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葱岁月——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之八麦永基访谈

人在江湖

一位生长于美国的90后华裔女孩，喜欢钢琴、游泳，是个典型的学霸。2011年考入美国名校杜克大学读脑神经专业时，从来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这些词。直到高中毕业，她的中文几乎是零，到杜克大学才开始学习中文。2014年暑假，20岁的她踏上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旅程：这位中文尚不流利的ABC女孩，做了一件让当代历史学家汗颜的事情：她只身纵横中国数省，遍访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脚医生，为那一代青春作证，为这些口述的历史做出了感人的记录……

青葱岁月——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之八

麦永基访谈

安娜

在上海做访谈的时候，他总是拿着摄像机或是照相机记录着所有活动的瞬间，被称之为上海知青活动的忠实记录者。为了这次访谈，他特地从家里找出当年做赤脚医生时的药箱，并背着和我一起合影。面色红润的他保养得很好，从外表上跟本看不出他已经年过六旬，也无法想象这位上海老克拉，曾经在新疆尉犁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度过了长达十多年的青春岁月……

麦永基：我是1966年到新疆去的。那时候中学还没毕业，反正文化大革命了嘛，也不读书了，就跟着年龄比我大一点的人，他们说到新疆去，就跟着到新疆去了，去的是在新疆尉犁县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垦二师。

去新疆主要是看重有军装发，那时候兵团都发军装的，除了领章帽徽没有以外，就发一身军装，所以跟着去了。我去的时候前面已经有很多批去过了，第一批是1963年开始到新疆去的，我是最后一批，1966年去的。到了新疆之后，在大田里面劳动了一年，也可能是表现好，也可能是其他什么原因，就把我抽到团卫生队了。那时候我们没有医院，兵团是算部队编制，都叫卫生队，抽到卫生队从当护士开始学，打针啊，发药啊，干这些事情。

安娜：那年您几岁？

麦永基：那年可能只有16岁，因为我到新疆去的时候才15周岁。在卫生队里面什么事情都要干，照顾病人啊，后来跟着医生查房，跟着他们一起学，进一步的又把我送到师部医院去学习，进修了半年多。回来之后就自己开始干全科了，有一个主治医生带着我，开始查房，开始写病例，阴性病例，阳性病例，就开始跟着他看这些东西了。在团卫生队里这样子陆陆续续也干了四、五年，后来连队需要卫生员叫我去。因为我们的连队跟团卫生队离的很远，有十几里路，二十里路也有，因为新疆的范围很大。我们的点也多，主要有一些牧养点，放牛的，有些机耕队，有些是种菜的，种瓜的，都分散的很，离团部很远的。

到了连队以后就当卫生员，因为我们离团部有将近十公里路，到了连队之后就给我出难题了，他们那些生小孩的都不愿意去卫生队生，都要在家里生，我怎么办呢？我从来没有接生过。后来我把我们团的助产士请过来，到我连队里来让他接生一次，手把手教我，应该怎么处理脐带，产包怎么消毒，很系统的在我面前做了我一遍。这一遍教好之后，就开始放手让我自己干了。从那时候开始，陆陆续续的，难产也处理过，顺产也很多，我在新疆那么多年，可能接生的小孩有一百多个人。就跟着助产士学了一遍，其实也很冒险的，我自己想想也后怕，真碰上大出血的我一点办法都没有。特别是胎盘剥离的话，如果剥离不好，整片给拉下来，你拿棉花堵都堵不住的。

其实我自己想想也挺后怕的，还好在我行医的那段时间里没有发生过一起医疗事故，也没有一起投诉。因为平时，一个是消毒这一关我自己把得挺严的，一定要高压消毒，一定要半个小时，这是最起码的，因为医疗器械用了之后，给你用的注射器不能再给他用。有的连队卫生员就偷懒，换个针头就行了，反正就这么一圈打下去了。我的连队职工有二百多个，家属小孩加起来有四百多人，就我一个赤脚医生。在连队里不管什么时间叫你，你都要随叫随到，这是最起码的。这是我们医务人员的道德问题，我们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在连队里面做赤脚医生，365天必须是出全勤的，没有一天你可以休息，我今天不舒服，我说我休息了，人家上门叫你出诊，你不出诊，是不可能的。在连队里面，特别是农忙啊，春耕啊，收割啊，你就要到地里，背着药箱，跟他们一起干，他们干什么活，你也跟着一起干。虽然没有给你下任务，下指标，像割稻子，割麦子，人家割一亩多，我一亩多割不了，我割三四分地可以，或者他们在前面割，我在后面帮他们捆捆，也可以。在田里面尽量帮他们做一点，当时如果有中暑的，或者割伤的，或者被虫子咬伤的，毒虫咬伤的，可以及时处理，及时包扎。

在连队里面除了治疗以外，防病治病也走的比较前面，如果现在流行里痢疾，我们会在连队里面给他们熬中草药，预防痢疾，预防感冒。这些药汤都是靠自己，平时一方面采集一点中草药，有的当地没有的，我们买种子回来，自己种一点中药，就是常用的，种了之后，需要用的话，拿出来就可以直接处理了。因为边境地方和农村差不多，都是缺医少药。

安娜：您那个农场在新疆什么地方？

麦永基：我在新疆的农二师，从地理环境上讲叫做新疆尉犁县，靠近库尔勒，离库尔勒160公里，在塔里木河的边上。

安娜：农场都是知青吗？

麦永基：农场和农村的区别是，所有的农场知青叫兵团战士，农村知青叫下乡知青，但都是种地，农场和农村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知青，我们一个团上海知青有两千多人，从1963年一直到1966年，我是最后一批到新疆去的，有两千多个上海知青。

安娜：您接生的小孩都是知青的小孩，还是当地人的？

麦永基：也有当地职工的，也有知青的，也有当地维族老乡的，都有。当地的维吾尔族，因为他们牧民游牧的，有时候经过了，需要看病了，都会找我。

安娜：他们对您的医疗技术相信吗？

麦永基：对，他们很相信我们汉人的医生，都说亚克西，亚克西，就是很棒的意思。

安娜：您干了几年？回上海还做医生吗？

麦永基：我从到新疆去，第二年开始干，一直到回上海，在新疆一共待了15年，赤脚医生干了有14年，一直到我1980年顶替回来，就是父亲退休，我可以顶替，就回来了。

回来这一行就扔掉了，因为你到上海之后，上海顶替是你父亲干什么，你就到他单位干什么。我虽然是学医的行医的，但我在新疆那边也没文凭，也没有考过执照什么的，回来就没办法再干了。

安娜：那边当地少数民族也没有自己的医生，或者医疗方面的人？

麦永基：几乎没有。只要我碰到维族老乡求医，我都给他们看病，因为他们是以放牧为生，搬草场的话，会路过我们这边，大人小孩生病了，或者发烧了，就会主动来找我。一般这些都是免费的给他们处理，不收一分钱的，都是免费的，当时也没有可以收费的项目。

安娜：您当赤脚医生是挣工分还是工资？

麦永基：我们是兵团，没有工分。我们刚去新疆的时候是这样的，按部队编制，实行供给制，月薪分3块，5块，8块，即第一年拿3块，第二年拿5块，第三年拿8块，就是每个月这点生活费，买点牙膏，肥皂，洗衣粉这一类的，真的要抽抽烟就不够了，就这点钱。到三年之后就开始给你核定工资，给你定级，我当时还算好，定的医务，开始拿医务人员的工资了，比一般的农工要高一点。

安娜：你们队里有多少人？

麦永基：400多人。

安娜：就您一个医务人员？

麦永基：对。

安娜：还要参加劳动？

麦永基：对。

安娜：那您很少有休息时间？

麦永基：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一年365天。不要说白天晚上都有人找我，因为很多放牧点离连队很远，他们如果谁有病了，就派一个人骑着马过来叫你，你就得立刻去，让他自己走回去，我骑着他的马往他那里赶，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药箱都是很轻便的，往身上一背就行了。

安娜：是皮箱吗？

麦永基：皮的布的我都有，我们也配了大的皮箱，两层的。我第一次骑马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了，皮箱子里面的东西全部摔光了，找也找不到，一路上撒掉了。

安娜：您刚才说的预防感冒，用什么药预防？

麦永基：预防感冒我们用板蓝根，那时候板蓝根是比较土的，但有一点实效，我就用板蓝根烧汤给他们喝。

安娜：新疆有很多植物，有土方子吗？

麦永基：土方子我没有。因为新疆当地的中草药不是很多，除了自己种一点像曼陀罗，红花之类的。

安娜：其他的医疗，比如打针的那些药，是发的吗？

麦永基：每个月我可以到团卫生队去领，用完以后就可以领。但不是给你无限的用，也限制你。比如给你一瓶ABC，一个月给你500片，你用完了是你自己的事，就不会管你那么多了。那时候农场的医务室很简陋，进去门以后，就是一排橱窗，上面放着什么什么，消毒水什么的，里面就有一些小的槽，很简陋。

有一点我说出来你可能还不相信，我从到新疆开始，一直到我回来的前几天，就是回上海的前几天，才刚刚有电灯，我待的连队，全部是点油灯的，就这么辛苦。那时候电线没拉进来，十几年，只在团部卫生队才有电灯的，因为要做手术。

安娜：连队有吗？

麦永基：连队没有的。

安娜：您手术也做过？

麦永基：手术做过，一般的阑尾炎开刀、胃切除都做过，胃切除算大一点的手术，一般阑尾炎是经常做的，小手术。

安娜：自己一个人做？

麦永基：没有，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做手术，哪怕阑尾炎我也没有办法做，最起码要有两个助手给你拉钩，我自己一个人没办法做。一般的缝合伤口，这个是太小的事情了，这是经常碰到的，你需要消毒一下，缝合针，缝合线，就可以自己缝了。

安娜：您从团卫生队到连队条件差别很大啊？

麦永基：对，从团卫生队到连队，当然肯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原来在团卫生队，我可以穿着白大褂，到了连队之后白大褂没有了，还要背着药箱，整天出诊，整天忙着处理日常的病号。当时是有点想不通，我本来想当护士，跟着医生，先学医生助理，自己可以当医生，一点点可以升上去。一到连队当了卫生员，你今后的机会就少了，再说到了连队里，光处理那些日常医务上的事都处理不完。有时候只能自己看书学学各个科，经常碰到的情况自己也学过一些，充实一下自己。因为我不是卫校、护校毕业的，有一定专门的医学基础知识，等于是半路出家，什么东西都要从头学起。但是让我最感幸运的是，我行医的十几年当中没有发生过一起医疗事故，也没有一起医疗投诉，就是说跟他们处的都很融洽。

安娜：真的了不起，您的心是很细的。

麦永基：我这个人是很仔细的，因为那种条件下拿错药是很有可能的，我医务室里没有电灯，就一个煤油灯，药品又长的都差不多的，倒出来的药片大小也差不多的。一定要很仔细，不仔细不行，拿错药肯定就给他吃错了，后果可怕。

安娜：您遇到的比较严重的病是什么？

麦永基：有一次比较突然的有一件事情，我有一个病号忘了是什么病了，一直在团卫生队打青霉素，后来从卫生队出院回到连队，就带着青霉素回来了，到连队来让我继续打。这个青霉素可能有两天还是三天没有连续注射，当时我跟他说，回来了找我打，我必须要做皮试，青霉素皮下试验是最起码的。他不情愿，我坚持要做一个，说如果你是连续打的可以不做，但你隔了几天没打了，你如果要我打，我必须给你做个皮试。结果我给他做了一个皮下试验，皮试刚打下去，他就摔倒了。很悬，我幸好没有一针青霉素下去，否则就要了他的命。他是被我急救活过来的，后来他还很感谢我，说还好你没有给我打下去。农场经常有病人拒绝做皮试的，但我一直坚持。

安娜：您做过最大的手术是什么？

麦永基：我做过胃切除。

安娜：那要缝很多针？

麦永基：那是小事情，缝针那是手术最起码的事情，哪个手术不要缝针？

安娜：生孩子也要缝针？

麦永基：剖腹产肯定要，就是顺产会阴都要缝合的，你如果生第一胎的话，下面裂到肛门口，都是用羊肠线缝的。

安娜：卫生室有多大？

麦永基：就一间，很小，十二三个平米。

安娜：您住在旁边吗？

麦永基：是这样的，一个房子中间隔断，一间是医务室，一间就是我家了，就是住在一起的，就是这么一间。

安娜：有没有记忆深刻的治病经历？

麦永基：有一次我在从乌鲁木齐回上海的火车上还接生了一个小孩。那时候是七几年，可能是1975年或1976年在回上海的火车上，喇叭里面广播有人要生小孩了，可能经过的那个地段人很穷，有一个女的30多岁，破衣烂衫的，手里面牵着一个，怀里还抱着一个，挺着大肚子，已经快生了，就是这么上的车。据说列车员曾阻止她，就怕她生在火车上面，不让她上车，她又是哭，又是闹，还是上了。因为我们从乌鲁木齐到上海的火车，路上要走三天四夜，后来经过哪个站我不记得了，孕妇肚子疼了，羊水破了，广播里说有人要生小孩了，谁是医务人员请出来帮助。很急，我就去帮助了，他们一看说你怎么是个男的？我说男的怎么了？我也是干这个工作的，也接生过。好在火车上还有卫生包，有止血钳，剪刀，消毒的纱布，和缝合线，这些都有。消毒之后就开始给她接生了，已经见红了，后来还是给她很顺利的接生下来，是个儿子，那个女的高兴死了。我这时才发现，她原来带上车的两个都是女儿。后来列车长专门招待了我一顿饭，这一顿饭是那个时候我能吃到的最好的了，就是一个荷包蛋加面条，火车上招待我的，免费的。

安娜：您在农场的时候大家都很尊重你吧？

麦永基：对。

安娜：他们对您是什么态度？

麦永基：他们对我，就像亲人一样的，因为在新疆这个地方，相互之间你有困难我帮你，我有困难他帮我，相互帮助。因为我在那边体力不行，冬天要打柴火，我打不动，他们就帮我打柴火，找一大牛车，去上四五个人，到外面打一车柴火，结结实实一车拉回来给我，不让我操一点心。

安娜：跟您当赤脚医生有关系吗？

麦永基：那肯定有的，人家想和你关系搞好的，生病的时候你给他吃好点的药。他们有种的菜，或者好的东西，收下来第一个想的就是赶快给你送点去。

安娜：谢谢麦先生，给我讲这么多。您的谈话资料，我会用在研究报告和书的出版中，可以吗？

麦永基：可以，没关系。来，我们一起照个像。

（结束）

访谈时间：2014年6月7日上午

访谈地点：上海浦东机场附近地质博物馆

访谈者简介：

安娜，1993年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理察逊市，美国杜克大学脑神经学荣誉毕业生，现就读美国杜克大学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