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两弹一星》——彭继超

马兰文化

<h1><b>  <font color="#ed2308">毛泽东与中国两弹一星</font><br></b></h1><div> 彭继超</div><div><br></div><div> <b> 历史的昭示</b></div><div> </div><div> 当二十世纪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无论是东方 还是西方,人们都没意识到世界将进入核时代,天才的科学家们正在为原子核这个东西是否存在而争论不休。</div><div> Atom(原子)这个希腊文名词的意思是“不可分割”。人们很难想象,这个“不可分割”的东西还会有个“核”。当时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说“原子不存在”,而有的坚持原子存在的科学家如奥地利的波耳兹曼在孤独中竟愤然自杀。</div><div> 当二十一世纪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小小原子核 裂变和聚变释放的巨大能量却改变了世界的战略格局,给全人类的命运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div><div>从美国1945年7月16日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到世纪末地球上共进行了两千零五十四次核爆炸试验。核大国生产和储存的核弹头堆积如山,最多时美国和苏联曾分别达到三万五千件和三万件。美国1945年8月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的原子弹警醒人们,一颗原子弹竟能毁灭一座城市!至今世界上庞大的核武库足以把人类毁灭几十次。同时原子能也给人类提供了强大的能源.从苏联1954年建成第一座核电站,世界上已先后建造了四百四十座核电站……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核弹、核能这只科学的双面鹰在新的世纪、新的千年依然盘旋在全人类的头上,以灾难和希望的两个翅膀让人忽而恐惧、忽而惊喜……</div><div> 当二十世纪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中国正遭受着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意大利、奥地利八国联军于1900年8月打进中国首都北京,烧、杀、抢、掠,为所欲为。英国侵占了香港,日本侵占了台湾和辽东半岛,葡萄牙侵占着澳门,沙皇俄国掠夺去中国大片领土……</div><div> 当二十一世纪的钟声敲响的时候,走过了五十年光辉历程的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1997年7月1日,中国收回香港;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收回澳门。百年国耻终得洗雪,炎黄子孙扬眉吐气。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和公认的有核武器国家,中国的声音在世界上越来越有分量。</div><div>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人造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div><div>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章的决定指出;</div><div>“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高瞻远瞩,果断地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重要标志,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创造能力,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div> <h1>  <b><font color="#167efb"> 原子弹是纸老虎</font></b></h1><div> </div><div> 核时代是从科学家的绘图板上和实验室一步步走来的——</div><div> 1896年,天然放射性的发现拉开了揭示原子内部奥秘的序幕; </div><div> 1897年,英国科学家汤姆逊证实了电子的存在,从而推翻了原子不可分的概念;</div><div> 1902年,居里夫妇发现了自然界放射性现象并指出了放射能的强度;</div><div> 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以及质量和能量的关系式E=mc2;</div><div> 1911年,英国科学家卢瑟福提出了一种新的原子模型;</div><div> 1913年,丹麦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玻尔提出原子结构的量子化轨道理论;</div><div> 1919年,卢瑟福首次实现人工核反应,用 α粒子轰击氮核打出了质子;</div><div> 1929年,英国物理学家考克饶夫和瓦尔顿制造成功第一台“静电加速器”;</div><div> 1931年,美国物理学家劳伦斯设计制成第一台“回旋加速器”;</div><div> 1932年,美国化学家尤里发现氘——重氢;</div><div> 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从。粒子轰击玻核的实验中发现“中子”;</div><div> 1935年,美国物理学家登普斯特发现铀中有0.7%铀原子属于一种较轻的同位素铀-235;</div><div> 1938年,德国物理学家哈恩和施特拉普斯曼在研究中子与铀核的作用新形成的各种放射性元素中发现了铀的裂变现象;</div><div> 1939年,约里奥·居里提出铀核裂变链式反应的可能性;</div><div> 1940年,苏联科学家哈利顿和捷利多维奇提出了维持铀核裂变链式反应的条件,苏联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铀核裂变链式反应试验。</div><div> 然而,直到1945年7月16日,原子之火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那片沙漠中爆发惊天巨响的时候,那些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们还并不清楚他们究竟带给人间什么礼物。</div><div> 地球上第一颗原子弹问世了。</div><div> 在爆炸地点南面约10公里的隐蔽指挥所里,奥本海默倚在一根柱子上,不禁联想起印度圣诗勃哈加瓦基达中的一段:</div><div> 漫天奇光异彩</div><div> 有如圣灵呈威;</div><div> 只有一千个太阳,</div><div> 才能与其争辉。</div><div> 当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他又想到了这首诗的另一行:</div><div> 我是死神,是世界的毁灭者。</div><div> 对于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来说,认识核这个可怕的怪物,却是从广岛和长崎开始的。</div><div> 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分别投在日本的这两个城市。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向自己的同胞们发表广播讲话说:“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有了原子弹而敌人没有,我们要向上帝祈祷,让上帝告诉我们,照他的意志和为了实现他的目的应当怎样使用这种武器。”</div><div> 其实,手握核大权的杜鲁门总统把自己当成了“上帝”。</div><div> 美国用核爆炸的音响效果作为自己的外交语言,进行赤裸裸的恫吓和讹诈;世界核军备竞赛轮番升级,愈演愈烈;人为的地震波无情地摇撼着小小的地球,核威胁的阴影日夜在天空游荡……</div><div> 1952年10月3日,英国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试验;</div><div> 1952年10月31日,美国进行了第一次氢弹试验;</div><div> 1953年8月12日,苏联进行了第一次氢弹试验;</div><div> 1960年2月13日,法国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试验……</div><div> 从1947年起,美国芝加哥大学《原子科学家公报》的封面上每期都画有一只钟表,根据世界风云变幻把表针拨到离午夜十二点——世界末日——的一定刻度上;1945年《纽约时报》报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题目就是“末日即将来临”!</div><div> 原子弹真的使人类面临末日吗?</div><div> “比一千个太阳还亮”——这世界上最壮观也最可怕、最美丽也最残酷的景象就在人们眼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不能不看!</div><div> 当美国用原子裂变的火球将人类带人核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正带领中华民族用小米加步枪为自由、解放浴血奋战。</div><div> 在中国西北黄土高原的窑洞里,那双明察秋毫的眼睛正在煤油灯下注视着世界。</div><div> 他就是毛泽东。</div><div> 直到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人能像毛泽东那样,对原子弹这东西有那么精辟的见解,有那么大气、那么从容的心胸。</div><div> 1945年8月13日,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才一星期,日本刚刚宣布投降,毛泽东就站在延安的窑洞前,对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人群谈到了原子弹。毛泽东说:“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想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但是扫不掉,没有那样容易。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 </div><div> “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div><div>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和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div><div> 在谈话间,斯特朗问起毛泽东对美国拥有原子弹的看法。</div><div> 毛泽东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div><div> 毛泽东对“纸老虎”这个词特别感兴趣,他停下来看看这位美国记者是否领会了它的确切涵义。陆定一最初把它译成Scare crow(稻草人)。毛泽东让陆定一停下来,要斯特朗解释Scarecrow</div><div> 是什么意思。</div><div> 斯特朗说:是“稻草人”,农民把它竖到田里吓唬鸟。</div><div> 毛泽东说:这样译不好,这不是我的意思。纸老虎不是呆在田里赶鸟用的,而是吓唬小孩子的。它的样子像一只凶猛的野兽,但实际上是纸糊的,一见水就软。</div><div> 马海德在一旁听出了二者的不同,插话道:“不是Scare-crow (稻草)而是Paper-Tiger(纸老虎)。”</div><div> 毛泽东点头笑了,说马海德讲得对,是“拍拍太根儿。”</div><div> 在以后的岁月中,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到原子弹,说到“纸老虎”——“拍拍太根儿”。</div><div> 当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另一个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同他进行了4个小时的交谈。斯诺问:“……你现在还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div><div> 毛泽东说:那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当然,原子弹能够杀人。但最后人将消灭原子弹。到那个时候,它就真的变成了纸老虎。</div><div> 斯诺问:“有人引用过你的话,说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所以不像别的国家那样害怕原子弹。别的国家的人可能全部被消灭了,但中国还会有两三亿人留下来,重新再干。这种报道有任何事实根据吗?”</div><div> 毛泽东答道,他记不起说过那样的话,但是他可能说过。他想起了尼赫鲁访华时(1954年10月)同他的一次谈话。根据他的记忆,他说过中国不要战争。他们都没有原子弹,但是如果其他国家要打仗,那么,全世界将遭大灾难,也就是要死许多人。究竟死多少,谁都无法知道。他不是单讲中国。他不相信一颗原子弹会使整个人类毁灭,以至要想找一个政府来谈和平都找不到。他同尼赫鲁谈话的时候,曾谈到过这一点。尼赫鲁说,他是印度原子委员会的主席,原子能的破坏力量他是知道的。他确信没有一个人能生存下来。毛泽东回答说,大概不至像尼赫鲁所说的那样吧。原有的政府也许消失了,但别的政府会起来代替它们的……</div><div> 斯诺认为,毛泽东最后一句话的更深刻的含义是,即使人类从地球上消灭了(进行大规模的自杀),可是生命绝对不可能被人类所造的原子弹消灭。当谈到裁军问题,毛泽东说:“中国只进行过一次原子弹爆炸,但也需要加以证明,一颗能分两颗,这样地分下去,以至无穷。但是中国不希望有一大堆原子弹。既然未必有哪个国家敢于使用原子弹,所以它们是毫无用处。为科学实验,有少数几个也就够了。中国手里连一颗原子弹也不愿意有。”</div><div> 毛泽东不愿意有原子弹;</div><div> 中国不愿意有原子弹;</div><div>中国却不得不研制自己的原子弹。当核讹诈的大棒在头顶上晃来晃去的时候,一个受尽苦难却不甘屈辱的民族不愿光着脑袋仰望别人的核保护伞。</div><div> </div> <h1> <b><font color="#167efb">  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 </font></b></h1><div> </div><div> 中国进行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div><div> 1950年9月,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以友人身份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什么“如果新中国在学会制造卡车和拖拉机之前先学会了制造坦克,这将是一个世界的悲剧。”可是,就在这封信到达北京的同时,在两个月的时间内,美国的飞机已侵人中国12次,美国的炸弹已扔到了鸭绿江边。</div><div> 周恩来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说:“是敌人不许我们建设,逼得我们不能造拖拉机。”</div><div> 毛泽东整整思考三天三夜,毅然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div><div> 这场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尽管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武器,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则以人民战争和巧妙的外交,制服了美国现代化的军事力量。</div><div>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说:“老实说,这是一场军事上的奇灾大祸,这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div><div> 尽管直到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美国也没能投下原子弹,但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美国却不止一次地挥舞着核大棒对中朝人民进行赤裸裸的讹诈和威胁,把世界推向核战争的边缘。</div><div> 1950年11月24日,美国侵略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指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大举进攻,直扑鸭绿江边,他对将士们许诺说:“战争即将结束,你们可以回家去吃圣诞节晚餐。”没想到,在圣诞节的第二天,“联合国军”又被中朝联军赶到三八线以南。</div><div> 气急败坏的麦克阿瑟建议美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国当局强加于我们的战争状态”,他还提议宣布之后跟着就把“30到 50个原子弹投到(满洲的)空军基地和其他敏感的地点”;他还建议在击败中国人后应沿鸭绿江设置一条“放射性钴地带,以防共产党再入侵朝鲜”。</div><div> 1950年 11月30日,杜鲁门总统就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引发对核武器的讨论。</div><div> 问(《纽约时报》记者安东尼·莱维罗):总统先生,进攻满洲是否有赖于在联合国的行动?</div><div> 总统:是的,完全是这样。</div><div> 问(莱维罗):换句话说,如果联合国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向比现在更远的地方推进的话,他会这样做吗? </div><div> 总统: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满足军事形势的需要,正如我们经常做的那样。</div><div> 问:(《纽约每日新闻》记者杰克·多尔蒂):这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div><div> 总统:这包括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div><div> 问:(《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保罗·利奇)总统先生,你说的“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是否意味着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div><div> 总统: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我不希望看到使用它。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应将其用之与这场军事入侵毫无关系的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而如果使用原子弹,就会发生那样的事。</div><div> 美联社和合众社把杜鲁门的这番话飞快地传遍世界,《华盛顿邮报》的爱德华·福利亚德写道,“这在国内外”引起了“一片混乱”。英国官员说,这种说法使他们“大为震惊”,他们认为这意味着难以捉摸的麦克阿瑟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中国人使用原子弹。</div><div> 杜鲁门关于核武器的谈话使匆匆前往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那里的其他西方大使们极为震惊。荷兰代表“含着眼泪”问他是否有机会避免战争。</div><div>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尽管杜鲁门总统经常公开保证不在朝鲜使用原子武器,但是在1950年12月,未装配好的原子弹悄悄地运到了一艘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美国航空母舰上。美国飞机还对北朝鲜进行了模拟核袭击,作为打原子弹战争的应急计划的一部分。</div><div> 1953年,朝鲜战争一直处在僵持状态,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新上台的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几乎使使用核武器变成了现实。</div><div> 5月1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议“直接向中国和满洲”采取空军和海军行动,包括使用原子武器。联席参谋长们认为,时机选择是头等重要的。所有必要的行动,包括“战略和战术上广泛使用原子弹”,都必须实施得以产生“最大限度的突然性和最大限度的冲击性”。以海军封锁为开端、逐步发展为一次地面攻势的逐步升级行动将缩小成功的机会。第二天,5月2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这些建议。</div><div>凑巧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采取这一行动时,杜勒斯正在作他的中东和亚洲之行。他挑印度作为他警告要使用原子武器的一个讲坛。在同尼赫鲁总理的一次谈话中,杜勒斯表示,应当警告中国总理周恩来,如果不能达成停战协议,美国就要轰炸鸭绿江以北的满洲庇护所。杜勒斯还提到了美国成功试验了核炮弹,其口气强烈地表明美国将会毫不犹豫地在朝鲜使用这种武器。在此之前,装有核弹头的导弹已经运到冲绳岛。</div><div> 在以后的岁月中,蘑菇云的阴影一次又一次地在中国的大门口游荡——</div><div> 1955年3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如果远东发生战争,美国当然会使用某些小型战术核武器;3月25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罗伯特卡内海军上将向报界透露说,美国已拟定了一个向中国全面发动进攻的计划。</div><div> 1958年9月,当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的时候,艾森豪威尔于9月4日批准了一份文件,明确地讨论并接受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将能装上核弹头的8英寸榴弹炮运抵金门;1968—1970年,美国多次进行针对中国的核战争演习;1963年,当中国即将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时,美国一些人鼓吹对中国进先发制人的打击;1969年,当中苏边界发生冲突时,苏联一些领导人也企图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div><div> 面对核大国赤裸裸的恫吓和威胁,毛泽东的回答是: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在1955年一次同外国驻华大使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我国有六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我们有一句老话,小米加步枪。美国是飞机加原子弹。但是,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么,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全世界人民会支持我们。”</div><div> 善良的人们把和平的希望寄托于新中国。1950年,法国杰出的科学家约里奥·居里,让即将返回祖国的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捎口信给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要有原子弹。临行前,居里夫妇的女儿约里奥·居里夫人还将亲自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作为对中国人民开发核科学研究的一种支持。</div><div> 1996年夏天,我国最后一次核试验前夕,基地专程请来参观核试验的杨承宗教授,在马兰招待所门前,对我谈起了当年这件大事:</div><div> “回国前,约里奥·居里先生对我说:看见你要回国了,我有几句话,告诉毛泽东主席,你们要保持世界和平,那么你们必须反对原子弹,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必须自己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回国后,我把约里奥·居里的话告诉了钱三强,他当时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对我说:这件事太重大了,你千万保密,我马上向丁瓒报告,他是科学院党委副书记,请他报告毛主席……”</div> <h1><b> <font color="#167efb">  这是决定命运的</font></b></h1><div> </div><div> 1954年10月,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苏联代表团来参加新中国建立5周年庆典。</div><div> 10月3日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的中、苏两国最高级会议上,赫鲁晓夫问:“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div><div> 毛主席答道:关于这方面的事,双方的专家们天天在接触和交谈。他们相互协作,交换意见,协商解决问题,事情能办通。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div><div> 赫鲁晓夫听到这里愣住了,因为他不曾考虑过这个问题,思想毫无准备。他稍停了一下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我们的想法是,目前你们不必搞这些东西……</div><div> 毛主席回答:“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div><div>就在这年秋天,广西发现了铀矿。那些风餐露宿的地质队员们没有想到,他们采集的铀矿石竟会那么快地飞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桌上。 </div><div> 铀,是实现核裂变反应的主要物质。铀元素是法国科学家克拉普罗特于1789年发现的,恰巧当时发现了天王星,这种元素就以</div><div> 天王星命名,“铀”就是天王星英文的第一个字母“U”的音译。</div><div> 有没有铀矿资源,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自力更生发展核工业的一个重要前提。</div><div> 1993年8月14日的采访中,时任地质部副部长的刘杰谈起当年的故事记忆犹新,他激动地告诉我:“那是1954年的秋天,我们的地质专家把在广西采到的铀矿石标本送到了北京。那个矿是次生矿,开采价值不大,但这证明了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有铀,有次生矿就很可能找到原生矿。当时大家都很高兴,很激动。特别是苏联顾问,当时地质部。有个苏联顾问,眼睛都瞪大了,很高兴、也很神秘地说,要把矿石标本藏起来,带回苏联去研究。我把这个情况向中央、向周总理汇报了。没想到这么快,第二天就接到通知,让我到中南海去汇报,毛主席一定要亲自看一看铀矿石。这说明主席、中央对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视。时间大概是8月底9月份,具体记不清了,反正是10月之前,天还不太凉,还能穿丝绸衬衣。接到通知后马上带一块铀矿石,还带着一个测放射性的盖革计数器,到中南海毛主席的办公室。就是丰泽园菊香书屋那间办公室,当时毛主席在那里办公。听汇报的有主席、少奇同志、总理,我记得好像还有朱老总。毛主席详细地询问了勘探情况,看了铀矿石显得很兴奋。那块矿石有拳头这么大,是黄绿色,当时我们也不懂,铀矿石就放在毛主席的桌子上,我记得当时毛主席还给几位中央领导说,看完了,大家要洗洗手。毛主席将这块铀矿石标本拿在手上,掂了又掂。他亲自用盖革计数器测量铀矿石,高兴地对我们说;‘我们的矿石还有很多没发现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毛主席还说,‘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这是决定命运的’那句话是毛主席送我们时在门口讲的。汇报完了,毛主席很高兴,站起来,同我们握手。在门口,毛主席握着我的手,笑着,说:‘刘杰呀,这个事情要好好抓哟,这是决定命运的。’回到部里, 这句话我没传达,后来也没传达,当时觉得毛主席这是给我开玩笑,讲的一句笑话,毛主席一直讲原子弹是纸老虎,怎么又讲是决定命运的呢。现在回想起来,这句话确实很重要,这里面包含着毛主席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战略指导思想。”</div> 从讲“原子弹是纸老虎”到说“这是决定命运的哟”,毛泽东整整思考了8年。他以伟大战略家和哲学家的目光关注着五洲四海的政治风云,关注着微小原子核释放的能量对人类前途和命运带来的影响。他多次指出原子弹是纸老虎,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同时也强调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他多次讲道,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他还常常同专家和教授们一起兴致勃勃地探讨微观世界的秘密,后来西方科学家把一种新发现的基本粒子称作“毛粒子”。在那次汇报后不久,毛主席、党中央毅然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div>  1955年元月15日,中南海,丰泽园。</div><div> 毛泽东主持了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div><div> 毛主席开门见山:“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的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div><div> 地质学家李四光取出了黄绿色的铀矿石,说明铀矿资源和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和勘察发现铀矿石的有关情况。</div><div> 中央领导人一个一个传看着铀矿石标本,感到很普通的石块,会含有那种神秘的东西,会产生那样惊人的能量?这对于来自井冈山和延安的老革命家是非常新鲜的。</div><div> 物理学家钱三强汇报了全世界核物理学的研究和发展情况和我国这几年的准备工作,然后把探测仪器放在桌面上,又把一小块放射源放在口袋里,然后从桌旁走过,探测器便立刻发出“嘎嘎……”的轻微响声。这时大家都高兴地笑起来。有的兴趣正浓,也接过来试了一试,也发出了同样的响声。有的领导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气氛十分活跃。</div><div> 当钱三强讲到攻破原子核发生链式反应所引起的震动,以及核物理研究成果将对整个社会发展所引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更加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div><div> 毛泽东主席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过去几年其它事情很多,来不及抓这件事。”</div><div> 他强调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出来。”</div><div> 毛泽东看看大家,接着说:“你们看怎么样,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div><div> 大家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意见,对发展原子能事业表示了极大的决心。毛泽东突然话题一转,向钱三强提出了原子内部的结构问题:</div><div> “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吗?”</div><div> “是这样。”</div><div> “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div><div> 钱三强一时答不出话来。会议以前,尽管他曾有所准备,但是,毛泽东所提出的问题,是从来没有人研究过的,也是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的。</div><div> 钱三强如实回答说:“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div><div> “它们是不可分的吗?”</div><div> “现在的研究,是这样。能不能分,还没有被认识。”</div><div> 毛主席说:“我看不见得。”他带着商量的口气说:“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嘛!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div><div> 大家都静静地听着、思索着。</div><div> “你们不信,反正我信。”毛泽东微笑着,抽着烟,在认真地谈着他最感兴趣的哲学问题……</div><div> 吃饭的时候到了,大家来到餐厅,餐厅里摆了三桌饭菜。</div><div> 毛泽东坐在钱三强这一桌,他的右边是彭真,左边是李四光,钱三强坐在他的对面。李四光本来是一口普通话,今天改用地道的湖北话,与毛泽东谈笑自如,十分开心。</div><div> 开始上菜了。周恩来请客,往往一个海碗里有肉、豆腐,再加两个菜盘就开饭。这天是毛泽东请客,摆了六个菜,毛泽东平时滴酒不沾,这次却特意斟了一杯红葡萄酒。毛泽东站起身来,举起酒杯大声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div><div>3月31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div><div>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955年7月,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和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div><div>在我国工业底子很薄,科学技术很落后的条件下,能不能发展国防尖端技术,这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都是有人怀疑的。为了创建我国国防尖端技术事业,毛主席亲自调查研究,多次听取汇报。在采访中刘杰部长告诉我,1956年在去毛主席汇报时,他按毛主席的要求,带了一大摞请科学家编写的有关原子能、核武器知识的小册子。毛主席详细询问了铀矿的生成,原子弹氢弹的基本原理等问题,当谈到原子核聚变释放出氦时,毛主席问是哪个字,刘杰回答气字下面加个辛亥革命的亥,毛主席接过刘杰的笔记本,顺手拿起铅笔写下了一个“氦”字,问,是这个字吗?毛主席还把汇报材料留下,做进一步的了解。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之后,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同时他又说:“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div><div>与此同时,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也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div><div>1955年 10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中国代表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多次严正交涉,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回到祖国。</div><div>这年12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火箭专业教授任新民、周曼殊、金家骏3人,给中央军委写信,提出了在中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div><div>年底,钱学森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时,院长陈赓握着钱学森的手问:“你看,咱们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div><div>钱学森毫不犹豫地回答:“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1956年2月,钱学森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要求,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 </div><div>3月6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其中专题讲了“我们必须积极着手研究我国能不能生产新式武器(如核子武器、导弹和新式武器等)的设计制造问题”,建议在国务院或国防部直接领导下积极筹建航空和导弹的研究机构,并准备筹划核子武器研究机构。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批准了这个报告,这是最早落实到文字上的关于在中国研制导弹和核武器的正式文件。</div><div>1956年3月14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聂荣臻任航委主任;黄克诚、赵尔陆为副主任;钱学森、刘亚楼、李强等为委员;1956年10月8日,,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院长。</div><div> 至此,中国研制原子弹、导弹的大幕徐徐拉开。</div> <h1> <b><font color="#167efb">  不行!不能!不要!</font></b></h1><div> </div><div>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div><div> 到处是欢呼和笑容,到处是鲜花和掌声。这时,中苏刚刚签定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共领导人还特意请毛泽东观看了苏联进行原子弹和氢弹试验的绝密影片。</div><div>不久,在中国原子能研究所由苏联援建的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使用。</div><div>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后,总的来说,1957、1958年,协定执行得比较顺利,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几种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交付了相应的技术资料,并派出有关的技术专家来华指导。苏联的帮助,对中国在尖端武器研制方面的起步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中国人民心存感激。当时,毛泽东曾发出指示:“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成自己人。”这个指示也极大地鼓舞了在我国的苏联专家。</div><div>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核心内容,是苏联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导弹。其中最核心的,是原子弹。这方面,他们确实派来了一批核专家。导弹方面,给了两枚P—2型地对地导弹,一个营的导弹地面设备,另外还给了一点C—75地对空导弹,还有一种射程50左右公里的岸对舰导弹。</div><div> 可是,当这种友谊和援助要以损害中国的主权、尊严为条件的时候,破裂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div><div>1958年7月3 1日赫鲁晓夫来华,再次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建议,显示出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企图,遭到毛泽东的严辞拒绝。</div><div> 会谈中, 赫鲁晓夫说:“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div><div> “不行!”毛泽东断然拒绝,“我不想再听到这种事!”</div><div> “毛泽东同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的一件事都达不成协议!”</div><div> 赫鲁晓夫微露愤懑。</div><div> 毛泽东说:“不能!”</div><div> 赫鲁晓夫忽然一笑:“为了合情理,假如你愿意的话,毛泽东同志,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作基地。”</div><div> “不要!”毛泽东慢条斯理地说:“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里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div><div> 赫鲁晓夫无声地望着毛泽东。</div><div> 毛泽东继续讲道:“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最后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了。”</div><div> “不同意就不同意吧,我们不提这个建议了。”似乎就此结束他也不好下台,赫鲁晓夫不无遗憾地说:“为什么要这样误解我们呢?毛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苏联是对你们中国作出了许多帮助……”</div><div> “这是另一个问题,”毛泽东用柔和的声音将援助和主权的问题区分开,礼貌而不失坚定地重复一句:“是另一个问题。”</div><div> 直到20年后,在莫斯科过着黯淡的退休生活的赫鲁晓夫对他同毛泽东的这次会见仍耿耿于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记得很清楚,1958年毛泽东是如何断然拒绝了我们要求在军事合作方面的努力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动怒,他始终也没有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潜水艇基地。”</div><div> 在这次中苏最高级会谈中,苏联领导人没有再坚持他们原先的建议。但围绕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而发生的争执给中苏关系投下了新的阴影。</div><div> 随之而来的是,苏联政府以种种借口拖延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执行。根据协定,苏联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但事后苏方却以种种借口拖延不给。先是要求有专门的储藏仓库,等我国将专门仓库盖好后,又提出保密条件不够;而在中国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苏方专家也表示满意后,1958年10月,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供应局局长波利雅可夫复函中国二机部刘杰副部长:“鉴于教学模型及资料储藏室的建筑工程将于1958年10月完工,教学模型及技术资料将于11月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到限期,苏方还是拖延不给。</div> 赫鲁晓夫下台后在晚年的回忆录中道破了其中的秘密:“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人一枚原子弹样品。他们把样品组装起来并装了箱,随时可以送往中国。这时,我们负责核武器的部长向我做了汇报。他知道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div>  “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决定该怎么办……最后,我们决定推迟给他们送去样品的时间。”</div><div> 而被蒙在鼓里的中国还在组织代表团准备启程赴苏就上述问题谈判。正在这时,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到了北京,信中以当时苏联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正在谈判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将在戴维营举行会谈为理由,提出暂缓按协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图纸资料,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div><div> 1959年7月,周恩来在庐山会议期间向前来汇报苏方“59·6”来信的宋任穷、刘杰传达了中央的决策:我们不理睬它,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自己的原子弹。</div><div>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访美之后匆匆赶到北京,参加新中国国庆10周年庆典,这是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他在机场发表讲话说:“我是刚刚下了那架飞机,就登上了这架飞机。”</div><div> 有记者问赫鲁晓夫这次到中国来带了些什么,赫鲁晓夫自以为得意地拍了拍口袋说:“我这个口袋装的是友谊,那个口袋装的也是友谊。”</div><div> 可是友谊却始终装在他自己的口袋里没拿出来。</div><div> 国庆大典中,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里,赫鲁晓夫冷冷地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div><div> 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应该通过内部的平等协商和同志式的讨论与争论,求得认识上的接近和一致;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耐心等待,让实践来证明谁是谁非。但是,1960年6月,赫鲁晓夫却利用二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策划了“布加勒斯特会议”,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围攻,搞突然袭击。当中国共产党表示它“宁可被碾得粉碎也决不屈服”之后,苏联进一步在国家关系方面对中国加大压力。</div><div> 1960年7月16日,苏联突然照会中国,要把苏联专家和顾问从中国召回,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在7月25日就通知说,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将于7月28日至9月1日期间离境。同时,苏联还片面中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应该派遣的900多名专家来华。</div><div> 7月18日,消息传到北戴河。毛泽东对前来汇报的李富春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div><div> 苏联专家同热情的中国朋友依依惜别,也许他们当时并不清楚两国上层发生了什么,但谁都明白,这突如其来的撤离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div><div>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1 390名专家撤走了,数十个协定和数百份合同撕毁了,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半途停顿,一些厂矿停工停产,一些正在建设的工程被迫下马……</div><div>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动摇奋发图强的壮志和雄心,站立起来的中华民族依然直挺着不屈的脊梁,艰难而又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div><div> 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17天,我国用国产液体燃料成功地发射了一枚苏制导弹;第83天,1960年11月5日, 我国自己制造的被称作“争气弹"的导弹“东风一号"腾空而起,准确命中目标。聂荣臻元帅激动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div><div><br></div> <h1><b> <font color="#167efb">  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font></b></h1><div><font color="#167efb"> </font></div><div> 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为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加速我国原子能工业的建设,中央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缩短战线,集中力量, 加强有关方面对原子能工业的支援。</div><div> 正当二机部、五院克服重重困难,加速“两弹”研制进程的时候,1961年夏天,却在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部门,产生了“两弹”是“上马”,还是“下马”的激烈争论。</div><div> 争论的起因,一是苏联撕毁协定,撤走专家,停止援助,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尤其是涉及尖端技术的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二是党中央鉴于“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正酝酿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两弹”的问题,又被提出来了。</div><div>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关于“两弹”的争论达到了高潮。在当时,这场争论波及面很广,事关“两弹”的生死,所以,许多年后,还有人经常提起。</div><div> 主张“下马”的同志,一是强调苏联的援助没有了,二是导弹、原子弹技术高度复杂,仅仅依靠我国尚不发达的工业和落后的科技力量,是难以造出“两弹”的;三是“两弹”花钱太多,在国民经济大调整的情况下,会影响国民经济和其它部门的发展。他们主张,不如把有限的钱用到常规武器上,只搞常规武器。未来几年内打仗,还得靠常规武器。用他们的话说:“饭都吃不饱,还搞什么两弹。”有人甚至说:“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div><div> 陈毅、贺龙和聂荣臻几位元帅坚决主张两弹不能下马。</div><div> 陈毅元帅表示: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早一点把原子弹搞出来,我这个外交部长说话腰杆就硬了。</div><div> 聂荣臻坚定主张“两弹”应该坚持攻关。据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回忆说:“1961年夏,聂荣臻副总理把我和国防科委计划局的同志找到北戴河,那时我已兼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要我们起草了一个两弹要继续上马给中央的报告。他的意见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和支持。”</div><div> 8月20日,聂荣臻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直接上报给毛泽东。报告中说:国防尖端技术的研究试验基地已具有一定规模,五院和二机部,都已集中和培养了几千名大学毕业以上的技术干部,其中有技术骨干几百名,并已摸到了若干重大技术问题的关键,有些问题已经进入攻关阶段。五院研制的设备,可以保证中近程地地导弹的需要。二机部研制原子弹的原料和设备,在1964年几个矿山和工厂建成后,即可以制造一般的原子弹。因此争取三、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国防尖端技术是有条件有信心的。</div><div> 在1988年7月21日的采访中,张爱萍老将军告诉我们:“聂老总在军委常委会提议,让我去调查,我提议让刘西尧也去,我说刘西尧是大学生,懂知识、懂科学。”</div><div> 刘西尧回忆说:“经过近一个月的仔细调查研究,我们得出结论……两三年内,即最迟在1964年,实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是可能的。二机部的同志也是按这个目标安排的,但是在给中央写报告时,他们为了留有余地,建议写三四年内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我们认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宜早不宜迟,应该尽可能抓紧时间,抓紧工作,力争早日爆炸,因此坚持写了两三年。我们确信,只要抓紧,是可能的。这样就以张爱萍和我两个人的名义于1961年11月14日上报中央军委并周总理。张爱萍把这个报告送了一份给邓小平总书记,邓阅后,在重要的地方打了杠,呈送给了毛主席。”</div><div> 实际上,这份报告的抬头是这样写的:“聂副主席并报林、贺副主席、罗总长、军委”,第一句话是“遵照您的指示,我们于十月九日到十一月二日陪同刘杰同志到二机部所属的几个厂、矿、研究所,着重了解有关第一线任务的基本建设、生产准备和科学研究的一般情况……”</div><div> 1961年11月17日,这封“绝密件”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这是一份《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div><div> “几年来,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的总的情况是好的,各项工作都有很大进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配合原子能工业的科学研究工作,自今年进一步组织二机部和科学院等有关单位的具体协作后,也有很大进展……从我们所了解的一些基本情况来看,明年是最关键的一年。若是组织的好,抓得紧,有关措施能及时跟上……在 1964年制成核武器和进行核试验是可能实现的。”</div> 这份文件的前面这样写着:<div>  小平同志:</div><div> 我于十月九日到十一月二日同刘杰等同志到二机部所属的几个厂、矿、研究所了解一些情况,向军委写了一个报告,现送上一份,供参阅。</div><div> 此致</div><div> 敬礼</div><div> 张爱萍</div><div>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四日</div><div>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在这页纸上的批语是:</div><div> “送主席、周、彭阅”</div><div> 在这条批语下,小平同志又特意在括号里用小一些的字体写道:“无时间,看前一页半即可。”</div><div>这份文件在毛泽东手上一直存放到1962年12月27日。人们不知道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主席究竟看了多少遍,但从“前一页半”上那钢笔、铅笔划下的一道又一道红色和蓝色的标记上,足以看出毛泽东对这件事情是多么关切和重视。</div><div>1962年6月8日,毛泽东明确强调:“在科学研究中,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div><div>这一年,美国军舰、飞机不断侵犯我领海、领空,中印边界、台湾海峡局势紧张,世界上对中国原子能事业的进展猜测纷纷,每隔一段时间,新闻媒介就掀起一场中国即将爆炸原子弹的传闻,有的甚至说中国已经爆炸了原子弹。</div><div>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央领导对二机部的工作进度非常关心。周总理不止一次关切地问二机部部长:“刘杰,美国鲍尔和艾尔索普对我国核爆炸的推测,我们能实现吗?”</div><div> 陈毅元帅也多次询问:“刘杰,我们原子弹什么时候响啊?你们早一点把原子弹拿出来,我这个外交部长说话就硬了。”</div><div> 二机部领导经过讨论,于1962年9月11日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争取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div><div> 10月19日,国防工办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二机部的“两年规划”,并提出成立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建议。</div><div> 刘少奇表示赞成,并说:经过努力,即使1965年搞出原子弹来也是好的。这件事要请总理出面才行。</div><div> 10月30日,国防工办主任罗瑞卿大将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建议成立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报告。</div><div> 报告说:“……最近,二机部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条件以后提出,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在国内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而且会震撼全世界,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建议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这个建议,在10月19日国防工业办公室向中央常委汇报时,少奇同志已原则同意。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考虑,最好是总理总抓,贺龙、富春、先念、一波、定一、荣臻、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同志参加,组成这个委员会。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可附设在国防工业办公室……’</div><div> 11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送刘、周、朱、彭核阅。”</div><div> 11月3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并写下了振奋人心的批示:</div><div> “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div><div> 11月17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由15人组成中央专门委员会领导原子弹研制工作。</div><div> 周恩来总理任主任,委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七位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七位总参及委、部级领导干部。</div><div> 周总理当天就召开了中央专委第一次会议,并决定设立专委办公室,罗瑞卿兼任办公室主任,赵尔陆、张爱萍、刘杰、郑汉涛兼任副主任。</div><div> 中央专委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具有高度权威的行政权力机构。从成立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中央专委共召开了九次会议,研究解决了一百多个重大问题。</div><div> 集中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国一盘棋,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所在,这就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工业落后的中国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制造出原子弹,靠的就是全民族团结一致和全国的大力协同。</div><div> 围绕第一颗原子弹的攻关项目,中国科学院、冶金、机械、化工、电子、石油、建工、轻工、纺织、公安、交通等 26个部委和20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工厂、院校、科研单位,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为原子弹的制造和试验研制出十万多种专用仪器、设备和原材料。</div><div> 1962年12月,包头核燃料元件厂四氟化铀车间投料生产;</div><div>1963年3月,完成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div><div>1963年7月12日,核试验基地研究所正式组建,首次核试验技术准备全面展开;</div><div> 1963年8月23日,衡阳铀水冶厂一期工程完工并开始试生产;</div><div> 1963年11月29日,六氟化铀工厂生产出第一批合格产品;</div><div> 1963年12月24日,一比二核装置聚全爆轰产生中子试验成功;</div><div> 1964年1月 14日,兰州浓缩铀厂取得了高浓铀合格产品……</div><div> 中华民族,这个一百多年来屡受欺侮却又不甘沉沦的民族,这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立起来的民族,正在一步步走向核时代的大门,走向一个辉煌的历史瞬间,走向那个让所有的炎黄子孙都扬眉吐气的时刻。</div> <h1><b><font color="#ed2308"> 原子弹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font></b></h1><div></div><div> 正当中国一步步迈进核门槛的时候,1963年7月,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企图绑住中国人民的手脚。赫鲁晓夫断言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div><div>一时间,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中苏公开论战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div><div>对这一事件,毛泽东1965年在《念奴娇 鸟儿问答》词中写道:“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不许放屁,试看天地反复。”</div><div>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极格局正演变为多极世界。中美关系大为改善,苏联早已解体;从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同邓小平会见,中苏关系宣布“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苏以及后来的中俄关系已由过去的对峙状态变成了友好邻邦、战略合作伙伴,当年论战的两方主帅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也早已成为历史人物。但是,回望那段历史,中国政府发言人在声明中的两段话总是在我们心中回荡:</div><div> “中国不是很穷、很落后吗?是的,很穷,很落后。据苏联领导人说,中国人人喝大锅清水汤,连裤子都没有得穿,怎么有资格生产核武器呢?</div><div> “苏联领导人嘲笑中国落后,未免太早了。他们也许说得对,也许说得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即使一百年也造不出什么原子弹,中国人民不会向苏联领导人的指挥棒低头,也不会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下跪。”</div><div>这是一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骨气,一腔不怕鬼、不信邪的正气,一股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豪气,一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志气。中国,再也不是任人欺侮的国家了。</div><div>1964年春,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铁塔在罗布泊拔地而起,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全面展开。一时间,大西北这片神秘的荒原似乎成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精神的缩影。</div><div> 5058名参试人员来自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新疆、兰州军区、二机部、公安部、国防部十院、军事工程学院、中国科学院等26个单位,他们怀着为祖国争光、为中华民族争气的豪情壮志,撑起帐篷,连营千里,誓夺原子弹爆炸的成功。</div><div>这时,世界对中国爆炸原子弹的议论纷纷扬扬,高潮迭起。</div><div>美国在我国周围建立了20多个监听站,30多个测向站, 并不断利用间谍卫星、高空飞机窃取我国核武器试验情报。</div><div> 华盛顿甚至有人公开鼓吹要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核方面绝育”。 </div><div> 当时有迹象表明,超级核大国有图谋阻止中国掌握原子弹、破坏中国核设施的动向。</div><div> 面对这种尖锐复杂的形势,中国选择首次核试验的时机便成为中央专委特别注意的问题。1964年9月16日、17日,中央专委对此进行了慎重研究,并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早试,另一个方案是晚试,先抓紧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择机再试。</div><div> 在研究中,周恩来归纳大家意见时说:“关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进度问题,我们从战略上设想是现在就搞,即使遭到帝国主义的破坏也在所不惜。苏联赫鲁晓夫不让我们搞原子弹,说我们搞不出来;美帝国主义威胁要轰炸我们,但我们搞出来了。我们发展核武器的前途是定了,即使被破坏了,我们还能再生产……我们要设想一下原子弹炸响后的情况,再决定爆炸时间。国庆节前下决心……为了和第二套生产基地衔接上,则要推迟到1970才能试验。”</div><div> 罗瑞卿说:到1970年我们这些人要退休了。</div><div> 周恩来说:“如果要在今年进行试验,需要在9月25日以前定下来。我再搜集一些材料,研究一下,报请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去决定。不管今、明、后年进行试验,你们准备工作仍要积极进行。”</div><div>中央专委会议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中央专委对正式试验的方案设想。</div><div>9月21日,周恩来在给毛主席的的信中说:“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于本月16、17日开了两次会,讨论关于核爆炸及其有关问题,急需待主席回来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做决定,时间不迟于9月24日为好。因为如决定今年爆炸,以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至少需要20天。”</div><div>毛主席当天批示,已阅,即办。</div><div>9月22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了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李先念和聂荣臻出席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最后决定了有关我国首次原子弹试验的各项原则问题。</div><div>毛泽东从战略上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div> 此前不久,毛泽东几次与外宾谈起原子弹。1964年8月22日,他会见参加在日本召开的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的外宾时说:“我们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是没有原子弹、氢弹的。法国是有原子弹的,但是在座的法国朋友是反对发动核战争的?我们的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既然不准备使用,为什么要生产呢?我们是用它做防御的武器,现在一些核大国,特别是美国,拿原子弹吓唬人。”<div>  9月10日,毛泽东会见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时说:“几个大国手里拿着核武器,口里也讲和平。你们也有了核武器,但不多,刚开始有。我们还没有核武器,但谁吓唬我们是不行的,我们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不接受这样的威胁,在我们力量再小的时候也是如此”</div><div> 公元1 964年10月1 6日1 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div><div> 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先发明火药的民族,这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站立起来的民族,终于用现代科学的雷霆证明了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div><div> 可以说,没有谁比毛泽东更盼望这颗原子弹早响的,没有谁比毛泽东更清楚这一成功对中国意味着什么。</div><div> 在这成功的时刻,毛泽东却是那么冷静。</div><div> 张爱萍向周总理报告:“原子弹已按时爆炸,试验成功了!”</div><div> 毛主席指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div><div> 张爱萍再次报告:“火球已变成蘑菇云,根据景象判断是核爆炸。” </div><div> 毛主席说:“还要继续观察,要让外国人相信。”</div><div> 随后,一份证明确实是原子弹爆炸的详细文字报告传到北京。</div><div> 当晚,在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时,毛主席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让周总理提前宣布了这一特大喜讯。顿时,全场欢声雷动。</div><div> 周总理风趣地说:“大家可以欢呼,可以鼓掌,可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哟。”</div><div> 第二天,周总理在向二届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感慨地说:“我们能不能自力更生地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这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都是有人怀疑的。但是,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现在是应该扫除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div><div> 的确,罗布泊一声巨响,是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时候了!是所有的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div> <h1><b><font color="#ed2308"> 谁说我们中国搞不出导弹核武器呢,<br> 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吗</font></b></h1><div> </div><div> 威力巨大的原子弹、氢弹,只有和射程较远的投射工具结合起来,才能组成为战略核武器。美国和苏联分别在1958年和1964年部署了洲际弹道核导弹。</div><div> 中国有了原子弹之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预言:中国5年内不会有运载工具。有的西方记者说中国是“有弹没枪”。美国人又一次低估了中华民族的能力,他们绝没想到,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的三个月,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中近程弹道导弹。</div><div> 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成立后,任新民、屠守锷、梁守粱、庄逢甘、蔡金涛、黄纬禄、吴朔平、姚桐斌、梁思礼等专家先后从全国各地调来,形成了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第一批骨干力量。</div><div> 仿制苏式近程导弹“东风一号”刚刚成功,我国导弹技术队伍马上开始自行设计中近程地对地导弹“东风二号”。参加设计的科技人员,大部分是刚出校门的大学和中专毕业生。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钱学森亲自讲授的《导弹概论》,以及任新民、庄逢甘、梁守槃、朱正等专家讲解的火箭技术的基础知识,能者为师、互教互学的空气蔚然成风。</div><div> 就是靠着这样一股刻苦学习和钻研的精神,在缺乏实践经验,没有技术资料,缺少地面实验设备的情况下,年轻的导弹研制队伍知难而上,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设计制造了第一枚“东风二号”导弹。</div><div> 可是,1962年3月21日,这枚导弹起飞后仅飞行了69秒就坠毁在发射场附近的沙滩上。</div><div> 聂荣臻鼓励大家:既然是试验,就有失败的可能;要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钱学森还专程到基地指导参试人员分析失败的原因。</div><div> 屠守锷受命主持总体设计部工作,梁思礼、谢光选参加论证改进总体设计方案;</div><div> 有关部委和北京市大力协作,抢建了全弹试车台、振动试验塔等大型地面试验设备……</div><div> 1964年2月6日,毛主席接见了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科学家。</div><div> 毛主席说:我们搞原子弹也有成绩呀!</div><div> 钱学森回答:我有所闻。</div><div> 毛主席说:怕不不只有所闻吧。</div><div> 钱学森说:对原子弹确实只是有所闻,我是研究运载工具的。</div><div> 毛主席说:是的。你们搞了个一千公里的,将来再搞个两千公里的,也就差不多了。</div><div> 修改设计后的“东风二号”导弹经过17项大型地面研制试验, 105次发动机试车,终于在1964年6月29日发射成功。</div><div>钱学森高兴地说:如果说两年前我们还是小学生的话,现在至少是中学生了。 </div><div>1966年3月,中央专委批准进行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飞行试验。</div><div> 把核弹头装在导弹上,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飞行试验,要冒很大的风险。人们知道,美国和苏联是在公海进行这种试验的。</div><div> 我国这次试验,由巴丹吉林沙漠发射,弹着区设在罗布泊,万一在飞行中间掉下来,或偏离弹着区,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确保试验安全就成为周总理和中央专委特别关注的重大问题。</div><div> 在原子弹和导弹试验中,周总理反复强调,一切工作都要百分之百地保证没有问题才行。</div><div> 1966年6月30日,周总理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后,由拉瓦尔品第回国,于14时40分到达导弹试验基地,检查这次导弹核武器试验的准备情况。</div><div> 为了确保“两弹”结合飞行“热”试验万无一失,10月7日,在导弹试验基地进行了一次实际检验安全自毁系统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导弹起飞后,弹上和地面所有的设备工作正常,并按预定程序、弹道、时机、弹头在先、弹体随后在空中爆炸自毁。弹着区也按正式试验程序进行合练。这时试验的结果证明,导弹工作正常,安全自毁系统可靠,达到预定的试验目的。</div><div> 10月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听取张震寰关于“两弹”结合安全自毁试验的结果以及“冷”、“热”飞行试验的准备情况和10月份符合试验条件的好天日期预报的汇报。周恩来指出:这次试验非常关键,美国是在海上搞的,法国还未搞过,我国是在自己大陆上搞,不要出乱子。“冷”试弹要严格检查,都要记录下来,“热”弹一点差错没有才行,要把各种因素都考虑到。弹头撞击试验,斜撞击、横撞击都要进行试验。红柳园安全问题,由铁道部政治部派一名副主任去安排,在10月20日前准备好。弹着区安全问题,“冷”弹试验时弹体在被动阶段也会炸,人员要撤远一些。“热”弹头运输要用专车,由国防科委负责安排。这次试验,由国防科委张震寰负责,10月10日到基地,两基地都要看一下,冷试回京再汇报一次,报主席下决心。冷试现在就做安排,时间在10月15日前后。冷试详细结果要在二三天内报来。这次试验二机部李觉和七机部钱学森参加。</div><div> 会上聂荣臻元帅说:“安全问题,核试验基地工作区还要做一些工程,热试验时,另一任务场区工程要停一下。”</div><div> 10月13日8时30分,第一发“冷”试验弹发射成功;16日17时30分又成功进行了第二发“冷”试验弹的发射。这两发运载模拟核弹头的导弹飞行正常,引爆控制系统工作可靠,并在弹着区内预定的高度按程序起爆了炸药部件,从而进一步检验了导弹以及引爆控制系统的可靠性。</div><div> 10月20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div><div> 这是导弹核武器试验前的最后一次专委会。</div><div> 周总理强调:“这次热试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定要百分之百的完成。”“从领导到每个人都要更加细心,保证地面上没问题,操作中不出问题,坚决消灭掉人为的差错。工作检查好了,要让部队好好休息,搞好伙食。”</div><div> 周恩来指出:凡想到的问题都要检查到,一切缺陷都要弥补好,要做到所有检查结果都没问题,尽最大努力使试验获得成功。在该做的都做好了之后,也要敢于冒一定风险,无限风光在险峰啊!要沉着地打好这一仗。</div><div> 就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决定聂荣臻去发射现场主持这次试验。</div><div> 临近试验,聂荣臻生病了。一天,周总理忽然打来电话,询问聂荣臻身体状况如何。聂荣臻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的重量,也清楚此时此刻总理打电话来定有要事,便回答说:“一点小病,已经好了。”</div><div> 周总理又问:“能不能去发射场?”聂荣臻提高声回答:“身体好好的,怎么不能?”</div><div> 10月24日,毛泽东在他的客厅里,亲自听取了聂荣臻和钱学森关于这次试验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他听得很仔细,不时还插话询问。当聂荣臻汇报到两弹结合的研制工作进展顺利,靶场试验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时,毛泽东高兴地笑了起来,他说:“谁说我们中国搞不成导弹核武器呢,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吗?”汇报完后,毛泽东亲自送聂荣臻、钱学森出门,走到门口,毛泽东又亲切地关照聂荣臻:“荣臻同志过去是打胜仗的,这次要准备打败仗,打了败仗也不要紧,接受教训就是了。”</div><div> 1966年10月25日,聂荣臻受毛主席、周总理的委托,第二次飞抵导弹试验基地,亲自指挥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div><div> 聂荣臻到达基地后,立即召开试验临时党委会,听取导弹、核弹头测试情况和气象部门的汇报。他说:“我来之前,毛主席对我说,你过去常打胜仗的,这次也可能打败仗,打了败仗也不要紧,搞试验哪有不冒风险的。毛主席的意思是要有两手准备,让我们不要打无准备之仗,不要打无把握的仗。这次试验前三发‘冷试’是顺利的,所以‘热试’一定要谨慎。”</div><div>聂荣臻听了场区气象情况汇报后,果断同意按程序进行转运、加注、发射,但指示组织要更严密,工作要更周到,动作要绝对准确,一定不能出差错,并要求及时将情况报国防科委和周总理。</div><div> 1 966年1 O月27日9时,“东风二号"核导弹点火升空。</div><div> 9分14秒后,核弹头在距发射场894公里之外的罗布泊弹着区靶心上空569米的高度爆炸。</div><div> 试验获得圆满成功。罗布泊的巨响又一次震动了世界,外电纷纷评论说:这好象是亚洲上空的一声春雷,震撼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div><div> “两弹"结合飞行试验成功,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div> <h1> <font color="#ed2308">  <b>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b></font></h1><div> </div><div> 在中国突破原子弹、氢弹技术的同时,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世界大国激烈较量和竞争由陆地扩大到太空。</div><div> 苏联在1957年10月4日,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后,在 1961年4月用宇宙飞船把宇航员加加林送上太空,又于1971年4月19日把第一个载人空间站“礼炮一号”发射升空。</div><div> 美国在1958年1月30日发射了一颗卫星,从1961年5月开始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于1969年7月20日用宇宙飞船把两名宇航员送上了月球。</div><div> 中国是古代火箭的故乡,自古以来不仅有“嫦娥奔月”的美丽神话和“飞车”、“飞船”的传说,而且明代就出现过“火箭载人”飞行的先驱者。</div><div>毛主席1958年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后,中国科学院在张劲夫、裴丽生组织下,把研制人造卫星列为第一项重点任务,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为副组长的“581”任务领导小组。抽调杨嘉墀、杨南生、王希季、陆元久、屠善澄、钱骥等专家,主持开展有关空间技术的研究设计工作。</div><div>1960年2月,我国成功地发射了自行设计、制造的试验型液体探空火箭。</div><div> 5月28日,毛主席在上海观看这种探空火箭时关切地问:火箭可飞多高?</div><div> 讲解员答:能飞8公里。</div><div> 毛泽东说:“8公里也了不起,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上去。”</div><div> 我国科技工作者始终关注着世界上空间技术的新发展。从 1961年6月开始,中国科学院在3年中召开了12次学术会议,著名科学家纷纷发表意见,为我国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早日上天献计献策,并在空间科学技术单项课题研究和试验设备研制方面取得了一批成果,为我国人造卫星的研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div><div> 1965年,中国人造地球卫星从学术和技术准备转入工程研制。</div><div> 而正当我国航天工程进入研制攻关阶段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div><div> 毛主席批准对国防工业部门的科研院、所实行军管,中国科学院的有关国防科研机构列入军队编制,使两弹一星事业得以在动乱中继续进行下去。</div><div> 1968年,钱学森推荐 37岁的孙家栋负责卫星总体设计工作,随后又调来戚发韧等18名技术骨干。</div><div> 广大科技人员忍辱负重,殚精竭虑,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中坚持科研攻关。</div><div>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是在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远程导弹的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参加研究、设计、生产、试验的单位达5000多个。</div><div> 1970年1月,中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成功,证明我国已经具备了发射卫星的运载能力。为确保“东方红一号”卫星按计划上天,空间技术研究院的科技人员在没有良好空调和防尘的总装车间,装配调试出一颗颗正样卫星;利用容积较小、缺乏太阳模拟器的热真空室,完成了空间模拟试验;利用楼顶及自制简易微波暗室,完成了卫星天线性能试验。</div><div> 同时,地面测控系统的建设也全面展开。从1967年底到1970年初,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就建立起能适应第一颗卫星测量跟踪任务的地面观测网。</div><div> 1970年4月1日,装载卫星和火箭的专列到达酒泉卫星发射场。</div><div> 4月2日,周恩来总理又一次听取卫星发射准备情况的汇报。许多人至今仍然记得,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年过古稀的周总理趴在地毯上,和科技人员一起查看图纸,测算卫星飞经世界各大城市的时间,他亲自将非洲国家的一些首都写在预报方案中,让这些国家的人民也能看到中国的卫星。</div><div> 1970年4月16日,周恩来批准卫星及运载火箭转往发射阵地。</div><div> 16日深夜,周恩来对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叮嘱说:在发射现场要一丝不苟地检查,一颗螺丝钉也不能放过。</div><div> 两弹一星事业是全民族的事业,大漠深处的每一次腾飞,都凝聚着千百万人的奋斗和创造,都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援协同,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中,参加研究、设计、生产和试验的单位就达500多个。第一颗卫星发射的时刻,仅守卫通信线路的群众就达60万人。在以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为中心,遍及全国的卫星测控网上,每一根电线杆下都站着一个值勤的民兵。</div><div>1970年4月24日7时,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主席报告:我国以三级火箭试放第一颗卫星,目前已在发射阵地竖起。经检查测试,对发现的问题均已解决,先拟同意于今夜发射,请主席批示。</div><div>毛泽东批示:照办。</div><div> 21时34分,发射指挥员杨恒下达了“一分钟准备”的口令。</div><div> 21时35分,发射控制台操纵员胡世祥按下了发射电钮。</div><div> 21时48分,星箭分离,卫星人轨,东方红的乐曲从太空传遍了世界。</div><div> 当晚,周恩来总理乘飞机到达广州。第二天,他在由越南、越南南方、老挝、柬埔寨领导人召开的“三国四方会议”上宣布:“为了庆祝这次会议的成功,我给你们带来了中国人民的一个礼物,这就是昨天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div><div> “东方红一号”卫星遨游太空,为我国欢庆70年代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增添了喜悦的气氛,在节日的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接见了钱学森、任新民、戚发轫、王盛元等19名研制和发射卫星的代表。</div><div>被接见代表之一、卫星发射基地六部技术员吴庭彪在他的回忆文章中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div><div>9点整,毛主席健步走出电梯,城楼上顿时一片沸腾。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左手拿着帽子向我们走来,走了几步戴上帽子,微笑着向我们频频招手。他老人家越走越近,我们越发激动,高呼毛主席万岁!主席走到我们面前时,总理向主席介绍:“这边是放卫星的”,主席听了,立即伸出右手和我们一一握手,总理又指着说,“后面还有”。主席回转身和后面的人一一握手,总理又说:“这两位女同志也是”,毛主席又一她们亲切地握了手。后来听科委首长讲,这次主席接见我们的时间足足有5分钟。</div><div> 国防科委韦统泰副主任告诉我们:主席今天特别高兴,我参加了三年五一庆祝活动,前两次都是第二轮焰火还没有完,主席就走了,今天主席一直到焰火结束后才走。主席知道卫星发射成功后很高兴,专门看了我们画的卫星运行轨迹图,听了从星上发回的东方红乐曲,还说27日晚卫星过北京上空,有两个亮点,一前一后。</div><div>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中央广播事业局送给毛主席两盘遥测信号和《东方红》乐曲的原始录音带,这珍贵的记录一直伴随着毛泽东最后的岁月。</div><div></div><div> 两弹一星的成功,书写了中华民族振兴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对中华民族在当代世界的前途和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div><div> 两弹一星的成功,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创举。</div><div> 两弹一星的成功,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具有较高水平的优良作风的科技队伍,促进了国家科技进步和现代工业的发展。</div><div> 两弹一星的成功,使我国建立起一支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增强了国防实力,提高了国际地位,为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的和平生活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障。</div><div> 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在为两弹一星事业进行的奋斗中,广大研制工作者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活生生的体现,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新的精神财富。</div><div> “这是决定命运的!”抚今追昔,中国人再一次怀念毛泽东主席当年的教诲,倍觉振聋发聩、寓义深远。</div><div> 站在新的起点上,历史将再一次证明,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永远不可战胜的,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一定会变成辉煌的现实。</div><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