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博物馆文物手绘封

檀怀宇

<h3>我喜欢看博物馆,已有些年份了,集邮的年份当然更久了,手绘信封那是我儿时的梦想,40多年坚持至今。“信封控”,是身上的一个标签,这不仅是乐趣,更是我高高扬起的傲游世界的风帆,也是我展示生命张力的舞台,和弘扬思想文明的阵地。</h3><h3>那是2017年1月的一天,我第一次收到这张“中国国家博物馆”请柬,那是《卢浮宫的创想》展览的请柬(下图),还有一个极致精美象牙白色“国博公函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公函封,这范儿必须是“国家最高殿堂”级别的。捧着它,我心里涌出一股股的暖流,伴生出来的是创作的冲动。我只有用尽全力,将我看到的展品精雕细刻地画在这些信封上。只有这样,才不辜负上苍赐给我的机会和朋友的厚爱,才不辜负大英、卢浮宫、沙特国家博物馆的文物漂洋过海在国博展示。于是,我夜以继日地画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我3次到国博反复观展),这16幅手绘也成为我“博物馆文物系列手绘封”的高调开端和精彩亮相。我知道,在这件事上,我是最大的受益人,白天大家一起看到的文物,夜晚我在画作时,心里又将它反复观看了千万遍。这是我进步的台阶,我下定决心要坚持下去。在这件事情上,我已经上升了两个档次,欣喜之余我还有所奢望:如果有一天,分别有100个大英博物馆公函封、100个卢浮宫公函封、100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公函封摆在我眼前,我会将这“世界三大博物馆”的各100件顶级文物一一画在信封上,并且到伦敦、巴黎、纽约三地完成“原地符资实寄”,那将是什么样的壮观景象啊!我坚信这个愿望我能够实现,因为我知道,我这么坚持做下去,将是多么的有意义!</h3><h3><br></h3> <h3>《雅典卫城石刻马头》</h3><h3>雅典卫城,世界文化遗产,那是我10年来曾经3次到达的地方。这件石刻马头原来是帕台农神庙上的雕刻,光阴荏苒,岁月沧桑,如今它失群后来到了卢浮宫。出于以上诸多原因,这是我手绘的“博物馆系列文物”的第一件作品,用一天半时间。</h3> <h3>《大理石雕塑:狮子》</h3><div>公元1世纪,材质碧玄岩和黄色大理石。18世纪在意大利发现,阿尔巴尼旧藏,1815年卢浮宫购入,现藏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之希腊、伊特鲁利亚及罗马文物部,2016-2017年初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卢浮宫的创想》专题展中展出。</div><div>(LL30,MA1335)</div> <h3>《乌尔玛乌石碑》</h3><div>约公元前1550-前1295年(第18王朝)彩绘石灰岩,来源地或是“阿拜多斯”;1825年卢浮宫购入,卢浮宫博物馆埃及文物部藏(C102;N253)。</div> <h3>《奈斯曼〈亡灵书〉:称量心脏图》</h3><div>亡灵书是写有葬礼祝祷词,并绘有逝者在前往另一个世界的过程中,面对不同神灵场景的莎草纸卷。它通常放置于墓穴中,木乃伊的附近,或在木乃伊裹尸布里贴身放置,伴随逝者前往死后的世界。</div><div>奈斯曼《死亡书》绘制于公元前378-前341(埃及后王朝时期,第30王朝),材质是“彩绘莎草纸”。1827年前藏入卢浮宫,现存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埃及文物部(N3096)。2016底-2017年初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卢浮宫的创想》专题展中展出。</div> <h3>《古地亚王子石雕像:献给巴乌女神》</h3><div>这个信封左侧手绘部分的文物是近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卢浮宫的创想》专题展中展出的一件文物,唤作《古地亚王子石雕像:献给巴乌女神》,它雕凿于约公元前2120年,属于新苏美尔时期,作品材质为闪长石,黑颜色。1881年,厄内斯特•德•萨尔宅克考古发掘于伊拉克铁罗,现存于卢浮宫博物馆东方文物部。</div><div>古地亚是公元前2100年左右,拉迦什独立王国的王子。他以虔诚和大量修健庙宇而闻名。在铁罗(今伊拉克)发现了系列这位王子或站或坐的闪长石雕像。雕像背面的铭文记录了这位古地亚王子向巴乌女神奉献的祭品清单。</div><div>这件展品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展出时是绝对不可以触碰的,单从说明上来分析,“闪长石”这个名称就会让参观者云里雾里的,实际上,闪长石就是一种深颜色花岗岩,只不过颜色有限定,都是深青灰色附近的颜色。花岗岩的摩氏硬度很高,在6-7之间,比花岗岩更硬的材质就是黄玉(8)、刚玉(9)、金刚石(10)了。4000多年前能够雕刻这样的材质,还能雕成这么规范,那得用什么工具来呢,那个时代属于“青铜时代”,铁器还没有问世。</div> <h3>《拿破仑一世半身瓷像》</h3><div>这个信封左侧手绘的图案画的是近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卢浮宫的创想》专题展中的一件文物《拿破仑一世半身瓷像》,该瓷像是模仿安东尼•德尼•肖代(1763-1810年)的一件石刻作品,是1811年由法国塞夫勒制造厂制作的,1972年入藏卢浮宫,现存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工艺品部。</div><div>拿破仑一世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在他执政期间,卢浮宫的馆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丰富,尽管有“滑铁卢战役”和“科西嘉岛之谜”的失败和陨落,但毕竟法兰西位于欧洲的核心,卢浮宫的艺术品并没有遭到掠夺和亵渎,包括二战期间,巴黎也能够全身而退。今天,在卢浮宫的油画展厅,那幅雅克•路易•大卫的巨幅油画《拿破仑一世的加冕》(979cm x 621cm)展示出的法国新一代英雄拿破仑一世全盛时期的气势磅礴。这件拿破仑一世的瓷像与其他拿破仑一世的肖像具有着极为相似的装束和气场,时间已过去200年,依旧能让参观者感受到当年的盛世和伟人风采。</div> <h3>《马里总督迪•伊路姆石雕像:献给伊斯塔女神》</h3><h3>这个信封左侧手绘图案部分是近期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卢浮宫的创想》专题展上的一件展品,该文物名称上的“马里”是今天的叙利亚,古称“马里”。那里是人类文明之初最先到达的地方,时代比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还在古老,涵盖的区域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土耳其等地。该石雕是滑石材质,质地细腻而柔软,石雕上有铭文注释,雕凿时代是“沙卡纳库诸王子时代”(公元前2090年)。伊斯塔女神是古巴比伦的自然与丰收女神,名字的意思是“星辰”,在古巴比伦和亚述的宗教中象征着天空中明亮的金星,同时也主持爱情、生育和战争。这位东方女神在“马里”出现并不奇怪,那是西方的“阿波罗”也出现在这一区域。大马士革这座城市拥有6000年的历史,它距离巴比伦的距离与它距离克里特岛的距离几乎相等。</h3><div>该文物原来应该是神庙中的石刻造像,1933-1937年安德烈•巴罗考古发掘于特尔•哈利利出土,今收藏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东方文物部。</div> <h3>《亚述浮雕板》</h3><div>这是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大英100件文物展》中展示的一件文物,它是在伊拉克库雍基克的尼尼微遗址被发现的,制作年份是公元前700-前695年。这件浮雕曾用于装饰亚述王辛纳赫里布在首都尼尼微的一处宫殿。亚述人能征惯战,通过军事征服控制下绝大部分中东地区,创建了当时最伟大的帝国。来自帝国全境的男子加入到亚述军队中作战,他们或是被征入伍的士兵,或是职业守卫。根据这些守卫的服饰我们能够判断他们的族属。弓箭手可能是阿拉米人(今叙利亚共和国的一部分),而持矛者可能是来自地中海东部的黎凡特。</div><div>任何一件真正的文物都具有“强烈的能量场”,因为,它是真正的“时代标志”;伪文物则不同,那种“营造出的气场”经不住时间考验,被真正的文物所“碾压”,必将没入时代洪流。</div> <h3>《阿玛拉瓦蒂石刻佛塔》</h3><div>信封上左侧手绘部分这件文物是2017.03.01-2017.05.31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专题展上展出的一件古印度佛教文物。文物来自古印度中南部的“阿玛拉瓦蒂”地区,是在一块约1米高的坚硬的牙白色石灰岩上雕刻的一座高浮雕“佛教塔形纪念物”。这座小佛塔上部呈“覆钵形”,有一圈“绶带”作装饰,象征圣洁和荣誉。下部正中间是象征性的“门”,门中间上方有一条“五头蛇”,代表的是佛陀在菩提迦耶觉悟之后的第三个星期,天降暴雨,神蛇“那迦”展开后背为佛陀遮风避雨。门两侧的外围装饰物是这座佛塔的“栏楯”,上面布满莲花。栏楯门两侧高处蹲着两只狮子,象征着佛陀讲经说法(佛陀声如狮子吼)。整件文物以佛经为依据,尊崇“尊者不像”的原则,没有雕刻佛陀形象,这一切方方面面都在暗示着,这件“佛教文物”是佛教有史以来最早期的文物。</div><div>佛教产生之后最开始的几百年并没有产生“石刻纪念物”。后来,为了“禅定”和“冥想”的需要,佛塔形象最先产生了。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佛塔是巴尔胡特大塔(非世界遗产)、世界文化遗产桑奇古迹中的第二座佛塔、和世界文化遗产阿旃陀石窟第10号窟内的佛塔,时间大约为公元前2世纪(或更早100年),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佛像产生,直到公元1世纪,在古印度犍陀罗地区和马图拉地区同时产生了“佛陀造像”,之后,佛教造像就以佛陀造像和诸神造像为主了。</div><div>这件石刻造像风格成熟、稳重、规范,与“桑奇风格”、“犍陀罗风格”、“马图拉风格”有明显差别,它就是在古印度最罕见的佛教造像:“阿玛拉瓦蒂石刻造像”,它的时间定位应该与“桑奇造像风格”同时代,都是公元前1-前3世纪。</div><div>阿玛拉瓦蒂风格佛教石刻造像,在《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展中代表的是佛教诞生最初的时代,也就是公元前3-前4世纪的印度北部地区。在浩瀚的人类250万年历史中,这是一个“小时代”,策展人极其精通人类文明史,也通晓佛教对东亚诸国的意义,所以,安排这件文物跟随本专题展游走东亚,可谓用心良苦,这一点,小檀心领神会,也希望有更多人能看懂。《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展》有多件重器,门票50元,我那天站在这件文物前任时光飞逝,足够旁人看完整个展览了。花50元近距离、无打扰地精读此文物,我认为已超值。也有不满意之处:本件文物的展场标签上名称标注的是“阿马拉瓦蒂”,正确的应该是“阿玛拉瓦蒂”,只差了个“王字旁”。这不是粗心大意出的错,它显示的是中方标签制作者在这个知识点上是“盲区”,也是中国所有涉及佛教造像的策展方的上升空间。</div> <h3>《犍陀罗佛像》</h3><div>这身佛像是2017.03.01-2017.05.31期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专题展的一件精美绝伦的“文物”,是佛教造像顶级文物。</div><div>犍陀罗(Gandhara),位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的巴基斯坦一侧,属于古代“古印度范围内”。由于古代印度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犍陀罗地区又远离恒河和印度河,所以犍陀罗这一地区并没有形成任何文化符号。公元前三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军队打到了恒河流域,劳师远征,虽横扫了强大的波斯帝国,但沿路留下无数隐患。对印度诸国战争的胜利不能带来任何安全感,所以不久之后,亚历山大的部队就重新撤回到了地中海地区。在中国的教科书中一直在讲亚历山大大帝的部队把携带的大批石刻艺术工匠留在了“犍陀罗地区”,才形成了犍陀罗地区的佛教造像风格,这种造像风格非常接近“希腊的造像风格”。其实这种说法有多处瑕疵。希腊与古印度之间隔着古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和亚述王国,否认这些国家的文明影响力,本身就“知识结构的不连贯”和“割裂历史”。近东诸国的石刻艺术一直都很辉煌灿烂,今天,在世界级综合博物馆里,轻易就能找到波斯波利斯和亚述的石刻文物,它们才是孕育“犍陀罗石刻艺术”的宗师。</div><div>犍陀罗佛教石刻艺术风格造像是最早的佛教造像,时代是公元后,有500年的历史。犍陀罗佛像之所以成为艺术经典,是因为这些佛家造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艺术境界。犍陀罗佛像的材质是坚硬的青灰色石灰石,石质坚硬而细腻,适合高水平石刻造像;石刻工艺的成熟也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而最重要的,是在公元前后时期,上座部佛对佛教经典(简称佛经)的秉承和坚守,让佛教仍然还属于“知识分子”的宗教,佛经也并没有世俗化和泛化。所以,犍陀罗和马图拉的每身佛像都以佛经为依据。这是后代望尘莫及的,这也成为辨别佛像时代的最重要的依据。</div><div>从造像风格上来看,这身“犍陀罗风格释迦牟尼佛陀坐像”雕刻技艺非常娴熟,开脸精致规范,头光和袈裟衣褶也非常规范。佛陀所持“禅定印”的手比人的正常比例大,这是“犍陀罗”的典型风格。佛陀坐下有5身高浮雕小像,它暗示了这身佛像雕刻的时代大约是在公元3-4世纪(并非1-3世纪),原因是:早期犍陀罗佛像的题材多是《释迦牟尼佛陀立像》、《初转法轮》、《释迦牟尼佛陀菩提树下冥想像》等,这样的“坐下3佛2菩萨”的佛陀冥想像已接近“上座部佛佛经边缘”,感觉有强烈的“大众部佛”萌生的味道。之所以说“边缘”,是佛陀身边的两位菩萨在犍陀罗佛像中可以轻易找到,他们是“手持莲花的Avilokitishivara”和“手持净瓶的Metreya”,这两身小浮雕和犍陀罗佛像中这两位菩萨的单身立像风格完全一致,只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他们作为“胁饰菩萨”成对出现。这种成对出现的菩萨是大众部佛的特点,以至于演化成汉传显宗十大菩萨和汉传密宗的“十二圆觉菩萨”。所以,这身佛像的断代属于犍陀罗佛像中期稍晚。</div><div>任何宗教造像存在和研究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们是服务于宗教的,从艺术手段方面切入,最终研究成果只能是隔靴搔痒。把这身佛像定义为唤作“犍陀罗佛像”,实在是太简单。这身佛像的中文标签应该标注成《释迦牟尼佛陀冥想像》,在《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展》中,它代表的是“佛像产生的时代”。</div> <h3>《婆罗浮屠风格佛头》</h3><div>2017.03.01-2017.05.31,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卢浮宫100件文物展》中,有这样一件“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风格佛头”,疑似来自于公元9世纪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婆罗浮屠佛塔。</div> <h3>《迪蒂摩斯墓碑》</h3><div>这个手绘封左侧的图案是近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中的一件展品,叫做《迪蒂摩斯墓碑》,这块牙色石灰石石碑雕刻于公元前100-公元100年期间,描绘的是古埃及人描述的“冥界”景象。墓主人死后的亡灵由阿努比斯引领进入画面,伊西斯在阿里奥里西斯身后保护他。这是埃及墓葬中最为常见的景象,基本是“定式”。石碑下方有3种文字,分别是古希腊语、圣书体象形文字和古埃及人日常使用的世俗体文字。在公元前后,统治埃及的是强大的托勒密家族,古希腊语是当时的官方用语,也是当今能够被识别的文字。著名的《罗塞塔石碑》也是雕刻于“托勒密时代”早期人(公元前196年),正是通过对《罗塞塔石碑》文字的对照和破解,人类才知道了古埃及象形文字是一种表音文字,从而揭开古埃及长达5000年神秘的面纱。著名的《罗塞塔石碑》是大英博物馆第一文物,不可能随便拿出来“巡展”,这块《迪蒂摩斯墓碑》上同样有着上述3种文字,它同样能够讲述“古埃及文明”和“破解埃及文明”两层历史和故事,同样可以再现人类历史上那个遥远的伟大时代,这是策展方的极致用心和美意,它也成为我“博物馆文物手绘封”系列里不可或缺的一件文物。</div> <h3>《金面具》</h3><div>手绘图案为刚刚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阿拉伯之路-沙特出土文物》主题展中的一件文物。这件“金面具”材质是黄金材质,制作年份为公元1世纪,出土于泰尔萨亚地区,现存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沙特国家博物馆”。</div><div>黄金是“先觉民族”最为追捧的自然界馈赠,从埃及到希腊,从波斯到四川三星堆,到处是远古黄金制品,世界上最著名的金面具是现存于希腊雅典“希腊国家博物馆”的“阿伽门农黄金面具”。这面出土于阿拉伯半岛的“金面具”面积只有成人手掌大,远不及成人脸大,因此它不是为真人佩戴的,非实用器却用了最贵重的材质,而且是“人的脸部”,它也不是装饰物,一定是“祭祀用品”。这件“金面具”周围一圈可以将“脸部”完全包住,眼睛和嘴部是封死的,眉部和鼻梁都很立体,这种立体雕塑是为了让金面具的视觉冲击力更强,只把面部用黄金包住,身体其它部位不用黄金材质,这是重要信息,可能整个物品只有头部而没有身体其它不为,这样的“祭祀器”又是什么呢,展开想象的风帆吧。</div><div>统治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开始于公元7世纪,这件公元1世纪的金面具伊斯兰无关,若能进行考古复原,它将会带给我们更多的信息。</div> <h3>《盛香料的石祭坛》</h3><div>信封上的图案是近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阿拉伯之路-沙特出土文物》专题展中的一件文物。这是一尊祭坛,制作年份大约是公元1世纪,它出土于沙特王国的卡耶特法奥地区,现存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大学考古系。</div><div>这种祭坛呈特殊的立方形,它与三种香料有关:乳香(来自阿曼塞拉莱地区的珍稀乳香树脂)、黄连乳香(来自也门地区生长的一种野生黄连树胶)、云木香(原产于印度的一种植物根茎,阿拉伯地区也有生产)。</div><div>这样的石祭坛在本次展览中共有4件,这件是最完整、最精彩的一件。它的材质是乳白色石灰岩,高度越60cm,俯视为正方形,侧面的主方向上刻满古老的阿拉伯文字,除了一圈美丽的装饰花纹,最醒目的是“门楣处的新月图案”。这件文物的断代是公元1世纪,早于伊斯兰教出现长达600年。它说明了新月图案不是穆斯林发明和专用的。在其它的几个祭坛上都有新月和金星的图案,这些图案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阿拉伯地区,并在之后的2500年内一直得到流传和使用。</div><div>乳香,它不仅是珍贵的天然香料,更是联络整合欧亚非大陆的才料。可考证的乳香历史长达8000年,在阿曼塞拉莱的乳香园遗址中,人们可以看到破旧船体、废弃的码头和一片片乳香树林。这些被称为“乳香”的半透明凝状物,是一种在沙漠干旱地区生长的树木分泌出的树汁,这种树脂在加热或点燃时,染发出一种诱人的。正是因为具有这种特殊的魅力,乳香才被广泛认可个追捧。乳香,向东最远被运到了日本、向西最远被运到了葡萄牙里斯本,向南最远被运到了南非。由于乳香对人类的贡献,公元2000年,“乳香之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div><div>这座祭坛在考古发掘中算是器形算是相当完整的,不知当年在它上面做过怎样的祭祀,又有多少乳香从一颗颗的样子,然后被加热成清烟袅袅,给世世代代的人们带来了美好的希望。</div> <h3>《石雕头像》</h3><div>这件石雕头像是近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阿拉伯之路-沙特出土文物》专题展中展出的一件文物。造像如成年男子头颅大小,材质是“沙岩”,雕刻于公元前4世纪-前2世纪,是在沙特境内的泰马地区(Tayma)出土的,归属于泰马博物馆。</div><div>据介绍,该石质头像源自于一整块巨石雕刻而成的4米高的石像,头像相当精致,面部虽有破损,但表情生动,尤其是那双大眼睛,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头像发型头巾极具特点,这种发型在古埃及更为普遍,在埃及卢克索帝王谷入口处的两身“门农雕像”就是这种发型和头巾。卢克索距离泰马距离遥远,找到更早的巨型类似作品是件好事,连材质都非常类似,这难道是“泛埃及风格”的晚期作品吗?文物的断代是公元前4世纪-前2世纪,那个年代是托勒密家族统治北非,也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横扫波斯和印度的时代,当有足够数量的对应时代的文物做参考,这个石刻头像、乃至于那个4米高的石像都能有更丰富的解释,毕竟,2200年前的巨型石刻造像,留下来的还真不多。</div><div>另外一个让人发出联想的是距离泰马更近的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世界文化遗产-内姆鲁特•达哥山,这一地区在公元一世纪曾是叙利亚的罗马行政省,泰马也应该在这一区域。在内姆鲁特•达哥山上有10身巨型石像包含希腊至波斯的神祗(宙斯、堤克、密特拉、奥罗马斯迪斯、以及科马吉尼地区的国王安条克一世自己的雕像),隐约感觉这个头像的“开脸儿”与“内姆鲁特•达哥山”上的石像“开脸儿”有联系,也许看的更多,就会引发更多的联想吧。</div> <h3>《青铜狮子头像》</h3><div>信封上手绘图案是近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阿拉伯之路-沙特出土文物》专题展上显示的一件青铜狮子头像。该头像是青铜材质,制造于约公元2世纪,在纳季兰出土,现存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国家博物馆。</div><div>这件呼啸状的狮子头像发现于卡叶特法奥遗址西南部的纳季兰,纳季兰是“乳香之路”经过的重镇,它与阿拉伯北部、甚至更遥远的地区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最重要的纽带是“乳香”。这件狮子头像带有一定的希腊、罗马风格,但是,它有镶嵌式的眼镜、风格化的鬃毛、以及特殊的胡须,这些特点更具阿拉伯南部的特色,其产地就应该在纳季兰(Nakran)。</div><div>对于青铜器而言,中国人是再熟悉不过了。远在商代,中国出现了大批器形硕大、纹饰神奇美丽、制造工艺复杂、高质量高规格的青铜器。其实,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如世界三大博物馆)都有各国的早期青铜器,只是中国殷商、春秋和战国青铜器是其中的佼佼者。像这件青铜狮子头像,它是写实主义的艺术品,背后有“实物”和“解剖学”做支撑,才能做得如此生动和惟妙惟肖。《阿拉伯之路》展中的青铜作品还有几件,风格都是“写实主义”,这是一睁眼就能就能看到的东西方艺术表现的差异。</div> <h3>每个“实寄封”的背面,都有一个落地戳,上面有准确的日期。</h3><div>40余年一路走来,拙笔写兰,不求掌声与关注,只为温暖你我的视线。谨此,向伟大的大英博物馆、卢浮宫、沙特阿拉伯国家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及辛勤的文物工作者致敬。</div> <h3>《亚述巴尼拔猎狮》(局部)</h3><div>在欧亚非地理位置的交汇处及周边地区,诞生了人类最早的文明。时至公元前9世纪-前6世纪,统治那里的国家叫做“亚述”,它横亘再亚洲通往非洲和欧洲的边陲,宏大的城市和灿烂的文化,闪耀的璀璨的光芒。</div><div>尼尼微是闻名遐迩的史前古城,当年奢华雄伟的城池和皇宫如今已成为深埋地下的考古遗址。1853年,由霍姆祖德·拉萨姆考古队发掘的尼尼微北王宫全部的“雪花石膏浮雕”最终被运到大英博物馆,经过专家学者的研究发现,这些新亚述时期的精美浮雕属于“亚述巴尼拔二世”时期,时间段大约为公元前645年-前635年,整组浮雕都在描绘国王“巴尼拔二世”猎狮的景象,同时讴歌赞颂他的强大与勇敢。</div><div>整幅浮雕在讲述一个故事:“在整幅画面的最左边 ,一个小人物打开笼子,狮子被放出,凶猛的狮子扑向人群,士兵们射箭将狮子射伤,但弓箭的力量无法结束狮子的生命,最后,狮子奋力扑向巴尼拔二世国王,国王在近距离内拔出宝剑,刺穿了狮子的身体。”这是新亚述艺术的巅峰之作,也是全人类古代艺术中最能体会文明成就的艺术作品。整场“猎狮”活动以巴尼拔二世国王为中心和主线,凶猛的雄狮雕刻得每个细节都生动逼真,但无论狮子中多少箭,士兵的长矛和刀剑终不能结束狮子的性命,能够完成这一切的只有国王。这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当时的亚述历代帝王认为他们可以征服全世界,对于征服自然界,他们没有必要再去完成所谓的“历史壮举”。但在两千多年前,凶猛的野兽还是时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只有国王具备“铲除生命威胁”和“引领美好生活”的能力。在画面中,狮子是从笼子里放出来的,这不同于“野外狩猎”,因为在当年,野外狩猎不再是什么重要和必要的事,展示国王的英武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猎狮活动极具象征意义,人们在阅读巴尼拔二世国王的墓碑时,发现那里记录着,巴尼拔二世国王一生杀死了450头狮子。</div><div>这幅浮雕的精美与生动是令人震撼的,而它想表达的主题也是非常明显的。野兽凶猛,国王仁爱。真正强大的王国,没有仁爱的君主,不可能屹立于世界之巅。与最凶猛的野兽搏斗是人类的一种能力,这样的表达方式被当年的社会普遍接受,古罗马人甚至将其发挥到了极致,在接受这一事实的同时,今人会认为这样的活动过于血腥残暴。这就是一面棱镜,折射出的是“时代与人类”的关系:在人类尚不足够强大时,人类被野兽所威胁,屠杀野兽是壮举;在人类足够强大时,人类对野兽完成物种灭绝,能够屠杀人类的只有人类自己(或者说人类中间的一部分),他们比野兽更凶残。</div><div>这个手绘封所用信封是大英博物馆公函封,所贴邮票是由英国邮局“制签机”制作出的邮资机标签,标签上有时间、地点、金额,还有女王头像和网格状防伪标识,由于标签尺寸相对较大,部分收信地址和邮政编码被写在了标签空白处。我也曾向英国的集邮家打听过,他们告诉我英国邮局里没有“电子邮票”,这次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邮资标签,并使用它,在大英博物馆公函封上用邮资标签,更具意义。信封正面的橘黄色条形码横贯邮资标签,它是“实寄”信件的标志。</div><div>《巴尼拔二世猎狮》浮雕是大英博物馆最精彩的馆藏文物,同一级别的还有《尼姆鲁德王宫浮雕》、《埃及内巴蒙陵墓壁画》、《雅典卫城帕台农神庙浮雕》、《哈利卡纳苏斯陵墓浮雕》等,这些文物才是大英博物馆真正的价值所在,也将是我此次《大英博物馆文物手绘封》要描绘的绝世风景。</div> <h3>《命运三女神》</h3><div>本系列手绘封将再上一个档次,所有画作所用的信封,是大英博物馆的“公函封”,全部在伦敦进行“实寄”,在北京接收,信封上绘制出经典的“大英博物馆馆藏文物”。</div><div>这些大英博物馆公函封得来实在不易,没有足够的“机缘”,外加不懈努力,绝对是“天外之梦”。今年年初,在朱晓云老师帮助下,我第一次捧起“国家博物馆”象牙白质地的公函封,激动得我一口气画了12幅国博展出的文物钢笔画,并在国家博物馆邮局完成了符资实寄。在那个高度上,我就想,要是我有100个大英博物馆公函封、100个卢浮宫公函封、100个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公函封,我将会把这些公函封都在当地“实寄”了,然后回来在每一个上面都画上对应博物馆馆藏的的文物。当全人类的经典依次展现时,那将是何等的壮观!这个梦不知有谁做过,但属于我的梦,我会努力去实现它,上苍自然会派人来帮我的。这次不遗余力帮我的,是明爱学院的王俊芳老师,因此,我有了第一批大英博物馆的公函封,和1个大英图书馆的公函封。那种激动的心情,您能体会吗。</div><div>这批信封能够完好无损地通过“实寄”全过程,是因为每个信封里都加了“硬衬”,所以这样的“全品种”并非奇迹。对于漂亮的“邮戳”有一半靠运气,有一半靠执着。每一个环节都认真去做,再加上“皇天厚爱”,好的开始就有了,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div><div>第一批大英博物馆公函封也只有区区11个,每幅画作都必须非常认真,不能有任何闪失,不许画坏。每幅画作都必须是大英博物馆最有“代表性的文物”,画的出来,还得讲的出来。当这11幅画画完的时候,亲们可以看到,我眼中的大英博物馆巍峨的“群峰”。</div><div>本实寄封上所绘制的图,名字叫《命运三女神》,它们是希腊雅典帕台农神庙东侧顶端三角右侧的楣饰。命运三女神的名字是克洛托、拉克西斯、阿特罗波斯。</div><div>雅典卫城建立于公元前5世纪,到过雅典的人都会记得那块突兀的巨石,和上面雅典卫城的断壁残垣。雅典卫城建造之初,正值伯里克利所领导的民主政府执政。当年的爱琴海范围内有很多“同盟体”,在圣托里尼岛不远处有个提洛岛(今天是世界文化遗产地),提洛岛附近的岛屿结成了“提洛同盟”。当年就是用了提洛同盟纳贡的资财,由建筑师伊克提诺斯与雕刻师菲狄亚斯团队合作,这组气势恢宏的古希腊石刻造像群得以呈现。由于石质使然,古希腊石刻造像多肢体残破,而古罗马石刻造像则穿越两千年却保存完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组《命运三女神》的衣着,所有衣褶的曼妙都是为了勾勒出女神完美丰满的身躯,这是古希腊美学和解剖学的成就,而衣褶逼真的光影效果,是雕刻师素描功底和空间想象力的全面展示。不同寻常的是,这组石刻由于是安置于神殿楣房之处,有特殊的位置和功用,所以仔细看来,有部分人体不合乎解剖学原理。这种艺术表现非常像“矫饰艺术”,但不管出于何种动力,所有的艺术都是“描绘精神世界的工具”,在这里,所有的表现力,都是为了描绘克洛托、拉克西斯和阿特罗波斯三位“命运女神”。很遗憾,2500年过去了,没有人再能描述女神们的尊荣,是何等的美丽与神圣。</div><div>帕台农神庙后来曾经做过修道院、清真寺和军火库,战争中一发炮弹击中了这座军火库,剧烈爆炸让帕台农神庙“碎石一地”。当年的雅典政府已无瑕照看这满地的碎石,于是,在雅典政府同意并允许的情况下,英国的埃尔金爵士出资将这些“易碎品”运到了安全之地伦敦,1816年,大英博物馆出资,埃尔金爵士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将全部雅典卫城文物出让给了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也扩建出了大厅最西面第18号厅(希腊馆),陈列这组珍贵的文物,并永久向全人类免费展示。</div> <h3>《金披肩》</h3><div>信封上手绘部分是在大英博物馆中展出的一件“青铜贴金披肩”,其用法是佩戴者从下面将头钻出来,这个披肩就落在了双肩上。1833年,工人们在威尔士弗林特郡的摩尔地区的一个石砌墓穴中发现了一具骷髅残骸,整个骷髅已被压碎,骨骼残肢无法确认死者的年龄、性别和生前健康状况,这件“青铜贴金披肩”也已被压扁了。</div><div>之后,这件文物来到了大英博物馆,在这里,它被重新修复了,焕然一新的它不仅向人们展示出公元前1900年-前1600年的早期青铜器时代人类高超的冶炼技术和金属加工工艺,披肩是一些消失的信息也得以呈现。这件披肩是采用类似于“冲压”技术完成的,有“浮雕”的视觉效果,花纹密集排列,很像“织物”的风格。冲压出的图案更具抽象意义,更加多变,这在4000年前绝对是视觉冲击爆棚的一件“首饰”。以青铜做底,上面“贴金”,这样的披肩肯定很沉,佩戴者的上肢将被束缚住,上臂的运动将会十分困难。专家推测,这样一件独一无二的“贵金属器物”,它的主人一定地位很高,它的使用也充满着仪式感,很可能是只在“祭祀”中才使用的。</div><div>这个手绘封所用信封是“大英博物馆公函封”,2017年12月7日从伦敦寄出,2017年12月18日到达北京落地,一起寄出的11个信封已分成3次在不同时间被投递,至今最后一个信封还在路上没到。这个信封在实寄过程中整洁挺阔,正面的邮戳和信封背面的落地戳都清晰可辨,不可多得。</div> <h3>《巴特西盾牌》</h3><div>这是一面铜胎包金的“金属盾牌”,高度是77.7厘米(由于信封画面的约束,原本“立”起来的盾牌只能横向绘制,面面下方是个“玻璃纸的窗口”,无法着色),是“竖立”起来使用的,这个尺寸的盾牌与当年士兵所用的盾牌大小一致。当年士兵所用盾牌多是木质的,木质盾牌会轻便些,同样挡得住刀砍斧剁,相对而言,这面“青铜包金宝石镶嵌”的巴特西盾牌分量更重,装饰性更强。这面盾牌表面有3个圆圈,在圆圈内部又装饰有多个圆圈和衍生出的枝蔓装饰花纹,这么美观且不实用的器物,一般都是祭祀用品。</div><div>这面盾牌是在伦敦泰晤士河边被发现的,经鉴定,它制作于公元前350年-前50年,在这个年份,罗马人尚未登陆不列颠,泰晤士河及上游沿岸周边地区当地生活的文明程度较高的人是“德鲁伊人”。这是仅存的信息,这样的盾牌在世界范围内仅此一面。</div><div>画面绘图所用信封,是经过“符资实寄”的大英博物馆公函封,信封附有内衬,品相完好。</div> 《阿兹特克双头蛇》<div>在广阔的中美地区,炎热潮湿的气候令爬行动物生命力旺盛,这里不仅生活着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大型蜥蜴,与之同宗同源恶蛇类也霸占着密林个沼泽,随时威胁着胆敢入侵的高等级哺乳动物。对凶猛野生动物的恐惧和敬畏是原始宗教信仰的源流,这种“初级信仰”遍布地球的每个角落。智人从东非大裂谷经过数千年的长途跋涉,阿尔泰人种的一个分支终于在今天的智利和墨西哥地区获得了宝贵的生存空间。原始宗教解决的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凶猛的野兽神圣化、抽象化,将祭祀的过程仪式化和程序化,标志着一个文明的进步。这枚“大英博物馆文物手绘封”上绘制的是来自墨西哥米斯特克艺术风格的一条“双头蛇”。在一根雕刻成左右镜像对称的木质胎体上,用经过精细打磨过的绿松石碎片通体镶嵌,镶嵌风格如同欧洲艺术“马赛克镶嵌”,蛇头和蛇嘴用红色宝石单独镶嵌,蛇牙则是用动物骨骼精心打磨而成,这样的组合令这件艺术品形象更加逼真生动。双头蛇的眼睛是两个空洞,用绳子川上,可以挂在祭祀者胸前,或是神像胸前,以增加仪式感。这条蛇最亮眼的,是其通体的绿松石片,它们全部来自于墨西哥瓦哈卡省的贡品,当年祭祀用绿松石需求量巨大,这样一件顶级祭祀用品所需绿松石需要十几个米斯特克工匠奋战数月才能提供。这条蛇的外形尺寸是20.5cm x 43.3cm,展开成直线的长度接近2米,而且是“通体镶嵌”,即使在今天,完成这样一件艺术品的制作,也是一个大工程。只有宗教的力量,催生如此的器物。这件《双头蛇》的制作年份是公元15-16世纪,是阿兹特克文明的巅峰作品,之后西班牙人到达中南美,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宣告结束。这枚手绘封采用“原地符资实寄”方式完成,信封是“大英博物馆公函封”,来之不易,极其珍贵。在2016年,英国皇家邮政的国际信函资费是“20克重1.05英镑”,自2017年4月起,资费调整为“10克1.17英镑”。这枚信封上的邮戳有2个,一个是手盖销票戳(邮票左下角圆形万次章),另一个是“滚动机戳”,上面有“Remember to post early this Christmas”字样,下面有网址,组合起来相当于中国邮政邮资机的“邮资图”。信件通过实寄过程,附有“黄色条形码”,背后落地戳清晰完整。由于在实寄之前加了内衬,信封挺阔完整,可谓之“全品相”。</div> <h3>《哈利卡纳苏斯陵墓石刻》(局部)</h3><div>在熏风和煦的爱琴海之滨,有一座古老的城市叫“哈利卡纳苏斯”,有一位叫“墨索拉斯”的帝王曾经统治过这里,他死后,在距离海边不远的山坡上,修建起了一座巨大的陵墓。这座陵墓是用巨石修建而成,宏伟庄严,廊柱间布满石雕,廊檐下尽是精美的浮雕。几百年后,当古罗马人征服地中海周边所有地区后,他们骄傲地评选出了那个时代欧洲人见过的七座伟大建筑,有“埃及胡夫金字塔”、“亚历山大灯塔”、“古巴比伦空中花园”、“罗德岛的太阳神雕像”、“奥林匹亚宙斯神殿”、“艾菲斯古城”和“墨索拉斯陵墓”。这是公元前后罗马人视野中最令人震撼的建筑杰作,它们和起来就是“七大奇迹”。</div><div>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七大奇迹”中最惨的就是墨索拉斯陵墓,摧毁它的除了自然因素,更大的还有人为的破坏。由于修建海上城堡急需建筑材料,旁边的这座伟大的陵墓被整体拆毁,上面的雕像也没能摆脱浩劫,巨大的石像被摔得支离破碎,浮雕石刻也没能幸免于难,由于无法用于构建城堡,这些石雕被随意堆放在一起,相互碰撞让石雕上的人物肢体残破,战争结束后,这些浮雕石板和石雕人物被藤蔓吞没,从此再没人问津。</div><div>一百多年前,这批来自于哈利卡纳苏斯墨索拉斯陵墓的石雕辗转被运抵英国伦敦,在经过仔细甄别和清理后,这些两千多年前的人类杰作亮相大英博物馆,从此无条件向来自全世界的游客永久免费开放。</div><div>正如帕台农神庙上的石刻讲述的是“半人马与拉皮斯人的恩怨情仇”,墨索拉斯陵墓上的石刻讲的是“希腊士兵与亚马逊女战士最后的战斗”。</div><div>亚马逊,是古希腊幅员内的一个奇特而神秘的部族,它是一个“纯女儿国”,部族内所降生的男婴全部被杀死,成年亚马逊女子都是在外面找男人一夜欢愉后回到家中生孩子,所有女孩子长大成人后为了方便射箭都割掉自己的一只乳房,这样奇特的部族地球上找不出第二个。由于争夺土地的资源,希腊人与亚马逊人之间爆发了战争。这是一场并不令胜利者感到任何骄傲的战争,希腊人对亚马逊部落进行了种族灭绝,桀骜不驯的亚马逊女战士从此永远地消失了,只在那些穿越时空的艺术品上,才能见到那滚滚的烽烟。</div><div>墨索拉斯陵墓的浮雕石刻讲述的就是这段令人扼腕叹息的历史。这个“大英博物馆公函封”上的手绘图画的就是墨索拉斯陵墓上浮雕石刻的景象。两名希腊士兵正在合力攻击一名亚马逊女战士,她已经倒地,手中的武器也不知了去向;两名希腊士兵身体向内倾斜,从上向下挥刀劈向倒地女子,时间永远定格在了“手起刀落”的那一瞬,也许她就是亚马逊部族的最后一人,因此,我称这幅浮雕作品叫做《最后的亚马逊人》。</div><div>这个“大英博物馆公函封”,是上苍对我的奖赏,感谢王俊芳老师的坚韧,我才有机会的大英博物馆公函封上作画。在用硬卡纸将信封撑起来之后,清清楚楚的邮戳和平展展的品相,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在刚刚过去的跨年度的三天里,别人可以尽情欢愉,而我选择埋头苦干,于是逼真的景象再现画面。</div><div>当我再次站在大英博物馆古希腊展厅中,会不会听到遥远的刀剑撞击和烈马嘶鸣之声,转世轮回的这一世,曾经战斗的双方,今天又在哪里呢……</div> <h3>《张大千自画像》</h3> <h3>《临摹张大千绘“供养人”》</h3> <h3>《临摹张大千绘维摩诘经变中的“文殊菩萨”》</h3> <h3>《半坡人面鱼纹彩陶盆》</h3> <h3>《半坡博物馆》</h3> <h3>《半坡人面网纹彩陶盆》</h3> <h3>《半坡人面鱼纹彩陶盆》</h3> <h3>《半坡人面鱼纹标志》</h3> <h3>《大英图书馆-牛顿铜像》</h3><div>这枚手绘封是我有史以来绘制的难度最高的手绘封,信封是“大英图书馆公函封”,邮票是英国皇家邮政电子邮票,于2017年12月7期在伦敦进行了“原地实寄”,电子邮戳所有信息(日期、地点、邮资金额)清晰,橘黄色条形码鲜艳。由于实寄时附加了内衬,信封在实寄中未被折叠、未破损,信封全品相寄达。由于信封只此一枚,手绘不允许有任何失误,压力山大。我用3天时间绘制完成,是我2月份的第一幅手绘作品。</div><div>大英图书馆,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图书馆,前身是大英博物馆的一部分,1972年立法,1973年从大英博物馆分离出来。现存各类图书文献1.5亿册。</div><div>这枚信封的手绘部分(图)画的是位于大英图书馆门前的青铜雕像《牛顿》,由雕塑家Eouardo Paolozzi 于1995年完成。雕塑刻画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伊萨克·牛顿爵士,他手持圆规,俯身作图的景象,牛顿爵士的伟大著作《自然科学之数学原理》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础。这尊雕刻传递出艺术与科学、创作与理性、知识构建未来的理念,它也成为伦敦这座城市最有代表性的标志。牛顿爵士去世后,遗体安葬于世界文化遗产威斯敏斯大教堂内,他的生平事迹数百年来鼓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勤奋努力,用科学去探索无穷无尽的未知领域。</div> <h3>《马家窑彩陶瓶》</h3><div>去参观了“古陶文明博物馆”,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中国范围内的“新石器时代彩陶全谱”,非常欣喜。在参观结束后,荣幸地得到馆长董瑞先生所赐“古陶文明博物馆”公函封,兴奋之情今尤在,也就开始了相关的绘画。</div><div>图1所绘的是“马家窑彩陶瓶”,这件文物现存“古陶文明博物馆”,它器形巨大,造型规整,彩绘部分清晰,堪称全品相。这件文物至少有4000年的历史了,今日所见,堪称奇迹。</div><div>惊喜赞叹之余,更应该仔细研究,才不辜负与之相遇。在绘画时我发现,图1图2(图3)的彩陶瓶的彩绘部分尽管都是“螺旋波浪纹”,但还是有区别:</div><div>1.器形:图1是“瓶”,图2、3上“罐”。在器物产生过程中,罐要比瓶历史更为悠久,像图1的瓶口部分如此规整,拉坯水平得相当高,拉坯设备也要非常稳,否则做不出这样的器形,结论是这件“彩陶瓶”的制作年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div><div>2.彩陶花纹:图1的彩绘线条更细更精致,线条数量更多,圆心的黑色部分更大,图1的肩部线条密集程度令人惊叹(手绘时体会颇深),图2、3的线条更简洁粗壮,绘画难度更低,结论是图1的制作年份更晚;</div><div>3.图1波浪花纹上有黑色圆点,应该具有抽象象征意义,比如代表星辰或河洛的岩石等等,图2、3则没有,说明图1时代还没有产生这个文化层次;</div><div>4.图2、3的罐口沿处有四个挂钩结构,属“实用结构”,而非“装饰结构”,图1则没有这四个挂钩结构,“实用新型”是文明进程中产生的标志,也是断代的依据。</div><div>因此说,国博的“马家窑彩陶罐”和古陶文明博物馆的“马家窑彩陶瓶”,两点定位了马家窑文化的走向,这两件文物应该都在“文字产生之前”,如此中规中矩的人类发展,如不遭遇“团灭”,当顺利进入“青铜时代”。</div><div>新石器时代是人类(晚期智人)文明之初,那是和个神秘、单纯而美好的时代。“幸福感”是精神世界的满足度,无论人类的哪个时代,都能产生“幸福感”。但人类最初的幸福感与人类文明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特别想知道,我也一直在寻找。</div> <h3>《寺洼文化犬纹双曲线双耳罐》</h3><div>这枚“古陶文明博物馆”公函封上绘制的是这座博物馆里的一件文物:寺洼文化犬纹双曲线双耳罐,“寺洼文化”的年份是公元前14世纪至前11世纪,从器形上看,陶罐造型已相当成熟,彩绘花纹也高度抽象,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青铜时代早期的陶瓷制品。</div><div>相关信息有如下描述:寺洼文化因发现地点是甘肃临洮寺洼山,发掘出的器物包括陶器和青铜器,有墓葬,属于火葬,初步定义位氐羌原始文化的后裔。这段描述富含信息,为什么是火葬,什么是氐羌,氐羌文化有从哪里而来。举目四望“中国考古界”,靠“体质遗传学”的地基建立的楼阁,早晚是要崩塌的。当代“分子生物学”已经绘制出了一份详实的“人类DNA类型地理分布图”,这么扎实科学工具,咱们不妨学习一下:</div><div>真正揭开人类起源里程碑的,是斯坦福大学的21位学者组成的国际研究队伍,是他们完成里寻找“Y”染色体标记的工作。2000年11月,这些科学家们最终获得了完整的“人类父系谱系图”和“人类DNA类型的地理分布图”,及“人类由非洲走出的时间路线图”。这是科学家们在人类起源的研究领域获得的又一项重大突破。</div><div>4万年前,东亚广袤的地区,还是早期智人的后裔-“棕种人”的天下。黄种人在那一时间走出非洲后到达印度地区,然后沿喜马拉雅山南坡边缘活动,经过缅甸、中南半岛进入云南(云贵高原)。往北走的一支进入了“河套地区”,他们的脸部发生了变化,线条棱角变得很刚硬,后来又分成了两波人,往东走的形成的北方汉人的祖先,往西南走的最终走上青藏高原,分化成了藏、羌、彝、景颇、土家等民族,这就是“汉藏语系”的民族。从中南半岛往东走的那一支从北部湾向北进入中国,形成了南方的“百越”,在语言学上属于“澳泰语系”的祖先,这一支人经过上千年的分化,诞生了黎族、侗族、水族、仫佬族、仡佬族、壮族、傣族。往北走的那群人中有一小批人掉队了,大概在四川云南附近沿长江往下游走,在洞庭湖一带形成了“苗瑶语系”的民族。“澳泰语系”形成以后,有一哨人马沿海岸线一直往北走到了辽河流域,在那里又一次民族融合,分化成了突厥、蒙古等民族,又经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进而跨越白令海峡,踏上了美洲大陆。</div><div>具体的例子是“越人”是在7000年前到达上海的,“吴人”是在3000年前到达上海的,越人是百越人的后裔,吴人是苗瑶语系民族的后裔。要想知道自己的祖先相关情况,不必看自己的牙齿和头盖骨,现在花上几百块钱做个“基因鉴定”,你会知道很多属于自己的秘密。</div><div>至于这只彩陶罐,它十分精美,话说回来了,都到“青铜时代”了,但青铜只属于皇家贵族,百姓还是只能用陶器。</div><div>说了这么多,现在对于“氐羌”、“火葬”能有个全新的认识了吧。科学是需要刷新的,科学同样需要扎实的功底。科学知识是越新越好,除了勤奋学习,别无他途。</div> <h3>《网地纹连体弧纹双耳瓮》</h3><div>这枚手绘封上绘制的是“古陶文明博物馆”里的一件文物:网地纹连体弧纹双耳瓮。从新石器时代彩陶分类而言,它属于“半山类型彩陶”。</div><div>半山类型彩陶的年份是公元前2900-前2300年,主要分布再黄河上游及其之流湟水、洮河、庄浪河流域、渭河上游的天山武山一带和宁夏南部等地区,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是马家窑类型的延续和发展。这是马家窑文化延长线上最繁荣昌盛的阶段,其彩陶纹饰复杂、动感极强、工艺娴熟。器物主要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器物均为“实用器”,主要有小口细颈壶、贯耳小口壶、细长颈瓶、浅腹盆、曲腹钵、双耳罐、单耳罐、带嘴罐等,代表纹饰包括锯齿纹、涡纹、葫芦形纹、连续四大圈纹等,并出现了许多罕见的几何类型纹样和准文字符号,已有证据表明了它们构成了汉字文化的雏形。</div><div>这只陶瓮的纹饰面积大、图案大而鲜艳,瓮口颈部环绕“网格纹”,瓮体上的花纹属于“四大圈纹”和“鱼鳞纹”这些纹饰还不能构成“文字符号”,时代当属于“中前期”的作品,制作技艺已十分精湛。</div><div>一只彩陶瓮有一个疑问点:为什么鱼鳞纹没有连续铺满四大圈文中间?想明白这个问题,这是我一直没想明白的问题,我下次见杨静荣老师时要讨教一下。</div> <h3>《人形纹双耳单瓮》</h3><div>这个滚圆的新石器时代陶罐是“古陶文明博物馆”里所有馆藏中最抢眼的一件文物,一是因为它的器形,二是因为它的纹饰。</div><div>首先说器形,这样大肚子的陶器很圆,圆得很均匀,乍一看像“大号地雷”,它叫“瓮”,是盛水或酒的陶器,也有盛菜的,叫“菜瓮”。这样硕大的陶器,要是没有相当的水平是做不出来的。在陶罐腰部以下有两个小“空洞”(右下方),还有一个鼓出来的小揪揪(左下方),如果没有绳子,这些结构都无法起到作用;脑补用绳子加固后这个陶罐被“拎起来”的景象,您就惊叹于古人的智慧吧。</div><div>其次说彩绘纹饰,这个陶罐的彩绘纹饰很“打眼”,这种纹饰属于“马厂类型彩陶”的经典纹饰,有人称之为“变形人形纹”,有的称之为“蛙形纹”,这会让人感觉很懵圈,一眼看过去,感觉特像超市里卖的“青蛙腿”,但稍做研究,就会知道以下纹饰的“进化关系”。早期,此纹样有头、有身、有双手双足,手脚都有五指,双手伸举,屈腿直立,景象非常生动。中期,图案头部消失,只留躯干,节肢增多。晚期,仅留爪指或成三角折线纹。总之,图案的演变过程是漫长的,但越来越简单,从具像变得越来越抽象。根据以上分析,图中手绘的陶罐属于马厂彩陶的中期作品。</div><div>马厂文化距今4000年以上,是半山文化的继续和发展,是黄河彩陶最灿烂也最多产之所在,其器形多样,图案复杂,色彩绚丽,存世量众多,纹饰包括“四大圈纹”、“变形人形纹”、“波折纹”、“菱形纹”、“回纹”、“曲折线纹”都第次出现。此外,还出现了“堆塑”、捏塑、镂孔多种工艺手段。1990年,中国人们邮政发行的《彩陶》邮票中一套4张中的最后一枚,就是“马厂人形彩陶”,可见这个纹饰的经典程度。</div> <h3>《犬纹带吻双耳罐》</h3><div>这枚“古陶文明博物馆”公函封上绘制的是该博物馆内的一件馆藏文物:犬纹带吻双耳罐。它来自公元前1400-前700年的“辛店文化”,这在人类文明长河中是很近的距离,因为在那个时代已有无数巨型宫殿拔地而起,精美绝伦的金、银、铜器具也不足为奇。这样一件彩陶罐做到精美,已不是什么难事。</div><div>辛店文化是西北地区重要的文化遗存,1924年我甘肃临洮县辛店首先发现并命名,其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铸铜有很大发展,青铜器的器形有锥、矛、匕、凿,陶器以夹杂砂褐陶为主,馋有石英砂、碎陶末、蚌壳末、云母片等,陶质粗糙,疏松、火候较低,器表面多磨光,彩与陶胎不紧密,易脱阔。彩绘以双钩纹、S纹、太阳纹、三角纹为主,犬纹、羊纹、鹿纹、蜥蜴纹等,反映出畜牧业生活特色。这一切都通过各类彩陶器具,将远古的光芒折射到现代。</div><div>辛店文化以简约规矩的图案,凝炼肯定的笔触,不断重复的符号,与中原商周青铜文化遥遥相向,堪称黄河彩陶最后的辉煌。</div> <h3>《网纹带纹菱形纹双耳罐》</h3><div>这枚“古陶文明博物馆”公函封上手绘的是一件“齐家文化”的彩陶罐--网纹带纹菱形纹双耳罐。</div><div>齐家文化是中国甘肃广河县齐家坪遗址命名的新石器晚期至铜石并用时期的、地跨甘肃、宁夏、青海、内蒙4省的一个文化遗址区域,时间段是公元前2183-前1630,以素陶为主,线条单纯朴素,又极其抽象简约,堪称“素有素味”。齐家文化的制陶业比较发达,当时已掌握了复杂的烧窑技术。在墓葬中还发现了红铜,为以后青铜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已成为探索中华文明形成早期发展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国内国际影响与日俱增。</div><div>这只陶罐彩绘面积较多,花纹比较模糊,但器形规范端正,各种特点都具备,属于“典型器”,保存如此完好,不可多得。</div> <h3>《仰韶人面纹鱼盆》</h3><div>当我在“古陶文明博物馆”观看这件文物的时候,围着这件文物转了3圈儿,怎么也没看出来这只盆上有“人面纹”,等画这幅手绘封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了,眼前的就是“一张脸”还有右面的一只大眼睛!这张脸出现时着实吓了我一跳。要知道这是一只“仰韶文化”的陶盆,时间是公元前5000-前2900年,铁定是“新石器时代”的用品。</div><div>仰韶文化,因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而得名。主要分布于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和甘肃省,分布地域辽阔,分为6个区、5个段、19个类型、2000多处遗址,因时空的差异,其文化面貌与表现风格十分复杂,可分为半坡、史家、庙底沟、大河村、后岗、大司空等诸多类型,而以半坡、庙底沟、大河村最为著名。“人面纹鱼盆”是仰韶文化标志性代表作品。</div><div>仰韶文化是一条大脉,在我阅读“中国新石器时代”相关内容资料时,每每都有个名字映入眼帘,他就是“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是一位瑞典地质学家,中国地质所顾问,“仰韶文化”和“北京猿人”最早的发现者。从他经历的年代可以知道,他经历过中国的清末、民国、新中国,他曾被中国评为“了不起的学者”,他去世后“十年浩劫”中,他被骂作“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凶”,但最终还是回归为“一位成就卓著恶学者”,1921年和1926年先后发现了周口店古类人猿牙齿。这一切都是鲜为人知的“冷门知识”,“北京猿人”谁都知道,“安特生”又有几个人听说过呢。“先驱”又成“先烈”了。</div><div>中国拥有众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文物,但没有一个够得上“世界遗产”级别的,所到之处都是“地基遗址”,没有发现“大型石质建筑”,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我有强烈的预感,“仰韶文化”地域辽阔,种类脉络复杂,不一定是“同一类人种”所为,很可能是“汉人”的祖先和“越人”的祖先分别干的,甚至还有“阿尔泰人”的祖先,眼睛仅仅盯着陶器上的花纹是看不明白的,我认为还是得“盯着人”。如果有朝一日,新石器时代人类种系的“基因图谱”被画出来了,那谁跟谁是一波人,分分钟就明白了。</div> <h3>《火烧沟组线几何纹四耳罐》</h3><div>这枚“古陶文明博物馆”公函封上手绘部分画的是一只这座博物馆的“火烧沟遗址”发掘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彩陶罐,由于陶罐表面布满几何纹饰,通体有“四只耳”,故被称为“组线几何纹四耳罐”。</div><div>火烧沟是新石器时代后期人类文化遗址,存在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950年-前1430年,于1948年在甘肃省由丹县四坝滩首次发现,初名“四坝文化”,1976年在甘肃省玉门市清泉乡一处红土山沟处,甘肃省文物考古队在遗址中发掘出古墓312座,出土大量珍贵的陶器、铜器、玉器、骨器和部分金银器,于是将这一脉络的文化命名为“火烧沟文化”。火烧沟文化主要分布于河西走廊西部,彩陶风格明显受“马厂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影响,多饰深红色陶衣,其晚期以变体蜥蜴纹最有风格代表性,并出现一些造型奇诡怪异的特殊器物,这些奇特的文化符号是“文化变异”的体现,其产生过程无非来自两个方向:其一,受西方影响(如果有了火烧沟人类基因图谱,就能知道这里的古人类是否有中亚甚至是两河流域的基因);其二,边缘成种。</div><div>当人类学进入“基因时代”后,以前神秘莫测的文化现象都会因水落石出而昭然若揭。我们今天的学习都是阶段性的,但学习的过程上“能力进步的过程”,用通透的心和明亮的眼睛看世界,人生从此大不同。</div> <h3>《增长天王》</h3><div>在“苏州博物馆”有一件非常抢眼的展品,它是一座“四大天王像方形木质内函”(实际上就是一座小型佛塔的盖套),标签上说明材质是“银杏木”,四面绘有精美的四身天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四大天王”,标注时间是“北宋”。</div><div>这件“盖套”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都非常高,彩绘部分极其精彩,一定是“大师之作”。当地人会说这些彩绘受到吴道子的影响,其实并不一定需要这样解释。“吴带当风”只是众多成功绘画范例的一种,不是所有的“有飘带的画作”都叫吴带当风。但这四幅画画得的确是太好了,站在这件文物的面前,我已深深北它所吸引。在临摹绘画过程中,更感觉到原件绘画非同小可的艺术魅力。这就是大师之作,在任何时代,都是大师。</div><div>这枚“苏州博物馆手绘原地实寄公函封”上绘的是“南方增长天王”。据《陀罗尼集经》记载:“南方增长天,身赤紫色,绀发,脸显忿怒像,他身着甲胄,一手叉腰,一手持金刚杵”,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寺院中,这位天王则是身青色,手持宝剑。在佛教早期佛教和世界著名博物馆中,还没见过早期佛教佛教造像中有任何天王造像,“犍陀罗”和“马图拉”都没有。英文标签上有“DEVARAJAS”字样,它的被翻译成“金刚”,并不是“天王”。这是很说明问题的事,也是“汉传佛教”的特点。</div><div>再多说一句“增长天”和“增长天王”是又区别的,其实在这里应该 更适合叫“增长天”。</div> <h3>《天王像》</h3><div>在苏州博物馆见到的一件“木质塔套”上绘有“四大天王”,实在是太精彩,以至于朕将这几天的所有空余时间都紧锣密鼓地临摹到苏州博物馆的公函封上。</div><div>由于苏州博物馆没有给出解读这四大天王的有效信息,所以就想在绘画过程中有所发现。这尊天王头顶“飞龙金盔”,手持长柄大斧,呈忿怒像,这与以前了解到的所有信息相背。无奈,去找度娘了,关于“四大天王”索得如下:</div><div>1.持国天王(东,持琵笆)、增长天王(南,持宝剑)、广目天王(西,持蛇和宝珠)、多闻天王(北,持鼠和伞盖);</div><div>2.魔礼海(东)、魔礼寿(南)、魔礼青(西)、魔礼红(北);</div><div>3.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div><div>4.毛宁、刘欢、解晓东、孙楠;</div><div>(今天北京的PM2.5超过1000,看到上面这条,感觉“脑缺氧”了,但还是不死心,陆续往下“搜”,于是发现了下面这条)</div><div>5.魔礼海、魔礼寿、魔礼青、郭富城</div><div>朕彻底崩溃了!朕上次崩溃是在越南的寺庙中见到“十八罗汉”中明晃晃的立着“孔子”和“耶稣”。</div> <h3>《天王像》</h3><div>这是临摹“苏州博物馆”一件“塔套”上的“四大天王”像绘制的一枚“苏州博物馆公函手绘原地实寄封”。这尊天王主要特点与所有已知的天王像的文字描述和壁画石刻全都不同,但从画工上论,原作真是画得美轮美奂、呼之欲出。是它错了,还是后代的所有造像都错了,还是在“天王”这个级别上的神,本身就有着极大的随意性?结论是开放性的。对于本身就没有标准答案的事情,过份执着是和自己过不去。</div> <h3>《北方天王毗沙门》</h3><div>这枚手绘封上绘制的苏州博物馆馆藏塔套上的一幅绘画,准确的描述是“北方天王毗沙门”。</div><div>在汉传佛教体系中,天王是很常见的护发神,要是追根溯源的话,“天王”的出现可以依次从大足石刻、龙门石窟、云岗石窟、彬县大佛寺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敦煌莫高窟这7座世界文化遗产级石窟中找到,最著名的是大足石刻北山的“毗沙门天王”和龙门石窟“奉先寺”的9尊大像的“多闻天王”,其实,“毗沙门天王”就是“北方多闻天王”。但在更早的克孜尔石窟中没有发现,《阿含经》中也没有发现,在印度的世界文化遗产桑奇大塔和世界文化遗产阿旃陀石窟都没有“天王”这一称谓的护发神,在南传“上座部佛”的2500年历史中只见过托塔的“毗沙门天王”,在印度的3座国家级博物馆中也未见过。这是世界文化遗产和考古学提供的证据。时代进入21世纪,已没人关心和关注“四大天王”的产生过程。</div><div>在四大天王中,北方毗沙门天王是可以独自出现的护发神,他的级别比其他3位天王级别高。随着时代的更新,汉传佛教寺庙中的山门处都树立着“四大天王”,这已成为汉传佛教的定式和规矩,非常普遍。</div><div>以上是有关“毗沙门天王”的全部信息,结论已呼之欲出,就看您是否愿意接受了。</div><div>原作实在太精彩了,在临摹这幅绘画时,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原作绘画技艺的高超,十几个小时的时间,我只能画个皮毛。技止此耳了。</div> <h3>《彼得一世肖像》</h3><div>2018年4月4日在“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开幕的《岁月夏宫-俄罗斯彼得霍夫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特展》展示了彼得夏宫中的243件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其中有一幅《彼得一世肖像》油画,被摆放在整个展览最重要的位置上。</div><div>彼得一世(1672-1725)是圣彼得堡的缔造者。他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得益于其伟大的改革使俄罗斯能够比肩欧洲列强。他的改革影响到了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领域,这也是他被称为“彼得大帝”的原因。</div><div>这枚手绘封所用信封是“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公函封,感谢阳光周老师的热心和秦丽杰老师所赐。这组实寄封是在展览开幕式当日(20</div><div>18.04.04)于“世界艺术馆”原地邮局“北京会城门邮局”实寄的,邮资采用“制签机”打印0.80元邮资,实寄封加盖了当日的“北京会城门邮局”日戳,时间点信息不可复制。实寄封附加内衬,于第二天(2018年4月5日)上午收到。手绘部分是一幅铅笔素描画,临摹的是那幅《彼得一世肖像》油画。这是我手绘封最快的节奏了,第一天寄出,第二天收到,第三天手绘完成。</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