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巨响----中国两弹一星实录 （彭继超）

马兰文化

东方巨响
——中国两弹一星实录

(解说词)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中国曾走在世界的前列。直到十五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保持了千年的领先地位。

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百多年的漫漫长夜中，由于旧中国社会制度腐败和经济术落后，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都侵略过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这就是我们不会忘记更不能忘记的历史教训。

[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的同期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949年1 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望着徐徐升起的五星红旗，情不自禁地大声说：“升得好!"他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欺侮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立起来了。”

西方列强不愿承认新中国，更不想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在东方崛起，他们操纵联合国剥夺了我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人民时刻受到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威胁。

当我们的人民还在用小米加步枪为自由解放而浴血奋战的时候，西方大国已经造出了原子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了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轮番升级，核大国以核爆炸的音响效果作为他们的外交语言。整个世界处于核恐怖之中。

1950年，美国将侵略的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美军上将麦克阿瑟扬言，要在中朝边境建立“核幅射带"；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胆略和气魄回答：“美国的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早在1 946年，他就在延安的窑洞前讲过原子弹是纸老虎，后来又把这句历史性的名言讲到了北京，讲到了莫斯科。

中国不怕原子弹，中国反对原子弹，可是，严峻的现实却迫使中国的领袖们不得不考虑研制自己的原子弹。

毛主席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铀是实现裂变反应的基本物质，一个国家要制造原子弹、建造核电站，首先就必须有铀矿资源。

1954年秋，广西发现了铀矿。这些风餐露宿的地质队员们没有想到，他们采集的铀矿石竟会那么快地飞到中南海毛主席的办公桌上。

毛主席将这块铀矿石标本拿在手上，掂了又掂。他握着地质部副部长刘杰的手，意味深长地说：“这是决定命运的哟，好好干呀!”

从“原子弹是纸老虎"到“这是决定命运的”，毛泽东整整思考了八年。他以伟大战略家和哲学家的目光关注着五洲四海的政治风云，也关注着微小原子核裂变反应释放的巨大能量对人类前途和命运带来的影响。他常常同专家和教授们一起兴致勃勃地探讨微观世界的奥秘，后来西方科学家把一种新发现的基本粒子称作“毛粒子"。

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地质学家李四光和物理学家钱三强带着铀矿石和测试仪器在会上作了汇报和演示。

毛主席说：“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他强调：“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

这次会议极为保密，现在能够查到的仅有的文献，就是周恩来总理工作台历上的这几行字和他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1956年，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主持下，制定了《1956至1 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把发展以原子弹、导弹为代表的尖端技术放在突出位置。

1958年5月，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一个月后他又强调：“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是完全可能的。”

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五十年代中期，中国的铀矿才刚刚勘探，世界上还没有洲际导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不等条件完全具备就果断提出发展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梦想描绘了一张宏伟壮丽的蓝图。

当现代科学在西方蓬勃发展的时候，一批又一批聪明智慧的中华学子，怀着科学救国的强烈愿望留学海外，不少人成为著名的专家、学者，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很快把已经归国的、为数不多的专家组织起来，组建了专门的科研机构；同时，千方百计，精心安排，帮助在海外渴望回国的专家学者尽快地回到祖国的怀抱。其中许多专家成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奠基者和带头人。

1949年11月1 5日，周总理亲自起草电文，嘱咐有关人员保护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顺利回国。

著名物理学家赵忠尧在归国途中被驻日本的美军关进监狱，在祖国人民和世界科学界的声援下，才恢复自由。他用在国外省吃俭用省下的钱购买了一批科研器材，为原子能研究所组装了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

著名核科学家彭桓武在英国留学10年，获得两个博士学位，是第一个在英国取得教授职称的中国人。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他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要理由。”

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归来的程开甲教授，在天山深处核试验基地的“干打垒”平房中，默默无闻地生活了近二十年。他说：“如果我不回来，绝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幸福，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联系着。”

1950年，钱学森决定以探亲名义回国，却被美军当局无理拘禁，在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下被滞留长达五年之久。直到1 955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中国代表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多次严正交涉，钱学森一家才得以安全回到祖国。江泽民总书记1989年在中南海对钱学森说：“从当年冲破重重困难毅然回国的老一辈科学家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的气节和自尊心。”

建国初始，中国政府就在重点高等院校设立与国防尖端技术相关的专业；随后又相继创办了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等一批高等军事工程技术学院和国防工业高等院校；并派出了大批学者和青年学生到苏联等国家留学进修，为两弹一星事业培养了雄厚的专业技术队伍。

1956年10月，党中央征询聂荣臻对工作安排的意见，聂荣臻毫不犹豫地表示希望抓科学技术工作。不久，这位曾怀着科学救国志向留学法国的元帅，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和国防科委主任。陈赓大将、刘亚楼、张爱萍上将兼任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尔陆、宋任穷等许多高级将领先后担任国防科研和工业部门的重要职务。

一批批从炮火硝烟中冲杀过来的中国军人，带着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走向工厂、矿山，走进科研院、所，踏上向国防现代化进军的新的征途。

数以十万计的工程兵、铁道兵部队和建筑工人队伍从四面八方秘密开进，形成继解放大西北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开始了导弹、原子弹研制试验基地和工业企业建设的巨大工程。1 958年，中央军委决定在甘肃酒泉设立特种工程指挥部，由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兼任司令。

导弹试验靶场坐落在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刚刚从朝鲜撤离归国的志愿军第二十兵团的将们由孙继先中将率领，在浩瀚的沙海中开辟了新的战场。

核武器研制基地建设在青海省的金银滩，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将军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第一任院长，至今许多人仍然记得他在这里下达的那道命令：把新建的楼房给科技人员，干部一律住帐篷。

核试验基地以商丘步校一部为主体组建，第一任司令员是张蕴钰将军，这位上甘岭战役中的军参谋长，在罗布泊荒原上展开了又一次艰苦卓绝的战役。

导弹的巨大推力、原子弹上万吨梯恩梯当量的破坏力，决定了只能到远离人烟的地方去进行这种试验。创业者一开始就肩负着这似乎是矛盾的双重使命：为了武器试验，他们要寻找广阔与荒凉；为了自身生存，他们又渴望发现绿色和生命。

面对沉寂的千古荒原，激荡在风尘仆仆的开拓者心中的是历史的责任和创业的豪情。他们在无人的戈壁和大漠中踏出了生命之路，他们为没有名字的地方取了一个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地名：

沙滩上长着几棵胡杨树，这地方就是“大树里”；

荒漠中偶然发现一眼泉水、几簇甘草，这泉就被命名为“甘草泉”；

流往罗布泊的小河边几株芦苇摇曳，便联想起孔雀开屏，新建的营地就叫“开屏村”。

博斯腾湖岸边有一片盛开的马兰花，于是，核试验基地便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马兰。

东风、马兰，这一代又一代建设者用心血和汗水在荒漠中浇灌的绿洲，这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小城镇，如今已成为世人瞩目的航天城、原子城，成为几代创业者共同的故乡，成为他们精神的家园。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

到处是欢呼和笑容，到处是鲜花和掌声。这时，中苏刚刚签定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共领导人还特意请毛泽东观看了苏联进行原子弹和氢弹试验的绝密影片。

不久，在中国原子能研究所由苏联援建的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使用。

可是，当这种友谊和援助要以损害中国的主权、尊严为条件的时候，破裂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58年7月3 1日赫鲁晓夫来华，再次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建议，显示出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企图，遭到毛泽东的严辞拒绝c毛泽东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随之而来的是，苏联政府以种种借口拖延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执行。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突然致信中共中央，通知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后来这个日子成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596”。

1960年7月1 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要撤回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

针对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毛泽东在北戴河气愤地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苏联专家同热情的中国朋友依依惜别，也许他们当时并不清楚两国上层发生了什么，但谁都明白，这突如其来的撤离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1 390名专家撤走了，数十个协定和数百份合同撕毁了，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半途停顿，一些厂矿停工停产，一些正在建设的工程被迫下马……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动摇奋发图强的壮志和雄心，站立起来的中华民族依然直挺着不屈的脊梁，艰难而又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

1960年初，我国准备用国产燃料发射苏制导弹，苏方却说中国燃料不合格，国产燃料被迫倒在戈壁滩上。苏联专家撤走后，发射基地特燃处年轻的科技人员反复检验，梁守磐等火箭专家立下军令状，保证国产燃料完全合格。

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17天，我国用国产液体燃料成功地发射了一枚苏制导弹；

[1960年11月5日]

第83天，我国自己制造的这枚被称作“争气弹"

的导弹“东风一号"腾空而起，准确命中目标。

聂荣臻元帅激动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c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60年，我国登山健儿将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给在困难中苦斗的中国人民带来极大振奋。

周恩来总理说：我们在尖端技术上，要像攀登珠穆朗玛峰那样前进。

[原子能研究所]

1961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的大批专家和科技骨干，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从全国各地迅速奔向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第一线。仅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就输送技术人才九百多人，有人赞叹他们是“满门忠孝”。

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说：“中国已经改朝换代了，尊严和骨气再也不是埋在地层深处的矿物。”他组织安排重大科技攻关，并亲自物色和推荐了一批学科带头人。

当组织上决定让王淦昌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他斩钉截铁地说：“愿以身许国。”从此，这位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的著名科学家化名王京，成为攻关队伍中的一名领导者和技术带头人。

钱三强同参加研究用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的王承书谈话时问：“你愿意隐姓埋名一辈子吗?”这位从海外归来的女科学家坚定地回答：“我愿意!”

著名科学家郭永怀，在美国留学时始终拒绝参加机密工作，而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他却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原子弹研制的秘密工程。

正在莫斯科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周光召、吕敏、何祚庥等二十几名中国专家，得知苏联撤走专家的消息，立即奋笔请缨，他们表示：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科学家，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核武器研究所]

位于北京城北的这座灰楼，是中国核武器研制最早的阵地。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陈能宽、邓稼先、龙文光、疏松桂等专家先后集结在这里，秘密地进行着原子弹技术的艰难攻关。

[工程兵试验靶场]

王淦昌、陈能宽率领科技人员在老式的木桶和廉价的硬纸模里铸成了用于试验的炸药元件，1960年春天在长城脚下，打响了爆轰物理试验的第一炮。

封存在仓库中的这几十麻袋计算草稿，是邓稼先率领的理论设计队伍艰苦攻关的记录。当年他们最先进的运算工具，就是两架每秒300次“乌拉尔”计算机，许多数据还要靠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是古老的算盘来计算。就是靠这些近乎原始的工具，他们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完成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

在原子能研究所这个简陋的工棚实验室里，物理学家何泽慧指导王方定小组的青年科技人员，经过几百次试验，研制了引爆原子弹的点火中子源。

这时，正值我国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再加上苏联索债，帝国主义封锁，国民经济出现了空前的困难。

导弹、原子弹研制和试验基地经受着饥饿的威胁，许多工人和科技人员浮肿了，不少战士因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

戈壁滩稀有的榆树叶子，成了他们补充维生素的宝贵营养品；

弱水河畔的沙枣叶、骆驼草籽成了他们充饥的食物。

从北京的实验室到西北大漠中的建设工地，科技人员和工人、解放军官兵丝毫没有停止攀登的脚步，他们咬紧牙关，用心血、用汗水、用双手、用肩膀、用热量不足的血肉之躯推动着共和国前进的车轮。

无数支扛过枪的肩膀扛着枕木，一米一米地铺出。

钱学森。

在苦战攻关的关键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工厂和研制试验基地视察。 ．

邓小平总书记说：“你们要大胆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

陈毅元帅表示：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早一点把原子弹搞出来，我这个外交部长说话腰杆就硬了。

张爱萍将军为大家鼓劲说：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又一次在最危难的关头闪耀出最灿烂的光彩。最困难的年代，却是实验室灯光最明亮的年代；最饥饿的年代，却是创业者歌声最嘹亮的年代。人们称誉这是“两弹一星”创业史上的黄金时代。

六十年代初期，美国在对中国实行严密封锁的同时，还不断派遣飞机侵入中国腹地，侦察刺探导弹、原子弹基地的情报。这是被我防空部队击落的美国飞机的残骸。当时外国记者问是用什么武器打下来的，陈毅外长幽默地说：“我们是用木棍捅下来的。”

这时，台湾海峡的局势日趋紧张，蒋介石不断叫嚷要"反攻大陆"；美国以几十个军事基地对我国形成新月形包围圈，并多次举行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不断对中国进行核威胁。

严峻的形势迫使我们加快原子弹研制的步伐。

1961年10月，受中央委派，张爱萍和刘西尧到核工业第一线调查研究20多天后，提出1964年制成核武器和进行核试验是可能实现的。

1962年11月3日，毛主席在罗瑞卿《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的1 5人专门委员会，成员包括七名副总理、七名部长级领导干部。

中央专委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具有高度权威的行政权力机构。从成立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中央专委共召开了九次会议，研究解决了一百多个重大问题。

集中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国一盘棋，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所在，这就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工业落后的中国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制造出原子弹，靠的就是全民族团结一致和全国的大力协同。

围绕第一颗原子弹的攻关项目，中国科学院、冶金、机械、化工、电子、石油、建工、轻工、纺织、公安、交通等26个部委和20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工厂、院校、科研单位，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为原子弹的制造和试验研制出十万多种专用仪器、设备和

原材料。

[1962年12月，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投产。 1963年8月，衡阳铀水冶厂投产。

1964年1月，兰州浓缩铀厂生产出合格产品]

1964年春节期间，在姜圣阶和张沛霖等专家指导下，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张同星等人解决了核部件铸造中消除气孔的问题。5月1日，青年车工原公浦加工出第一枚原子弹的高浓铀核心部件；为了熟练掌握操作技术，他在半年的苦练中体重减轻了15公斤。

核测试队伍在程开甲、董寿莘、王茹芝、陆祖荫、忻贤杰、孙瑞藩、吕敏等专家的率领下，同军内外有关单位密切协作，在短短两年内研制出一千多台套核试验控制、测试、取样的仪器设备。

正当中国一步步迈进核门槛的时候，1 963年7月，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定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企图绑住中国人民的手脚。赫鲁晓夫断言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对此，中国政府严正声明：“即使一百年也造不出什么原子弹，中国人民不会向苏联领导人的指挥棒低头，也不会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下跪。”

1964年春，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铁塔在罗布泊拔地而起，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全面展开。一时间，大西北这片神秘的荒原似乎成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精神的缩影。

辽阔广大的戈壁滩一望无际，弯弯曲曲的孔雀河流贯其中，这个过去人烟绝迹的地方，现在已成为我国进行原子弹试验的天然场地。

[字幕：张爱萍任首次核试验总指挥

刘西尧任副总指挥]

5058名参试人员来自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新疆、兰州军区、二机部、公安部、国防部十院、军事工程学院、中国科学院等26个单位，他们怀着为祖国争光、为中华民族争气的豪情壮志，撑起帐篷，连营千里，誓夺原子弹爆炸的成功。

三万三千多吨器材、物资从祖国四面八方运往场区，共动用火车皮1 1 16节；汽车1 270台，行驶1 85 1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462圈。

为了核试验，5000名工程兵日夜拚搏。盛夏，地表温度达50多度，他们坚持作业；严冬，气温在零下二三十度，他们照常施工。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全部154项特种工程。

执行安全防护保障任务的防化学兵，头戴防毒面具，身穿胶质防护衣，全副武装在戈壁滩上坚持天天训练，防护衣内温度高达摄氏40度以上，他们以超人的毅力顽强跋涉，谁也说不清自己流了多少汗水。

为严防无关人员误入试验禁区，保证群众的绝对安全，基地的七名警卫战士沿着罗布泊最荒凉的地带徒步巡逻了八千三百里，在半年中每人磨烂了12双鞋。

“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不怕困难不畏强梁，任凭天公多变幻，哪怕风暴沙石扬，头顶烈日明月作营帐，饥餐沙砾饭，笑谈渴饮苦水浆……”核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将军亲自创作的这首歌词是当时艰苦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参试部队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

在中国原子弹即将问世的时候，美国有人鼓吹要摧毁中国的核设施。

针对这种尖锐复杂的形势，9月22日，周恩来向毛主席汇报了关于原子弹爆炸早响和晚响的两个方案。毛主席果断指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在举国欢庆建国15周年的节日气氛中，中央专委召开会议，对首次核试验作出了周密的部署。

罗布泊悄然进入倒计时。

[1964年10月4日，原子弹运到试验场区

14日19时20分，原子弹在密闭工作间就位]

周恩来总理批准16日1 5时为爆炸零时。

1 6日凌晨4时，张爱萍、刘西尧在铁塔下检查了原子弹最后的准备工作，决定6时半开始插接雷管。

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和九院院长李觉分别带着主控站和变电房的钥匙，同技术人员一起在各项工作完成后，走下铁塔，最后撤离爆区。

14时30分，张爱萍、刘西尧进入距爆心60公里的臼五岗观察所。

在北京的周总理和核试验场的张爱萍总指挥同时守在电话机旁，等待着这个伟大的瞬间。

14时40分，张震寰将军在主控站下达操作口令。

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

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先发明火药的民族，这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站立起来的民族，终于用现代科学的雷霆证明了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可以说，没有谁比毛泽东更希望这颗原子弹早响，没有谁比毛泽东更清楚这一成功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在这成功的时刻，毛泽东却是那么冷静。

张爱萍向周总理报告：“原子弹已按时爆炸，试验成功了!”

毛主席指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

张爱萍再次报告：“火球已变成蘑菇云，根据景象判断是核爆炸。"

毛主席说：“还要继续观察，要让外国人相信。，’

随后，一份证明确实是原子弹爆炸的详细文字报告传到北京。

当晚，在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时，毛主席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让周总理提前宣布了这一特大喜讯。顿时，全场欢声雷动。

周总理风趣地说：“大家可以欢呼，可以鼓掌，可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哟。"

第二天，周总理在向二届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特别指出：“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现在是应该扫除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

的确，罗布泊一声巨响，是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时候了，是所有的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亲手托举起蘑菇云的核弹元勋们此刻心情格外激动，他们清楚，我国爆炸的这颗原子弹，是按内爆原理设计的浓缩铀弹。后来，西方专家称这是一项惊人的成就。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上的万金家书。”

法国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1950年就曾捎口

信给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现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带来巨大的鼓舞，祝贺的电文像雪片似的飞向北京。

美国总统约翰逊表现出罕见的慌乱，他先是发表声明说中国的原子弹意思不大，“不应过高估计这次爆炸的军事意义”。可是，在两天后却又惊呼：“不应该把这件事等闲视之。”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赫鲁晓夫曾嘲笑中国“不参加核保护伞，到头来连裤子都没有得穿"，然而，就在中国原子弹爆炸前夕，他自己却灰溜溜地下台了。

威力巨大的原子弹、氢弹，只有和射程较远的投射工具结合起来，才能组成为战略核武器。

美国和苏联分别在1958年和1964年部署了洲际弹道核导弹。

中国有了原子弹之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预言：中国五年内不会有运载工具。有的西方记者说

中国是“有弹没枪”。美国人又一次低估了中华民族的能力，他们绝没想到，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的三个月，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中近程弹道导弹。

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成立后，任新民、屠守锷、梁守磐、庄逢甘、蔡金涛、黄纬禄、吴朔平、姚桐斌、梁思礼等专家先后从全国各地调来，形成了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第一批骨干力量。

仿制苏式近程导弹“东风一号"刚刚成功，我国导弹技术队伍马上开始自行设计中近程地对地导弹“东风二号”。，参加设计的科技人员，大部分是刚出校门的大学和中专毕业生。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钱学森亲自讲授的《导弹概论》，以及任新民、庄逢甘、梁守磐、朱正等专家讲解的火箭技术的基础知识，能者为师、互教互学的空气蔚然成风。

任新民是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教授，一回国就开始小型固体火箭的研制，作为火箭专家，他在给科技人员讲课的同时，还认真听别人讲课。至今人们仍然记得任教授的听课笔记记得最全面、最仔细、最整洁，是大家的范本。

就是靠着这样一股刻苦学习和钻研的精神，在缺乏实践经验，没有技术资料，缺少地面实验设备的情况下，年轻的导弹研制队伍知难而上，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设计制造了第一枚“东风二号’’导弹。

可是，1962年3月21日，这枚导弹起飞后仅飞行了69秒就坠毁在发射场附近的沙滩上。

聂荣臻鼓励大家：既然是试验，就有失败的可能；要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钱学森还专程到基地指导参试人员分析失败的原因。

屠守锷受命主持总体设计部的工作，梁思礼、谢光选参加论证改进总体设计方案；

任新民主持制定提高发动机结构性能的技术措施；

有关部委和北京市大力协作，抢建了全弹试车台、振动试验塔等大型地面试验设备……

修改设计后的导弹”东风二号”经过17项大型地面研制试验，1 05次发动机试车，终于在1 964年6月29日发射成功。

将军和科学家们激动地紧紧拥抱在一起。

钱学森高兴地说：如果说两年前我们还是小学生的话，现在至少是中学生了。

1 966年3月，中央专委批准进行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飞行试验。

把核弹头装在导弹上，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飞行试验，要冒很大的风险。人们知道，美国和苏联是在公海进行这种试验的。

我国这次试验，由巴丹吉林沙漠发射，弹着区设在罗布泊，万一在飞行中间掉下来，或偏离弹着区，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确保试验安全就成为周总理和中央专委特别关注的重大问题。

在原子弹和导弹试验中，周总理多次指示要“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对这次“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周总理反复强调，一切工作都要百分之百地保证没有问题才行。

为了确保安全，专门进行了验证导弹安全自毁装置在飞行中可靠性的试验。试验结果证明，安全自毁系统非常可靠。

1966年6月30日，周总理在出国访问回京途中特意来到导弹发射场，亲自检查“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的准备情况。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不顾长途飞行的疲劳，一到基地立即听取汇报，视察导弹发射阵地，大大增强了参试人员圆满完成任务的决心和信心。

毛主席在听取关于试验准备工作的汇报时，高兴地说：“谁说我们中国搞不成导弹核武器呢?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吗!"

毛主席、周总理委派聂荣臻同志前往现场主持这次试验。

导弹发射前，一万多名居民临时疏散到安全地区，以防万一。

1 966年1 O月27日9时，“东风二号"核导弹点火升空。

9分14秒后，核弹头在距发射场894公里之外的罗布泊弹着区靶心上空569米的高度爆炸。

试验获得圆满成功。罗布泊的巨响又一次震动了世界，外电纷纷评论说：这好象是亚洲上空的一声春雷，震撼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聂荣臻与钱学森、李觉、张震寰等人握手庆贺。三天后，他来到核试验场，67岁的老帅冒着五级大风站在卡车上，向参加这次试验的将士们祝贺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法国《世界报》评论说：中国刚刚给世界带来了双倍的震惊，而在今天以前，西方对业已进行试验的中国火箭还一无所知。

“两弹"结合飞行试验成功，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1980年，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射程为九千多公里的洲际导弹试验成功；1988年，导弹核潜艇潜地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99年8月2日，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型远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我国的战略核导弹，从中近程发展到远程，从液体燃料发展到固体燃料，从陆上发展到水下，从固定阵地发射发展到隐蔽机动发射，相继研制成功多种型号、不同射程的战

略导弹武器系统，并陆续装备部队。

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毛主席说，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氢弹的威力比原子弹的威力大得多，六十年代初期，美国和苏联就进行过威力达几千万吨梯恩梯当量的氢弹爆炸试验。

超级大国一直把氢弹技术作为核威胁的主要手段严加保密，我国的氢弹技术完全是靠自己的科学家在一片空白中艰苦探索，攻克难关。

在1960年底，核武器研究所在全力研制原子弹时，钱三强就在原子能研究所组织黄祖洽、于敏等30多名年轻的科技人员开始氢弹的理论研究；1 963年，在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完成后，两支理论设计队伍会合在核武器研究所，迅速投入氢弹研制。他们充分发扬技术民主，群策群力，集体攻关；1965年2月，在朱光亚、彭桓武主持下，邓稼先、周光召等人制定了突破氢弹原理的工作大纲。

1965年9月，从未出国留学、被人称誉为“国产专家一号”的于敏率领一批科研人员在上海华东计算所连续奋战了三个多月，他们终于发现了氢弹实现自持聚变反应的关键物理因素和方法。

制定出氢弹原理试验的理论设计方案已是1966年10月中旬，12月试验装置就安放在罗布泊的铁塔上。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如此复杂的设计加工任务，在当时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情况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1966年1 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这表明我国氢弹研制中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已获得解决，实现了氢弹原理的突破。这是继突破原子弹技术后，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1967年2月，一些科技人员听说法国就要进行氢弹试验的消息，建议我国氢弹全当量试验应响在法国前面。

周恩来总理批准，氢弹试验准备工作从1 967年3月全面展开。广大科技人员和部队官兵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从各个方面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氢弹试验当量大，试验日期又临近雨季，必须保证下风方向地区的安全。因此，气象部门要掌握从地面到三万米高空，从场区到东部海岸线三千公里以及北半球广大地区的气象况。

用“轰六”飞机空投试验几百万吨当量的氢弹，这是我国的第一次，为了投弹飞机的安全，弹上加装了降落伞，以延缓氢弹的降落速度，使飞机在预定时间离开危险区。

[氢弹运到“轰六"飞机下面进行吊挂]

6月17日上午7时，担任空投任务的徐克江机组按时起飞。

"'726，起飞。”

投弹，氢弹按预定弹道缓慢下降，它将在距地面两千九百米的地方爆炸。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我国第一颗氢

弹爆炸成功了。火球的左侧亮点是太阳……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我国只用了两年多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这两个发展阶段的跨越。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美国1 952年爆炸的是一个65吨重、三层楼房高的氢弹装置；苏联1953年爆炸的第一颗氢弹能用飞机空投，但爆炸威力只有40万吨。而我国这次试验，成功地实现了体积较小、重量较轻、聚变比较高的百万吨级氢弹的预期目标。这再一次证明，外国人能办到的事，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办到，而且能够办得更好。

望着天空那朵巨大的蘑菇云，聂荣臻元帅欣慰地自言自语地说：“三百万吨，够了，够了。"

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进一步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的震惊。．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评论说：“这次爆炸肯定地使毛主席走在法国前面了。”

氢弹爆炸成功后，毛主席在接见军训会议代表时高兴地说：两年零八个月搞出氢弹，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已是第四位。我们搞原子弹、导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发给他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从1964年到1980年，我国进行塔爆、地面、空中等方式的大气层核试验共23次。同美国215次、苏联219次、法国50次相比，我国大气层核试验次数是最少的。

每当蘑菇云从罗布泊升起，我国政府都郑重宣布：中国进行必要而有限制的核试验，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自卫，为了保卫世界和平，为了打破核讹诈和核威胁，防止核战争，最终消灭核武器。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直到今天，在有核国家中，只有中国作出了这庄

严的承诺。

周恩来总理强调：中国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

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蘑菇云下作业的勇士们首先进入爆心地区，进行剂量侦察测量和放射性样品取样。

美国和苏联都曾在核试验中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我国为锻炼部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也多次组织战术分队来核试验场进行训练。

为了观察和研究核武器杀伤破坏因素的作用特点、毁伤效果及其变化规律，先后有各军兵种和有关部委共10万多人次到核试验场进行效应试验研究，积累了大量数据和经验。

从飞机、军舰、坦克、大炮到地铁、楼房、种子、药品，各种各样的军用装备和生活用品都曾被放在这广阔的荒原上，接受光辐射、冲击波、早期核辐射等杀伤作用的严酷检验。

在核爆炸瞬间，布放在核爆心周围地面上的效应物被严重毁伤，坦克被肢解，几十吨重的火车头被掀翻……

而在采取了相应防护措施的地下工事中，动植物却安然无恙，母鸡下了蛋又孵出了小鸡，种子也照样发芽生长……

从第一次核试验起，我们党和政府就十分重视安全问题，坚持不懈地认真组织每次试验中的安全防护工作，制订了周密的安全防护制度，不仅严格控制进入沾染区的人数并进行剂量监督，确保了场区作业人员的安全。对核试验场外的放射性烟云尘降，也进行了地面监测、空中取样和烟云走向的预测预报，做到

了万无一失。据卫生科研部门20多年的调查、比较，证明我国核试验从未对场外居民造成放射性危害。

80年代，中国停止大气层核试验，转为只进行地下核试验，并先后掌握了中子弹设计技术和核武器小型化技术；1996年7月29日，在成功地进行了又一次地下核试验之后，中国宣布从1 996年7月30日起暂停核试验。中国先后共进行地下核试验23次，与美、苏相比，也是次数最少的。

[1996年9月，中国政府代表在联合国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正当我国突破导弹、原子弹技术的时候，世界大国的激烈较量和竞争已经由陆地扩大到太空。

苏联在1957年1 0月4日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4月用宇宙飞船把宇航员加加林送上太空。

美国在1 958年1月30日发射了第一颗卫星，从1961年5月开始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于1969年7月20日用宇宙飞船把两名宇航员送上了月球。

中国是古代火箭的故乡，自古以来不仅有“飞

车"、“飞船”的传说和“嫦娥奔月”的美丽神话，而且有明代万户那样“火箭载人”飞行的先者。

毛主席1 958年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后，中国科学院在张劲夫、裴丽生组下，把研制人造卫星列为第一项重点任务，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为副组长的"581"任务领导小组。抽调杨嘉墀、杨南生、王希季、陆元久、屠善澄、钱骥等专家主持开展有关空间技术的研究设计工作。

1960年2月，我国成功地发射了自行设计、制造的试验型液体探空火箭，5月28日，毛主席在上海观看这种探空火箭时关切地问：火箭可飞多高?讲解员答：能飞8公里。毛主席说：“8公里也了不起，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上去。”

我国科技工作者始终关注着世界上空间技术的新发展。从196 1年6月开始，中国科学院在3年中召开了12次学术会议，著名科学家纷纷发表意见，为我国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早日上天献计献策，并在空间科学技术单项课题研究和试验设备研制方面取得了一批成果，为我国人造卫星的研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65年，中国人造地球卫星从学术和技术准备转入工程研制。

而正当我国航天工程进入研制攻关阶段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毛主席批准对国防工业部门的科研院、所实行军管，中国科学院的有关国防科研机构列入军队编制，使两弹一星事业得以在动乱中继续进行下去。

1968年，钱学森推荐37岁的孙家栋负责卫星总体设计工作，随后又调来戚发韧等18名技术骨干。

广大科技人员忍辱负重，殚精竭虑，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中坚持科研攻关。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是在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远程导弹的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参加研究、设计、生产、试验的单位达五千多个。

1970年1月，中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成功，证明我国已经具备了发射卫星的运载能力。

为确保“东方红一号"卫星按计划上天，空间技术研究院的科技人员在没有良好空调和防尘的总装车间，装配调试出一颗颗正样卫星；利用容积较小、缺乏太阳模拟器的热真空室，完成了空间模拟试验；利用楼顶及自制简易微波暗室，完成了卫星天线性能试验。

在陈芳允、王大珩等著名专家的指导下，从1967年开始，建设了渭南卫星测控中心和酒泉、湘西、南宁、昆明、海南、胶东、喀什等七个卫星测量站。

在我国计算机、无线电技术还比较落后的条件下，我们的卫星测控队伍以非凡的努力，不仅圆满完成了卫星和远程火箭发射的测控任务，后来还准确地计算出美国、苏联失控卫星坠落的轨道和地点。

1970年4月1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

号”运载火箭运达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4月2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又一次听取卫星发射准备情况的汇报。他特意嘱咐将非洲一些国家的首都写在卫星轨道预报方案中，让这些国家的人民也能看到中国的卫星。

16日深夜，周总理对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叮嘱说：在发射现场要一丝不苟地检查，一颗螺丝钉也不能放过。

两弹一星事业是全民族的事业，大漠深处的每一次腾飞，都凝聚着千百万人的奋斗和创造，都离不开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援和协同。第一颗卫星发射的时刻，动用了全国百分之六十的通信线路，仅守卫通信线路的群众就达60万人。在以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为中心，遍及全国的卫星测控网上，每一根电线杆下都站着一个值勤的民兵。

1 970年4月24日凌晨，毛主席批准发射。

[发射现场同期声]

[字幕：1970年4月25日“三国四方"会议]

[周恩来同期声]

“为了庆祝这次会议的成功，我给你们带来了中国人民的礼物，这就是昨天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卫星上天的喜讯传遍全国，城乡一片欢腾。

在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了研制和发射卫星的代表。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发射卫星的国家，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飞天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中国从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以来，截止1999年6月，已有8种长征系列火箭进行了57次卫星发射，在激烈竞争中，中国航天走向世界，成功地发射了亚星、澳星、铱星，在国际航天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

两弹一星的成功，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具有较高水平和优良作风的科技队伍，促进了国家科技进步和现代工业的发展。

两弹一星的成功，使我国建立起一支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增强了国防实力，提高了国际地位，为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的和平生活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障。

两弹一星的成功，书写了中华民族振兴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对中华民族在当代世界的前途和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深远影响。

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国被剥夺长达22年之久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终于从大洋彼岸来和中国领导人握手了。

1974年，邓小平出席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名正言顺地站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后来这位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语重心长地说：

“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方面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992年春，邓小平又一次动情地说起两弹一星：

“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

的确，我们应该记住那个年代，记住那些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建立不朽功勋的英雄们。

在呕心沥血的奋斗中，一批老一辈科学家和将帅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无悔的人生凝固成一尊尊永恒的雕像。

在舍生忘我的拼搏中，许多科技人员、工人和士兵牺牲了年轻的生命，美好的青春铸成了大漠丰碑。

成千上万的奉献者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奋战在自己的岗位上。

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创业者一代又一代的艰苦奋斗，托举着祖国的和平盾牌，使中国的声音在世界上更有份量。

“这是决定命运的!”抚今追昔，中国人再一次怀念毛泽东主席当年的教诲，更觉振聋发聩、寓义深远。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当年毛主席、党中央对搞两弹一星是下了决心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

世纪之末，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的发展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并有新的发展。

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实行军事干涉主义和新的“炮舰政策"，动辄使用武力，侵犯别国主权，严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中国正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严峻的挑战。

如果不抓住机遇，发愤图强，如果不像当年搞两弹一星那样加速发展我国的国防和科学技术事业，我们仍然存在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我们依然会面临被动挨打的危险。

我们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军队贯彻“科技强军"思想，这正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作出的正确抉择。江总书记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他多次强调要学习和发扬两弹一星精神，要以当年搞两弹一星的那么一股劲头，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搞上去。

跨入二十一世纪，历史将再一次证明，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永远不可战胜的，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必将不可阻挡地崛起在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