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老宅

高双喜

　　人生在外，最牵挂的人，是家中的亲人，最怀念的地方，恐怕非家乡莫属了。 我的家乡在西安，那是一个位于中国心脏地带的十三朝古都。

　　人常说，地球上凡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华人，而华人们聊起自己祖国，是很难绕开西安的，因为西安就是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最为鼎盛时期的国都，比如周、秦、汉、唐。西安还是举世公认的世界历史名城，文明古迹可谓星罗棋布，数不胜数，像有世界第八大奇迹之称的秦兵马俑，国家主席习近平陪同印度总理莫迪游览的唐大雁塔，供奉佛祖释迦牟尼佛指舍利的法门寺等等，都无一例外地赫然列于西安的城市名片之中。

　　我长年在外漂泊打工，深为自己是一名西安人感到骄傲。夜深人静，灯火阑珊时，常常不由自主地思念家乡，思念家乡的亲人，家乡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但最让我魂牵梦绕的还是位于西安城北一隅的那个毫不起眼的高家老宅。

　　在西安位数众多的旅游景点中，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是一颗神采奕奕的新星，去西安旅游的大多数游客通常都要前去一睹她清晰靓丽的芳容，并会在游览结束后对大明宫悠久的传奇历史和无以伦比的大气磅礴发出由衷的赞叹。

　　但很少有人知道，十年前的大明宫遗址公园，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那时的她既没有碧波荡漾的太液池，也没有绿树掩映的亭台楼榭，更没有如今巍峨壮观堪比北京天安门城楼的丹凤门。

宽阔的皇家御道。

那个时侯， 方圆三四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几乎没什么高层建筑，目光所到之处，全是杂乱无章、各式各样的低矮平房，街道狭窄，人头攒动，嘈杂声不绝于耳。公共设施极其落后，百姓的生活品质无从谈起。如果把这片街区说成当今社会的贫民窟，也毫不为过。而我们家三代人居住了半个多世纪的那个普通宅院，就静悄悄地坐落在其中。

　　我们家当年的确切住址应是在新城区道北二马路中段。家中的宅院是一个占地六七十平米左右的独门小院。

　　在我关于幼年略有模糊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院中那两棵根深叶茂的老槐树了。 这两颗槐树的树龄究竟有多长，我也不清楚，只记得它们的树冠硕大，夏天可为家人遮阳，风雨天可为家中破旧的草房挡风蔽雨，清明节过后的一段日子里，还能长出白花花的一树槐花。槐花很漂亮，像是藤架上的葡萄，一串挨一串，风吹过来，如同一群白衣少女在翩翩起舞。槐花不仅闻起来香味扑鼻，做成麦饭吃到嘴里也是一道相当不错的美味佳肴。

老宅里盛开的槐花

　　除了那两棵槐树，家中还有一棵香椿树和一棵泡桐树。 香椿树长的很慢，几年过去了，树干也就比大拇指稍微粗点。但它也有自身的优点，每年到了开春时节，就会长出不少娇嫩的椿芽。春芽是个好东西，可以凉拌吃，也可做成蛋炒春芽，无论那种吃法，都是我们家人的挚爱。

老宅小院里的年迈父母

一九七一年的全家福

　
泡桐就长得很快了，不需任何打理就能呼呼呼地直往上蹿，好像没怎么觉得就长成了参天大树。母亲很喜欢这棵树，说它像人一样，相貌好，身板直，器宇轩昂，有点儿胸怀壮志直冲云霄的架势，日后准会给家里带来好运，因为过去老辈子人常说，家有梧桐树，不怕没凤凰。不知是这句老话应了验还是后来父母在天之灵的佑护，反正我们兄妹一路走来，尽管风雨兼程，经历了不少波折，但总的来讲，还是在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一些成绩，各家的小日子也过得比较平顺安稳。
家里有个小院儿，不算宽敞，但全家人围桌吃饭还是不成问题的。那时候家里的饭菜，一年四季都没变化，就是简单的老三样。早餐一般都不吃饭，谁饿了啃块干馍喝点开水就行了；午饭基本上是汤面条；晚饭大多是稀饭馒头再加个青菜豆腐之类的素菜。夏天是我们很开心的季节，因为父亲下班时常会冷不丁地地给我们捎回个西瓜或甜瓜一类的时令瓜果，让我们一阵惊喜。那时候的瓜果都是有机食品，口感特好。尤其是绿皮大西瓜，红红的瓜瓤，黝黑的瓜子，吃起来不仅甜度适中，而且还带点儿沙沙的感觉。

小院儿还是我们小时候课外学习的地方。那些年，小学生好像经常每天上半天课，另外半天就以小组为单位，在家自习。我家因为有这个小院儿，就成了兄妹们所在班级老师钦定的课外学习点。有时家里会同时来上两拨人，很热闹。当然，人多了必然会嘈杂，甚至有时为了点儿鸡毛蒜皮的事情还会发生口角。但毕竟是孩子，不太计较，事情过去了就算了。现在回想起来，不仅没有怨恨，反倒留下了不少难得的纯真和温情。 小院儿除了日常生活需用的地方，其实已经没什么空地了。可父母过日子精打细算，东挪动，西捣腾，还硬是在院子南边的旮旯里匀出了一块两三平米见方的地方。这块地虽巴掌大小，但来之不易，家人都很珍惜它，把它当作一块能变土为金的风水宝地。
母亲来自河南农村。旧社会重男轻女，姥爷没让她进过校门。可她天分好，悟性高，有着与生俱来的审美情趣，尤其对花草特别喜欢。现在家里有了这么一小块空地，她当然要种点儿花草什么的。
那时候家里生活拮据，没钱买花草，她就找亲戚朋友要了几盆。她讨来的那些花草都很普通，甚至连名字也叫不出来。可经过她日复一日地精心施肥、浇水和剪枝，竟也长得花红叶绿，有模有样。每年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小院里也是花香四溢，惹得蜜蜂和蝴蝶们都会纷纷闻香飞来。
母亲后来还栽种了玫瑰、嫁枝桃以及向日葵、薄荷、丝瓜和豆角一类的可食植物，使小院儿不光看起来满园春色，生机盎然，也给家里的餐桌增添了难得的美味。
除了种花种草，母亲还饲养过不少家禽和家畜，比如鸡、鸭、兔和猫一类的小动物。这些小动物当年很不守规矩，常在院子里随地排泄，上蹿下跳，有时大公鸡会飞到屋顶，气得我们还得上房去追赶。但不管怎么说，在大众娱乐极度贫乏的岁月里，这些小动物还是给我们的儿时生活增添了很多情趣。
那时后，我每天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从鸡窝里收鸡蛋。只要一听见老母鸡咯咯咯地仰起脖子叫，我就赶紧往鸡窝跑。当时家里的几只老母鸡下蛋的地点不固定，下在窝外倒还简单，可要是下在了窝里，就有些麻烦了，因为掏蛋时稍不小心就会沾上一手鸡屎。鸡蛋每次取出后，母亲都舍不得吃，会小心翼翼地放在一个罐子里，只有等重要的节日或者家里来了什么稀客时才会取出几个。母亲吃鸡蛋的方式很简单，要么冲个荷包蛋，加点儿白糖，要么就是炒个葱花蛋。但也有例外的时候，那就是每逢孩子过生日，她就会在头天晚上煮几个鸡蛋，染上红颜色，等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都还没起床时悄悄塞到过生日孩子的书包里。 母亲这辈子很多事情都不一定记得很清，但孩子们的生日却总能记得一清二楚，甚至连时辰都不会马虎。相比之下，我们作儿女的就差得很远了，有时想起都是满心愧疚。因为我敢贸然断言，直到今日，兄妹中肯定还有人不知道父母的确切生日。
家中下蛋的鸡鸭很受家人的宠爱，可不会下蛋的公鸡、公鸭就遭殃了。因为创造不了附加值，它们长成后就只能任人宰割，不是过年时当了父亲的俎上肉，就是成了家中平时的盘中餐。
　　父亲的老家在河南新郑，那个地方可是举世闻名哟！华夏始祖轩辕黄帝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一九四零年父亲为了逃避抓壮丁，一路辗转来到了西安。
　　到西安后先是帮人打零工，后来又跟人学习做菜。经过几年的勤学苦练，还真得学成了手艺，后来还被西安交通银行的大老板聘为了私家厨师，一个月的工钱能买上好几袋面粉。这份收入现在也许算不了什么，可当年就绝对是高薪了。但是，必须说明的是，他的这份手艺平时在家里是很少显露的。因为在单位他就是厨师，白天已经辛苦了一天，晚上回家后很累，母亲就不想让他再操刀动家伙了。
　　但是对于全家人过年聚餐的这顿年夜饭，就要另当别论了。首先，这些菜都比较贵，如果父亲不亲自出马，那万一谁给做砸了，家人该有多失望啊！其次，父亲也在想，平时家人难得享受到他的手艺，现在过年了，如果再不漂漂亮亮地做上几个拿手菜慰劳一下家人，那也太说不过去了！
　　父亲的菜的确做得很好，色香味型具佳，不光家人说好，就连过年来家拜年的亲友们也是齐声夸赞，说父亲的菜比街上餐馆里大师傅做得好吃多了。直到现在，每逢过节全家人聚在一起时，都还会百谈不厌地絮叨起父亲当年为家人做菜的一幕幕动人情景，还会想念他老人家为我们精心烹制的那每一碟每一碗。
　　我这人生性喜欢小动物。经常幻想着有一天能在深山老林里盖上几间像古人那样的茅草屋，养一群鸡鸭，几只猫，几条狗，再种点儿五谷杂粮和时令蔬菜，优哉游哉过着陶渊明一般的田园生活。所以，那时候每当母亲买回来小鸡小鸭一类的小动物，我都特别开心，没事就和它们闹着玩，视他们为自己童年的好伙伴。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家里的那只灰色小狸猫。猫的个头不大，但动作灵活，智勇双全。平时它哪儿都不去，就在家中到处转悠。但凡闻到耗子的气息，就会迅速判断耗子可能出现的方位，并不急不躁地静心等候。一旦耗子露头，就闪电般猛扑上去，爪到擒拿，利索极了！有时遇上大点儿的耗子作垂死挣扎，它也毫不畏惧，会施展出十八变武艺，坚决予以镇压。当然，最终的胜利者肯定是小狸猫了。小狸猫大获全胜后，会把战利品叼到无人处，不慌不忙地慢慢享用。中国有句成语叫作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我每当听到这个成语，就由不得浮现出小狸猫当年抓耗子的鲜活场景。
　　这只猫和我很亲近。那时家里没啥好吃的，我每天就把干馍嚼成浆糊状，放在手里让它慢慢吃。现在的宠物嘴巴很刁，再高级的宠物粮也只是新鲜几天。可那只小猫不挑剔，每次喂它，都会津津有味地吃完，末了还要把手心添得干干净净。
　　北方的冬天很冷。家里虽有炉子，但晚上睡觉时还是要封上炉堂降低能耗。可这样一来屋里就很不暖和。作为人嘛倒也无所谓，嫌冷时把被子盖得厚点儿就行了。可小猫就可怜了，它没有自己的猫舍，也没地方取暖。怎么办呢？它就常常会在半夜三更跳到床上，在我耳边蹭来蹭去，直到我掀开被窝放它进去。那时我年龄小，也没什么卫生概念，反正觉得自己本来也不暖和，现在小猫来了，那就干脆相拥一起抱团取暖呗！
　　早年家中的房屋很差，只有一间面积约为二十来平米的堂屋和一个很小的简易油毛毡房。堂屋的中间是用高粱杆扎在一起隔开的。二哥和三哥睡在外间，父母、我和弟弟睡在里间。姐姐是女孩子家，就一人睡在油毛毡房里。大哥当时还在西安交大读书，平时住校，家里就没有专门给他安排床位。
　　堂屋是草房，雨大时会到处漏雨，有时候漏点多了，接雨水的容器都不够用。四周的墙壁是用土坯垒起来的，地面裸露着，既没铺砖也没抹水泥。房子虽是面南朝向，但高度不行，采光不好。遇上阴雨天，屋里就既阴暗又潮湿。
　　那时候的家里，虽不能说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但也的确没一件值钱的家具。稍微能看过眼的就是外间靠墙的那个大方桌和里间的长条桌及书柜了。这几件家具中，我比较心仪的就是那个半截高的书柜。书柜里存放的东西没什么稀罕的，大部分都是母亲舍不得扔掉的破铺盖烂套子。但也有亮点。那就是有那么二三十本大哥在高中和大学里用过的教科书和参考书。这些书的内容我也不懂，但心存敬意，总觉得里面有知识，有学问，否则大哥怎么会凭借这些书本考进西安交大，当了北京工业学院的研究生呢？

　　
　　

我的爷爷，老人家身板硬朗，气宇轩昂，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河南老家来西安小住。

　　家中还有一个地方我很喜欢，那就是堂屋进门后右手边的那个做饭用的炉子，河南话叫作“煤火”。那个“煤火”是父亲用废砖头砌成的，特别大，看起来很土气，但实用，左右两边都能坐人。冬天的时候，妈妈整天都会坐在上边纳鞋底，缠绵线，做针线活。我小时候身体弱，怕冷，就常在上边玩耍，觉得暖和舒服。有时家里在火上烤红薯，蒸馒头，我还会近水楼台，先尝一个。 在这样狭小简陋的居室里住上七口人，其窘状不言自明。但在一九六八年之前的十几年里，我们家人就是这么一天一天生活过来的。
　　说到这里，或许会有人问，为何要把一九六八年作为家里居住条件改变的分界点呢？难道其中有什么玄机？是的，一点儿没错！因为这一年不是一个普通的年份，而是让我们高家这辈子既有大悲又有大喜的一年。
　　下面就先说说让我们家人不堪回首的那段伤心往事吧。
　　事情发生在一九六八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早上，我三哥起床后，像往常一样，用专门的木棒把家里做饭用的锯末炉子里的锯末一锤一锤地用力捣好，然后急忙跟母亲说，“妈，炉子弄好了，你们吃饭就别管我了，我和同学们去兴庆公园划船了！”听他这么一说妈妈赶紧答道：“急啥呢！你昨天还拉肚子呢，不吃饭咋有力划船？等会儿吃点儿东西再去吧！”可三哥没同意，他一边匆匆往外走一边说道，“不行不行，我来不及了，他们都在等我呢，我得赶紧走了！” 上面这几句话是平时再普通不过的家常对话，可却是三哥留给我们家人的永别话语。事后听三哥同学讲，他们那天划船总共去了五个人。到了公园后，刚开始还兴致勃勃地在兴庆湖上慢悠悠地划着。可划了一阵儿，太阳出来了，有点儿热，有人就提议下水游泳。三哥性子急，说让他先下去。其实他水性也不行。刚下去时，还一手抓着船舷，一手在船边胡乱拨拉着水。可过了一会儿，也许觉得没问题吧？就索性松开手在船边扑腾起来。过了没几分钟，同学们忽然察觉不对，见他动作慌乱，身子也在往下沉，就招呼他赶紧游到船边，想把他拉到船上。可这时三哥已经游不动了，只能在水里上下拼命挣扎着。同学们见状大惊失色，急忙想把船划过去救他。可不料他们不仅不会游泳，连划船的技术也很差，手忙脚乱中，船老在原地打转，就是到不了三哥跟前。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他们就齐声向岸边高喊救命。可太遗憾的是小船离岸边太远，岸上的人根本听不见。差不多过了有七八分钟，才有一个途经的解放军战士看到了他们的求救，并立即脱下军衣跳入水中。但一切都晚了。当好心的战士把三哥从水中救出送到附近医院时，三哥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三哥的不幸遇难，让全家人无比悲哀。尤其是母亲，受到的打击更是无法用语言形容。在那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她都处于失去爱子的深重伤痛之中。平时再难看到她的笑容，谁要是不经意提到三哥的话题，她就会触景生情，失声痛哭。
 在我们六兄妹当中，三哥是一个长相最帅，学习最棒，最懂事孝顺，最受父母喜爱的孩子。上小学时，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长期位于年级榜首。小学毕业时还被校方特别保送参加了西安市最好的中学—西安中学的入学考试。但遗憾的是，他临场疏忽大意，错答了两道最简单的试题，结果抱憾与名校失之交臂。
　　到了今天，三哥遇难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人们都说时间可以消磨一切，可在三哥这件事上，我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体会。因为我始终无法忘掉他，白天常想起他，夜里甚至还会梦见他。老觉得苍天太不公道，怎么就轻易让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早早离开了人世？有时甚至还想象，假如三哥还在世的话，他可能会做什么样的工作？会取得怎么样的成就？但无论如何，我都坚信他一定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栋梁之才。
　　话题收回来。让家人高兴的那件事又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我二哥在这一年光荣参军了！
　　孩子入伍参军，对一般家庭来说，或许算不了什么。可放在我们高家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家生活状况的实质性转变，就是从二哥当兵这一年开始的。 在我们兄妹当中，二哥排行老二，可他却要承担着老大的责任。何以言之？因为大哥从一九五九年考上西安交大起，就很少在家住了。即使周末回来也呆不了几个小时。所以，平时父母如果需要帮手，就只能靠二哥了。
　　二哥自幼脾气不好，常跟母亲顶嘴，惹母亲生气。可他优点也很突出。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一股子韧劲和钻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有一段唱词：“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他。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说实话，要是让我来评论这段戏词，我一定会说这写词人找的原型肯定是我二哥，因为词中描写的内容与二哥青少年时期的经历简直太像了！

　　二哥小时候放学后也是常到火车站捡煤炭。有一次在西闸口不知为何还与一个开吉普车的司机吵了起来，当时吵得很厉害。可能是他受到什么委屈了吧，只见他死死拦住车就是不让司机走。司机气极了就下车摘下他的帽子拼命打他，并把他的头按到车底下，说是他要是再不闪开，就用车把他碾死。看到那架势，我当时吓得浑身都打哆嗦。 后来二哥大点儿了就在大明宫电影院的旁边儿摆连环画地摊，招揽路人看小人书，看一本一分钱。摆摊的同时他还兼卖甜蜜杆儿。等上了中学后，个子高了些，力气大了点儿，就在星期天提根带铁钩的绳子去马路上为人家拉货的人挂坡。挂坡是个出力活，挣钱不多，挂一个百米大坡，也不过三五分钱。有一回他为了一单两块多钱的大活，还顶着大夏天的火红太阳，去了一趟几十里之外的咸阳市。
 二哥当兵后，对家里的生活一如既往地关心。刚开始当战士时津贴少，每月只有六块钱。可他还是隔上几个月就给家里寄上十几块钱。再往后，他入了党，提了干，有了工资，对家里的贡献就越来越大。记得是在一九七二年，他一次就给家里寄来了一百多元钱，让父母一下子彻底还清了多年的债务。为此父母高兴了好长时间。因为对平民百姓来讲，债务就好比头顶的乌云，还清了债就等于乌云过后又看到了天空的太阳。
 时光进入一九七三年，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有了明显好转。这时除了二哥以外，大哥和姐姐也已工作几年，他们都能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对家里的生活有所帮助了。

母亲精心照料她的小孙女

站在老宅门口的老母亲，门框上挂着黄底红字的革命军属牌。儿子参军是母亲一生的骄傲。

退休后的父亲到南京旅游，和弟弟在长江边上留影。

1998年，母亲和夫人以及女儿到我工作的酒店长春香格里拉大酒店小住，留影于长春净月潭。

　　人常说，难得天下父母心。手头稍微松宽了一些，父母就又想着为儿女们办件大事了。什么大事呢？那就是大修房屋，改善一下家中现有的住房条件。 后来，家中了花了将近两个月时间如愿完成了第一次房屋改建。

　　这次房屋改建，不仅将原有的草房变成了较为宽敞明亮的瓦房，还在院子的西边又盖了一间十二平米左右的瓦房（家里人称之为“西屋”），使家中的居住状况明显得到了改观。
　　尤其是“西屋”的建成，意义更是非同一般。因为它除了让我平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私人居住空间外，还见证了我青年时代几乎所有的命运转折点。 刚住进西屋时，我还在中学读书。那时虽然只有十五六岁，但已经有了忧国忧民的思想萌芽。平时几个投缘的发小，常会在晚上聚在这里，不吃不喝，没黑没明地神聊。话题从古到今，从文学到政治，从理想到现实，海阔天空，无所不包，其话锋之犀利，观点之敏锐，堪比当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一类的时代愤青。
后来走上社会以后，角色虽发生了多次转变，但无论是从插队知青到工厂工人，还是从装卸工到莘莘学子；也无论是从一般管理人员到高级白领，还是从单身贵族到二人世界，其间所经历的理想迷茫，爱情浪漫，事业起伏和家庭温暖等刻骨铭心的心理感受以及其背后所牵扯的难忘故事，都是发生在这间“西屋”里。
下面随便列举几件印象深刻的事例。
　　其一。我现在很爱唱歌，但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美声的优美，就是在西屋里。那还是发生在一九七五年的事情。有一天一个发小给我演唱了一段传统歌曲“回延安”。当听到他发出的洪亮悦耳的声音时，我简直惊呆了！我很惊讶他为何说话时声音晦暗，可唱歌时又如此高亢明亮？ 他当时很得意地告诉我，这叫美声唱法，声音响亮是因为颅腔发生了共鸣。噢，原来是这样。尽管我当时似懂非懂，但就是从那时起，我逐渐爱上了美声，直至今日都还在苦苦探索着和美声相关的问题。
　　其二。谈恋爱时，我是装卸工，夫人父母不赞同我们的结合。后来多亏厂团总支书记在西屋跟夫人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才坚定了她非我不嫁的决心。
 其三。七九年自学英语时没钱买录音机。到了八一年，多亏姐夫花了六十元钱帮我买了一架交流电收音机放在西屋，才使我有了机会收听到了BBC和VOA等正宗的英语节目。此举为我后来英语水平的提高，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其四。八七年出国到瑞士，回来时在出国人员服务商店买了一套日本原产先锋音响放在了西屋。其高品质的立体声效果在街坊引起很大轰动，被邻居誉为“无人家庭交响乐队”。
 其五。西屋还是我八三年的新婚洞房。至今令人难以启齿的是，当年洞房花烛夜的当天，没等进入甜蜜梦乡，成群结队的老鼠就在头顶纸糊的天花上猖狂活动起来，其奔跑时发出的声响如同一支马队，让我和夫人心惊胆颤，爱意全无。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暗中发誓，一定要在将来重建西屋，彻底消灭那些让人痛恨不已的耗子们。
　　一句话，从一九七三年家里的第一次房屋改造，到后来八九年的整个宅院重建，我在家中的老宅里度过了一段非常温馨平实的生活。这段日子里，家中的生活看似平淡无奇，波澜不惊，却实实在在，充实丰盈。它像一杯陈年的老酒，酒体醇厚，回味绵长。如能静心细细体味，就会觉得它如同五六十年代拍摄的那种黑白电影，每一个镜头都是那么朴实，纯真，含蓄，自然，让人看得目不转睛，舍不得落下其中任何一个画面。 一九八六年，从军十八年的二哥和家属一起从部队转业回到了西安。回来后，工作倒挺好，分到了市府机关，可也有遗憾，那就是暂时分不到公房，只能临时租住民房。刚开始时因心里有盼头，就还凑合着能住。可一晃两三年过去了，单位也没给个“准话”。这下二哥就坐不住了，整天忧心忡忡，愁眉不展，父母见状也跟着一起着急。 八九年三月的某一天，当家人在一起拉家常时，不知谁提出能否将家中的平房拆掉盖成两层楼房？此话一出，随即引起了家人的兴趣，大家都觉得这个想法有新意。因为结果很清楚，只要这个想法能变成现实，那不仅解决了二哥家的住房问题，还能把未来照顾父母的难题一并化解。此外，南京工作的大哥和弟弟回来探亲时也不用发愁没地方住了。真可谓一举数得，皆大欢喜！ 接下来，二哥花了两三天的时间规划了一下如何建楼房以及建房所需的整个费用。根据初步估算。楼房建成后，可分为八个房间，共计160平米，相当于现在住房面积的三倍。至于费用部分，差不多得三万多元。

　　对于如此美好的设想，大家当然没有意见。可钱从哪儿来呢？要知道三万多元在八九年可是一笔数额不菲的巨款呐！
　　思前想后，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焦点还是不出预料地落到了我的头上，因为我当时在国际酒店工作，工资在兄妹几人中算是最高的。
　　但是，毕竟是有家之人，不能擅自做主。况且即使收入再高，一下子要拿出三万多元也是很难办到的。 怎么办呢？只好硬着头皮跟夫人商量了。结果你猜怎么着？夫人居然深明大义，说没有意见，只要对全家有利，她就会全力支持。 就这样，我们兄妹几人很顺利地达成了共识:二哥负责施工并量力出资数千，我出大头，不足部分由其余三兄妹补起；房子盖成之后，二哥和我家都住在二楼，一家两间；楼下父母住一间，其余分别作为书房、厨房和卫生间之用。
方案确定了，就立即行动。经过全家人近四个月的艰苦付出，房子终于在八九年的八月份顺利竣工，并创造了当时居民大院里有史以来的三项第一。第一家有自来水，第一家有马桶，第一家有浴缸。 这三项“第一”要是说给现在的年轻人，或许他们感到好笑，甚至不可思议。可在当年，那确实是让街坊邻居们羡慕不已的稀罕事啊！ 想当年我们所住的街区，每家的房屋都是因地自建。所有住家户的吃水都是靠双肩去担；没有一家有私人厕所，不管男女老少，也不管刮风下雨，春夏秋冬，如厕都一律要去街上的公共厕所；洗澡也只能是一两个星期去一次大众浴池或者为了省钱干脆在家里随便擦洗一下了事。
对于这样近乎原始的生存环境，我们那一代人当年起码表面上视其为天经地义，因为祖辈们就是这么一代代活过来的，虽倍感不便，但无可奈何，只能坦然接受。但我们心里清楚，在这一年又一年的漫长岁月里，不知有多少人，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们，已被这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带来了无法言状的生活难堪和相当严重的健康危害。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善良百姓平日里没有发出怨言，并不等于内心没有苦楚，他们那种痛彻心扉的程度，只有自己在日复一日看似没有尽头的煎熬中，才能真真切切地体会到。
　　因此，当家里因盖房而彻底解决了这些看似琐碎实则至关重要的的问题时，父母内心那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就不言自明了。
　　父母都是穷苦人家出身，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儿女，甘愿受苦受累，从没想过自己要享什么清福。现在年纪老了，看到儿女们慢慢出息，既能为国家出些力，也能为家里办点儿事，心里真是莫大的宽慰。尤其是想到以后就可以长久地住在这样舒适的房子里，和儿孙们朝夕相处，更是让他们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了憧憬。
 其实，在这之后的时间里，兄妹们也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父母表达了自己的孝心。比如隔三岔五接父母去他们在外地的家里住上一段时间或亲自陪同父母到国内的著名景点旅游等等。尤其是母亲在九八年将近八十岁高龄时还和我夫人与女儿一起坐飞机去了一趟长春。这是母亲平生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乘坐飞机。回到西安家里后，她兴奋异常，像个孩子一样，常和街坊邻居聊起她坐飞机的感受。对于她的这种近乎“炫耀”的举动，我们都很理解，不会说什么，因为像她这样一个出身贫寒的裹脚女人，放在以前，坐飞机出行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在西安家里，我和二哥两家人对老人嘘寒问暖，孙辈们见了他们也是爷爷长，奶奶短地不停叫着。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他们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晚年一家人在一起生活的其乐融融，和睦幸福。 但是，让我们兄妹们万分痛心的是，如此幸福的日子，父母亲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就匆匆与我们永别了！父亲在八九年十月份突发蛛网膜下腔出血于当天去世；母亲则是在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份患脑溢血隔日驾鹤西游。 父母二老都是猝然离世的。在世的时候，他们把全部心血都毫无保留地花在了我们身上，而即便永别也是选择了这种毫不拖泥带水的方式，不愿意给我们带来任何麻烦。父爱如山，母爱如海。这一点在我们父母身上，可以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毫无瑕疵。 父母双亲去世后，我们兄妹们分别为他们二老举办了庄严隆重的葬礼。河南老家的远近亲戚们问讯后不远千里，一一到场行三拜九叩大礼，向他们挚爱的长辈表达最后的敬意；四邻五舍也是纷纷来到父母灵堂，鞠躬默哀，焚香祈愿；家里除了请来丧礼乐队为父母演奏生前喜爱的豫剧外，还在出殡的头天晚上，按照河南老家的风俗，披麻举幡，沿街为他们开道引魂。 父母的骨灰最终安放在了西安南郊的凤栖山墓园。凤栖山是关中的一座名山，面对莽莽白鹿，脚蹬浐河流水，南眺巍巍秦岭，北依雁塔晨钟，是享誉八百里秦川的风水宝地。作为一介布衣，父母生前没能亲睹凤凰落到高家的老宅，但身后能与凤凰永世为邻，也不失为冥冥之中得到苍天的厚爱吧！尤其让我们倍感幸运的是，父母陵寝的旁边矗立着一尊高大的如来佛像。父母一生向善，虽没正式皈依佛门，但早已心向往之。如今在通往西天的往生路上，能与佛祖朝夕相伴，又何尝不是他们一生修来的人生福报？阿弥陀佛，愿父母一路珍重，早日抵达西方极乐世界！
 公元二〇〇八年八月份，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项目正式启动。我们高家老宅同其他数千户一样，也将被不日拆除。 想到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老邻居们从此将挥手分别，心中是五味杂陈，感慨万千。为了感谢各位叔叔伯伯，婶子大娘们多年来对我们高家的关照，兄妹几人遂代表过世的父母为这些老邻居们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告别午宴。 席间，我们兄妹几人频频端起酒杯，依次逐个虔诚地向老人们敬酒致谢。当我看到老人们一个个悲怆的眼神和沧桑的面庞时，就顿时想起了我们亲爱的父母，仿佛又看到了往日里父母和这些曾经患难与共的老姊妹老兄弟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温润情景。那一刻，我情感崩溃，止不住的眼泪夺眶而出，想倾情诉说的祝福也是几度哽咽。 如今，七年又过去了，听说这些慈祥的老人们也大都撒手人寰，去了天国。不过，这一次我没有悲伤，也没有为他们难过，因为天国里有我的父母。父母会热情地陪伴他们，父亲会做给他们好吃的，母亲也会和他们开心地拉家常。他们这些老兄弟老姊妹们数年后重聚天堂，一定会过着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现在，每逢外地朋友去西安旅游，我都会建议他们参观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并不无自豪地告诉他们我们高家的老宅曾经就在遗址公园的某个位置。可有一次一个朋友竟调侃地说我在吹牛，仿佛我是在编造了一个美丽的谎言。 事后我心里很难过，屡屡自问，难道我们高家老宅真得就从此杳无踪影，彻底消失了吗？
　　苍天无言，大地也无声。可我心里清楚，高家老宅并没有消失，而且永远也不会消失，因为她早已建在了我们的心上，我们每天都在仰望着她，同她喃喃细语，细细地诉说着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们和她不是远了，而是更近了。无论将来世事如何变迁，她都会一如既往安然无恙地屹立在那里，关注着我们，佑护着我们。因为，我们的心灵是宇宙间最圣洁、最安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