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行思录第54集 武川、关陇、士族

阿沃亚斯

本集以武川军镇为切入点，想要搞清楚两大问题。

　　一个是鲜卑汉化到底为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义，因为中国北方的汉人和塞外草原的蒙古人（泛指，包括匈奴、柔然、鲜卑、契丹等广义上的蒙古人）在这个时代充分融合，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现代中国北方人基因。此后的粟特、突厥、契丹、党项、蒙古等等民族，都没有这么大比例的融合。

也就是说，部分中国北方人，都是有鲜卑血统的（细分当然还包括匈奴等等），大部分没有族谱传承，搞不清楚自己来自何方的，基本都是属于这个鲜卑汉化群体。

第二个就是关陇贵族如何形成？如何灭亡？

　　这个问题更有意义，关陇贵族的形成原因，可以很好的反映鲜卑与汉人混血、融合的动机、效果、作用、结果。

关陇贵族集团的灭亡，则可以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中国没有欧洲的贵族血统、贵族家族的延续和传承？这种看似民主平等的封建制度，其本质是皇权至上、中央集权的体制，中国的权力竞争从此之后都是发生在改朝换代身上，都是皇权争夺与世袭，而不是现代的两党制、多党制、选举制。

（最后我们还会简单介绍一下和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的——汉族的山东士族、五姓七望，这是汉人最后的贵族、士族阶层）

鲜卑人从代国政权开始到建立北魏（尚未统一中原）就呈现出皇权强化与部落解散的趋势。首先应该提到的是道武帝拓跋珪，他断然实行了“部族解散”的改革措施，以往统领部族的君长大人，一应被纳入国家的皇权之下。

　　这是典型的受到汉族君主制度和儒家文化影响，把酋长可汗选举制改为皇族世袭制，这个在忽必烈时期也是如此，蒙古大汗的公开竞争变成了世袭继承。

对于鲜卑拓跋部来说，具有入主中原决定性意义的一役，是公元395年在参合陂大败同为鲜卑族的慕容氏后燕。

　　此后，拓跋珪的孙子太武帝拓跋焘，笼络了华北第一流高门崔氏等汉人士大夫。依靠谋臣崔浩的睿智加上鲜卑骑兵的勇猛，北魏依次攻破了柔然、夏（匈奴）、西秦（乞伏鲜卑）、北燕（鲜卑、汉族）、北凉（匈奴）、鄯善、焉耆、龟兹……其中，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实现了华北中国近百年不遇的再统一。

所以，北魏的统一和征服，和后来的突厥、蒙古独立作战不一样，他们是依靠汉族世家、制度才击败了同族和异族的，所以，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他们都有强烈的汉化倾向。

随着国家的稳定，拓跋焘开始禁止游牧民自由移动，规定在一定的区域内定居。这样就再次强化了汉族式的皇权和生活方式。 此后汉族士大夫向鲜卑皇室提出的均田制、三长制等等，均得到了部分的实现。

　　同时，游牧民族的全面平等原则与贤才原则，也在鲜卑帝国中得以延续，任何有武力的英雄、有能力的智者，不论出身如何，都可以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这对此前汉族依靠出身的九品中正制是巨大的变革。后来隋代兴起的科举制，就可以从北魏这里找到影子。

北魏中后期登场的转折性人物是孝文帝拓跋宏，他将胡、汉一元的努力，激烈地推行下去。值得一提的不仅仅是他迁都洛阳、禁胡服、说汉语等等，而是所谓的“定姓族诏”——将鲜卑等胡族贵酋，纳入汉族式的六朝贵族制中。（上图的中原皇帝拓跋宏和上上图的游牧民国王拓跋焘的形象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是鲜卑人汉化融合的典型例证）

（上图，琅玡榜说的就是南北朝这个时期的故事）

　　北魏规定汉族第一级为“四姓”：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后来还加上赵郡李氏，成“五姓”；

　　对应的胡族第一级为“八姓”：穆氏（丘穆棱）、陆氏（步六孤）、贺氏（贺赖）、刘氏（独孤）、楼氏（贺楼）、于氏（忽忸于）、嵇氏（纥奚）、尉氏（尉迟）。括号内的原本是鲜卑复姓，后一律改为汉式的单姓。

这“四姓”和“八姓”可以和帝室通婚，享有莫大的荣誉。这一直影响到了此后的大唐帝国。

简而言之，孝文帝就是企图将胡、汉二元化，一统于汉族式的贵族制；这既不同于五胡十六国初期的胡、汉分离制，也不同于早期秦汉帝国的胡、汉差别制（“内”中国而“外”夷狄）。

拓跋鲜卑人身处的时代，和前面的匈奴、后面的突厥、契丹、蒙古都不一样。匈奴、突厥、契丹、蒙古所处的时代，没有拓跋鲜卑时代那么混乱和分散。他们都是完成了自己本民族、部族的统一，然后面对强敌进行战争、征服。匈奴对大汉、突厥对隋唐、契丹对宋夏、蒙古对金夏南宋，都是依靠自身统一后的强大实力四处征服，建立帝国。

　　而拓跋鲜卑人所处的时代太乱太散，不但自己鲜卑人内部分成了拓跋、慕容、段、宇文等等，周边还有匈奴、羯胡、氐人、羌人、汉人等等，帮派林立、大打出手之势尤甚20世纪上半叶之中华民国啊。在如此茂密的民族大森林中，各族人民都有各自的立场。

有的坚持胡汉分制（羯人的赵）、有的选择依附南朝汉人（慕容鲜卑的燕）、有的和西域势力密切结合（匈奴等的凉）、还有的谁也不服就要自己打天下（氐人的秦）。

　　事实证明，只有拓跋鲜卑选对了盟友、成就了统一大业。拓跋鲜卑的盟友就是从汉朝开始就深深扎根在中国北方的汉人大氏族。

认识到了这点，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拓跋鲜卑如此坚定不移的走汉化道路。其深远意义影响到了隋唐的基本国策，使得汉族皇权制度、儒家文化经历了五胡十六国的不同文化、人种的冲击，彻底的、牢固的在中国占据了统治地位。

如果说汉朝以前是百家争鸣的时代，那么从西汉开始的独尊儒术的制度在中国其实并不牢靠，八王之乱、六国之乱、王莽、三国直到十六国南北朝，忠君世袭、忠孝仁义的儒家思想并没有彻底的控制中国。不论是汉人还是胡人，能者居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还是非常强烈的。

　　直到拓跋鲜卑联合汉人氏族取得天下之后，鲜卑人和汉人的后裔——隋唐的建立者才旗帜鲜明的选择采取科举制度、儒家文化、皇权世袭（即便是武则天当了皇帝之后，还是在临死前回到了李治媳妇身份和李唐天下的体制内）。从此之后，游牧民族的竞争、选战、男女平等等等习俗和文化，彻底让位于男尊女卑、家长制、帝王皇权、忠孝等等的儒家文化之中。

我们现在的中国，缺乏多元文化的土壤和气息，就是源于此。

　　下面我们详细看看武川军镇、关陇贵族集团以及北魏时代的一些相关人物和事件：

首先了解一下军镇的概念：军镇是十六国末在北方地区建立的军事管制式的地方行政机构。当时，北方各政权将军事要冲驻军及其家属和所管人口与一般平民分开，称为“镇民”，辖区称“军镇”，长官称“镇将”。镇将负责军镇内的军事和民政，实行军事化管理。北魏时期，南北边界均设军镇，大约与州的行政级别相当。

北魏在北方边区设置六个军镇，以防御柔然人的南下。六镇为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怀荒镇。（上图）

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县西）是中国历史上北朝时防卫柔然的六个军镇之一。原名黑城，后改为武川。至武泰元年（528年），废镇改为郡，名神武郡，属朔州。

　　武川镇为当时守边的要地，聚集大量将领军队，许多武川镇军人出身的人物，在六镇之乱后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例如北周创立者宇文泰即为武川首领，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及其父祖也曾为武川军人。唐朝李氏的祖先也被认为是出身于武川镇军人。

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圭将其东部地区的高门弟子及豪杰两千户迁到北部居住，以镇守边塞。宇文陵“随例徙居武川”，此为“武川”一名最早的记载。

　　《隋书》载隋文帝杨坚的五世祖杨元寿“魏初为武川镇司马”。《旧唐书》载唐高祖李渊的四世祖李熙“领豪杰，镇武川，因家焉”；《新唐书》记为“戍于武川，因留家焉”。

525年，破六韩拔陵的起义军占领武川镇。后来，柔然族接受了北魏朝廷的请求，出兵攻打起义军，首领阿那瑰“拜受诏命，勒从十万，从武川镇西向沃野镇”。

北朝后期，武川先后属东魏、北周。北周的皇帝孝闵皇帝宇文觉、世宗明帝宇文毓、高祖武帝宇文邕、宣帝宇文赟和静帝宇文衍等五位皇帝及许多大臣均为武川人。

公元563年，隋国公杨忠“出武川，过故宅，祭先人，席卷二十余城”。（上图，现在的内蒙古武川县，完全是农业区了）

西魏赫赫有名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中很多出自武川。

　　柱国大将军宇文泰(李世民外曾祖父,武川镇人)。

柱国大将军李虎（李渊祖父,武川镇人）。

柱国大将军独孤信（杨广和李渊的外祖父,武川镇人）。

柱国大将军赵贵(武川镇人)。

柱国大将军侯莫陈崇(武川镇人)。

大将军侯莫陈顺(武川镇人)。

大将军宇文导(宇文泰侄子,武川镇人)。

大将军贺兰祥(宇文泰外甥,武川镇人)。

大将军杨忠（杨坚之父,武川镇人）。

那么，这些鲜卑人、汉人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形成关陇集团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武川镇本是北魏前期在首都平城（山西大同）以北设置，用以防备柔然入侵的六镇之一。然而，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平城不复为国都，六镇也失去军事上的意义，将兵地位一落千丈。他们远在漠北，少有接触汉文化的可能，与南迁的鲜卑贵族在文化上形成差距，心理上形成隔膜，经济地位上也处于劣势。

　　氏族部落成员当兵是义务也是权利，拓跋氏封建化后，兵户身份低人一等。加上汉化后的北魏政府受到汉制度的影响，常常把犯罪的人发配六镇为兵，更使六镇兵民的处境不佳。六镇将兵中，不满情绪逐渐增长。起义终于在六镇首先爆发了。

北魏全国陷入严重动荡。虽然动乱由尔朱荣平息，却造成军阀割据，政局依旧昏乱。而从此次兵变获利的有怀朔镇出身的高欢和武川镇出身的宇文泰，两人各自拥立皇帝，使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宇文泰将武川人编成一军，复以武川人统领此军，使西魏政权牢牢握在武川人手中。（上图，北魏重甲骑兵甬）

　　北魏后期，北镇镇民中贫富差别加剧。军镇的统治者是主将、参僚和豪强，他们因不能充当廷官而对北魏政府不满。被统治的广大镇民遭受主将、参僚和豪强的欺凌奴役，土地被剥，承担着繁重的官、私力役，还被洛阳政府视为“北人”，受到歧视（上图）。

北镇镇民中有不少人来自高车、山胡，他们和居住塞内的本族人保持联系。山胡久居汾西和陕北，北魏政府常在他们中强征兵丁，有时强行迁徙。（山胡也叫稽胡 、 步落稽 ，是南匈奴后裔）

高车（当时的突厥系游牧民统称）分为东西两部，一直保留部落组织，居住在六镇边塞一带，对北魏政府承担兵役和贡纳义务。北魏政府委任山胡、高车酋长为领民酋长，统治未列编户的本族人民。这些酋长和洛阳政府既存在矛盾﹐又具有利益上的一致。

　　作为鲜卑人的代表，宇文鲜卑的后裔宇文泰肩负起振兴鲜卑国家的重任，他当时的军团成员主要是六镇鲜卑，控制地区就是关陇一带。因为人数较少，不论是扩充军事力量还是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都必须与关陇地区的地主阶级建立起牢固的政治军事同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了所谓的关陇集团。

　　唐 骆宾王 《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诗：“ 溪月明关陇，戎云聚塞垣。”关陇和河东等地豪强地主的力量，在东、西魏的争夺战中，都归附了宇文泰。

关陇集团是以宇文泰为首的西魏北周上层统治者组成的政治集团，集团的成员是“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其人“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徒之事”

“关陇集团”位于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或称为六盘山）。大部分是鲜卑贵族，还有一部分是汉人豪强，但后期汉人逐步成为主体。这批军事贵族以武川镇军人为班底，定居关中，胡汉杂糅，文武合一，互相通婚。

　　西魏完善府兵制，在府兵的顶端设置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在当时战火纷飞的状态下，西魏是军政合一的，这八柱国、十二大将军都是出将入相，不光是军队的统帅，同时也是国家的领导核心，还是当时关中地区最显赫的二十大家族，各方面都处于社会的顶端。

关陇贵族的形成和北魏分裂密切相关，而北魏分裂的另一股势力就是汉族人高欢（上图）。高欢不仅有一个“贺六浑”的鲜卑名字，还娶了一个鲜卑贵族出身的娄昭君之后为妻。他实在是一个鲜卑化了的汉人。

　　北魏末年武川等六镇起义。高欢参加了破六韩拔陵、杜洛周、葛荣等领导的起义队伍，发展个人势力。后来，他叛离义军，投奔山胡首领尔朱荣（匈奴人），取得亲信都督的职位。

53O年，魏孝庄帝诱杀尔朱荣于洛阳，高欢乘尔朱氏混乱之机，说动当年被尔朱荣兼并的六镇起义军二十余万众军民归顺自己，并把他们带往河北。这二十多万之众的六镇兵民，遂成为日后高欢起家的政治资本和军事力量。

高欢率众进据冀州，笼络当地世族地主，利用民族隔阂，煽动反尔朱氏（尔朱荣的家族，上图，尔朱荣）情绪，一时人声鼎沸，势力陡增。

　　532年，尔朱兆率二十万大军进攻高欢。高欢以逸待劳，以少胜多，重创尔朱军，乘胜进据魏都洛阳，成为实际控制北魏政权的“太上皇”。这年的七月，高欢攻克晋阳，彻底铲除尔朱势力。

高欢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定居晋阳遥控朝政。从此，高欢及后来的北齐历代帝王，刻意经营晋阳，使晋阳成为北魏、东魏、北齐三代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史称“霸府”。

534年，北魏孝武帝不甘作高欢傀儡，高欢兵进洛阳废其帝位，另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史称东魏。

　　武川人宇文泰（鲜卑人）率领自己的部众西入潼关，亦拥立元宝炬为帝，史称西魏。北魏遂告消亡。

中国北方也从统一走向分裂，但是这种分裂是暂时的，不久，宇文泰的后继者就会统一北方，再统一中国（北周、隋）。

西魏的权臣宇文泰为了对抗东魏，创设了府兵制，以十二大将军、八柱国为其将领，这些人都是武川出身，成为西魏以及后来北周的统治层。

　　八柱国中赵贵成立宇文泰之功，元欣佐宇文泰以皇室之威，李虎以战立名，李弼将略能军，于谨以谋辅事，侯莫陈崇以勇纵横，独孤信以德抚民，正是这些人铸就了宇文泰及北周的辉煌。

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建立北周，北周武帝宇文邕攻灭北齐，统一了华北。其子北周宣帝行事奇异，继位后不久即禅让予幼子北周静帝，自诩为太上皇而耽于游乐，政事全交给皇后杨丽华的父亲，外戚杨坚。杨坚最后取代宇文氏，作为关陇贵族集团的代表，建立大隋。

八柱国简介：

　　宇文泰家族

宇文泰是南北朝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他所创建的功业深深的影响到了他以后的中国数百年的历史走向，他生于乱世，却冷静沉稳，豁达大度的性格，“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几乎是以非常理智的方式治理国家，他不尚虚饰，崇尚简朴。在数十年的军事政治生涯中，他勤修内政，建树颇多，首创的府兵制，复古为今的六官制，也成为后世六部制的蓝本。

宇文泰在用人上奉行唯贤是举，不限资荫，只要德才兼备，那怕出身微贱，亦可身居卿相。宇文泰的这一选官思想体现了打破门阀传统的新精神，保证了西魏吏治较为清明，也为大批汉族士人进入西魏政权开辟了道路。

（上图，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护，是西魏后期、北周初期的重要权臣）

　　宇文氏在这一时期内也是人才辈出，除了独掌大权的宇文护和英明神武的周武帝宇文邕（上图）外，在十二大将军中也有宇文泰一族两人：宇文导与宇文贵。宇文泰及其子孙较为宽仁，在篡西魏之后并不是像历代那样杀尽先朝的皇族，反而与之以高官厚禄，这种宽仁的风格也为唐所沿习。

北周武帝宇文邕是宇文泰的第四子，“幼而孝敬，聪敏有器质”。宇文邕在位期间发动灭佛运动，使国家经济势力增长，国力大大增强，为灭北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吸收均田上广大汉族农民充当府兵，扩大了府兵队伍。

宇文邕发兵灭北齐，统一北方，结束了自东西魏分裂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为日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元欣家族：

　　元欣字庆乐，其父为魏献文帝之子广陵王元羽，其弟为西魏节闵帝元恭，是地地道道的北魏鲜卑皇室近支。

元欣为人粗鲁率直，素以飞鹰走狗为乐，并不见得有什么大才，但当魏孝武帝为高氏所迫出逃关中投靠宇文泰时，元欣率先响应，这一步好棋给他带来了后半生的煊赫荣华，一下子成为西魏皇室诸王之首。

十二大将军里也有元氏三人：广平王元赞、淮安王元育、齐王元廓。总体来看，从西魏到北周，一方面，元氏诸王甘于置身宇文泰之下，甚至是被篡位也没作出多大反抗，另一方面，元氏与宇文氏频繁通婚，所以到了北周，元氏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更加繁盛。（这种情况，还是鲜卑游牧文化的传统作用力，首领更替是实力说话，并非大逆不道，落选或让位的家族还是可以和新进的实力派家族和谐同存的）

独孤信家族

　　独孤信，出自云中（呼和浩特地区）的鲜卑别部，本名独孤如愿，少年时风度过人，任勇好侠，后投入葛荣帐下。独孤信在军中对着装修饰都非常重视，打扮不同于一般人，因此他又被人称作“独孤郎”（上图，老年独孤信画像和现代复原的青年独孤信）。

葛荣败亡后独孤信跟随尔朱荣征战各方，因功升至武威将军，甚得魏孝武帝看重。魏孝武帝入关之时，独孤信辞别家人单骑追上魏帝相随，成为一时间美谈。而独孤信与宇文泰又是武川老乡，自小就十分友善，故入关之后甚见重用。

后来独孤信与杨忠攻下了东魏的荆州，随后东魏高敖曹以大军来攻，独孤信不敌，奔入南朝梁，三年后才回归西魏，其忠心如一得到了梁武帝称赞。 “十四年，进位柱国大将军。”

后来赵贵谋反事泄，独孤信受到连带，为宇文护所逼，自尽。

　　独孤信一生都以德信着称，尽管战事非其所长，但凭其德信树立的威望，即使是偶有战败，也不损其名，他的功劳也多在安抚各方，深得民心，在陇右、荆襄地区都享有很高的声望，宇文泰因此命他将名字由“如愿”改为“信”。

独孤信死后也因此常为时人所怀念，加之北周的两个皇后和隋文帝的皇后及李渊之母都是独孤信的女儿，因此他的名誉随后就得到了恢复。（上图，独孤信的家族网络）

侯莫陈崇家族

　　侯莫陈崇，代郡武川人，鲜卑别部。自十五岁起侯莫陈崇便随贺拔岳征讨葛荣、邢杲、元颢，在征讨万俟丑奴时，侯莫陈崇单骑冲入敌阵，于马上生擒万俟丑奴，因功被封安北将军。

贺拔岳死后侯莫陈崇归入宇文泰麾下，随后“三年，从擒窦泰，复弘农，破沙苑，增邑二千户。四年，从战河桥，崇功居多。七年，稽胡反，崇率僸讨平之。”

“十五年，进位柱国大将军”，在宇文护掌权时因说出晋公宇文护必死之言被勒令自尽。侯莫陈崇三子皆为周将，而其兄侯莫陈顺更是十二大将军之一。

李虎家族

　　李虎为陇西成纪人，其祖先为晋末的凉武昭王。李虎早年是贺拔岳的旧部。善于射箭，轻财重义，雅尚名节，因此深得贺拔岳的器重。元颢进入洛阳，李虎跟随贺拔岳将其平定。李虎因功受封宁朔将军。后随贺拔岳击败万俟鬼奴，留镇陇西，累次升迁至东雍州刺史。

北魏孝武帝任命李虎为卫将军，派他到宇文泰那里辅佐镇守关中。后与宇文泰平定侯莫陈悦，恰逢高欢进入洛阳，李虎率军迎接北魏孝武帝到潼关，因功授任骁骑将军。

537年，李虎受封陇西郡公，与安定公宇文泰等号称“八柱国”。 李虎于西魏成立之前去世，其子李炳也随后早逝，由时年七岁的李渊袭爵。

　　李渊之母与后来的隋文帝杨坚之妻为姐妹，都是八柱国之一独孤信的女儿，因此李渊深为其姨母即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所喜爱，而且又与隋炀帝为表兄弟。

　　李渊与杨广这对表兄弟是标准的鲜卑与汉人混血后裔，至于老李家是不是像他们后来说的，是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后裔，那就查无实据了。

李弼家族

　　李弼，辽东人，为人沉稳，有远见豪气，而且膂力过人。最初投于尔朱天光麾下，后来跟随贺拔岳、侯莫陈悦，当宇文泰与侯莫陈悦争夺关中霸权之时，李弼的率众投奔宇文泰。

李弼作为宇文泰的大将经历了平定关中、抗击高氏的诸次战役，特别是在宇文泰与高欢的沙苑大战中，当宇文泰的左军遭敌强攻之时，李弼果断的领轻骑向敌突击，将敌军横截为三段，由此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548年，北稽胡人造反，李弼征讨平定之，转职为太保，加柱国大将军。 到了北周之时与于谨并为元老，死后被追封魏国公。李弼后代在周为魏国公，在隋世袭蒲山公，其次子李曜之孙就是在隋末乱时间纵横一时的枭雄自称蒲山公的李密。

赵贵家族

　　赵贵，天水南安人，在战乱中逃亡到中山，被逼加入葛荣军，后又跟随贺拔岳平定关中，以军功做到了镇北将军。随后出奔平凉，拥立宇文泰为主帅。平定关中后赵贵又参加了宇文泰与高欢在河桥、玉璧、邙山的激战，“寻拜柱国大将军。

宇文泰死后，宇文护辅政，赵贵自认为当年和宇文泰平起平坐，而今却要居于宇文护之下，甚为不平，于是与独孤信密谋杀掉宇文护，但在即将动手之前被独孤信制止，随后为宇文盛告发，赵贵因此被宇文护诛杀。

于谨家族

　　于谨，河南洛阳人，出身于北魏正规军，在镇压边镇大暴动出谋划策，立下大功，被魏帝封为积射将军，后一度位至北魏征北大将军，但他在尔朱天光与高欢之争中站在尔朱一边，不久尔朱大败，于谨逃入关中。

于谨向宇文泰献都关中之策，跟随宇文泰参加了诸次战役，并带领宇文护、杨忠攻下了梁都江陵，进位柱国大将军。

宇文泰死后，宇文护受命辅政，而于谨在大多数人迟疑之际，说服大家服从宇文护的权威，化解了分裂倾向。 于谨诸子在周隋间皆位重一时，历周隋两朝更显其盛。

在前面的介绍里，贺拨岳是一个出现很多的名字，八大柱国十二大将军里面，很多人都是跟着他成长起来的，可以说他是关陇集团的先驱。

　　贺拔岳也是鲜卑人，出生在现在的山西朔州，他是北魏末年的著名将领。他开始也在边镇从军，后来六镇起义爆发，他选择了投效朝廷，跟随尔朱荣平定起义军。后来有长期与高欢对抗，忠于北魏朝廷，最后被在高欢离间下，贺拔岳于平凉被侯莫陈悦用计所杀，他的余部被宇文泰收入囊中，发展成为西魏的中坚力量——关陇贵族集团。

十二大将军

　　十二大将军具体为元育、元赞、元廓、宇文导、宇文贵、李远、达奚武、侯莫陈顺、杨忠、豆卢宁、贺兰祥、王雄，皆世之名将。其中杨忠即为隋文帝杨坚之父。

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里面，基本都是鲜卑人和汉人，在当时的北魏（包括后来的西魏、东魏、北齐、北周），这两大民族是战略结盟的联合体，是关陇贵族组成的主体。北魏汉化、鲜卑汉人融合是当时的大势力，而高车（丁零、敕勒）、匈奴（山胡）等人民，则受到压迫和欺凌，最后造成了大规模的起义。

上文讲的著名起义领袖破六韩拔陵就是匈奴后裔，下面我们再看看另外两个起义：

盖吴起义

　　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卢水胡（匈奴的一支）人盖吴聚众反魏的起义。

盖吴聚众反魏，拥众10余万，遣使上表依附南朝宋。魏长安镇副将拓跋纥领兵攻盖吴，拓跋纥败死。魏太武帝拓跋焘又征发高平敕勒部的骑兵赴长安(今西安)，命将军叔孙拔统领三州兵马共御盖吴军。

时迁居于河东(今山西永济)蜀人薛永宗聚众响应盖吴，袭击闻喜(今属山西)，为当地地主武装所击退。魏帝命薛拔纠合宗族百姓，列营于黄河沿岸，阻断盖吴和薛永宗两部义军往来之路。盖吴自称天台王，下设文武百官。

　　五月，盖吴收集所部兵马，聚于杏城，自号秦地王；声势复振。魏帝又遣永昌王拓跋仁、高凉王拓跋那督长安以北诸军进攻盖吴。高凉王拓跋那击破盖吴，俘其二叔，予以收买。不久，盖吴被其叔所杀(一说在作战时中流矢而亡)。

为了平息盖吴起义，北魏强征了很多高车、敕勒、匈奴、山胡等部族当兵，这就又逼迫得这些部族爆发很多起义，最终导致北魏分裂灭亡。

鲜于修礼（？—526），北魏末河北起义领袖。丁零族（敕勒部落鲜于氏，是后来的突厥同族），原为北镇五原边民。曾任怀朔镇（今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兵。

　　六镇之叛失败后，余众被置于冀、定、瀛三州就食，称降户。孝昌元年(525)，破六韩拔陵起义受挫后，降魏的二十余万六镇义军分散于冀、定、瀛等州就食。二年起义，建元鲁兴。进攻州城，败魏兵。义军势日盛。

继与柔玄镇义军杜洛周会合，众至十余万。大败北魏大都督长孙稚与河间王元琛于滹沱河旁的五鹿。同年八月，被混入义军的北魏宗室元洪业杀害。

      西魏形成的关陇贵族在北周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个集团的代表杨坚建立了大隋，统一了天下。到了隋炀帝杨广时代，皇权与关陇贵族集团的矛盾导致了天下大乱，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关陇集团获胜，只不过他们把自己的代言人换成了李渊。

所以，唐朝初期继承的还是“关中本位制度”，西魏以来，从北周，隋朝直到唐初，统治者基本都是“关陇集团”成员，出自武川。

西魏－北周时代不仅关东族望的李家要改族望为“陇西”，后来甚至改姓为“大野”。之后虽然鲜卑化趋势缓解，但是无论宇文，杨（普六如），李（大野），以及独孤，窦，长孙等，均是关陇集团成员。

那么，关陇集团是如何消亡的呢？

　　首先，是李世民时代的战争消耗。李世民取得了天可汗的称号，并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集中了大量的人力、武力，靠打仗获得的。这其中，关陇贵族和大唐李氏当时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对付的都是共同的敌人，而这些敌人不是其他汉人贵族集团或地方势力，而是吐蕃、突厥、高句丽、薛延陀、契丹这些外蕃。所以，关陇贵族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财产出钱出人，极大的消耗了自身的力量。

其次，李世民时代，大批外蕃部族、将领归降大唐，他们在初唐时代，为大唐四处征战。在牺牲了大量人口之后，也取得了很多军权。胡兵、蕃将虽然不能主导大唐的军事力量，但他们消弱了同样依靠当兵打仗而形成贵族集团的武川——关陇系的军事实力，也就是说，关陇对大唐军队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了。

　　第三，经过初唐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大唐本土安定富足，关陇贵族集团逐渐丧失了自身鲜卑游牧民的吃苦耐劳的本性，更多的最求享受，这和后来的辽、金、元、清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一样，就像上图描绘的，骑马打仗被打马球取代了，在外征战的都是突厥、铁勒、高丽等后辈外族的事情了。

到了武则天时代，关陇集团的核心依然在长安。武则天执政期间关陇集团成员对她的统治造成极大很大阻力，为此武则天则以“临幸”东都，并支持科举取士，来对抗关陇集团的世袭贵族。

　　武后载初元年（690年）武后在洛城殿对贡士亲发策问，是“殿试”之始。是年遣“存抚使”十人巡抚诸道，推举人材，一年后共举荐一百余人，武后不问出身，全部加以接见，量才任用。

抬高科举进士，就是贬抑关陇的世袭贵族。武则天为了对抗敌对势力，发展科举制度，开创了“殿试”。皇帝可以亲自主持考试，选拔人才。

       关陇集团其实在高宗时期已经被削弱，武则天才能轻易的浆砌瓦解。

　　高宗李治坐稳皇位后，其内心深处对舅舅长孙无忌的忌惮是不言而喻的，对关陇贵族控制朝堂也是极度不满的。恰在此时，爆发“废王立武”事件。

　　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关陇贵族极力反对。高宗与武则天甚至登门送礼，与长孙无忌商量废王立武。然而，长孙无忌并不买账。

　　唐高宗虽然柔弱，但他当连选老婆这类事都做不了主时，也按耐不住了。武则天怂恿高宗与这些“老朽”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顺势为自己谋取更大的政治资本。

      于是，唐高宗遂借“废王立武”重振皇权，打击关陇贵族集团势力。

　　他们重赏首个明确支持“废王立武”的五品官员李义府，很多官员看到支持“废王立武”有利可图，便转而支持立武则天为后，很快就形成了以许敬宗、李义府为首的“拥武派”。
　　当时托孤重臣中只有李勣表示沉默，高宗征求他的意见，李勣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僵局至此结束，高宗的主意已定。

李勣（他就是徐茂公，徐勣，赐姓李，不是陇西李姓）代表了朝臣中非关陇贵族出身的大臣对长孙无忌集团的反抗，也使高宗和武则天看到了朝廷内外正在兴起的一股新生力量。

　 655年，李勣主持了册立新皇后武则天的典礼。长孙无忌被排除在废立大事之外，表明关陇集团已经丧失了其在王朝政治中的核心地位。

　　随即，高宗先后罢黜了褚遂良、韩瑗、来济等关陇贵族集团的骨干人物，将他们远贬蛮荒。
　　659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许敬宗等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了一桩朋党案，进行政治陷害，诬奏长孙元忌伺机谋反。

唐高宗竟然不与长孙无忌对质，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或杀。

　　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合此案，许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

　　长孙无忌之死，等于干掉了关陇贵族集团的旗帜性人物，标志着这个强势集团行将崩溃。武周代唐后，经过武则天及酷吏们的残酷清洗，包括很多李姓宗嗣的也被杀戮和流亡，关陇贵族集团终于黯然谢幕了。

我们再次梳理一下本集的脉络：

　　五胡十六国时代，各族势力在中国北方激烈斗争，民族政策各异，胡汉结盟、胡汉分制等等政策此起彼伏，混乱不堪；

　　拓跋鲜卑最终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与北方汉族士族结盟，形成了政治军事与文化思想结合的联合体，最终统一北方；

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共同控制北魏政权，分享胜利果实；

鲜卑和汉族军事力量共同镇守边镇，形成北魏六镇的军事领导集体；

高车（丁零、敕勒）、匈奴、山胡等其他突厥系、匈奴系的民族受到压迫和欺凌，最终形成大规模起义，导致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最后分别由汉人和鲜卑人建立了北齐和北周取代：

鲜卑人和汉人的军事领导集体从北方边镇迁到关陇居住，形成关陇贵族集团，他们再次和北方士族结盟，建立大隋，取代北周；

大隋希望加强皇权与中央集权，与关陇贵族势力决裂，最后被大唐取代；

　　初唐时期，由于对外战争频频，在对高丽、吐蕃、突厥、吐谷浑等国的长年战争中，关陇贵族的军事实力被分化、消耗、瓦解，到武周时期，在与皇权的争夺战中败北，最终消失；

虽然唐朝的科举制度力图消除汉族门阀世家的权势，但北方士族审时度势，注重教育，顺应科举，在整个唐朝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终唐一朝，地位显赫；

北方士族在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北方再次陷入长年战乱，作为儒家代表的他们，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扶持、依靠，最终一部分消融到北方汉人当中，一部分南迁成为客家人。

这就是本集的主要内容：魏晋开始直到五代十国，鲜卑、汉族、武川、关陇、士族、贵族的变迁。

下面，我们再通过一个人的故事，看看拓跋鲜卑是如何同汉族士族结盟、联合、发展的，这个人就是——崔浩。

崔浩简介:

　　崔浩（上图，卡通形象），字伯渊，小名桃简，清河郡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人，出身于著名的大士族家庭——清河崔氏。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帝三朝，官至司徒，参与军国大计，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起了积极作用。后人称颂为“南北朝第一流军事谋略家”。 

崔浩和范阳高门卢玄是表兄弟，连姻皆士族。他的七世祖崔林，三国曹魏时官拜司空，封安阳亭侯。曾祖崔悦，为后赵石虎的司徒右长史。祖父崔潜，为后燕黄门侍郎。其父崔宏，号称冀州神童，北魏初累官至吏部尚书、大人，赐爵白马公.

早年经历：

　　崔浩比他父亲更有才华 ,少年时读了儒学和史学著作，对于天文、阴阳和诸子百家的著作，也无不涉猎。在精心研讨各家宗旨和深刻含义方面，当时没人能和他相比。

崔浩长相如美貌妇人，自比张良。 20岁时，就担任了通直郎的官职，不久升为著作郎。魏道武帝拓跋珪见崔浩擅长书法，常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身边。

拓跋珪到晚年时，病重多疑，精神失常,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北魏政局，岌岌可危。内廷许多亲近的人，都因为细小的过失而受到惩处，于是大家无不逃避躲藏，以避免眼下的不测之祸。此时，唯独崔浩恭敬殷勤，慎守职事,不稍懈怠，有时整日不归家。他老爸崔宏也小心谨慎，既不得罪，又不献媚取宠，故父子安然，得以免祸。

　　409年，拓跋珪被其子拓跋绍杀死，明元帝拓跋嗣（上图）即位，拜崔浩为博士祭酒，为明元帝讲授经书。

明元帝好阴阳术数，神瑞元年(414年)时，听了崔浩讲《易经》 、 《洪范·五行传》 ，非常赞诩。命崔浩占卜吉凶，参考天文，解决疑惑问题。崔浩把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举其大要，用来占卜各种灾祥变异，多有应验。

驳迁都

　　415年，魏国首都平城（山西大同市）连年霜旱，秋谷歉收，发生粮荒。云中、代郡很多百姓饿死。太史令王亮、苏坦对明元帝说：“平城连年霜旱，有人观天象说，必有大难，我们不如把国都从平城迁至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

明元帝向群臣咨询意见，崔浩对明元帝说：“以臣之见，国家迁都于邺，虽可暂时解救今秋之饥，但并非长久之策。东州（太行山以东各州）之人，一向认为魏国地大物博，人口、牲畜众多。现在如果迁都，东部各州分配不了多少人，而且让鲜卑人和汉人杂居各地，处于荒野山林之中，水土不服，疾病流行，会使人们意志沮丧。四方人士知道了真实情况，也易产生蔑视和欺侮鲜卑族人的念头。

同时，北方的柔然等部族也会乘机而入。那时，云中、平城就有沦为敌手之患，那时想回师援救，因中隔恒山代土，恐怕也来不及。如果暂不迁都，即使山东发生变乱，也可轻骑南出，耀武扬威，人们不知虚实，必然望尘畏服。这正是国家威制中原的长远方略。再说，到明春牧草生发、乳酪充足，兼有苹果，足以接济来秋。如果再有一个好的夏收，形势就可变好了。“

　　明元帝拓跋嗣听了这一番高论，觉得很有道理，可又很不放心地问崔浩：“假如挨不到来秋，或者来秋庄稼不熟，将又如何是好？”崔浩献计说：“你可以把那些最穷的民户，下到各州去就食，如果来秋仍然庄稼歉收，就再想别的办法。但切切不可迁都！”明元帝拓跋嗣听从了崔浩的劝告，于是挑选了一批最穷困的民户，下到各州去就食。第二年秋天，收成很好，百姓富足，人心安定，国家度过了难关。

隔岸观火

　　416，东晋太尉刘裕北伐后秦，水陆并进。晋军势如破竹，后秦连连败退。为顺利进军关中，刘裕派人假道于魏。明元帝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北魏满朝公卿大臣群起反对，认为刘裕此举比定图魏，应该出兵阻止刘裕军队沿河西上。

只有崔浩站出来反对说：‘目前柔然不断向我侵扰，国内缺粮，我们不宜出兵迎敌。如果向南出兵，则北寇进击；如果出兵救北方，则东方又面临危险。因此，不如借道刘裕，纵其入关，然后堵塞其归路。这样就像卞庄打虎，专等两虎咬斗之后再动手，就可以一举两得’。

明元帝还是担心中了刘裕之计，最终没有同意崔浩的建议，派司徒长孙嵩带领十万人驻于黄河以北，并派出数千骑兵于黄河北岸跟随与监视刘裕军的西上。刘裕进军受阻，遂于四月以车兵弓弩兵及长矛兵等组成“却月阵”，魏军以3万骑进攻，大败而归。明元帝闻魏军惨败，后悔不迭，恨不能用崔浩之计。

等到刘裕（上图，小名寄奴）兵临潼关时，明元帝又问计于崔浩，崔浩回复说“后秦皇帝姚兴一死,二子交战，众叛亲离。刘裕乘其危前去攻打，兵精将勇，以我看来，必胜无疑。”，他又预料刘裕不会久留关中，将来必会篡晋，而‘夏国国破家覆，孤子一身，依附于姚氏，受姚氏封荫。但却不思报恩，而乘人之危，纯是小人，虽能横行一时，但最终要灭亡的。关中比定为陛下所得’，

　　他分析北魏自己的情况时说“我们兵马虽强盛，但没有韩信、白起那样的将领。长孙嵩虽有治国才干，但无带兵进攻的能力，不是刘裕的对手，而且我们西有夏国，北有柔然，这两个敌人还存在着，我认为等待一下，看一看形势再动，也晚不了。”

这一次，明元帝拓跋嗣完全赞同崔浩的策略。历史也完全证明了崔浩的预见。

破夏

　　公元423年,拓跋焘（小名：佛狸）即位,是为北魏太武帝。（上图，辛弃疾的词里，佛狸祠，就是拓跋焘的祠堂，寄奴曾住，说的就是南朝梁武帝刘裕，小名寄奴）

拓跋焘即位后，面临一个重大决策：先灭夏还是先伐柔然？鲜卑将领们一致主张打柔然，原因很简单，他们贪的是可以俘获大量人畜，他们怕的是夏国国都统万城坚固难攻。

崔浩却没有那么短视：“柔然来的时候，像飞鸟一样霎时集结；去的时候，也像野兽一样霎时逃散。用大军追赶，一定无法追上，如果用少量的军队追赶，又无法把他们制服。赫连氏土地不过一千里，政治残暴，刑法酷烈，得不到上天保护和人民的拥护，应当先讨伐赫连氏。”

几个月后，夏王赫连勃勃死了，其诸子争权，拓跋焘亲率大军进击统万城，这次虽没有攻占统万，但消灭了夏国主力，赫连氏只有守孤城等死的份了。

第二年，拓跋焘再攻统万，这次崔浩献计说：‘我们如果十几万大军全部抵达夏都统万城下，夏王赫连昌一定害怕，就更不敢出城作战了。我们应采取‘以强示弱’的策略，只派一支精锐骑兵，把辎重留下，这样夏王赫连昌就不会害怕了，很可能出城与我们交战，想趁机消灭我们的小部队。这样，我们与之决战，一战而胜，统万城唾手可得。’

　　于是拓跋焘决定留下辎重，率领轻骑兵三万人，加速先行进发。到达统万城后，拓跋焘将大军分别埋伏在深谷之中，只派少数部队来到统万城下。

可是赫连昌不上当，于是崔浩献计，让军队撤退，让将士向西大肆劫掠居民，还故意让犯死罪的士卒逃走报信。于是赫连昌终于上当，以为‘北魏军的粮草已经用尽，军中士卒每天只吃菜，而辎重补给还在后方，步兵也未能赶到。‘于是引兵追击，诱敌出洞的计谋终于成功。

　　魏，夏两军决战之时，突遇风雨，飞沙蔽天，魏军逆风，不利作战，拓跋焘也马失前蹄，险些被俘，宦官赵倪，精于占卜术，他对太武帝拓跋焘说：“如今风雨是从敌人头上袭来，我们逆风，敌人顺风，这表明天不助我。更何况我们的将士饥渴交加，希望陛下暂时避开他们的锋芒，等以后再寻找时机。’此时千钧一发，稍有迟疑，全军溃败。

此时千钧一发，稍有迟疑，全军溃败。 崔浩挺身而出，厉声喝止说：“这是什么话！我们千里而来，自有制胜的策略。敌人贪图眼前的胜利，不会停止追击，也没有后继部队。我们应该埋伏一支精兵，适时出击，向他们发起突然的进攻。刮风下雨，乃自然现象，怎么可以认定是天不助我？！”。

　　于是拓跋焘重新部署，全力反攻，夏军终于撑不住，全军崩溃。夏主赫连昌来不及跑进城，于是便逃奔上邦。用来‘统一万邦’的天下第一城到了几乎没有人防守的地步，北魏终于进入统万城（上图）。

征柔然

　　破统万城之后，拓跋焘为摆脱北面柔然与南朝宋腹背受敌的威胁，决意集中力量打击柔然。公卿大臣们担心宋军乘机北进，竭力劝阻，只有太常崔浩极力赞成。

崔浩很有把握地说：‘现在刘宋自刘裕去世后，元气一直未恢复，对我构不成直接威胁。我们统一北方的大业，首先应对北方的强国夏国、蠕蠕（柔然）下手。夏国现在已被我打败，大伤元气，气数已尽，灭亡夏国已是时间问题了。蠕蠕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常口吐狂言，我还未真正重创它，所以必须调集精兵，趁蠕蠕骄横轻敌的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蠕蠕境内，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到时一定能获全胜！”

于是群臣推举太史令张渊、徐辩出面劝阻。张渊年轻的时候，由于曾经劝阻过苻坚，不可以南伐，苻坚不肯接受，结果大败而名噪一时。拓跋焘命令当庭辩论。

张渊的理由是：当年是已己年，属于‘三阴之岁’，‘太白在西方’，故不能举兵，否则必定失败。

　　崔浩针锋相对，有一番‘五行生克’的高论。“阳是恩德，阴是刑杀，所以出现日食时，君主要积德，出现月食的时候，要注意刑罚。帝王使用刑法，对犯罪的人则绑缚肆市处决，对于犯大罪的敌国，就应该使用甲兵消灭它们。今天出兵讨伐有罪之国，正是加强刑罚。我观察天象，近年以来月亮运行遮盖昴星，到现在仍然如此。这表明，三年之内天子将大破旄头星之国。柔然、高车（上图，突厥族群在当时因为会造车，而被汉人称为高车人）都是旄头星的部众，希望陛下不要犹豫。”

　　张渊等人羞愧难言，辩解说：“柔然，是远荒外不确定的东西。我们得到他们的土地，也不能耕种收获粮食，得到他们的百姓也不能当做臣民驱使。而且他们疾速往来，行动没有规律，很难攻取并彻底制服，有什么事如此急迫，要动员大队人马去讨伐他们？”

崔浩说：“张渊、徐辩如果谈论天文，还是他们的本职，至于说到人间的事情和当前的形势，恐怕不是他们能确切了解的。这是汉朝以来的老生常谈，用在今天，完全不切实际。"

　　"为什么呢？柔然本来是我们国家北方的藩属，后来背叛而去。今天我们要谋杀叛贼元凶，收回善良的百姓，使他们能够为我国效力，不是毫无用处的。世上的人都信服张渊、徐辩深通天文，预知成功或失败。那么，我倒想问问他们，在统万城没有攻破之前有没有溃败的征兆？如果不知道，是没有能力；如果知道了却不说，是对皇上不忠。”

　　当时前夏主赫连昌在座，张渊等人自以无先言，惭不能对。太武帝非常高兴，对大臣们说：“吾意决矣。亡国之臣，不可与谋，信矣哉”

为了打消太武帝拓跋焘最后的疑虑，崔浩又进言：‘刘义隆今日君臣，非刘裕时可比，他们如果敢来，譬如小马小牛斗虎狼，有何畏惧？

　　’‘如今夏季，柔然的习惯分散放牧，秋天牲畜肥壮，方才集中，天寒时南下掳夺，现在出其不意，大举袭击，必定成功，只怕诸将不肯深入，不能全胜’他口若悬河，舌战群臣，终于令佛狸彻底打消了疑虑，决计大举讨伐柔然。

　　这次远征，根据崔浩的“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谋略，果然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柔然主力溃败，提出和亲。从此不再是北魏的主要威胁。也正如崔浩的担心，当魏军进到琢琊山，诸将怕有伏兵，劝佛狸停止进军，七月，魏军班师。后来得到情报，再前进两天，就可以把残部消灭光。佛狸后悔不已。

灭北谅

　　432年,拓跋焘又灭了北燕，在统一北方的道路上，只剩下西北角的北谅苟延残喘。439年,拓跋焘讨论伐谅之事，这次还是群臣反对，特别是一个叫李顺的反对得最厉害。此人为是佛狸身边第二号谋士，在征夏伐柔然等诸多战役中，表现出卓越的见识和谋略，也深获拓跋焘信任。他作为拓跋焘的特使出使北谅12次，对北谅的情况了如指掌。也曾在拓跋焘面前预言北谅沮渠氏离败亡不远了。

但是此人贪财，逐渐被北谅的沮渠氏用重金收买。拓跋焘以前数次想动手收拾北谅，都被李顺劝阻。这次他看到拓跋焘决心很大，只好编造谎言“从温圉水以西直到姑臧，遍地都是枯石，绝对没有水草。当地人说‘姑臧城南的天梯山上，冬天有积雪，深达几丈，春季和夏季的时候，积雪融化，从山上流下来，形成河流，当地居民就是引雪水入渠，灌溉农田。如果凉州人听说我们大军开到，一定会断绝渠口，让水流尽，我军的人马就无水可用。姑臧方圆百里之内，土地因无水寸草不生，我军人马难以久留”。

崔浩反驳说：“《汉书·地理志》中讲道：凉州的畜产，天下最为富饶。如果那里没有水草，牲畜怎么繁殖？另外，汉朝绝不会在没有水草的土地上兴筑城郭，设置郡县。况且，高山冰雪融化以后，只能浸湿地皮，收敛尘土，怎么能够挖通渠道，灌溉农田呢！这种话实在是荒谬不可信。”

　　李顺恼羞成怒地说“耳闻不如眼见。我曾经亲眼看到，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辩论？”崔浩一针见血地说：“你接受了金钱贿赂，就想要替人家说话，你以为我没有亲眼看到就能被你蒙蔽吗？”

后来太武帝决意亲率大军讨伐，当看到姑臧城外水草茂盛，便十分痛恨李顺，对崔浩说：“你当年说过的话，今天果然应验了。”　

　　崔浩回答说：“我不敢不讲实话，一向如此。”

而李顺不知悔改，三年后奉旨赏赐群臣时又接受贿赂，太武帝大为震怒，两罪俱发，处死了李顺。

昔日北凉国的首都姑臧城，就是现在的甘肃武威，上午是武威为了纪念北凉著名的高僧鸠摩罗什而建的寺庙。

受宠

　　作为统一战争的谋主，崔浩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重大的军事决策，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屡建功勋，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除了以上事件中以外，崔浩在平息薛永宗，盖吴暴乱，征讨吐没骨部落，吐谷浑以及南征刘宋等战争中屡献奇谋，屡建奇功。可以说，没有崔浩，拓跋焘是不可能统一北方的。

拓跋焘曾对崔浩说：‘你才智渊博，历事我的祖父与我父亲，尽忠三世，因此我对你特别看重。希望你凡有所思，直言相告，助我治世。我有时脾气不好，也许不能采纳你的建议，但过后静思，却总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 （上图，大同市，崔浩塑像）

他还曾指着崔浩，对新归降的高车酋长们说：’你们别看此人纤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但他胸中所怀，却远远胜过甲兵。但我征战前犹豫不决之时，都是他使我下定决心，而且总是大获全胜。这都是他的功劳！

　　他曾召集众尚书，下令道：‘日后凡属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都应先征询崔浩的意见，然后再可实施’ .拓跋焘对崔浩不仅是信任，而且很亲近。

他有时到崔浩家中向他请教，崔浩接待皇帝仓促之间，来不及制作精美的食品，就搬出家常菜肴，拓跋焘总是高高兴兴拿起来就吃。崔浩进宫见驾，地点也不限于朝堂，可以出入卧室。 就是这样一个深受尊敬信任又极为亲近的重臣，一夜之间，遭到了灭族之祸。杀他的正是太武帝拓跋焘.（上图，拓跋焘的鲜卑造型和汉族造型）

冤死

　　在拓跋焘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崔浩曾亲见寺僧藏匿武器，崔浩笃通道教，主张废佛。北魏太武帝由此下令关闭长安沙门，焚烧寺院，捣毁佛像，史称「三武之祸」。寇谦之以杀僧过多，曾苦求崔浩，阻止灭佛行动。当时「一境之内，无复沙门」,朝野间怨声载道。

崔浩掌权后，企图按照汉族的世家大族的传统思想，整理、分别和规定氏族的高下。“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表弟卢玄劝阻他说：“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有几人！宜加三思”。但崔浩不从，从而得罪了众多的鲜卑贵族。

崔浩之弟崔恬嫁女儿给王慧龙，王氏是太原大族，世代遗传齇鼻，在江东被称为“齇王”。

　　崔浩见王慧龙时，一看到他的齇鼻，就说：“的确是王家男儿，真是贵种！”又多次对朝中的鲜卑诸公称赞他长得俊美。

　　司徒长孙嵩（上图，中）听了大不高兴，就向太武帝告状，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叹服南人，是“有讪鄙国化之意”。

太武帝大怒，把崔浩传来训斥，崔浩脱帽叩头，自责了一番才得到宽恕。

      打江山的时候，鲜卑贵族和汉族士族可以联合在一起，得到江山之后就分赃不公（崔浩抬高汉族士族），最后导致联盟破裂，这是很多利益集团的通病，但给崔浩带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还是《国史》事件。

      439年，太武帝命崔浩（上图）续修国史。崔浩写的《国史》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肯定是鲜卑人早期被匈奴打跑躲到山里，后来匈奴被大汉击败，趁机占领匈奴地盘和匈奴人通婚的问题）。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太武帝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

      450年，太武帝诛杀崔浩，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

      北方士族在“国史之狱”遭到了沉重打击。宋人刘攽指出鲜卑贵族与赵魏大族的矛盾，是颇有见地的，而崔浩正是这种矛盾的牺牲品，“国史之狱”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

      崔浩作为军事谋略家，深为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所器重。作为统一战争的谋主，崔浩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重大的军事决策，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屡建功勋，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崔浩才艺通博，除了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就外，在天文、历法、法律、饮食、宗教等方面都做出过重要贡献。崔浩的才干与权力，引起了执政的北方民族拓跋氏及其他人的忌妒，相与谮毁，以修史宣杨“国恶”的罪名被灭九族。

     简介了北魏、拓跋鲜卑与汉族士族之间的情况，我们最后再看看 中国最后的贵族——魏晋隋唐的士大夫集团。

      中国历史上的士族政治，萌芽于东汉中期，亡覆于唐朝末年。

很多人认为：士族政治，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随着经济上的“占田荫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两大特权的消失，而呈逐渐削弱消亡的局面。

      其实这是一种的误解。因为，中国士族政治时代有两个阶段最为辉煌，一是两晋南北朝，二是唐朝。唐朝时，尤其是中晚唐，士族政治不仅没有暗淡；相反，却再次奇异地辉煌起来——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回光返照”，而是士族审时度势、顺应科举的结果。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代，汉族士人讲求门第出身，这种影响波及胡人政权，以至于鲜卑建北魏，出于与汉人高门达成政治合作的考虑，亦极重视门第，在孝文帝时代，曾十分隆重地对汉人腹地——“山东”地区的士族进行排名

      这里的“山东”（崤山以东），主要囊括今天的山西一部、山东、河北大部与河南。在时人眼里，“山东士族”最高门也即天下士族最高门了。排姓氏时，陇西李氏担心不在尊位，故乘驼星夜赴洛阳，但到时“四姓高门”已定：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没有陇西李氏。

      其实，在当时，陇西李氏亦十分显贵，其李宝一支亦被定为甲族，最终也成“四海大姓”之一。太原王氏的影响力在北魏时已减退，至唐时更是大衰，“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鈒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故唐时新“四姓”已为崔、卢、李、郑。

       自唐起博崔、赵李已正式成为超级豪门，所以唐朝的士族是——“五姓七家”：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
      自中唐开始，人们世家大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固，士庶高寒之间仍有着极深的鸿沟。“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傲慢地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

如按北魏以来的传统：

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为婚姻；

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

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

陇西李氏与范阳卢氏世代婚姻，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为婚。

      实际上，唐朝皇帝在抑制“山东士族”时是极不自信的，因为同时皇室又自称其祖出自陇西李氏且以此为荣。

高宗时代，为了维护皇权而打压世家大族，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禁婚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

结果依旧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们互相为婚，反倒在无形中增加了这些大族的资本。

      唐文宗时，皇帝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某。

为此文宗无语：“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这一情况说明：即使是到了文宗时代的晚唐，人们的门阀观念不仅没有减弱，相反更为严重。（这还是因为大量有钱的士族子弟，接受良好的教育，通过科举入仕，在朝堂中担任要职，势力很大）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盛唐时，“五姓”在朝廷上并无绝对优势。原因一是，当时建唐的功勋——“关陇军事集团”仍有很大势力；二是皇帝有意压制；三是大力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现，而当时“五姓”多以门荫入仕，不适应且不接受科举考试这种新的出仕方式；四是寒门出身的朝廷权臣的嫉恨（如武周时宰相许敬宗和李义府所为）。

      但“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治中枢进行了重建，“五姓”及时与时俱进，顺应并借助于科举制度而重新抬头，比如荥阳郑氏，盛唐时为宰相者难寻身影，而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说；

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前任宰相的仅有2人，事变后进入中唐，则陆续有8人为宰相。

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与掌握了科举权有密切关系，再有就是在适应了科举考试制度后，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风与知识传统使他们在考试中占有特别的优势。

　　如范阳卢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进士者超过百人，这一数量令人惊异。要知道，唐朝时科举考试中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录取人数又少，卢氏能有此成绩，自是借助于家风与知识之厚。

五姓七望

　　隋唐时代是身份制的社会，世家大族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在所有尊贵的世家大族中有五支最为尊贵。

即陇西李氏、 赵郡李氏、博陵崔氏（今河北安平县、深县、饶阳、安国等地）、清河崔氏（今河北清河县）、范阳卢氏（今保定市和北京市一带）、荥阳郑氏（今河南省）、太原王氏。其中李氏与崔氏各有两个郡望。所以称之为五姓七望，或五姓七家。

李氏:李氏分为两大支。

　　陇西李氏源自于颛顼孙皋陶之后，到了周朝时相传有道家鼻祖老子李耳。其后是秦国的司徒李昙长子陇西郡郡守李崇，李崇之次子瑶为南郡守，封狄道侯；其孙李信为大将军，封陇西侯。其子孙飞将军李广是汉朝时的重要人物。

魏晋时期，陇西李氏在乱世中兴起，西凉王李暠是李氏第一位国主。

南北朝时陇西李氏高官累世不断，门第高华，与赵郡李、清河博陵崔、范阳卢、荥阳郑、太原王并为中原五大高门士族，到了唐高宗时颁布法令禁止这五姓七家自行婚娶。

　　陇西李氏到唐朝时连续出了10位宰相。陇西李氏一支李渊灭隋，建立唐朝，开创了一个文化兴盛的伟大时代。到南宋郑樵编《李氏源流》时，“言李者称陇西”.（现在的普遍观点，李渊并不是陇西李氏大族的，而是出自内蒙古武川军镇的普通人，只是为了标榜皇帝血统高贵而说自己是陇西李氏）

赵郡李氏，是李姓第二大分支，仅次于陇西李氏。

　　赵郡是李姓的郡望之一。赵郡郡治在今河北赵县，初后魏时置郡。此支李氏，其开基始祖为秦太傅李玑的次子李牧。李玑是陇西李氏始祖李崇的四弟。

　　赵郡，东汉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改赵国(治邯郸市)置赵郡。三国魏太和六年(公元232年)复为赵国，治所由邯郸移房子(今河北高邑县西南)。西晋末，复为郡。

崔氏

　　崔姓在历史上源于姜姓，相传是炎帝的后代。西周初年，炎帝裔孙姜尚因辅佐文王、武王建周有功，被分封于齐，建齐国，为公爵（范阳卢氏也是出身于姜尚，就是姜子牙）。

数传至齐丁公时，有长子姜季子应袭公爵，但辞而不受，让位于胞弟叔乙。叔乙继位后，把崔邑（今山东章丘西北）一带的地方赏赐给他作为食邑。从此，季子的子孙便在崔邑居住下来，后来又把食邑的名称崔当作姓氏，从而成为崔姓人。

崔姓得姓以后，世代在齐国担任重要官职，是当时的公卿世家之一。如季子八世孙崔杼是齐国权臣，独揽朝政大权多年。后来由于他在政争中失败，崔姓才在齐国失去权势，南迁鲁国（今山东曲阜一带.

秦朝时，崔杼裔孙崔意如被封为东莱侯。入汉以后，崔意如长子崔业袭封这一爵位，并在清河东武城（今河北清河东北）定居下来。

　　崔业弟崔仲牟，另居博陵安平（今属河北），二人的后代在汉魏南北朝及隋唐时各发展成为强宗大族，名贤辈出，史称清河崔氏和博陵崔氏。

　　

由于两支崔姓人繁衍众多，加上仕宦迁徙等原因，崔姓又进一步分衍出郑州崔氏、鄢陵崔氏、齐州崔氏、青州崔氏，以及清河大房崔氏、清河小房崔氏、博陵大房崔氏、博陵第二房崔氏、博陵第三房崔氏、南祖房崔氏等。

　　唐代，崔姓就由清河、博陵二望分出10房崔氏，累计出了29位宰相。当时天下有“言贵姓者莫如崔卢李郑王”的俗谚，崔姓被当作天下最著名的姓氏之一，公认为“天下第一高门，北方豪族之首”。

卢氏

　　范阳卢氏出自姜姓，齐国后裔，因封地卢邑而受姓卢氏，秦有博士卢敖，子孙迁居至涿水一带之后，定居涿地，以范阳为郡望，后世遂称范阳人。

始祖卢植以儒学显名东汉，肇其基业，三国卢毓位至曹魏司空，其后卢钦、卢珽、卢志、卢谌累居高官，至北魏太武帝时卢玄“首应旌命”，入局朝廷，卢氏成为北方一流高门。北魏定一等大姓[王崔卢李郑]（这五姓只指北方，不指全国），经西魏到北周，再由隋而唐，经唐代已衰，至五代基本消亡

北魏分裂后，战乱频仍，政局动荡，范阳卢氏受到打击，官位不显，部分成员入仕北齐、北周。唐初，李唐政权打击山东士族，范阳卢氏暂时沉寂，直至唐代中期复又崛起，先后有八位范阳卢氏成员官至宰相，进入政事堂议事。

　　在婚姻上，范阳卢氏注重门第婚姻，婚姻圈子大致稳定在清河崔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陇西李氏几个大族，唐代又增加了太原王氏、博陵崔氏两家，北魏和北齐时期与皇室通婚频繁，而隋唐时期未有与皇室通婚现象。在文化方面，范阳卢氏以儒学传家，尤以卢植一脉为代表。

荥阳郑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主要源自姬姓、子姓、姜姓及少数民族改姓等。周朝的郑桓公为得姓始祖。汉末之后仍为望族，后因科举制的实行，影响逐渐衰落，但仍为天下郑氏中，最为显赫的一支。

　　上图，中唐开始，大量躲避战乱的氏族大家纷纷南迁，郑氏、卢氏、开闽圣王（王审知，太原王氏）都陆续南迁江西、福建、广东，他们的后代就是现在的客家人。

太原王氏是王姓的肇兴之郡、望出之郡，最早登上一流门阀士族的地位。开基于两汉之间，东汉末年的王允以他在国家、社稷上的力挽狂澜而把这一家族推为天下名门。

　　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门阀政治走向兴盛，太原王氏既是这一政治的受益者，也是这一政治的受害者。他们曾封侯拜相，出将入相，也曾屡遭磨难，坎坷备历。

　　历尽兴衰沉浮之后，在北魏，太原王氏最终还是凭借祖上荫功和贵族身份，得以位列天下一流望族，兴盛不坠达两百年之久。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天下王氏出太原”的美誉流行开来。

流风余韵，厚积薄发，到了唐朝，太原王氏这块沃土中终于孕育出了王勃、王之涣、王昌龄、王维等一批顶尖诗人，形成大唐诗歌史上一个目不暇接的诗坛盛宴。

七望

　　陇西:位于陇山以西、渭水河畔的古陇郡是华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华李氏的发祥地。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巍巍陇山，泱泱渭水，孕育了内涵丰富、源远流长的陇西李氏文化，它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敦煌文化、天水伏羲文化、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文化齐名的甘肃四大文化之一。

陇西是李氏宗族的发源地，或是出于忌吊，唐朝废陇西郡，但“陇西”二字已作为大唐李姓的标志为世人所铭记。

赵郡，东汉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改赵国(治邯郸市)置赵郡。三国魏太和六年(公元232年)复为赵国，治所由邯郸移房子(今河北高邑县西南)。西晋末，复为郡。

　　东晋十六国时，战乱四起，赵郡数易其主：永嘉二年(308年)，刘渊迁都干阳(今山西临汾县西南)，国号汉，赵郡归刘氏，治所平棘（河北赵县）。

石勒据襄国(今邢台市)，称后赵，九年(公元327年)置赵郡，治所房子(今河北高邑县）；

　　慕容隽建前燕，赵郡又属慕容氏；

苻坚灭燕建前秦，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赵郡为符氏所有；

慕容垂建后燕，建兴十年(公元395年)赵郡复归慕容氏；慕容垂之子慕容宝立，拓跋硅夺并州(今太原)，围中山，取常山诸郡，赵郡治所由房子移平棘，遂归北魏。

隋朝，文帝进行了行政建置改革，把南北朝以来的州、郡、县三级行政区， 改为州县两级制。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罢赵郡为赵州。

清河:汉高帝置郡。后屡改为国，元帝永光后为郡。治青阳（今清河东南）。元帝以后辖境相当今河北清河及枣强、南宫各一部分，山东临清、夏津、武城及高唐、平原各一部分地。东汉改为清河是我国张姓、贝姓、房姓和崔姓发源地之一。

　　远在公元前八百多年的周朝，清河这地方名叫甘泉。清河之名，因水而得。汉朝初年，以境内清水河为名，建立了清河郡。

博陵:东汉本初元年置郡，治所在博陵。西晋置国，治所在安平。相当于今河北安平县、深州市、饶阳、安国等地。

　　博陵一名的确在诸多人中还是颇有歧义的。历史上究竟有几个博陵，博陵到底指的是哪儿，还真是件一时说不清楚。中学课本中的注解，博陵在今河北定县。而如今的蠡县、博野、安平、深州、定州等地的街区、店面等，多有冠以“博陵”之名者。是博陵崔氏的发源地。

范阳:在历史上所辖区域多有变动，约在今北京市和河北省保定市北部。从唐大历四年(769年)起，所谓“范阳”则仅限于涿州范阳县，为涿州治所，在今河北省涿州市。

　　广义上的范阳有时和幽州通用。范阳一带是历史上很多名门望族的发源地。两晋时期，北方许多望族南渡后，其中相当一部分仍称范阳为祖籍之所在。其中主要有：

1.卢姓，其中北魏时期的名门望族范阳卢氏即出于此。在今河北省涿州市有卢氏宗祠。

2.邹姓、简姓、燕姓的堂号为范阳堂，即来源于此。

3.苑姓、邵姓。

（上图，禅宗六祖慧能，就是范阳人）

荥阳: 荥阳郑氏先祖可追溯到周宣王分封的郑国，其王室国灭后仍以郑为姓，以故地荥阳为郡望。

　　东汉末年，以郑当时一脉的郑浑、郑泰等人为开始，逐渐发展为高门望族。历经变迁入唐之后，郑姓仍为望族，后因科举制的实行，影响逐渐衰落，但仍为天下郑氏中，最为显赫的一支。

太原:在今太原一带,秦置晋阳县。以后迭为太原郡、并州治所。西晋扩建。北齐于汾水东岸增筑新城，旋在旧城增设龙山县。隋以龙山为晋阳，晋阳为太原。五代为北汉都城。历经秦汉、三国、南北朝、隋唐、五代，于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毁于战火。

　　宋灭北汉，毁晋阳，移并州至阳曲，即今太原。

宋朝灭北汉后，太宗认为晋阳有王气，因为五代十国大都在山西发迹，晋阳是山西都城，所以先放火烧城，据说烧了三年，然后掘河灌城，晋阳彻底被毁，当时死亡的包括晋阳城里无数百姓和官兵

最后，用唐朝诗人韦应物的一首词“调笑”结束本集，希望现在的人们能够抛开束缚我们的隔阂和界限，取消门第、种族、民族、阶层，采取平等公民制度，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

　　

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

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

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河汉、河汉、晓挂秋城漫漫；

愁人起望相思，江南塞北别离；

离别、离别、河汉虽同路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