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陕北肃反

江宁

一些人别有用心的人不顾起码的历史事实，把红25军先期到达陕北后与刘志丹的红26军，红27军改编组建成红15军团，对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人全部降级使用，后来又使用肃反手段滥捕滥杀污蔑说成是受毛的指示，殊不知此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张闻天同志，军委主席是周恩来同志，而且此时的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没有任何联系，与前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也几乎没有联系。红25军对刘志丹部队的“兼并改组”完全是在朱理治郭洪涛程子华徐海东的一手操持下进行的。

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率红25军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北后，这支部队过去隶属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在积极执行张国焘的肃反滥杀中表现得很左，特别是戴季英曾经担任鄂豫皖保卫局的审讯科长，是配合张国焘肃反滥捕滥杀的主要干将之一。红军的著名将领许继慎就是他杀害的，在四方面军里可以说是血债累累。这次迫害陕北红军干部他又是一马当先不遗余力。

迫害刘志丹等同志的三个罪魁祸首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 - 冰块 - 历史不忍细看

刘志丹同志具有很强的党性原则，从不把自己一手创建的红26军红27军视为政治资本。而是毫无怨言的接受了以红25军为主体的改编和降级。改变后的红15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政治部主任高岗。

然而陕北的“肃反”还是在1935年9月下旬拉开序幕，10月1日这一天，首先秘密逮捕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等5人，大多数人都蒙在鼓里。戴季英不但动用了酷刑，而且亲自动手。同时，大批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先后被诱捕。

1935年10月5日是陕北“肃反”悲壮的一天。是日清晨，刘志丹接到：“调你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的指示。刘志丹马不停蹄地返回瓦窑堡，傍晚时分突然遇见送信的通讯兵，亲眼目睹了“已确定刘、高为反动无疑，速调刘、高回来”的字眼。刘志丹看毕非常平静地把信交给通讯兵，告诉他一定要保证安全送抵前方，然后继续赶路，自投罗网。此前一天，刘志丹刚刚过完他32岁的生日（刘志丹生于1903年10月4日）。

10月6日凌晨，刘志丹抵达瓦窑堡，很快被“请”到了政治保卫局。刘志丹对戴季英说：“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来。”戴季英作为老牌的“肃反专家”，也对刘志丹竟然主动“归案”感到奇怪。

可气的是戴季英在回忆录里依然歪曲当时的历史事实为自己辩解：他说给前方聂洪钧送信的通讯员既不认识刘志丹也不认识聂洪钧，是刘志丹冒充聂洪钧才骗得通讯员给他看了“密信”。“密信”的内容也不是说刘志丹是坏人而只是调他回来而已，聂洪钧发现刘志丹冒充自己偷看信件勃然大怒才下令关押他的。至于在鄂豫皖处治许继慎也是因为许“腐化堕落”是红军里的“吃喝委员会”，并且得到了中央的回复意见。

随着刘志丹、高岗的先后被捕，“肃反”大网向习仲勋、杨森、黄罗斌、刘景范、马文瑞等人扑来。他们毕竟在西北根据地民望较高，所以对他们也采取了诱捕的方式。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和年仅5岁的儿子刘力贞也被株连入狱。

在狱中，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咬死不承认刘志丹以及陕甘边的战友们有什么“右倾取消主义错误”，戴季英说他是“粪坑里的石头”。再度提审张秀山，张几度昏死后仍旧激愤地说：“我死，没有问题！二十六军创造不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呀。”“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张秀山的哭声远达内外，连看押他的西北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也震动不已。（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从1935年10月1日到10月8日，原红26军及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主要领导人60多人几乎悉数遭到清洗。甚至连张秀山、王兆相等人的父亲也被株连杀害，其中王兆相的兄长王兆卿是著名的“无定河畔六烈士”之一，这种革命到底的红色家庭也没有躲过“肃反”的屠刀。（朱元石《马文瑞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凡被捕人员一律遭致政治上的污蔑和肉体上的酷刑，刘志丹等也不例外。关押在王家坪的习仲勋、刘景范等人备受煎熬，红26军领导人杨森、黄罗斌遭到诱捕后也被押到王家坪保卫局驻地，习仲勋仅仅是冲着杨、黄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立刻遭到保卫局看管人员的毒打。（黄罗斌《创建陕甘边苏区的习仲勋》，载《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10月的西北已是秋冬之际，夜晚的寒冷不言而喻，可是被捕人员一律不准盖被子，手脚捆着睡觉，绑人的绳子上面长满了虱子。半夜翻身都要喊报告，动辄就要受到皮鞭、刀背的殴打。（习仲勋《红日照陕甘》，载《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至于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更是重点逼供的对象，昼夜不停地殴打。刘当时已患有重病，被打后接连吐血，情况非常危急。习仲勋等人要求救治刘景范，戴季英根本不予理睬。曾被刘志丹招抚成为红军猛将的郭宝珊在酷刑下不肯承认刘志丹是右派，反而说：“如果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肃反”领导人除了在前、后方大搞“肃反”外，还派人主持陕甘边、关中等根据地的“肃反”，大肆刑讯、杀戮，根据地内人人自危。

当年，长征中的毛泽东已经对北上作了最坏的估计。假如西北根据地丧失了，就不存在中共后来的革命形势，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也是陕北救了中央”、周恩来所说的“互救”的本源所在。然而，这个当时唯一能给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提供落脚点的地区，却因为“肃反”的滥捕滥杀差点被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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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救了陕北”

陕甘边根据地忙于“肃反”之际，以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已悄然抵达陕北。不久，中央即明确表态：“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5人党务委员会负责调查陕北“肃反”，董必武兼主任。

11月5日，王首道等抵达瓦窑堡。王首道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局长由常委亲自兼任），又带有中央的特殊使命，戴季英当然不敢对抗，乖乖交出了“肃反”案卷。他还专门叮嘱王首道，这些人包括刘志丹在内都是“右派反革命”。对于戴季英的恶劣态度，连平素以风度儒雅、宽以待人著称的周恩来都不禁恨恨说道：“像刘志丹这样的‘假革命’，是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一个没有才好。”王首道先去找到了还在羁押的刘志丹等人，刘志丹对王首道说：“我承认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25军来到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王首道《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刘志丹饱经牢狱之苦，却丝毫没有个人怨言。 11月7日，中央党务委员会宣布释放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18人。张庆孚受苦最深，除了戴上脚镣，还外加一副手铐，因为血肉凝结在一起，砸开镣铐居然用了三四个小时。（张庆孚《在陕甘的一段回忆》，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

后来，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异口同声地说：“中央救了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