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屁孩日记（四）

华伦

第四部分

青春萌动的技校时期

1973年11月至1975年7月

这是小屁孩的“青春萌动期”。

已经20岁了，还说是青春萌动，似乎太晚了点吧？不然，在那极左思潮控制一切的年代，人们的思想被严重禁锢，个人与社会的发育发展均相对迟滞，所以此时的小屁孩无论思想还是身躯抑或荷尔蒙，都处于生长探索的初期，精力旺盛的他用大量的时间花在课堂求知、体育活动以及对各种人和事的好奇和探究上。

由于当年发生了对中国教育事业乃至整个国家政治生活极具负面影响的张铁生白卷事件，使原本在邓小平力主下有望提前复苏的高考和教育秩序又一次陷入了极左路线的被动之中。

对四个月前的考试，小屁孩自我感觉成绩不错（这一点后来被学校教务处老师证实），但白卷先生的影响太深，考试成绩在各学校录取时只作参考，着重以家庭出身（是工农兵等红五类出身的优先被大学录取，是地富反坏右等黑九类子女一般不录取，出身虽为红五类但祖宗三代内有所谓历史问题的也只能被大学挑选剩下的中专或技校录取）为录取标准。因小屁孩祖上的政治屁股不是很干净，他只能在中专将就了。

黄土岗技校的前身是南昌铁路局“五七”干校，一大批铁路干部曾在此经受过由精神到身体的“锤炼”。

当干校于1972年改建成技校后，他们中许多人便留守改任教职员工，有些还是铁路系统如雷贯耳的大人物，如校长韩守礼和政委包××（恕小屁孩将其名字忘记）是11级高级干部，其他诸如副校长刘兴忠、政治部主任刘文学、教务主任董德华乃至不少普通教师，几年前还都是在铁路各部门叱咤风云的领导和专家。

而这个在特定年代和特殊背景下诞生的学校中的学生，也有很多名望子弟：处长、总工、站段长的儿女一抓一把，局长的子女都有好几个，这就无形中奠定了学校在南昌铁路局的特殊地位。

与这些铁路子弟一起成为黄土岗学子的，还有那些由地方和农村招收进校的年轻人，虽然他们的阅历学历各不同、年龄参差不齐，但“黄土岗”对他们而言，既是遮风避雨的港湾，更是铁路生涯的新驿站:他们在这里起步，认识铁路、熟悉铁路、热爱铁路、建设铁路、发展铁路、奉献铁路。小屁孩就是他们中普通的一个。

这一阶段，虽说有学校的规章制度和老师在管束，可那还是在文革中期，中国大地上的一切都尚未恢复正常，因此正常读书仍然是奢望。虽然课堂内的小屁孩孜孜不倦，但诸如军训、栽树、种菜、下煤矿体验生活、到领袖家乡朝圣等洗脑强体的活动不断，加上小屁孩一脚不错的球技，代表学校和铁路局在外长达数月的训练比赛，真正在课堂的时间少之又少。

然而，小屁孩在黄土岗的最大收获并不是学到了多少专业知识，也不是如愿以较高分数获得了红派司，更不是踢球时获得的短暂愉悦，而是认识了后来成为小小屁孩他妈的她。虽然俩人不在一个班，在校期间也没有过多交流与接触，甚至都没能认认真真说上过几句话，可是有了“黄土岗”这个平台就足矣，他俩在此的相逢奠定了一生的冤家情缘。

1973年11月3日

来到了盼望已久的黄土岗铁路技校已三天了。

我们的宿舍在学校最西面的一片林场边上，我的宿舍里有一个上海人陈祥燕（毕业后分配在邵武机务段，曾先后担任过副段长和工会主席），身体很棒，篮球打得很好，我俩一起吃饭、一起上课、一起玩，很快就成了好朋友。睡在我上铺的是一个福建人林天平，其他舍友还有胡小理、李忠恒、刘衍功和李清海。

我们机务一班有13个上海人，只有一个女的叫姚维琴。男的有刘同方、陈方、王文伟、沙国平、张永伟、张康强、华康平、钱鹤胜、陶国平、阮锦昌，还有就是我和陈祥燕。这么多上海人能从江西各地走到一起真是不容易的，今后我们就是同学加朋友了，所以我一定要和他们搞好关系。当然最让我开心的是永年也在这个学校，他被分在机务二班，上高县一共才3个人录取到黄土岗技校，我们光辉中学10班就有两个，蒋老师知道后一定会为我们高兴的。

1973年11月15日

通过永年结识了他们班的张良、常本亮两个上海人，还有他们的班长顾云高、肖光胜、夏海生等南昌人。

张良是典型的上海克勒，油光光的头发、小小的眯气眼、满嘴切口、自来熟的性格立刻给人以好感；常本亮很注重仪表，笔挺的行头，一看就是上海小开，性格内向的他，说起话来轻声轻气的，是个蛮好打交道的人；几个南昌人都比较豪爽，爱好体育运动，我和他们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比之我们班的同学，好像我更愿意和二班的他们玩。当然我们班的陈祥燕、张永伟、张康强等上海人也不错，虽然张永伟看上去有点像膜壳子（小流氓），其实人还算本分，看见女生就会脸红，他说班里上海人只有我和陈祥燕最懂经，其他的上海人他都瞧不起。张康强是个好乌头（脾气好），整天笑嘻嘻的蛮讨人喜欢，他和男生女生都很会嘎三湖，一口江北腔的上海话常常被张永伟当笑料。

我还通过张良认识了72级的三个上海老生：王鸿章、王华荣、陈有云。

这些人可能就是以后在黄土岗的好朋友了。

1973年11月21日

礼拜天没事干，我和永年、张良、顾云高、肖光胜、夏海生等机二班的同学去东方红学校（黄土岗技校子弟学校）玩，看见几个72级的老生在踢足球，我们先在边上看，球滚过来了我们就踢一脚，老生就邀我们一起踢着玩，几脚球一踢，就发现我们的水平远在他们之上。我虽然已多年未碰球，但幼少时的基本功还在，不要说老本行守门了，连脚上的水平也不差分毫。

一个多小时玩下来，我们两拨人很快就成了朋友。一个名叫霍理（毕业后曾担任南昌铁路局总调度长）的似乎是老生中的核心人物，在回宿舍的路上，他说:“我们下个礼拜天约东方红学校比赛一场怎么样？”我们都说没问题。

据老生介绍，东方红学校有一个李老师是原武汉市大学生足球队的，在他带领下，东方红学校的足球队踢遍南昌铁路局无对手，72级老生也多次输给他们。果真如此的话，我们明天开始就要好好练习练习，到时如果真的输给比我们小的中学生，那就汰噪斯了。

1973年11月26日

已经上了快一个月的课了。这学期的课目有数学、语文、政治、物理、军体、电工、机械制图等。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曾家鹏是四川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他是个30多岁的小个子四川人，一副黑框近视眼镜架在胖乎乎的脸庞上，一看就是个地道的知识分子。曾老师上课时虽然一本正经，但不经意间露出的憨憨笑声其实蛮可爱的，用词不当，却是我的真实想法。

我们班还有一个工宣队林指导员，个子高高的，黑黝黝的皮肤，看似蛮严肃的五官，其实是个大好人，他说话不多但每次说话都使人感觉很亲切。林指导员让我想起了中学时期的薛师傅。

政治课老师杜久青人很清秀，一副五四青年的样子，说话不多但很严肃，同学们见到他表面上有点害怕其实都还蛮喜欢听他上课的，杜老师上课时非常认真，布置的作业也很多，但我完成这些作业没什么大问题。

语文老师是个女的，姓荀名英，小巧玲珑的身材，脸庞蛮标致的。她上课的内容好像简单了一些，和我一样经常打瞌睡开小差的同学不少。昨天荀老师布置的课后作文题目是《收获的秋天》，好像我们都是小学生似的。

物理老师叫杨胜利，与上海家106室邻居烂头的名字一样。沉稳严肃的脸，上课时不苟言笑，基本都是按书本上的宣读，也不太管课堂纪律，加上我对物理不感兴趣，所以他讲课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开小差。

体育老师叫王行尧，年级较大但活力很足，沙沙的声音听上去像有条裂缝的庞庞器（钹）在击打。王老师看起来很凶，实际人很好，不论做什么项目，那么大年纪的他都带头示范，我蛮佩服的。（王老师见小屁孩喜欢足球，就把他推荐给陈中虎老师认识，此后便有了与陈老师的足球缘以及和他一家几十年的情份。陈老师时任学校体育老师，上海体院足球专业毕业，因受文革阴影影响，80年代初变卖家当换来区区500美金，举家迁往美利坚投靠亲戚，经过几年艰苦拼搏后终获成功。现在旧金山和厦门两地安逸地颐养天年并不时出游世界各地）

我的同桌是胡小理，一个景德镇知青，长得非常标致：大大的双眸、浓浓的胡须、高高的鼻梁、1米70左右的身材，讲起话轻声轻气，我蛮喜欢他的。

姚维琴坐在第一排，她眼睛大大的，比较活泼，说起话来嗲悠悠的，笑声像小铃铛。还有四个女生，一个叫罗什么香，黑黝黝的脸像黑牡丹倒也蛮好看；一个南昌人叫李玲，斯文恬静，圆嘟嘟的娃娃脸，长得很清秀，是女生中最漂亮的；另外两个好像都是农村来的不太起眼，名字也叫不出。

我们的班长叫徐以云，团支部书记叫邱文汉。徐班长看上去比较成熟，好像在农村当过什么干部，教训起人来一本正经的，发急的时候不但会结巴，还会骂人，同学们还是比较怕他的；邱书记的性格慢悠悠的，表面上笑嘻嘻，但是蛮会摆官腔，前天我上课迟到了1分钟，老师和班长都没说什么，他一本正经地说：“潘华伦你下次再迟到就不要进教室，这样会影响大家上课的。”太不给面子了。

男生中印象较深的除了我们宿舍的以外，就是华康平、刘同方、陶国平、钱岳胜、陈方、郎永林、孙样生、熊诚炎、唐邓女、余华、辜根福等人了。

华康平是个老好人，浓眉大眼平顶头，始终咧着嘴憨憨的笑着，他好像文化功底不错，每次老师提问，其他人不一定答得出，到他那里就没问题，今后学习上我要好好向他请教。

刘同方喜欢交朋友，也喜欢讨论国家大事，我佩服他好像对什么都懂一点，大家在讨论时，一旦他参与了，不论正确与否，似乎定论已经形成，但俄而也会出错。一次大家在议论李庆霖写信给毛主席的信时，我说李是福建莆田人，刘硬说是福州人，我也不是太吃的准，所以没与他继续争论。

陶国平看上去还是个小孩，小小的个子精力却非常旺盛，成天嘻嘻哈哈，说起话来声音很响，他好像正义感蛮强的，上课时如果有人讲话，他回过头就要呵斥，他似乎对姚维琴颇有好感，两人经常讲些悄悄话。

钱岳胜有着典型的上海人性格和着装，一双深邃的眼睛，精瘦精瘦的身材，小裤脚管和765（当时市面上流行的一种售价7元6角5分的皮鞋，大家约定成俗地称为765），在不多时间的接触下来后，好像其性格与外表并不相符，虽然也比较爱争论，但还算谦虚。

陈方和华康平有点相似，说话稍有结巴，笑起来两只原本就不算大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很可爱的样子，是个很好打交道的人。

郎永林长得白白净净，五官很端正，一看就是干部子弟，不过他倒没有干部子弟的腔调，很聪明也很谦虚，学习上，全班就数他和华康平最来赛。

孙样生的典型特征是“大”:大大的个子、大大的包头，大大的眼睛、大大的嘴巴，大大的嗓门，喜欢用上海腔叫我“长甲”（长脚），我与之有一种天然的好感。

熊诚炎，不知为何大家称呼他“华老”。看上去瘦瘦弱弱的，篮球、排球、足球、跑步等体育项目却样样拿的起，脾气也不错，是个可交朋友的人。

唐邓女好像是农村出来的，或许当过兵，敦实的身体，粗犷的长相，略带沙哑的大嗓门，不像学生，活脱脱天然一个生产队长的形象。

余华是南昌人，厚厚的嘴唇、笑盈盈的神态、笃悠悠的腔调加一口江西普通话，给人以自然的亲切感，这使我很容易将他和水妹子联系起来，不知他的性格是否也如水妹子那么直爽？

辜根福，向塘铁路子弟，因为他一开口就是：“果里果里（这里）”，所以大家就叫他“果里”，个子虽然较高，但骨子里还是个小孩，没什么脾气，也开得起玩笑。

注:小屁孩此时还沉浸在刚离开农村的激动和对未来的幻想中，加上对上课内容不太感冒，课堂上根本没用心听课，却把精力放在琢磨老师和同学身上了，可见他当时的幼稚以及开始从心理生理都有了注意周边的人和事的本能兴趣了。

1973年11月28日

为了准备今天与东方红学校的比赛，我们73级和72级的同学前天进行了一场选拔赛，结果我们73级的以4比0大胜，这下，72级的老生彻底服了。

今天，由我和霍理、刘江南、王华荣、夏海生、陈为群、顾云高、肖光胜、周求树等人组成的技校队，和东方红学校踢了一场球。他们有两个老师加学生组成。

那个李老师确实厉害，一开始乘我们立足未稳，率先打进一个球，那个球虽然我已作出扑救动作，可还是因球速太快没能抓稳被打进了，正当我懊恼不已时，刘江南通过速度立刻还了对方一个。虽然担任裁判的陈中虎老师的哨子有点偏向他们，但最终我们还是以6比3凯旋而归。

赛后陈老师召集我们进行点评，他特地提到我的守门具有专业水平，尤其是几个倒地扑球让他惊讶不已。他让我们有空就多练练，争取明年代表学校去参加路局运动会。

这是我远离足球大概5、6年后的又一次展示守门技术，而且获得了成功，别提有多高兴了。盼望着真像陈老师说的那样出去比赛。这比在课堂里上课可有劲多了。

1973年12月11日

阮锦昌是我们班的体育委员，一副投五投六的样子，开口就是“赤那赤那”，完全是小老卵一只，我们班上海人都不与他说话。今天下午没课，我们班与机二班约好打一场篮球。本来陈祥燕、谢紫炎、熊诚炎、唐邓女、辜根福等是先发主力，可是阮锦昌说果里打球太软，一定要他自己上，搞得果里毫无面子，一气之下走了，我也为他抱不平，就边安慰边与他一起回宿舍。阮锦昌说潘华伦不要走，你还要替补上场呢，对这种自以为是的小老卵我才不理他呢。以后只要这只小老卵在的活动我都不会参加的。

1973年12月28日

数学课上，曾老师让廖宜土到黑板上做题目，是上个礼拜刚学过的开根号2，小廖是个典型的农村孩子，木木地呆在黑板前，既不会做题目，也不说一句话。只听阮锦昌在下面大声叫着“1.414”，我当时心里正为小廖急着呢，心想：好像全班只有你最懂了，什么东西？平时脾气很好的曾老师这时也难得大声起来：“阮锦昌！你干什么？”。随后曾老师让廖宜土去座位上坐好，并从头又讲了一遍开根号的方法。

我们班同学的文化水平真的是参差不齐。像华康平、郎永林、余华、熊诚炎等几个人基础很好而且很用功，我比他们要差一些但还算可以，尤其语文课我自认为在班里算好的。像小廖、李忠恒、熊汉火、刘衍功等几个农村来的基础就稍差一些，但是他们上课都比较认真。阮锦昌这家伙人还算聪明，但是太过招摇，喜欢扎台型，每次老师讲课时他都要插嘴，我不喜欢这样的上海人。

注：相隔不久的两篇日记都记载了对阮锦昌的负面看法决不会是偶然。在校期间以及此后到上饶机务段工作，大部分同学都将其视若陌路。可见，一个聪明人若太过高傲，只会把自己置于众人之外。小屁孩虽然看不惯阮锦昌，但从其身上得到了怎样做人的启示。几十年后的现在回想起来，还真要感谢他呢。

1974年1月14日至2月10日

第一次放寒假。

回家那天真热闹，路局专门拨了一节车厢停在天井车站给我们回上海的同学乘坐。我们上车后每个人都有座位。我边上坐的是机三班的杨春芳，长着一副农村来的样子，在学校我与她从来没有说过话，可是她好像对我很熟悉，说看我守门很勇敢的，还说他们班上的焦兆平很聪明等等许多话，我感到有点烦。火车过了向西以后，她渐渐地把脑袋靠在我身上，闻着她身上一种怪怪的味道，我还真受不了，不过也没办法避开，这样一直到东乡停车时，我始终处在一种局促不安的状态下。东乡发车后，我就和张永伟换了一个位子，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直到上海。

　　回家第二天就和永年、群啊、大弟弟到东昌路码头的澡堂去汰浴。我们汰的是2角5分的。汰好以后我们就躺下来嘎三湖，服务员为了让我们早点离开，一次又一次地送来热毛巾，我们装鸦乌弹（装糊涂）就是不起来，还让服务员从外面叫来了小馄饨吃，真是享受啊。

寒假期间，永年带唐美琴、施珂芹到我家来了一趟，交谈中得知唐美琴已经和萧山的一个复员军人结婚了，她还给我们看了结婚照，那个男人长得还算清爽，照片中的他穿着笔挺的中山装，笑的不是很自然，一看就是个老实人。我们三个都认为她结婚太早了，但是能离开安徽到杭州还是不错的，但愿唐美琴能有个好的结果。

　　年初四那天，永年、张良、常本亮约我一起到他们班的曹平平家里去玩，还有徐丽珠和姚婷也去了。在学校时，我与他们三个女生从来没有说过话，但是对曹平平的印象还是很好的，所以我答应去了。

她们家住的很远，在甘泉新村，我和永年乘了两个多小时汽车才到。她家里很小，只有一间房间，听说她有六姐弟，我吓一跳，这怎么住得下呀？

到她家时，看见一个很漂亮的小妹妹正坐在床边小凳子上给鞋子打礃子，看到这么多人来了，只是腼腆地笑一笑，继续打她的礃子，不禁令人产生一种怜爱感，大概她是家里老四吧，她家里人都叫她四妹。听说她大姐还要漂亮，但是这一天大姐外出了，我们只看到了挂在墙上镜框里大姐的照片，从照片上看确实蛮好看的。

曹平平的妈妈人很好，一口本地话非常亲切，对我们遐其（非常）客气，还烧了非常丰盛的一桌饭菜给我们吃。她妈妈说我们都是上海人，在外地就是自己人，要互相照顾。（谁知若干年后，她真的成了小屁孩的自己人——丈母娘）

在上海时，好妈给我买了一双765，是荷兰式磨光猪皮的。虽然穿上的第一天从东昌路走到东昌电影院就在脚后跟磨出了一个小水泡，但我还是非常高兴，这下我回到学校后也可以扎扎台型（炫耀）了。

1974年2月28日

回到学校已经两个礼拜了，除了依旧每天热衷于足球和排球外，增加了对曹平平的兴趣：以前寝室里有人去泡开水要帮我带时，我也不会客气，这两个星期，我都会假装不麻烦他人，而每次都是自己去泡，还增加了频次，目的就是路过女生宿舍时借机瞅一下，看是否能“偶遇”，虽然往往落空，但还是乐此不疲。这是不是我的心理有问题了？也想控制自己，可一想到在她家吃饭时，她和她家人似乎对我另眼相看，我就会忍不住又去泡开水了。

1974年3月15日

这学期刚开学第二天，我和王鸿章到王华荣寝室玩时，认识了他们班里的几个同学，其中有一个福建人奚利平与我一见如初，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守门水平顶脱了，以后我跟你学”。这句话一下子拉近了我俩的距离。

奚利平的乒乓球打得特别棒，去年学校乒乓球比赛时，72机务班的李茅、车辆班的卢新华等高手都输给了他。那时起我就对他有了一定印象。不过听王华荣说，他读书不太好，经常被老师批评，还听说鸦乌弹（张本路，学校保卫科长，因其一个眼珠看上去就像人工装的水晶弹子，所以同学们背后都称他鸦乌弹）也曾找过他好几次。

奚利平和小建华很像：讲义气，喜欢打抱不平，出手大方。我和他接触短短的一个月，很快成为经常一起玩的朋友了。

上个礼拜奚利平借给我看一本手抄本《少女的心》，我把它偷偷地抄了下来，抄的时候□□□□□□□□□，□□□□□□。

注：当时，能看到《少女的心》是既时髦又隐晦的事。小屁孩将花了三天时间偷偷摸摸抄下来的“大作”珍藏了好几年，在步入婚姻殿堂前不久，“不幸”被即将成为“领导”的她偶然发现，在搪塞过去后立刻将其“毁尸灭迹”了。

1974年4月30日至5月2日

这个星期到韶山和安源煤矿参观学习。近400人包了几节车厢浩浩荡荡到了安源煤矿。

第一天在安源煤矿听矿领导介绍1922年煤矿大罢工的情况：为了要求资本家发放拖欠的工资，改善工人生活，毛主席亲自领导了这次大罢工，经过5天不屈不挠的斗争，取得了罢工的胜利，这是中国工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胜利，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走向胜利和复兴的正确道路。大工贼刘少奇想破坏这次大罢工没有成功，事后还想以大罢工领袖自居，真是恬不知耻。

第二天是劳动节，我们下井体验矿工工人的劳动。

每个同学都兴高采烈的换好矿工服，戴上矿工帽，坐着升降器到了井下，又换乘和小火车一样的矿车来到采掘区，只见矿工们用铁锨和煤锹艰难地挖着煤炭，他们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还要冒着塌顶的危险，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他们为了祖国建设所需的乌金，一个个都不怕苦不怕累，满头大汗，满脸墨黑，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上了井后，同学们我看看你，你看看我，一个个墨赤乌黑，互相之间都不认识谁是谁了，哈哈大笑之余，我才正真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苦和光荣，也体会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容易。

我们这代人正像毛主席说的，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将来的世界是我们的。所以一定要趁现在年轻时好好学习知识，将来才可以接好革命前辈的班，为祖国建设出力。

晚上我们校篮球队与萍乡矿务局篮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比赛。他们是萍乡市的冠军队，打得非常凶猛，由万白钢、李建国、周求树、肖光胜、夏海生等人组成的校队也不是吃素的，一开始校队一直领先，同学们都大声加油鼓劲，后来他们的裁判开始赖皮，只要我们一运球，就是走步犯规，我们的裁判也针锋相对乱吹一气，把一场好端端的比赛搞得一塌糊涂。

从这件事我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事情都要有规则，而且要有公正的权威来监督，否则再好的事情都会一团糟。

　　第三天我们怀着崇敬和虔诚的心情，来到日思夜想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参观学习。在那里我们看到了毛主席少年时期生活过的点点滴滴。我在看完以后，不免产生了一些疑惑：毛主席家怎么有那么多的房子和农具？这要在我们江西，肯定是要评为富农或地主成分的，而他家只评为上中农，说明湖南的生活水平要高于江西。

这次参观，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认识：毛主席从韶山冲一步一步走出来，带领全国人民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如果不是他的英明和伟大，广大劳动人民至今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哪来今天的幸福生活？虽然我不可能有毛主席那样的雄心壮志，但我是共青团员，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毛主席给了我重新学习的机会，如果再不好好学习，那太对不起他老人家了。

1974年5月15日

这个学期开始后，曾老师多次告诉我们:这个学期学习的专业课程都是今后工作时用的上的重要内容，因此每堂课我都比上学期的文化基础课要认真得多。

制动机原理以前从未接触过，而且那些通路理解起来挺难的。沙国平和余华学得最好，每次老师提问，大都难不倒他俩，我蛮佩服的。没想到今天李玲这个柔弱女孩使我刮目相看。下课后沙国平和陶国平还有姚维琴在争论大小闸的作用过程，由于上课时我也没怎么搞明白，就注意听他们争论。听着听着，只见一旁的李玲不声不响在黑板上画出了大闸的作用图:“大闸——分配阀——作用阀——制动缸——闸瓦——动轮”，并问沙国平对不对？此刻我才下意识地注意到她羞涩的两颊飘着微红其实蛮动人的。哎！怎么又会有这种不好念头了？

注:以后的事实证明李玲是机一班颇有成就也很讲情谊的女生:分配在向塘机务段工作没几年后调至南昌客运段，曾是京沪线和京广线的明星列车长。在任列车长和车队长期间，老同学们找她解决卧铺或座位，大都能得到满意的结果。小屁孩在教室里的那个念头，其实只是一刹那的雄激素反应。不论在学校还是此后的几十年内，俩人从未有过真正的接触，反倒是借助微信重又有了联系。陈旧的日记和时尚的微信奇妙地将过去与现在串成了一条有趣的时光隧道。

1974年6月24

陈中虎老师是我在黄土岗遇见的最好的人，他虽然说的是一口福建腔的普通话，但能听懂上海话，俄尔还会来几句洋泾浜上海话。昨天到他家玩时我才知道：原来陈老师是上海体育学院足球专业毕业的，难怪足球踢得这么好，他的老婆张老师（张蔼伦，时任黄土岗东方红铁路子弟学校老师）是个正宗的上海人，马相哈嗲（好看），看见她就会想起年历片上那些电影明星。张老师说：“潘华伦侬名字中的伦和阿拉名字中的一样，外加都是属蛇的，就像阿拉自噶弟弟，下趟有空就多来白相相”，我听了真开心啊！

　　刚见到陈老师时我有点怕，因为如果哪个人不好好练球，他会打头塔，还会踢屁股，张良就被他踢过好几次屁股，当然我没有被他打过，我每次见到他都会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为了迎接南昌路局第一届运动会，学校正式成立了几个代表队，我和永年成为当然的足球队队员，我还参加了田径队，永年则还参加了篮球队和田径队。

　　足球队除了我之外，没有第二个过得去的守门员。张良是我的好兄弟，上个月他央我教他，陈老师也在他再三要求下答应让他参加校队，但是必须在一个月内掌握基本技术。为了能参加足球队，他每天天不亮就把我叫醒到球场去训练。他原来只在上海弄堂里踢过野球，更不要说守门了，但是他信心蛮大的，我也尽心尽力教他最基础的东西，这家伙倒也聪明，十几天练下来尽管身上伤痕累累，但守起门来倒有点像模像样了。前天我和张良、永年一起找到陈老师，他终于答应让张良去向塘参加比赛了，我们仨都很高兴。

1974年7月13日至20日

南昌路局第一届运动会足球比赛放在号称局内足球第一大地区的向塘进行。

我们学校足球队的领队是工会的蒋行良老师，教练是陈中虎老师，我的好朋友永年、张良、王华荣、肖光胜、夏海生、林应源、周求树、霍理、刘江南、张展驰等都是队员，还有几个队员是东方红学校的学生。顾云高因为是班长，工作较多无法离开，夏海生则参加校篮球队集训，所以他俩没能和我们一起去向塘比赛，要不然我们的实力还要更强。

一开始我们并不被看好，当我们在小组赛连续以大比分战胜工程总队、萍乡地区和九江地区进入决赛后，才引起向塘地区队的重视。决赛前，向塘的领队主动要求与我们来一张合影。比赛时，向塘地区的老老少少围满了足球场，少说也有几百人，据说在向塘地区能迎来这么多人看的比赛还是第一次。结果，我们不负众望，以3球大胜对方捧杯凯旋。

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

1、在和工程总队比赛下半场3比0领先时，不知什么原因，我突然感到头昏不适，被对手打入一球，便要求陈老师把我换下，幸亏替补的张良蛮争气的，没出现大的失误，我教他的基本动作都没有变形，最后还是4比1赢下了比赛。

2、每次赛前准备活动，陈老师总让我练习高难度的鱼跃扑球，我也乐得扎扎台型，一次又一次的倒地再起，博得场边阵阵欢呼，后来连对方的队员都过来看我表演了。这种场面在二中心小学以后再也没有过了，真过瘾。

1974年8月23日

放暑假快一个月了，期间除了和永年一起到六接头家玩过一次外，中学的男同学都没碰到过。倒是和唐美琴、施珂芹一起聚了几次。唐美琴虽然已经嫁给外地人了，但在我心里，她还是那个质朴善良的本地女孩，在她家里谈天说地很无拘束，她妈妈也很好客，每次我们去，总是把吃饭的八仙桌让给我们嘎三湖。施珂芹家就显得狭小了，几个妹妹在边上一坐，我们说的话她们都可以听见，我们生怕说错什么，所以往往是坐一会儿就走了。比较起来还是在我家最自由自在，205室就是我们四个人的空间，从林彪事件到乔冠华联合国发言，从黄土岗伙食到萧山自留地，从丁文忠的无缘无故到施珂芹的静脉曲张讨论了去不去外地的是非……

前天施珂芹休息，我们四个还一起到浦东公园去照相，买了两卷120的胶卷，拍了大概两个小时才意犹未尽地回家了。在82路公共汽车上，我们坐在最后一排的四个位子，施珂芹和我相连坐在一起，当车子转弯时，她的手总会无意中靠到我的手臂上。不知怎么的，这时候我会产生一种很矛盾的心理状态，既怕靠得太近她会不高兴，又很想车子转弯她又靠过来，幸好没多久就到庄家桥了。我不知这是不是喜欢她了？不能瞎想八想！我马上要回江西了，要静心读书，争取毕业时分到一个好单位才是最重要的。

好妈不知怎么知道我们到浦东公园玩的事了。昨天特地找我和永年一本正经地谈了一次话。好妈很含蓄地说唐美琴、施珂芹这两个小姑娘人都不错，唐美琴已经结婚了，家里事情一定很多，我们不应该占用她很多时间，而我和永年两个都还年轻，施珂芹又是在上海工作的，所以不应该太多地接触，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虽然我知道好妈肯定是为我们好，但好像也太不相信我们了吧？我们只是同学，而且才刚刚20岁出头，根本不可能谈恋爱的。可是想想前天在82路上的心理状态，好妈的提醒又好像是对的。

反正还有两个礼拜要回去了，这几天就不要出去玩了。

1974年8月24日

上个礼拜和陈老师、永年一起到苏州玩了一天。

那天为了赶早晨7点18分的火车，我和永年头天晚上就睡在张老师妈妈的家。

苏州地方虽然不大，但是好玩的地方不少，我们到了虎丘、拙政园、网师园、留园等景点。回到上海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虽然有点吃力，但是很开心。

有趣的是我们乘2路公共汽车从虎丘去留园时，我和陈老师从前门上车后被许多人挤得无法转身，永年则从中门上的车，陈老师要买票，我说挤不过去，陈为群离卖票员近，他会买的。没想到下车一问，永年也没买票，我们三个在苏州做了一次逃票客。哈哈!

今天我们又同陈老师一家到城隍庙去玩，在豫园照了两卷胶卷。陈老师的两个孩子很好玩的，小老虎比较调皮，经常一个人乱走，被张老师一骂就会老实一阵子，玲玲看上去蛮斯文听话的，实际也很调皮，她走在我后面时，经常会突然打我一下再假装没事一样，引得我们都哈哈大笑，真是活泼可爱令人喜欢。

过两天要回江西了，准备收收心好好读书，不能把太多的精力放到体育活动中了。在苏州时听陈老师说过，年底前要举行江西省第四届运动会足球比赛，他让我和永年回学校后继续练习，争取参加路局足球队，对此我很是期待。

注：这时的小屁孩对各种事物都是蠢蠢欲动、精力旺盛。一方面，已脱离教室多年却始终保持着原始的求知欲望，另一方面，野蛮体魄的雄性激素也正在体内强烈集聚等待爆发。本篇日记最后一小节的简单记叙恰恰反映了他当时矛盾但真实的心路。

1974年9月22日

开学时，政治部主任刘文学给我们作了一次政治辅导，专门讲到第一次反围剿时的罗坊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意义。

今天趁礼拜天休息，就和张康强、张永伟一起逃票到罗坊去玩。

那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小地方，镇上稀稀拉拉大概有几十家商店，大都买的是农具、化肥、香烟糖果、苎麻等东西，只有两家小吃店，我们三人吃了一碗炒米粉，然后过大桥到罗坊会议纪念馆去参观。

纪念馆很小，也没有讲解员，我们自己看了一下，原来1930年10月25日，毛主席和朱德带领红一方面军将总部由黄土岗转移至罗坊召开了著名的罗坊会议，会上决定以“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去粉碎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没想到小小的黄土岗和罗坊原来就是毛主席诗词“万木霜天红烂漫，天边怒气冲宵汉，雾满龙岗千璋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的发源地。

我现在正在黄土岗这块红色的土地上读书，文化大革命又为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如果再不好好读书，怎么有颜面对得起革命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壮举。可是去年一年我把很多时间都消耗在各种玩上，太不应该了。今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多学点知识，将来好为四化建设出力。

1974年10月2日

学校组织了一次庆祝国庆25周年的文艺汇演。每个班都出了节目，我们班是大合唱。

前阶段在曾老师带领下天天排练，小个子的印尼华侨黄卿安一本正经的指挥得像模像样，哪个同学如果没有达到他的要求，便会大声训斥，有时候阮锦昌不听指挥还要油腔滑调，就被他叫到队伍外不准练习，搞得阮锦昌毫无面子。我从小学过口琴，所以演出时就在边上作为口琴伴奏。我们班的演出虽然不算很精彩，但也比较顺利。

文艺演出前，由机三班的团支部书记邓菊岚代表全体学生发言。她是个南昌人，长得很好看，水灵灵的一双大眼睛好像会说话似的，有气质又能说会道，学校里许多场合她都是活跃人物，永年和她都是校团委委员，所以他俩很熟悉，我却从来没有与她说过一句话，恐怕她也不会认识我的，但是我对她一直印象很好，每次远远地看见她，我的心跳就会不由自主地加快。在和女同学打交道方面，我要向永年好好学习。

　　前几天听张良说，新来的74级信号班有个女的上海人长得很标致，这次演出和永年一起报幕。

昨天演出一开始，看到站在永年边上的她，确实是一个美人坯子：高高的个子，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挺括的鼻梁，嗲悠悠的上海腔普通话，看上去蛮适意的。

今天我和张良还与永年开玩笑：这个美女搭档不错，你和她蛮配的，我们去帮侬豁上哪能？永年笑笑说：你们不要寻我开心了。（后来才知她叫童莉蓉，毕业后分配在上饶电务段工作，几年后被小屁孩的好友，上饶机务段的才子张曙东觅到手成为张夫人）

黄土岗女生很少，但漂亮的不少。我认为最好看的就是邓菊岚和曹平平，还有就是今天看到的永年的报幕搭档了。哎！不知怎么的，最近经常会想这些瞎七搭八的事情，这不好，要集中心思读好书。今天听陈老师说下个礼拜要参加路局足球队集训呢，赶快收收心吧。

注：从此阶段的日记看，小屁孩此时确实已进入青春萌动期，课余时间除了一如既往喜爱的体育运动外，把许多精力都放在对漂亮女孩的关注上了。

1974年10月8日至10月18日

南昌铁路局足球队正式成立了。陈中虎老师担任教练兼队员，其他队员都是从十几万路局职工和子弟中挑选出来的，他们是：潘华伦、陈为群、周求树（这三人是黄土岗技校在读生）、李桂华（东方红学校校长，曾是武汉市大学生足球队队长）、印仲元（曾是上海青年足球队队员，后任南昌水电段段长）、宋云茂、杨传闵、王志清、曲英华、黄仁宝、吴文龙、王迪飞、王永祥、郑道全、张建牛、张家洪、忻永根、张文生、庄水福。

球队在南昌集中后便在向塘训练了几天，然后前往杭州、上海等地踢友谊赛。在杭州分别和杭州市队、空四军足球队进行了两场比赛。我们很轻松地以4比0赢了杭州市队。而空四军大都是朝鲜族人，踢得非常野蛮，一次我已经将球抱在怀里了，他们一个前锋还是一脚直接踢在我胸口，导致我当场倒地不起。（虽然当时球是赢了，但那一脚留下的伤至今遇阴雨天时胸口还会隐隐作痛）16日到上海后，原计划17日安排一场友谊赛，当陈老师知道他体院同学联系的对手是普陀区队（上海市冠军队）时便婉言谢绝了，因为陈老师知道这个对手太强，我们根本就不是对手，而其他合适的队又找不到，故只能作罢。在上海休整了两天后就出发去新余参加第四届省运会了。

由于大部分队员在上海无居所，所以我家就住下了五个人：张建牛、张文生、张家洪、王迪飞、黄仁宝，其他人都各自想法解决住宿问题。

1974年10月19日至29日

经过前阶段的训练和友谊赛，我们足球队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段时间到新余正式参加了江西省第四届运动会的足球比赛。我们南昌路局队和赣州地区、南昌市、九江地区、萍乡市、宜春地区分在一个小组，这是最强的一个小组。上一届时，九江地区是冠军，南昌市是第三名。另外一个组是省军区、抚州地区、景德镇市、上饶地区、井冈山地区以及特邀的新余地区联队。我们虽然3比1赢了赣州地区，2比0赢了宜春，0比0平萍乡，但以两个0比1输给了九江和南昌，艰难地以小组第三出线参加淘汰赛，结果又以1比2输给了抚州地区，名列全省第六名，还获得了友谊奖。比赛中虽然我没有出现太大的失误，但有两次对出击的把握没掌握好，以至于丢球，回学校后还要好好练习。

最后一天闭幕式以后，我们在江西钢厂的饭店里庆祝胜利，我喝了大概有半斤多四特酒也没醉，庄水福和张家洪都喝得酩酊大醉，睡到第二天还稀里糊涂说头疼。

不管怎样，经过这一个多月的训练比赛，我和他们都成了好朋友，这是我最开心的。遗憾的是下一届运动会时我们已经毕业了，也不知会在什么地方工作，更不知道还能不能在一起踢球呢？

1974年11月18日

曾家鹏老师虽然个子小小的，可是排球打得可好了。我们班的男生女生在他的影响下，几乎人人都学会了打排球，一下课或礼拜天到处可见同学们三五个一群围在一起玩排球，我有点体育基础因此也成为班队的主力之一。

我们班的二传是陶国平和谢紫炎，主攻手是陈祥燕、沙国平、张展驰和我。在技校除了机二班有时我们会输给他们，其他已经很少有对手了。最令我解气的是阮锦昌虽然还是体育委员，但已被我们成功地排除在足球和排球之外了。每次我们玩得高兴时，他只能灰溜溜的站在一边看着。

作为路局足球队的主力，我也很愿意教其他男生踢足球。所以我经常带着班上男生踢足球，引得操场边上教室的窗口有好多女生都在看，这时的我就踢得更有劲了，作为守门员的脚法本来不会很好的，但在我们班里那足够了，我是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冲，有一次华康平冲过来抢球，被我一脚球踢在他胸口，由于力量太重，他倒地好久不起，吓得我和其他同学赶快要送他去医务室，幸好没大碍，缓一会他就恢复了。

有几次好像曹平平也在看呢！

1974年11月22日

中午休息时，不知为什么，隔壁寝室的张永伟和高招付吵架了，差点还动起手来，我赶快过去劝架，只见孙祥生（毕业后分配在邵武机务段，后担任段长）拉着高招付，张康强拉着张永伟。听张永伟说好像是为了摆箱子的地方争起来，然后高招付骂他老卵。我对张说为这点小事不值得，然后再去劝高招付，起先高嘴里在说上海人什么什么，看我过去就说：看在潘华伦面子上，今天饶了你，不然叫你以后到南昌吃不了兜着走。这两人也真是的，平时关系还不错，碰到这种小事还像小孩一样吵架，太不应该了。不过，高招付一直在说上海人怎么怎么不是，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平时看高招付胖乎乎的像个菩萨，说话也慢悠悠的，没想到吵起架来还挺凶的，而张永伟我知道他只是吃相难看，真的吵起来了恐怕不是高的对手。

1974年11月24日

一大早和张良、陈为群到陈老师家中做煤饼。

小老虎和玲玲还在睡觉呢，张老师照例在结毛线，陈老师则已经把煤和黄泥混好了。我们仨只花了不到两个小时，三百斤煤饼就整齐地堆放在那了。虽然有点累，但为老师家做这些小事是应该，也是我们非常愿意的，何况陈老师还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等着我们享受呢。

做煤饼时，政治部的李建阳老师给陈老师家送来了一把自己种的青菜。李老师说着江浙腔的普通话，嗓音闷闷的很好听，虽然没给我们上过课，但是满脸络塞胡须的他一看就是一个厚道的人，我们仨看到他一点都不害怕。看来他和陈老师一家的关系不错。

因为有了陈老师一家，使我在黄土岗枯燥的学习和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陈老师不但让我从小练就的足球技能又一次有了施展的地方，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到他家吃上一顿上海特色的饭菜也让我非常享用，更重要的是他的家给了我温馨的感受：小老虎和玲玲的活泼可爱经常引起自己对童年的美好回忆，气质高雅又乐观大方的张老师那一口亲切自然的上海话，就好像在与自己的大姐姐聊天，使我有一种家的温暖，永年和张良也有同感。”

1975年2月28日

这个寒假期间最感兴趣的是我又一次和张良、永年到曹平平家去玩。这次见到了她姐姐：漂亮的相貌，得体的谈吐，优雅的举止，让我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曹平平的几个弟弟妹妹也都很有出息：三妹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四妹是普陀区红卫兵团的，弟弟和六妹人不大，但是都非常有礼貌，我们一进她家门，又是端凳子又是倒开水忙个不停，然后悄悄地到外面去了。我一直在想：她家看起来不富裕，父亲去世了，妈妈没文化，怎么几个子女都教育得那么优秀呀？

　　三个学期下来，我和班上的同学相处得大都很好，而且还结识了其他班的许多人。所以去年暑假和今年寒假期间，许多同学都来过我家，我也到过不少同学家玩。到过我家的同学都羡慕房子大，而我去过的同学家虽然有些住在市中心，但大都地方较小：比如华康平住在静安寺附近，张永伟家在西康路，陈祥燕家在南昌路，刘同方家在江宁路，地段都很好，可是房子都太小了；陈方家在陕西南路，房子不小，可也只有一间；姚维琴则和曹平平住在一个新村，只不过她是在甘泉一村，曹平平在三村；张康强家最可怜，在杨浦区的一个贫民窟内，我们几个同学去时，家里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坐到外面聊天，周边居民大都操着一口苏北话，就像小学时到杨家渡同学家去的感觉一样；我还到了72级老生和机二班的几个同学家玩：张良住在杨浦区的怀德路，连上个厕所都要到外面公共厕所去上；二班班长顾云高住在北站后面中华新路的亲戚家中，徐丽珠在梧州路，王鸿章家在东大名路，王华荣住在周家嘴路，阿大（陈友云）的家离王鸿章家不远，就在丹徒路。

从小学、中学、插队落户到黄土岗的同学的家庭来看，我家的条件确实算比较优越的，起码住房要宽裕得多，这些在以前我根本没去想过，这几年到的人家多了，我才逐渐有了体会，我从内心里感谢爸爸好妈给我创造了这么好的成长环境。

1975年3月3日至4月2日

这个月我们到向塘机务段实习。

原来对实习有着很美好的期望：神气地坐在火车头上，看着后面长长的几十节货车车厢或坐满旅客的十几节客车车厢，随着我一锹锹煤炭投进炉膛中产生的力量，不断地向前飞奔……

可是这次实习只是到检修车间修火车（这还是说了大话，其实就是在师傅边上看看或打打下手）。

我和果里被分配在制动组跟着一个万师傅每天拆装大小闸（机车制动装置），清洗闸里面的阀片、螺栓等各种零部件，整天满手都是油腻腻的。有一次一个小零件我没有清洗干净，憨厚的万师傅虽然没说我什么，可是看着他默不作声的拿过去重新清洗，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想想自己真没有用，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将来还怎么开火车呢？此后，我便老老实实跟着万师傅学习，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情。不多久，万师傅也很喜欢我，在回黄土岗的前一天他还专门请我和果里到他家吃了一顿饭。

果里家就在向塘，我到他家去过两次。

果里爸爸是一个普通的“李玉和”，人遐其内向，下班回家只与我点点头算打过招呼了，然后就坐在门外听半导体（简易的矿石收音机），直到他妈妈叫吃饭了才进屋，果里见到他似乎有点害怕。

果里妈妈是个贤惠能干的家庭妇女，每天除了去机务段检点煤渣，其余时间就是料理家务，小小的两间屋子收拾的很整洁，果里在她妈妈面前还会像个小孩子似的撒娇。她看见我去玩，很高兴也很热情，拉着我的手直说：“我家根福不懂事，你是他的哥哥，要多讲讲他”。虽然她的话我不能完全听懂，但是那种妈妈的感觉让我非常享受，我为果里有这么好的妈妈感到高兴。（与果里分开后，小屁孩只在1983年去向塘参加路局机务系统统计工作检查时与之见过一面，此后再也没有见过。2017年2月15日黄土岗在上海的校友聚会时不幸得知果里早在多年前就已离世，真让人唏嘘不已。愿果里在天堂安息！）

机二班的同学在运转车间实习，看着他们每天精神满满地上下班，我太羡慕了，尤其是看见曹平平她们几个女生也穿着油包衣（铁路人对又脏又黑的工作服的俗称），拎着藤篮（一种铁路工人装物件的特有的工作篮子）下班时，虽然满身满脸墨赤乌黑，但在我心里那是非常的美丽动人。什么时候我也能上机车去飞奔呢？

有一个礼拜天休息，我和张展驰、高招付到南昌去玩。他俩带我到铁路地区转了一大圈，除了路局大楼以外，其他地方好像都是乱糟糟的，比上高县城好不了多少。原想去看望蒋师傅的，可是怕时间来不及就没去。在他俩回家去的时候，我就在铁路文化馆看了一场电影《侦察兵》，是由王心刚主演的。晚上7点多才回到向塘，来回都是逃票，心里吓丝丝的，可是张展驰和高招富好像习惯了，根本就当没事一样。他俩是班上和我玩得最好的南昌人：张展驰精干利索，排球打得比我好，足球没有我踢得好，他有着很漂亮的小平头，有一段时间他和他们宿舍的张康强、张永伟都剃了光头，虽然我看不惯，但还是蛮精神的。高招付整天笑嘻嘻的，看着他胖乎乎的圆脸就会想起杭州的那个弥勒佛，他好像有点看不起上海人，但对我和陈祥燕却很好，有事没事就到我们宿舍嘎三湖。（毕业没两年，高招付结婚了，喜糖还是我从上海给他搞定的）

1975年4月11日

去泡开水时，碰到我们机务专业的负责老师徐成龙也在泡开水，他让我跟他到家里去，徐老师的家就在开水房后面的家属宿舍。

刚进家门，徐老师就叫他女儿给我倒开水喝。他家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徐老师又胖又矮，两个小孩倒长得很漂亮可爱，尤其他女儿红彤彤的脸上，镶嵌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煞是动人。

徐老师向我了解了一下这次向塘实习的情况，还问了问我家里的情况，最后问我毕业分配想到什么地方去，我说都可以，最好不要去萍乡。徐老师让我好好学习，接下来的跑车实习也要好好干，毕业分配的事他到时会尽量照顾我的。

平时徐老师对同学们都很好，虽然我不知道他今天找我谈话的意思，但我还是很感激他的，最后几个月一定要好好表现，争取不辜负徐老师的关心帮助。

1975年4月16日

实习回校后李清海就和刘衍功吵过两次。都是为了晚上睡觉关灯的事，李清海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睡，但他往往睡下后又不关灯，为此宿舍里几个同学对他都有意见，提醒了几次他都没当一回事。

13号那天快12点了，刘衍功憋不住了起来关灯并骂了李清海，李清海下床就要和刘衍功打架，幸被林天平拉住。

今天上午，李清海不知为什么，把李忠恒的衣服、书本等翻得一塌糊涂，李忠恒责问他为什么翻我的东西，李清海也不解释，继续翻，这下李忠恒不干了，顺手把李清海的书本全部撩在地上，打斗一触即发，我们见状马上把他俩拉开，避免了一场两李战争。

林天平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他就比宿舍里其他人要老练得多了。今天午饭后，他把宿舍的人叫到一起，开了个小会。首先自我批评有时晚上也很晚睡觉影响大家休息，然后说我们做室友是缘分，大家相处快两年都有感情了，再过几个月即将毕业分开了，更应该珍惜这份友情，没必要为一点小事去争个明白，陈祥燕、胡小理和我也都分别说了一些好话，至于上午两李的不快提都没提。就这样在天平的疏导下，一场宿舍危机烟消云散了。
我很佩服天平，平时他不声不响，不参与体育活动，也很少到其他宿舍嘎三湖，大部分闲暇时间都用来看书写东西，倒是自己宿舍里的搞卫生、泡开水等他都会抢在前头。他睡在我上面，每次上下床时都轻手轻脚，生怕吵着我，俄尔有东西掉下来，都会反复道歉，搞得我都不好意思。我们宿舍里陈祥燕与我最哥们是没问题的，刘衍功、李忠恒、胡小理和我也算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林天平就像成熟理智的一个大哥，我俩平时话语不是很多，但我内心里非常尊重他。不知以后能否分在一个单位？但愿吧。
注:林天平毕业后分配到邵武机务段，凭借自身的努力和领导天赋，几年后擢升为党委书记，实为顺理成章。小屁孩曾几次出差在邵武受到他的热情款待。

1975年5月2日到4日

这三天是学校运动会。

阮锦昌迪只阿无卵，前几天他不征求意见就指定每个人参加的项目，好几个同学都不愿意参加。我被他指定参加5000米和三级跳远，其实对这两个项目我还是蛮有把握赢的，去年我就是这两个项目代表校田径队参加了路局比赛。可是我就不想给他面子，一口回绝了，他也拿我没办法。名单报上去后，王老师问我怎么不参加？我假装说这段时间脚痛，他就让我去做计时、平沙坑等工作。永年他们机二班很厉害，夺得了总分第一，永年也得了三级跳远的第二名。我们班只得到总分第六名，阮锦昌有点灰溜溜的。

1975年5月15日至7月14日

开始毕业实习了，我和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来到了福建的永安机务段，我被分配在解放型1617机车组。我的师傅名叫代耳季，（这名字有点怪）40多岁，是1617机车司机长，个子瘦瘦高高的，一口只能听懂三分之一的福建话。直到2个月以后的现在，他连说带划的，我也只能大概猜出七八分。但是我和代师傅的感情却像叔侄似的。

代师傅的家在龙岩，平时和我们一起住在单人宿舍。每当不出车时，我就会到他房间里喝酒、聊天、打扑克甚至于还能互相开开玩笑。

代师傅脾气遐其好但对工作却一丝不苟，容不得伙计出半点差错。记得刚上班那天，只比我大三岁的司炉林立泉什么都不愿教我，我向他请教浇煤水的注意事项时，他一副不屑的腔调，说这个也不会来干什么，代师傅听到后，狠狠地训了他一顿，虽然具体在说他什么我也听不懂，但是此后林师傅对我明显热情了许多，而且很快我俩就成了好朋友，甚至于把他热恋中连父母都不知道的女朋友的情况都告诉了我。

林立泉的女朋友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在三明棉织厂工作，胖乎乎的，一脸雀斑，长得很难看，我也不知道林立泉喜欢她什么。有一次我们跑小运转到三明休息，林立泉把他女朋友叫到公寓玩，还带来了一个女孩，说是介绍给我当女朋友，这女孩的爸爸妈妈都是上海人，是几年前由上海国棉26厂迁到福建的，女孩去年刚到三明第二百货商店做柜台活狲（当时上海话对营业员的蔑称，有时也叫半寸照）比林立泉的女朋友好看许多，一口上海话还算不错，可是我这么年轻，哪有心思在福建谈朋友呀？所以回到永安后就让林立泉回头掉。这事我讲给张永伟听了，这家伙竟说：“小潘，去豁上，谈谈白相相又不要紧的。”我说：“要不让林立泉给你介绍？”他也不响了。

每次出乘与车长、调度、押运员、公寓管理员、食堂阿姨打交道时，代师傅总是轻声轻气地讲着话，生怕得罪他们似的，有时被一些不讲理的人训斥后，我们伙计都听不下去想争辩，可代师傅都会劝阻我们，事后他总是说，大家都是为了工作，也都不容易，只要不骂嗲娘都没关系。有时我想想代师傅真有点窝囊，可他的人缘又特别好。

一次跑夜班11点50分开的3412次，我和代师傅10点多一点就到机调室报到了，可林立泉直到10点30分还没到到，代师傅一边抄写运行注意事项，一边脸涨得通红地嘟嘟囔囔着什么，当林立泉跨进机调室大门后，被代师傅当头一顿臭骂，平时老三老四的林立泉此时像个打碎了饭碗的小孩，躲在我身后低着脑袋一声不吭。

我们的机车是以跑永安到来舟的货车为主的，难得几次替班跑客车到厦门就好像有喜事降临。记得有一天看交路时，正巧刘衍功、张永伟、熊汉火他们也跑厦门，只是时间上相差十几个小时，于是我们就在宿舍前的桥上商量怎样到厦门一起玩。代师傅也在那里乘凉，看我们没有一个好办法，说了一句：“小刘小熊，杨大车、林大车、陈大车那里我去说，小潘你们三个第二天就跟陈大车回来”，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把我们的难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原来张永伟所在的陈大车班最晚一趟车回永安，代师傅让小屁孩和刘衍功、熊汉火三人不跟自己的车回永安，等在厦门玩好后再跟陈大车一起回永安，而刘、熊的大车由代师傅去打招呼，这是要冒着被领导知道后挨批评的风险的）。当天，我们的火车还没进厦门站，代师傅就叫我赶快把脸擦干净，一到站就去市区和他们三个汇合（乘务员公寓在厦门火车站东面约1公里处，而厦门市区则在火车站西面约2公里处），那些揺炉、清灰、擦车、加煤的事情都不要我干了，林立泉也不敢多说什么。我们四个人就这样在代师傅帮助下开开心心地到厦门市区、鼓浪屿和集美玩了一天。刘衍功、张永伟、熊汉火都说我的师傅好，我也从心眼里感谢代师傅。（几十年过去了，代师傅的一举一动都历历在目，可是小屁孩此后除了写过几封信外，再也没有与人生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师傅见过面。不知代师傅现在还好吗？）

实习期间还有一件事情不得不说一下:上一届运输班的学哥奚利平是莱舟人，他去年毕业后就分配在莱舟车站工作。每次我跑车到莱舟后都会到他家里去玩。有一次有三四个人在他家喝酒，奚利平看我去了，就叫其中一个人到隔壁小卖部去偷两听午餐肉罐头，被当场抓住，奚利平知道后不问三七二十一，跑过去就打小卖部的人，小卖部的人被吓得不敢吭声，除了午餐肉，还拿出两包香烟给了奚利平。这件事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奚利平那里。

1975年7月19日

永安回来后，我们在学校里休整了几天，除了刘兴忠副校长作了一次毕业分配动员报告之外，其余时间都是自由活动。

听说明天要宣布分配结果了，同学们都在揣摩自己会分到哪个机务段，曾老师办公室里经常会有同学聚在那里，我猜想他们一定是在打探消息。

我原本也想去找徐成龙老师打听一下消息或者让陈老师去给领导说说的，但后来想想算了，不管分到哪里其实都差不多的，总归比上高插队要好得多吧:如果分到向塘，那里离南昌近，以后发展的机会恐怕多一些，而且还可以经常到蒋师傅那里去；如果分到福州分局的几个段也蛮好，两个月的实习生活使我对福建有了较好的印象，而且还有代师傅在永安呢；九江也不错，前几年和小陆子、芬儿一起去玩过，那里上海人很多，人称是江西的小上海；当然如果分在上饶就更好了，那儿离上海近一些，回家方便；最不好的就是萍乡了，离上海远不说，又乱又脏，而且那里的人好像都蛮凶的。

这几天我和永年、张良趁着没啥事，就帮陈老师家去做了一些煤饼，当然揩油吃点好吃的饭菜也已经习惯了。张老师说：“你们三个如果都分到上饶就好了，我的妹妹一家都在上饶铁路工作，到时介绍你们认识”。

但愿吧！

1975年7月21日

结果出来了，我如愿分到上饶机务段，下个月1日报到。永年和张良也分在上饶。我们班大部分上海人也都分到上饶：华康平、张永伟、刘同方、陶国平、沙国平、钱岳胜、王文伟、陈方、姚维琴，还有小老卵。二班的曹平平、姚婷、徐丽珠、黄忠耿、林应源、赵慈拉、余乐明，三班的邱明星、焦兆平也是上饶。我的室友胡小理到上饶，林天平到邵武，刘衍功和李忠恒到萍乡，李清海到漳平，最遗憾的是好朋友陈祥燕和张康强被分在邵武，这下我就要和他们分开了。南昌同学则大部分都分到了向塘机务段。

今天拿到了毕业证书和粮油关系转移证明，两年的黄土岗生活就这么结束了。虽然有点舍不得，特别是舍不得陈老师张老师一家，但是上饶还有一个张老师，我想她一定会与她姐姐蔼伦老师一样很好的。

再见了同学们！

再见了老师们！

再见了黄土岗！

　　后叙

不足两年的黄土岗生涯留给小屁孩许多珍贵的记忆:刚跨入校门那一刻的忐忑与兴奋、听到老师和同学第一句“你好”时的暖心、一场足球赛带来的血脉喷张、泡开水“偶遇”心仪女生的憧憬、妈妈买的一双765给予的心理滋润、为同学间化解小矛盾后的宽慰和自豪、在老师家享用饭菜的温馨与满足……

人活着就难免回望和怀念，以小屁孩之愚见:我们不应去怀念那些哀伤，而应怀念曾经拥有过的美好时刻，也不是对那些曾经的美好时刻念念不忘而徒增对现实无奈的悲伤，而应怀揣对这些美好时刻的怀念更坚定地走向前方，让这些美好时刻温暖自己，鼓励自己，使之成为痛苦无助时的拯救与治疗，疲惫凄苦时的安慰与阳光，绝望哀恸时的坚持与希望。

这些貌似心灵鸡汤般的文字，是小屁孩结束了纯洁的黄土岗时代，再次踏上繁杂的社会后，始终贯穿其人生的一点点感悟。

当若干年后又见到了那些亲切的面庞，而这些面庞上大都写满了成功的字样时，更坚定了小屁孩对上述“箴言”的信念。

预告

下一阶段——砥砺成长的铁路阶段——是小屁孩人生最重要，也是历时最长的一个阶段，没有第二。估计此部分日记全部整理妥帖需较长时间，望有心见笑者耐心等待。

此阶段涵盖了小屁孩在上饶机务段所经历的学徒、转正、提干、停薪留职等履历；也见证了恋爱、结婚、生子的情感和家庭生活；还发生了诸如:在浙江龙游拜谒马克思时被阎王退货、为重大事故与铁道部副部长直接对话、在毛主席逝世当天酗酒遭报应第二天即生病住院、面对检察院亮出手铐仍大义凛然、刻苦自学三年终获大专文凭、为单位获取多项省部级荣誉而呕心沥血……等等对小屁孩个人而言的重大事件。

建议对铁路不了解，尤其对上饶机务段不熟悉的你还是不阅为宜，因为这期间的记载大都是与工作相关的内容，你硬要翻阅一定会索然无味的，届时别怪我没提醒过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