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远煤矿

俊@之～

　　在四川省威远县东北部的穹窿山脉复地,有一个黄荆沟镇的地方，这里四面环山，悬崖峭壁，地势险峻，植被茂盛，风光秀丽。然而，山上山下，一排排从解放初期到70年代的厂房、学校教学楼、民宅等依山而建，红砖墨瓦，檐玡相连，错落有致；开凿于悬崖绝壁和掩映在茂密树丛中的石梯石路四通八达；山沟里依然井架高耸，窄轨铁路、公路交织纵横；这里就是全国有名、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牌煤炭企业——原威远煤矿的所在地。

当你置身在这个如今已经变得寂静而萧索的山沟里，仿佛时光倒流，看着这些逐渐变得残破的井架、建筑、公路、铁路、石板路，让人依然可以联想到这里昔日的喧嚣、热闹与辉煌，感受到这里曾经发生的那段厚重历史。

大约在远古显生宙中生代侏罗纪后期，由于史前地质造山运动的作用，地表上侏罗纪丰富的远古植被和原始生物，突然在一场山崩地裂的地壳运动中，被深埋在了几百米的地下，隆起的三迭系、侏罗系岩层形成了穹窿地质构造，又经过数亿万年的高温和挤压，那些被深埋的侏罗纪植被及生物，在绵延的穹窿山体下形成了蕴藏丰富的煤层。

黄荆沟远离城镇，距县城威远也有22公里，交通极为不便，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天远地偏”。黄荆沟，因为当地曾经有五棵巨大的、需要数人才能合抱的黄荆树而得名。到解放初，当最后一棵被当地人奉为神树的黄荆树，因为善男信女在树下祈福烧香而被烧毁、永远的消失时，黄荆沟地下丰富的宝藏——煤炭资源却开始名噪一时。

　　在前清，甚至更早，就有人发现了黄荆沟当地的露头煤炭，当时的人们叫挖草皮煤。

1910年（清宣统二年），一位英国传教士带着当时最先进的探矿技术来到了黄荆沟，发现当地人在使用最原始的方法挖掘一点露头煤炭，经过他的仔细勘探，宣布这里有一个蕴藏着丰富的低硫、低磷、低灰的优质煤田。这一消息，在国内引起不小的震动。

很快，国人颜德明、王思九等人，率先在黄荆沟开凿了斜井，准备大规模的开采，但限于落后的开采方式，仅出煤一二千吨，后来他们都无法解决井下排水而放弃了开采。在王思九凿井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口不知何人于前清即开凿而未见煤的斜井。

1938年，因中日战争影响，海盐无法运到内地，四川自贡井盐的产量不能满足西南各省军民所需，国民政府为扩大自流井煮盐业，于是准备开发黄荆沟的煤炭，以满足日益扩大的自流井煮盐业的能源需求。1940年6月,由国民党财政部盐务局与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合邀中原公司、英国福公司，联合成立办事处，当时简称中福公司（威远煤矿的前身）。1940年7月1日，威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正式成立，选国民党财政部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为公司董事长，聘请当时的实业家、中国矿业鼻祖孙越崎先生为总经理。其中，董事局中有一名董事、（副）经理叫贝安澜（A•J•Bell）（英籍）的英国人，主要负责提供一些当时西方先进的地质及开采技术的指导，他也曾担任国民时期的私立焦作工学院的董事。当年8月，孙越崎聘任郭象豫为威远煤矿矿长。

于是，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和大批的劳工开始源源不断涌入这个往日寂静的山沟，威远煤矿的人员，从建矿一开始就来自四面八方。抗战时期，从东北三省来的逃亡、逃难者，里面有为数不少的专家、军人、地方官员等，纷纷来到威远煤矿。工人则绝大多数是从乐山、资阳、简阳、资中等地，有的迫于生计，有的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的“抓壮丁”而来这里下井挖煤。

建矿初期，正是日本侵略军大肆入侵我东北三省的时候，为防止物资设备落入日本人之手，1940年7月6日，就在日军占领河南焦作前，中福公司将由焦作撤往重庆北碚白庙子的锅炉、绞车等145吨，价值130多万元的煤矿设备、器材等转移到了威远煤矿。同时，英国人带来了当时先进的蒸汽绞车、竖井提升等设备和技术，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开山辟路、建房凿井，一时间，黄荆沟这个寂静荒凉的山沟，开始变得异常的热闹繁忙。

　　解放前的威远煤矿，底层的矿工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在井下每个人头上挂一盏煤油灯作为照明，用啄子在低矮潮湿的工作面采煤，用竹掺子趴在地下拉煤。由于采取的是原始自然通风，井下空气差、温度高，工人只有用一根澡布遮羞，赤身裸体地在井下挖煤。

矿方的管理实行保甲制度，一个保长管几十号人（如现在的队长），一个甲长管十几个人（如现在的组长），矿主组织了所谓的保安团，招揽地方上的地痞流氓及炮哥（帮会）做打手，还配备了枪支武器，专门负责看管工人。矿方还招揽哥老会的骨干分子作工头，工头采取各种恶劣手段诱骗一些穷苦的人到井下挖煤。一旦进入了煤矿的工人一般就不准离开，矿井在山沟里，山沟的四周围着铁丝网，在视线开阔的地方修建有8座5米多高的碉楼，专门用于日夜监视，防止工人逃跑。工人每天下井挖煤所得报酬微乎其微，冒顶、水灾、瓦斯事故夺去了许多矿工的生命，同时，工人生病得不到医治，许多人最后被活活累死或饿死，然后被打手弃之荒野或井下废弃巷道，工人在煤矿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所以，当时的煤矿被称为“关门插锁”。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941年的中国，物价飞涨，威远煤矿矿工微博的工资已经无法生存，机电股工人较早要求增加工资。机电股当时只有90名工人，他们都是操作机器的熟练工人，把握着矿井生产的命脉。1941年12月28日，机电股主任蔡俊章向矿方呈文：“近日物价飞涨，拟自三十一年元月一日（民国旧历）起，酌加工资，以示体恤。”但矿方没有回复。于是在次年元旦期间，井下工人余怀江就在石堡店唐庆云的工棚里，共同商议出路。大家都认为，只有要求矿方对全矿职工增加工资，以维持最低生活，才有可能成功。有人提出，如果矿方不同意，怎么办？矿工余怀江、谭金山等指出“不加工钱，就搁场合（罢工）。”商定后，大家推选出余怀江、谭金山、张德超、王艮安等四人为矿工谈判代表。张德超比较注意策略，他说：“要去，我们大家一起去，也不要说哪个是代表，说出来以后要挨整。大家去了以后，找几个人进去谈判，我们在外面把‘墙子’扎好，如果谈判的人出了问题，外面的人就吼。矿方看到我们人多，也不敢把代表做个啥。大家要抱得紧，全凭几个人的匹夫之勇是不行的。”于是，大家就决定“搁场合”。这个计划不知道被谁泄露了出去，包工头知道后，立即向矿方当局告密。矿方迅速转交包工头制止。但是，几个包工头怎么能阻止得住数百名矿工的罢工决心！于是，威远煤矿工人的第一次罢工斗争发生了。

1942年1月2日早晨5点多钟，数百名采煤、掘进、运输线的井下矿工，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了罢工，引起了矿方极大的震惊。当时的矿长郭象豫立即派人到井口，告之“切实剀谕，告以请增加工资，应速恢复工作，要求如属合理，本矿当可转饬包工头接受”。数百名工人异口同声回答“先添工钱后复工。”双方形成了僵局，矛盾斗争日益激化。

恫吓不成，矿方又提出派工人代表到招待所（当时接待外宾之处）谈判。数百名工人同心协力，一齐涌向招待所。矿方派人出来问“你们哪些是代表？”身材高大、性格豪爽的采煤工人谭金山，把胸口一拍，回答道“我是代表！”个子精悍、能言善辩的采煤工人余怀江也应声从人群中站了出来，高声答道“我是代表。”代表进入招待所时，数百名矿工等候在外面，谈判之声虽不相闻，但矿工们坚定的斗志和统一的思想是相通的。谈判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矿方以“影响厂矿管理至深，且情势实难再予容忍，当即面饬各包工头转告各工友等，如有不满意者，均可给资遣散，另谋工作”，并要求包工头及时发给工人所应得工资，开除牵头工人。矿方想用开除工人的办法来吓唬矿工，矿工们并没有因此而退却。很快，得到了机电工人的热情响应和有力支持。于是，绞车停止了旋转，井下排水机械工人停止了排水，井下积水水位逐渐增高，局势发展异常严重。矿方惊恐于“矿井的淹没”，于是，派出多名矿警前往镇压。但是，罢工工人人多势众，而且团结一致、纪律严明，在谭金山、余怀江的领导下，坚持斗争，连矿方也不得不惊讶：“此次行动强横已极，且有计划，是否有奸人从旁指使，尤为不可漠视。”这次威远煤矿工人罢工，不仅使矿方当局惶然，而且给煤炭对口供应的自贡盐业界造成了震动，特别是机电工人参加罢工，使动力系统停顿，矿山瘫痪，井下水位持续上升，事态不断升级。最后，矿方被迫增加工人工资20%左右后复工生产。

不料，矿方“秋后算账”，对参与罢工的工人代表实施了镇压。1月3日深夜，矿方派出武装矿警数名，趁夜深人静时采取了突然袭击，悄悄逮捕了谭金山、余怀江二人，其理由是“鼓动罢工，企图暴动”，并连夜押送至国民党威远县政府。谭金山、余怀江二人虽身陷囹圄，却大义凛然，据理斗争，为了保护其他代表，他俩与国民党警察斗智斗勇，把矛头引向包工头，异口同声地说“这次罢工是由包工头指使。”1月7日，矿方一方面再次呈文，一方面派出包工头于正学、王长发二人前往对质。呈文中写道“此次秘密集会，发动罢工及率领一切动作确为余、谭二人，各包工头等得到消息后，即向本矿报告，后无法约束，并要求本矿制止，该工人鼓动实行罢工，一面系对付包工头，一面系对付本矿。该谭、余二人供系于、王包工头指使一节，予情理颇不合，似系挟词诬陷，兹饬该包工头于正学、王长发前往对质，以明究竟。”经过一番过场，县政府判余怀江收监，谭金山送当壮丁。

谭、余二代表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威远煤矿工人一方面掩护张德超、王艮安两名职工代表远走避难，一方面从各自的工资中按月抽出一小部分由周海江、徐德艮二人送往“班房”，交给在狱中的谭、余二人手中。不久后，谭金山被送走充壮丁，后下落不明。余怀江服刑出狱后，矿工们邀约整理队伍，到距离矿区两里外的秀峰桥去迎接自己的英雄归来，并鸣放鞭炮，场面极为热烈动人。

在威远煤矿的历史中，抗战那段历史就更值得人们回忆。

抗战爆发后的1944年，著名爱国将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节约献金救国委员会会长冯玉祥，两次携夫人李德全来到威远煤矿，进行抗日募捐演讲，矿工们在食不充饥的艰苦日子里，为抗日救国，纷纷节衣缩食、解囊捐献，演讲当天即收到捐款四十多万元，后来又先后七次为全国节约献金总会捐款一百四十九万多元（当时国币），支援抗日。冯玉祥将军离开后，闻讯威远煤矿工人积极踊跃捐款，深为感慨，他四次给矿长郭象豫写信，赞扬煤矿员工的爱国行为。他曾在信中写道：“贵厂热烈献金之情况至为感奋，全国工厂均能如此爱国救国，则驱逐倭寇还我河山易事也。”为表感激之情，冯玉祥将军为威远煤矿工人亲笔题写了：“新天新地新世界”的匾额，还专门在威远县城的新新瓷厂（威远瓷厂的前身）特制了一对碎瓷花瓶送给威远煤矿。花瓶上的题词分别是“驱逐倭寇”和“还我河山”。冯玉祥将军写给郭象豫的信函，现保存在内江市档案史料馆。匾额和其中一个花瓶在“文革”中散失，另一个花瓶幸存了下来。

1991年，这只残缺的花瓶在四川省历史文物展览会上展出，使海内外观众一饱眼福。市县文物部门在得知威远煤矿珍藏有冯玉祥题字的“宝瓶”后，多次发文或派员到威远煤矿“征调”或协商“代管”，但威远煤矿干部职工对“宝瓶”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因此，均婉言相拒。直到2010年，川煤集团有了自己的档案史料馆，这只碎瓷花瓶就成为了川煤集团档案史料馆的“镇馆之宝”。

解放战争时期三次罢工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为维护其独裁统治，发动了内战，横征暴敛，肆意掠夺，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和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使国统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当时，工商凋敝、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广大矿工在死亡线上挣扎。威远煤矿矿方却对工人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实行残酷的剥削，包工头每天强迫工人在井下工作十三个小时以上，而一天的收入可能是一碗胡豆或一点碛米（掺有砂石的糙米）。工人住在窑洞简易破烂的茅草棚里，家徒四壁，没有一件完好的衣服，甚至有的矿工需要出门时，只能两个人轮流穿一条裤子。为此，资方和工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全面而激烈的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威远煤矿工人为争取改善生存条件，不屈不挠地和资方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其中影响深远的斗争有三次罢工。

1948年1月4日至6日，历时3天。起因是机电课的50名徒工已经工作三年，经考试全部合格，应予转正。但矿方只同意转正一半，并扬言“愿干者留用，不愿干者签名单，交上来。”徒工们不满，全部签了名。同时，于1月4日下午3时，推荐代表与矿方交涉，以物价上涨，工人无法生存和徒工三年后必须转正为由，向矿方提出了要求。矿方以“近年来物价波动，增加支出甚巨，势必入不敷出”为借口，拒绝了代表们的要求。6时许，机电课的徒工和师傅们一起冲进锅炉房扒掉锅炉炭火，断绝蒸汽，拉响了罢工的长鸣汽笛，矿井绞车、水泵、蒸汽机也停止了转动。与此同时，机电课的罢工人群立即奔向井口，向从事采、掘、运的工人作罢工宣传，井下工人纷纷响应，开始了建矿以来的第二次大罢工。

5日上午10时许，以机电课、矿务课工人为主的上千名工人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途中，大家追赶监工荆保安时，护矿大队派出护矿队士兵，将监工抢出人群逃奔，工人们尾追不放，警长张兴隆立即指挥开枪，张兴隆拿出短枪向工人开枪，子弹射中了机电课司泵工王绍清的腹部。此举激怒了罢工工人，游行罢工队伍包围了矿长办公室，向矿长提出：交出凶手、迅速转移伤员到自贡医院救治、增加工资三项要求。矿方迫于罢工的压力，很快答应马上增加工资100%；伤者本矿负责处理；至于“追查凶手”一项，则答应尽快追查。国民党威远县政府闻听威远煤矿工人罢工，旋即派第五科长朱克丰率警察一中队到矿镇压。

1月7日凌晨，受伤工人王绍清在矿医院逝世，罢工工人一面组织哀悼，一面向矿方示威。最后矿方答应：死者一切费用由矿方报销；给予抚恤金及丧葬费；死者的弟弟王桂三招来矿上接替其兄的工作，并追究鸣枪者的责任。

这次罢工的胜利，矿工们要求“徒工转正。职工增资，死者厚葬”的目的基本达到，工人占据了政治上的主动，增强了工人之间的团结。据查阅史料，1948年1月9日的《川中晨报》第二版对此次罢工进行了报道：“昨据威远来客谈，该县县府于四日子夜，获凤凰乡乡公所急电通谓，威远煤矿于今日掀起急烈风潮，现该矿枪声隆隆，铁丝网密布，似战争状态，顷闻现已击伤工友二名，即希钧府派队镇压”等语，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斗争的激烈和矛盾的尖锐。

到了1949年4月，此时，正值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国民党南京政府倾巢剿灭之前。国民党政治、军事上节节溃败，在统治区使用金圆券，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物价暴涨，货币贬值。矿方处于“盐场停产”、“煤销疲滞”的危机之中，再加上“厂矿大宗走私”、“运输课与矿警勾结，借武装走私。引起地方严重恶感”。矿方上层极度混乱，造成欠发职工两个月的工薪，矿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场“反饥饿、索欠薪、增工资”的第三次罢工斗争，首先在井下工人中掀起。

4月7日早晨，当班井下工人全部未下井，致使矿井瘫痪。各办公室职工也因数月欠薪未发，纷纷离开办公室加入到了罢工队伍，形成了全矿性的联合罢工，声势更加浩大。矿方暗中组织纠察队用棍棒追打工人进行镇压，工人推选出的五名代表，带领七八百罢工工人前往威远县政府请愿。与县长谈判未果的情况下，代表们又找到国民党威远县煤矿业总工会理事甘泽民反应情况。4月10日，自贡市出版的《川中晨报》发表了题为《工资硬是跑不赢物价，煤矿工人生活难，黄荆沟工人请求发薪水，双方发生冲突，两个矿工被打死》的专讯文章，同时还引起了《新新新闻》和《新威报》等几家报刊的关注，进行了及时报道，对矿方的行为进行了谴责，舆论遍及全川，形成了对罢工矿工进行声援和支持的社会舆论。

4月11日，矿方迫于罢工停产、社会舆论、县政府的催文等压力，被迫决定加薪两成、发给欠薪、认付伙食费，并派汽车接回县城的罢工工人。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后，少数工人及五名工人代表吸取了过去罢工的教训，为防止矿方“秋后算账”，及时远走他乡，另谋生路。

同年8月3日至7日，举行了历时5天的第四次罢工。当时，正值蒋介石隐退，李宗仁代总统，以银元卷换金元券币值变革之际，货币继续贬值，物价上涨迅猛，靠微薄工资收入的矿工，生活举步维艰。从元月份的罢工以后，矿方又积欠工钱两三个月，井下工人向矿方清索工资，遭到拒绝后，激起工人不满，大多数工人罢工。最后，由于矿方及国民党军警的强压，以及罢工领导人缺乏经验，且过于暴露，最终以失败告终，五名领导人均被逮捕。

威远煤矿工人罢工运动史，在四川工运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威远煤矿工人组织的这三次大罢工，在当时引起社会的极大影响，其中的前两次声势浩大的工人大罢工，给共产党在当地组织的工人反抗运动和农民反压迫运动产生了极大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同时，极大地配合了共产党四川省委组织的“荣威农民暴动”，直至威远和平解放。

解放前夕，威远煤矿的包工头和保安团纠察队的打手们听说解放军即将到来，就纷纷携家带口地逃之夭夭。

1949年12月10日，解放军第10军第29师第86团第一营炮兵团由威远进驻威远煤矿，威远煤矿宣告和平解放。12月21日人民政府资中专员公署（后改为内江专员公署）派出军代表席长林到矿主持全面工作，立即恢复一井生产，抓紧开展二井的安装投产工作，使生产主井——二井次年就正式投产。西南军政委员会十分重视威远煤矿的恢复和发展，1950年冬，派工业部部长万里（1990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来到威远煤矿视察，对威远煤矿的生产、工人福利等作了重要指示。1952年12月，威远煤矿召开了首届职工代表大会，成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威远煤矿苦大仇深的“煤炭王”才翻身成为了主人。

当时，革命浪潮席卷中国，当地的许多“专政对象”如地主、资本家、国民党人士及家属，为躲避“专政”，纷纷逃往煤矿“避难”，主动与过去受压迫、受剥削的矿工“结亲”，以躲避在“煤炭王”的“保护伞”下。如威远县新场镇的一户王姓地主，家里有三个女儿，大姐嫁给了在矿上烧饭的伙夫，二姐嫁给了在矿区内讨饭的一个叫花子，三妹嫁给了一个井下矿工。这样的事情，不在少数。

解放后，矿工的劳动热情得以极大的发挥，他们发扬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改进了采煤、支护、通风方式，大搞技术革新，在工作面首推小盘运输法，提高工效30%。1953年，自流井至黄荆沟的35千伏高压输电线架通，次年，建成黄荆沟变电站，井下通风、排水实现了电器化，生产、销售、工程布局和劳动力使用等方面逐步推行计划管理。1956年，开始推行八级工资制，极大调动了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生产连年创出新高，仅解放初期的1950年至1957年，累计生产原煤246.80万吨，上缴利润1001.50万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仅投资165万元，而上缴利润达到1100万元，为投资的6.7倍，为四川省建国初期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威远煤矿井下安全及职工劳动保护工作从无到有，逐步完善。解放前采掘、运输方式原始落后，自然通风，明火照明，无灾害事故的防范措施，甚至连耳聋、眼瞎者也在井下生产。解放前投产后的8年间，因工死亡31人，死亡率高达36.97人/百万吨。解放后，矿井安全和职工劳动保护被当作大事来抓，一系列法规和制度的出台，常年精坚持不断的安全教育，更主要的是加强了矿井安全技术改造，对采煤、掘进、运输、机电、通风、照明等各工序设备设施都按照标准化矿井的要求进行了更新改造，提高了矿井抗灾能力，极大地改善了职工劳动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矿工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矿工们从茅草棚住进了砖瓦房，职工工资收入逐年递增，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职工文化及后勤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八十年代开始修建楼房，职工住房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二十世纪又开始进行棚户区改造，在威远县城繁华的公园旁建起了数幢高楼大厦，矿工们即将住进宽敞明亮的电梯公寓。职工有了自己的俱乐部、电影院、疗养院、舞厅、体育场、茶园、美术室、图书报刊阅览室等，办起了自己的报纸、广播站、电视台，还自己动手，修建了“南园”、“北园”两个依山而建的公园，供职工休闲娱乐；职工图书室4个，拥有图书近5万册；职工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象棋、桥牌、文学、美术、书法、川剧、舞蹈、摄影、体育、音乐、集邮、信鸽等17个职工业余兴趣协会（或小组）方兴未艾，每年定期举行文艺调演和体育竞赛，职工创作表演的文艺节目，参加全国全省煤炭系统的调演和市县的调演，多次获奖，文学、美术、书法、棋类人才不断涌现，并在全国一些比赛中获奖，在全省煤炭系统和市县都有较大影响，占有一席之地。

想当年，威远煤矿医院的规模、医疗条件和技术超过了县级医院。

想当年，煤矿自办的幼儿园有达3所，职工小学校多达6所，威远煤矿中学更是成为全省第一批重点中学，将无数矿工子弟培养成为了社会的优秀人才。

想当年，威远煤矿女子测绘队全国闻名，14名巾帼英雄名震四方，她们在方圆几十公里的井田范围，跋山涉水、披星戴月，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了各类地形图测绘，测图60多幅，控制范围达80多平方公里，创作出了惊人业绩。

许多基层矿工逐步走上了管理岗位，有的还当上了矿长、书记等要职。一些优秀的基层矿工当上了全国及省、市劳模，采煤工出生的全国劳动模范刘学文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并握手。

这一切巨变，让矿工感到了无比的骄傲和自豪。1987年，矿区80多米的主要交通隧道建成时，当时威远煤矿党委书记贾鹏源即兴为“威煤隧道”题词：“物华天宝春常在，人杰地灵世永昌”，印证了解放后威远煤矿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绚丽华章！

威远煤矿的历史，是一幅动人心魄的画卷,曾经的红红火火、汽笛喧嚣、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至今依然耐人品读,耐人回味。

没有小火车以前，威远煤矿的煤炭主要靠人挑肩扛和马车、驴队，将煤炭运往自贡、内江、成都、重庆等地。交通的不变，也让国民党盐务局方面着急。为提高自流井盐业产量，加大煤炭运输，川康盐务管理局投资修建了第一条通往黄荆沟的向黄公路——由威远向善场（今铺子湾）至黄荆沟的矿区公路，于1941年12月竣工，全长18公里。途中有桥梁3座，皆以盐务局领导人命名，分别是“剑霜桥”（财政部盐务局总局长繆秋杰字剑霜）、“景南桥”（川康盐务局局长曾仰峰字景南）、“秀峰桥”（川康盐务局工程师朱宝苓字秀峰）。但运输工具依然只能靠人挑、马驮、骡运，无法满足盐业用煤的需要。

当时还发生了一段可笑的历史事件：1943年国民党时期，到处匪患不断，许多运煤的商贩在艰难的运输途中经常被打劫，商贩和矿方多次向威远县国民政府求援，希望能够派出警力对沿途土匪予以打击，但当时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可谓“警匪一家”，政府充耳不闻，即使当时的四川省（国民）政府向县政府发出训令，要求“威远县政府对威远煤矿之产运销随时予以协助”，却县政府“趁火打劫”，提出了要在威远煤矿“申请入股”的请求。矿方未能答应。最后，矿方只能自己花钱请沿途四个乡的乡公所“各派监运员一名，负责维护矿厂板车运煤至威远所经各乡沿途秩序”。

解放后，各级政府与威远煤矿一道，加大了公路交通建设，先后修建了“坭宋公路”（坭河至宋家铺）“棺长公路”（棺材店至长田坎童家沟煤矿）两条与矿区相连的公路。1958年，经四川省煤炭管理局同意，报经四川省计划委员会、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决定立项修建通往威远煤矿的小火车铁路--“坭黄铁路”（坭河—黄荆沟）。该铁路全长7.8公里，牵引动力曾采用762型柴油机车，因线路坡陡弯多，动力不足，于1963年改用河北省石家庄动力机械厂生产的762型蒸汽机车。这种源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技术的产物已不多见，据说现在全世界也只有两个地方仍在使用。小火车轨道（黄荆沟镇至泥河）全长7.2公里，轨距仅76厘米，比云南昆河铁路（昆明至河口）的“米轨”还窄24厘米，只有标准列车轨距的一半，被称为“寸轨”。上世纪90年代，当英国人得知消息来此参观时，运行中的袖珍蒸汽机车让一行人激动不已，当时就提出了要全部购买的要求，其珍稀程度可见一斑。

随着岁月的流逝，已开采70余年的黄荆沟井田资源极度枯竭，运力严重不足，从1997年开始，该铁路连年亏损，最多一年亏损额达40余万元。为了清除亏损源，经四川省煤炭产业集团批准，运营了46年的坭黄铁路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于2007年6月被迫开始全线拆除。

小火车停运后，为了保留威远县境内坭黄铁路使用过的762型蒸汽机车这个物证，威达公司（威远煤矿）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挤出资金，组织专业队伍将已超期服役近20年的两辆762型蒸汽机车，花费一年多的时间重新修复，还其原貌，每天派四名专人看守。随同保存的有运人（载客）车厢2节，运煤车厢4节，站内铁路线500米。

进入二十一世纪，762型机车不但在国外绝迹，在国内已算“稀有”，为了亲眼目睹铁路史上的“老古董”，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韩国等二十多个国家地区的国际友人，不远万里纷至沓来，摄影留恋。

在威远煤矿，除蒸汽小火车外，至今还保留有完整的苏联式建筑风格的办公楼、影剧院以及民国时期的许多建筑。不经意间，你还可以在老屋旧宅中，寻觅到“文革”时期留下的痕迹，宣传牌坊、墙上的标语、毛泽东的宣传画像等历史遗迹。

同时，居住于此的老矿工及其家属，始终对共产党、毛主席怀有深深地感激之情，依然秉持着那种艰苦奋斗、甘于奉献、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置身于此，让人有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

威远煤矿从1940年7月建矿,历时74年的历史，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多个历史时期，无论是风云变幻，还是时局维艰，企业风雨兼程。

曾经在四川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有威远煤矿的煤炭，四川的蒸汽火车就翻不过秦岭，重庆的钢铁厂就炼不成好钢！”这是历史的真实写照,更是几代威远煤矿人引以为荣的自豪!当年，在前苏联工业博物馆，展出了一块乌黑发亮、不含任何矸石、重达3吨的长方体煤炭，那就是威远煤矿的优质煤。

据传，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日本政府派人到中国，利用中国物资食品匮乏的机会，希望用日本的大米换威远煤矿的矿渣，以一袋大米换一袋矿渣的方式进行。结果，被周恩来总理断然拒绝。据专家分析，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派出了大力专家潜入中国，收集了许多矿产、地质资料回日本进行分析，估计是在威远煤矿的矿渣中发现有稀有元素。限于当时我国的技术手段，我国未做进行进一步分析判断。

据介绍，在解放初期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威远煤矿系省属国有重点企业，是四川省重要的优质煤生产基地之一，先后隶属川南工业厅、四川省工业厅、四川省煤管局领导，一度曾划归内江市工业局，2006年划归四川省煤炭产业集团。

威远煤矿从开办到正式停产的74年间，经历了起步发展、高产鼎盛、逐步萎缩、加工转产四个大阶段。威远煤矿属于极薄煤层，煤层平均厚度在50-80厘米左右，地下水患和煤层瓦斯也十分严重，开采难度和安全风险极大。

新旧社会相比较，威远煤矿在技术上、管理上、安全生产上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反映了中国煤矿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的历史变迁。解放前威远煤矿采用的是原始手工采煤。解放后，推行长壁式开采，大幅度采用机械化、科技手段作业，开始推行放炮落煤，发展到割煤机割煤。运输方式上，解放前煤矿工人是靠人工椽子拉煤，解放后，矿工主人翁精神得到充分发挥，大搞技术革新，在全国首推了小盘运输，并不断推行新技术、新工艺，逐步使用电溜子运输、电机车运输。通风技术上，解放前仅仅靠自然通风，解放后采用电力机械通风，后来改中央机械通风为对角机械通风。并新建了童家沟、双河口两个中煤发电厂，满足井下电力需要。

尽管工作环境相对恶劣，工作的艰辛，环境的闭塞，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凭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煤矿事业的执着追求，威远煤矿工人敢于挑战，勇于创新，自制小型截煤机，1966年送北京参加全国煤炭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成果展览；1970年与重庆煤炭科技研究所研制成功的极薄煤层刮头刨煤机，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奖；1983年对矿井污水处理技术，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重大科技成果四等奖；该技术很快在全国50多个单位推广；1988年研制成功的竖井摩擦绳防坠装置，获得四川省第五届发明展览金牌奖……，一项项科研成果，实现了一次次跨跃，创造出了许多奇迹与辉煌，在威远煤矿发展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企业发展最红火时，威远煤矿先后办有一井、二井、建利、童家沟、沓水等五对生产矿井，最高年产量曾达到99万吨。职工人数达到13000多人，加上职工家属，威远煤矿生活着近3万多人。威远煤矿的发展历史中，为支援抗战和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能源物资保障，为新中国的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度时期，多种经营、第三产业也方兴未艾，威远煤矿下属企业多达十几个，涉及发电、洗选、炼焦、机械加工、化工、建筑、建材、服务业等多个领域，产值逐年递增。威远煤矿也一直保持当地的支柱型企业、纳税大户称号，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进入70年代后，由于煤矿资源开始萎缩，此时，三千多名采掘一线职工从威远煤矿成批次的调往攀枝花矿务局（渡口矿务局）、芙蓉矿务局、松藻矿务局等单位，矿井也由多个逐渐压缩成一个矿井。加之井下战线长、运输及通风成本高、人员多、负担重，一度时间只能靠国家政策性亏损铺贴维持。漫长的历史，太多的故事，给曾经在这里生活、工作过的人们留下了太多的记忆。走出威远煤矿的人们，对威远煤矿总有做太多的留念和回味。因为，这里曾有过太多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里曾有过太多的失败与辉煌，这里曾经承载着太多的希望与梦想……

2013年秋天，开采了74年的威远煤矿，由于资源已枯竭，运输、通风距离过长，设备陈旧、老化，已不符合国家安全生产的要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停止了采煤生产。

威远煤矿，犹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在她生命的长河中留下的动人故事和创建的不朽的丰碑，必将被一代一代的威煤人永远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