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海军身后平凡的脊梁

星空下的思维

强大海军身后平凡的脊梁

2011年6月28日22时30分，父亲在湖北省人民医院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步，享年82岁。他原名崔小松，参军后首长给他改名为崔浩，军队浩浩荡荡打胜仗的意思。解放前参军的很多人都改名了，主要原因是怕连累家人，毕竟那时还没有夺取政权，家人还在国统区容易受到牵连和迫害。

医生告诉我，他是安详地走的，走前没有说一句话。

他走得是那么的突然，前几天他还在家跟着电视剧里的画面在唱革命老歌，每每提起与他青春相伴的、伟大的“南下”、“抗美援朝”、“哈军工”、“两弹一星”和“西沙海战”还激动不已。

　　医院需要办理一些例行手续，问了我关于父亲的一些基本情况。我非常的惭愧，除了父亲的名字和离休前的工作单位外，其他的我基本都不太清楚。他没在家里谈过他的经历、他的级别，甚至他的年龄和生日，我都不知道，我们从来没有一起过过一次生日。

我是从其他老同志写的回忆文章和交谈中得知一些关于他的事情，母亲也很少提起他们以往的经历。他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其间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解放后在曾经风光无限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担任富有传奇色彩的院长陈赓大将和继任者刘居英（后任海军政治部主任、铁道兵司令员）的秘书，在哈尔滨期间与同样是军人、各方面都很出色的母亲结婚了，我的2个姐姐也随之诞生在了哈尔滨。哈军工、松花江及我们家住过的小红楼，印证了他激情燃烧的岁月。

前些年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陈庚大将》里面有个崔秘书，原型就是父亲崔浩，该剧是根据真人、真名和真事创作的。

（下图）哈军工的小红楼（五、六十年代我家与陈庚大将住在这栋楼里），现在已经很难看出这里曾经是陈庚大将带领着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军事科技教官，为中国国防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培育了数万高级人才的地方。可以这么讲，没有当年的哈军工，就没有今天中国完善的国防科研体系和军工基础，就没有今天强大的军队。

（下图）爸爸妈妈1956年的结婚照

　　六十年代发生了一件事，至今还是一个谜，庞大的哈军工突然解散了，分解成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几十所大学。原本刘居英院长要带他去铁道兵的，巧遇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招兵买马，将他调到了中国现代化战舰的摇篮——中国舰船研究院（当时的国防部第七研究院），极其巧合的是时任该院第一研究所（701所）所长的陈右铭同志（新中国海军第一任艇长，后为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中央军委核潜艇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任主任）居然是我母亲多年前的、原湖北独立团的老团长，母亲是团部机要员。母亲说陈右铭上任701所所长时，是父亲亲自去大连接他到上海的，陈所长去我们家遇到我母亲，他们二人觉得真是太巧了，像电影剧本一般的巧合，因为各自离开湖北独立团，十多年没有见面，居然在上海我们家再次相逢。

此时在上海新华医院，我出生了。701所所在地的上海衡山路10号和我家附近的和平公园、我家曾经住过的玉田新村及旁边同济大学门前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农田和清澈见底的小河，成为了我幼年时及后来抹不去的记忆。曾经一些国家绝密单位按照规定在每个城市满五年就必须搬到其他城市，他便随701所从上海转战到南京，单位番号叫总字919部队。我至今还记得南京小卫街绿树成荫的梧桐树群、许世友将军的院子、明孝陵的石雕、中山陵庄严肃穆的石阶和栖霞山深秋的红叶。

（下图）父亲年轻时的照片

　　七十年代初，他又随701所从南京转战到武汉，单位番号改为武字261部队（武汉军区代管），对外称701所或武汉船舶设计研究所，偶然回到了他的故乡，落户到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的武昌起义门所在地的首义路。父亲是第一批来武汉接管701所大院（原来老炮校）的人，其实武昌起义门、梅家山楚望台至今土地权属还是归701所。

起义门重建时，武汉文物管理部门觉得应该安放二门古炮，如果用仿制品感觉不真实，用真炮又弄不到。后来是在父亲的协助下，找了总参的战友，从北京军事博物馆调来了二门古炮。后来我每次登上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辛亥革命起义门，看到那二门古炮，会想起父亲。

有一次哈军工父亲的战友李木出差武汉住在我们家，他进了家门感觉异样的熟悉，原来他曾经在五十年代在我们家（98栋将军楼）住过，他说楚望台山脚下的这栋楼，是原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将军的住所，我住的小屋，是孔从洲的儿子孔令华住过的房间，他娶了毛主席的女儿李敏。今天泰康集团的陈东升董事长可能还不知道，他的老丈人在五十年代还是个孩子时，就住在这栋房子里。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年代，这里曾经红墙高筑，卫兵严密把守，但院内闹中取静、有山有水、大树参天，大礼堂、大操场、打靶场、游泳池、粮站、小卖部甚至自己种植的红薯地、自己养殖的生猪一应俱全，每到周末家家户户的孩子们早早地搬个小板凳去大操场占位置，晚上看露天电影《地道战》、《地雷战》、《渡江侦察记》，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见当时所谓的内部片《解放》、《中途岛战役》等进口片。与本单位有关的电影《海鹰》、《南海风云》和《珊瑚岛上的死光》等那时经常的放映。这里基本是个与世隔绝、生活设施完善的小世界。

　　（下图）爸爸、妈妈和奶奶。奶奶不容易，在父亲几岁的时候就丧偶，她一直没有再嫁，独自将父亲兄弟俩养育成人，尤其是在非常困难的时候，一直供父亲在武汉一所优质中学读书，这所学校就是现在武汉六中的前身。

　　在701所，他从陆军到海军，见证了新中国海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整个过程，担任过导弹快艇、导弹驱逐舰研究设计部门的领导，七十年代作为领队在大连造船厂一线，见证了中国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的诞生。他曾经在潜艇研究设计部门也担任过领导，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担任政治部主任，管理着干部处、组织处、宣传处、人事教育处等处室，亲自培养了驱逐舰总师潘镜芙院士、航母总师朱英富院士、中船集团李国安，邵开文，吴晓光等多位部厅级干部及一大批舰船设计总师。父亲尽管有较好的工作业绩和学历，良好的背景关系，但他非常的清正廉洁，不喜欢也不擅长官场的一些规则，曾经上级安排他做701所的党委书记，他极力推荐比他年轻的同志担任。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谢绝了去湖北省委组织部任部长的机遇，坚持要在国防战线工作一辈子，离休前与母亲一样，转战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纪检队伍，担任纪委书记。他目睹了一艘艘现代化战舰从摇篮里出发，遗憾的是没有看见中国的航空母舰扬帆远航、保卫祖国的辽阔海洋就先走了。他的一生对党和国家的忠诚，是至死不渝的。

（下图）妈妈也不简单，老家湖北荆州，外公是当地著名的中医，解放前就有豪宅大院，家境富裕，但一直与人为善，救济穷人。文革期间外公差点挨整，但因为抗战期间营救过大批新四军，这些被营救过的干部解放后很多成为了重要领导，他才免于一劫。妈妈从小成绩优异，十几岁还是个娃娃时就追求革命理想，离家参军了，当过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转业后在青岛市市委，哈尔滨直升机制造厂，上海渔业机械研究所，湖北省教育厅，湖北省中小学教学教材研究室，湖北省教育学院，湖北省第二师范学院任职。

　 701所不断搬迁对单位的安全性来说有益处，但对家属来讲困难就太多了，配偶的工作、子女的就学难免受到影响，至今我们一直都为很优秀的母亲感到惋惜，如果她不是跟着父亲到处行军，绝对是女中豪杰，因为她从小到大学习成绩和单位业务比武永远排在学校和单位的第一名，没有第二过，为人友善，胸怀宽广，吃苦耐劳，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很强，现在八十多岁了还能坚持每天阅读，并且会用电脑和智能手机，获得的勋章和荣誉不比父亲少，就是因为每隔几年就要随父亲换一个城市工作，难以在一个单位长期工作和得到重用。

父亲年轻时英俊潇洒，文采飞扬，长得极像电影《南征北战》里的男一号“高营长”，多次出差时群众围着他要他签名，他怎么解释他不是“高营长”群众都不信，当时追求他的女性及首长想给他介绍的对象应该不少，陈赓大将曾经将李先念主席的一个侄女介绍给父亲，但他选择了我的母亲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估计也只有我母亲受得了他倔强的脾气，也只有我母亲才有耐心，在他走之前的几年时间里，每天伺候大小便失禁的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还要买菜做饭、为他洗衣服和床单……

（下图）爸爸和妈妈

　　对一个干部来讲，他是一个清官。他在单位两袖清风、刚直不阿，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一辈子坚持三个“从不原则”：从来不在个人待遇上斤斤计较，从来不拿不该拿的一分钱，从来不为家属谋取私利。如果中国每位干部都如此，国家将无比的清廉，也将无比的强大。记得有次我感冒了，母亲随手从他的小药箱里拿了盒几元钱的感冒片给我吃，他知道后暴跳如雷，责备母亲不该这么做，他认为这是占国家的小便宜。可以问心无愧地讲，我和家人什么药都是自己去药店或医院购买的。几次住院没有多久他就跑回家了，他说现在医疗费太贵了，他不想花国家的钱，而他的医疗是百分百可以报销的，701所财务处的同志说，他是所有老干部中医疗费报销最少的人。他每次看病也不要单位派车，给他的用车待遇几乎从来不用。就在临终前，他痛苦难耐时也坚决不肯叫120救护车，说不愿意惊动单位，不愿意占用有限的救护车资源，硬是要我这个没有任何急救经验的人送他去医院。

一些文革中蒙冤被开除军籍遣送回乡的人，感谢他落实政策恢复了工作，大家都知道他从来不收钱、不收礼，就送了些家乡自产的土鸡蛋、花生米，每次父亲都是要么坚决不收，要么坚决付给比市场价格还高的现金。一个干部一次、二次这样，可能有作秀之嫌，但一个干部一辈子这样，就实属不易了。

（下图）妈妈和她的战友们八一建军节合影

　　但对一个家长来讲，他不能算是及格的。他从来没有陪我玩过一次，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什么衣服，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我的家长会，从来没有给我一个生日礼物，更没有与我开过任何的玩笑。在我的记忆当中，他送我的唯一礼物，就是考大学后，送了我一支钢笔，上面刻着“中国核潜艇水下发射成功纪念”一行字，估计是他开会时发的纪念品。我和2个姐姐的婚礼，他也一次没有参加过，他说他反对大操大办，其实我的婚礼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了，没有车队，没有仪式，没有旅游，也没有炸鞭，仅仅在原省军区后勤部招待所点了2桌菜，邀请的亲朋好友还不到20个人，并且都是骑着自行车去的，结婚买衣服、家具、家电等的总开支也只有6千元（其中二千元是我自己攒的，二千元是父母给的，二千元是二个姐姐给的）。

大姐考上国防科技大学，二姐考上华中科技大学，我考上江苏科技大学，父母一次也没送我们去上学，都是我们自己拎着行李去上学报到的。

他只有一个哥哥在黄陂区，解放前家里条件有限，只供他一个人在武汉读书，所以哥哥一直在家务农，解放后作为生产队长的哥哥和家乡的领导多次找他帮忙希望对贫困的家乡给点支援，他的亲侄找他想参军，其实都是些踩线不越线的小事，都被他一口拒绝了，他认为共产党人不应该越权为家乡和亲戚谋私利，所以之后的几十年，家乡人埋怨他当官了忘记了家乡。也许这是历史的产物，也许这是他太过正直的个性决定的，我也不想埋怨什么，但这些有点偏激“过左”的点点滴滴生活小事，为家乡人的亲情和我的婚姻埋下了些许隐患，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他的性格的。

（下图）大姐

（下图）二姐

（下图）大姐和大姐夫

（下图）爸爸、妈妈与孙子乐乐和维维

（下图）爸爸与孙女玫玫和孙子维维

（下图）我和二个姐姐。我们原来在上海杨浦区第四中心小学上学，后在武汉延安小学（现武汉中山路小学）上学。

（下图）我和二个姐姐在上海和平公园，那时我四岁

　　他对同事无比的客气，但对家人却极端的严厉。两个姐姐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还好，我就没有姐姐“幸运”和“自由”，大学毕业后分配进了他所在的单位。1986年7月刚进单位时，正好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号召大学毕业生去贫困地区支教，整个单位新进的四十多名应届生，无一人报名，但省委要求每个厅级以上单位必须安排一人，父亲就让我去了，应该是无条件命令我去了。在当时的国家级贫困县湖北省竹山县秦古镇大溪乡中学支教一年，当时那里没有电和自来水，一年也难吃上几口肉，教室和教师宿舍是泥土房，条件极其的艰苦。支教结束时，我所带的班级创造了该校建国后从未有过的奇迹，大批学生考上了省市重点中专，实现了零的突破，我被评为竹山县文教卫战线先进个人、郧阳地区（后来叫十堰市）优秀教师和湖北省优秀讲师团员称号，全省通报表彰。1987年回到单位从事舰船设计工作，经过几年的锻炼，与航母总师朱英富院士等共同撰写的论文获得国家造船峰会最高奖，与导弹艇总师李慧敏共同撰写的论文获得湖北省自然科学论文一等奖，我是同届大学生中完全凭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在单位是极少数最早评上工程师、科长和项目负责人的人，当时在这拥有上千高级知识分子、平均年龄50岁以上、论资排辈较重的中国舰船设计最高殿堂是很不容易的。但他仍然在工作和政治上对我要求极其严格，应该是近乎苛刻，每次评职称、提干和分房时，他都不停地给我的部门领导施压，要领导不要考虑我，将名额让给别人。多次北京总部点名让我去北京工作，他也一口否掉。我感到他干预的压力太大，也很不公平，就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现在985大学的博士也很难进入的单位，放弃了工作稳定、收入较高、前途无量的工作自谋出路了。

我先是在武汉红桃开集团从基层销售员做起，站在街头发宣传单、去县乡村刷墙标，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然后又几万元从零创业，莽撞打拼，无依无靠地带领员工在市场上找饭吃，从令人羡慕的人生波峰一下子跌到低谷，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钱租房和买房，在办公室的小沙发上一睡就是几年，无数的夜晚被冻醒，多少次穷到生病了没有钱去医院看病硬是挺着，为了省钱打吊针也是在小巷子里的私人诊所，多少次没有钱吃顿饱饭，为了给员工发工资，我每天不得不一日三餐控制在8元钱，否则第二天吃饭都成了问题，亲自跑遍了武汉三镇大街小巷推销我们自己研发生产的产品，千百次被客户和银行拒之门外，数十次被政府众多的职能部门训话罚款，被朋友、被员工、被骗子和被不诚信的企业骗了好几次，甚至被骗得打回了创业的原点，几乎身无分文，经常跟码头工人一样装卸几吨的货物，受尽了人间的万般磨难，只为了离开他，靠自己的真诚、守法、毅力和智慧在社会上生存下来和为了心中的理想做点事业。在最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回家找父亲诉过苦，也没有埋怨他对我的无情，更没有利用他的职位和人脉争取一分钱的项目。

无论创业期间多么的贫困潦倒，无论在生意和感情上被人如何欺骗，无论家庭如何变故，无论在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多么的艰难困苦，我都始终坚守着做人的底线：善良，诚信，正直，包容，助人。这也许就是家风或血统遗传。

（下图）我在218型公安边防艇上试航。原来头发很长不是故意留的，大多情况是工作太忙，长时间出差在外没时间或没地方剪头。

　　虽然我离开701所多年了，但对单位的关注和眷念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这种心情难以言表，就象海外华人关心和热爱祖国的程度不一定比在国内的人差一样。在这里我踏上了人生的第一段也是很重要的一段路程，使得我有机会走遍了国内外近百座城市，接触了数百家国内外政府、军方、民用和制造商客户，学习了众多的跨学科专业知识，掌握了大型系统工程的管理和技术流程，组织了百余次国内外军民船舶的技术投标工作，深入海军、武警、海关、海监、船厂、设备厂及国际军援军贸一线，养成了严谨、诚信、果敢和特别能吃苦的工作作风，这些都是在其他单位难以学到的，也为自己在其他领域的奋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每一次经过单位，每一次往返北京、上海和广东等曾经无数次出差经过的路程，每一次站在大海边，无不回忆起在单位的点点滴滴，无不想起对父亲的爱恨交加，眼睛湿润……为了不愿跟父亲在一起共事而离开了深深爱着的单位，这样的严父教育方式对孩子的成长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要说对父亲没有一点怨言是违心的，但怨恨是没有的。

（上图）这是八十年代末我与701所一室电气科同事们的合影，这张看似普通的照片里，有许多为中国舰船现代化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我（第一排右一）旁边的赵刚研究员（右二）后来是701所的党委书记，他当过兵，做过工人，又考上造船行业的著名学府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工学院），严以律己，做事认真，为人正直，在我离开701所很多年了的今天，仍然对我关爱有加。最上方中间一个是我无比尊敬的老科长陆惠璧研究员，她工作几十年基本都是每天第一个到单位，又最后一个下班的人，自己业务能力很强，还将科室的日常管理工作细致地安排到极致，每天回家还要买菜、做饭、拖地和洗衣，照顾身体不好的丈夫和二个孩子。当时我们都说，一个男人能娶到这样的妻子真是三生有幸啊。

这是在广西梧州449厂

（上图）我（右二）在广东海警支队，我旁边（右三）是我的师傅、022新型导弹快艇的总设计师侯亚成，右一是广东边防首任海警支队长徐勤富上校，左二是广东边防总队后勤部长吴展秋大校。侯亚成总师也是我的工作和做人楷模，他的父亲是老红军，硬骨头六连的创始人，原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对越反击战的副总指挥（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大将的老领导）侯润陶将军。侯将军与我父亲一样，也是一生正直，人走了家里没有什么财产，对子女要求也是极其的严格和从不照顾，我参加了侯将军的告别仪式，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纪委联合发文号召全党全军向侯将军学习，其事迹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国各大报刊刊登了一整版。侯亚成总师业务能力强，为人低调，从不沾父亲的半点光，但在单位有些憋屈，了解他的人都觉得他的才华和魄力一半都没发挥出来，但他始终心胸宽广，顾全大局，做事认真，与人友善，与赵刚书记一样，是我人生的导师。

我觉得我是个讲感情的人，离开701所几十年了，对曾经无比包容我，培育我的朱英富院士，高德铮主任，赵刚书记，李慧敏，雷良日，姚顺昌，侯亚成主任，史前暄书记，陆惠碧，徐锡宗，刘舜球，胡建援科长等领导，还有梁宏章，谢永淡高工等（有些名字可能发音对，字不对），对海军，武警，海关，中船集团，我的母校，合作单位一起共事过的同志一直心怀感恩，至今与他们还保持着联系。

（下图）我（右一）与侯亚成总师（右三）等同事在449厂参加公安边防船下水典礼。

（上图）1995年在深圳海域，中国第一艘大型（618号）海上指挥船在测速，左一是我（当时从一室电气科调到计划科任副科长），左二是时任武昌区副区长的盛善扬同志，左三是广东海警参谋长，左四是时任701所一室书记史前宣同志，左五是时任武昌区科委副主任、后任武昌区监察局局长、人大副主任的姚宏民同志，照片最右边的是时任701所一室总体科副科长、后任701所所长、中船副总、航母总设计师、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代表的吴晓光同志。

关于这艘船有个在701所估计是空前绝后的传奇故事，该船当初的建造任务一是为了1997年香港回归时，作为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央领导进入香港的交通船，二是作为大型海警指挥船。当时广东省政府、边防总队已经与香港英辉船厂和澳大利亚一家企业签订了建造和设计合同并支付了36万港币定金。按照常理这个项目701所想都不要想了。我在广州武警克山招待所参加全国边防装备会议时，无意中从黄埔造船厂军代室柳大校、宋大校那里得知该消息后，不甘心中国第一艘大型海上指挥船由国外设计，在未经请示领导的情况下，直接找到边防总队长陈文理，指出澳大利亚设计的船型是双体船，不适合作为巡逻艇，如果不更改方案，不仅会成为造船界的笑话，也将让国家损失数千万元。他问我为什么论证方案时没人提出异议，我说因为领导喜欢的方案没有人比我敢于直言。陈文理总队长被我的真诚和大胆感动了，说：小伙子，我很欣赏你的率真，我给你我的手机和办公室座机，你在一周内给我设计一个你认为更好的方案，我让徐勤富支队长与你对接，然后到广州来参加由大学教授、军代表、设计院、造船厂、武警海警组成的第三方评标小组，你和澳大利亚设计院PK一把。一周后，我和一室史前宣书记、总体科谢永淡科长去了广州，在广东省委小会议室，我代表701所向省委仇作华秘书长、武警陈文理总队长和专家们汇报我们设计的方案。然后退场，由澳大利亚和英辉船厂汇报他们的方案。一个多小时的煎熬等待，陈文理总队长终于亲自宣布了好消息：701所方案被专家组一致认可并通过！还有个终生难忘的小插曲，该方案的总图事先给海警支队和军代表看后，他们对外形不满意，但回武汉重新设计时间又来不及，当时我和侯亚成副主任在沙角试航，我正感冒发烧40度，我跟侯主任说我虽然是学的自动化，但美学还行，我亲自画总图。他便扶着发高烧的我，夜晚步行到沙角海军新兵训练团的军人服务社，买了学生用的铅笔、塑料尺和打印纸，我在沙角海军招待所的小床头柜上画图，尽管发烧严重，但强烈的责任感和好胜心驱使我这个自控专业的人一丝不苟地设计了中国海警第一艘大型海上指挥船的总图并被甲方和专家组采纳。后来多次军贸方案设计时，我又成功设计了几个总图被当时的中国船舶贸易公司领导采纳，但未曾想到的是个别人不舒服，认为我抢了他们的事，其实那时是吃大锅饭，多做事未必多拿钱，甚至会招惹非议。但我与父亲很像，是做事无比认真的人，也算比较强势的人，只要是为了国家好，为了单位好的事，不会顾及人际关系，谁也难以阻拦我。

一次交通部第一艘世行合作项目——海上环保指挥船（宁波北仑港613号）基本已定上海某设计院设计，我独自一人跑到交通部，与一群竞争对手的专家唇枪舌战，硬是将项目拿到手了。

还有次在夏天为叙利亚海军设计导弹快艇方案，因为时间紧，我带领项目组奋战几天几夜，其中我个人三天三夜连续没有休息，除了工作，就在办公室吃方便面，喝可乐。去北京送方案的那天，买不到机票，只能乘坐火车，我是在火车开车前不到一个小时才拿到车票，完全没时间回去换衣服，就穿着短裤，背心，拖鞋，抱着资料图纸往火车站狂奔才赶上火车，第二天一早七点到了北京，我就穿那少的衣服在月坛附近的一家商场等着开门买衣服鞋子，一直等到九点商场才开门，把我冻坏了。我穿着一身新买的衣服鞋子，又赶紧跑到月坛北小街的五号——中国船舶贸易公司洗脸刷牙，然后向公司领导和叙利亚海军司令汇报方案。

问心无愧地讲，在701所的十年，几乎没有好好休息过一个节假日，年行程数万公里，将永不再来的青春完全奉献给了701所，在父亲手下做了那么多事情，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他，离开701所。但这激情燃烧的岁月，是终身也难以忘怀的。

（下图）父亲八十年代在家里的照片

　　他今天走了，我是最后送他一程的人，眼睁睁看着他光着身子走了，近一米八的人，瞬间就萎缩到那么小了。我不想打扰亲朋好友和单位的员工，就独自处理了后事，眼泪不停的流淌，好在没有一个认识我的人看见我流泪的样子，我希望自己在外人眼里，永远都是充满阳光和朝气的，给他人的永远都是正直和力量。

按照医院的流程，我在离院通知单上签下了“身边无贵重物品”几个字，就送他上了武昌殡仪馆的车。其实他何止身边无贵重物品，他的一生都没有贵重物品。唯一值得他骄傲的就是几枚军勋章和参与过的一些国防重大项目，以及还算争气的、没有出现过一个孬种的后代。

　　按照他生前的遗嘱和我的风格，后事一切从简和环保，不开追悼会，不介绍生平，不通知外地的战友和亲属，不接收花圈，不烧香，不炸鞭，不收礼金，让大家只铭记他生前的音容笑貌。遗像是我去年大年初一在武汉植物园拍的，我现在很庆幸那次带他去了植物园，否则我一生都没有给他照过一张照片。遗憾的是我到现在似乎都没有一张与他的合影，当今父亲与儿子没有一张合影的家庭估计全世界也没有几家。告别仪式举行的当天，天下着小雨，我真没想到自发来了数百人，排着长长的队伍，他们握着我的手说的都是一样的话:崔政委是个好人啊！

（下图）父亲在黄鹤楼

　　其实我很想按照他曾经说过的海葬或江葬，将骨灰洒向生他养他的大海或长江，但迫于单位和母亲的压力，只得同意在简短的告别仪式后，安葬在为革命英烈和离休干部设立的九峰革命烈士陵园。我们将来也会与他一样，轻轻地来，悄悄地去，不需要著书立碑，爱就放在心里。我本人是坚决希望自己将来离开人间时，请生前好友和后辈一定将我的骨灰洒向我曾经热爱和工作过大海或长江，死人不要占有活人本已紧张的土地资源，每年清明节想起我的人，爱过我的人，一起奋斗过的人，去海边或江边洒几片红红的花瓣，我就很感激了。

这是我设计的中东某国导弹快艇，目前仍然是在霍姆斯海峡抗击美帝霸权的主力

2020年武汉抗疫中，我带领在汉的部分员工为央视频，冒着极大的风险，在无比艰苦的环境中为湖北广播电视台架设直播设备

公司员工三次进入武汉精神卫生中心，在新冠确诊病区运维监控和门禁系统，成为除了医护人员外，少有的直接接触确诊病人的逆行者

疫情中诞生的老崔团餐，为抗疫一线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

抗疫期间，为一线累计配送盒饭近十万盒

中央电视台，武汉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华工商时报，人民政协报，中国民建，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媒体对我们的抗疫事迹做了报道

亲自深入一线，采购，分餐，送餐，每天操作成吨的货物

疫情期间，向户部巷，都府堤，701社区孤寡老人捐赠食品，为一些病人四处买药

协助湖北省餐饮协会有序分发抗疫物资

向十多个隔离观察点送餐

在龟山电视塔上施工

在江汉方舱医院附近施工

在某区黑恶势力猖獗地欺压大批业主和租户时，众多的受害人投诉无门，走投无路，找到了我这个人大代表，我觉得不帮助他们对不起人民的选票。于是几乎凭借一己之力，与黑恶势力和保护伞斗争了二年，尽管遍体鳞伤，但问心无愧，帮助众多受害人伸张了正义。

做人要有信仰，做事要有恒心。信仰是太阳，给你光明，让你看清前进的方向。恒心是前进的动力，源源不断地驱动你勇往直前。不要把任何一次的失败和失落看成是人生的终结，大丈夫真英雄为了自己心中的信仰，纵然屡战屡败，也无所畏惧，绝不退缩……这次疫情当中，是骡子是马，都看出来了。

湖北广播电视台的感谢信

武汉同济医院的感谢信

武汉精神卫生中心的感谢信

701社区送来的锦旗

在武昌方舱医院对面施工

　　每每看着家中的一切物品依然未变，每每看着门前的大树依然苍劲挺拔，我怎么都感觉他没有走，他的孩子就是他生命和爱的延续。

一切荣誉，财富，地位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过眼云烟，孩子才是一个人最大的作品和成就。

大姐崔红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哈军工”的继承者——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作为领队多次参加国内外机器人大赛，获得冠亚军。二姐崔红珊在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在全国公派留学人员考试中名列前茅、脱颖而出，在德国留学后成为中国教育部和欧盟知名的职业教育专家。我在701所参与了大量的海军、武警、海关和对外军援军贸工作后，设计了当时多项中国第一的舰船，下海后经过多年的打拼，成为武汉市劳动模范，武汉黄鹤英才，武汉市优秀企业家，2020年武汉民建中央全国抗疫先进个人，武汉市抗疫先进个人，武汉市劳动模范抗疫先锋，武昌区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工委副主任，是民营企业家中少有的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深蓝教授。外孙乐乐从北航毕业后在德国读研，现在德国一家高科技企业从事研发工作。外孙维维澳洲留学后在国防科技大学工作。孙女玫玫文理双全不偏科，学理工科的她16岁公开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钓鱼岛》，第二本诗集正在筹备出版，又以较高的分数考上了有着“哈军工”血统的哈尔滨工程大学的研究生，巧合的还是他爷爷曾经学习过的自控专业，替她爷爷回到阔别了60多年依然魂牵梦绕的“哈军工”，毕业后也进入了701所，成为中国少有的三代人学习同一个专业、从事同一份舰船设计工作的舰船世家。人见人爱的小孙子佳杰虽然还小，但他机灵的眼神、超强的记忆力和健壮的体格，已经初显崔家的风范。

（下图）我在沙角基地试航

（下图）女儿崔玫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学习航母舰载机起降自控系统专业，这是硕士毕业照

女儿崔玫16岁出版的诗集

诗集节选

导弹快艇发射导弹的瞬间

他的后代有幸参与的项目

他的后代有幸参与的项目

他的后代有幸参与的项目

他的后代有幸参与的项目

　　中国海军日益强大起来了，作为亲历者和参与者，我深知除了媒体上频繁渲染成神一般的这个“之父”，那个“总师”，其实真正的英雄往往是在幕后默默无闻的奉献者。只有我们亲历者最清楚舰船大型系统工程的成功，是靠千千万万个平凡的脊梁，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而积累起来的，无论是院士还是技工，无论是总体所还是设备所，无论是设计院还是造船厂，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无论是一线人员还是后勤保障人员，甚至包括为他们的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的家属，他们都是建造中国海军装备巍巍大厦里同等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一块砖。

　　以上种种都是父亲血脉的传承和生命的轮回，这一切都使得他走后，一定是去了天堂……

一切物品和时尚终将过时，一切资源也会枯竭，唯有文化、血缘、精神和爱才会生生不息。

　　因为碑文字数有限，我在父亲墓碑上篆刻了如下简短的文字总结他的一生：

南下长江豪饮马，魂归荆楚壮精神！

（下图）九峰革命烈士陵园

（下图）崔佳杰向爷爷敬礼

这顶中国核潜艇帽子是在核潜艇基地工作过的同事汪浩送给崔佳杰的

这顶“崔”字帽子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农民运动领袖彭湃之子核潜艇之父彭士禄院士的儿子彭浩专门为崔佳杰定制的，希望他爱国爱军

　　写于2011年6月29日，修改于2022年父亲节

我用相机，用“美篇”，记录社会的变迁，记录人生的冷暖，记录人间的真情，记录大自然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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