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英雄是怎样炼成的

费老

张伟良先生2014年6月接受采访时

空军英雄是怎样炼成的

张伟良口述 胡杰采访整理

 

2017年2月1日，原兰州军区空军参谋长、空军二级战斗英雄张伟良在西安去世。1940年6月，12岁的张伟良就参加了新四军。1949年9月，曾经四次负伤、身为二等伤残的张伟良投身空军选飞，成为一名轰炸机飞行员。1955年1月10日，时任航空兵20师副师长张伟良率领28架杜—2轰炸机，炸沉国民党军队的坦克登陆舰“中权”、重伤护卫舰“太和号”，创下人民空军炸沉最大吨位敌舰的历史记录，张伟良也因此在首届空军英模大会上被授予空军二级战斗英雄的称号。

一名新四军“小鬼”在战火中成长

我的家乡在上海市普陀区。日本鬼子打进上海后，我家的房子被烧毁，祖母被鬼子杀害。我的叔叔是一名外科医生，婶娘是护士，他们都在新四军江南抗日游击队的卫生所里工作。我 12 岁就跟着婶娘到那里，成了一名看护员 ；后来我拿上枪成了警卫员，抗战后期还当上了排长。

说到日本鬼子的战斗力，我觉得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他们武士道精神特别强，子弹打完了用刺刀，刺刀没了用枪托，要想抓个俘虏相当难。一次，我们几个人摁住一个鬼子，直到他完全失去了抵抗力，才哭哭啼啼地当了俘虏。鬼子的单兵战斗素质比较高，弹药也足，端起枪就打，而且八九不离十。我们的子弹少，非得瞄得准准的才能扣扳机。打完仗还得用子弹壳去换子弹，少捡一发弹壳就少领一发子弹。那会儿子弹比口粮都金贵，我们背的子弹袋里面有真有假，就跟电影《董存瑞》演的一样。到了抗战后期，鬼子的战斗力就下降很多了。伪军的战斗力更差，那会儿我们把打日本鬼子叫“吃干饭”，把打汪伪部队叫“喝凉水”。

现在有些不负责任的说法，什么抗战期间新四军总共只打死过几百个日本鬼子，这毫无根据，我一个人亲手击毙的鬼子就不下四个。第一个，当时我右腿负伤了，看到鬼子在一挺九二式重机枪周围布置了好多兵，就用步枪一枪撂倒了重机枪旁边一个日本兵。第二个和第三个是在李家山遭遇战中。当时我们上山，鬼子也上山。我们上到山顶后，我用一颗手榴弹，把藏在一块石头旁的两个鬼子炸飞。第四个鬼子是我在溧阳战斗中打死的。那次，我们去打敌人占据的一个中学。南方河流多，鬼子乘着汽艇来增援，我负责堵截增援的敌人。敌人不知道我们设伏，坐在汽艇上大摇大摆地过来了。我瞄准后用步枪开火，一个鬼子被我击中，晃了一下掉进河里。

打溧阳是我们江南部队和日本鬼子的最后一战，打得很残酷。当时，我是一营一排排长。我们的营长陈伯元、三营的营长刘成富都牺牲了。当时，日本鬼子快不行了，我们也想夺取主动权，战斗比较频繁。

那个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年之后，我居然会跟日本人成了同事。1949 年底，我在空军沈阳恽河油库当主任时，油库有不少职工就是日本人。他们是日本投降后愿意留下来的一些技术人员和家属，女的居多。那会儿，我们一说日本人，就叫“鬼子”。结果，这些日本工作人员不愿意了。有一次，他们找到我说 ：“主任，他们老是‘鬼子’‘鬼子’地说，多难听呀，我们又不是鬼子！”我就对大家，要分清日本人民和日本侵略军，日本侵略军是我们的敌人，是鬼子，日本人民是我们的朋友。这以后，大家就注意了，相互处得挺好的。

张伟良与妻子贝芝芬于五十年代

二等残废当上了飞行员

1943 年 11 月 19 日，在甘岱地区反日伪“扫荡”中，我第一次负伤，胸口中弹，在老乡家养了一个多月才归队。淮海战役中，我再次负伤，这次更重。

当时我带着突击连，进攻黄伯韬兵团司令部所在碾庄外围一个叫“彭庄”的地方并占领了第一道战壕。这时敌人大举反击，你来我往双方打了七次拉锯战。激战中，我的西班牙快慢机却没子弹了。我正在换子弹，只见对面敌人的枪口冒了一下火，我就掉到了旁边的炮弹坑里。敌人以为我死了，一哄而上，踩下的泥巴把我半个身体都埋住了。等我们的人反攻回来，我的通讯员发现我的两条腿在炮弹坑外面伸着，就跳到坑里拉住腿往外拔。当时我被泥巴埋着，胸口闷得不得了，像要爆炸一样。这一拔，就像给我做了人工呼吸一样，血和土就喷出来了。通讯员把我驮过开阔地，放进战壕里。战壕本来有一人多深，但因牺牲的战友和泥巴已经快把里面快填满了，这会儿连我的身体都遮不住了。

我被抬到战地手术室后，取出了两粒子弹。我和敌人距离很近，打到右上腹的两粒子弹正好被银元、怀表挡了一下，留在了体内。如果没有银元、怀表，子弹肯定会把我的肝脏打穿，我就没救了。后来经过鉴定，我被评定为二等残废。

解放战争后期渡江战役之后，我们部队驻扎徐州、连云港一带，这时空军来选调飞行人员。我们师卫生部长姚同浩跟我挺熟，知道我想去，说，那你就去试试吧。住进长春的招待所，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身体。大夫一看我胸前、背后和腿上都有伤疤，问我是不是残废，我就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是二等残废。大夫又让我去化验血，结果我的血色素比较低，可能是多次受伤、流血过多的后果。这样人家就给我下了结论：身体不合格，不能飞行。

我是在战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觉得当兵就是要打仗。我想，现在全国要解放了，陆军用武的机会不多了，但帝国主义还存在，空军打仗的机会应该更多。可是，当不成飞行员，我在空军待着干啥呢？

不久，我被分配到沈阳铁西区的恽河油库去当主任，和同志们关系处得挺不错。不过，每当晚上躺在床上，却满脑子都在想当飞行员的事。于是，我就给空军领导写了封信，要求当飞行员。没想到，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这封信上作了批示 ：对于陆军来的营团干部，招飞时对身体标准要求不能像普通飞行人员那么高。这些人主要是培养他们做组织、指挥工作的，身体不要过分要求。于是，沈阳空军后勤部通知我，再去体检。有了刘司令的批示，后面的体检虽然也遇到些麻烦，但最终还是让我通过了。这样，1950 年秋季，我成为空军第一航空学校的学员。

张伟良（左二）与战友们在笕桥机场

笨鸟先飞

参军之前，我只读过两年小学，是个半文盲。参加新四军后，我在卫生所当看护员，需要看懂医嘱和药品，就得识字，还要认识写拉丁文的药品名，于是白天一边干一边学，晚上更得专门学。我最初学会写信，就是在那个阶段。后来我当了基层干部，文化就更重要了。要看得懂上级的指示、命令，也要会给上级写报告、总结和申请。所以，虽然一直在打仗，也没断了学文化。

在航校，通过了考试，才能进入训练。我对数理化可一窍不通，可是要当飞行员，讲到航空设备、原理，都要涉及数理化。对我来说，这困难有时候比打仗还大。没别的办法，就是死记硬背，反正最后各门考试，我都“对付”过去了。

理论考试通过后，我们就可以飞教练机。当时我们干部班有 48 个人，一边学一边淘汰，到毕业时就只剩下 22 个了。有的文化不行，有的身体条件不行，还有的在事故中牺牲了。从初级教练机、中级教练机到战斗机，我前后共飞了80 个小时，飞行成绩还比较靠前。

飞行员淘汰率特别高。飞特技时体检我差点被淘汰掉。当时一查，我的血压高压 140，就不让我飞了。可我的苏联教练却不同意，之前我飞得一直不错，是他的重点培养对象。他问我有什么感觉，我说，啥感觉也没有。他就带我去飞特技，什么上升急转弯、横滚、螺旋、翻跟头，什么都练了。每做一个动作，他都问我反应怎么样。看我确实没什么事儿，他就跟医生说我能飞。为了证明我血压并不高，我专门跑到哈尔滨第一人民医院做体检，结果，血压并不高；可航校再体检，我对自己反复说，血压千万不能高，结果一定高，我这才明白这其实是心理问题。苏联教练就通过苏联医务顾问说，这个飞行员可以飞，这样我才毕的业。

1951年底，我们第一批学员毕业，一共六七个人。后来到了空20师，我飞完战斗课目，由苏联教练检查技术后，被批准带飞任教。我是师里自己产生的第一个中国教员，我所在的大队在全师飞行进度最快，最早进入九机编队。

在第一航校学习时，我们的老师、教练都是苏联人。尽管有翻译，我也自学了一点俄语，但也就是些简单的飞行用语。从 1954 年到 1960 年，我们先后派遣了六批共 50 名军事干部到了苏联红旗空军学院学习。我是第三批，1955 年秋天去的，共 11 人。去之前，我们先在国内强化学习两个月的俄语。到了苏联，头五个月没有学专业，而是补习文化，学俄语和数、理、化，教我们的都是苏联教授，我们得用俄语回答。

一开始，我连听都听不懂，课上痛苦得很。没办法，只好拼命学。那时候，我经常一天只睡一两个小时。头一年下来，我体重减了 10 多公斤，头发也掉了不少，上课能听懂百分之四五十 ；等第二年开始学专业，就好多了，能听懂百分之七十 ；第三年，就完全没问题了，不仅能听懂，还能流利地用俄语回答问题。

我们学的是空军指挥专业。课程分为基础学科、技术学科和军事学科。学院的教育方法以启发为主，注意培养学员的思维能力。大部分时间是做想定作业，通过想定作业消化理论，锻炼学员分析判断情况、处理情况的思维能力。所以我们就不能光看课本，而是要广泛阅读教员指定的参考资料和有关机密期刊的学术文章，了解新的学术动态。我们每个人的学习笔记本都装了一大袋，比装 200 斤大米的麻袋还要大。

苏联红旗空军学院实行的是“五分制”。但最后的毕业考试，不是学院出题，而是国家考试，要由苏联国家考试委员会来进行。我们是八个民主国家的留学生在一起学习，其他国家还有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朝鲜。考试对大家一视同仁，如果国家考试通不过，就不能毕业 ；或者延长学习时间，也就是留级。留级也只能留一次，因此，每个学员思想压力都很大。

国家考试对学员要求非常严格，军服必须熨整齐、胡子必须刮干净，皮鞋都得擦得亮亮的，那场面就像“三堂会审”，非常严肃紧张。它的方式是考场答辨，学员现场抽取考题，回答后，由主考官、考官对你的回答提出问题。十几个考官，谁都可以提问。毕业答辩时，我是学生支部书记，带头第一个上，后面有几个同学紧张得当场晕倒，是被抬出去的。1959 年 8 月，我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张伟良（右四）1959年从苏联红旗空军学院毕业时，与班主任克拉索夫斯基（右六）等合影

炸沉“中权号”

1954 年 7 月，中央军委下令，由华东军区组织海陆空三军解放浙江沿海岛屿。这年初秋，我们来到前线机场，那时制空权已经在我们手上了，但敌人军舰在海上活动还很频繁。我们的任务就是配合海军对海上的目标进行突袭，夺取制海权。

10 月份，轰炸敌舰的命令下来了。当时我是空 20 师副师长，带了九架杜—2 轰炸机，在八架歼击机的掩护下进入大陈湾。可发现敌舰后，我们却一发也没有命中，投下的炸弹离敌舰最近也有 50 多米。去的时候好多人在欢送我们，连文工团都来了，我们却没完成任务，大家都觉得很耻辱。这时，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对我们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这以后，我们所有训练都紧密地围绕海上实战进行，到了轰炸“中权号”时，战术水平就有了很大提高。

1955 年 1 月 10 日，我正带领部队在杭州湾训练。上午十点，上级命我立即返航。一回去，师长马宁已经在指挥所等我了。他说 ：“空指决定，用我们一个团的兵力去突击大陈港。”之所以选择这一天行动，是因为那天风比较大，敌舰可能都在大陈港内避风。根据作战预案，我们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准时完成挂弹、加油等所有准备工作，坐在飞机上等待起飞命令。12 点 33 分，前指下令起飞，我第一架飞。除轰炸机编队之外，还有八架歼击机左、右护航。12 点 50 分，整个编队完成，通过了入海点。离大陈岛还有五分钟的距离

时，敌舰上的高射炮就开火了。炮火相当密集。对此我们早有准备，队形保持得很整齐。

我们的任务就是炸敌舰。为了避免敌舰发现我们的意图而偷偷跑掉，之前指挥部没有派飞机去侦察。因此对于敌舰在几号锚地，以及大陈岛上空的气象条件等，我们也不清楚。一到大陈港海湾，我看到三号锚地有一个军舰比较大，甲板上还有坦克，就对领航员蔡之臣说 ：“你确定它是不是停在那儿的军舰，确定我们就炸了它，另外再看看有没有更大的目标。”我们一个飞行团共 28 架战机，我立即命令 ：“一、二大队集中力量打看到的这个大目标，三大队去炸五

号目标的军舰，我负责协同。”

12 点 38 分，我驾驶的飞机采取 45 度角进入轰炸，为的是有利于炸弹命中。投弹后，我听见后面的射击员在喊 ：“炸中了，冒烟了！”我向下一看，果然敌舰冒起浓烟。后来又炸中了敌舰的右舷，军舰上的汽油、炸弹都开始爆炸，浓烟从军舰头部冲天而起。这艘敌人的坦克登陆舰就是“中权号”，有 96 米长、13 米宽，排水量 4000 吨左右，可以装24 辆轻型坦克。舰上有 20 门高射炮，还有鱼雷发射管。

我们有四架飞机受了轻伤，都是当敌舰高射炮弹在空中爆炸时，被弹片炸伤的。这是人民空军第一次炸沉敌舰，还炸伤了“太和号”。这项战果，是在上级指挥战机、地勤人员优良维护和轰炸机群战友们通力协作下创造的。

1955年1月10日，空军航空兵20师师长马宁（中）与副师长张伟良（右一）在研究轰炸大陈岛海港敌人军舰作战方案

协同解放一江山岛和大陈岛

在空军，我没受过伤，但我开的飞机伤过。炸沉“中权号”之后，我们掌握了制海权。不久，前指决定对一江山岛发起攻击。1 月 18 日，我又带了一个团，于早上 7 点 04 分起飞，在歼击机掩护下轰炸的敌人主要集中的北一江山岛。

第一次突击的时候，飞机振动了一下，我感觉可能是中弹了，就问通信员和射击员 ：“冒烟没？”他们说，没冒。着陆后，我让机务好好检查一下，结果取出了一枚 20 毫米口径的高射炮弹，这枚炮弹打在后舱一个组合器上，没炸，也没打透。飞机修好后，当天下午两点，我又带领全团飞了一次一江山岛。

一江山岛战事一结束，我们马上就投入到解放大陈岛了。1 月 19 日，前指让我带两个大队 18 架飞机去轰炸大陈岛。因为下雨，歼击机部队去不了。战区云层很厚，我们只好一直往下穿。那天机上带了 500 公斤炸弹，投弹高度按规定是不能低于 800 到 1000 米的，可是我们下到 600 米才看清海面，只能在这个高度投弹，我们对大陈岛的营房、雷达阵地等进行了精确轰炸。因为距离太近，我都能感觉到气浪对飞机的冲击。返航后，18 架飞机一架没少、一架没伤。

我最后一次带队去炸大陈岛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当上空军二级战斗英雄并准备去参加英模大会了。为此领导也不让我去，怕我回不来。我起飞高度达到 100 多米时，指挥所跟我通话，让我返航。我问，任务有变？对方说，没变。我说，任务没变，我就不返航了。这次执行任务主要是炸大陈岛的地面敌人，有两万多人。因为我们掌握了制空权，动不动就去轰炸，岛上敌人军心动摇，美国人看老蒋也守不住，就让他把兵撤走了。

1955 年 3 月，空军首届英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在这次大会上获得空军二级战斗英雄称号。那时，报纸、电台都在报道，结果我们一到了北京就被人认出来了，呼啦一下把我们围住。

这次大会，朱德朱老总和粟裕总长都来了。我作为主席团的一员坐在主席台上。朱老总在接见我时，用力握着我的手说：“祝贺你！”

1955年3月，张伟良（前排右四）参加空军首届英模代表大会期间，受到朱德总司令（前排左四）、粟裕总参谋长（前排左五）、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前排左二）、空军政委吴法宪（前排右三）等领导的接见。

部下眼中的空军司令刘亚楼

刘司令很厉害，不好糊弄，许多部下都怕他。每当打下敌机，或者发生了严重事故，他都要亲自到现场，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他常跟我们说，领导干部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因为第二、第三手材料都会掺水分的。

厉害归厉害，刘司令是很讲道理的。航校毕业后，我分到空 20 师担任飞行大队长。几个月后，我接到了参加 1952年国庆阅兵的任务。当时，我们是半道被编进去的，师里上下有些顾虑，因为编队、跟进难度比较大，国庆阅兵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是我们大队的飞行人员情绪特别高，练得热火朝天。八月份，我们到唐山集中进入大编队训练时出了大事故，从别的大队抽调过来的一位飞行员在一次预演中撞上了另一架飞机，结果两架飞机八个同志都牺牲了。

事故发生后，有同志提出来不让我们这个大队参加检阅了。我一听，坚决不同意。最后，官司打到了刘司令那儿，他说 ：“有这样的决心，那就继续飞！”就这样，我们又继续进行检阅训练，最后圆满地完成了飞行任务。

在轰炸“中权号”之前，我和刘司令有了直接接触。第一次轰炸敌舰没有成功后，我们加紧了训练。为了争取胜利，我们的训练强度很大，一天两次团编队训练。一个团编队是 27 到 30 架轰炸机，再加上一个团的 20 多架歼击机，可想而知，天上整天都是雷鸣般的轰响声。为此刘司令先后给我打过三次电话。他说 ：“你们飞机离杭州太近，毛主席在杭州呢。他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你们这么大编队、这么大声音，让他怎么睡觉？要尽量避开西湖附近嘛！”

可是，训练还得加紧进行呀。有一天，刘司令叫我和我们四团的副团长王天保一起过去，他也是空军二级战斗英雄。我一想坏了，一路忐忑。见面后，刘司令说 ：“你们一天到晚轰轰隆隆地在头顶上嗷嗷叫，我当空军司令，能怕你们吵吗？但是，毛主席在这儿工作，得保证他休息得好一点。”说完，他让我们坐下，问我们都采取了什么措施。我说 ：“为了不进西湖区域，我们起飞、着陆改变航线，提前转弯。”他听了点点头，说：“杭州机场跑道长度 2200 米，飞机起、着陆滑距延长，一定要注意安全。”他还告诉我们，毛主席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后，表扬我们训练得好。

开空军首届英模代表大会时，刘司令坐在人民大会堂前排。我从他跟前经过时，他叫住我，“没收”了我的稿子，叫我脱稿去讲。那么大的人民大会堂，我能不紧张吗？但让他一逼，我也只好脱稿，讲得比念稿子生动多了。我刚讲完，刘司令就起劲地鼓起掌来。■

张伟良（后排右一）任空军航空兵第20师60团1大队队长期间，参加了1952年国庆阅兵。图为机组人员合影：前排左一杨志基；前排左二李天休；后排左一李大中。

（本文刊发于2017年《纵横》杂志第4期）

（附录）

关于张灵甫之死

关于张灵甫之死有许多种说法，有的说是被乱枪打死的，也有的说是被俘后被解放军战士打死的；台湾说他是自杀。我参加过孟良崮战役，可以负责任地说，张灵甫是被我们第三野战军第六纵队特务团击毙的。

这个时候，我们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编，改称华东野战军。我们六师就变成了“六纵”了。涟水战役时，我们部队和张灵甫的七十四师曾经正面交锋过。七十四师的战斗力非常强，我们一个团打得都不到一千人。正常情况下，我们一个团满员要六、七千人呢。当然，我们的兵员主要来自解放战士。

我们六纵的司令员是人称“王老虎”的王必成，政治委员是江渭清。他们都有回忆录，证实这个情况。我也曾经亲眼看到过张灵甫的尸体。垛庄是张灵甫的后勤基地，也是他师部所在地。张灵甫被击毙后，他的尸体沿着通往垛庄那条路运下来，刚好经过我所在的阵地。打孟良崮的时候，我是个连指导员。我的部队刚好在攻击孟良崮主峰的那条路上。击毙张灵甫的特务团战士把他的尸体运下来，有人跟我说了，我就走过去看。我让他们停下了，还问他们担架上的人是不是张灵甫，他们说，就是。我就凑过去，看到了张灵甫被击毙后的样子。击毙张灵甫之后，确定他的身份花了一些时间。那时是五月份嘛，我见到的张灵甫尸体已经发胀了。他穿的不是将军服，经过战斗，身上的衣服已经不成样子了。

当时，张灵甫被击毙，但战斗并没有完全结束，仗还正在打着呢。击毙他的细节，我也是过后听特务团的人说的。

张灵甫躲在孟良崮一个山洞里，本来，解放军是要争取他投降的，先是向他喊话，劝降。七十四师三个旅，就在孟良崮山区里。有的解决的早一点，有的解决得晚一点。张灵甫还算是比较晚的。我们抓住他的弱点，把他和八十三师、二十五师隔开的时候，他开始紧张了。他也让蒋介石命令八十三师、二十五师积极靠拢他，但已经不行了。打七十四师，主攻的纵队有三到四个，其中包括我们纵队、叶飞的一纵、陶勇的四纵；堵外面可能增援张灵甫的敌人，我们用了七、八个纵队，比攻击张灵甫的兵力还要多。

过后，我问过特务团，他们谁也没有讲过“是我打死的”。因为当时都是用冲锋枪、手榴弹死劲儿往里打，很多被打死了，最后俘虏的人也不太多。

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有体会。我带部队打下的地方，最典型的是雎杞战役打杨拐。雎杞战役打的是区寿年兵团，我们打的杨拐是敌人七十五师的一个加强团。那个地方地盘不大，就住了四十来户人家，我们刚开始以为敌人最多就是一个营。当时，我们这个部队的任务是“攻击、前进”。就是说，有情况就打，没情况就按规定的线路前进。开始，我们没有摸清情况。我们是208团，先是我们友邻团210团打进去，几次被它打出来。攻了三天，没打下来。而且，一个副营长负伤后，还被敌人抓走了。我们的部队在这次战斗中，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是我发现杨拐敌人动摇的。那是夏天，天亮得早。到了第三天的上午，七、八点钟，我发现敌人运动不正常。我马上向指挥所报告，杨拐的敌人有不太正常的活动，似乎是在往后撤，要利用我们放开的口子突围。我是突破口的爆破指挥员，本来我们很难打进去；就是打进去，也很快被他们突出来。到那天，我们很顺利地打进去。进去以后，敌人也不像以前那样猛烈抵抗，前面撤退的照样在撤。结果，整个杨拐的敌炮兵阵地首先是我们给占领的。战斗结束之后，也有人让我把杨拐战斗的经过整理一下，我说我讲不了那么精确，因为在战斗过程中，精力放不到这里。当时碰到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我要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做出决策，并且组织部队行动，回过头来要想很系统的把情况讲清楚，那是很难的。所以，有许多人的回忆也有不正确的地方。

采访张伟良先生时与他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