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燃烧的岁月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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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云南省澜沧县上允公社下允大队的这片土地上，巍巍的老人山怀抱着下允垻，横卧着仰天长叹；蜿蜒的下允河在竹林掩映的城子寨下面流淌，喃喃地诉说：这里曾来过一批上海知识青年……

（一） 踏上时代的列车

1968年12月21日夜晚，广播中传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这群上海市新成中学68届的10个高中生热血沸腾，连夜敲锣打鼓、上街遊行，表忠心："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去哪儿？此时正是抗美援越战火正酣的时候，到云南去，那里离战场最近，去支援世界革命，说不定还有上战场的机会呢，我们还定制了一面红色的战旗，上面绣着"12.21战团----上海市新成中学"几个字。我们还一起凑钱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总算熬到了1969年3月2日，我们和战友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与亲人们毅然决然地挥手，在上海彭浦货车站，踏上了时代列车。
这列硬坐火车，满载着一千多位上海市静安区从68届初中生到68届高中生，我们新成中学共34位，年龄介于15岁至20岁，占据一节车厢。不到半天功夫，就发现火车上的气氛不对劲，哭叫声、打骂声不绝于耳，刚吃完午餐，好端端的铝饭盒被扔出车窗外，一打听，才知道我们这批一千多人中有一部分青年因为犯有错误，原要去劳动教养的，现放宽政策，跟我们一起下放农村。随着列车的行进，他们犹如获得解放，越来越放肆了。也有一些人是不愿上山下乡而被迫来的，他们也在发泄内心的愤懑，由此出现了一些混乱失控的状况。还算好，我们这节车厢都是同一个学校的，其中的14个是同一个造反派组织的，也是自愿来的，比较团结，于是我们把车厢的两头控制好，不让其他学校的人进入，我们这节车厢成为这趟列车最安全的地方，连护送我们的工宣队员也纷纷到我们这里避难。
3月2日正是个特殊的日子，列车广播里传来这样的新闻：我国和苏联在珍宝岛的战争打响了。我们群情激昂，在车厢里遊行，高呼"打到苏修"的口号，遊行之余，又热烈议论起来，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选择去黑龙江?但细想事出有因，因为我们这批人中，有出身红五类的，也有出身黑七类的，若申请去黑龙江，肯定有人不被批准，大家就走不到一起了。
我们在火车上坐了整整4天3夜，抵达云南省省会----昆明。在昆明休整了2天，我们被安排坐带蓬的卡车，后面拉一个拖斗，放行李。我们34人，挤在一部卡车里，就地而坐，连腿都伸不直，蜷缩在地上。（云南省知青是坐大客车，个个有座位的，很不公平！）一路上，几十部卡车浩浩荡荡盘山而行，路面很差，大部分是石子泥巴路，不停地颠簸，加之后面的拖斗，更是尘土飞扬，个个灰头土脸。晚上，沿途就躺在学校教室和仓库的铺着稻草的泥地上，和衣而睡。每到一地开饭，饭是放在一个很大的开口的木槽里，菜是放在大脸盆里。知青们一哄而上，互相争抢。我们帮助维持秩序，（我）指向抢得最凶的人"就是他！就是他！"，我们几个男同学就围上去把他赶跑，秩序才安定下来。
在思茅镇，由于我们一路上的表现，得到了上级领导的恩惠，让我们挑选插队的地方。我们就选了离县城最远、离边境最近的地方----澜沧县上允公社下允大队，离地区所在地的思茅镇又有三天的车程。
千万里路云和月，一路颠簸到下允。（上海--昆明3800公里，昆明—澜沧800公里，澜沧—下允100公里）（火车不停地行驶4天3晚，卡车昼行夜宿8天） 我们33位知青（有一位因身体不适，在思茅镇留下）分到3个寨子：城子寨15位（含我）；河边寨10位；小新寨8位。

（二）苦难的生活开始了

下允大队是一个以傣族为主的多民族坝区，以种水稻为主，是属于当地较富裕的地方。 我所在的城子寨有180户人家，800多人，1200多亩水田。
老乡帮我们挑行李上山，寨子里的老老小小围观我们这批大城市里来的学生，看着我们的衣着和行李，发出阵阵的赞叹声。在城子寨，我们11个男同学被分配住已逃亡的土司的大瓦房，上下两层，楼上住人，楼下一边是厨房，另一边是吃饭和堆柴禾的地方。4位女同学被分配住没收来的地主的小瓦房，也是上下两层，上面住人，下面是堆柴禾的地方。在河边寨，4个男同学住一间两层的瓦房，6个女同学住一间两层的瓦房。小新寨的条件最差，2个2个男同学各住一间平地的小草房，4个女同学住一间平地的小草房。
目的地一到，生活上的现实问题迎面而来。首先是钱的问题。我们采取集体户的形式，吃住在一起，统一结算，专人管理。第一年国家给每个知青每月10元安置费。这些钱都由集体户统一掌握。我们睡觉的木板、我们劳动所需的锄头、镰刀、犁头以及生活必需的锅碗瓢盆、水桶等等都要从安置费中开支，马上就到大队粮库去购买米，到供销社采购油灯、盐巴，到集市选购菜蔬等等，还买来铁棍，截成一段一段，请老乡给我们每个人打成短刀，供日常用……我们一下子从革命的高谈阔论跌落到平庸但不可或缺的柴米油盐中。第二年，集体户按照每人的收入，按一定的比例收取，高的人要上缴12元，低的只须上缴3元多，以维持日常饭菜所需，用完了再收。再以后就主要靠集体户自己种菜，养猪，养鸡了。
其次，吃喝拉撒的问题接踵而至。水----在上海，我们只要用手一拧水龙头，自来水就哗哗地流出来，可现在却要到山坡下的河里去挑。旱季时，先在河边的沙滩上挖个坑，把坑里浑浊的水一瓢一瓢地舀走，几次以后，待水逐渐干净了，再舀到水桶里；雨季时，水位上升，没有沙滩，只能盛带泥沙的水。然后要挑着两桶约60斤的水，一步一脚印地上坡。刚开始的阶段，由于乏力、肩疼，站不稳，边走边晃，往往满桶水就剩大半桶了。每次挑水都是气喘吁吁。集体户里，不分男女大家都要挑水。当我们在舀水时，不时有牛群经过，眼看着它们拉屎拉尿，也无可奈何，这样的水还是要喝，我们比老乡好一点，加放明矾，沉淀后喝。
米----在上海，做饭都用现成的米。可这里是谷子，得把外壳去掉，这就要舂米。每天收工回来，我们就要分几个小组，分头到老乡家，借用他们的脚碓去舂米。我们脚踩沉重的长木桩，带动木杵，不断地撞击石臼里的谷子，把谷子碾碎，然后还要用簸箕不停地旋转、颠翻，才能将米和糠分开。一天收工回来，紧接着又要一脚一脚地舂米，往往是汗流浃背，筋疲力尽，真正体会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油----在上海，可凭票买到现成的菜油或豆油。可这里只有杀了猪才有油。队里要好几个月才杀一头猪，只有这时我们才有机会买到一点肉，尽可能地熬油，猪肉切成小块也放在油里炸，为得是可以尽可能地保留长一点时间，每次做菜和汤，点缀一下。那时看到油，可说是"如饥似渴"。记得一次有同学从上海带来一块咸肉，蒸上一碗招待大家，我们都抢着喝浮在上面的油，结果第二天全部拉肚子。后来我们自己养了猪，才得以改善。
柴----在上海，烧得是煤气，也是手一拧，火就来。可现在要自己上山去砍柴，那时我们规定每人中午吃完饭，必须砍两捆柴回来。我们男女知青每人都有一把砍柴刀，午饭吃完，就顶着烈日匆匆地上山，砍柴的路是越走越远，砍柴、捆柴，还要把柴赶快挑回家，这样一个来回就要一个多小时，肩膀疼，腰腿酸，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放下扁担，马上要赶去出工，这对我们每个知青都是极大的体能消耗。实在受不了了，就四处打探寻找煤，在老乡的指引下，就在我们寨子的地下发现了煤，我们喜出望外，拼命地挖，挖过头了，塌方了，把我们的一个同学掩埋了半个身子，好险那，我们转而奋力抢救同学。有了煤，还得有烧煤的灶。我们就去公社请一位师傅指导我们起灶。如何烧煤，也有一个摸索的过程，轮到做饭的同学，一大早升火点灶，往往是黑烟滚滚，把楼上睡觉的同学从睡梦中薰醒，接着就是一阵阵的咳嗽大合唱。
撒----在上海，我们用的是抽水马桶，坐一会，拉一下就解决了。在这里可是个大问题。傣族的习惯都是到山坡上就地解决，然后找树叶或树枝一抹一刮了事。这对大城市来的青年人太尴尬了，我们都是躲躲闪闪地寻找隐秘的地方，蹲下还没完成，就得驱赶闻味而上的猪和狗。上海带来的草纸用完了，只能用废纸代用。在农村山寨，能替代的纸张也是稀缺的。这种状况无法长此下去，我们就在老乡的帮助下，盖了一个简易的厕所，用土坯起围墙，隔两间，挖两个深坑，做上踏板，总算可以稍稍安心地大小便了。
就这样，一群稚嫩的小青年从当时中国最优越的大上海一下子坠落到中国西南、几近原始的穷山沟，没有了父母的照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言、生活环境中，一切全要靠自己了。苦难的生活就此开始了。
幸亏我们过得是集体户的生活方式，大家相互扶持，分工合作。舂米的、挑水的、种菜的、煮饭的、养猪的······大家吃在一起，同吃一口大锅饭。开始的一年确实很艰苦，常常是蔬菜加玻璃汤，（因为是清汤，故名）偶尔有腌菜、萝卜干，（开始是老乡送的，后来自己也学会腌制）饥肠辘辘的我们围桌而吞咽。原来不吃辣的习惯现在都改了，老乡送的辣豆豉大家都抢着下饭。直到我们自己种了菜、养了鸡和猪，逢年过节才可改善一下。杀一头猪，我们要慢慢地吃上半年，只有杀猪的当天，才可以饱餐一顿。鸡蛋主要是给病人吃的，那时我有一个憧憬：如果每个人每天都可以吃上一个鸡蛋，那该多好啊！
有话说"人穷志短"，是啊，我们也干过比偷鸡摸狗稍逊的事。附近邻居家的鸡跑进我们的厨房，对这送上门的礼物，我们毫不犹豫地关上门进行围捕，然后痛痛快快地大补一顿。
我们自以为穷了就可以胡作非为。我们一伙几个要去西双版纳看望在兵团的战友，上了公路见车就拦。只见一辆卡车迎面而来，我们在路中并排而立，那卡车反而加速，以此想吓退我们，哪晓得我们岿然不动，那卡车一个急刹车，车头已撞到我身上，司机气得大骂："你们不怕死，可是我有老婆孩子，还有爹妈要养，咋能这样！"我们嬉皮笑脸一拥而上，"我们是知青，没有钱，带带我们吧。"说着就爬上车，赖着不动，司机对我们奈何不得，其中一个知青（我）坐到司机旁边，掏出预先准备好的香烟递上，这个从未抽烟的小青年，居然装腔作势地陪司机一起抽烟，缓和了紧张的气氛。现在想想，真是危险，拿人命开玩笑，人性到哪里去了？到了县城，我们就找知青办要解决住宿问题，知青办的老邵很开恩，将会议室给我们住。我们还算规矩，就躺在桌椅上过夜，第二天就走人。后来有别的知青也睡会议室，临走，不仅喝掉热水瓶里的水，还灌上了尿。从此，知青再也没有享受睡会议室的优待。
饿了，什么都敢吃。队里刹了快死的老牛，大伙聚在一起大吃，有一种叫"牛萨脾"，是牛胃里尚未消化的草和胃液，是生的，看着很恶心，我们也照吃不误。我们曾化7元钱，买了一头老骡，连寨子也上不了了，走到寨子山脚下的下允河边就倒地不起了，只得就地屠宰，吃得大家兴高采烈。一次，我们自己养的猪得了猪瘟，病死了，肉里有一点一点的米粒大的白颗粒。我们叫着"不怕死的就来吃！"结果，我们男女知青个个不怕死。下乡第一年过年，实在没有油水，为了改善一下伙食，两个知青（含我）受集体户之命，来回两天的路程，到深山里的拉祜族寨子，化5元钱牵回一头山羊，开始山羊还不肯走，是靠硬拖的，好累人啊。
在吃的方面，我们粮食够吃，还有就是水果丰盛，这是受亚热带气候所赐。芒果、菠萝、香蕉、绣球果、牛肚子怪（菠萝蜜果）等等，不但生产队有，集市上也价廉物美。这几年我们身体没有全垮下来，水果是支撑我们的重要营养，谢谢老天爷的关照。
　　

　　（三) 疲惫而重复的劳动

我们这些高喊口号、挥毫写大字报的革命小将现在要扛起锄头下地劳动改造了。我们都深信自己是带着"小资产阶级烙印"的原罪，应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旦要靠劳动养活自己，一切浪漫的色彩消失殆尽。我们卷起裤腿，打着赤脚，走趟在满是猪狗鸡鸭牛粪的泥浆地里，踩在石子遍布的山坡地上，真是又脏又疼又痒，还常常磨破皮出血，在水稻地里被蚂蝗叮上，可遭殃了，你越是拉扯，蚂蝗越是咬得更紧。旁边的老乡看着我们的脚，怜悯地叹道："这些上海学生，白白嫩嫩，好可怜！"
我们寨子，是种双季水稻为主，兼种玉米。我们男生要锄地、犁地、耙地，还要铲埂、打埂（护埂）。女生要拔秧、插秧、薅秧。然后大家一起收割、晒谷、打穗、收藏。由于是人民公社的大锅饭体制，大家出工不出力，芒锣声响，在队长带头下，大伙才拖拖拉拉地跟随在后，小队与小队之间还要互相张望、等待，从第一个出现到最后一个抵达，往往要相差一个小时，一支支长长的队伍逶迤而行，总算出工了。干了2个小时左右，要休息一次，约半个时辰，3个队之间又互相张望、等待，终于有个队长熬不住站了起来，于是大家才又起身干活。上午出工，下午出工，农忙时晚上也出工，一年365天，只有3天是放假的，碰上要过革命化春节，大队长带头出工了，社员们也无可奈何地跟着出工了。就这样打疲劳战，长时间的、终年累月的、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锻炼着我们，也煎熬着我们。
我们曾经和老乡一起盖房子，要上大山砍大树，做房樑，房柱。记得是上老人山，老乡都打赤脚，他们因为从小赤脚，脚掌都长出坚硬的茧，行走自如。可是我还没有，上山时，我还能穿凉鞋，扛了砍下的大树下山时，由于都是石子路，穿凉鞋打滑刹不住身子，且不说大树杆滚下山沟，这一天就白干了，若人也滚下去，则还有生命危险。我只得脱掉鞋，用脚趾死抠石子，疼痛难忍，咬紧牙关，终于坚持下来。我的肩膀磨破了，脚底全是血，真可谓刻骨铭心。
由于营养不良，加之长时间的疲劳战，还有卫生条件极差，（人畜同住，苍蝇蚊子终年陪伴）我们这些正在生长发育的青年都出现了身体透支的状况，拉肚子是无一幸免，经常的事，高烧发摆子(即疟疾)也是倒下一大批，有些人是长期低温。有个知青（我）经常发烧、拉肚子，消瘦极了，终于患上了肾盂肾炎，血尿，昏迷不支。幸亏老乡做了担架，连夜抬着趟过齐胸的河水，步行10公里，送到公社医院急救。集体户派了2位同学轮流陪伴，住院好几天。另一个女知青也患上肾病，留下终身病患。
吃得苦中苦，方为接班人。我们怀着这种信念，参加公社淘金河水库的大会战。我们住树枝棚，打地铺，就地搭砖升火做饭。一次有个知青（我）推着满满一车土下坡，由于力气不够，速度又快，把握不住方向，连人带车从山坡上翻下去，好险啊，只差一步，就会掉进旁边的大石灰坑，这就没命了。我们集体户的另一位女同学也是类似的情况。女同学比男生要更辛苦一点，有的女同学被一个人分配在佤族老乡的树枝棚里，其他都是男性，她就只能等油灯全灭了，她这才钻被窝，躺在树枝棚下，树叶枯萎了，露出漫天的星星，有时半夜下雨，被子全湿，只能坐等天亮。她们干的活和男人一样，挑土、抬石头、筑坝打夯，不分白天黑夜，什么活都干。我们的一个知青，在水库建成后的管理时，由于连日大雨，大水冲下来的树枝将水库的排水涵洞堵住了，若不排除，水坝有被冲垮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毫不犹豫地爬入涵洞去清除树枝。一个青年人，在一种信念的支撑下，真会有那种奋不顾身的献身精神。我们就是这样，怀着虔诚的心，在艰难困苦中自觉地去洗刷自身的"小资产阶级软弱性"。

(四) 贫下中农给我们的再教育

刚到寨子不久，我们就亲历了土改时"分田分地真忙"的场景。只见队里的小青年站在竹编的阳台上，不停地从屋里取出衣服之类的东西，（都是从土司、地主和富农家里抄来的物资）向站满阳台下的人群抛洒，大家互相争夺，激起全场人群的沸腾，抢到的人发出幸运者的欢呼，场面之热烈，盛况空前。我们为能亲眼目睹这种盛况而庆幸，补上了民主革命的第一课。
由于傣族老乡太淳朴，缺乏内地汉族的文化，不知道阶级教育之类必要性，我们就主动要求生产队为我们举办"忆苦思甜"大会。（我们在上海农村领教过）在会上，贫下中农就如实地回忆起来：从前树林就在寨子边，盖房子的木料就到周围砍；现在连砍柴都要走老远老远。解放军当年进寨子，是跳过下允河来的，现在下允河有百多尺宽，还年年淹死人。过去每年只要种一季稻，收割时也只要割割稻穗头，还吃不完；现在却忙不盈，一年要我们种三季，还吃不饱······我们听了，都大吃一惊，如此离经叛道，不可想象。
我们主动到最穷的老乡家里"访贫问苦"。下面摘录一段当年我们知青在访贫问苦时和一位贫下中农的对话记录
贫：你阿爹阿妈都死了吗？
我：没死
贫：那你为啥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我：我自己想来的
贫：你爹你妈打你骂你，对你不好是吗？
我：没有对我不好
贫：那到底为啥？
我：因为……我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
贫：你爹妈也没有对你不好，你为啥要做别人的好孩子？毛主席是啥人啊？
我：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
贫：大救星是什么？
我：就是你快要死了，他来救你的命
贫：我也不认识他，他怎么知道我是死是活？
我：毛主席是中国的大救星
贫：中国是什么？
我：我们的国家啊
贫：我们是傣，如果你是我的小娃，我不会让你去那么远。你也不能说走就走，让你爹妈在家哭！
回看这段对话，有什么好再说的呢？
我们还要求吃"忆苦饭"，老乡不懂怎么做，我们就按上海时的做法，用糠代饭。老乡皱着眉头说，我们没吃过，这是给猪吃的。傣族老乡真是太朴实了，就事论事，毫不避讳。给我们上了一堂堂"再教育"课。
我们还看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有的老乡泰然地把毛主席语录本一页一页地撕下来，卷起烟丝抽起来。这在内地可是现行反革命行为，会被抓起来枪毙的。但他们如此的不开化，不懂政治，太实用了。好在毛主席说贫下中农是我们的老师，他们天然是革命的。我们应该虚心地向他们学习，绝不可看不起他们，更不可反对他们。
我们开始脚踏实地，来到了中国的最底层，思考问题的方法也有所改变，不再唯书，不再唯上，要实事求是了。七十年代正是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时期，云南省革委会带领全省人民热火朝天地干革命，不顾云南省地理状况的复杂、气候的瞬息多变，对下种、收割、公粮入库的日子都有统一部署、统一规定。那年九、十月间，天公不作美，连绵阴雨，气温降低，有的谷子灌浆成熟还不够，稻穗还不饱满，但上面一声令下，规定必须某月某日割完稻，某月某日上缴公粮。在上面工作队的催促下，老乡们冒着雨含泪割稻，一边割一边说："只要再等几天就好了"，但皇令不可违。割下的稻都是湿的，为了准时缴公粮，大队部又规定每家把家里的柴禾拿出来烘烤，我们亲临其境，义愤填膺，仗着青年人的无畏，公然带领愤怒的老乡冲进大队部，把大队部的柴禾（是当时当地的地富反坏分子为大队部上贡的）抢过来烘稻谷，算是替老百姓出了口怨气。
如此这般，今年的收成大打折扣，老百姓自己的口粮都不够，怨声载道。正好公社的工作组来我们寨子，我就当面向公社革委会主任李双反映，并扬言我们要带领老乡抗缴公粮。李主任诚恳地劝导："你们还年轻，这样做是会犯大错误的。"在李主任的劝阻下，我们未敢莽撞。此后大量的饥民跑到缅甸、老挝和泰国一带讨生活，我国大使馆急电中央，影响中国的革命形象。据说中央派了付总理纪登奎下来调查，到了我们大队的公路上，一个电话叫大队长去接，然后他手指哪个山头，就让带去哪家，揭开锅盖看，果然是用芭蕉、野菜等充饥。不久中央下令，向老百姓返还部分公粮。那时真折腾啊！我们又接受到一种"再教育"。
我们离开学校的时候，已经对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厌倦了，但是仍没有跳脱阶级斗争的思想藩篱。到寨子后，我们就去访贫问苦，找最穷最苦的人家窜门子，做好朋友，对所谓的富裕户则敬而远之。时间久了，才发现那些最穷苦人并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有些是他们自己的不作为，懒散成性，更有的是二流子。而那些所谓富裕的人倒是勤勤恳恳、老老实实的。
就在闹粮荒的日子里，队里留种的粮仓被偷窃了，我们立刻拉紧了阶级斗争的那根弦，后来有人告诉我们可能是一位邓姓中农偷的，我们和几位队长就一起询问那位老乡，他不承认，其中一位队长说："不打不会招"，我们就动手打了他，后来他招了，伙同其他几个人一起偷的。我们（含我）还去抄了他的家。事后我们还作为阶级斗争的实例广为宣传。现在想想，这哪里是什么阶级斗争，我们怎么可以搞刑讯逼供那一套呢? 对于这件做错的事，必须公开忏悔。
　　我们集体户的头头之一（我），是城子寨的付队长。他亲眼目睹在人民公社大锅饭体制下，老乡出工不出力，压制了人们积极性的弊端，于是和其他队长商讨解决的办法。我们提出：政治建队，分好班、排、连，（之所以提这样的口号，是当年提倡全国学解放军）层层落实生产责任制。先是重新丈量土地，分田到组，责任到人。只要完成任务，通过验收，其余都不管了，你要咋样就咋样。果然很灵，出工不用敲锣了，出工也出力了，在抢收抢种的日子里，很多老乡起早贪黑，累得眼皮都肿了，质量也有保障了，分到的任务都提前完成了，在记工分的时候，最多的老乡一天的工分是平时的三，四倍。老乡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多了，可以去种自留地了，可以去赶集了，整个寨子的任务都完成了，大家都笑了。

　　(五) 政治建户，努力作为

我们下允乡的知青一共35人，（比初到时增加了二人）我们作了一次调整：小新寨的知青全部撤离到河边寨和城子寨。河边寨12人，城子寨23人。其中大部分人在校文革中是同一派的，又是带着干革命的崇高理念下乡的，相对比较一致，通过搞政治建户，来对抗艰苦的环境和各种困难。
我们强调两点：一是主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被认为是带着小资产阶级的弱点来到人世的，必须接受改造。如前所述，主动访贫问苦，和农民交朋友，结对子，互相帮助，有的老乡病了，结成对子的知青就主动给他们挑水；下允河年年有小孩被冲走，我们知青也常常跳入水中去抢救。我们坚持天天学习毛选和报章，晚饭以后，在煤油灯下集体学习和个人自习，交流心得，互相鼓励，不断地"斗私批修"，开展整风活动，寻找和克服自身的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上海慰问团先后两批在我们这里蹲点，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我们和贫下中农开展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还开展谈心活动。因此在精神层面上是昂扬的，没有被苦难压倒，没有颓废。
二是大有作为。尽我们所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
我们和老乡一起挖土填地，平整梯田，将小块地改造成大平地，为使用机械化创造了条件。上海有关部门赠送一台手扶拖拉机给我们生产队，后来生产队又拿出几乎全部的公积金买了一台丰收35轮式拖拉机。我们不仅学会自己开，还帮助培养老乡使用和保养。用拖拉机犁地，大量解放了劳动力并加快了耕种的速度。利用拖拉机发电，树起电线杆，给全寨子180户人家拉上了电线，装上了电灯，代替了松明和油灯照明，按上了喇叭，丰富了农村的精神生活。还利用拖拉机搞运输，增加了队里的收入。又利用拖拉机碾米，解放了大量劳力。以后我们又装上柴油机，白天碾米，晚上发电。
我们和老乡一起成立了科学种田小组，引进和筛选良种；进行卷秧的栽培和推广小苗带土移栽，增强了秧苗的成活率，缩短了水稻的成长时间，提高了亩产量。
我们和老乡一起开始了生产队集体种菜，从上海引进卷心菜、萝卜等等的优良菜籽，加之推广使用人粪，起先老乡捏着鼻子尖叫不肯碰，我们带头示范，种出了18斤重的包包菜以及7斤重的大萝卜，为生产队开辟了新的副业，连县城的工厂、机关、部队也开车来买我们的菜。老乡的自留地也年年种上海来的菜籽，解决了吃菜问题。
我们（含我）和老乡一起办了集体养猪场，进行了对猪的圈养，打破了随地放养的习俗。我们买来水泥，利用旧瓦，盖了一个大猪圈，连带积粪池，养了上百头猪。开始是传统的烧猪食，后来引进双曲酶素发酵猪食，既增加了营养，又节省了柴禾和煤。有时母猪晚间生产，我们连夜守候在边上，精心照料。我还到临沧的一个地区军队要来了一头白色的种猪，从此我们队里出现了花色猪。（原有的都是黑色的小种猪）逢年过节，队里刹猪卖肉，增添了喜庆的气氛。另外，放养变圏养，积聚了肥料，肥了稻田和菜地。还培育了小猪崽，卖给老乡私人养。
我们和老乡一起办起了合作医疗。我们有两位知青担任了大队的赤脚医生，其中一位曾在下乡前在上海的医院学习基本医疗和急救3个月。他们和本地的另一位赤脚医生负责8个寨子的医疗。我们把上海带来的药给老乡治病，对疟疾、拉肚子等等疾病起到了预防和治疗的作用。老乡有什么病痛，无论白天黑夜，他们都上门服务。他们还到深山采集草药，也常在自己的身上扎针试验。顺便提一件事，这里傣族老乡有一个好习俗，若一个人是生传染病死的，就一定要火葬，下面堆一排木柴，上面放棺木及死者，寨子里集体为死者诵经祈祷，直到遗体燃尽，大伙才散去。我们曾参加过这种火葬仪式，目睹了人体灰飞烟灭的整个过程。
我们在寨子里办起了简陋的小学，办学的几位知青不仅在本寨，还要到附近村寨挨家挨户去动员孩子来上学。她们自己编写教材，购置教学用品，甚至每月3元的教师津贴全部奉献给学生买纸笔和教学用品，她们还带孩子们上山砍竹子做学校的围墙。她们给很多小孩认汉字、说汉语，还教他们识数字、做算术，从源头上提高少数民族的开化程度。我们还在男生宿舍的底楼开办夜校，教成人学习。不少老乡都是自觉自愿来的，他们学习的热情很高，也感染了我们。（以前傣族的传统是男孩到十多岁就要到庙里当小和尚，认傣文，诵佛经。文革时，作为四旧扫除了，成了文化上的空窗期）
我们还和老乡一起组建了文艺宣传队。用上了我们带去的乐器，演唱革命样板戏，我们也自己编排节目，在寨子里演出，还参加了公社和县城的汇演，对当年寨子里几近枯竭的文化生活注入了活水，给繁重劳动重压下的人们带去了些许欢乐。有些虽不是文艺宣传队的知青（含我），但也滥竽充数当群众演员。
我们（含我）还曾引进做天然气发酵粪池，利用各种粪便混合稻草产生天然气来发电，但未能成功推广。
讲到政治建户，大家都感谢有集体户这个大家庭的凝聚力和保护层。有高中生的带领，经常不断的学习交流，正气抬头，维持高昂的精神，在如此艰困无助的情况下，没有退缩，没有低头，没有颓废，集体户里的气氛始终是健康的。大家相互帮助，相互扶持。比如我们的一个高中男生还帮大家裁剪衣服呢。有了集体户，外面的人也不敢欺负我们知青，所以其他地方，特别是女知青被欺凌，奸污的情况在我们这里都没有发生过，大家都有一种安全感。
有一件事要提及：我们刚到城子寨不久，公社就将一位所谓的问题青年分到我们集体户，要我们帮助改造他。他是和我们坐同一列火车来云南的，他当时也就16岁吧，初中生，我们对他一视同仁，还更关心他，他刚分来时，集体户不收他的生活费。一次他在河里洗床单，不料床单被河水冲走，我们立刻用集体户的公款替他买新的。可能他从未接触过我们这种环境，如同启蒙一般，也一下子变了。无论是生产队劳动，还是干集体户活，他比我们更卖力，他可以一个人同时挑两担水上山。他在生产队养猪，重的活他总是抢过去干。他讲义气，急人所难，一次老乡的一个小孩得了急病，必须立刻送公社医院急救，当时正是雨季，下允河波涛滚滚，大家都面露难色，他毫不犹豫地双手托起小孩，跳入湍急齐胸的河流，将孩子送到对岸，然后又折回，将孩子的父母护送到对岸。此事被云南日报誉为"下允河上的摆渡船"。后来他被抽调到西盟县商业局工作，他主动要求到乡下基层。知青大返城时，他也返上海，摆地摊，历经艰辛，并不幸患上癌症，要住院治疗，我们集体户在上海的知青就去探望和陪伴他，已分散在国内外的集体户知青纷纷自愿捐钱资助。他临终前深情地说：是集体户的下允人两次帮了他。他是带着集体户的温暖离开人间的。
　　我们在农村煎熬磨练，千里之外在上海的家长们则时刻牵挂着自己的孩子，不得安宁。他们也来了一个"家长集体户"，特地到照相馆拍集体照给我们，希望我们团结互助；他们每个月开一次家长会，相互之间经常来来往往，互相打探和交流信息；他们还为我们订阅各种报刊杂志，凑钱邮寄猪油，咸肉等改善我们的伙食；还派戴妈妈跟随慰问团到我们寨子看望；家长也及时地帮我们寄菜籽给生产队和老乡。有次云南发生山洪暴发，家长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热心的史伯伯深夜挨家挨户去打听是否有确切消息。还有一次家长会上，有位母亲说，云南有知青调回上海，因为其母亲被车撞得半死，不料在座的许多母亲都不约而同地回应：实在没办法，我也希望这样------，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六) 不负荣誉，坚守岗位，体面撤退

我们的艰苦付出得到了荣誉上的回报。我们集体户先后被评选为上允公社、澜沧县、思茅地区和云南省的知青先进集体户。我们的代表参加了各级学毛选先进集体和个人的代表大会，以及县学代会和省团代会。1969年我们集体户的负责人被邀请参加国庆二十周年的北京观礼。我们另一位负责人参加了上海知青回沪汇报团。另有一位（我）也被邀请参加云南省知青慰问团和云南省知青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大会的特邀代表。
云南日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都报导过我们集体户的先进事迹。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组到我们寨子拍摄"大有作为"的新闻纪录片片段，在全国放映。
1970年，思茅地区在我们寨子举行地区先进知青的现场经验交流大会，有近百人参加。在交流会上，本地的青年代表要求我们谈对当地两条路线斗争的态度，我们回避了，因为我们在离开学校时，已经对所谓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厌倦了，特别是林彪事件发生后，更是有所觉悟。但是我们还是介绍了所谓的阶级斗争。由于来的人多，在参观时，我们女生宿舍的楼梯都踩塌了，所幸未造成重大伤亡。当时，我们有一位知青获得上级的推荐上大学，但是他放弃了这个宝贵的名额，表示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干革命。
下乡一年后，集体户里陆续有同学回上海探亲，他们回来后，也将在社会上的所见所闻带了回来。有些干部子女逃避上山下乡，参军去了；有些已上山下乡的，通过走后门的形式上调了等等。我们集体户就有一位知青通过父母的关系调到昆明。我们开始感到社会的不公平，再加之苦难的煎熬总有极限，我们的军心动摇了。我们集体户的三个头头开会研究，一致决定：我们不再坚持扎根农村一辈子，尊重每个人的选择，能走就走。后来大学又恢复了，我们集体户允许报考大学的同学可以不出工，补习功课，我们还鼓励高中生带初中生温课，并编写了一份政治考题及答案供参考，一时集体户里掀起了一股学习风。
早在1970年，我们就有2位知青被上调到县文艺小分队。
1971年，我们先后又有2位知青被上调到县文艺小分队。同年11月，地区领导决定抽调一批知青充实和支援澜沧县和西盟县各级部门及商业、学校等工作，可享有工薪。我们下允集体户被抽调21位。有的到机关，有的在商业部门，有的当了乡村的小学教师。此时集体户还剩下9位
1973年，我们有4位同学考上大学，其中3位回上海，一位赴四川自贡。另有2位到昆明读书。此时集体户只剩下3位了。
1974年，我们又有2位同学被推荐上大学，都是去广州读大学。此时集体户就剩下一个人了。
在以上几年中，集体户的同学们陆陆续续地走了，最后的那位（我）是有一种形单影孤的感觉，特别是当一人睡在当年热热闹闹的大房间里时。但是他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集体户的事迹是大家做出来的，但光环却照在我们三个头头的身上，我们有了点名，不怕没出路，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送走每一位是我的义务。"
为了保持住我们这个省级知青集体户的先进旗帜，1973年县知青办又分配了6位当地知青加入到我们集体户，要我们传帮带。其中4位男生，2位女生。他们年龄更小。我们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个责任。我们也是采取政治建户的方法，以身作则带领他们学习毛著，订立各项规则，积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分工合作承担集体户的事务，调解他们之间的一些矛盾，在和他们相处的两年多时间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们也非常尊重我们老知青。
1975年9月，集体户最后一位上海知青（我）被推荐上大学，到上海师范大学读书。临走，他把当年集体买的半导体收音机留给澜沧知青，并一起到公社照相馆拍照留念。老乡们轮流请他吃饭，依依不舍地话别。不少老乡送他上公路。
临走时，他真是百味杂陈。他在男生宿舍前的空地上，把上海带来的那面"12·21战团"的大旗点燃，老乡们困惑地在旁围观，他看着燃烧的红旗，心里默默地说着：这面红旗代表我们的青春岁月，你已经完成了你的历史使命，别了--下允，别了--我的知青生活，别了--激情燃烧的岁月。
回到上海，他不忘老乡的嘱托，前后14年给生产队和老乡寄去上海的菜籽，老乡也年年给他寄茶叶、花生米和木耳。待他出国去"洋插队"后，就拜托另一位知青继续寄菜籽。我们集体户的知青们几次三番地回下允探望老乡。有的还常年捐款资助云南普洱地区（原思茅地区）的贫困失学儿童。我们和下允老乡的友情源远流长，绵绵不断。


最后的沉思

从1969年3月我们抵达云南西南边陲的农村，到1975年9月集体户最后一名知青离开，我们这个上海知青集体户前后共维持了六年半。当年我们是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一年级的学生，这段时间正是我们青春发育的成长期，也是我们应该读初中，高中及进入大学学习的知识奠基期。正是一生中健体魄、长知识的最宝贵的黄金时段，我们却被过早地置于自食其力的境地，在泥浆地里跌打滚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年下来，一个人可分到600斤左右的谷子，二三十元钱到一百多元，除了吃，所剩无几，衣服也买不起，回上海探亲的路费还要靠家里资助。惭愧啊，连自己都养不起，还奢谈什么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学识没有长进，身体变弱了，只是消耗可怜的那点常识，还陶醉在大有作为的虚幻之中。
截至2016年，我们当中有3位罹患精神病，有4位已离世，年轻的仅63岁，还有一部分仍处于贫困之中。回顾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够努力了，我们够拼命了，我们的收获是什么？尝到了人间疾苦，了解了中国农村的实情，成就了吃苦耐劳的求生本领，还有什么呢······
　　不无巨细地写出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为的是以史为鉴，明辨得失，留给后人，不再重犯。我们后代的青春岁月不该再被革命的烈焰燃烧。
2017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