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故事一一王先锋

艺术前沿

　　童年是人生最宝贵的一笔财富。童年无论是贫穷的还是富有的，在日复一日的岁月里，它都会成为生命中最诱人的磁场。

　　我在这里选了 九 篇（有2篇于1994年公开发表过）记录我童年生活的旧作(有些发表过的)与您分享......

1、难忘的辍学流浪生活

（本文1994年发表于《沈阳电力报》文学版，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电话采访直播后并配乐播出）

王先锋



那还是在13年前的故事。因为生活所迫，所以我们举家由山东莱芜一个叫吕祖泉的小山村搬到了东北抚顺。由于户口的问题再加上生活贫困的困扰，我们姐弟四个无奈辍学了。

那时母亲常年重病在身，我们四个孩子又小：大姐16岁，二姐14岁，哥哥12岁，我仅10岁，所以全家6口人的生活重担压在了父亲一个人的身上。父亲一面忙于落户口的事，一面拼命地做零工挣点钱来维持全家的生活及开销。尽管我们把生活的标准降到了最低，吃玉米面大饼子就咸菜，可还是时常吃不饱肚子。

有一天，大姐忽然从外面跑进屋，从兜里摸出了2毛3分钱，然后递给母亲说：“娘，用这些钱买点大米给弟弟妹妹做顿米饭吃吧”。

母亲拿着大姐塞进她手中的那2毛3分钱感到莫名其妙，便疑惑的问：“翠英啊(大姐的小名)，这钱是哪儿来的？”

“娘，这几天我一直在外面拣铁钉和废纸，这2毛3分钱是卖铁钉和废纸的钱。”大姐低头小声说。

母亲听后，脸上的疑惑不见了，但也多了一份忧伤，一把把大姐揽在怀中说：“孩子，是娘对不住你们，没本事去做工挣钱，身体又有病。你爷(指父亲，山东莱芜一带方言)光在外张罗户口的事就够奔波的，还要不顾劳累地拼命去干零工挣钱来养活全家为我治病。即使这样，有时还要你们挨饿，可苦了你们四个了……

母亲哽咽了，再也说不下去了。话语中带着深深的自责和忧伤。

泪水顺着母亲的眼角流了下来，落在了大姐的脸上。大姐见母亲哭了，也禁不住哭起来。我和二姐、哥哥见状，不知怎么也哇哇地哭了起来。

　　正值隆冬，外面呼呼的寒风吹得窗户沙沙作响，将我们的哭声淹没了。

许久，母亲和我们四个孩子才止住哭声。只见母亲徐徐地站起来对我们说：“你们在家里等着，我去买大米给你们做顿米饭吃”。

一会儿，母亲买回了大米，为我们做了一小盆米饭，我们便就着咸菜吃了一顿令我们终生难忘的米饭。我相信，在我们的记忆中，那顿米饭吃得是最香的一顿。

饭后，母亲在洗碗的时候，大姐忽然对娘说：“娘，您 身体不好，虽然爸爸在外面做工挣点钱，但去掉办户口的费用，也剩不下几个钱了，还要维持生活，给您治病。我们虽然才十几岁，但却都懂事了。明天我就带着弟弟妹妹去外面捡破烂换点钱，这样咱家也会宽裕些”。

母亲听后虽然执意不同意，但第二天我和二姐、哥哥还是跟着大姐出外捡破烂了。于是，我们便开始了在抚顺街头捡破烂的流浪生活。

每天天刚亮，我们四个便爬起来吃口饭，然后各自背上塑料编织袋，拿着用细铁筋做的二齿钩子出发了。

我们每天都要走上几十公里的路程，翻上百个垃圾箱，从垃圾堆中寻找一切可以用来换钱的东西。有时也走街串巷去捡。那时我们几乎忘记了什么叫“脏”和“臭”。每见到一个垃圾箱或垃圾堆，我们便喜出望外地奔去，然后用二齿钩子不停地扒着、翻着、寻找着。旧瓶子、纸壳子、塑料、布头、铁片等，都是我们搜寻的对象，绝不让让一件可以卖钱的东西落掉，直到我们认为只剩下连破烂也不算的破烂了，才肯离去再寻找另一个目标。

约摸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便找一家收破烂的地方将我们捡的所有的破烂卖掉。然后大姐从中拿出2毛4分钱买四个花卷，每人分给一个吃。剩下的钱再由大姐收好，等晚上回家时交给母亲。这样，我们平时都能交给母亲二三元左右，最多的时候甚至能交给母亲五块多钱。

我们每次回家把钱交给母亲的时候，母亲总是落泪的，心情也极为忧伤。因为母亲知道我们挣到的那些钱对我们四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后来，因父亲买了崩苞米花的锅，一个人在外忙不过来，于是将我从破烂的“游击队”中调出来去执行特殊任务——每天背着那大胶口袋与父亲走街串巷崩苞米花挣钱。

父亲挑的胆子很重，一头是崩苞米花的锅，另一头是风匣和煤箱。我边背着大胶口袋边不住的喊：“崩玉米花喽～～”。因为是地道的山东口音，所以也时常引来一群前后簇拥的围观者。

到了午饭的时候，父亲只给我买一个花卷和一碗汤吃，自己却未吃过一口，总是捡些掉在地上的玉米花充饥。即使这样，父亲还能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走几十里的路。后来，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的话：“我爱我的父亲，但更敬重我的父亲。因为在我们家庭最困难的时候，几乎是父亲用生命的代价换取了我们家庭的重生。在父亲身上，我会看到人间最真挚最朴实最高尚的品质”。

其实我与父亲也是过着一种流浪生活。有时在外流浪半个多月才回家一次。这样时间长了，人们也总能在街头巷尾看到一老一小崩苞米花的身影。逐渐地，以前的围观者没有了，反而对我们非常同情，有时还能给我们一些用的或穿的东西。

那时使我们最羡慕的莫过于看到同龄的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的情景，于是也常盼望着自己背上书包去上学。然而那仅仅是一种愿望罢了。因为户口还没有着落。其实那时即使落了户口，在经济上也无法保障上学的费用，因为那时糊口都非常困难。

一年半后，我们家的户口终于落在了沈阳北郊的一个村子，终于结束了我们半饥半饱四处流浪的生活。更令我欣喜的是我与哥哥又背上书包复学了。可我们的复学是以大姐、二姐永远失学的代价换来的。因为她们要与父亲去生产队干农活挣工分，以维持生活及供我与哥哥继续上学。

十几年来，每当我在学习、生活中取得成绩进步或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我总是静下心来听那首《流浪者》的歌曲。因为那歌声能把我带到十三年前我曾经流浪过的街头，从而使我更加珍惜生命中的一分一秒，也能从中获取莫大的奋进力量去战胜困难和挫折，信心百倍地去学习、工作和生活。

因为我常说要感谢那段难忘的辍学流浪生活。因为正是那段流浪的生活才使我真正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培养了我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坚忍不拔的品质，教会了我如何去珍惜生命热爱生活。这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组成生命的源泉。

　 如果说逆境坎坷也是一种财富，或许是指此吧 。

后 记

　　当我录完此文的时候，心里仍然是激动的。现在想来，当时的那段日子对我现在衣食无忧的7岁儿子来说，或许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他已无法理解更无从体会那种艰辛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但却真实的发生在他的父亲身上。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儿子的生活是幸福的，每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每天盘算的是写完作业会得到什么奖赏，几点是什么动画片，明天还要到超市去看看来没来新的变形金刚……然而，从他的身上，从他们这代孩子的身上，我的内心深处却又分明感觉到一些隐忧…………

　　2007年5月31日21点布衣鲁人王先锋谨记

2、吃石子

王先锋

我出生在山东莱芜一个叫吕祖泉的小山村。尽管面山靠河，但山是秃山，河是干河。每人仅几分的梯田，再加上常年干旱，也长不出足够吃的粮食。这样，在每年三月，我们姊妹四个与别的孩子一样，挎着篮子拿着剜刀去山上剜野菜。回到家里，母亲就将苦菜剁碎，然后掺一点豆面，为我们做成一种“渣豆腐”吃。
每当榆树和槐树开花的季节，则是我们最欣喜的时候。在大姐的带领下，我们挎着篮子去公路旁、山坡上摘槐花和榆树钱。回到家里，母亲则掺上一点玉米面，为我们做成“菜窝窝”吃。尽管这样，还是时常填不饱肚子。
　　记得在我六岁的时候，我在公路上玩饿了，看到路上的一颗颗石子，便随手捡起一颗吞进肚里。没想到，感觉还很好受。于是犹如发现新大陆一样，一颗一颗的捡吃起来。等我回到家里时，小肚皮已经被石子撑得下坠。
母亲看见了，忙问肚子怎么了。我用手托着肚子说，里面是石子。我边说边用手上下摸那被石头撑得下坠的肚子，隐约听见从肚子里传出的石子摩擦的响声。母亲听后大吃一惊，急忙找来父亲。最后，父亲给我买来泻药让我服下，第二天开始排石头，排了两天才排净。各位看官或许感到此事不可思议，但的确是真的。
　　2009年8月31日凌晨2：37布衣鲁人记

3、看母亲纺线

王先锋

纺线对现在的孩子来说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但那个时代对我而言其实并不太遥远，尽管地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母亲纺线的情景依稀可见。
那时几乎家家都有一台纺车。棉花是自家种的，待棉花成熟脱壳后晒干，然后制成约一尺长的棉花纪子（犹如小擀面杖大小）放在一个浅篮子里。因为白天母亲要干别的活，所以一般母亲纺线都是在晚上。等吃完了晚饭，母亲就在煤油灯下坐在小板凳上开始纺线。
那时我很是好奇那纺线车，还喜欢听纺线车发出的那“嗡嗡”的响声。所以，几乎母亲每次纺线我都坐在一旁观看。母亲右手摇纺线车，左手拿着一个棉花纪子，先将棉花纪子的一头放在带有螺旋纹的线穗母轴上，随着纺车的转动，母亲拿着棉花纪子的左手也随着向后徐徐拉动，这时候就见一根很细很匀的棉线已经在母亲手里纺出来，随后母亲摇纺车的右手又娴熟的往回一倒，纺出的棉线就会神奇的缠在那转动的纺线母穗上。这样一个棉花纪子纺完了，就再拿一个接着纺，直到纺成一个线穗，再由母线穗上取下来。
　　每当看着母亲纺线是那样轻松自如，有时候我也闹着要纺线。但是，每次也没能纺出线来。其实，纺线也是需要一定技术的。摇纺车的右手要与拿棉花纪子的左手相互配合好，而且得掌握好快慢节奏。特别是左手拉线的时候，拉线的力度是纺线的关键：力大了、用急了，线会折；力小了、用慢了就会不出线，或出线不匀。还有线的接头，难度更大。
要纺出一个线穗需要大约2个小时。母亲每天最多能纺出3个线穗。我每次在旁边看的时候，还能帮着母亲拿棉花纪子，但是一般看到母亲快纺第二个线穗的时候，我就会不知不觉的睡着了。于是母亲便停下来，将我抱到炕上安顿好之后再接着纺。但是，大多时候，母亲的纺车一停下来，我总会醒来，就对母亲说：“娘，我再看一会儿”。但那话似乎是在自己自言自语说着梦话，母亲也自然不理会，拍我几下就有入睡了。等早上起来，就看见母亲纺的线穗又多了两个。
　　等到线穗纺到足够的时候，母亲就会拿着纺好的线穗去大队预约织布。织布机我见到过，但是样子已经记不清了。不长时间，母亲就会到大队将织好的雪白的布匹取回家放起来。快到过年的时候，母亲就根据布匹的多少开始盘算着为我们做新褂子（衣服）或是棉被之类。等一切都盘算好了，就等着一个染布的很胖的人来取布，然后根据用 途染成各色花纹。记忆当中，几乎所有的布的颜色都是黑蓝色的，上面是圆形的花图案。不同的是做褂子的花图案很小，做被褥的花图案很大。
四十多年过去了，母亲的纺线车也早已消失，用母亲纺的线做成的褂子也早已荡然无存。唯一留存的，就是还有一床用母亲纺的棉线做的褥子至今还在母亲家里。每到过年回家，我们总会拿出来看看。没有褪色，棉质依然柔软如初。每次看到那床褥子，儿时母亲油灯下纺线的情景也总会浮现在眼前。

4、观捞桶钩捞桶

王先锋

我们村子有两口井，一口在村中央的河岸上，但是已经没有水；另一口在村北头，紧挨着大队和供销社。也不知那井已经使用多少年了，但是井口被绳子磨出的道道凹凸印痕足有两指厚。在井旁有一个带有很多钩子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现在想来，就叫捞桶钩吧。因为在打水的时候，有时不小心就将水桶沉到井底。而扁担钩太小，无法即快又准确地将沉入井底的水桶打捞上来。而捞桶钩不但钩子多，而且钩子大、分量沉，容易找到沉底的水桶。
　　在我七岁的时候，就能与哥哥往家里抬水了。但是，我们却不会从井里打水，因为我们年龄小，提不动，另外也危险。所以每次与哥哥去抬水前，母亲总是嘱咐哥哥，千万不要自己打水，而是要等到别人也来打水时帮忙打一桶，然后再抬回家。有一次，我与哥哥又去抬水，到达水井旁，我们依然将水桶放在井旁等待别人的到来。但是等了半天，也没有等到一个来打水的。这时，我看见旁边的备用井绳对哥哥说：“哥，等半天也没人来，我们自己打水吧。”哥哥原来执意不肯，但是在我的再三催说下，还是动心了。
于是，哥哥将井绳钩小心翼翼的放在水桶梁上，我们俩双手拽着井绳从井口的凹槽中慢慢向井下放水桶。不多时，听见水桶落到井水上的声音。于是我们俩学着大人的样子开始用井绳倾桶灌水。其实，那个动作看来简单，其实很有学问。倾桶方向必须与钩子方向一致，而且倾桶时，要凭着手感感到钩子不能离开水桶梁。感觉水满了，在慢慢提起水桶，然后两手交替上拔。但是我与哥哥只是双手拽着井绳来回晃水桶。结果，水没打上来，水桶掉进了水井底。
　　我与哥哥害怕了，心想这回可惹祸了。还是哥哥有主意，他叫我在井旁等着，不一会儿，他将吴爷爷找来了。只见吴爷爷将井旁的捞桶钩取下来，打开井绳将捞桶钩顺着井口凹槽徐徐放入井中。待感觉到井底时，只见吴爷爷开始双目平视，双手不停地上下移动。我知道，这是在找感觉，等着捞桶钩碰到水桶梁时再慢慢提起来。大约10分钟后，吴爷爷果然将水桶打捞上来，而且还为我们提上来一桶水。我与哥哥乐滋滋的抬回了家。但打那以后，我与哥哥再也没敢自己用井绳打水了。
　　2009年8月31日22：31布衣鲁人记

5.难忘的石板与石笔

王先锋

童年的那段生活是贫穷落后的，学习生活的条件也自然艰苦。那时我们一二年级用石桌（是用石头搭成的），自带小板凳；三四年级虽也用石桌，但坐得却是学校的“椅子”——其实那“椅子”只是用土石砌成的，在外面刷了一层黄漆罢了；五六年级的条件好些，两人坐一条木凳，共用一张木桌，但书桌没有底，需要用高粱杆自制一个帘子搭在上面，这样才能放书本。
那时除了写作业用本子，平时的演算或听写则用石板和石笔。所谓的本子是自做的，从商店花四分钱买来类似现代包装用的纸，裁成十六开或三十二开，然后用线缝起来便是。那时买一块石板（大小与A4纸差不多）需要四毛钱，精心使用能使用三四年。但一般人家也舍不得买，也得自做。我用的石板就是去山上找的一种薄的岩石做成的。石笔也是去山上采来一块块手掌大的石笔片(一种化石)，然后用锯条锯成的。那时课间几乎没有什麽游戏，下课了就用锯条开始锯石笔。石笔擦也是自己做的，很简单，就是找块破布条包点没用的棉花，然后用绳子扎住即可。等石板上的字写满需要擦掉时，就拿出石板擦擦掉再继续用。学习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我们姐弟四个学习却很努力，成绩总排在前头。
石板与石笔，是我们那一代人上学时的必需品，对我们有着特殊的感情。但对现在的孩子而言，犹如天方夜谭。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石板与石笔已经不知在什麽时候消失了，已经变成一种记忆。前几年父母回山东老家时，我还特别嘱咐为我找一块石板想珍藏起来作为纪念，但是很遗憾没有找到。其实也不可能找到了。尽管老家那边到现在生活还不是很富裕，但是与我们那时相比，还是变化很大的，生活条件也提高了很多，这样一来，找不到石板也是情理之中。其实，我真心希望永远不要再看到那石板。对我而言，找不到的仅仅是石板，而永远丢不掉的，却是对那段生活的情怀与记忆。

6、摸黑抢喜糖

王先锋

小时候，除了过年外，平时很难吃到一块糖，尽管那时一分钱能买两块硬糖。每年盼到过年的时候，我们姐弟四个也只是每人能分到2块硬糖。但是，除了过年，我们平时就是盼望着谁家有结婚的。因为我们那里有个风俗，在结婚当天晚上闹洞房的时候，为了图吉利，东家会向去看热闹的人群撒糖块。经济条件不好的撒一次，好的撒两次，谁抢到算谁的。这对我们小孩子老说，无疑是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有一次，当我得知大队供销社一个叫“毕经努”的人要结婚的消息后，心里乐滋滋的，因为可以到那里去抢糖块了。盼着盼着，那天终于来到了。但是那晚很黑，出奇的黑，伸手真的不见五指。院子里围了很多人，大人、小孩、男的、女的，热闹得很。大人们自然对还在蒙着红头盖的新娘子感兴趣，不时的喊着新娘子“揭开一下、揭开一下”。新娘子当然不会自己揭开，只是坐在炕的一个角落，等待着人们的散去，然后由其男人亲手为其将红头盖揭开。而我们小孩子则在耐心的等待东家撒糖的时刻到来。稍大一点的孩子不时大声喊着“快点撒糖吧”，别的孩子也跟着应大声和。这时，东家看到还不是太晚，也为了让这热闹的气氛长一些，就对大家说：“再等一会儿再撒”。孩子们听到后，就无奈的趴在窗户台前与大人们争看着蒙着红头盖的新娘子，但耳朵却在等待着东家喊撒糖的动静。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终于听见东家的喊声：“撒糖喽——”。声音一出，所有的人们，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无论男女都不约而同的喊着“抢糖喽”冲向东家，并围成一圈。由于人多拥挤，将东家挤得几乎都站不稳了。东家又开口了：“大家别挤了，再挤不撒了！”一听到这话，骚动的人群才平静下来，眼睛盯着东家的糖口袋。这时东家的表情显得格外自豪，手里攥着糖口袋环视了一圈说道：“今晚撒两回，这是第一回”。说完，只见东家小心翼翼的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糖块，口中边喊着“撒喜糖喽”，边朝着四周的人群划弧似地撒了一把。硬糖块像雨点似的从东家的手中洒向人群。只见平静的人群犹如炸开了锅一样，伸手抢糖。幸运的没等糖块落地就能抢到。但是大部分人都是在地上摸糖。我个子小，自然只能在地上摸了。我两只手拼命的在地上划拉着，不时与别人的手交织在一起。人多糖少，最后，我只是幸运的抢到了一块糖。那些抢到两块糖的，手举得很高，像是获得了战利品一样喊着“我抢到两块糖啊”。更有一块也没有抢到 的，犹如泄了气的皮球，眼巴巴的看着抢到糖的喜形于色，只有等着第二次撒糖了。
　　那次我还算幸运，第二次也抢到一块糖，一共抢到两块。我攥着抢到的两块糖，犹如一个胜利者，走出了东家的大门，准备回家。但是，那晚太黑了，真是伸手不见五指。看不见道路，我只好一手攥着糖，一手摸着墙，一步一步向家的方向窜。不知用了多是时间，总算摸着墙到家了（约有2里的路程）。到了家看见母亲，就将抢到的两块糖举到母亲面前显摆着说“娘，这是我抢的喜糖”。母亲看了一眼糖后急切地问：“天这么黑，你是怎么回来的啊？”“娘，我是摸墙回来的”，我充满自豪的回答。
　　那年，我6岁。

7、难忘我的小脚奶奶

王先锋

今天(2009.9.4)接孩子学习回家途中，发现在每个路口都有很多烧纸的人。我不知道今天是什麽日子，因为我一向对这方面的事情很淡漠，但是也总是好奇。正好在路口碰见单位的司机刘哥正在烧着纸，于是我问他今天是什麽日子，他说是七月十五鬼节。其实以前我对这类节日从来都是不理会的，也不信，别说是烧纸了。但是不知怎麽了，看着大街上那麽多在烧纸的，是那样的虔诚，有的还烧纸边说着“给你送钱来了，希望你好好保重”之类的话，我的心里突然想起了早已故去的奶奶。
奶奶已经故去30年了。爷爷去世的很早，已经没有一点印记。唯独对奶奶，却总是时常想起来。最令我难忘的就是奶奶那双小脚，那双缠布的小脚。记得每当奶奶洗脚的时候，总是不让我们看，总是背向我们。但是我总是觉得好奇，自然在奶奶洗脚的时候，也总是在奶奶背后偷看。奶奶先是脱下那双三角形的小鞋，然后再打开那一层层的裹脚布放在旁边，而后再将那双小脚放入洗脚盆中的热水中浸泡一段时间，之后开始洗脚，中途还记得奶奶常用一把刮脚刀刮脚。脚洗完了，再修脚趾甲，最后再小心翼翼的将裹脚布一层层的缠上，穿上小鞋。除了对奶奶的这点印记外，还有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那就是奶奶说的一次谎话。
那是年后的一天早晨，父母要带着哥哥和两个姐姐走亲亲（就是串门），我哭着也要去。但是因为要走很远山路，我才6岁，走不动，所以决定将我留在家里，由奶奶看管。但是我哭闹的厉害，还在地上打滚。这时，只见父亲手里拿着一个小苹果对我说，给你一个苹果吃，你在家里好好听奶奶的话，我们晚上就会回来。我一听到有苹果吃，哭声突然停了下来，滚也不打了。
因为那时要吃到一个苹果真是一件难以企及的事。我也不知道那只苹果父亲是从哪里弄来的。但看见那个苹果，心里真是喜出望外。苹果的诱惑力当然比跟着父母去走亲亲要大得多。于是，我满心欢喜的同意和奶奶在家。父亲走时，怕我先将那苹果吃完了哭闹，于是将那个小苹果切为两半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挂在了摊煎饼的东房梁上（怕我够着），并嘱咐奶奶，让我晌午吃一半，下午吃一半。
父母和哥哥、姐姐走后，我就开始盼着晌午的到来。
望着那个挂在房梁上装苹果的篮子，太馋人了。我也曾试图自己偷偷去够那篮子，但是的确够不着。无奈，还是得等到晌午时由奶奶给我拿。盼啊盼啊，晌午终于 盼到了。我迫不及待的让奶奶去拿苹果。于是奶奶迈着小步到了东屋，翘起她那小脚，小心翼翼的取下那篮子，拿出了父亲已经切好的半个苹果递给我说，晌午吃一半，那半个等到下午再吃。
　　谁知我接过（说抢过来更为恰当）奶奶手中的那半个苹果后，望着另一半苹果，不由自主的又伸手去拿。奶奶见状，急忙又准备将篮子挂起来。但是我的手已经摸到了另外那半个苹果，说什么也不松手。也许是太馋了，情急之下，我拼命似的推了奶奶一把，总算将另半个苹果也抢到手里。但就在我准备向门外跑时，却看见奶奶一个趔趄（奶奶的小脚本来就站不稳，再加上我拼命的一推）摔倒了 ，额头正好碰在旁边的鏊子沿上（用来摊煎饼的铁制圆形器物）。令我更害怕的是，奶奶的额头出血了。只见奶奶挣扎着站起来，一手捂着额头，一边对我说没事，就到北屋用棉花放在伤口处，又用布包了起来。
　　我拿着抢来的那两半苹果，不知道什么时候竟吃完了。尽管下午没有吃到苹果，但却没有哭闹，是因为闯了大祸，心里感到很害怕的缘故。到了晚上父亲他们走亲亲回来时，我心惊胆颤的躲在一个角落不敢出声，因为我知道一顿挨打就要来临了。果然，当父亲看到奶奶的额头破了，就追问是怎麽弄的。 “不小心摔了一跤弄破了，联名（我的小名）很听话，苹果晌午吃了半个，下午吃了半个”。不曾想奶奶竟向父亲这样撒了一个谎。奶奶的谎话使我那颗悬着的心一下子落到了地上，也免了父亲本该打的一顿打。 现在想来，那谎话是奶奶对我的一份莫大爱护啊。
　　奶奶去世30年了，这件事我却记忆犹新。人的思想说来也怪，原本不迷信的我，今晚却突然转变了思想，决定为奶奶烧纸。其实我本知道，这是一种迷信，奶奶是收不到的，这只不过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一种对逝者的祭奠方式罢了。但是，这种延续几千年的祭奠方式已经成为一种国人的一种习俗，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 的祭祀文化，这更是对逝者的一种深情追思方式。于是，我匆匆将儿子送到家，又匆匆去店里买了五刀烧纸，在十字路口为奶奶烧了。
　　难忘奶奶的小脚，更难忘奶奶的那次说谎。奶奶，安息吧。
2009年9月4日凌晨1：32布衣鲁人叩

8、故乡大街不了情

王先锋

这就是我童年记忆中的“故乡大街”，朋友摄于2003年10月。
尽管现在看来这是一条很窄的石板村路，不过几米宽，但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却是一条“大街”。
我们山东老家——莱芜吕祖泉其实坐落在山谷的东西两侧，其中间就是这条贯穿南北的“中央大街”。向北到村头并到大路可到章丘、口镇、济南；其向南到村头并到大路可到上游、莱芜、泰安、泰山等地。从我们家胡同出来就是这条“大街”。
小时侯，我心目中的这条街可真大：往北去章丘、口镇赶集的，去省城济南坐火车的；往南去上游赶集的、去莱芜县城的、去逛泰山的是必经之路。我们每天上学要走这条路，去大队看电影要走这条路，去大队供销社走这条路，过年去看戏走这条路，挑挑的卖货郎走这条路，解放军叔叔演习时走这条路，我与哥哥抬粪、抬水上山、帮父亲拉车也走这条路。
这条路也是我们童年时嬉戏的地方。那时放了学，吃完晚饭，我们就三五成群的聚集在这条大街上嬉戏、玩耍。打口袋、打瓦、拿行头、打嘎、占城、推铁圈、和泥巴、拾哗哗等都是我们爱玩的。因为那时家里几乎没有什么玩具，更看不到电视节目（确切的说那时还没听说过有电视啊，我们1981年搬迁东北时村里还没有全部通电呢，俺家还点油灯啊）。但那时我家有一台收音机，在当时也算是了不起了。哥哥那时最爱听的就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岳飞传》，我最爱听的就是《小喇叭》节目。
特别是到了天黑的时候，我们便开始分伙玩藏猫猫（捉迷藏）的游戏了。以中央大街为中心，一伙在大街闭眼睛等着，另一伙四下散开，自己找躲藏的地方，最好的地方就是往大队里的柴火垛里钻了。藏好后，就喊一声“好了”。在大街闭眼的那一伙听见后，也已大街为中心四下散开，开始寻找藏着的一伙人。
　　藏的屏息静听外面的动静；找的大声呼喊。有时还假说“俺看见了你了，快出来”。有憋不住的，以为真被发现了，于是就乖乖出来。但发现被“诈”出来时，双方又嘻嘻哈哈的打闹在一起。藏的、找的双方嬉笑声不绝于耳，一 直延续到午夜，直到我们各自的父母们喊着我们名字叫回家睡觉时，这条大街才会逐渐安静下来。
　　而每到过年的时候，这条大街又成了“火”的海洋。我们当地有个风俗，就是每到大年三十的晚上，每家都要拿着一捆柴火到街上来点着“烤火”，以期来年“火烧柴（财）旺”。远远望去，蜿蜒的大街从南到北犹如一条火龙升腾，甚为壮观。可惜，这样的场景已经36年没有见到了，不知现在过年的时候是否还有。
　　离开故乡36年了，我很想念儿时走过的那条大街，很怀念童年嬉戏的那条大街，更思念孩提时那段难忘的生活。
　　布衣鲁人记。

9、平生第一次照像

王先锋

我平生的第一张照片 (前排左就是十岁时的我)
1981年，在我们举家搬迁东北的前夕的一天，大爷家的大哥(中间者)决定带着我们四个弟弟去照相，我们听后欣喜若狂。因为我们还从来没有照过相呢。
于是我们早早吃完了早饭，整理了一下我们穿的棉袄(连外套都没有)，就跟着大哥从我们居住的莱芜县上游公社吕祖泉村顺着小河往南走，大约步行了半天，快到中午时终于到达西下游村的照相部。
　　我们因为都是第一次照相，所以也是第一次见到那令我们感到神奇的照相机。但是，当照相的师傅将我们喊进照相的屋子时，我们更感到神秘了：我们四处张望，也没有见到那相机啊？这时，我们就迫不及待的问那照相的师傅：“照相机在哪啊？”
这时，就见那照相的师傅指着旁边的一个架子说：“这就是”。这时我们才发现在屋子的中间，只见在一个架子上有个用黑布蒙住的东西，但是什么也看不见。我们也不敢问，只是在心里更加好奇了。
照相的师傅先是将我们按大小顺序在那架子前站好，然后就掀开那黑布将头伸进去，又喊着调整着我们的位置。最后那师傅对我们下了命令：“一、二、三别动”。
我们在睁大眼睛的同时，只听见一道白光闪过，而后就是“喀嚓”的一声响。待那照相的师傅从那黑布里拔出头来时，我们还在那里瞪着眼睛。
　　“照完了，别站着了”。当照相的师傅大声冲我们喊话时，我们才意识到相已经照完了。
就这样，我们怀着紧张、惊喜、好奇的心情,在那间神秘的小屋里照了这张我们平生的第一张照片。尽管是黑白的，但那时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件很奢望的事情了。
　　26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张已经发了黄的照片，不时取出来观看。而每当我观看时，心里别有一番滋味便涌上心头。
　　2007年6月3日晚22时 布衣鲁人王先锋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