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生涯

南泉一卒

　　（1）体检

一年一度的征兵又开始了，经过再三争取，父母终于同意我报名参军了。也不知道等了多少天，终于接到通知，让去市武装部体检。

当时的武装部就在三八路，与人民医院北门斜对面，是个挺大的院子，里面全部都是平房。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每天路过武装部，对这个地方再熟悉不过了。

体检分好多科室，医生检查非常严格。我顺利通过了普通兵的体检，当时体检表上的栏目有好多项，检查结果用“潜”、“坦”等文字表示，我们自己拿着体检表，到各科室检查，看了结果也不知道啥意思，有些人就在议论，啥好啥不好，我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挺好，也就没有想的太多。

过了几天又通知参加了两次体检，后来才知道是“水兵”和“潜艇兵”的体检。

在体检到耳鼻喉科时，医生发现我的一个耳朵里有个“耳蛾”，也就是好多耳髓结成的硬块，好像蛾蛹一样，要取出来很疼，咬着牙让医生取了出来，只有这样才能看到耳膜是否有问题。

体检结束后，就等待政审定兵了，这是一段期盼的日子。

（照片是我两位工友送我入伍留念）

　　（2）谈话

体检完后，天天盼着定兵。忘记过了多少天，济南军区工程兵来接兵的首长，通知我去市委招待所，说要找我谈话。

在一间挺大的房间里，有好几位军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和我谈话。问我怕不怕苦？我当时回答，怕苦不当兵，想当兵就不怕吃苦！看我个子不高，问我个子这么矮，能扛起200斤重的大包吗？我告诉他们，当了五年多工人，也吃过不少苦，你们能干的活，我都能学着干！从招待所回来，我就以为这次要去当工程兵喽，思想上做好了吃大苦受大累的准备。

（照片是我所在车间的师傅们送我入伍留念）

　　（3）穿上新军装

收到入伍通知书时，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

我多年的夙愿实现了，看着入伍通知书，心里还有一个结没有打开，就是能否实现我的“海军梦”。

真是彻夜难眠啊！

在武装部集中后，仍不知道是什么军种。当领到蓝色的海军军装时，高兴的我们跳了起来！

我从年满十八岁就每年闹着要当兵，父母总是以各种理由不让我报名。每年招兵的那一段时间，总是要和父母闹情绪。

1976年是我最后一个机会，如果再当不了兵，我这辈子就甭想再当兵了。

我说服了父母报名参军，上苍也很眷顾我，让我实现了多年的海军梦！

当换上蓝色的新军装时，就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穿上军装后在家呆了不长时间，那两天过的真快。每天就是和工友、同学、发小告别，最主要的还是去照相。

那时不像如今这么方便，照相要到照相馆。我父亲还专门请了徐洪铎（如今德州著名摄影家，当时是记者），为我们拍了全家福。

（我比较喜欢穿夏装的照片）

　　（4）全家福

如今，当兵走之前拍的照片，我都珍藏着，每当看到这些照片，当年的情景就会浮现在眼前。

这是我换了新军装，父亲找到德州摄影大家徐洪铎，请他给我们拍了这张全家福。

这是在彭智家门口拍的，是为了拍下他家门口挂的小牌子，在照片里不仔细找，是看不到的。但是，当年这个小牌子，就能让我的小妹拉着全家，到这个小牌子下面来拍照。

这就是《光荣之家》的牌子！

　　（5）进营区

敞篷汽车把我们拉到了平原火车站，换乘闷罐车。当年的火车速度比现在慢的多，走走停停的一个晚上。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在一个小火车站下了车。后来才知道这个车站叫南泉。

下了闷罐车，两路纵队行进，出了车站不远，就走进了庄稼地，有的战友就小声嘀咕，这哪是青岛啊，这不是到农村了吗！

走了有半个多小时，就看到了军营的大门，走进营房天就大亮了。放下背包就集合站队去餐厅吃饭，几大锅热乎乎面条已经准备好，到部队的第一顿饭都是吃面条，也就是俗话说的“起身饺子，落身面。”

餐厅离我们的营房有一段路，吃过饭就可以自由结合走着回营房了。

我们的营房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建成的，都是灰砖的苏式建筑。据说原来是给炮兵团建的营房，我们训练团人数大大超过炮兵团，所以，营房不够用，我们的营房是马棚改造的，条件挺差，住的很紧张。一个区队40多个人住在一个屋，上下两层的床，床与床之间只能挤过一个人去。尽管条件差，因为刚到部队，都挺激动也挺新鲜，这些都没在意。

（第一年训练结束四区队合影）

（6）点名

到部队的第一天晚上，中队“点名”。这是学的第一个部队用词“点名”，与老百姓理解的点名有根本的区别，近似于开会。

这次点名主要是介绍部队大概的情况。中队长孙一福和指导员贾卫星分别训话。

老队长（我们对他的爱称）讲了我们所在部队是“北海舰队第一训练团”，是文革结束后恢复的水兵训练基地。

孙队长介绍：我们训练团是去年建立的，训练的第一批水兵已经上舰。训练团有三个大队，一大队主要是轮机，也就是海军通常说的“军舰的腿”；二大队是枪炮和导弹，也就是军舰的“拳头”；三大队是通讯、雷达和声纳等，也就是军舰的眼睛和嘴巴等。

我们是二大队十中队，训练的主要科目是枪炮和忛缆。我们中队有四个区队，每个区队有四个班，加上中队部和炊事班，我们中队有近二百人，这个人数在部队建制里算是非常多的。

队长讲完后，指导员讲了思想政治工作，讲了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意义，还讲了要搞五湖四海，不要讲老乡观念，团结一心，出色完成训练任务。

第一次参加中队点名，站的时间比较长，加上有的新兵太紧张，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有好几个新兵晕了过去。当看到有人被架到队列后面坐下，很是惊讶！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队长说新兵训练结束时，就不会有这样了，听着队长说的那么轻松，我们也就不紧张了，第二年我就给新兵解释晕倒不可怕了。

（冬装黑白照片与陆军不好区别）

　　（7）当班长

就是在第一次点名时，孙队长宣布了四个区队长和十六个班长、副班长的任命。我被任命为十六班长，王卫星和我一个班任副班长。

我们班里战友是：谷印德、朱士忠、陈志强、辛国良、宋宝国、刘会红、李建国、马立争、刘桂森，共十一人。

后来又有所调整，先是从我们区队抽调了五名战士，充实三区队的尖子班，有初江、朱国栋、王勇、赵环森，还有我们班的陈志强，此时，孙长信从三区队调到我们班。

新兵训练结束后，王卫星调到汽车排，孙长信当了十六班副班长。

后来又有调整，孙长信调到十五班当副班长，李建国当了副班长。盖文清、刘树斌、谭延生、王金福都曾经是十六班的战士。

宋宝国、刘桂森、陈志强、辛国良调到别的区队或别的班去了，我们十六班始终是十一个人。

分班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十六个班长，由副队长孙铁良训练我们，主要是队列动作要领和口令。

孙副队长个子不高，浓浓的眉毛，圈脸胡子，眼睛不大，却挺有神。他的口头语是“你们班长是兵头将尾”，“班长，长短是根棍，大小是个官”，“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孙副队长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他讲解队列动作要领头头是道，示范队列动作标准漂亮，特别是口令，虽然嗓音沙哑，穿透力震撼力都令人佩服！

每天早晨起床后，在孙副队长的带领下，我们喊口令，背诵动作要领，训练队列动作。过了几天，我们这些新兵班长，就开始训练班里一起入伍的新兵了。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这些新兵班长，就是先学后教，比其他新兵先学一步，然后，再把学会的训练科目，教给所带班的战友们。

队列训练主要还是练，动作要领掌握了以后，就是艰苦枯燥的训练了。我们德州籍的战友，没有一个怕苦怕累的，都咬着牙度过了号称魔鬼的新兵训练。

（去烟台接兵时留影）

（8）住马棚

我们的营房是马棚改造的，可能有的人会不相信，又不是战争年代，还是海军的水兵，怎么可能住马棚呢？

北海舰队第一训练团是文革结束后恢复的，1976年训练了第一批水兵，我们是第二批。

我们住的营房原来是炮兵团的驻地，上世纪五十年代建设的，当年还需要马拉炮，所以，在营房的最西面，有好几排马棚，经过简单改造就成了我们的营房。

这种营房的条件就可想而知了，冬天很冷，夏天很热。我们去的时候正是严冬，到部队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冷。

早上五点半起床号一响，新兵们就开始手忙脚乱的穿衣服，有一些动作慢的，提着裤子就往外跑。

整好队伍就去跑操，起初队列很不像样子，就像队长说的，别觉得穿上军装就是个兵了，你们距离一个合格战士的标准，还差的很远。

跑操回来就是紧张的洗漱时间，因为房间不大，住的人太多，房间里又是土地面，不能在屋里洗漱，都必须到院子里去。

室外寒风刺骨，在这种环境里用凉水洗漱，是有生以来没有过的，用最快的速度洗漱完后，手和脸先是剧烈的疼，后来已经冻的没有知觉了。

当时，因为严重缺水，每天晚上都要打半盆水，这就是第二天早上的洗漱用水。

如果头天晚上没有打来水，第二天早晨，就要到别的中队去洗脸，记得一次走的比较远，回来提在手里的湿毛巾，就冻成了一根“硬棍”。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直到今天我一直坚持用凉水洗脸。冬季水最凉的时候，就会想起当兵时洗漱的情景，这辈子是忘不了了！

（这张照片老妈曾用来给我找对象）

　　（9）整内务

整理内务是当兵后遇到的与军事训练同样重要的任务！

人们都知道解放军的被子叠的像豆腐块，认为整理内务就是叠被子，那可是片面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三大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内务条令》，这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具体体现，是部队的规矩，正是有了这样的规矩，并且一丝不苟的严格执行，解放军才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内务条令》所规范的内容，简单的说就是规范每个军人的，吃、喝、拉、撒睡和营房管理。具体说，被子、衣服怎么叠，如何放；脸盆、牙刷、牙缸、牙膏怎么摆；这些都严格的规定，要求是摆放要做到横看成线竖成行。

从当兵的第一天起，就牢牢记住了“令行禁止，雷厉风行，整齐划一”这三句话。三句话十二个字很简单，真正能做到，而且要做好，真要下一番真功夫。

起床号一响，营房内只听到穿衣服和鞋子的声音，睡前已经把上衣和裤子按规定位置放好，起床时就会会速度加快。

穿好衣服后都跑到屋外集合跑步，一年四季都是五点半起床。冬天头顶着星星和月亮跑步，夏天就迎着老高的太阳出操，周围的老百姓看到都喊我们“傻大兵”。

出操回来就开始整理内务，叠被子最费劲了，特别是新被子，想叠成和豆腐块一样，真得下几个月的功夫。后来发了大衣，叠大衣也是有规定的叠法，我们学了两种，叠出来还真漂亮，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会叠。

整理好内务的营房内，床铺、被子、大衣、脸盆、毛巾、牙缸、牙刷都是横看成行，竖看成线。室内窗明几净，尽管是土地面，也打扫的一尘不染。

（去青岛拍的照片）

　　（10）老队长

我们的中队长孙一福，家是烟台市的，一米八多的个子，高大魁梧的身躯，和蔼可亲的脸庞，得体的海军军装更增添了他的威武和帅气。

是老队长和区队长仉玉滨还有老班长谢慧生接我们去部队的，区队长第二年就退伍了，老班长第三年也提干去了团机关，只有老队长送我们退伍。

老队长1961年入伍，我们入伍时他就十几年的兵龄了，头发有些花白，就像我们的长辈，我们都很尊敬他。

平时老队长总是面带笑容，非常平易近人。他家在烟台市，爱人和两个儿子都在烟台，所以，他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部队，和我们吃住在一起，每到星期天，他都会来我们宿舍打扑克，很快就和我们打成了一片。

在我的记忆里老队长也有两次发脾气，一次是我们队列训练结束时，舰队付副司令来检阅新兵，在大操场上每个中队为一个方队，首长讲话时我们都席地而坐，队列条令规定了两种坐姿，全团统一变换坐姿。阅兵结束回到营房，老队长面色异常难看，我们很少见过他这样的表情。队伍整理好后，孙队长就把两名班长叫到队列前面，让他俩坐下，然后下口令让他俩变换坐姿。我们就有些不明白他是啥用意。这时队长话锋一转，你两个都会做，为什么下达变换口令，你两个不听口令！想什么呢！全团第一排坐着的都是班长，就你两个不换坐姿，我坐在主席台上脸上都发烧！……。

老队长第二次发火，是有一次会餐后，几个新兵在餐厅里摔酒瓶子，弄得餐厅里乱七八糟。我们从睡梦中被紧急集合哨音惊醒，集合队伍来到餐厅，改一路纵队进餐厅转了一圈，队伍又带回营房，老队长铁青着脸训了半天，然后让各区队带回，分班讨论检举揭发在餐厅闹事者。

我们是水兵，本应该在训练团训练一年就上舰的。随着上舰的日子临近，老队长也开始物色留在训练团的人选了。记得有一天吃过午饭我和老队长一起回营房，边走边聊不一会儿就到了中队部，我正要回营房，队长把我叫到中队部，给我谈了留我在训练团的想法，问我是否愿意留下，我说当然愿意上舰，但是，我服从组织安排。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的工作变化都是服从组织安排的。

队列训练结束时，大队搞了一才大会操，除了每个中队的尖子班参加比赛外，还随机抽了每个中队的十六班参赛，我就是十六班的班长，带领全班顺利的完成了所有队列动作，会操结束后队长也没公布比赛成绩。到了年底我们去湖北接兵，老队长才告诉我那次会操，你们十六班得了第一名，怕你们骄傲就没有宣布。

记得我们去接兵时老队长带了一个挺重纸箱子，用绳子捆的结结实实，谁也不准打开，我们都纳闷里面装的啥东西，老队长只说是军事秘密。年三十晚上，老队长让把这个箱子搬过来，打开一看是满满一箱罐头，各种肉、各种鱼、各种水果，琳琅满目，没有重样。就是这一箱罐头和两暖瓶米酒，让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军人快乐度过了入伍后的第二个除夕之夜。

我和孙建平、盛庆东、刘军一起退伍，是老队长又把我们送到青岛，还与我们拍照留念，那个年代拍个照片可不像今天这么方便，要专门抽出时间到照相馆去拍，那个年代留下的照片很少，所以，也就显得特别珍贵。拍完照片老队长又和我们一起坐火车到蓝村，他才恋恋不舍的下车自己一个人回部队，看着他高大的背影，我由衷的感激这位老首长。

退伍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和老队长一直保持通信联系，直到他转业回烟台，还给我邮来了他和两个儿子的照片。

老队长转业到了烟台海关后，工作非常出色，最后任缉私处处长，还被评为全国十大优秀关员，他的先进事迹还上了《大众日报》。

也记不清过了多少年，老队长又来德州，尽管住的时间不长，十几个战友与老队长欢聚一堂，畅叙战友之情。

从德州回去之后一年多，老队长就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11）指导员

我当了三年兵，接触了两位指导员，他俩都给予我很多指导和帮助。

第一位指导员贾卫星是南方人，1960年入伍，中等身材，皮肤挺白，慈眉善目，笑口常开。他见了王卫星就笑着说，你这个卫星是真卫星，我是假（贾）的。

我们留在训练团后的第一年，我和赵培林在一个区队，贾指导员找我谈话时说，让我当代理区队长，赵培林当老班长，我觉得我们是一年的兵，还是都负责区队工作吧，指导员就说那就以你为主，就这样我们一起带一个区队，这一年是我最累的一年。

有一个叫曹学志的辽宁籍新兵，他不愿意在他那个区队，有时候吃完饭回营房的路上，他老粘糊我，非要调到我们区队，我给贾指导员汇报后，指导员说最好你别要他，我当时年轻气盛，认为他决心挺大，总觉得用真心、热心、诚心能感化他，真没想到付出不少努力，枉费一片真情。在这件事上得到了经验教训，干啥事既要尽力而为更要量力而行。

第二位指导员肖荣祥是从北海舰队航空兵调来的，比贾指导员更老练。他和老队长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我政治上的领路人，他们对我的教导、关心和帮助，我终生难忘。

我即将退伍时肖指导员找我谈话，说中队总想把你几个提起来，但是你们都超龄了，上报了也没批下来。我告诉指导员，我不知道别人，我是不想提干，因为我退伍后就能解决三级工，（工龄加军龄超过八年），我们退伍时五八年参加工作的还有二级工，我们就是三级工了。

肖指导员又问我要不要残疾证明，（我参加全团集训时右臂肘关节受伤），我怕回工厂有残疾证再影响工作安排，就婉言谢绝了。

退伍后与两位指导员都没有联系，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时常想起二位，多么想再见一面啊！

（12）区队长

我们入伍时的区队长仉玉滨，身高近一米九，是个瘦高个，入伍前在天津大港造船厂工作，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又同住一室，入伍后我就担任新兵班长，区队长经常给我们四个班长开会，所以关系很密切。

区队长和老队长是好朋友，星期天老队长就召集六个人，在区队长的的床上打扑克，很是热闹。

区队长也爱打篮球，个子高是他的优势，但跑的慢、体力差、跳不高又是他的劣势，所以，每次赛球他都在场上呆不多久，就下场休息了。

区队长是超期服役的老兵，家在大城市，入伍前又有工作，复原后就能提一级工资，所以，他总闹着退伍。我们专业训练结束后，舰队来了参加引水工程劳动的命令，他就因病请假没参加。

区队长还是有一些管理办法的，我们训练团的作息时间全年是不变的，夏天也是晚九点熄灯，天气热，睡的早，有个别战士小声说话，班长制止无效，区队长说一句“大家听听，是谁在说话”，顿时房间里真的没人说话了，第二年我当了代理区队长，也用仉区队长的这句话来管理区队，也挺灵验。

转眼之间一年过去了，从湖北浠水接兵回来，区队长就复员了，我们德州老乡去青岛送他，我和赵培林同在一个区队，不能都去送，我只能让培林代我去了。

没能去青岛送仉区队长，总觉得是个遗憾，我们战友搞入伍三十年聚会时，又见到了仉区队长，得知他退伍后一直不太顺利，下岗、得病举步维艰。能来参加我们战友聚会，还请他上主席台为我们点名、给他献花、赠送纪念品，可能是他退伍后最荣光的时刻了。

在德州参加战友聚会回家后，区队长的病越来越严重，到了弥留之际，他总是念叨我们几个战友的名字，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和孙建平、姚恩明、赵培林、刘军一起去天津看望区队长，到医院后他在昏迷中清醒过来，还一一叫出了我们的名字，这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 （13）老班长

我们入伍时的老班长谢惠生，吉林榆树人，年龄比我小两岁，长的也挺娃气，实际上他与我们一年入伍，比我们还早不到十个月呢。我和刘军、魏茂臻是新兵班长，我和刘军都比老班长大，又都工作五年多，所以，老班长对我们比较尊重，当然，我更加尊重老班长。

老班长的口头语是“乱码七糟、油瓶倒了都没人扶”。

我们一起去湖北浠水接兵，在武汉东湖，我看到一头汉白玉小白象，用方言调侃的说“这是只公儿”，他笑的前仰后合，很长时间一提起我这句方言，他都会笑的像个孩子。

我们当兵第三年他提干了，后来听说在团机关工作，最后是因为汽车出车祸，他吓跑了，受了处分，转业回家了。

（14）副指导员

我们中队的副指导员陈钱贵是湖北孝感人，中等身材浓眉大眼，算得上英俊的小伙子。

他母亲带着给他在老家找的媳妇来部队，不看到儿子结婚，就不回家了。陈副指导员对这个媳妇不满意，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拧过他母亲，队长和指导员再三给他做思想工作，最后还是和母亲给他找的媳妇领了结婚证。

中队给陈副指导员办了个简朴的婚礼，班长以上的都参加了。中队部把几张长条桌对在一起，桌子上摆了一些瓜子、花生、水果糖，大家有说有笑，还让两位新人唱了段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在大家的玩笑声中婚礼就结束了。

（自己租相机在青岛海滨拍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