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br /></h3><h3> 这就被开除了?!应该不至于。</h3><h3> 可曾校长说得很清楚:"你,还有你,把书包给带上,出来。"</h3><h3> 我偷偷瞄了尹华一眼,他也是一脸的懵逼。慌乱中我俩收拾好书包,稀里糊涂就出了教室。</h3><h3> </h3><h3> 不应该啊!这两天也没干啥伤天害理的事啊。虽说调皮捣蛋是家常便饭。小学三年,被老师叫到办公室也不是一回二回了,可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么高的待遇:校长亲自出动!还叫我们"把书包带上",莫非真的要打包走人?!</h3><h3> </h3><h3> 跟在曾校长后面,心里七上八下。转眼间就到了校门口,可她丝毫也没有跟我们"话别"的意思,甚至没有停下脚步,难道还要亲自送我们一程?</h3><h3> </h3><h3> 不敢多问,蒙着头就出了校门。</h3><h3> 穿梭在上顿渡镇的大街小巷,越往前走心里就越发没谱。这是要把我们往哪里送? 回家的路应该往临川一中方向,可眼前的这条路我们从没走过。</h3><h3> </h3><h3> 总算停了下来,一抬头——"上顿渡镇第一小学"。</h3><h3> 这就是传说中的一小?</h3> <h3><br /></h3><h3> 虽然从未来过,但对一小我们并不陌生。不时有人谣传:一小宣传队演出后不仅有肉包子吃,还有肉片汤喝!这让我们二小宣传队的队员心里特别不平衡:都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凭什么他们吃包子,我们吃馒头?刚好,前一阵子全国都在学黄帅,反潮流,于是我们几个特别想吃肉包子的同学就挥舞着宣传队的红旗,一路高喊口号围着学校操场转个不停。</h3><h3> </h3><h3> "这是娄老师,你们的新班主任。"曾校长把我们带到一女老师跟前。</h3><h3> </h3><h3> 原来是转学了!相当于调动工作!</h3><h3> 还没来得及细想,娄老师就把我们带到教室的最后一排坐下。</h3><h3> </h3><h3> "今天我们讲《半夜鸡叫》"。娄老师的普通话带着泥土的芬芳,但声情并茂,抑扬顿挫。</h3><h3>因为二小刚教完这篇课文,课堂上我的发言就显得特别积极,只要问题一出,就举手要求发言,为引起老师的注意,还不时用肘部把桌子敲得"呯呯"作响。</h3><h3> </h3><h3> 也许是因为首次亮相的良好表现,第二天我的坐位就被前移了好几排。</h3><h3> </h3><h3> 可好景不长,不到一个星期我又被赶回到最后一排。</h3><h3> "上课讲话,爱做小动作"这几乎成了我每个学期老师评语的标准答案。我自己都想不明白,我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小动作可做?无非是切切橡皮,削削桌子。可恨的是,与我同桌的女生个个都警惕性极高,经常是刀还没出鞘,就被现场举报。于是,我的坐位就不停地前后来回切换。</h3> <h3><br /></h3><h3> 接下来的几天,班上陆续又来了几名新生,都是我们二小宣传队的。也就是说,此次大规模转学就是把二小宣传队的同学都集中到一小来,加强管理统一安排,尤其是我们二小的乐队成员,一个不剩照单全收。</h3><h3> </h3><h3> 我和尹华都是二小乐队的主力,我拉手风琴,尹华吹号,桂继东拉二胡,还有张宇,她弹扬琴。我们几个都是临川一中老师的子女,爸爸会玩什么乐器,儿女就跟着学,正宗的子承父业。</h3><h3> </h3><h3> 充实了好几名文艺骨干以后,我们班的队体活动眼看着就红火起来。有一阵子语文课都改成了队体活动课,所谓队体活动也就是排节目:排《杜鹃山》、排群口词。小柯湘,小雷刚演得有模有样,自产自销。群口词就更有意思:我和尹华、桂继东坐在黑板前伴奏,其余同学从第一排开始,两人突然站起,面对面互相指着对方:"你来谈,我来表,新生事物就是好!老中青,三结合,赤脚医生。。。。。"前一排刚讲完,后一排立马站起来,同样的动作,同样的语气,十几分钟下来,硬是把当时所有的新生事物,都挨个歌颂个遍。</h3><h3> </h3><h3> 自从这个节目诞生以来,我们班教室后面就经常有外校甚至外地的人来听课、评比,结果当然是好评如潮,获奖无数。</h3><h3> </h3><h3> 印象中那段时间除了上午有点课外,下午宣传队的同学基本上都是排节目。大合唱、小合唱、独唱、二重唱,反正一天到晚变着花样唱。只要有唱就少不了手风琴,这样一来,可把我累残了,那么小的个子,那么大的手风琴压在身上。别说拉,就光背在身上也是压力山大。手风琴确实太大,背带扣到最紧还是显得松松垮垮,于是老师就想到一个办法,用手帕帮我捆上,这下彻底人琴一体了!长大后才明白,原来驼背是这样炼成的。</h3> <h3><br /></h3><h3> 其实不只是我们宣传队的同学下午不用上课,其它同学也不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学校将同学们分成学工、学农、学军以及宣传队等各种小团体。学工的同学进校办工厂,学农的种油菜,学军的挥根竹杆拼刺刀。如此分工,不是根据你的爱好,而是根据你父亲的身份来决定的。那时流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h3><h3> </h3><h3> 以上这些都叫课外活动,但遇上集体劳动那是谁也逃脱不掉的。我们小学生的任务一般都是积肥,满世界找垃圾灰几乎成了我们除读书之外的主要副业。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扁担和箥箕也算是一种标配,因为三天二头就用得着。</h3><h3> </h3><h3> 当然,还是有极个别同学有办法弄到板车,一板车能装下十几担的垃圾灰,这也就意味着板车拥有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十来个同学与他一起,不用肩挑手扛来完成积肥任务了。当一辆板车由十几个同学前呼后拥着从身旁飞驰而过时,其它人除了羡慕也只能是羡慕。小学期间一共担了多少担垃圾灰不知道,但桂继东临毕业时仍欠学校60担垃圾灰,差点不让小学毕业。后来还是他爸爸借来板车,父子俩齐心协力苦干了好几天,才换来一张小学毕业证。</h3> <h3><br /></h3><h3> 桂继东个子不高,绰号桂矮子。天生调皮,身手敏捷,动作灵活,打起架来没几个是他对手。就连他爸要揍他,也总是撵不上。那年毛主席去世,全校排队到电影院台上三鞠躬,我们都哭得呜呜的,就桂继东一个人是装哭,没眼泪只抽泣,是可忍孰不可忍!<br /></h3><h3> </h3><h3> 班上调皮的还有一位叫张军,有一回,老师实在气不过,就命令他从第一排开始,挨个跟每一个同学道歉:"我错了,别学我样;我错了,别学我样。"滑稽的表情,配上带哭腔的声音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实在令人忍俊不禁。</h3><h3> </h3><h3> 不知为何?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认为:用你爸的名字喊你是对你最大的侮辱了。于是,爸爸的姓名就成了个人最大的隐私,但没有不透风的墙,总有一些爸爸的姓名被泄露出来。比如彭国兴的爸爸是我们镇的镇长,叫彭天明。当时有个惯例,就是每节课前,文艺委员都要起一个歌给大家唱,相于现在打鸡血培训前要大家喊个口号,振奋振奋精神。记得有一首歌叫《映山红》,其中有一句"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这个"盼天明"与"彭天明"是谐音,于是,每当唱到这句时,全班的声音响彻云霄。气得彭国兴面红耳赤,却又不知该找谁算账。这首歌每次都在全班同学的哄笑中结束,只有老师不知缘由,傻傻的站在黑板前跟着大家笑。</h3><h3> </h3> <h3><br /></h3><h3> 在班里同学中,尹华与桂继东是我最好的朋友。既是同班同学,又同是校宣传员的队友,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是真正的邻居。我们都是临川一中的子弟,三家相距不过100米,除了睡觉时间,我们三个几乎都在一起。三人中尹华相对文静些。他既会吹小号,又会拉二胡。二种乐器轮番上阵,不服不行。我最佩服尹华的,还是他有一双巧手,无论什么玩具只要我们见过的,他都能做。最拿手的就是铁丝枪!</h3><h3> </h3><h3> 铁丝枪可是我们男孩子的命根子,几乎人手一把。一天下午,尹华送我一把他刚做好的铁丝枪,这可把我高兴坏了。当时正上自习课,娄老师在讲台上改作业,我忍不住掏出铁丝枪,左比右划。突然听到"唉哟!"一声,只见前排的女同学陈华捂着耳朵痛苦万状。刹那间,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了我的铁丝枪上,枪上刚好没有上膛的纸弹。人脏俱获,娄老师厉声命令道:"把枪交上来!""不是我打的!""你还狡辩!""真的不是我打的!""交上来!"我一气之下直接把枪扔了过去,铁丝枪摔到讲台上又一弹正中娄老师的额头。这下闯祸了!之后各种罚站、检查。总之,直到一个星期以后冤案才得以平反,因为有同学看到陈华中的那一枪是窗户外别班同学下的黑手。</h3> <h3><br /></h3><h3> 突然有一天,语文老师没来上课。代课的是一年轻的男老师,听说刚高中毕业。可我们都喜欢他,因为他竟然应大家的要求把语文课改成了故事课。什么"一双绣花鞋"、"蓝色尸体"之类,总之什么恐怖就讲什么?惹得女生们常常惊叫一片,又怕听又想听。没过几天,数学老师也不来上课了,而且不来上课的都是女老师,刚开始大家还没反应过来,等我们回家才发现:原来如此!</h3><h3> </h3><h3> 我妈也不能去上课了!桂继东的妈妈,李琳的妈妈等几乎所有的女老师也都不能去上课了!那都去哪儿了?都去做手术了!集体做手术?对!全县凡是适龄女同志都要在同一时间统一做结扎手术。</h3><h3> </h3><h3> 那叫一个震憾!如此大规模的手术都在医院做肯定不现实。于是临川一中就成了最大的医院,一间间教室就成了手术室,一张张课桌就成了手术台。担架不够门板凑,我们放学回家只看到一中校园内担架乱窜,大人们形色匆匆,操场上到处飘着鸽子毛——手术后吃鸽子是临川人进补的传统做法。</h3><h3> </h3><h3> 除了鸽子,鸡蛋也是最重要的营养品。为了给自己的老师送鸡蛋,可把我们这些小孩子忙坏了。每天一大早最着急的事就是直奔自家的鸡窝,与兄弟姐妹争抢刚生下来的鸡蛋。每个老师要送二个,这是最低标配。为了抢鸡蛋,兄妹之间发生争执甚至吵架都在所难免。估计母鸡也没意识到问题会如此严重,情况会如此紧迫,真把它们给累得够呛!</h3> <h3><br /></h3><h3> 从一中走到一小,差不多要贯穿整个上顿渡镇。但路有多条选择:可以走老剧院再转沿河老街到一小,也可走医药公司然后穿过机械厂到达一小。甚至可以走老酒厂再经汽车修配厂到一小,三条路想走哪条走哪条。尹华、桂继东和我几乎每天都同去同往,形影不离。就那么个小镇,再远也就二袋烟功夫,但我们却经常迟到,尤其是下午上课。因为一路上确实太过精彩:要么就是遇上队伍游行,要么就瞧见流氓斗殴。看热闹是我们的最爱,有时遇上抓小偷,就一路跟到派出所。</h3><h3> </h3><h3> 即便平时没有遇上这么波澜壮阔的场面,那满街的大字报也够我们欣赏的,一路看一路念:</h3><h3>"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打倒江白黄!"</h3><h3>"江白黄是谁?"桂继东问我。我看了看尹华,他也是一脸的茫然。</h3><h3> "反正是姓江的走资派!"我十分肯定地回答。</h3><h3> </h3><h3> 其实大错特错!过后我们才知道:江白黄是当时江西省委的大领导叫:江渭清、白栋材、黄织真。但大字报没写标点符号,不能怪我。</h3><h3> </h3><h3> 大字报看得多了,难免蠢蠢欲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我连邓小平多大年纪都没搞清楚,就写了一篇批判文章交给老师。在我的潜意识里,叫小平的就应该是个年轻人,像我家表弟就叫罗小平。</h3><h3> </h3><h3> 76年真是风云激荡,连我们小孩子的心里都是七上八下。一会听到哀乐,一会儿又听到哀乐,以至于哀乐成了当年最熟悉的旋律。一次排节目间隙不知谁起了个头,于是手风琴、小号、二胡一起上,把个哀乐演奏得如泣如诉,吓得老师把我们好一顿痛骂。除此之外,我们弹奏得最多的就是那首《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至于为什么好?至少,我从没想过。</h3> <h3><br /></h3><h3> 没过多久,又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刚开始也没太在意,因为平时听得太多了:只要有红色电波传喜讯,即便是月黑风高的夜晚,全县人民也必须得起来,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标语口号这一套路统统走完。久而久之,都形成条件反射了。</h3><h3> </h3><h3> 但这回不一样,这回是"王张江姚"被粉碎了。</h3><h3> </h3><h3> 这回的动静就闹得更大了!印象中每个单位都在找适合扮演四人帮的特型演员。校宣传队确定演四人帮人选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最先确定的是王洪文,毕竟仪表堂堂,谁都想演,剩下三个思想工作就有点难做。尤其是江青,没有一个女同学愿意出演。无奈最后只得由一年轻老师担角,否则要三缺一。</h3><h3> </h3><h3> "四人帮"一打倒,《绣金匾》就流行起来,收音机里天天唱。这样一来,我们宣传队就更没有理由不唱。韩丽萍是当然不让的独唱,我用手风琴给她伴奏。老师说,这首歌的关键技巧就是哭腔,韩丽萍心领神会,她不仅嗓子好,而且容易动真感情。每次,一绣毛主席、二绣总司令、唱到第三绣周总理时,几乎泣不成声,连我这个伴奏都要被她唱哭了。</h3><h3> </h3><h3> 宣传队还有二个绝对主角,男的叫单作民,女的叫章淑琴。他演雷刚,她就是柯湘;他演杨子荣,她就是小常宝。以至于同学们私下都把他俩配成双对,在回家的路上时常对他俩起哄:一群人在这边喊:"单作民!";另一群则以更大的声音回应"章淑琴!"就这样一路走,一路喊,类似于游行队伍喊口号,喊过之后一阵哄笑,人人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莫名的兴奋。</h3><h3><br /></h3> <h3><br /></h3><h3> 回想起来,上小学期间我最喜欢的还是写作文。《新学期的打算》几乎年年都要写,相当于开学表决心,每次我下的决心都特别大,豪言壮语气冲云霄,但到期末一检查,几乎没有几项可以兑现的。相比《新学期的打算》我更喜欢写《有意义的一天》,因为后者更适合用成语:"清晨,东方红的乐曲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一骨碌爬起床,洗脸漱口吃饭,然后迎着朝阳,蹦蹦跳跳去上学。。。。。。。。"</h3><h3> </h3><h3> 接下来就是到农场劳动:"大家一字儿排开,个个像小老虎似的冲到田里。。。。。",再往下就是无一例外"唉哟,被镰刀割到手,但轻伤不下火线之类。。。。。"接着又是"迎着晚霞,唱着嘹亮的歌声回到家",最后别忘了点题:"回到家,躺在床上夜不能寐,心想,这一天过得多么有意义啊!"。就这样洋洋洒洒信马由缰,把从《少年文艺》上看到的成语一古脑往上捅,结果老师给的评语就一句:记流水帐!</h3><h3> </h3><h3> 倘若不记流水帐,我的作文有时还是蛮不错的。比如那篇《雷锋式的红小兵》,全班就我和卢斌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并且非常荣幸地用稿子抄好后,贴在教室的后墙上,以供全班学习。按照老师的说法,我此文的亮点在于"用了小标题这种新颖的手法",卢斌的亮点在于那句"春天天气猴儿脸,说变就变。"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小学升中学的作文考试题目竟然就是:《雷锋式的红卫兵》,只差一个字,于是我奋笔疾书一气呵成,终于得到高分,也顺理成章在初一就当上了语文课代表。</h3> <h3><br /></h3><h3> 终于到了暑假,我们最快乐的日子也就开始了。天刚蒙蒙亮,桂继东就来叫门,不一会,小伙伴们便都猫着腰从各自家里溜了出来,人手一套钓"土狗崽"的工具。"土狗崽"也就是介乎于蝌蚪与青蛙之间的小胖子。钓具其实很简单,一根竹竿,一个网兜。竹竿枝头系根细线,线上绑一小青蛙腿;网兜用铁丝围成桶状,同时留一手柄。</h3><h3> </h3><h3> 右手握杆,左手提兜,将细线垂悬于稻穗间,只需轻轻抖动诱饵,稻田里的"土狗崽"便会立马扑上来。不用看,光凭手感你就能知道"土狗崽"是否已经上钩,接下来的动作:提杆、送兜要一气呵成。"土狗崽"特别贪吃,一提一个准。青蛙可就不一样了,青蛙的警惕性要高得多,轻易它是不会咬钩的,即便咬了钩,一看情况不对它也会随时吐钩。所以我们钓到的绝大多数是"土狗崽",好在这些都是用来喂鸡鸭的所以也就无所谓。</h3><h3> </h3><h3> 钓"土狗崽"分上下半场,早晨一次,傍晚一次。傍晚钓完后就直接跳到旁边的水塘里洗澡。说是洗澡其实就是水中打闹。临川一中后面有一条水渠,蜿蜒几百米,水渠的尽头就是一个深水塘,这也就是我们的天然泳池。为了不打湿衣裤,我们通常都是全裸下水,大伙你追我逃,全然没有意识到麻烦就在眼前。</h3><h3> </h3> <h3><br /></h3><h3><br /></h3><h3> 等我们几个玩得筋疲力尽光着身子爬上岸时,坏了,衣裤都不见了!慌乱中,大家弯着腰,遮着档部到处乱找一通。哪里还有衣裤的踪影,无奈只得再次跳到水中,扯着嗓门开始叫骂。就这样在水中又急又气叫骂了半小时,才见一农民伯伯拎着一堆衣裤冲我们喊道:"下次再被我们抓到,就罚你们放电影!"原来,洗澡前我们为了抓住逃跑的大青蛙,竟争先恐后踩进秧田一路追击,把田里的秧苗糟蹋得东倒西歪,这才引来兴师问罪。一阵求饶过后我们才得以全身而退。</h3><h3> </h3><h3> 放电影是当地流行的一种惩罚性措施,谁家小孩祸害了农田被老乡抓住就得罚款,用罚款来的钱请电影队来放露天电影,也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了。罚款虽然可恶,但看电影却是人人都喜欢,尤其是看露天的免费电影。通常只要看到医药公司门口的地上在树竹竿,大家就知道今晚要放电影了,于是全县人民喜大普奔,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h3> <h3><br /></h3><h3> 每当这种时候,最最兴奋的当然要属我们这些小孩了,第一要务就是搬凳子占位子。性急的连晚饭都不吃,太阳还没落山就赖在凳上不走,生怕别人把凳子给挪走。等电影真正开演,却没见几个小孩在认真观看。因为片子通常都是老片子,都看N遍了,有些台词都背得下来。《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各种打仗。</h3><h3> </h3><h3> 这边电影里在打,那边小孩子们也在打,追追打打。有时免不了真的接上了火,于是又是一阵鬼哭狼嚎,嘻笑怒骂。记忆中看得最多的电影是《决裂》,那句"马尾巴的功能!"谌称经典。还有《洪湖赤卫队》,"砍头只当风吹帽",从此,那种视死如归般的豪迈就深深扎根在了我们幼小的心田。</h3><h3> </h3><h3> 还没有回过神来,小学就要毕业了。五年的春夏秋冬,认认真真读书的时间屈指可数,虽有些无奈但不能说不精彩。</h3><h3> </h3><h3> 童年的时光,天真谈不上,至少无邪是一定的!</h3><h3> </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