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年代 难忘的知青生活

江上飞雪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要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此后一直到1976年，一批接着一批的知识青年告别城里安逸幸福的生活，到农村接受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1975年1月11日星期六，农历十一月二十九，太阳高高的挂在蓝天上，并没有带来一丝的暖意，西北风吹在脸上象猫抓一样疼痛，用东北的方言讲那天是“嘎嘎冷”。上午我带着一个行李和一个小木箱来到父亲单位集合，行李集中装上了两辆解放车，我们知青排队上了两辆大客车，车两边贴着标语插着红旗挂着红绸彩带，我们每个知青的身上都戴上一朵大红花，身上背着印有“下乡光荣”字样的草绿色背包。上午9点文化宫广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全市近百辆的客车和解放车汇集在这里，参加市里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我乘坐的车就停在原市委西墙外附近，人行道上和汽车间的夹缝里都站满了欢送的人们。市领导简短的讲话后，车队有序的向周边各县驶去。路上没有欢乐的笑语，没有激昂奋进的歌声。我两眼凝视着窗外，茫茫白雪下整齐的田埂一根接一根的在我们眼前向后闪过去，我心里暗暗下了决心，一定好好干，坚信不远的将来还是通过这条路一定能回到城里。

近中午时分汽车驶进了桦川县拉拉街公社堆峰里大队，社员们早已等候在那里了。供销社道北就是大队的俱乐部，大队在这召开欢迎大会，我们排队走进了会场，会场里社员和知青挤得满满的，前方的横幅标语上写着“热烈欢迎知识青年来我大队安家落户”，看到这标语我心里在想，还真的让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啦？喧哗声慢慢的静了下来，大队书记崔云致了欢迎词，我代表70多名知青在欢迎会上发言，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呢。

　　我被分配到了第三生产队，担任知青班长，不久又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三队是一个比较穷的生产队，每年每个工不过两三毛钱，去掉扣的口粮款几乎就不剩什么钱了，听社员们讲有的年头还要自己掏钱才能领回口粮呢。同时被分配到三队的知青还有其他三名男生和八名女生。男生住在老于家东屋的北炕上，我睡在炕头，炕头这边炕沿下是一个烧炕的炉子，炕梢那边摆着我们四人的木箱子。女生住在老刘家的西屋。他们两家是东西院的邻居，我们吃饭就在老刘家的女生那屋，由我们女生为大家做饭吃，还真别说她们做的菜饭即干净又好吃呢，深受全班知青的欢迎呢。

一天晚上，吃过饭不久因为停电南炕的社员和我们知青都早早的就睡了，炕沿下炉子里的火仍然在呼呼燃烧着，当我们睡到半夜的时候，屋子里的烟把我们呛醒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电，灯已经亮了起来。大家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投向了那个还在燃烧的炉子上，原来我的枕头掉在了炉子上，正在熊熊冒着烟呢，我们急忙把没燃烧完的枕头扔到院子里，打开门窗放烟，大家一直忙到后半夜才算安静下来。这时，本来就不太暖和屋子已经和外面没什么两样了。

　　刚去农村的这段时间，每天早晨5点起床，带队干部陈忠把他在部队时的作息时间搬到了青年点，天还没亮，就带领我们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去跑步，借助星空下的一点亮光，知青们跑在村子里的小路上，脚下的白雪被踩的“嘎子嘎子”直响，社员们家的狗被惊扰的“汪汪”乱叫，在农村只要有一只狗叫全村的狗就都会跟着叫起来。后来由于社员们提意见，早晨跑步没坚持几天就流产了，我们又可以多睡一会早觉了。每天早晨六点天没亮社员和知青就在生产队门前集合，等待生产队长安排上午的劳动任务，10点收工，俗话说“庄稼饭10点半”。

短暂的20几天一转眼就过去了，我们知青都在忙碌着准备回家过年。生产队还给每个知青分了30斤大米作为回家时期的口粮，这在当时可是城里人从来没见过的大米天文数字啊。回家的那天几辆解放车里摆满各式各样装着大米的袋子和兜子，我们知青穿着大棉袄带着狗皮帽子腰上系着根绳子就坐在上面，我们唱着歌高高兴兴的回家过年去了。

　　春节很快就过完了，我们知青陆续回到了青年点，和贫下中农一起开始备耕生产劳动了。

1975年3月大队领导班子也开始研究建设新的青年点等事宜了。知青由于住在贫下中农家里确实不方便，尤其是女知青更是迫切要求尽快建造新的青年点。经过大队与知青家长单位的反复商量，最后决定在大队部路北的空场和供销社路北的空场，分别建造一栋三个三间房和一栋一个三间房，由家长单位设计并出技术工人带领知青建造自己的家园。单位派来的瓦工师傅姓高，50岁左右，性格温和，技术高超，我们知青都亲切叫他高叔叔。在他的带领下我们边干边学，不到两个月青年点就建好了。新的青年点是砖瓦结构的，外面粉刷的是黄色的，室内白色墙壁，宽敞明亮，是当时堆峰里最好的房子。

青年点建好以后我们又成立了集体食堂，把五个生产队的做饭的集中起来，提高了饭菜质量，一度受到广大知青们的欢迎。后来由于各个生产队上下工和吃饭的时间不同，出现了时间差，因此，不久又恢复各个生产队独立的伙食点了。

　　按照国家规定每个知青拨给大队500元的安家费，主要用于盖房子和前两年的生活费补助费。我们吃的粮食、豆油和盐等都是在生产队里赊账，但没有蔬菜和副食品，只有在队里的豆腐坊粉坊赊来的豆腐、干豆腐和粉条。我们青年点处在三江平原，有充足的水资源，因此只种水稻和少量的大豆、玉米，没有小麦，一天三餐都是大米饭，起初我们都很高兴，心想这回可以天天吃大米饭啦，不吃菜就能吃它三四碗。在那个年代城里吃的是国家供应粮，每人定量1斤大米、8斤白面、21斤粗粮，所以能天天、顿顿吃大米饭那可是幸福极了。可是下乡不到一年就吃够了，最后吃的我们知识青年一见大米饭就反胃，再好的菜也不下饭了。一些知青开始动起了脑筋，当时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物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非法倒买倒卖，否则是犯国法呀！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知青冒着投机倒把的风险骑着自行车走了50多公里路，用一斤二两大米换一斤白面的比例换了一些白面，回来后青年点沸腾了起来了，象过年一样，终于可以吃到面了。我们已经近一年没吃到面食啦，当天晚上青年点就做了一大锅面片汤，那锅直径是1米2的，我们青年点有四名男知青8名女知青，硬是把这一大锅面片汤吃的干干净净，最后撑的我们连腰都弯不下了，躺在炕上都不动弹了，个个捂着肚子叫个不停，锅和碗都没人刷了。这是我一生中吃的最香最难忘的一顿饭。现在可好了，粮食的品种多、齐全，想吃什么就买什么，但我仍然喜欢吃面片汤。

　　1975年6月13日，端午节的前一天，我们原来在分离器厂一起工作过的李铸来到了我们青年点，要我陪他去江边买一条鱼，说第二天好回家过节，那个年代由于鱼也是凭票供应的商品，平时也很少吃到。我想正好我也应该买一条鱼让他捎给城里的父母，他们一定很高兴的。晚饭后，天已经阴了下来，我带领戴敏和小柏两名知青和他一起踏上了去江边的小路，我们刚出村天就下起了小雨，我穿着雨衣他们打着雨伞，走在泥泞的路上。天也慢慢的黑了下来，开始还能看见路，当走到圈河附近时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路也看不见了。我们大队距离江边的直线距离不到8公里，途径二庄和圈河，如果在白天走这段路程最慢也不到2小时。这天晚上我们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趟过了几道河，我们又累又渴，蚊子咬得很厉害，随便在脸上或脖子上拍一掌就能打死十几个蚊子。大家已经对去江边失去了信心，但又找不到回去的路，只能迈着沉重的步伐盲目的走着。这时遇到了一个草垛，我们实在走不动了就钻进草垛中睡着了。天亮了，雨也停了，太阳光透过草垛的缝隙把我们从梦中叫醒，抖掉身上的碎草，望着在身边蜿蜓流过的圈河，大家情不自禁的笑了起来，原来我们避雨的草垛距离松花江边已经不到200米了，我们走了大半夜竟然没有走出这条迷人的圈河。呵呵，现在回想起来为了买一条鱼着受这么大的罪还真不值得啊。

　　每年夏天是我们最难熬的日子，参加生产队夏锄劳动的时间长达16个多小时，早晨天不亮就起床、洗脸、吃饭，天亮就下地干活一直干到天黑才收工。在我国东北的三江平原地区早晨2点多天就亮了，晚上近20点天才黑，中午休息2个小时，每天只能睡4个多小时觉，有的知青困的一边走路一边睡觉，因此，走路摔跟头是常有的事。夏锄在每年的7、8月份，正是北方最热的季节，铲地要顶着烈日在30多度的气温下从天亮一直干到天黑，上面太阳晒下面黑土烤，两臂不知脱掉了多少层皮，双手不知磨出了多少水泡，再说天不亮吃的那一口饭没等到中午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腔了。有的知青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只参加半天劳动，还要背上“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劳动态度不好”等罪名，被老乡们称作“刘半天”、“李半天”的，生产队开会的时候还要检讨和受到严厉的批评。在农村是没有节假日和星期礼拜的，知青们唯一所盼的就是“雨休”了，最愿意听到的也就是那清晨时雨滴的声音，她告诉人们今天又可以“雨休”啦。还在睡梦中的知青们听到这雨滴的声音就可以不起早了，一觉睡到早晨6、7点，觉睡好了饭吃的也香了，青年点还要改善伙食，会喝酒的还要喝些酒。打牌的、弹琴的、唱歌的、跳舞的……真是热闹、真是高兴！。这清晨雨滴的声音在知青们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那嘀哒、嘀哒的声音胜似回荡在黎明的琴声、胜似奏响在清晨的美妙音乐。

　　我们青年点所在的大队包括学校历史上都没有打篮球的地方，社员和青年除了干活以外没有任何的体育活动。见此情景，我下决心要为大队建造第一个篮球场。青年点门前的空地正好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我通过和大队协调后，大队同意了我的意见，准备在青年点门前修一个篮球场。1975年11月我回城里照着铁路灯光球场篮球架子和场地画了草图，又买没来了扁铜、矽钢片、钢轨、钢管、焊条等材料，自己动手做起了电焊机。做好了电焊机就和小柏开始焊起了篮球架子。不分白天黑夜，没电时我们拉锯下料，有电时我们俩就开始焊接，电焊的弧光象闪电一样划破整个乡村的夜空。十几天一个平整标准的篮球场就这样的在青年点门前诞生了，这是大队有史以来第一个篮球场。知青和社员青年们高兴极了，经常在这里举行篮球比赛，今天知青对学校老师，明天知青对社员，相邻的大队也常来我们青年点打比赛，从此大队的篮球队在全公社甚至全县都出名了。后来知青返城的时候这对篮球架子送给了大队学校，至今还座落在堆峰里小学的院子里，34年过去了，这对篮球架子虽然已经锈迹斑斑，但它仍然象当年那样巍然耸立，象青年点的砖瓦房一样，刻记着当年知青为改变祖国农村面貌作出的贡献。

　　1976年1月9日的早晨6点，天还没亮，我们和往常一样来到生产队门前刨粪，大约在6点30分的时候，大队的广播就打开了，每天这个时间是不开广播的呀？还没容我多想高音喇叭里就传出了一个低沉的声音“…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周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一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 … ”。我们被这突然的消息惊呆了，仿佛天要塌了一样。过了一会我们知青丢下干活的工具，跑回青年点痛哭起来。在那个年代提起周恩来这个光辉的名字，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对他都会从心底油然而生的敬意。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昌盛和国际交往呕心沥血，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的历史功绩丰碑永树，人格风范更是中外称颂。周恩来是彻底的“无产者”，没有留下儿女，也没有留下遗骨，却在无数后人心中留下了永远不会消失伟大形象。1月15日下午我们集体收听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举行的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实况转播，在追悼会上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致悼词。此后，周恩来总理及国家的发展形势就成了我们知青茶余饭后的主要议论话题。

　　冬天是农村比较悠闲的季节，农活少了一些社员就看起了纸牌开始赌博了，在当时这是绝对禁止的事情。为了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在建成篮球场之后我们又在团支部搭起了乒乓球台，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宣传队由团支部组织知青、社员和学校老师共同参加排练节目，我记得当时的主要节目有：表演唱《天安门前留个影》、《公社喜开丰收镰》，舞蹈《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二人转《小鹰展翅》等文革时期经典的文艺节目，这些节目在公社的文艺汇演中还被评为优秀节目呢。从此我们大队的文艺宣传队在公社也出名了，曾经代表公社参加过桦川县的汇演。1976年的春节快要到了，大队有很多活动需要团支部工作，于是我和其它几个知青没有回家过年，1月30日除夕那天大队宣传队在大队的俱乐部演出了文艺节目，受到广大社员的热烈欢迎。初一我又带领大队的秧歌队坐着马车去临近的西大、谷大、二庄拜年。在正月的几天里社员们纷纷拉着我们知青去他们家里做客吃肉喝酒，真是热闹极了。可是到了晚上，在七十多人的青年点里只剩下我们几个人显得十分冷清，我们还得自己烧炕取暖，没睡着的时候还真的有点想家呢。

　　1976年我们国家突发的事件真是太多了，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一件接着一件。9月9日这天早晨我接到了公社的紧急通知，8点在公社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象这样形式和语气的通知我还是头一次接到，至于会议内容谁也不知道。早饭后，我步行3公里的乡村小路提前来到了公社。会议很简单，10分钟就结束了。中心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下午3点有重要新闻，提前检修大队广播设备，保证按时接通社员各家各户广播和大队的室外高音喇叭，并组织好全体社员和知青收听。散会后我急忙往回赶，路上静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只有路边玉米地里发出的一点点叶子间磨擦的声音。我的脑海里在安排着回大队后的每一项工作，也预感到国家可能有重大的事件发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件呢？是中苏边境又开战了？还是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 … … 我不敢想下去，加快了赶回大队的脚步。下午不到3点我们就接通了广播，这时电台已经停播了一切文艺节目，这时我的预感基本得到了证实。4时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时向全国、也是向全世界广播了《告各族人民书》，沉痛地宣布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全国人民震惊了！8亿人民为失去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极其悲痛！还没有收听完第一遍广播，我们青年点就已经是哭声一片了，我们的感觉似乎地球停止了转动一样。当时电台反复播出次序是：《告各族人民书》、哀乐、《治丧委员会名单》、《公告》、《国际歌》，我一遍一遍的听着。毛泽东主席是因心脏病医治无效，于9月9日0时10分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享年八十三岁。18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我们以同样的方式收听着。后来公社又召开了几次会议，会议要求各大队干部要坚守岗位，坚定沉着，不要惊慌失措，要化悲痛为力量，做好广大社员和知青的思想工作。

我在农村工作了两年，在这期间发展十几名知青和社员青年加入了共青团，送走了三名知青和几名社员光荣的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送走了第一批光荣返城的知青。为充实大队男女篮球队的实力，为壮大文艺的骨干队伍，大队又特殊招来一批有文体特长的知青。

　　1976年12月的一天晚上，刚刚下过的一场大雪给广阔的天地披上了一层洁白的雪被。这是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一幕，看着面前朝夕相伴的知青战友和社员们，联想两年前来到这里的场面是那么轰轰烈烈，显得现在多了一些冷清。车轮转动了，压在雪地上发出“嘎子、嘎子”的声音，望着窗外的青年点已经渐渐变成了几个闪烁亮光 … … 。就这样结束了两年多的知青生活。

我不能忘记在知青岁月里的那段生活经历，我不抱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段历史，我更不后悔自己走过的每一段路。我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时期为那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就业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更有阳光灿烂的才华展示；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更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有对生活信心的悲观，更有对现实充满激昂奋进的精神。在国家处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是知识青年同当地人民团结在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共和国大厦。较之后来的青年，我们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一些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更多一些对党、国家和人民的忠诚。“知青”二字已不仅仅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我们知青的一种资历、荣誉和自豪！

　　此文《难忘知青生活》在《生活报三江版》2010年10月15日第15版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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