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解码

净缘

父 爱 解 码

文/净缘

都说父爱如山，母爱如水。可这山高水长远去时，眷恋才那么难舍。

两年前的今天，父亲静静地走了。我确信他的灵魂还在，两年的时间里，几乎每一天都能感觉到父亲的存在。行走在上班的途中，处理办公室的事务，与人沟通的思维，以至千丝万缕的善恶判断与选择，似乎都有父亲的伴随。曾无数次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答案总是太过原则，也许遗传效应吧。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父亲的生日是9月9日，映衬着重阳，所以每逢秋季拍摄菊花，自然会想起父亲。父亲走得太匆忙，没给儿女一点拖累，正因为如此，心里的那份眷恋更加不能逝去，尽管88岁高龄，还是认为他的阳寿该有很长。那种打击如同天崩地裂、摧枯拉朽，一直以来的军用体格，极短时间便虚弱不堪，五脏六腑瞬间空空荡荡，晃若一具空壳。为了尽快撑住自己，在极度悲怆中为父亲写了那篇追忆文章《生命日记》，发表在了市作协的刊物上，心算是平静了些。如同母亲仙世前，脑血栓后遗症年复一年加重，心被压抑得将要窒息。于是在记忆与牵挂的交织中为母亲写了那篇《圣洁》，“5.12”护士节到来之际，发表在了晚报上。那年母亲过生日的时候，去北京读给她听。母亲双手捧着报纸，眼角溢出的泪浸着由衷的欣慰。

　　人生有些记忆要一生伴随，因为它影响着人的一生。关于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和对子女的影响，民间有很多流传：“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黄鼠狼养的孩子是香的,刺猬养的孩子是光的”；还有著名印度电影《流浪者》里面的“法官的儿子一定是法官，贼的儿子一定是贼”。除了民间流传，在古人的著作和诗词歌赋里，也有大量记述。“子不教，父之过”；“昔孟母，择邻处”；“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也”；“万爱千恩百苦，疼我孰知父母”；“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所以，人生有些东西是骨子里就有的。

　　从思想开始形成就有一种直觉，自己是在重复父母的人生轨迹。父母当兵时就从医，转业后，母亲从事临床护理，父亲从事医疗行政。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接受的第一个信息是规范。刚刚有记忆的时候，父母工作忙，姊妹四个站在那，跟楼梯凳似的，只能大的看小的。和父母交流最多的是星期天，也是生活规范的集中体现。父亲把部队的生活方式差不多完整地传递给了我们。记忆中开始独立做的第一件事是学习穿衣服，大概不到三岁吧，走路还有点晃；随后是学习刷牙，从三岁开始，手把手的教；上小学开始学习洗衣服，上中学时学习做饭。平日里根据年龄大小，每个人的家务分工都是明确的。在厨艺方面，自己是继承了父母共同的传授，母亲自幼生活在北京大家族里面，耳濡目染了烹饪的好手艺，最拿手的是红烧狮子头。父亲自幼来自山东，面食做的不错，特别是包饺子，餐馆的包法，速度极快。庆幸自幼嗜学，把父母的本领继承了，而且还有了发展。为了“嘚瑟”厨艺，有相当一个时期，把请客尽量安排在家里，看到一桌子菜一扫而光，特有成就感。

　　童年的启蒙，父亲很有耐心，最早是人格引导。那时候从父亲那里听到的频率比较高的教诲是“自力更生”，与时代背景高度吻合。那时脑子里被灌输的道理很抽象，任何事情都不要指望别人。现在想想，真是终生受益；后来是知识引导。父亲有两件事情做起来乐此不疲，一是买书，二是写字。每次给我们买书回来，先是兴高采烈地包上书皮，然后端端正正在外面和扉页写上四个孩子的名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共享”。特别是那套系列科普丛书《十万个为什么？》让我们都爱不释手，常常争抢得脖粗脸红。父亲的毛笔字和钢笔字写得都很好，大概是小的时候上学用毛笔练出来的吧。父亲的文化水平用今天的标准衡量，相当于中专，从部队转业之后读的是业大。在上世纪50年代，应该算是文化人了。那时家里有一种制度叫“家庭会议”，召集人是父亲，那时我们尚小，参政很难，有点形式主义，主要还是一言堂。比如：1970年春，家庭会议讨论是否举家走“五.七”道路的问题。我们都不知道去农村面对的将是什么？可是，会议上父亲翻开红宝书，带领全家认真学习了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就算统一认识了，结果全家去了新宾偏远农村，一呆就是四年。

人的性格具有双重属性是一种常态。父亲的性格里严谨加暴躁，腰间一直系着从部队带回来的那条带大铜卡子的很宽的皮带。在整个童年里，我对这条皮带的条件反射是恐惧，因为它是惩罚我们的工具，每次因为一点过错“受刑”的时候，我们发出的那种尖叫都会让左邻右舍赶紧跑来解救。可能由于这样的缘故吧，中规中矩也就伴随了自己的一生。

　　遗传学的作用，如同潜意识里的强烈刻板。很多熟悉我们这个家庭的人常跟我说，你现在走路的姿势和说话的样子和尹叔简直一模一样。除此之外，自己做每一件事情都像模板一样刻着父亲的影响。我现在的岗位是单位秘书处处长，相当于办公室主任，父亲离休前也是单位办公室主任。这个岗位需要的素质比较全面，正直、无私；勤勉、博学；机敏、干练；还有较好的文笔、深邃的思想，缺一不可。在功利成为社会普遍存在价值的今天，几乎没有人愿意选择这样的岗位，而自己在这个累死人不偿命的岗位上已经默默坚守了9年，虽然已近职业尾声，还是守着一份坚信：含泪播种的人一定能含笑收获。父亲离休后，领导和同事对他的评价是热情、认真。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对数千名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演讲时指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现在词典里“认真”二字的注释好像已经没有人去翻看了，“认真”好像等于“八卦”。

　　多数人潜意识里都想要改造环境，却很少有人想要改造自己，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其实改造自己的过程就是修行的过程。除了遗传因子，自己的人生修为还有许多应当归于父亲曾经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那篇《生命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追忆：“自己从父亲那所偏得的，就是在不同成长时期当时听了有些絮烦，其实很受益的唠叨。在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从知青点考入师范学校的时候，父亲的叮嘱是：人一生一定要多读书；在我开始从事第一个职业，在讲台上有了精彩却并不喜欢教书的时候，父亲的叮嘱是：干一行爱一行才会有成就；在我如愿成为法治记者，开始广泛穿行于社会生活的时候，父亲的叮嘱是：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要抽烟少喝酒；在我走进市委大院，特别是从事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之后，父亲的叮嘱是：对待上访人可得讲良心啊。”由此，想到一位大学教授在学生毕业典礼上的人生告诫：“退休之日，你觉得职业中的自己值得尊重；迟暮之年，你觉得生活中的自己值得尊重。”一把刻度多么精细的人生标尺，谁能感受这种欣慰，心灵就会得到安宁。

　　遗传在继续，传承也在继续。父亲的晚年生活一直快乐地沉浸于集邮+剪报+戒烟宣传+运动；自己为退休后的生活所做的准备是：写作+摄影+传统文化传播+运动。在马斯洛的需要理论中，人生最高的需要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当人生拨去娑婆世界满目浮云，让心灵拥抱“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的时候，自然是最高的人生享受。

清明将至，和风魂梦。是夜，借纸船明烛，冥火飞灰，要把这些话说给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