倾领导的临时中央在福建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进而扩大为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解放后，我再次与罗明共事，在广东从事民族和统战工作。数十年的革命斗争证明，罗明是一位好同志，是党的优秀领导干部。

9月中旬,革委和前委在汀州、上杭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主要讨论了革命政权的组织形式、土地政策、财政政策、夺取东江的计划等。

我们南下到瑞金时，得知张发奎已反共，所谓联合国民党左派，继承国民党正统已不可能，继续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已无积极意义。此时前委等领导已决心改用工农政权的旗号。但在汀州会议上，大多数领导又认为应避免帝国主义的过早干涉，以利团结更多的同情者，故仍应维持现状，并成立了国民政府，由谭平山任委员长。

9月12日,许多领导在上杭讨论土地政策，这是在起义前后多次讨论并争论不休的问题。此次会议决议为“没收土地，耕者有其田”。可是第二天我们收到了广东省委的文件，要求我们只没收30亩至50亩以上的土地。这时张国焘再次坚持他的意见，大家终于通过了只没收50亩以上大地主土地的政策。

筹款筹粮是当时财政政策的核心问题，大家对此有两种意见：一是由当地豪绅来筹款；二是征收或没收豪绅的粮食、财产。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两种方法交替使用，真正推行的仍是“只要有钱，不问政策”的原则。那时大军远征，粮草困难，整日行军打仗，加上我们当时都很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所以不可能在行军途中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从瑞金向汀州进发的一个理由，就是认为能解决一部分财政困难。

在汀州会议上，前委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夺取东江的计划，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能从海上得到外援，盼望能得到共产国际援助的武器弹药。根据讨论决定，起义军主力直取潮汕，部分兵力留守三河坝，而后，大军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夺取惠州。

（十四）三河坝分兵朱德受命

9月18日及19日,起义军陆续由福建进入广东省的大埔县。根据汀州会议决定，起义军于22日在大埔县的三河坝地区实行了南下后的第一次分兵：由朱德率第九军教导队及第十一军之二十五师共2500人驻守三河坝，警戒并阻击梅县及闽西方向之敌；主力部队继续南下潮州、汕头。在三河坝，前委再次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了而后的进军和作战部署。

24日，起义部队主力进占汕头后，实行了第二次分兵：由周逸群率第二十军之第三师1000人驻守潮州、汕头地区，革命委员会留驻汕头；贺龙、叶挺率其余部队共6500人向揭阳、丰顺进军。

此时，曾遭受重创的钱大钧和黄绍竑等部敌军，在得到陈济棠部三个师的增援后，形成了对起义军分割包围的战略态势：钱大钧部3000人在梅县牵制三河坝；黄绍竑9000人在丰顺的留隍窥伺潮汕；陈济棠的1.5万人在丰顺的汤坑向揭阳进击。上述两次分兵,使起义军一分为三，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给敌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10月1日至3日，朱德率部在三河坝与敌苦战三昼夜，最后终因敌强我弱，孤军无援，被迫撤出战斗。以后这支队伍在朱德和陈毅率领下转战粤赣湘三省，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部队汇合，形成了朱毛红军。朱德成为领导南昌起义部队走向胜利的带路人。

（十五）张太雷奉命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

9月下旬,张太雷奉中央指示来到汕头。26日及28日，张太雷传达中央对起义部队行动方针的指示和八七会议精神，在汕头的中共主要领导都出席了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在汕头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大家对张国焘提出了严厉批评。会议改变了中央原定由张国焘任书记及委员人选，推举张太雷为书记，张太雷、周恩来、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张国焘、李立三、杨殷为委员，罗绮园为秘书。会议还决定让谭平山去苏联学习，由周恩来负责起义军的一切事宜。

根据八七会议精神，会议决定取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改称苏维埃，起义军的名义也改为工农红军，实行没收一切土地的“彻底的土地革命政策”。会议还决定，部队立即开往海陆丰，与当地农民武装配合，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但当时形势急转直下，这些重大决策无法贯彻执行。

在此前，张太雷奉中央令于8月20日到达香港，成立了广东省委，他立即发动和组织了全省的秋收暴动。当我们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潮梅地区后，东江广大地区纷纷发动了暴动，一些地方的工农起义军还攻占了县城，成立了工农革命委员会等机构，并主动配合起义军作战。这一切，有力策应了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

张太雷是江苏武进人，大革命时期，他曾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翻译和《人民周刊》的编辑，我经常同他谈天说地，讲古论今。有一次我与张太雷辩论一个哲学命题，即：“古人不曾见今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说这个命题是正确的，他说不正确。我俩于是引经据典，博引旁搜，唇枪舌战，大战一番。这次论战张太雷辩不过我，于是他拍着我的肩膀伸出拇指说：“老谭，你真不愧是我党的一位雄辩家。”几十年后回想这些往事，只觉我们那时的幼稚和好胜，但有一点我们都没错，那就是我们都在积极地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很可惜的是张太雷在广州起义时就牺牲了。

　　（十六）潮汕七日革命政权

9月23日,起义军在当地工农武装配合下，占领了潮州，成立了潮安县革命政府。24日，起义军进占汕头。随即，我们成立了汕头市革命政府，赖先声（赖玉润）为市长，郭沫若为海关监督和对外交涉使，李立三为公安局局长（徐光英代）。同时还成立了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部，以彭湃、杨石魂为正、副总指挥，统一指挥东江地区的工农武装。随后，潮汕农军先后攻占了澄海、揭阳、普宁、饶平等县县城，成立了当地的工农革命政权。

在汕头，我们政治保卫处镇压了一批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处罚了一些土豪、恶霸、奸商，收缴了大批光洋。9月28日,飞鹰号军舰上的敌军在汕头登陆，袭击革命委员会等机关，后在起义军和工人纠察队的反击下溃退海上。

9月28日,起义军主力向汤坑进发，在其附近的山湖、分水坳一带相继与敌王俊、薛岳、陈济棠部遭遇，经两昼夜激战，我军伤亡2000余人，被迫于30日撤退至揭阳。同日，敌黄绍竑部两个师进犯潮州，我部兵力不足，又腹背受敌，只得撤出。此时，敌人从陆、水两路围攻汕头，我们已无力抵抗，只能弃守。

9月30日夜,各机关和部队于混乱中向西突围，我们政治保卫处执行断后任务。10月1日晨,当敌人攻入市区后，李立三立即带着政治保卫处的两个科长和所有人员出去观察。他让我一个人留在楼上办公，并叮嘱我随时准备转移。

不久，听得周围枪声大作，我于是向窗外望去，只见敌人已冲进了院子。情急之中，我从楼上的窗口跳下，幸好无事。这时只听得敌人在楼上惊喜地大呼：“这里有很多大洋啊！”随即听到他们争抢银元的喊叫声。我见到附近有一个庙宇，立即冲进去，找到一尊大菩萨佛像，躲在它的后面。

过了些时间，枪声及喝叫声渐渐稀少远去，我拍打着身上的尘土，从佛像后走出。庙祝看到我十分惊奇，他不知道我是何时躲进来的。于是他双手合十，一边口念“阿弥陀佛”，一边对我说：“带红领带的（南昌起义军每人颈系红领带）和不带领带的都走远了。愿施主平安。”我向庙祝道了歉，出庙后立即向枪响的方向追去。没走多久，我就赶上了自己的队伍。

这次我们撤退得太仓促，在政治保卫处堆放的大批银元还来不及带走，当时部队财政极端困难，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事后我才知道，我是最后一批撤出的。

我曾两次到潮汕，两次的情形真是大相径庭。我第一次到潮汕是在1926年初至1926年春，那时我率广东省各界慰问团赴东江各地慰问东征将士。当时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的第二次东征获得胜利，周恩来于1925年11月被任命为东江行政委员，负责惠州、潮汕、梅州的地方政务。2月22日，我在汕头参加了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东江各属行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县县长、中学校长及工、农、商、妇女等各界代表共一百余人。以后在他的安排下，我巡视了东江各县。此次是我第二次来到潮汕，在经历了史称“潮汕七日红”的一周革命后，我们在强敌进攻下惨痛撤离了。

（十七）流沙会议后我与彭湃一起突围

两三日后，各机关和部队陆续抵达普宁县的流沙。在这里，我再次见到了周恩来，他正患疟疾，发着高烧。此时，前委已安排国民党左派人士张曙时、姜济寰等先行撤离。10月3日中午,周恩来抱病召集前委、革委、各军及地方党的负责干部联席会议，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几乎全部出席，这是南昌起义后的最后一次会议。

会上，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周恩来在总结中主动承担责任，贺龙及叶挺对失败甚表不愤，他们在发言中都表示，哪怕是当流寇打游击，也一定要卷土重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周恩来向大家宣布：部队立即撤向海陆丰，非武装人员要尽快转移到香港或上海。大家要尽量分散转移。

下午约2时许,我们的会议还没开完，就有一名侦察员匆忙跑来报告,说周围山头已发现大批敌军。当时机关人员有200人，部队有一师、二师、二十四师等，周恩来、贺龙、叶挺立即指挥部队掩护机关撤退。当一师、二师通过离流沙三四公里的乌石时，突遭敌陈济棠十一师和徐景唐十三师的袭击，全军被截成两段，二十四师及各机关被压缩在一个小盆地内。当时我们仓促应战，部分军心涣散，再加上敌人炮火猛烈，竟使我们连一个成建制的部队也无法组织起来。到傍晚天黑时，整个起义部队大乱，各部四处溃逃，终告惨败。

此时我与彭湃一起撤退，敌人紧追不舍。当我们逃到一座山脚下时，发现在树丛中有块大石头，我们在此隐蔽了起来。敌人在四处放枪，我们躲在石头后面议论了此次失败的原因，并回忆了许多往事。过了不久，敌人远去，彭湃对我说：“为了减少目标，咱们还是分头撤退吧。”“好吧，香港见。”我答应道。我们俩紧紧握了握手，就此告别。

当晚，我到了一座村庄，只见户户家门紧闭。我赶紧走进一条小巷，没想到巷内被一座高墙所阻。我用尽全身之力爬了几次，终没成功。此时我已筋疲力尽，一头载倒，再也爬不起来了。幸亏当时已近深夜，敌人没有发现我，他们放了一阵枪后就撤离了。

以后我经惠来到达陆丰，期间我曾数次与周恩来相遇。叶挺、聂荣臻陪伴着周恩来，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的原汕头地委书记杨石魂将他们安排到陆丰县一位农运骨干、共产党员黄秀文的家里治病。周恩来等人多次督促我先走，于是我随其他撤退人员来到了甲子港。当时天黑，船只不够，李立三让我安排其他人先登船。每条船上到底乘坐了些什么人，我们也弄不清楚。我是与几个不相识的人乘坐小渔船最后离开的。大约在10月8日前后,大家都到了香港。周恩来在叶挺和杨石魂等人的陪同下，也于10月下旬安全抵港。

此次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全部领导都平安撤出，这实在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起义军在乌石溃散后，二十四师约1000余人在师长董朗和党代表颜昌颐率领下，突围后进入海陆丰，与当地的农军汇合，以后为创建海陆丰苏维埃做出了贡献。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起义军虽然遭到惨败，但毕竟锻炼和保存了一批骨干，这些人成为以后人民军队的栋梁。

在香港，我又遇见了彭湃，他是与李立三、恽代英等人一起撤退到香港的。

我最早与彭湃相识是在陈独秀家。那时是1921年8月下旬,他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不久，即根据施存统在东京时的建议来找陈独秀，并在这时加入广州党组织，【编者注：彭湃的入党时间有两种提法，此处保留当事人的回忆。另一提法是：彭湃于1921年5月回国后不久，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4月转党。】以后常与我们一起活动。彭湃参加南昌起义撤退到香港后，参加了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联席会议,他于11月7日离港乘船返回海丰。随后，他领导建立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以后，彭湃调到上海工作。1929年4月24日,在开江苏省委军委会议时，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因叛徒白鑫告密而被捕。30日,彭、杨、颜、邢4人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我在香港第一次被捕出狱后不久，就听到了他们被害的噩耗。

三、香港总结

（十八）总结会议

参加南昌起义的各位领导陆续抵达香港后，在张太雷主持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广东省委于10月15日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总结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部署广州起义及全省的工农武装暴动。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定，重新改组了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南方局书记为张太雷，委员为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广东省委书记为张太雷，常委为张太雷、黄平、恽代英、阮啸仙、杨殷、黄谦、陈郁，委员25人，候补委员11人。由于两个组织的主要领导成员多数相重，故这一时期常开联席会议。

当时出于对国民党右派的仇恨，大家情绪比较激动，再加上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大家在总结时把起义失败的责任全都怪罪在几位主要负责人身上。开会时，不让谭平山等人出席，事后也不听他们的申辩。会议认为，南昌起义“完全是军事冒险的运动”，是“军事的投机”。11月1日,省委在给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报告中，更进一步提出“开除谭平山党籍”的请求。

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主持下于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张太雷和周恩来等人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受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左”倾思想指导，在政治上，错误估计处在低潮的中国革命形势仍在继续高涨，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决定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在组织上，采取惩办主义，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指责南昌起义前委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完全是一次软弱的军事投机的尝试”，并对南昌暴动和秋收暴动的领导人给予政治纪律处分，开除谭平山党籍，开除张国焘中央委员和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对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等人给予不同程度的组织处分，对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全体成员给予警告处分。这种“左”倾盲动主义在实际工作上给党的事业造成了许多损失。

从政治上来讲，南昌起义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没能采取就地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从军事上来说，公开暴露军事战略意图，宣称南下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在行动上也按此照办，结果使敌人能从容部署对策，使我们从一开始就丧失了军事主动权。我们当时发动暴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出自于对敌人的仇恨，我们从战友和革命群众的牺牲中，懂得了必须以革命的武装斗争来反抗反革命的武装屠杀，但是当时并没有解决怎样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当井冈山斗争开展后，这一问题终于被毛泽东解决了。当时“左”倾领导没有找出南昌起义失败的真正原因，从而再次导致广州起义的失败，并又一次地大批处分起义领导者。南昌起义后的一些失误，是党在幼年时期所难以完全避免的，后人也不应苟求于前人。

撤退香港后，根据组织安排，我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交通主任、秘书、宣传干事等职，主要任务是建立地下交通、联系各地党组织和失散党员、审查干部、协助领导处理省委机关的事务。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同志失去组织关系，他们迫切要求回到组织的怀抱；另一部分人则犹豫彷徨，需要党组织对他们进行帮助；还有一部分人因各种原因，暂避风头，逃往南洋等地避难。加上当时斗争激烈，党组织也希望尽快壮大力量。但当时情况复杂，组织混乱，需对所有人员作认真的审查工作。我记得当时联系密切的有：广东汕头的杨石魂，海丰的林道文、陈舜仪，湛江的黄学增，广西的俞作豫等。1928年秋，我又到南洋的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芙蓉、霹雳等地联系失散党员。广东党组织长期负责两广、南洋等地的党组织，管辖范围甚广。这一时期，省委开会比较频繁，联络和保卫工作任务很重。

　　（十九）谭平山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解放以来，相当一部分的史书在记述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时，对谭平山总是讳莫如深。一方面这是人们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不敢如实反映历史，另一方面是一些人对历史的真相了解不够。我们在香港总结时，许多领导都向中央作了南昌起义的汇报，里面记录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当然某些观点不一定正确，但仍不失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

1927年10月，李立三在《“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一文中写到：“‘八一’革命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实际上不过是许多共产党分子的个人指导，最后几乎变成平山同志的个人指导。”“前委的组织原照中央命令，没有平山同志，但是当时平山在政治上负了很大的责任，中央并未将他撤换，所以前委商量的结果，只好要平山参加前委会议。到南昌时前委组织比较完善，后来革委成立，都加入到革委去了，并且都是担负很繁重的工作，各项技术工作人员也取消了，于是前委变成了革命委员会的党团。”

1927年10月15日，张太雷在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中阐明：“因为这样结果致使这次暴动成为平山所领导。”

张国焘在他晚年所写的《我的回忆》一书中这样记述：“南昌暴动发动后，谭平山被推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而且贺龙是他提携起来的，中共的前敌委员会似乎也可由他领导，通过前敌委员会更可指挥叶挺等重要军人，一切似都如愿以偿，是以他曾摆过领袖的架子。”

以上虽然是在批判谭平山在领导南昌起义时的“错误”，但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谭平山是该起义的实际领导者。

依据南昌起义时的分工，党内和军事由周恩来负责，党外和政权由谭平山负责，但由于谭平山当时在党内和党外的威望，再加上他极力主张发动起义，因而他直接参与了前委的主要工作，故他与周恩来实际上共同负责了起义的各项事宜。

早在建党初期，谭平山就是我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现在有一句话说建党时是“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但我记得当时有一句话却说：“南谭（广州的谭平山）北李（北京的李大钊）中间陈（上海的陈独秀）”。因某些原因，一些人在著书时有意把广东党组织在建党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排后，这也使他们无法正确解释广东之所以能够成为大革命策源地的真正原因。

谭平山于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7月受陈独秀派遣回广东创建党组织。谭平山回到广州后，首先建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建党的组织基础。同年10月，我们还建立了《广东群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该报成为中共第一份省级党组织机关报。1921年初，陈独秀在广州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公开论战，并决定与无政府主义者决裂。同年春，谭平山与陈独秀共同建立了共产党广东支部。这是中国第一个全部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建立的中共早期党组织，谭平山与陈独秀同为该组织的核心。1921年7月,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谭平山是中共广东支部书记。在这一时期，谭平山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创始人。

大革命时期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谭平山受党派遣，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内担任了多项重要职务。他是国民党中央9名常委之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并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他参加了党的多次重要会议，在五大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1927年7月,谭平山与苏兆征联名发表宣言，声明退出国民政府，痛斥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行径。随后，他积极策划并领导了南昌起义。

谭平山知识渊博，又善于做政治鼓动工作。我记得起义后在南下途中他作过两次演说。有一次他对大家吟诵了这句古诗：“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接着他笑着说：“九九八十一，正好应在‘八一’上面，这说明我们的起义是一定会成功的！”大家听了发出一片欢呼声。

历史事实证明，南昌起义的领导核心就是周恩来和谭平山，谭平山为人民军队的创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二十）谭平山被错误开除出党

1944年3月,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做《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谈到谭平山在南昌起义后，“他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位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把谭平山开除了。”（《周恩来选集》第173页）据我所知,这位师长就是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当时在讨论是否起义及何时起义的问题上，张国焘与大家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谭平山出于激愤及对张国焘品质的认识，故做出了上述举动。但谭平山被开除党籍却不是因为此事。

当年，“左”倾分子领导的党中央不但看不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建军活动的重大历史意义，否认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在起义中的英勇献身精神，甚至还将这些活动诬蔑为“军事投机”，并在党内实行惩办主义。

谭平山在白色恐怖中是一位幸存者。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右派暗杀廖仲恺时，是要同时暗杀谭平山的。当时杨匏安因在香港发动罢工而被港英当局拘捕，在关押50天后于同日被驱逐出境，谭平山得知这一消息后，急于去布置迎接杨匏安的工作，因而迟到了会场几分钟，这才碰巧得以幸免。大革命失败后，谭平山与邓演达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从事反蒋活动，因叛徒告密，国民党当局于1931年8月17日派出特务到上海逮捕他们。那日，适逢李世璋到谭平山家商议要事，使他未能依时赴约到达开会地点。当他获悉邓演达被捕的消息后，立即转移了住址，这才使他又一次脱险。

谭平山党籍的去留具有相当的戏剧性：因当年国共两党都否定南昌起义，1927年8月8日，武汉的国民党中央首先宣布开除谭平山的党籍；同年11月10日，共产党中央也开除了他的党籍。对被开除国民党党籍，谭平山不削一顾，但他却强烈要求恢复自己的中共党籍和去苏联学习，但被中央“左”倾领导者所拒绝。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筹建参政会，谭平山被恢复国民党党籍，并任历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冬，谭平山在武汉向周恩来和董必武提出请求，希望党组织重新审查自己、恢复共产党党籍并能被批准去延安工作。当时，党组织给他以满意的答复，但要求他继续留在国统区，做各民主力量的统战工作。

自从抗战后谭平山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后，他就积极为贯彻中共中央的各项指示努力奋斗，从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的重大使命任务。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在香港从事上层统战工作，谭平山积极配合我们，帮助建立和壮大民主党派阵营，批判“第三条道路”思想，推动新政协运动，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可是解放后，一些人甚至对谭平山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产生了怀疑。

1986年9月28日,习仲勋在北京举行的《谭平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称：谭平山“是一位杰出的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爱国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谭平山先生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他能跟随着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不断前进,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不愧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个杰出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者。他的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的。”李文宜在这次座谈会上指出：“几十年来，谭老对马列主义的信念矢终不渝。”这是党对谭平山一生的科学评价。

谭平山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去世，但他却是实实在在地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他的历史功绩。

（二十一）迎接新的战斗

南昌起义失败后，各主要领导先后撤退到香港。这时中央不断有指示给我们。根据中央精神，我们主要对南昌起义的失败做了总结，对它的重大意义则很少谈；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研究和部署广州起义及全省工农武装暴动。

11月上旬开始，大家陆续奔赴新的岗位。周恩来、张太雷及李立三去上海向中央汇报，以后周恩来和李立三留在中央，张太雷回广东组织广州起义。彭湃和恽代英分别去海陆丰及广州组织暴动。中央原计划安排贺龙、刘伯承、林伯渠等人去苏联学习，后因上海机关被破坏，贺龙没走成。以后他强烈要求去搞武装斗争，最终获得中央批准。贺龙与周逸群、贺锦斋回到湖南，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叶挺先回澳门探亲，看望妻子李秀文和刚出世的孩子，随后他参加了广州起义。聂荣臻协助张太雷主持广东省委的军委工作，1928年底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谭平山去了澳门。彭泽民留在香港行医。张国焘去了上海。郭沫若、吴玉章也都先后离开香港。根据省委决定，我留在香港做广州起义的接应及联络工作。

1927年12月11日，爆发广州起义。12日，张太雷牺牲。13日，起义军在强敌反扑下撤出广州，起义遂告失败。

随后，李立三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到香港处理善后事宜，后继任广东省委书记。他来到后，在政治上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1928年1月1日至5日,李立三主持广东省委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党的任务及工作方针》、《关于广州暴动问题》、《党的组织问题》、《职工运动》等决议案。决议认为，革命仍处于高潮，党的目前任务仍是领导工农暴动，夺取全省政权。这次会议虽然肯定了广州起义的意义，但在分析起义失败的原因时，片面强调领导者个人的责任，对起义主要领导人都给以政治纪律处分，叶挺也受到了6个月留党察看的处分。以后叶挺到莫斯科,又受到米夫、王明等人的攻击，共产国际也没有人理睬他。邓中夏、恽代英及杨殷等人对李立三的这套做法极为不满。后来，广东省委机关连续遭受破坏，这与“左”倾错误路线的推行是有密切关系的。

1928年3月中旬至4月中旬，李立三在香港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周恩来以中央代表身份到会指导。4月13日,会议通过了《政治任务及工作方针决议案》、《党的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苏维埃问题决议案》、《没收分配土地决议案》等。会议发展了已经存在的“左”倾盲动主义，认为广东革命仍处于高潮，并已发展到夺取城市的阶段，应立即举行全省的总暴动。不过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撤销对广州起义领导人的处分决定，团结和保护了党的一批领导干部。

这次会议，气氛轻松，大家心情都很舒畅。开会时，香港市委组织部部长邓发坐在我和周恩来的中间，他不时地做些小动作想逗大家开心。他知道周恩来不抽烟，我又戒了烟，但他却用报纸边卷些烟丝点着了塞到我嘴里，我吐出后还给他，谁想到他又将这支烟塞到周恩来的嘴里。此时，周恩来正在讲话，他把邓发的手工烟卷随手丢到地上，用脚轻轻踩灭，狠狠地瞪了一眼邓发，又继续他的发言。邓发见状，又点着了一支烟，然后恭恭敬敬地再次塞到周恩来的嘴里，并嬉皮笑脸地说：“抽支烟，慢慢说。”当周恩来宣布撤销对广州起义领导人的处分决定时，大家都非常兴奋，邓发赶忙又拿点着的烟头来烧我和周恩来，以表示赞同，他还挤眉弄眼地做鬼脸，说这是对我们的奖赏。

邓发是广东云浮人，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是一位立场坚定、工作热情而又带有童真气的青年工人干部。他聪明、机灵、善于出古怪点子，在革命斗争中有许多他的趣闻。中央苏区时期，他曾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局长，中共中央局成员，延安时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6年4月8日，他与王若飞、叶挺等人因飞机失事，不幸同时罹难。

　　（ 1949年夏，谭天度于广东东江地区准备迎接解放 。）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曾有好几批地方和部队的专案组来向我调查，他们逼我作证：要我承认周恩来在中山舰事件后“曾向蒋介石认错”，在南昌起义时“动摇”；贺龙是“大土匪”，是“假党员”；朱德是“大军阀”；陶铸是“大叛徒”等。我严词拒绝了。我当时向他们讲述了在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曾向蒋介石交涉的真实情况及在南昌起义中的坚定立场。我告诉他们说贺龙是主动向党提出申请的，并在瑞金正式履行了入党手续。我向他们阐述了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重要作用，及在起义军失败后率部上井冈山的史实。至于我和陶铸虽然都参加了南昌起义，又一同在南京监狱坐了几年牢，可我们当时并不熟悉；抗战后的1937年8月下旬,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期间，向国民党交涉释放政治犯，我们才获得自由。我答复他们：“我知道的只是这些。至于你们提出的那些问题我都不知道，是谁提出的，你们就应该去问谁！”他们还质问我，南昌起义时为什么要打国民党的旗号。我告诉他们：“这是中央决定的。”他们训斥我说：“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以瞿秋白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反革命中央吗！”我答道：“不知道。”我当时的这种回答，换来的只是棍棒、耳光和拳打脚踢。

我在南昌起义60周年时曾做诗云：“人民何事要建军？建军为了保人民。”为人民，无数先烈英勇奋斗，流血牺牲；为人民，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也才会有今天强大的人民军队。70年前爆发的南昌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历史，它所创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谭天度口述，高宏的整理 ，1997年3月脱稿，4月修改，5月定稿。早雨上载）

（该文发表于1998年3月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广东党史资料》第三十辑，在此略有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