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再次翻阅伟人毛泽东的早期文集，细读毛泽东曾两次谈到“国学”的章节，回味无穷。<br></h3><div> </div><div>一九一五年八月三日，二十二岁的毛泽东给萧子升写信，征询他是否愿意应聘平江县高小国文教师的意见。信中说道：“师其校者，尚多名贤。有某公者，居校经十有余年，学具有根柢，故欲于国学加研究，亦尽有切磨之朋。”毛泽东是希望用“于国学加研究”的好处来打动好友的心，这说明国学在当时的毛泽东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div><div> </div><div>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毛泽东第三次致信萧子升：“以上所陈，凡分三者：初论专通之先后，次言诸科之研法，次述《群肄》一书之可珍。然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注意，仆所以言之在后者，夫亦郑重之意云尔。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有为人之学，有为国人之学，有为世界人之学。为人之学者，父子夫妇昆弟之道，布帛菽粟之宜也。为国人之学者，明其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之学也。为世界人之学者，世界观、国际学也。顾为人国人之学易，为吾国人之学难。历史半万载，地方七千里，政教若是其繁邃，人情风俗若是其广复，将恶乎求之？然则何苦而为中华民？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此其大略也。为学最忌一陋字，行此庶几或免。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与黎氏所云略合。惟黎则一干，此则四宗。黎以一书为主，此所主者，不止一书也。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其法曰演绎法 ，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曰 中心统辖法 ，守其中而得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各科皆可行之，不独此科也。吾闻之，甚有警焉！”</div><div> </div><div>这大概是毛泽东一生中谈论“国学”最多的一篇文献了。这篇文献不仅说明了国学在早期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何其重要；同时指出了国学常识涉及面十分广泛，涉及到中国人何其为中国人的资格问题。这篇文献还谈到了学习国学的途径和国学文献的阅读方法；又谈及到国学的价值，并且用现代术语概括了学习方法，进一步推而广之到其他学科的学习。在信的最后，毛泽东还批评了读书不能融会贯通、不能专与博互补、不能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现象。真是文意未尽，回味无穷，看来我还要再多几遍了！</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