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葱岁月——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之三冷明访谈

人在江湖

一位生长于美国的90后华裔女孩，喜欢钢琴、游泳，是个典型的学霸。2011年考入美国名校杜克大学读脑神经专业时，从来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这些词。直到高中毕业，她的中文几乎是零，到杜克大学才开始学习中文。2014年暑假，20岁的她踏上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旅程：这位中文尚不流利的ABC女孩，做了一件让当代历史学家汗颜的事情：她只身纵横中国数省，遍访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脚医生，为那一代青春作证，为这些口述的历史做出了感人的记录……

青葱岁月——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之三

冷明访谈
安娜

第二次和冷明约的时间正好接近北京的下班高峰时间，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开车去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因为北京是世界上塞车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十公里的路开车走两个小时是非常正常的。于是我只能挤进人山人海的地铁里，并被这海水一样的洪流从城北冲向城南的北京电力医院……

这位曾在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插队的北京知青，清瘦而干练，黝黑健康的皮肤和嘎巴脆的北京话丝毫看不出他曾经经历过的苦难，看上去很容易接触，却不像大多数北京人那样喜欢自顾自地神聊，基本上是问一句答一句。对他的访谈是在一间弥漫着淡淡福尔马林味道的办公室里进行的……

冷明：我是六七届的初中毕业生，北京五十一中，宣武区的，1968年8月去插队。（沉默，仿佛陷入沉思）

安娜：您可以随便说，就像聊天一样的。

冷明：我当赤脚医生是从1969年开始的。

安娜：您到哪儿插队的？

冷明：在内蒙西蒙西乌旗，全名叫西乌珠穆沁旗，简称就是西乌旗。内蒙有西乌旗，东乌旗。

安娜：你们那批应届的都去内蒙了吗？

冷明：不是，去哪儿的都有，我们那拨就赶上了，赶上去内蒙插队，我就去了。我们家正好当时一直在挨整，我父亲是解放之前的老地下党，1958年左右被打成反革命了，就挨整了。家里也一直特别困难，都没工作，我父亲后来被劳改，因为被打成反革命和出身不好。

安娜：您才十五六岁。

冷明：我走的时候17岁。

安娜：1967年走的？

冷明：1968年8月份走的，六七届毕业。我当赤脚医生是1969年春天，大队推荐一批看着稍微老实点的，因为当时正好有一个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巡回医疗队在我们那里，里面有一帮老医生。文化大革命前地方上根本没有什么医院，只有一些喇嘛医生，实际上就是蒙古中医，在牧区都叫喇嘛医生，很象藏医，但都给打倒了，他们基本不行医了。当地也是人烟稀少，二个卫生院之间相隔几乎要上百里地，牧民要看病就要走上百里地，特别不方便。我们插队那个公社根本没有卫生院，我们当时在东半部四五个公社才有一个卫生院，只有中心公社才有一个卫生院。所以那时候各大队特别需要培养医生，我们大队就推荐我去了，我跟着巡回医疗队学了一两个月，他们骑马到处给牧民看病，我们就跟着。这些老教授都挺有意思的，牧民也老实，教授给我们讲什么，牧民就躺在那儿，衣服解开，教授拿个笔就在牧民身上画，说这是胃，这是心跳，这个那个……什么病……怎么怎么样……都在病人身上比划，所以教学是很简单的。

安娜：我访问别的知青，他们说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不让当赤脚医生，您当时没遇到这个问题？

冷明：我没遇到过。在牧区插队的时候，我是因为出身不好，很多好事是摊不上我的，比如推荐上大学、招工。但这个赤脚医生是要在当地扎根一辈子的，实际上是特别辛苦，人们最后发现，赤脚医生其实是特别苦的差事，一个是工作苦，另一个是还不挣钱，收入还不好。北京知青能在那儿真正扎下根的不多，我之所以干那么多年赤脚医生，也是因为我走不了，家里出身不好嘛。那时候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第一条你得出身好，所以我根本没有这个份儿。

安娜：您在牧区赤脚医生算是苦的，一跑就是几十公里？你一直在牧区？

冷明：对，在内蒙牧区，都是在牧区。

安娜：您做牧区赤脚医生是不需要放牧的，是吗？牧区知青做赤脚医生的多吗？

冷明：对，不需要放牧。做赤脚医生的不多。因为没有几年，我们那里过了两三年内蒙古建设兵团就来了，大多数知识青年都上兵团了，剩下的就开始有上大学的，有开始办病退的，四、五年慢慢的都走了，真正留在牧区的特别少，没有几个了，可能就有两、三个，三、四个吧。

安娜：您做赤脚医生是怎么开始的？

冷明：做赤脚医生一开始还是按照当时全国的标准，你赤脚医生，就是不脱产的，但又不能让你去放牧，有时候也让我们跟着打过石头，也挖过井，干点零活，因为牧区除了放牧也没有太正经的活，偶尔的干干。实际就这样我也干不了那个活，他们也发现了，我干活也不行，也就是看病。那时候还稍微钻研钻研，在牧民里面算是有点文化，而且肯钻研一点，拿本书肯钻研，大伙逐渐认可了，有什么病都去找你了，基本就脱产了，后来两三年之后就完全脱产了。

安娜：你们是叫旗，还是叫队，最小的叫什么？

冷明：最小的叫队，牧业大队。

安娜：多少人？

冷明：五百人左右。

安娜：就您一个医生？

冷明：对，就我一个，一开始还有一个女知识青年当赤脚医生，她两年以后到兵团去了，就剩我一个。

安娜：那就是事很多？

冷明：多，关键是得到牧民认可。因为我一开始跟巡回医疗队学的就是西医，西医就得真刀真枪的动，尤其那天座谈会谈到了接生，接生是牧区的第一难关。我当赤脚医生前只学了两个月，那年正好18岁，第一个病人就是为一个妇女接生，处理的还挺好。她产后出血、子宫乏力，打的药，那时候用的麦角新碱，那时候没有缩宫素，用麦角新碱，孩子出来的挺好。回去跟医疗队那个老师一说，挺好，挺好，你处理的挺好，挺有信心的，还行，所以牧民也逐渐的认可你。

安娜：您以前从来没有接生过？

冷明：没有，十七八岁，中学毕业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实际我们就上了一年多点的中学，就开始胡闹，到处打架了，瞎跑了，玩，一帮小伙子到公园里瞎闹腾，就是这样。到那儿是实在没有办法了，生活最后逼的吧，知识青年逐渐的也都走了，我们一家子被轰到农村去了，我父亲、母亲、弟弟妹妹轰到四川农村，也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我倒要为他们着想了，想着挣点工分，挣点钱，贴补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吃的就有可能饿死，这是具体的。

安娜：您父亲祖籍四川的？

冷明：对。

安娜：之后来到了北京？

冷明：不是，他从小就在那儿，我爷爷在清末民初就到北京了，我爷爷还是一个民国的将军。

安娜：父亲自己其实是北京人。

冷明：对，实际就是北京人，因为我爷爷死的早，家里面就逐渐破落了，解放前头几年我父亲参加地下党，参加共产党地下党。一解放，在公安局又待了几年，还是老侦察员，那时候政治侦察员，反间谍，还是挺好。结果，可能还是有些领导看不上他，加上当时有一政策，要对参加地下党的人逐渐淘汰，更要把他们淘汰出公安系统。再加上有一些人诬告的，有一些人嫉妒的，有的人早年还被他抓过，于是他们就这个那个的，说他贪污了，特务了，虽然最后调查都没事，没事也不行，你也得离开公安系统。离开以后他到工厂，工作一开始也挺好，最后也是因为跟厂长闹点别扭，现在想都是很小的事，最后就被打成反革命了，一下就完了，实际说起来很简单的事，但一生很痛苦。

安娜：您在做赤脚医生的时候，日常的病种都要看？

冷明：都要看，所以我当赤脚医生为什么很快能得到牧民群众的认可，内外妇幼没有不看的。妇女病不用说了，第一接生，很快的，我虽然很年轻，但是大伙很快信任我了，包括那些都是年轻的媳妇，孕期的体检。因为我年轻，也不爱跟他们逗笑话，比较正经，他们就比较信任我，和牧民关系挺好的。包括具体接生，处理这些难产，因为我老看书，各种难产案列都看，在运用到实践处理还挺好的。比如说胎盘滞留了，要是蒙医或者当地的医生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只能等着，或者是出血，或者运到一二百里地。冬天，那时候什么车都没有，只能是牛车和马车，很危险，所以以前死产妇是经常的事，经常有，很多小孩没妈了。

从我当赤脚医生后，我们那个队产妇再也没有死过，起码在这方面我还行。还有那里传染病特别多，因为牧区不太讲卫生，一个一个的蒙古包，牧民又喜欢串门，到你们家也吃，到他们家也吃，那时候最多的传染病就是麻疹、百日咳。现在我们知道怎么免疫，打疫苗，而且基本上消灭的这几种传染病，但那时候常常大流行，特别厉害。一两年一个大流行，小孩，包括成年人，那疹子出的啊，高烧不退。那些当地的医生他没经验，也不知道怎么办，在我看来就是对症治疗，一般的高烧后容易感染肺炎，我那时候发现，从临床上我就发现了，最好的药就是青霉素，虽然很贵，但没有副作用，而且是立竿见影。真是感染肺炎了，输点液，打点青霉素，三天马上好了。所以牧民也特别佩服你，这么重的病，小孩都快死了，马上抢救过来了，也就很容易得到牧民认可。像输液扎针，我很熟练，拉痢疾了，肠炎了，我给你补点液体，就很容易好了。

安娜：什么科都做？

冷明：什么科都做。

安娜：手术呢？

冷明：在大队的时候当然做一些简单的，比如长个脓肿，包括有的妇女乳腺发炎了，那个没有治，只能是排脓了，看个书怎么切开，切开做个引流，很容易也就好了，身上长个脓肿，这些都没问题，简单的。

安娜：阑尾呢？

冷明：阑尾是后来我到卫生院以后做的，手术没做，做不了，因为那个还是比较什么的。

安娜：有人说在内蒙他们习惯在外面生孩子。

冷明：对，一开始牧民是有那个习惯，牧民妇女生孩子以前都不在蒙古包里面生，都要在蒙古包外面，有一个接牛犊的围子，拿柳条编的，特别大的，这么高，可以圈成一个圆圈，接牛犊用的一个圈，拿这个圈挡风用的，下面铺点烂毡子，挡点风，甭管冬天夏天都在那里生。我们去了以后，包括巡回医疗队也做了一些好事，使劲宣传：说哪能不把妇女当人看，好家伙，那么冷，会生病的啊，都让她们到蒙古包里生，包括到我在那时候也是这样宣传的。说如果在外面生，一句话我们不管，你在外面我们就不管，当然那是不可能的，真在外面生我们还是得管。好在牧民都比较听话，后来都挪到蒙古包里生了。当然在蒙古包里生要在紧边上，下面铺上旧毡子。

安娜：听说还有风俗是生孩子不让医生看。

冷明：对，一开始是这样，是不让人看，尤其是妇女看你年轻，一个小伙子，她一开始也不认可，是不让看，用大蒙古袍给盖着。实在快生了，我说快生了，你赶快脱吧，裤子脱了，实在快生了，羊水破了，胎头都开始露了，这才让看。包括有些难产的，她生不出来的，没办法了，就让你下手，都是这样，逐渐的在接受你，一开始不让你看，最后逐渐的慢慢就好一点了。包括有些难产的，要用胎头吸引器，胎头吸引器看似很简单，实际很解决问题，有些他就是出不来头，你要做点侧切，用胎头吸引器，把胎儿给吸出来。像这些事情后面就好多了，牧民也是大伙互相传，说他接生挺好，你看那谁媳妇生不下来，他怎么怎么样，就生下来了。开始时，谁家要生孩子了，他们就着急，牧民们赶快骑着马，要到一百里地以外的卫生院去请医生，你想请医生回来得什么时候了。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那儿已经准备快马请医生了，这边儿产妇的情况也实在没辙了，只能让我动手处理了。最后通过慢慢的，牧民一看我做的还挺好，大部分都能抢救过来，所以他们也认可了，也都对我另眼相看了。

安娜：知青下去以后改变了牧民的习惯和想法，比如他们的卫生，或者他们以前的习惯，是不是有改变？

冷明：这肯定是有，这个改变一个是知识青年到那儿，然后兵团又去了很多人，解放军，兵团战士，包括巡回医疗队，去的汉人很多了。因为以前牧区特别封闭，牧民一句汉话都不会，全部都是蒙古话，完全不懂卫生是怎么回事。

安娜：您怎么沟通的？

冷明：去就得学，一句一句的学，反正我就是急用先学，我需要什么，学什么。

安娜：用蒙古话沟通没有问题？

冷明：沟通没有问题，你让我长篇大论的说我说不来，沟通生活常用的语言还可以。

安娜：您在那儿待了几年？

冷明：我在大队待了11年，一直到1979。

安娜：待了11年？

冷明：11年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就是从头做到尾。

安娜：11年是很长的时间。

冷明：当然很长了。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之后，我父亲的问题才平反，我们一家子回到北京，知识青年那时候也开始落实政策了。但是回北京也很困难，因为我娶的是当地的媳妇，这种情况的知识青年都是在当地给安排工作。我在当地当赤脚医生稍微有点名气，各个医院也乐意要我，好几个医院说你要乐意来都可以来，中心卫生院什么的，这个那个的。我说算了，我插队那个公社叫白音花，我说我就到我们那个公社算了。现在白音花是一个比较大的煤矿了，现在叫苏木，我们那儿是公社，后来也叫苏木了。后来我就到那个卫生院了，在那个卫生院又待了11年，在内蒙一共22年，1990年才回的北京。

安娜：1990年退休以后？

冷明：不，1990年国家又出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象我这样的情况可以回京。在1990年以前，我孩子也比较多，我有三个孩子，上小学都送回北京了，我父母在这儿给照顾，就我们两口子在内蒙，我在医院。

安娜：孩子都在北京工作？

冷明：对，1990年我们户口都回来了。

安娜：您那时候有这么多孩子的很少。

冷明：对，但是牧区还是有，我们那边有两三个孩子的好多。

安娜：您夫人是蒙古人吗？

冷明：我爱人不是蒙人，是汉人，她是农区的，有点距离，离我们那儿二百里地，巴林左旗。我去白音花公社卫生院的时候，那个卫生院也是后来成立的，有一个院长也已经瘫了，也有病，只有一个复员军人，有两个刚中专毕业的医生，他们的医疗经验，还不如我这个赤脚医生呢。我去了以后，很快就把这个卫生院打开局面了，上面很快让我当了院长。我把卫生院建设成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各种手术也都能做的卫生院，什么阑尾炎啊，绝育啊都能做，影响也挺好的，有十来个人了，十来张床，牧民也乐意找我。病人多的时候住不上医院，我们就在卫生院前面搭一排蒙古包，给他们临时住，各地的牧民都喜欢找我看病，我跟牧民的关系一直挺好的。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家养了不少牲畜，最多的时候养了一百多头牛，收入也不错，工资虽然很低，这个收入还是挺好的，跟牧民关系一直都挺好的。

安娜：羊有吗？

冷明：也都有，别的就不多了，羊有几十个，牧民们帮着放。

安娜：牲畜是你管还是太太管？觉得苦吗？

冷明：太太管，后来她管不过来，还要雇人。赤脚医生那一段经历，假如说生活，赤脚医生那一段是最苦的，包括各地的赤脚医生也是，挣的工分都是特别低的，就是不会给你整劳力的工分，像农区有很多会给你一点补贴，比如你干农活可能10分，一天给你3分、5分的补贴，像我们专职的也难挣到全工分10工分，一般七八个，八九个，就是这么给的。

安娜：10分是多少钱？

冷明：我们牧区那时候收入还挺好的，10分像我们大队能挣一块五毛钱。

安娜：那很高了，听说那时候很多地方都是三毛钱。

冷明：是高，我为什么要在那儿待那么多年？因为这个工资我要养活一大家子，包括我父母弟妹，我们一大家子都靠我这个活着呢。

安娜：您是老大？

冷明：我有两个姐姐在北京，我下乡，弟弟妹妹都到农村了。

安娜：后来都回北京了？

冷明：后来都回了，平反了，都回来了。

安娜：您在做赤脚医生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玩的经历，或者记忆深刻的经历？

冷明：我那时候就是整天要骑着马。

安娜：那骑技一定很好？

冷明：那是！我有五匹马，因为一年365天整天要骑在马背上，在牧区马是赤脚医生唯一的交通工具。

安娜：就是马背上的医生。

冷明：是，每天都要走，不间断的。

安娜：最远的病人要走多远？

冷明：至少要走一百多里地。冬天走场的时候，牧民要搬到二三百里地以外，我也跟他们走，住在牧民家，跟着一块走。

安娜：那您得走两三个月？

冷明：对，三四个月呢。

安娜：牧民经常要转移草场？

冷明：对，虽然不是年年转，但经常走场。遇到下大雪的季节，就是在我们西乌旗这里下大雪了，牲口待不住了，没吃的了，我们就往东南方向，叫扎鲁特旗那边走场，那是别的旗，很远了，那边雪比较小，牧民们整个家都搬过去，过一冬，然后清明过了，再回来。

安娜：您跟他们一起走？

冷明：我跟他们走。

安娜：您也有一个蒙古包？

冷明：没有，我就住在牧民家。

安娜：也就是说整个大队人马是流动的？

冷明：对。

安娜：您在西内蒙古还是东内蒙古？

冷明：在西内蒙，锡林郭勒，我们那儿叫西乌旗，那天有一个说待25年的，他是东乌旗的。1977年冬天内蒙是最大的雪灾，百年不遇的大雪灾，那一年牧民也是走场，要走到两三百里地以外，那年我跟着。有一个牧民小伙子，20多岁，最后也不知道什么病，发高烧，高烧不退，十几天，我在蒙古包里每天给他输液。按说输液后发烧一般的都会好点，但结果他好多天也不好。那时候什么车都走不了了，那场雪，粮食都要靠解放军用飞机空投，什么车都走不了，大马力拖拉机也都走不了。那个时候牧民们也实在没办法了，他们也是比较信任我，就说我们就信任你了，你看着办。牧民这么说，我只能尽全力了。那年冬天我们走了十多天，从我们那儿实际上每天走不了多少路，也就三四十里地，牛车特别慢，雪特别深，有的地方雪还要铲，很久才走到扎鲁特旗一个林场。好在他们林场有一个卫生室，有一个大夫，经过一路的治疗，最后这个牧民总算保下了一条命。十几天高烧，最后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病，真是挺危险的。内蒙的冬天那个冷啊，每天我带着输液用的药，输液的大瓶子，拿大皮褥子包起来，再搁在箱子里面，但怎么包都不行，到一个地儿住下来以后，一打开那个瓶子都成冰坨了，要把这个冰坨瓶子搁到火边慢慢烤化了，再给病人输液。刚才说的那个病人那十来天每天输液，都是这样烤化了才给他输液，而且每天量着体温，一直个高烧40多度，挺怪的，最后也不知道什么病，那时候也没什么水平。

安娜：最后活了吗？

冷明：最后活下来了，走了十来天，到扎鲁特旗一个林场，有一个卫生室，有一个大夫，他们稍微有一点好的药，又输液打针，这才好。那次挺危险的，包括我们跟着走的人也都特别危险，那个雪特别的深，什么车都走不了。

安娜：药都是大队买的？

冷明：像我们那会儿赤脚医生能干下去，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收入还可以，相对农业区，牧区比较有钱。我也听很多赤脚医生说过，他们也就是拿点草药配配给病人喝，拿针灸扎几下，说点难听点的就糊弄糊弄。没有医生，只能糊弄糊弄，是死是活就是他了，你要腰疼腿疼扎上就好点，但你真正要治病还必须得大队有钱，有钱才行。像我们那儿大队也知道赤脚医生的重要性，他也知道别的医生指望不上，大队总要出点钱，出那么几千块钱，让我们出去到医药公司去买药。一开始说是合作医疗，实际合作医疗根本没成功过，它的钱特别少，大伙吃药打针根本不够用。比如他给我两千块钱的药，这个药你想想，我在马背上叮朗咣当的，这些药片最后都成药面了，该扔的扔，注射的药也都震碎了，加上有的牧民还不给钱，有的个别赖帐的，怎么合作医疗？牧民们虽然比别处有点钱，但他也还是没有钱，都要靠年底再还账。所以两千块钱的药，过一段时间就没了，最后跟大队说没药了，大队总的来说还不错，再给两千块钱，你再接着买药。就是这样，我们赤脚医生必须在大队有投入下才能进行下去，要不根本进行不下去。

安娜：合作医疗出的钱不可以？

冷明：合作医疗就办了一两年，那个根本就办不下去。一开始名字叫合作医疗，比如大队出两千块钱，牧民们自费一部分，说是合作医疗，但是这个钱你根本就收不回来，个人也不爱给，这个药也损耗特别大。但是大队能养活，把赤脚医生给点工分养活下去很不容易了，也就是在牧区。很多农区我后来也听说了，根本不行。要是没有投入，靠我采草药收入，那是胡说八道，那根本不能治病，一个也来不及。包括针灸，一开始我也学过针灸，偶尔扎扎，最后一看这个针灸也不过是糊弄事，你真腰疼、腿疼、头疼扎扎还管用，别的根本不行，有的传染病、疾病，肺炎，包括感冒发高烧了，根本没有用。

安娜：涉及到细菌病菌的病没有用？

冷明：是，根本就没有用。

安娜：您主要还是用西药？

冷明：对，主要还是西药，草药只不过对外宣传是可行的，那时候中国就爱对外宣传，赤脚医生用草药产生什么奇迹了，是对外瞎宣传，实际上草药不行。包括现在对中医的一些看法也是。

安娜：听说那个针灸麻醉表演，说是打了麻药？

冷明：对，包括大医院麻醉都是，都是捻着这个针灸，但起码都打了麻药，大医院都做假，说是针灸可以麻醉，实际都是假的。为什么后来都不用了，很多都是假的，都是瞎吹的。包括现在对中医的一些看法和争论也是，真真假假。中医中药是中国的一个大产业，你要都给它否认了，那么多人就没活路了，涉及的人太多了。

安娜：中医还是扮演中医的角色？

冷明：对，实际上很多中医疗法大多数是心理层面的，包括牧民，包括咱们现在看病也是，我要找一个好大夫，没看呢，就先好三分了，大夫一说没事，马上心理就好了。当时我们在牧区很多时候也是扮演这个角色，牧民他信任你，让你一看，没事，你这个病没什么事，你怎么怎么着，他心里马上就放松了，觉得真是神医。牧民挺有意思，好医生他们都叫神医，就是菩萨医生，他们也背地里管我叫神医，找我看病的越来越多。

安娜：那时候你接生过多少孩子？几百个？

冷明：几百个肯定是得有，具体数我也没记，几乎当地的接生都要找我，他们都还信任我，包括后来到卫生院以后也是，那些学校毕业的学生也根本不行，偶尔有些大夫技术真是不行。

安娜：卫生院是几个大队的？

冷明：卫生院一共是四个大队的，有两千多人。

安娜：那时候很忙吧？

冷明：那时候忙，卫生院等于就是政府设的公立医院，那个忙。所以我那时候干的，我说我再也不想当大夫了。在大医院，你可以值夜班轮流的，在我们那儿，就你一个人，就得白天黑夜的抢救别人，就你一个人干，那个太累人了。赤脚医生那时候是没办法，我最多的一次七天七夜骑着马在看病，一家看完了，紧接着一家再找你，看完接着走下一家，又累又困，人真受不了了。最后到一个牧民家抢救一个小孩，那个小孩抢救活了，也挺好的，他们就把我藏起来了，把我的马藏到棚里面，别人看不见，看不见就找不到我，把我藏起来，休息了一两天，特别那个。

安娜：后来再回去过吗？

冷明：回去过。

安娜：他们还认识您吗？

冷明：认识，我去年还回去了，刚回来的时候回去过两次，间隔了好多年没回去，我去年回去过一次。

安娜：现在通火车了吗？

冷明：有拉煤的火车，直接到不了那儿，我坐车先到巴林左旗，我亲戚开着车去接我。

安娜：这次去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冷明：现在作为具体乡下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大多数牧民现在都集中到城镇了，到县城了，比如生孩子不允许在家里生，都要到县城妇幼保健所，集中生。上学校也都集中在县城里面的学校，小孩也不用到处跑了，所以就好多了。但你真正在乡下得病还是不行，乡下的医院还是很远的，因为牧区人烟稀少，不可能为你设置什么。现在所谓乡村医生在牧区也几乎是不存在了，因为乡村医生，包括以前，包括现在，他都是不挣钱的，你靠国家的定价，根本维持不了最基本的生存。我们那里最早有一个赤脚医生是当地的牧民，人家最后不干了，就一心放牧，改革开放以后一心放牧，都发财了，过的特别好，真正靠赤脚医生还特别穷，真不行。一个牲畜能卖多少钱，一千、两千的，赤脚医生一年下来才挣一千多块钱，所以那个是没法比的，太差了。乡村医生到现在也很难发展。

安娜：他们牧民还在走来走去吗？

冷明：没有，现在牧民没有游牧了，把草场都分了，你们家就是这块，还拿网围栏栏起来，我们家是这一块，他们家是那一块，根本就走不了。牲畜也定数了，也不让你多养了，你五口人，最多就养一千头，不能超过太多，他是多少，五百就是五百，还是不一样。当然比以前的生活还是好多了。

安娜：那得分牧到户了？

冷明：对，现在都是自己的了，以前是大队，以前为大队放羊，都是集体的，现在牲畜都是个人的。

安娜：放牧是个重体力？

冷明：是个重体力，太辛苦了。尤其我们在那儿的时候，常人受不了那个罪，冬天刮着暴风雪，根本就看不见，冷的说心里话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其实那时候我也瘦，也怕冷，但是人到这时候就没有办法了，也得受，我那时候脸上冻的都流脓水，冻的，给马备鞍都根本备不了。好在我干这个医生行当，牧民一个个很尊敬你，因为你是来给他们救命的，他们也特别照顾你，来了之后牧民会把马鞍子给你弄好了，马兜袋给你系上。我印象深刻的是，冬天我备上马鞍子，给马戴马嚼子，我这个根本戴不上，手只要一暴露在空气中就僵了，我手一僵就容易休克，我有这个毛病，失去知觉了，所以我就怕这个，就戴不上这个马嚼子，两下戴不上，牧民他们最后也知道。最后慢慢的我也有点资格了，到哪儿了，往人家家一坐，也不管了，牧民都给你弄好了，那个冷是根本受不了的，太可怕了。

安娜：最多零下40度？

冷明：夜里肯定得有零下40多度，迎风走，冻的啊，根本没法忍受。我要走就是先看好哪家到哪家最短距离，有几千米或者几里地，从这儿赶快跑到那家，赶快下马进去烤，把鞋脱了烤脚，这种冷是最可怕的。当然卫生什么也是，到那儿都不顾了，穿一个大皮的，就是羊皮缝的大蒙古袍，到哪儿它也当被窝了，裹起来，上面再压几个大皮的，就是这么睡觉。

安娜：那时候回不了家的？

冷明：对，身上长满了虱子。

安娜：牧区虱子很多？

冷明：多啊，那时候特别多，那时候身上随便一摸就摸出一个虱子。

安娜：头上都是虱子？

冷明：对，满头都是虱子。

安娜：它真是咬你，真是吸血？

冷明：对，虱子跟别的寄生虫不一样，你们不知道，虱子多的时候真是不咬，感觉不是太出来，虱子咬人不疼。像我也对什么不太敏感，也不过敏，所以也无所谓，那些牧民也习惯了，可能越脏的人越不过敏，它不像虮子，跳蚤，扎完了，又痒痒，那个过敏，那个难受，还有臭虫也是。牧区没有跳蚤和臭虫，只有虱子，虱子不咬人，它有这个好处，那个还可以。除了脏，看着恶心，偶尔回到自己屋里，回到自己家里面脱下来，拿开水烫。

安娜：您没教他们如何讲卫生？有知青说在乡下教小孩怎么刷牙，怎么洗澡，这个有没有？

冷明：洗澡牧民那儿根本没有条件，只有刚出生的小婴儿洗。小婴儿怎么洗呢？走场的时候，当然走场的时候水更缺了，拿点雪，化出来一锅水，拿着喝茶吃饭的小瓷碗，一人一小碗，这就是你早上洗脸的。人家牧民舀那么一小碗，妈妈吸一口水到嘴里面，给这个婴儿光着屁股，这么一提喽，噗一下，往身上一喷，连头到身上喷这么几喷，就洗澡了，这就行了，一擦就行了。大的根本不行，小婴儿要搬家走场怎么走，就是把一块皮子上面缝点布一类的东西，上面是沙子，用铲牛粪的小铁铲，放在牛粪炉子里面，把铁铲烧红了，再拿这个铲子在凉沙里面反复的和，这个沙子就热了，摸摸正好温和了，把沙子铺平了，把婴儿放在沙子上面躺着，拿皮子一包，拿绳子一勒，小婴儿就这么老老实实的躺着，露着一个小脸，放在篷车里面。那个牛车有篷车，毡子围起来的篷车，倒不透风，稍微暖和一点，婴儿就放在那里。

安娜：您的小孩也是这样吗？

冷明：不是，我没说吗，放牧这种事谁也受不了这个罪，我们那时候说心里话，到哪儿还是吃现成的，只不过冻的跟什么似的。我们成家都住在大队房子里，都是固定的，走场是牧民的生活。后来成家以后，说句难听的，蒙古包能不住就不住，因为那种冷实在受不了，那种冷，那种脏。

安娜：您现在还骑马吗？

冷明：现在是不骑了，这么几十年没骑了，哪敢骑啊。而且骑马是最累人的，颠啊。

安娜：您说他们得肺炎或者感冒，没有做预防的？

冷明：没有，当时牧区为什么传染病特别多，那时候赤脚医生也有任务，打预防针什么的，但是没有这个条件，一个是交通不行，二是药品供应不足。而且药拿来以后，那时候人也认识不到，比如他拿这个麻疹疫苗来了，春天拿来了，我5月份开始打了，过半个月、一个月再打第二针，牧民又集中不起来了。好容易这次集中三个孩子，下次没准就来一个，下次又找不到了，你这一个疫苗，一支疫苗打开之后，比如一个大队30个孩子，只给你五支疫苗，你见五个孩子打五针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条件根本没有。而且这个又不挣钱，牧民又不集中，根本没法做。那时候传染病为什么特别多就是在这儿，现在好了，都集中到县城去了，强制性的生孩子必须上我这儿生，牧民也知道了，好像都不要钱，说生孩子都不要钱，照顾他们，上学也是。

安娜：那天是您说的还是谁说的？一个针头打一村的人，打疫苗。

冷明：不是我说的，我那时候打针还稍微讲究一些那个，我会拿好多针头，用小铁盆，会给他们煮了，或者一人一个，起码第二个人我拿酒精擦擦。真是有这样的，一个针头，好几十个人扎下去了。

安娜：那时候也很少有病的？

冷明：对，有病就传染了，那时候条件就是这样，太简陋了。

安娜：您孩子有继承您的吗？

冷明：没有。

安娜：一个都没有？

冷明：没有。

安娜：都没有学医？

冷明：没有学医的。

安娜：现在您是反聘的？

冷明：对，这是医院反聘我。我回来以后是在丰台劳动局，丰台劳动局那几年医疗保险需要人，懂点医务的、医疗知识的人，后来我就去那儿了，退休也在那儿。在这家医院也是管医疗保险，比较熟。

安娜：您当时做赤脚医生是不是对医学有兴趣？

冷明：没有，说实在也没什么兴趣，纯粹为了混一口饭吃。因为像我这样体力活也干不了，放牧更放不了，放牧那种苦根本不行，所以只能当赤脚医生。

安娜：您还是那么认真的做医生，有的人说我没兴趣，我就随便做。

冷明：这个怎么说呢，包括到卫生院以后，也没有什么别的能力，既然干上这一行了，倒是肯吃苦，订了好多杂志、医学书，那时候也有钱买，全靠自己学习，通过考试，医师资格考试，都是这么学下来的。

安娜：还是非常勤奋的。

冷明：所以我一回北京，说心里话北京这点活儿跟玩似的。

安娜：现在的医生知识很窄？

冷明：对，像我们这里都是大学毕业，但是他们很多理解能力跟实践能力还是很那个，尤其是吃不了苦。

安娜：您做医生的时候孩子是哪一年生的？

冷明：大女儿是1976年生的。

安娜：那时候还在队里？

冷明：对，三个孩子都在大队生的。

安娜：现在都有孙子辈了？

冷明：都有了，三个都有了。

安娜：现在感觉跟过去完全天翻地覆？

冷明：那当然，他们过的都挺好。

安娜：您过的也挺好？

冷明：对，我也挺好。

安娜：没想到会有今天这样？

冷明：那当然，那真是没想到，真是天翻地覆。包括很多知识青年，我们朋友、亲戚都认识我，他们说没想到，我等于从地狱一下上天堂了。因为我现在过的，说难听的是我们所有认识的知识青年里面，假如以我公社为例的话，是过的最好的，这是他们没想到的。很多知青回北京很早就回来了，到工厂当工人，但是早早的就下岗了，失业了。

安娜：听说很多回来没有工作？

冷明：对，没有工作，找不到工作，好容易有个工作，爹妈下去顶替，但是早早下岗，提前退休，很多这样的，都是挺惨的。包括有几个工农兵大学回来的，也是不行，到企业里面去，都是不行。

安娜：您命好。

冷明：说起来成笑话了。

安娜：这是您的命运，很多事情是自己掌握不了的。这有个文件需要您签一下，一个知情同意书，就是您同意我用您的访谈资料做研究资料或出版，同时也说明这个故事不是我编的，您也不是在被强迫的情况下讲的。

冷明：行。

安娜：想想您真是不容易。

冷明：那是，我们这一代人。

安娜：这些话跟孩子讲怎么样？

冷明：他们不太爱听我们，他们当然也知道点，他们有他们的生活，都各过各的。

安娜：您有没有想把这段历史写下来？

冷明：我出版过一个小说，因为我手头没那个书了，所以也没法给。

安娜：下次给我。

冷明：叫《为了你走遍草原》。

安娜：是用您真名字写的吗？

冷明：对，一上网就能查到。一个长篇小说，七八十万字。

安娜：没有写个回忆录，应该写个回忆录。

冷明：我在新浪有个博客，也是我的实名博客，有些回忆录在那上面写的。

安娜：好的，那太麻烦您了。

冷明：没事。

（结束）

访谈时间：2014年5月24日、6月16日

访谈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宾馆、北京市宣武区北京电力医院办公室

访谈者简介：

安娜，1993年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理察逊市，美国杜克大学脑神经学荣誉毕业生，现就读美国杜克大学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