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行思录第52集 丝路茶路

阿沃亚斯

随着“一带一路”的开展，中国的欧亚贸易又被大家关注起来。这至少说明一个问题：中亚、西亚、欧洲始终是中国贸易的巨大市场，而国家、国际之间的贸易，不论从历史还是现世的意义上看，都是一个积极的、有意义的、能够使得多方获益的基本国策。

本集，我想从中国古代丝路开始，简要梳理一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回顾一下历代王朝对外国策的得失。重点放在明、清和民国时期的茶叶之路上。

我们先看一下中国的对外贸易线路：

1、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2、上图红色箭头，东亚、东北亚的线路

3、通向西藏的茶马古道

这三个非常重要的贸易路线非本集内容，我就不介绍了。

4、草原丝路：上图黄色箭头，这是古代以游牧帝国为主导的，在中北亚广阔草原上往来的贸易商路，

5、茶叶之路：上图蓝色箭头，这是清朝和民国针对蒙古、新疆、俄罗斯、中亚等地区的贸易商路

这两条商路是我们本集研究的重点，有助于我们了解游牧民的生活、社会情况。

再看一下古代外贸的四个阶段及其成因：

1、丝绸之路，汉唐时期，起因是战争结盟。东西方贸易的主要产品是奢侈品、新奇特的物件，主要目的是增加了解和沟通。

2、草原丝路：从夏商一直到明朝，早期局限在南北贸易（中原与北方游牧民），起因是生活必需品的交换。中期则是游牧民从中原王朝获得大量战利品、赏赐物品的出售需求，促成了东西方的贸易。后期则是蒙古帝国世界化的全方位贸易。

3、榷场和互市：宋明时期，通过战争强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主要是满足生活必需品的交换。（还有清朝的五口通商，性质也是一样的）

4、茶叶之路：清代到民国，赚取物资差价的正常贸易商机引发的市场行为。

下面我们就依次了解一下：

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广义上的丝绸之路，就是指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的贸易、交往的行为，时间也应该拓展到隋唐。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丝绸之路的历史，以及贸易的主要货物，这样可以和草原丝路、茶叶之路进行对比，以此发现不同民族的多样的生活方式。

丝绸之路的贸易主体是中国和中亚、西亚、欧洲国家，说白了就是东西方贸易为主。这两大贸易体都是文化发达的文明国度，经济是以农耕、城邦、工商业为主。

他们和游牧民不同，游牧民的草原丝路，茶叶之路，交换的都是以生活必需品为主的货物。而东西方丝路贸易的货物，则是以奢侈品、新奇品、高档消费品为主，购买者多是王公贵族和商贾富户。

丝绸之路的商队从中国主要运出铁器、金器、银器、镜子和其他豪华制品如丝绸、陶瓷等。从西方运往中国的则是稀有动物和鸟类、植物、皮货、药材、香料、珠宝首饰。

西方各国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用腓尼基红染过的中国丝绸，家中使用瓷器为富有荣耀的象征。

而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波菜（又称为波斯菜）、黄瓜（汉时称胡瓜）、石榴等的传播为东亚人的日常饮食增添了更多的选择。西域特产的葡萄酒经过历史的发展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酒文化当中。

后期还有西域的歌舞、艺术、工艺等等流入中国，而中国的养蚕、造纸等等技术也传到西方。

所以说，丝绸之路的核心是以东西方交流互补为主，不存在强制性的交易需求，这是丝绸之路和草原丝路、茶叶之路最本质的区别。

丝绸之路上，必须提一提中亚和粟特人。

中亚的河中地区、包括阿富汗等地，地处东西方之间，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他们独特的身份。在丝绸之路和草原丝路上，最活跃的就是粟特商人，他们有几个特点：

1、中亚盛产青金石、金刚石、玉石、宝石，当地人擅长金银器制作，粟特人本身也拿自己的这些特产和技艺与东西方交换贸易；

2、粟特人成为东西方贸易最大的中间商，他们不但位居东西中心，而且通晓东西方多国语言，是非常称职的国际贸易中间商；

3、粟特人土地贫瘠，既没有广阔草原游牧，又没有大量农田耕种，地理特性注定了他们向经商方向发展；

4、粟特人的第一桶金就是帮助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出售他们的战利品、掠夺物、雇佣兵的酬劳、中原朝廷的赏赐物，这些物品大部分都是游牧民用不着的丝绸、绢帛、瓷器、铜钱等等。东方的游牧民委托、协议、半强迫的把这些物品交给粟特人出售到西方，各取所需，多方共赢。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不断发展，主要有西北丝绸之路（又叫绿洲丝绸之路或沙漠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三条。

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年），在直接的交往断绝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波斯与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北魏王朝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从这时开始，直到522年，《魏书》本纪记载了十个波斯使团，前五次应当是到了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为中国带来了玻璃制品工艺，后五次到达的则是493年迁都后的洛阳。

从南北朝开始，粟特人就担当起了东西方贸易（包括草原贸易）的中间商，很多粟特人积累了大量财富后，移居甘肃、陕西、山西，很多人还当了朝廷的大官。

唐代，东西方相互传入和移植的东西很多，医术、舞蹈、武学和一些著名动植物，都使双方增加了不少视野。

汉代将西方输入的东西冠以胡字，如胡琴、胡瓜、胡萝卜等；唐代则习将它们名称冠以海字，如海棠、海石榴、海珠（波斯湾珍珠）等。据《唐会典》载，唐王朝曾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相通使交往，每年取道丝绸之路前来长安这个世界最大都市的各国客人，数目皆以万计，定居中国的，单广州便以千计。

可惜的是，安史之乱因为是胡人造反，中国人开始从喜爱胡风转变为限制胡人。中国此后的历代王朝逐渐关闭了通向世界的交流之门，并由此逐渐落后、迂腐、固步自封、直至被西方列强殖民控制。

简单总结一下丝绸之路：丝路活跃于汉唐时期，前后近千年的历史，主要是东西方贸易为主。由于双方不涉及领土接壤，没有战争发生，所以丝路总体是和平和谐的贸易之路。期间，很多游牧国家、高原国家为了争夺在丝路上收税的权力，发动了很多战争，中原王朝数度中断对丝路的控制权，但是丝路总体上是持续运转的，这包括海上的丝绸之路。

大唐之后，中原王朝彻底失去陆地丝路，改由契丹、蒙古等游牧帝国控制，而海上丝路则一直持续到明朝。明朝闭关锁国之后，东西方贸易彻底断绝，这才有了欧洲航海家出海寻找新大陆，才有了鸦片战争、才有了世界格局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这就是丝路贸易的巨大意义：国与国、人与人的交流、沟通，货物的正常交换，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基石。闭关锁国、与世隔绝最终只能导致战争和灭亡。

简单看完丝绸之路，我们回头看看历史更加悠久的草原丝路。

对于草原丝绸之路来说，大宗商品交换的需求起源于原始社会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中原旱作农业地区以农业为主，盛产粮食、麻、丝及手工制品，而农业的发展则需要大量的畜力（牛、马等）；

北方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盛产牛、马、羊及皮、毛、肉、乳等畜产品，而缺少粮食、纺织品、手工制品等。

这种中原地区与草原地区在经济上互有需求、相依相生的关系，是形成草原丝绸之路的基础条件 。因而草原丝绸之路则因其特点还有“皮毛路”、“茶马路”的称谓，草原丝路的历史更加悠久和持续，从青铜时代一直持续到明朝。

在蒙古草原地带，大宗商品交换的需求起源于青铜时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应与之同步。根据考古，草原丝绸之路初步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其产生的重要原因与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的生活习俗以及部落之间的战争有关。

在夏商阶段，草原丝绸之路初见端倪。商族大规模迁居8次，逐渐从北方草原进入中原。有王亥率牛车队以牛、帛充当货币，在华北地区从事贸易交换的故事。

在蒙古草原地带发现的岩画当中发现不同形制的车辆图案，说明车的发明应当与北方草原地带生活的游牧民族有关系，此时已经具有商品远距离交换的能力，形成若干条较为稳定的贸易通道。

生活繁衍在蒙古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是传承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介质，同时也是草原文化的主要缔造者，对开通和繁荣草原丝绸之路作出了巨大贡献。

2500年前，来自欧洲的斯基泰人在亚欧大陆之间的阿尔泰山地区开采宝石与黄金。黄金宝石是最豪华的装饰品，深得草原游牧民族的喜爱，由此促进了草原地带贵金属冶炼技术的发展。这一时期，在亚欧草原的中部相继形成了早期的游牧文化，主要有卡拉苏克文化、斯基泰文化、科班文化、塞种文化等。这些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野兽纹”艺术装饰风格的盛行，这些野兽纹装饰品大多以黄金与青铜为主要质地。这些贵重金属装饰品的交换与流通，既促进了不同地区的游牧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开辟了不同地区的商贸通道。

在整个亚欧草原地带，相继发现装饰风格与造型相类的黄金饰品与青铜器，即是不同地带文化交流与商贸通道畅通的体现。在蒙古草原南端的鄂尔多斯地区发现大量黄金与青铜质地野兽风格的装饰品，其中以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地区出土的鹰形金冠、四虎噬牛纹金饰牌、虎形镶宝石金饰、金项圈、金耳坠最为典型，这是草原丝绸之路东端开通的重要标志。

公元1世纪，由于部落战争、自然灾害与汉王朝的持续打击，匈奴逐渐衰落，分裂为南北二部。其中北匈奴西迁至欧洲，南匈奴南下附汉。

匈奴族的南下与西迁，实际上是将蒙古草原地带的丝绸之路进行了强有力的连掇与拓展，与漠南的沙漠丝绸之路形成亚欧大陆南北两大交通要道，丝绸之路逐渐形成带状体系。

在蒙古国诺言乌拉、高乐毛都匈奴墓葬中出土的玉饰件、漆耳觞、汉式铜镜以及棺椁葬具，还有写有汉字的丝绸与青铜鍑等文物，都是草原丝绸之路上商品交换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例证。

匈奴之后的鲜卑族汉化的历史进程，也是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开通具有密切的关联，鲜卑族的南迁基本上以草原丝绸之路为依托。

在草原地带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和波斯萨珊朝银币与波斯银壶，还有在西方的金银器皿上施用的牡丹纹、莲花纹、龙凤纹，这些都是渗透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因子，喻示着草原文化的传播与繁荣。

草原丝路的中心就是蒙古高原，游牧民最主要的贸易交换对象就是西方的白种人和南方的汉人，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贸易体，但是这些贸易始终是与战争、掠夺相伴随的。

隋唐时期，突厥汗国东尽大漠，西至里海，南抵波斯、印度，许多草原和森林部落都处于它的控制范围之内。这时的草原丝绸之路具体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由锡尔河出发，通过咸海北岸；另一条沿阿姆河，通过咸海南岸。两条通道在乌拉尔河口附近会合，通向伏尔加河，再沿顿河和黑海北岸到达君士坦丁堡。

在此之前，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更多的是把中原王朝作为贸易的首选对象。游牧民迫切需要的生活必须品如果不能通过正常贸易交换而来，则通过战争掠夺来进行。匈奴、鲜卑、柔然是三个最具代表性的游牧集团，他们与中原王朝的战争持续不断，我们都耳熟能详了。

随着唐朝对漠北草原的统一，草原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贞观年间（627~649年），唐朝军队连破突厥、铁勒汗国，漠北草原游牧部落在回纥率领下归附唐朝。大唐的参天可汗道就是由唐朝关内道北部军事重镇丰州（治所在今内蒙古五原南）向北通往回纥牙帐的交通要道。

840年，回纥汗国被黠戛斯人攻灭，回纥大部分人分三支向西迁徙，其中主要的一支迁至今葱岭以西，于公元10世纪建立了喀喇汗王朝。突厥与回纥汗国的建立，唐王朝对两大汗国的管理，使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再一次得到了开发与拓展，并为辽朝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全面繁盛奠定了基础。

到了契丹人的大辽帝国，草原丝路空前繁荣。这个时候的契丹，就是西方人尤其是俄国人眼中的中国（上图）。

由于西夏和回鹘人控制了新疆和甘肃宁夏的丝路南线，大辽主要是通过蒙古高原北线与西方进行贸易。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比较正式的中国与俄罗斯（基辅诸公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而这条线路一直沿用到现在，尤其是清代的茶叶之路。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条道路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人开始接触和了解东方，最终，俄国人也是从这个大方向开始东扩，最后占据了整个西伯利亚这片亚洲北部的广大领土。（当然还包括从大清国偷走的远东地区）

北宋与辽在边境地区设置榷场互通有无，主要有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新城、朔州等榷场。辽朝政府还在上京城内的同文馆设置驿馆，为诸国信使提供方便的住宿条件。

当时西夏占据河西走廊，辽朝与西方国家的往来主要依靠草原丝绸之路，辽国形成了北达宝韦、乌古，东北至黄龙府、渤海国、奴儿干城，西北至突厥、吐谷浑，西至丰州、朔州、夏州，南通北宋的道路网络。

1124年，契丹耶律大石率部沿草原丝绸之路西迁至中亚地区，征服了高昌回纥、喀喇汗王朝，建立西辽政权。西辽政权保持了正统的游牧民族文化的同时，还将东方的儒家思想、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及生产方式带到中亚地区。

大宋的疆域大大缩小，遥远的西方是根本无法触及了，大宋在国内鼓励农工商，国内经济非常繁荣。但是对外则是采取保守的原则，不愿意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但是，因为贸易需求引发了多次邻国战争，大宋不得已开辟固定的榷场进行边境贸易。

榷场贸易是因各地区经济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对于各政权统治者来说，还有控制边境贸易、提供经济利益、安边绥远的作用。所以榷场的设置，常因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兴废无常。 中原及江南地区向北方输出的主要是农产品及手工业制品以及海外香药之类。辽、金、夏地区输往南方的商品则有牲畜、皮货、药材、珠玉、青白盐等。

榷场贸易受官方严格控制。官府有贸易优先权。交易双方须由官牙人从中斡旋，不得直接接触。各政权对榷场交易的商品种类也有严格规定。

如北方的战马，南方的铜铁、硫黄、焰硝、箭笥之类军用物资，一般都严禁出境。虽然当时民间走私贸易十分活跃，榷场贸易仍是不同政权各地区之间经济交流的重要途径

“草原丝绸之路”在蒙元时期发展与繁荣达到顶峰。元王朝正式建立驿站制度，以上都、大都为中心，设置了帖里干、木怜、纳怜三条主要驿路，构筑了连通漠北至西伯利亚、西经中亚达欧洲、东抵东北、南通中原的发达交通网络。

草原丝绸之路既是政令、军令上传下达的重要通道，也是对外进行商贸往来的主要线路。这三条通往欧洲的驿路，构成元代草原丝绸之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帖里干”道属东道，起点站为元大都，北上经元上都、应昌路（今克什克腾旗达里湖西岸）至翕陆连河（今克鲁伦河）河谷，再西行溯土拉河至鄂而浑河上游的哈剌和林地区。

“木怜”道属西道，在元上都附近，西行经兴和路（今河北省张北县）、集宁路（今内蒙古集宁市）、丰州（今呼和浩特白塔子古城）、浄州路（今四子王旗净州路古城）北溯汪吉河谷（今蒙古国南戈壁翁金河）至哈剌和林。

“纳怜”道又称“甘肃纳怜驿”，自元大都西行经大同路东胜州（今托克托县大荒城）溯黄河经云内州至甘肃行省北部亦集乃路北上绕杭爱山东麓至哈剌和林。由于哈剌和林地区地处蒙古高原的腹地，草原丝绸之路的三条主干线大多通过这里再向西北经中亚纵向延伸，直至欧洲。

元代全国有驿站1519处，有站车4000余辆，这些站车专门运输金、银、宝、货、钞帛、贡品等贵重物资。阿拉伯、波斯、中亚的商人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往来中国，商队络绎不绝。

在这些草原城市的遗址当中，相继发现了当时商品交换的大量实物。在呼和浩特市东郊的万部华严经塔发现了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钞票实物“中统元宝交钞”；在额济纳旗黑城古城遗址相继发现“中统元宝交钞”、“至元通行宝钞”。在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窑藏瓷器，汇聚了中原七大名窑的精品，同时还出土四万余枚铜钱，足以说明当时贸易的兴盛。

另外在元上都、德宁路、净州路等地还发现带有古叙利亚文字的景教墓顶石，充分说明了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况。草原丝绸之路的发达带来了高度繁荣，使草原文明在元朝达到了极盛。

明朝时期北方草原地区战争迭起，草原民族不断入侵中原，明王朝被迫关闭边境，加固长城，草原丝绸之路阻断。

清朝建立后，继续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阻滞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在这种背景之下，贯通东西的草原丝绸之路再没有恢复。

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清朝时期蒙古高原地区的金银器多数为装饰品，并且多融入满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因素，西方文化影响较少，由此看出中西文化交流在草原丝绸之路中已经减弱

明中期开始，达延汗统一蒙古，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蒙古地区畜牧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一方面能够把更多的畜产品作为商品而用于交换，另一方面出现了“部落众多，食用不足”的社会经济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地区必然要萌发出对外交换商品的强烈要求，以便用自己的畜产品来换取汉族地区生产的粮食及其他生活消费品。而当这种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时，蒙古地区的统治者就发动战争，企图打开与汉族地区进行贸易的大门。明史上称为“庚戌之变”的重大事件，就是这类战争的典型表现。

在上述这段时期中，尽管蒙汉统治者之间经常发生武装冲突，民族间的战争时停时续，但在民间却已自发地出现了贸易活动，史称“私市”。

隆庆初，相继入主内阁的高拱、张居正等人鉴于当时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形势（同时也是迫于蒙古鞑靼部的战争压力），检讨了以往政府的对蒙政策，提出了“华夷一家”的主张。隆庆五年，穆宗封蒙古地区的统治者为“顺义王”，并开设蒙汉间的互市，从而改善了民族关系。 （上图，明代边城遗址）

从互市贸易中的商品构成来分析，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占有主要地位，奢侈消费品极少。

互市中的商品以马匹、粮食、布匹为主，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商品。蒙古地区输入的商品主要是粮食，布匹，丝织品及其他手工业产品；汉族地区输入的商品主要是畜产品，有作为军事物资的战马、作为运输工具的马匹和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耕畜及作为食品的牛羊肉。 在互市中，汉人“以段绸、布绢、绵花、针线索、改机，梳篦、米盐、糖果、梭布、水獭皮、羊皮盒、易虏马、牛、羊、骡、驴及马尾、羊皮、皮袄诸种”。

另外，在互市之初，明朝政府为防止蒙古统治者冶炼铁制兵器，曾禁止输出蒙古牧民生活必需的铁锅。将硝黄、铜铁、盔甲、兵刃列为违禁物品，严禁进入互市交易。

互市贸易兴起以后，促进了蒙汉毗邻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

在汉族地区，农业获得了发展。久已荒芜的屯田此时又栽上了葱绿的禾苗耕地面积也不断增长。

另外，促进了宣府，大同等城市经济的发展。明代人谢肇制曾评论说：“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互市贸易的发展，使得“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出现了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景象。

在蒙古族地区，互市贸易发展以后，由于畜产品的大量输出，刺激了蒙古族地区畜牧业的发展，“边地孳牧渐多”，牧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饱酥酪而暖毡毳”。

而铁犁和种籽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输入，又使蒙古牧民学会了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从而推动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如在呼和浩特一带的土默特地区，开垦耕地近万顷，“今观诸夷耕种，与我塞下不甚相远，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黍，此等传来已久，非始于今日。惟瓜、瓠、茄、芥、葱、韭之类，则自款贡以来，种种具备”。

总结一下草原丝路与榷场、互市：

草原丝路贯穿中国与亚洲历史的始终，主体上分为南北和东西两线。南北线是草原游牧民与中原汉人之间的生活必需品交易，东西线贯穿欧亚，是奢侈品、剩余物资的贸易为主。

至于榷场和互市，则类似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是强制性的通商、贸易口岸的开放。被迫开放这些口岸的宋、明、清，保守的结果就是最终灭国。

最后，我们看看茶叶之路，这是清朝到民国时代，中国针对北方和西方的贸易路线。

“茶叶之路”起源于中国南方，横贯中国的八个省区，经由蒙古国直抵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是中俄两国之间从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茶叶贸易为主要内容的一条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 茶叶之路不是官方的贸易路线，而是民间的商人随军发现的商机路线。这些民间的商人被称为——旅蒙商。虽然是民间商人，但他们也是打着朝廷的旗号受命经商，要接受严格的管制，成为了历史上特殊的一支商旅。

清军入关前，皇太极命令满族贵族率领一批来自内地的汉族商人，随军前往归化城，在当地经商。后来清军征战的队伍中，都会看到这种随军经商的商人，他们主要是为远征的清军在外地提供服务。这便是旅蒙商人的起源。

1690年，也就是康熙二十九年，为了平定漠北蒙古噶尔丹的叛乱，康熙帝率兵亲征，分别向古北口和喜峰口进军，军队中的随军商人担当起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物资的重任，在辗转沙漠万里的运输途中，他们同时兼做了沿途蒙古人的生意，他们把内地的商品卖给蒙古人，再将换回的牲畜、牧产品贩到中原地区。这样的贸易给随军的商人们带来了巨额的利润。（这些商人中，就有大盛魁的创始人王相卿）

蒙古贵族要求康熙帝增派更多的商人到蒙古地区进行贸易。康熙帝应允了他们的请求，但考虑到当时北方的威胁还没有完全消除，所以清政府对旅蒙的商人设定了严格的限制。

凡是去内外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的商人，必须得到特定衙门的批准，从规定的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指定的关口进入到指定的蒙古地区进行贸易，不准前往未经指定的地区经商。

当时在蒙古地区的贸易区主要划为前、后、西三个营地。旅蒙的商队出关时，必须在经商许可证上注明商队人数、货物品种、数量以及起程和返程的日期等诸多内容，到达蒙古地区后，也必须要在当地官吏的监督下进行贸易。

旅蒙商人中以山西人居多，还有来自河北、陕西、北京、天津等地的商人，旅蒙的贸易日益兴旺，到了乾隆中期，不但清政府放松了对旅蒙商人的管制，那些指定的经营范围也扩大了许多。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旅蒙商人的行列，逐渐发展出南北物资运输的大通道。

目前认定的茶叶之路的起点是福建武夷山的下梅村，从这里收集的茶叶是茶叶之路的开始。

来自淮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南方的物资，经水运集聚到汉口，再经由陆路向北出雁门关，一路去张家口；一路去归化城。

当时张家口和归化城也称东口和西口，东西两口是南北物资交流的大市场。

商队出西口向西进入蒙古地区一直行商到新疆的塔尔巴哈台。往东出张家口，经商到呼伦贝尔。后来旅蒙的贸易甚至往北经库伦等地从俄罗斯进入了欧洲市场。

旅蒙的贸易从清朝初年一直延续到解放，原来不被许可在塞外驻足的旅蒙商人定居下来，“入蒙籍，娶蒙妇”，改行商为坐商。

漠北旅蒙商始于清康熙西征噶尔丹时。其时，在平定噶尔丹部叛乱战争中，大军云集，所有采运粮饷以及购办各种军需之事均需借助商人，所以曾组织了一部分商人，跟随清军征战，深入到漠北蒙古高原地区，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物资。

同时，由理藩院另设一营，随军商人即在营中与牧民进行贸易。清军每营派一名官员，专门负责贸易之事。随军商人从蒙古各部各旗收购来的物品，也大多作为军需物资供给军队。

征讨噶尔丹清军中的这种随军贸易，后来逐步扩大到清朝驻扎在蒙古地区的驻军中，他们除了给部队包办粮草、贩运马匹和供给其他军需物资、生活用品外，还和当地的蒙古王公贵族、广大牧民开展贸易。

这些进行随军贸易的商人，被当时的清廷命名为“皇商”。他们大多数是来自山西帮的“官商”，即“龙票商人”，也有一部分是“民商”。

迨后军事逐渐平息，清军虽退回内地，而一些商人则仍留旧土，行商贸易，于是，在漠北的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等处遂成旅蒙商商贾云集的商业城镇。

旅蒙商在漠北经商情况

漠北商业繁盛的地方，主要在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唐努乌梁海等五处。在各蒙旗经商者不在其内。

这些旅蒙商籍贯主要为京晋两帮。京帮以饶汤、献县人数为最多；晋帮以汾阳、祁县、汶水、孝义人数为最多。两帮比较，晋帮占十分之七，京帮占十分之三。

仅库伦一地的旅蒙商即约有一万余人。运来货物以砖茶、生烟、粗洋布、褡裢布、爱国布、绸缎等为大宗。运回货物为老羊皮、羊毛、羔皮、马皮、狼皮、狐皮、蘑菇、鹿茸、羚羊角等。

旅蒙商在乌里雅苏台的商业活动可分为四种，一为通事业；二为居间业；三为杂货业；四为谷蔬业。

所谓通事业即指专为各旗王公、扎萨克采办物品，包括吃穿所需，均靠从事此业者。王公需用钱款，也由此业者先予以借垫，月息三分。一年之内，还本概不取息；一年之外，则须偿还息金。若遇三年，则利上加利。

凡由从事此业者借出之款，每到偿还期，各旗王公均以牛羊马匹、骆驼等作价抵充。通事业者便将这些牲畜贩回归绥，以此获得厚利。经营此项业务的主要有大盛魁和天义德两家，均为山西人。而尤以大盛魁为最。

由乌里雅苏台至归绥之间，大盛魁商号的牲畜成群，仅骆驼就数以万计，牛马羊则不计其数。成为漠北最大的旅蒙商号。

居间业者是指各路贩商的屯转处。比如走西营的新疆古城子及肃州一带的行粮贾客，均依赖居间业者给予介绍，然后按照买卖物价，酌抽佣金，与内地的行栈性质相同。

杂货业者是指专事贩运各种杂货，即米、面、茶、烟、布匹等，并再将所获皮毛及其他零件贩往归绥等地。

谷蔬业者即指在乌里雅苏台种地数十亩或百余亩不等，以所产谷蔬售销蒙人。谷食为主，菜蔬为辅，均有字号，为农商兼顾。

科布多的旅蒙商在清末曾有一定规模，到辛亥年间，因战事频仍，一些商人或避趋他处，或转回漠南，当地商人已不足三百。

去科布多经商，称为走后营，到更近一些的乌力雅苏台称为走前营。

科布多的所有货物均由乌里雅苏台分销，而一切饮食则售往新疆的古城子、哈密和甘肃的肃州等处。这些商人每年来科布多均有定时，秋贩瓜果，冬售肉食，并夹销米面等项。

唐努乌梁海是漠北的精华之地，此地森林茂盛，兽畜繁多，所出皮毛均属佳品。如貂皮、狐皮、猞猁皮、灰鼠皮、兔皮、白狼皮等，每年产出甚多。矿产亦很丰富。 外蒙古也有很多山东绸商，到莫斯科等地贸易为业，获利甚巨。这些商人均出满洲里，经恰克图，走西伯利亚铁路。而返回满洲里、恰克图时，俄国收取关税甚苛，不论什么绸缎，每分得抽入境税十卢布，所以大多商人只得绕道库伦或乌里雅苏台。 漠北的物产：漠北地大物博，资源丰厚。旅蒙商经营物品几乎无所不包，主要有：

羊毛，蒙人畜羊者占最多数，每年所出约一千余万斤。分东西两路，东路为车臣汗部属，西路指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科布多等地。

东路产毛粗而短，仅能织粗呢、毛毡等；西路产毛细而长，配以适量澳洲羊毛，可织细呢。东路毛一般由张家口入口，西路毛多由归绥入口。

山羊皮，漠北各部皆产山羊皮，每年产额约二百余万张，南部所产其色青，极厚；西路产色淡；东北两部所产其色虽青却显暗色。

羔子皮，漠北各部皆有，每年所出约二百余万张。以西部所产为佳，花样极好。

牛皮、马皮，漠北各处皆有，每年约产五六十万张。

骆驼绒，以西南两部最多，东北西部次之。每年所产约六百万斤。

灰鼠皮，产地分东西两路，西路产地为唐努乌梁海达赖王旗、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东路产地为东西跌令计等处，仅跌令计每年所产约二百余万张。

黄狐皮，也分东西两路，西路所产最多，色黄毛细，品位最高；东路所产色淡毛粗，品位稍次。

沙狐皮，产地为东路的顶代、黄代、沙林庆等处；西路则为三音纳彦大亲王府各旗。东路货佳，西路次之。每年产量与黄狐皮相等。

猞猁皮，该皮俄国产量最多，漠北产量较少，其产地东路有跌令计等处；西路有唐努乌梁海、科布多等地。东路所产质量最佳，但产量甚少，西路产量较多，却质量稍次。每年可产数千张（现在的猞猁何等罕见啊）。

白狼皮，其产地与沙狐皮同，惟西路所产毛细，东路所产毛粗，其产量也与沙狐皮相同。

貂皮，以唐努乌梁海为最多，货稍次，东路的跌令计、合纳尔所产较佳，但产量极少。

旱獭皮，东西两路所产量高，北部次之。

马鬃，各部皆有，每张马皮可收马鬓半斤。

鹿茸，东路的顶黄代、跌令计、沙林庆等地所产较佳，西王府、车臣汗、三音纳彦等处所产次之，而尤以唐努乌梁海所产量最富。

蘑菇，南部的贝土，西部的三音纳彦等处皆产，每年约产四五十万斤。

黄芪（上图），各部皆有，惟北部车臣汗所产最佳，产量也多。

上述各类物品，每年由旅蒙商经归绥及张家口两处入口。经归绥入口的数目虽多，因无可靠调查，很难知其准确数据，但从张家口税务监督署的报告，可看出每年经张家口入口的各类物资。

漠北所产各种毛类皮张，均无买卖集合地点，也无一定行市，全由商人用以货易货的方法，载货到各盟旗地方收买，然后集中在乌里雅苏台和库伦两地，再行运至口内。

库伦的税务及金融状况

旅蒙商运货至漠北，沿途概不征税，只有抵达库伦后，须缴纳所设的各项货捐。按照当地买卖估价征收，每一百两抽银五两（不多啊）。运往外路的货物，也需在库伦拆验完税，再行包装后运至落货地点，验明单货相符，不再完税。

从前旅蒙商习惯以砖茶、生烟、哈达等品为市面交易的媒介，而辅之以生银。到清光绪年间，中俄互市，俄币输入，蒙汉人便大量使用，使得俄币充斥，几乎左右市面，维持俄币市价高至八九钱之间，致使漠北财政半入俄人掌握。清廷有鉴于此，在库伦东营子设立大清银行，以图补救。

库伦商务状况

库伦的商务可分为两个区，即东营子和西库伦。两处相隔十余里，其营业性质也不相同。东营子为大宗批发，西库伦为门市零售。

东营子均为西帮，则以茶庄为多，运来货物也以砖茶、生烟、绸缎、布匹为大宗，其余日用饮食之物及蒙古人宗教、社会需用物品，不分贵贱，凡有可用之物，几乎网罗殆尽，甚至舶来的纸烟、牙粉、胰皂、手巾等，亦为出口货物的附属品。

运销漠北的茶叶以华茶为最多，红茶次之，绿茶则无。 茶叶主要有：

红梅茶、末砖茶、斤砖茶、谨改泽装红茶，谨改华箱二五红茶、

译楼岗砖茶、咸宁砖茶、洋楼司砖茶、宗家市砖茶、沙坪砖茶。上述十种，前者五种称为细茶，专售俄国，后五者称为粗茶，均销蒙人。

茶之外，销售较多的有山西产的曲沃、生烟，专售蒙人，另有布匹，以爱国布为多，洋布次之。爱国布尤以斜纹为畅销，每年销售约五万匹。

旅蒙商从漠北进口的货物，以牲畜皮毛为大宗，但均非产自库伦，而是库伦各商家均在外路设有分号，用以货易货的方法，收买各种皮毛载运到库伦，再行输送到张家口或归绥售卖。

库伦旅蒙商铺规极严，学徒十至十二岁由其父母带到库伦，在学习期间概无工资，四五年出师后，始行给予。虽经出师，但仍为劳工，掌柜可随意使唤。历年稍久，则以店员待遇，有分红利的资格。

分红利五厘以上者，二年归省一次，分红利一分者，可常居故乡，或有要事轮流来库伦。归省路费则由店中支给。取得这种资格者必为可分红利的店员。随时往来库伦的店员可在北京或山西本省执行商务，不必常驻库伦。

清朝在库伦的西帮旅蒙商，其开始营业资本均不超过三千两以上者，至民国初年已集资累万。大的商号有兴隆魁、又合全等十家。京庄后起，势力较逊，其大者有通和福、来人和等十家，几乎与西庄抗衡。

据民国十二年统计，当时在西库伦的旅蒙商商号有699家，其中，经营杂货的279家，洋行7家，面庄2家，面铺20家，面包2家，饽饽11家，木厂76家，木铺11家，靴铺17家，坐客20家，斜皮2家，皮房34家，皮条10家，鞍铺20家，油房6家，药铺16家，玉器2家，银匠3家，银楼39家，铜楼10家，铁匠4家，汇票6家，画铺15家，蜡铺2家，罗铺2家，醋铺5家，饭馆19家，成衣25家，肉铺18家，客栈8家，剃头6家，染房1家，澡堂2家，洗衣1家。

以上各商号，京帮占多数，西帮甚少。因西库伦汉蒙杂居，人烟繁盛，易于门市零售。上述商号初时资本均甚微弱，大抵从前有资产五万两以上者，至民国初年已发展到资产三五十万两上下。

西帮大商号均在东营子方面，共有333家。且多为大宗批发，所运货物以茶烟酒为主。

西帮各商号多半于天津、河南、北京、张家口等处设有分号。如公合全、庆和达两家，总行在张家口，分行则在北京、上海、恰克图及莫斯科、乌金斯克、赤塔、伊尔库茨克等地。

又如璧光发一家，本行在恰克图，分行则在库伦、伊尔库茨克、海参崴、乌金斯克、莫斯科等处。

京帮自运货物，以布匹、绸缎、洋货为大宗，其余则向西帮商号盘运，分批零售。其分号仅在蒙属各盟旗地方。

旅蒙商在漠北经商最大缺点即互相掣肘，在库伦各商家彼此均无联络，买卖货物，也无一定行市，各家货价的高下，均不相同，不论何种货物，一旦缺乏，则价格陡涨，甚至高于平常十倍左右。而且贪心太重，一见有利可图，不问其为国货、洋货，均转输代售

恰克图商务状况

雍正五年根据中俄两国签订的《恰克图界约》，确定中俄两国商人在恰克图进行边境贸易。此后，恰克图贸易进入鼎盛时期。这一市场的开辟，对漠北牧区市场来说，不仅开辟了一个贸易窗口，而且起到了调节、活跃漠北市场的作用，促进了漠北牧区市场的发展。

库伦至恰克图的商业交通为：出库伦，经依库、布尔格乐、博罗诺尔、呼齐、他沙尔、伯特格、勒莫格特依、库勒特那尔苏、噶萨那、努克图、库格诺尔，抵恰克图。

嘉庆年间，恰克图有商铺六十余家。且多为晋商，18世纪末，该城商铺已达一百余家，其中较大的商家有三十七家。到民国初年才有京帮在此经营，但为数甚少。所以其商会组织全由山西人把持。在恰克图设有商业学校一所，召集各商家青年子弟入学肆业，以灌输商业知识，启发其爱国思想为宗旨。

恰克图的商务与库伦完全不同。库伦居漠北中心，交易十分频繁，对蒙人的交易占十之七八，对俄贸易仅占十之二三。恰克图是中俄接壤地区，彼此贸易以俄人为多，蒙人为少数，所以对蒙贸易仅占十之二三，对俄贸易则占十之七八。

据民国五年调查，在恰克图经商的旅蒙商只有80余家，而到民国十二年已发展到185家，其中杂货行94家，蒙货行17家，茶货行5家，杂货庄1家，蒙货庄1家，茶货庄5家，汇兑庄3家，绸缎庄4家，面醋行1家，参茸庄1家，丝水庄1家，面行2家，药材行1家，客栈1家，陈醋蜡行1家，木铺6家，皮房6家，银炉2家，靴铺7家，长靴铺1家，点心铺2家，鞍子铺2家，肉铺3家，饭馆4家，澡堂1家，磨房2家，胶房1家，画铺4家，铁炉2家，果铺1家，理发2家，豆腐房1家，成衣铺10家。 在恰克图每年产灰鼠皮万余张，每张值银二钱四五分；鹿茸年产30余付，八叉或六叉者，计重五六斤，每斤价银十五六两；黄狐皮年产百余张，每张值银四两；蘑菇年产万余斤，每斤价四五钱。

旅蒙商在漠北前后经营200余年，直至蒙古独立始逐渐退出漠北。

综上所述，我们可看出旅蒙商在漠北地区的商务活动，经200余年的发展，不仅已有相对严密的商会组织，并且在漠北各地已成相当规模，其所经营的物品涵盖了漠北社会的方方面面。

虽然他们利用草原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采取不等价交换的手段，对牧民进行高利盘剥，并利用冬春牲畜瘦弱，牧区青黄不接，向牧民高价赊销生活必需品，以低价预购牛羊和畜产品，以购小还大、购大带小等放账计息手段，牟取高额利润，造成对漠北资源的超额掠夺，使得漠北资金的大量外流，严重制约了漠北畜牧业经济的正常发展，但不可否认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以单一粗放畜牧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漠北社会来说，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原内地出产的粮食、布帛、烟茶和手工业产品等无疑是其十分迫切需要的。

旅蒙商送上门来的与内地互通有无的交换贸易，有利于促进畜牧业自然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发展，对沟通漠北与内地的物资交流和经济往来，带动当地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饮食服务业以及城市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旅蒙商的发展看似偶然，其实都有其必然的要素存在。抛开宏观的“地利天时”不讲，单就其自身的努力而言，给后人留下的启迪也是多而又多的。

古人今人往往以羡慕的眼光感叹的语言赞颂晋商的富有，赞叹之词也每每凝聚在成功者的头上，对他们创业的艰辛，除文艺作品渲染外，很少有人去研究探求。

至于拥出西口走向边陲乃至欧洲的“淘金者”有多少人客死异乡，又有多少人被戈壁流沙隐姓埋名，这恐怕是既无人统计也无法统计了。可能只有那些倚门北望、孑伴孤灯、念夫盼子、苦苦煎熬的贤妻良母们略有所知罢。

当年一个个旅蒙晋商初时都是以“拉骆驼”、“顶房子”、“生跑和熟运”走草地过戈壁，出入旗县苏木，历尽千辛万苦，才有了起步，有了发展，有了规模和成就。

“走前营（乌里雅苏台）”、“走后营（科布多）”、“走大库伦（乌兰巴托）”、“走恰路（恰克图）”的晋商莫不如此。就连蜚声华夏的商界巨号“元盛德”、“天义德”、“大盛魁”的创业也未脱得过这条必由之路。

他们从岭后雁朔及岭前府南诸地，硬是用双腿走出了“中路”、“西路”两条旅蒙大道。个中劳苦，只有亲历者可知。

一般商号为追求发财的希冀都在柜内供奉“财神爷”，旅蒙巨号“大盛魁”则不然。

该号后院的“财神”中供的是一条扁担和两个箩筐，且每有新伙入柜时必然要对扁担箩筐进行膜拜。

尽管该号拥资巨万(传说该号的元宝一个挨一个可以从大库伦铺到北京城)，但每到大年初一，通号上下要喝一顿稀粥，以念当初创业举步之维艰。

从这两件小事可以看出旅蒙晋商先辈们的用心良苦。他们让后继者牢记创业的不易和以“辛”为是的重要。所以，旅蒙晋商的发展与起步，首当其冲体现了一个“辛”字。

走西营（新疆）始于大清同治年间，因为驻防新疆的军队粮饷要由朝廷派军队送去，这些护送军粮的人对于沿途的货物余缺、价格差异、利润多少都非常清楚。所以他们逐渐从携带一些稀缺物品去交换买卖，发展到了专门从事贩运。

一些势力雄厚的军官和商人，后来就在沿途的要地修建客栈，兼做贸易商行。即经销他们贩运来的货物，也在商队回转时，把当地多余的特产卖出去，赚取高额利润。

高额利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汉人加入到走西营的大军之中，远的有湖南（砖茶产地）、天津，近的有山西各地人等。人数最多的、占80%的还是内蒙古中部的汉人移民：归绥、萨拉齐、丰镇、托克托、陶林、和林格尔。

走西营一共繁荣了50多年的时间，使得内蒙和新疆两地的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很多百姓致富、商号发达。直到1929年，回族的宁夏军阀马仲英带兵进入新疆（哈密当地维族起义/动乱）平乱，导致东部新疆烽烟四起，沿途商号客栈遭到破坏。经商环境和交通安全得到彻底的破坏，走西营逐渐开始萧条并很快彻底结束。

走西营的起点是呼和浩特，主要目的地是新疆，涵盖了新疆天山南北几乎所有人口稠密的繁华地区：哈密、吐鲁番、库车、伊犁、迪化（乌鲁木齐）、焉耆、和阗、阿克苏、喀什等等。我们来看看贸易的主要货物都是什么：

一、衣料类：棉织品的各种布、呢；丝织品的各色绸缎；各色成品的男女鞋帽、衣服、被褥、窗帘、手绢、毛巾；还有西式的服装、毛毯、地毯等（和现在中国对俄罗斯和中亚的贸易品种差不多）

二、日用品类：湖南出品的漆布、漆雨鞋、雨伞、雨衣、竹篮、凉席、藤器、竹筐等

三、副食品类：

1、茶叶：砖茶、花茶、绿茶、普洱、红茶、大方茶、龙井、米心茶（红茶沫）（新疆人民对于茶的嗜好真是太广泛了，比起蒙古人只喝砖茶，新疆人受到几千年的东西方文明交汇影响，确是是见多识广。龙井等绿茶明显是受到汉族文人雅士的影响，估计从汉唐开始新疆的原住民就开始喝上了，情调很高啊。普洱应该是藏传佛教传播到卫拉特蒙古的产物，红茶沫子应该是英国佬和土耳其人喜欢的东西，花茶肯定是汉人百姓的消费品）；

2、糖：白糖、红糖、冰糖、还有进口的太古糖（新疆人喜欢糖，应该也是受到西方饮食的影响，尤其是土耳其）；

3、酒：高粱酒、老白干、花雕酒、黄酒、五加皮、玫瑰露、白兰地（黄酒、五加皮、玫瑰露居然也是主要产品，比较奇怪一些，应该是左宗棠带去的军队和官员的偏好吧。白兰地肯定是卖给俄国人的吧）

4、烟：东生、魁生、金钱皮水烟和四川、关东产的烟叶子（水烟是埃及和土耳其人的最爱，烟叶则是汉人老同志的最爱，没有鼻烟壶，说明新疆的蒙古人确是很少，或者是没有受到满州人的影响）

5、海产：海参、燕窝、鱼翅、乌鱼蛋、海蜇、醉蟹、鱼肚、海带、紫菜、蘑菇、木耳、金针（这整个就是一个高端的海鲜火锅全套啊，这应该还是汉人大官和当地一些王公们的高档次、向慈禧太后等满清贵族学习的奢侈物品）

6、药品：万应散、六神丸、乌鸡白凤丸这些传统中药，还有虎骨酒、冯了性、鸿矛药酒、龟灵集等药酒（鸿矛药酒确是是老品牌啊，西域人民也是很需要中药的）

7、药材：党参、人参、当归、枸杞、甘草、大黄

8、瓷器：茶壶、茶碗、花瓶、还有火锅、煤油炉等

走西营的物品和走后营、走库伦的物品差别不小，主要是因为后者主要的贸易对象是生活相对简单的蒙古人，物品的种类少了很多，基本都是生活必需品。而前者则包括和新疆的满洲士兵、汉族官员士兵、当地维族王公、俄国人、哈萨克人等等，物品花样种类多，还有很多奢侈品。

那时候的物流主要是靠骆驼，有很多专门养骆驼的商户，提供交通运输。他们到了新疆，把货物卸下，在把新疆的特产运回来。这些特产主要有：

葡萄、香梨、杏、石榴、西瓜、桃子以及这些水果做的果干；

羊皮、羊毛毯子、貂皮、灰鼠皮、狐狸皮、豹子皮、獾子皮、马熊皮、狼皮；

马秀尾（制作抄纸用的帘子和罗底的最好材料）（这个不懂）

贝母、枸杞、凉州膏药等药材

鹿系列：鹿茸、鹿血、鹿皮、鹿胎盘、鹿鞭等等；

这些商品的售价一般是成本的三到五倍，扣除运费和税费（只有3%），利润非常可观。还有人从新疆偷偷带回金砂，那就更赚钱了。

伊犁现在还有天津人后裔吗？

伊犁这个地方，在明末民初的时候，本来有各地汉人来做生意，后来只剩下天津人了。为什么呢？

因为伊犁河水，各地人喝了都会得一种“洋汗病”，浑身难受、忽冷忽热、无力做事。而只有天津人喝了伊犁河水啥毛病没有，所以，后来在伊犁经商的汉人，就只剩下天津人了。

印象当中天津人都不爱出门经商做事，不知道这个传说是否属实，以后再到了伊犁可以从当地人口中了解一下。

以上资料大部分都是转载的，关于丝路、晋商、旅蒙商的研究非常多，我们没有能力全部都看，只能总结一些和现世有关的内容。比较一下、分析一下，找一些内在的原因，这样有助于我们锻炼思考问题的能力。

下面，我再梳理一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和内在原因，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中原王朝农耕社会、西方国度、北方游牧民帝国，这三者之间存在那些供需关系和国家交往、对外政策等等不同。（上图，蒙古国）

从夏商周到秦汉时代，中国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丰富的物产和高度的技术文明，使得中国从本质上不需要和外国进行商品交换和贸易。

游牧民的牛羊肉、动物皮毛和药材是他们的特产，但并非中国人的必需品。而中亚和西方的宝石、玻璃、金银器、蔬菜、水果这些东西，同样也属于锦上添花的东西，中国人最多是怀着好奇、新鲜的心理，可以少量接受，但不足以勾起贸易的欲望。

而中国人的三大特产：丝绸、瓷器是西方人无比喜爱的物品，他们完全不能生产类似的替代物，所以必须竭力追求才行。而茶叶则是游牧民族补充维生素、化解肉类油腻的必备品，完全离不开，更无法替代生产。

所以，物产丰富、自给自足的中国，自古就把对外贸易当成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下等的行业，而西方和北方的国家，则急切追求和需求着中国的商品。从夏商周到秦汉，中国的对外贸易仅限于和周边国家进行小规模的民间私下交换、战争掠夺，没有造成重大的影响，我们一带而过。

大汉帝国开辟丝路，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个重要阶段，从西汉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持续了七八百年时间。这一阶段，开辟丝路、保持丝路畅通的核心目的不是商品交换，而是中原王朝需要和西方的国家结盟，共同对抗、牵制北方的强敌：匈奴、柔然。而游牧帝国匈奴和柔然的西进和南侵，使得东西方国家有了以贸易为载体的结盟、交往的外交关系，这就是丝路的本质。

到了隋唐，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几百个国家的商人到长安、洛阳做生意，繁荣的市场背后，其实还是战争结盟的需求的在推动。大唐人民本质上还是不需要西方和北方的货物和特产，反而是周边国家的强大和威胁远超汉朝和魏晋南北朝。

吐蕃、东突厥（回鹘）的巨大威胁，使得大唐必须花费巨大代价经营西域，占领、控制、羁縻、结盟，都是为了能够保持东西畅通。寻找盟友，共抗强敌。阿拉伯、拜占庭、西突厥，这些国家和大唐之间的战争、结盟，才是丝绸之路、草原丝路能够继续下去的真正动因。

当然，南北朝和隋唐，丝路贸易也有经商逐利的内在动因，这就是中亚的粟特人充当的幕后推手。他们的本质是打着翻译、中间人、使者、说客的大旗，周旋于东西南北各国，最终通过经商贸易而发家致富。

很快，经过五代十国的动荡，到了宋朝，中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大大减弱。领土面积也极大减少，西域彻底失去了，东西方的沟通完全中断。海上丝绸之路无非能够给很多商人带来金钱，给国家增加税收，但是战略结盟的国家关系就无法进行了。

于是，大宋朝关门自保，既然不能沟通西方对抗北方强敌，那就没有贸易交往的必要了。所以，宋代没有丝绸之路和草原丝路，只有海上丝路。当然，大宋被战争逼迫，如同后世的明清，开放了榷场，被迫与游牧民交换物资。大宋用草原人民喜好的物品，换回来一大堆自己没什么用的东西，算是勉为其难、逼不得已了。

到了大元时代，东西方都是蒙古帝国的领土，贸易交流真正意义上达到了极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算是蒙古的国内贸易了。

大明和大宋差不多，西域失控，太远的地方沟通不了。好在北方强敌蒙古分裂成了瓦剌和鞑靼。大明只要在瓦剌和鞑靼之间，坚持自己的国策——支持弱的、打击强的就行了。于是，大明闭关锁国，完全没有结盟中亚国家的必要（有瓦剌牵制鞑靼就够了），连海上丝路都不搞了，彻底把对外贸易停止了。直到后来被鞑靼连续打败，被迫开通互市，这和大宋的情况是一样的。

到了大清国，蒙古全部被征服了，大清国周边没有任何强大的敌人。外交和贸易的动力更加没有了，大清彻底的闭关锁国，关起门来过日子。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关注的是在皇权之下的礼教文化，满足于帝国的富饶，对外扩张和交往的需求完全没有。

而茶叶之路从清初延续到民国，则完全是商业逐利引发的民间行为。这种行为有一种不公平的交易基础，最终导致了一个不好的结果。

我们前面说过，中国人是不太需要游牧民的动物皮毛的，而茶叶等生活必需品又是他们不能缺少的。这个范围可以扩大到俄国，俄国同样没有中国人必须的东西，而轻工业极度落后的俄国却不能不要中国人的物品。

于是，在这种供需不平等的基础上，中国商人发现了巨大的利润空间——极大程度的压低皮毛等产品的收购价格，同时发放信用卡、信用证、贷款，诱导蒙古人不断消费，负债累累，最终无法用牛羊和野生动物皮毛还债。蒙古人只能出卖自己的土地、树林、矿产来偿还债务，这种现象在民国时期的内蒙古屡见不鲜。而外蒙古由于路途遥远，没有太多汉人愿意去购买土地，外蒙古汉化不深，使得他们最终通过独立、革命而建国。

建国后的蒙古，废除了汉人的一切债权，断绝了和中国人的所有贸易往来。直到现在，蒙古国民对中国人的印象还是奸诈的商人，并不是那么友好。

虽然旅蒙商在蒙古地区人数众多，开设了非常多的商号、店铺，他们也主动学习蒙语，尊重蒙古人的习俗。同时不忘自己汉人文化的根本，把一些儒家文化带到了蒙古。但茶叶之路对蒙古人包括俄国人的生活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民国时期，茶叶之路中断之后，蒙古人和俄国人的生活照旧。 而旅蒙商则全部返回中国，消失的无影无踪。

真正改变的，还是内蒙古的蒙古人汉化进程。这些不是通过贸易而完成的，而是通过移民、扎根、通婚实现的。

此问题相信大部分内蒙古人都深有感受，我们无需争论好坏对错。这是事实，也是历史的一个发展进程。究竟是选择民族融和还是保持自身的特性，这个问题，还是留到历史长河中去用大的视野去看吧。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如此之快，谁能知道未来还有没有不同的民族、国家？也许不久的将来，真的世界大同了呢。

中国古代贸易中的三大产品：丝绸穿的人越来越少、瓷器越来越普罗大众、茶叶更加唾手可得，曾经丝路茶路的主要输出产品没有太多再探究的意义。反倒是游牧民的主打产品——野生动物皮毛，非常有必要好好研究一下。这其中的主要意义就是环境保护、动物保护的问题，回顾草原贸易的历史可以知道：我们这几十年时间，对生态和动物的破坏是何等的严重。

自古以来，游牧民的特产就是野生动物皮毛。其实，这些动物皮毛对于中原的农耕社会，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古代的中国人冬季保暖，大都是采用在衣服夹层里填充丝絮、棉等物品，比较少穿着动物的皮毛衣服。

所以，长久以来，中原与草原的贸易交换就非常难以进行，草原游牧民没有什么可以吸引汉人交换的东西，他们只能发动战争来抢夺，这也是长城内外2000年战争的基本动因。

到了大清，长城内外都统一了，蒙古各部都臣服了，战争是不可能了，商人发现，中原的大部分物品到了草原都可以卖个好价钱，但是牧民就只有野生动物的皮毛可以出售（还有少量药材）。于是，旅蒙商们只能向后世的炒作名牌一样，回到中原大力推广貂绒裘皮，引发了清朝、民国直到现在的冬装奢侈品——珍贵动物皮毛的广泛普及，价格也逐年上升，利润也就随之而来。

动物皮毛的主要产地有四块，一个是东北的大兴安岭及附近草原，这也是呼伦贝尔的海拉尔城繁荣的起因。第二是蒙古高原中部地区，这是库伦的地界。第三是阿尔泰山东路，喀尔喀蒙古西部地区，这里是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乌力雅苏台的地区，第四是恰克图靠近俄国的区域。

皮毛的质量也随着地域人口的多少而有区别，大概是内蒙古的皮毛不如外蒙古的好，外蒙古东部的不如西部的好，外蒙古西部的又不如俄国的好。这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猎人捕猎的多少而造成。猎人多、捕猎频繁、容易的地区（低纬度、森林周边），羸弱的动物率先牺牲，强壮的动物都逃到更高更远更冷的深山之中，所以，俄国的动物皮毛质量反而最好。上图，草原特产——旱獭。

蒙古地区（包括西伯利亚）的动物产品贸易，大概分以下几等：

第一等是最稀缺的野兽：东北虎、雪豹、远东豹，这是最贵的皮毛，尤其是东北虎，不但皮毛珍贵、虎骨也是非常珍贵的药材（都是中医惹的祸）

第二等是比较稀缺同时保暖作用突出、美观柔软的貂皮、裘皮、狐狸皮，包括紫貂、扫雪（白色的貂，上图）、火狐（红狐）、等

第三等是普通的貂、狐狸、白狼、猞猁、狸猫、水獭这些中等档次的皮毛

第四等是各种鼠类：灰鼠、飞鼠、黄鼠、旱獭这些低档但是也很保暖的动物皮毛

第五等是各种鹿、狍子、黄羊、盘羊的皮，这些就是更低档的皮子了，但是一些盘羊头作为一种装饰物，鹿的全身都是宝，也是贸易的主要物品（还有熊，熊只要熊掌和熊胆）

第六等就是家养的牛、绵羊、山羊、马、骆驼这蒙古人的五畜，这些动物的皮毛最便宜。还有野马、野驴、野骆驼这些，因为既不美观也不保暖，更没有药用价值，几乎没有人来捕杀。

从民国的档案记录上可以看出，当时的动物皮毛的贸易的数量还是很大的，但是这些贸易，对这些野生动物的生存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更没有严重到绝种的地步。

即使是最珍贵的东北虎，也没有大肆捕杀，这些当然也是和当时的捕猎设备和手段比较落后有关。但其核心还是游牧民、猎人的理念：捕猎野生动物要控制数量，这些野生动物是长生天赐予牧民和猎户的资源，要按照合理的比例去捕猎，够养活自己就行了，对于怀孕的、幼崽等，都不能捕杀，一定要和谐的共存，保证它们长期生存下去，人类也才可以共存。

这种情况，在现在的蒙古国、俄罗斯依然如此，大量的野生动物依旧生活在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并没有灭绝，相反，一些动物的数量还恢复了很多。这些都是基于人类的共存理念的。现在，俄国、蒙古国还有定期开放捕猎的旅游项目，一些猛兽和食草动物的数量太多了，需要人为干预。而在中国，野生动物绝大部分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除了少数大山深处还有一些被保护的野生动物，很多动物已经早已不在踏入中国的国界了。

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阶段就是文化大革命肆无忌惮、疯狂到了极点的打倒一切。愚蠢的大跃进、大炼钢铁等行为造成了饥荒，当红卫兵和兵团战士到了草原，发现大群的黄羊、盘羊、野兔等等动物，他们无知的举起了手中的枪支，毫无节制的捕猎这些动物，顺便把反派的大灰狼也赶尽杀绝。

还有就是在利益驱使下的偷猎行为，这种不顾大自然规律的偷猎，从八十年代直到现在屡禁不止，不但在民间的私人盗猎者中长期存在，就是很多官方的单位也参与其中。

最后简单说一下解放后的中蒙、中俄贸易，自从民国时期茶叶之路断绝之后，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中蒙中俄的贸易才开始恢复。90年代初期火了几年的苏联军工产品，随着中国人新鲜感的降低而逐渐冷淡下去。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反而是一直持续的出口到蒙古和俄罗斯，但是主体还是俄罗斯，因为蒙古国虽然面积广大，但几百万人口相比中国也就是一个中等地级市的规模，虽然是国家贸易，但是总量非常小。

蒙古和俄罗斯出口到中国的除了一些表现上看到的旅游纪念品、食品、地毯、皮毛制品外（这些也只占很小比例），占大头的还是矿产资源的出口，包括煤炭、金属、木材、宝石等等。2000年以后，经历了一轮中国经济建设高峰，蒙古俄罗斯对中国的矿产出口也大幅增长，如今，随着中国的经济平稳，又回归到冷清的市场行情中。

目前，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旅游业的逐渐升温，俄罗斯还是大国风范，发展的算是不错。而蒙古的情况就比较糟糕，经济持续低迷，对中国人的态度也不太友善，情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很多金矿、煤矿等矿产的挖掘，造成了很多牧民失去家园，只能到乌兰巴托艰苦过活。但好在蒙古地大物博，人口稀少，几百万人口的国家，经济怎么整也好弄。关键是保持好自己的蒙古本性，保护好美丽的草原生态，这是对全人类都有功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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