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散文撷萃（才子系列②）——郁达夫

四大山人

　　Heines《Harzreise》
"Ledet wohl,ihr glatten Saale, 　　
Glatte Herren,glatte Frauen! 　　
Aufdie Berge will ich steigen, 　　
Lachend auf euch niederschauen!" 　　　
“浮薄的尘寰，无情的男女， 　　
你看那隐隐的青山，
我欲乘风飞去， 　
且住且住， 　　
我将从那绝顶的高峰，
笑看你终归何处。”

（郁达夫小说《沉沦》中海涅诗译文）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幼名荫生、阿凤，字达夫，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郁达夫精通五门外语，分别为日语、英语、德语、法语、马来西亚语。1921年6月，郁达夫和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组织成立创造社。同年10月，出版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由此奠定了郁达夫在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代表作《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等。曾经与徐志摩作为同班同学。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丹戎革岱的荒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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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散文

雨

　　周作人先生名其书斋曰“苦雨”，恰正与东坡的喜雨亭名相反。其实，北方的雨，却都可喜，因其难得之故。象今年那么大的水灾，也并不是雨多的必然结果；我们应该责备治河的人，不事先预防，只晓得糊涂搪塞，虚糜国帑，一旦有事，就互相推诿，但救目前。人生万事，总得有个变换，方觉有趣；生之于死，喜之于悲，都是如此，推及天时，又何尝不然？无雨哪能见晴之可爱，没有夜也将看不出昼之光明。
　　我生长江南，按理是应该不喜欢雨的；但春日暝蒙，花枝枯竭的时候，得几点微雨，又是一位多么可爱的事情！“小楼一夜听春雨”，“杏花春雨江南”，“天街细雨润如酥”，从前的诗人，早就先我说过了。夏天的雨，可以杀暑，可以润禾，它的价值的大，更可以不必再说。而秋雨的霏微凄冷，又是别一种境地，昔人所谓“雨到深秋易作霖，萧萧难会此时心”的诗句，就在说秋雨的耐人寻味。至于秋女士的“秋雨秋风愁煞人”的一声长叹，乃别有怀抱者的托辞，人自愁耳，何关雨事。三冬的寒雨，爱的人恐怕不多。但“江关雁声来渺渺，灯昏宫漏听沉沉”的妙处，若非身历其境者决领悟不到。记得曾宾谷曾以《诗品》中语名诗，叫作《赏雨茅屋斋诗集》。他的诗境如何，我不晓得，但“赏雨茅屋”这四个字，真是多么的有趣！尤其是到了冬初秋晚，正当“苍山寒气深，高林霜叶稀”的时节。
　　原载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立报·言林》

　　说起印尼咖啡，我们须从苏门答腊岛的曼特宁开始。曼特宁【MANDHELING】咖啡是印尼最有代表性的咖啡豆种，但凡喜欢喝咖啡的人，都知道曼特宁。
　　曼特宁其实是居住在苏门答腊岛【SUMATERA ISLAND】北部高原的少数民族。曼特宁咖啡名字的由来，与小日本的侵略史有关。在二战日本占领印尼期间，一名日本兵在一家咖啡馆喝到香醇无比的咖啡，于是他问店主咖啡的名字，老板误以为他是问你是哪里人，于是回答：曼特宁。战后日本兵回国，回忆起在印尼喝过的“曼特宁”。于是托人从印尼运了15吨到日本，竟然大受欢迎。曼特宁的名字就这样的流传开来。
　　而就在这曼特宁的故乡，就在这日本军侵占时，中国一代文豪郁达夫被他们秘密杀害了。

　　富阳城里清末民初的轮船码头是商业中心，附近有条满舟弄，居住着郁家三兄弟——曼陀（1884-1939）、养吾（1891-1971）、达夫（1896-1945）。他们的父亲郁企曾（1863-1898）早年亡故，全家的主心骨是母亲陆氏（1866-1937）。陆氏深明大义，含辛茹苦奉养婆婆和3个儿子，又教育儿子刻苦攻读。
郁达夫，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他七岁入私塾，九岁便能赋诗。幼年贫困的生活促使发愤读书，成绩斐然。1914年7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1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东京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7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问世，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1913年9月，那时，他的大哥郁华（曼陀）在北京高等审判厅任推事，正好被派去日本考察司法制度，郁华夫妻就顺便把小弟达夫也捎带往日本留学。
他们先从浙江富阳坐船到杭州，再坐火车到上海。10月上旬，他们才从杨浦汇山码头上船启程去日本。当中这段时间里，就住在西藏路一品香旅社。

　　到上海的第一天晚上，有人请哥哥嫂嫂和他一起去天蟾舞台看戏——《全本棒打薄情郎》。郁达夫在自传里说，他在“魔都的夜景里，感到不安与疑惑”，大都会之夜的繁华，让他感觉有点威胁，有点不知所措。“四周的珠玑粉黛，鬓影衣香，几乎把我这一个初到上海的乡下青年，窒塞到回不过气来；我感到了眩晕，感到了昏迷。”
看完了美貌旦角的精彩戏份，郁达夫回到旅馆顿感精神振奋，“直到了早晨的三点，方才睡去，并且在熟睡的中间，也曾做了色情的迷梦。性的启发，灵肉的交哄，在这次上海的几日短短逗留之中，早已在我心里，起了发酵的作用。”

　　在日本留学期间，郁达夫曾经与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等先后产生过恋情。
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是郁达夫住处附近的“小家女”。他每次从学校到市上去，都要从她的家旁经过，遂产生情愫，并为她写下了四首诗。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侍者，郁达夫与她交往数月，同样也为她写有诗词。玉儿也是侍女，郁达夫为她所写的情诗：“玉儿看病胭脂淡，瘦损东风一夜花，钟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至今为人称道。

　　预科结业后，郁达夫来到名古屋读书，寄居在后藤家。后藤的女儿隆子对他颇有好感，殷勤地给他送饭铺床，他表面上对她装得很冷谈，心底却慢慢地燃起了爱火。
一日解手时，隆子正在隔壁洗浴，他忍不住偷窥了她雪白的裸体……
郁达夫精神上的苦闷在隆子的关心和抚慰下慢慢地消除，他开始了自己的初恋，对隆子表达了自已的情感，送给她一柄扇子，隆子则题了一首情诗在扇子上回赠于他。

　　家人催郁达夫回国成亲。他勉强应承了婚姻之事。1920年7月24日，郁达夫与孙荃举行了婚礼。由于郁达夫的坚持，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更没有点上一对蜡烛，放几声鞭炮，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乘上一顶小轿到了郁家。
新婚之夜，孙荃送给了他一枚钻石戒指，新婚妻子虽温顺体贴，可郁达夫终是不能十分满意，急着要回日本完成学业。临别前夜，夫妻对坐达旦，竟无有话说。

　　郁达夫又赴日留学，两人多有鸿雁传书。郁达夫甚至决定给未婚妻改名，改名为“孙荃”，并且赠诗曰：“赠君名号报君知，两字兰荃出楚辞。别有伤心深意在，离人芳草最相思。”
孙荃在郁达夫指导下，也曾写了不少好的古体诗。
郁达夫对孙荃的诗情向来赞赏，有一次回信点评曰：“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清老秀才矣！”他还曾试着把孙荃的两首小诗夹在自己诗作内寄出发表，几可乱真。
这时看来，他对孙荃这位才女还是很依恋的。

　　孙荃是郁达夫的浙江富阳同乡，孙荃的父亲孙孝贞是一个屡试不第的读书人。正因为如此，所以孙荃从幼时起便也《三字经》、《百家姓》、《烈女传》地读了些古书。父亲的意思一则免得她一辈子是个睁眼的瞎子，再则是叫她懂得一些“妇道”，将来好给人家当个好媳妇。
跟郁家结亲前，郁达夫的母亲亲自看了一下孙家的姑娘，她对这个少言寡语低眉顺目的少女大为欣赏。特别使她感到中意的是孙家姑娘那对“三寸金莲”和丰满的臀部，据说这两部分配合得好才合乎美的标准，才能多子多孙。
孙家自不必说，因为郁家是书香门第，何况郁达夫正在东洋留学。所以，在郁达夫不知情的情况下，母亲给他订下了终身大事。

　　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也像郭沫若的第一次婚姻那样，是所谓“黑猫”婚姻，即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确定，像“拿着口袋到集市上买猫，买回后从口袋里倒出来才能知道是黑猫、白猫、花猫”那样的婚姻。
这种先结婚后恋爱的婚姻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婚姻，在现代名人中，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都是如此。这样的婚姻在封建时代大多能白头相守，可是到了封建社会解体的近现代，不少人便不能“从一而终”了。比如李大钊和赵纫兰，虽然也是包办婚姻，但他们却能“之死靡他”；而陈独秀与高晓岚却未能白头偕老，陈独秀寻觅新欢找了小阿姨高君曼。郁达夫属于后一类。

　　郁达夫再去日本后仍忘不了隆子。一天去名古屋找她，但后藤家已毁于火灾，没人知道她的下落。
郁达夫到东京一酒馆借酒浇愁，竟发现隆子和几个男人在一起喝酒调笑。郁达夫不忍相看，转身就逃，隆子却追上他，坦言为生活所迫，她已开始皮肉生涯。
郁达夫想将隆子赎出妓院，但他手头十分拮据，无奈之下，将所带的一幅古画委托日本友人出卖，谁知却是一件赝品。他一咬牙，将妻子赠送的钻戒当了……但隆子不想连累他，再次消失了。

　　1922年郁达夫结束日本10年留学生活之后回到上海，住进了民厚南里（今延安中路1238弄9号）的泰东图书局编辑所。胡适、徐志摩等曾到此访问过。
郁达夫住进这里时，他已经和郭沫若、成仿吾在日本发起成立了“创造社”。回到国内，他们三个怀着文学理想的豪情青年,都做了泰东书局的编辑。
1922年7月到10月，郭沫若的《女神》、朱谦之的《革命哲学》、郁达夫的《沉沦》先后在泰东书局出版，这里也成了创造社的大本营。郁达夫的成名作《沉沦》一经出版，便轰动了文化界。

　　郁达夫的成名作《沉沦》，塑造了一个孤高而卑劣的人。在欲望面前一步步放纵自己，从手淫到偷看旅馆老板的女儿洗澡到偷窥情侣做爱到找妓女做爱。他一步步地沉沦，一步步被欲望的黑洞吞噬。当一个人沉沦时，他那副嘴脸连自己也认不出来。
他在小说中，把对爱情的追求，对肉欲的追求甚至还有对祖国富强起来的追求揉合到一块，而后这一种情感，汹涌地标记着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软弱这一无法改变的现实，以及在个人精神层面上的苦难。

　　1923年7月15日，郁达夫在民厚南里又写下一篇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描写了落魄文人和淳朴女工之间“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一个片断，凄凉自怜之中又带着浪漫，绝对会令文艺女中年芳心为之一动。读后会感叹郁先生真是标题高手，明明故事很凄凉落拓，偏又叫了一个这么又甜又美的篇名，害得人家误入又伤了心……
《春风沉醉的晚上》虽然是小说，不过其中描写地点却是确有其地。日新里就在今唐山路416弄，邓脱路就是如今的丹徒路，丹徒路和唐山路十字交叉的地方，就是郁达夫小说的背景地。

　　抄一段该篇小说的结尾：
“贫民窟里的人已经睡眠静了。对面日新里的一排临邓脱路的洋楼里，还有几家点着了红绿的电灯，在那里弹罢拉拉衣加。一声二声清脆的歌音，带着哀调，从静寂的深夜的冷空气里传到我的耳膜上来，这大约是俄国的飘泊的少女，在那里卖钱的歌唱。天上罩满了灰白的薄云，同腐烂的尸体似的沉沉的盖在那里。云层破处也能看得出一点两点星来，但星的近处，黝黝看得出来的天色，好象有无限的哀愁蕴藏着的样子。”

　　1921年，为养家糊口，郁达夫告别了郭沫若等朋友，携妻到安庆教书。郁达夫风流倜傥，浪漫多情。
在这里，郁达夫与孙荃时有矛盾发生。主要原因是郁达夫结识了一位妓女海棠姑娘，两人过从甚密。他每日任教结束，必到位于城外的海棠姑娘处，而由于有早课，他又必须凌晨时分早早赶到城门洞里，耐心地等城门打开。    

同期，郁达夫创作小说《茫茫夜》，可以认为是真实地记录下他的这一段感情生活。其中女主人公海棠，正是郁达夫过从甚密的海棠姑娘。

　　抄一段《茫茫夜》中寻欢的文字：
在城门外迟疑了一会，他就回转了脚，一直沿了向北的那一条乡下的官道跑去。跑了一段，他跑到一处狭的街上了。他以为这样的城外市镇里，必有那些奇形怪状的最下流的妇人住着，他的冲动的目的物，正是这一流妇人。但是他在黄昏的小市上，跑来跑去跑了许多时候，终究寻不出一个妇人来。有时候虽有一二个蓬头的女子走过，却是人家的未成年的使婢。他在街上走了一会，又穿到漆黑的侧巷里去走了一会，终究不能达到他的目的。在一条无人通过的漆黑的侧巷里站着，他仰起头来看看幽远的天空，便轻轻的叹着说：
“我在外国苦了这许多年数，如今到中国来还要吃这样的苦。唉！我何苦呢，可怜我一生还未曾得着女人的爱惜过。啊，恋爱呀，你若可以学识来换的，我情愿将我所有的知识，完全交出来，与你换一个有血有泪的拥抱。啊。恋爱呀，我恨你是不能糊涂了事的。我恨你是不能以资格地位名誉来换的。我要灭这一层烦恼，我只有自杀……”

　　郁达夫受西方文人卢梭、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影响，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他们奉行和发展的”赤裸裸的自我暴露”的表现手法和”内心自省原则”的文艺观念。在他们的影响下，郁达夫的文艺观念和性观念越来越开放，这使他能大胆地通过作品中的人物表达自己对性的渴求，以及欲望被压抑下焦灼的灵魂。
他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内心是非常复杂和含蓄的，他们性爱的“病态”是作为社会问题提出来的，是黑暗社会的畸形人生的印象……是主人公倍受压抑、精神苦闷、寻求宣泄或刺激的表现，是“病态的社会才造成和引起人物的心理与人格结构的变异”。
郁达夫小说能够唤起人们巨大共鸣的，“正是那种与人生联带的苦闷”——无论是所谓的“性的苦闷”，还是更广泛的“生的苦闷”和“社会的苦闷”。

　　他给了海棠许多同情与帮助，他的善举却遭受了同事的嘲笑与奚落。在外受气的他只好回家中发泄一通，孙荃总是默默地忍受。忧患中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龙儿。
不久郁达夫辞去教职，成了一个失业者，只好送妻儿回老家。为生活所迫，郁达夫只好去北京教书。到了北京，郁达夫结识了鲁迅。鲁迅的旧式婚姻令郁达夫有同病相怜之感。
而在富阳，孙荃与郁母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导致她带着龙儿回娘家去住了。郁达夫不得不远赴富阳，将妻儿接到北京。孙荃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但在北京时，郁达夫又与妓女银娣的交往过密。

　　郁达夫在北平时还与沈从文有过一段佳话。
沈从文20年代初到北平，大学考不上，又跟所有的有志青年一样怀揣着小理想，想要搞文学，不过投稿无人要，现实的生存环境是蜗居在自己的“窄而霉斋”之中。在北京的冬天，连度日都成困难，何谈理想。
无奈之下，他给当时好几个业已成名的大作家写了信，希望能得到他们的赏识，但是这些人之中，只有一个人给了他回复。
这个大作家是郁达夫。

　　郁达夫收到信，不仅仅是回信鼓励了沈，还专程跑到沈从文的“窄而霉斋”中探望了沈。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天，郁达夫推开沈从文那间“窄而霉斋”的房门，屋内没有火炉，沈从文身穿一件单衣，用棉被裹着两腿，坐在凉炕上，正用冻得红肿的手提笔写作。这时，他已经三天没有吃到任何东西了。
郁达夫难受得眼圈发红。他先解下自己的羊毛围巾给这位小兄弟围上，再把他拉到馆子里撮了一顿。沈从文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也顾不上斯文了，吃得狼吞虎咽，看得郁达夫直想流泪。一结账，共花去一元七毛钱。郁达夫拿出五块钱付了账，将找回的三块多钱全给了沈从文。当时，五元钱也不算小数目了。郁达夫当时在经济上也极窘迫，月薪实际上只能拿到30元，也正处于“袋中无钱，心头多恨”的时期。
一回到住处，沈从文禁不住伏在桌上哭了起来。

　　之后，郁达夫向徐志摩引荐了这个有志于文学的年轻人，并把沈从文介绍给当时著名的《晨报副刊》的主编。一个月后，沈从文的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荒漠的原野上终于出现了第一枝花，只几年工夫沈从文便享誉文坛。
半个世纪后，当郁达夫的侄女郁风拜访沈从文时，他还激动地谈起了这件事，可见感动之深了。试想，要是没有郁达夫，也许中国从此就要少了一个大作家。

　　郁达夫与孙荃结婚后，不断爆出婚外恋，其中最轰动的是抛妻离子，追逐杭州名花王映霞。
1926年12月15日，由于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现混乱，郁达夫自广州上船，赶往上海。次年1月14日，便在留日同窗孙百刚家邂逅了杭州美女王映霞，对她立刻坠入情网，不能自拔。淮海中路中环广场对面的尚贤坊40号，就是郁达夫和王映霞第一次相遇的地方，见证了他们浪漫爱情的开始。

　　王映霞面如银盘，眼似秋水，长身玉立，肌肤白皙。她鼻梁是希腊式的，挺而直，娇躯略现丰满，曲线窈窕，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就读时，一向都有“校花” 之誉，及笄而后，更居当时杭州四大美人之首，是当年的“杭州第一美人”，时有“天下女子数苏杭，苏杭女子数映霞”之称。因肤色润白，时人送了她“荸荠白”的雅号。难怪郁达夫会一见倾心，遂求再见、三见，于是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

　　孙百刚眼中的王映霞是这样的：“她的亭亭的身材、健美的体态，犀利的谈锋，……见着男子也没有那一种忸怩造作之态，处处都显示出是一位聪明伶俐而有文化教养的女子。尤其她那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一张略大而带有妩媚曲线的嘴唇，更给人以轻松愉快的印象。”

　　当晚回到家中，郁达夫就在题为“晴暖如春天”的日记里写道：“我的心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南风大，天气却温和，月明风暖，我真想煞了霞君。”
王映霞在回忆录中说道，第一次见面时，她当时对郁达夫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他身材并不高大，乍看有一些萧洒的风度。一件灰色布面的羊皮袍子，衬上了一双白丝袜子和黑直贡呢鞋子。从留得较长而略向后倒的头发看上去， 大约总也因为过分的忙碌而好久未剪了，他前额开阔，配上一副小眼镜，颧骨以下，显得格外瘦削。”她也想起学生时代就读过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对他也早存仰慕之心。

　　郁达夫认识了王映霞的第二天晚上，他以送还孙百刚放在他那里的译稿的名义到尚贤坊孙家，与王映霞再次相会，把她带去天韵楼游玩，因为人多不方便交流，又去不远处四马路（今福州路）豫丰泰酒楼喝酒吃饭，追女友绝对是高档消费。
豫丰泰酒楼是当时很有名的一家酒楼，最早是做绍酒的，现在是上海著名的吃蟹酒家王宝和，它的总发行所就是设在四马路浙江路西豫丰泰酒楼原址。

　　当天约会完王映霞回家，郁达夫在日记中写下：“王（映霞）女士已了解我的意思，席间颇殷勤，以后当每日去看她。 ”又说：“王映霞女士，为我斟酒斟茶，我今晚真快乐极了。我只希望这一回的事情能够成功。 ”真是一腔热血啊……
此后，他不断将自己为爱情燃烧的心境写入日记。比如：“醉了，送她还家，心里觉得总不愿意和她别去”（1927年1月17日）“晚上在周家吃饭，谈到十点多钟方出来。又到尚贤坊门口徘徊了半天，终究不敢进去。夜奇寒。”（1927年1月18日）“喝了半夜的酒，看了半夜的跳舞。但心里终是郁郁不乐，想王女士想得我要死。”（1927年1月25日）

　　他还发动情书攻势去追王映霞，情话火辣辣：“两月以来，我把什么都忘掉。为了你我情愿把家庭、名誉、地位，甚而至于生命，也可以丢弃，我的爱你，总算是切而且挚了。我几次对你说，我从没有这样的爱过人，我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可以牺牲一切的，是如猛火电光，非烧尽社会，烧尽己身不可的。内心既感到了这样热烈的爱，你试想想看外面可不可以和你同路人一样，长不相见的？”
后来，郁达夫将他恋上王映霞后写的日记（1926年11月3日至1927年7月31日）编成 《日记九种》，由北新书局推出，开创了新文学作家出版日记的先例。披露了大量和王映霞恋爱的细节的《日记九种》出版后，几年内连续印了八、九版，轰动一时。

　　王映霞(1908—2000)本不姓王。她本姓金，小名金锁。“锁”，由金、小、贝三个字组成，意为金家的小宝贝，学名金宝琴，生于杭州。童稚时过继给外祖父王二南做孙女，易名为王旭，号映霞。王二南先生系南社社员，琴棋书画俱精，满腹经纶。王映霞自幼承欢在王二南先生膝下，春雨润物，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她先在外祖父开的蒙馆读《三字经》，后入教会学校弘道女校，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杭州女师人才辈出，王映霞是她们中的一位佼佼者。
是时，班主任老师是位刚从北大毕业的文科生，他把五四新文学的清风带进校园。王映霞始知鲁迅、郭沫若，后来才知道郁达夫，对郁的文才十分倾倒。在拜读其《沉沦》时，她对文中的大胆描写，觉得颇“有些难为情”。令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几年后的一个偶然，竟在世伯孙百刚先生的寓所邂逅郁达夫。

　　这时，郁达夫收到妻子孙荃寄来的皮袍子，嘱郁达夫谨慎为人，他心中十分感激，还盘算着要写一篇小说，卖几个钱寄回家中。当然，他仍然留恋着王映霞。王映霞长得很漂亮，比较符合郁达夫心目当中理想的女性。王映霞是一个新式女性，受过新式教育，思想比较开放，比较开明，郁达夫看了以后觉得这个女孩子很特别。陷入热恋的郁达夫，这时突然燃烧起了对现实生活的热情。他感到，如果能得到王映霞的爱，此后的创作力恐怕要更强。

  郁达夫的同学许绍棣此时已当上了浙江省教育厅长，也暗恋着王映霞。但郁达夫几乎天天去找王映霞。一向生活拮据的他突然变得挥金如土，他与王映霞的恋爱方式不是花前月下的清幽境界，而是上高级饭馆，看好莱坞电影，尽情地追赶着摩登都市的时尚。
但是年轻美丽而又受过新式教育的王映霞面对这位比自己大十几岁家有妻儿的著名作家始终处于矛盾彷徨之中。他不断地给她写的情书，王映霞开始并不动心，还将他的情书公开。相识之初，王映霞在“犹豫、困惑、烦恼、兴奋”中举棋不定，后终于敌不住“欲撰西泠才女传”的郁达夫的苦心孤诣的追求。

　　只是，当郁达夫求孙大可代向她求得一个答复时，她则要求郁达夫必是一个“清清爽爽的身子”。这便使郁达夫陷入两难境地，他可怜他的妻，但更舍不下美丽的王映霞。他的心中总有一个诱惑着他的理想。这个理想谈不上崇高，也不具备多么深刻的内涵，但对郁达夫来说，却具有巨大的人生魅力，是推动他奋斗，创造的动力，这就是女人的爱。
关于爱情，郁达夫说过：“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郁达夫在绝望之中给王映霞写了一封绝交信，岂知第二天王映霞拿着信来找他了，并表明了心迹：愿意和他一起走下去……
甜蜜的爱的激流，最终还是冲溃了理智的堤坝。

　　这年5月底，当创造社出版部遭到搜查，郁达夫潜往杭州，就是避居在金刚寺巷王映霞家。显然王映霞此前已做了家人的“思想工作”，家人并没反对她与郁达夫的结合。
此时，远在北京的孙荃面临生产，生活窘迫，郁达夫自责不已，想法筹措了钱给妻儿寄去。尽管家人百般反对，郁达夫对王映霞的爱却不可逆转，他得到了王映霞的祖父和母亲的首肯。1927年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餐厅举行了订婚宴，向世人公开了他们的关系。

　　两人原打算于1928年3月12日在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婚礼，这一计划后来没有实现。结果是在上海，他们在南京路上东亚饭店请了两桌客，按王映霞的说法，“就算是作了我们的喜筵”。
他们结婚请客的东亚饭店，就是著名的先施公司的一部分。先施公司当年由澳洲华侨马应彪开办，1917年10月20日在上海正式开张。开张之日，门口拥挤不堪，南京路为之堵塞，商场里人山人海，购物者、参观者群络绎不绝。先施公司里面除了百货，还有东亚旅馆和东亚酒楼，东亚酒楼全面供应中西大餐、满汉全席与经济小酌、咖啡菜点等。买、吃、玩、住，都在先施公司大楼里面可以一站解决，因此也催生了不少一住数天都不想走的土豪……

　　杭州的婚礼是1928年2月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的。才子佳人，名动全城。那一年，郁达夫32岁，王映霞20岁。当时柳亚子赠诗郁达夫，其中“富春江上神仙侣”一句传诵一时。落花有意随流水，近代文坛上从而演绎出一阕“风雨茅庐”的趣话。
婚后，郁达夫夫妇最初住在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1476号，1929年搬到毗邻的嘉禾里1442号，一直住到离开上海。傍晚时分，郁达夫和王映霞常走出嘉禾里，到树下散步。在极司斐尔路（今万航渡路）和愚园路，有时会遇见从曹家渡过来的独轮车揽生意，他们便分坐在车的两侧，手牵着手，一路上和后面的推车人聊着天，真是别有情趣。

　　他们于1933年4月25日举家离开上海回了杭州。
由上海迁居杭州的第一夜，郁达夫失眠了，人在杭州，但心却在上海。上海不仅有他与鲁迅等人的足迹，更有他对王映霞一见倾心后，就此留下的美好时光。他内心是否有预感，上海留给他的甜蜜岁月一去不复返了：“好事只愁天妒我”。
当然，郁达夫迁往杭州也有政治目的，这是因为1931年左翼作家联盟胡也频等5位作家被害后，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发起人的郁达夫，也接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警告，他不得不暂时离开上海到杭州避避风头。

　　杭州是王映霞的故乡和“发祥地”，她在这个城市里上过学，当过“校花”和“杭州小姐”，现在虽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但她却只有26岁，青春犹在，丰韵依然。所以，在社交场中，作为当年的“杭州小姐”，作为名作家的夫人，她依然是个众目睽睽的中心。
爱慕虚荣的王映霞尽与达官贵人交往，并与许绍棣关系“暧昧”。许绍棣此时刚刚丧偶，也正携三个女儿在丽水，与王映霞朝夕相处。（抗战时，浙江省政府曾一度迁往丽水。）

　　许绍棣表面上是郁达夫的好朋友，但一直嫉恨他，以至暗中向国民党中央呈请通缉鲁迅、郁达夫等文化名人。危急之中，郁达夫匆忙避居富阳。在老家见到孙荃，郁达夫羞愧有加，怜悯之下，欲与孙荃同居，却发觉孙荃房门上贴着四个字：“闲人免入”。
许绍棣将郁达夫逃回富阳的消息告诉了王映霞，暗示郁达夫与原配情丝未断。于是王与郁间的温柔亲密全然不见，两人纠纷不断。

　　1932年郁达夫杭州养病题赠映霞的一首七律《登杭州南高峰·寄映霞》中，还有意无意中会将王映霞视为“妾妇”：
病肺年来惯出家，老龙井上煮桑芽。
五更衾薄寒难耐，九月秋迟桂始花。
香暗时挑闺里梦，眼明不吃雨前茶。
题诗报与朝云道，玉局参禅兴正赊。
这里郁达夫以朝云比王映霞。朝云是苏东坡的小妾，也姓王，也是杭州人。朝云是文人侍妾的代名词，郁达夫此诗题名《寄映霞》，自然是有欠妥当，所以后来他又将“朝云”改为“霞君”。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使王映霞的妾妇身份可谓“名至实归”：郁母七十大寿时，郁达夫曾带王映霞回富阳老家拜贺。寿堂前郁母高坐，原定由各门夫妻依次同拜，郁母临时又改变了主意，改由男归男，女归女，从大房到小房依次拜寿。郁达夫兄弟三人，他行三。轮到小房媳妇拜寿时，王映霞刚欲上前跪拜，孙荃见状从左侧快步插入，抢在王映霞之先朝婆婆下拜了。郁母见小房媳妇孙荃拜过了，就从座位上立起身，以示拜寿结束。
郁达夫的赠诗及郁母与孙荃的态度都明白无误的说明在郁家王映霞不过是“姬妾”！这是王映霞所无法容忍的。

　　1936年，郁达夫为参加抗战活动南下福州，留下王映霞独自带着孩子和老母在富阳、丽水、汉口的漫天烽火中逃难。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正是妻子最需要丈夫在身边共渡难关的时刻，而郁达夫的远走，使王映霞感到郁达夫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
郁达夫远在福州任职时，风闻好友许绍棣“新近借得一夫人”，却不知竟是指王映霞。王与许打得火热，郁达夫蒙在鼓里。

　　郁达夫应国民政府的要求，东渡日本，邀老友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工作。在日本友人家，郁却意外地遇见了隆子。原来日本友人感念郁达夫对隆子的深情，特意将其赎出为妻。
1938年7月，郁达夫从浙东前线返回武汉，王映霞与郁达夫矛盾日深，争吵成了家常便饭。汪静之前去探望却碰上王映霞与郁达夫因小事正吵得不可开交。当天晚上，王映霞离家出走。郁达夫找不到她，便回到家里喝酒消气。无意之中，郁达夫发现了许绍棣写来的三封信，便误以为是许写给王映霞的情书，再加上传闻的王映霞与戴笠有染的事，立即气急败坏地在王映霞的一件旗袍上写下“下堂妾王映霞改嫁之遗物。”几个大字。

　　7月5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第四版刊登《启事》，全文如下：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 他还将许氏情书照相翻印寄给各路名人，使难言家丑大白于天下。
王映霞躲在好友家，郁达夫寻到此，求她回去，因他还爱着她。王映霞却不肯原谅他的所为。经朋友努力撮合，郁达夫登了一则道歉启事，把一切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据说，为此事戴笠也私下托人劝告郁达夫。而此时，为摆脱乱局，许绍棣也迅速地与孙多慈结了婚。郁王二人两人勉强复合，还订下协议，决心“让过去埋入坟墓，从今后各自改过，各自奋发，再重来一次灵魂与灵魂的新婚。”但彼此心中都留下伤口。

　　诗人汪静之说：“郁、王离婚的主要原因是王映霞与戴笠关系暧昧。”总之是王映霞那边出现火烧云，郁达夫不扑火，还拚命扇火，让王映霞下不了台。从郁达夫的性格看，他明显带有颓废文人的气质，其处世为人，也颇有歇斯底里的倾向。这一点，在他处理与王映霞的婚姻关系中表露无遗。

　　许绍棣，浙江临海张家渡人，cc派核心人物之一。其续弦孙多慈正是王映霞介绍的。孙多慈，徐悲鸿的得意女弟子，“落笔有韵，取象不惑”。两人曾师生热恋，当时人们称“慈悲之恋”。后来就被一些小道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同时也造成了徐悲鸿与其当时的夫人蒋碧薇之间的龃龉。多年后，孙多慈得知徐悲鸿去世，为其在家守孝三年，许绍棣对孙的行为抱十分宽容的态度。

　　孙多慈去世后，晚年许绍棣默默地守着挂满四壁的孙多慈画作，孑然一身的他更觉得亲人逝去的悲哀。而去国离乡，“望故乡之渺渺”的现实也使其心境倍感凄凉。曾见其集唐人句的《乡情》：“几多人物在他乡，枕绕泉声客梦凉。白首思归归不得，海天东望夕茫茫。”及《八十感怀》诗句:“览镜白头嗟耄及，可怜归计日迟迟”，叹尽了孤身一人且归期无望的愁绪与感伤。

　　一般人走入新加坡牛车水裕华国货，大概不会有人知道，这就是郁达夫抵达新加坡后的第一站。他和妻子王映霞、儿子郁飞，就住在裕华国货前身南天旅店的8号房；以及后来离婚时，郁达夫饯别王映霞也在这（王映霞则否认有此饯别之宴）。
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受胡文虎（万金油大王，曾为南洋首富）邀请到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文艺副刊《晨星》《文艺周刊》、星洲晚报的文艺版《繁星》、《星光画报》文艺版，同时兼编《星槟日报》文艺半月刊。
这期间，郁达夫与王映霞离婚，之后与李筱英相恋的故事，至今为人所乐道。

　　王映霞到了新加坡后，难舍远方的情人，天天与郁达夫吵架。郁达夫忍无可忍，便将“毁家诗记”寄到香港的《大风旬刊》发表。内容包括两年来郁、王婚姻触礁的点点滴滴。用十九首诗和一阕词，事无巨细全部记录了下来，并加以注释，用词尖刻，不留余地。使得王映霞品格扫地，气得七窍生烟。她一连写了几封信寄到《大风旬刊》，大骂郁达夫是“欺膝世人的无赖文人”、“包了人皮欺骗女人的走兽”、“疯狂兼变态的小人。”于是互揭疮疤、形同分水、冷战分居，最后王映霞演出第二次逃家的新闻。
1940年8月中旬，王映霞只身返国。经香港飞往战时首都重庆，郁、王两人在新加坡、香港、重庆分别刊出离婚启事。
后来郁达夫在新加坡与广播电台工作的李筱英同居。李筱英是福州人，在上海长大，暨南大学文科毕业。中英文造诣均佳，具有非凡的语言天才，银铃般的声音令人着迷。然而，由于郁达夫儿子的坚决反对，两人未能成婚。

　　王映霞回到重庆后，开始了新的生活。1945年冬，任妇女指导委员会保育院保育员，次年6月，任军事委员会特检处秘书，随即到外交部担任文书科科员。王映霞在重庆的工作和生活，都得益于军统头子戴笠的鼎力相助。
在外交部担任文书科上班的第一天，她刻意打扮了一番，穿上一身凹凸有致的花色旗袍，足登三寸高跟皮鞋，加上她那“荸荠白”的皮肤，确实是艳光四射。她款摆腰肢走进办公室时，四座皆惊。
王映霞清楚地知道，红颜易老，青春不再，她必须有效地把握自己犹存的风韵，而且还要尽量摆脱“郁达夫弃妇”的阴影。于是努力重塑淑女的形象。除了化妆和衣着外，往日故交在重庆的反而很少往来，谨言慎行。不久，经过精心准备，她又重在社交界抛头露面。商会会长王晓籁成了她的干爹。王映霞凭她的家世、学识、美艳、机敏，再加上岁月的磨炼、爱情的波折、饱经世故，已是人情练达，还有人见人怕的戴笠撑腰，真是左右逢源，日子过得顺风顺水。

　　1942年4月，由曾代理民国国务总理兼外长、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做媒，王映霞在重庆再披嫁衣。新郎钟贤道是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任职于重庆华中航业局，是王正廷的得意门生。王映霞与钟贤道的婚礼冠盖云集，贺客如云，极为排场，宴宾三日，王莹、胡蝶、金山这些当时的大明星也前去赴宴。
郁达夫的朋友、专栏作家章克标在《文苑草木》中说：“他们的婚礼是十分体面富丽的。据说重庆的中央电影制片厂还为他们拍摄了新闻记录片。他们在上海、杭州各报上登载了大幅的结婚广告，而且介绍人还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见这个结婚的规格之高，怎样阔绰。”
著名作家施蛰存还专门为王映霞赋诗一首：“朱唇憔悴玉容曜，说到平生泪迹濡。早岁延明真快婿，于今方朔是狂夫。谤书欲玷荆和壁，归妹难为和浦珠。蹀蹀御沟歌决绝，山中无意采蘼芜。”
山城重庆为之轰动，有说法称：“钟贤道拐了个大美人！”

　　钟贤道对王映霞非常体贴，婚前他就对王映霞许诺要把她失去的年华找回来，婚后他让王映霞辞去工作专事家政。解放前夕，当时的达官显贵都纷纷逃往台湾，钟贤道却退了预订的机票，与王映霞留在了大陆。
对于自己婚姻中的两个男人，王映霞晚年在自传中作了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飘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她在《王映霞自传》中对郁达夫和钟贤道都有所提及。只不过，全书一共五十四章，直接讲到钟贤道的只有五章，绝大部分篇幅还是围绕着郁达夫展开。这个男人曾让她心醉，也让她心碎，还让她到了生命终了也无法与其脱离干系。那个给她尘世幸福的平凡男人钟贤道，只是和她共同经历生活风雨，只是和她相互扶将，只是和她平淡度日，只是拿她当作宝贝宠着爱着，却没有留下更多的故事。

　　1990年，已83岁的王映霞应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刘绍唐先生和原《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先生之邀，以“杰出大陆人士”的身份访问了台湾。
在台北三个月，她拜访了久违四十年的老友陈立夫、胡健中，参观了张大千的故居摩耶精舍，畅游了阳明公园。
陈立夫寓所位于台北士林区一座绿意盎然的山坡上，当王映霞步人客厅时，时年92岁高龄的陈立夫甩掉拐棍趋步上前，作个揖说：“王女士，想不到我们还能见面，不容易，不容易呀！”王映霞含着眼泪细细打量陈立夫，只见这位当年儒雅风流的故交已须发皆白。

　　老友重逢，他们沉浸在逝去的岁月中。陈立夫谈到50多年前他们在杭州“楼外楼”相聚的往事。那是1933年秋天的一个黄昏，胡健中在西湖孤山南麓的“楼外楼”为来杭州休假的陈立夫洗尘，胡健中特邀郁达夫、王映霞夫妇作陪。陈、郁、胡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研究的才子，面对桂子飘香的西湖，品尝着远近知名的醋鱼，大家谈诗论道，尽欢而散。陈立夫还兴致勃勃地忆起台儿庄大捷与武汉会战期间，两次与郁达夫见面长谈的往事，对郁达夫英年早逝深感痛惜。

　　见面后的第二天，意犹未尽的陈立夫让秘书送来了赠给王映霞的条幅:“春花开得早，夏蝉枝头闹，黄叶飘飘秋来了，白雪纷纷冬又到。叹人生容易老，总不如盖一座安乐窝，上挂着渔读耕樵，闲来湖上钓，闷时把琴搞，喝一杯茶乐陶陶，我只把愁山推倒了！--映霞大姐雅属，陈立夫时年九十二。”
陪同王映霞访台的其女儿钟嘉利，也另获赠一幅立轴。老先生乐观的生活情趣和对老友的深深叮咛，令王映霞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访台归来后，一直在上海独住的王映霞不慎跌倒伤骨，从此搬到杭州与女儿一家住在一起。杭州是王映霞从小生活的地方，女儿经常用轮椅带着她去西湖走走，走在如诗如画水光潋滟的湖畔，常常会有游人回顾赞叹：“这么漂亮的老太太！”
2000年2月，王映霞在西子湖畔乘鹤归去。

　　郁达夫于1940年和王映霞离婚后，李筱英突然出现，使他本来已一潭死水的心池，又再掀起波澜。李筱英是福建人，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能说流利的英语、上海话。
　　1941年，李筱英刚满26岁，因和丈夫意见不合而离婚。当时她是新加坡情报部的华籍职员，后来又担任新加坡电台的华语播音员。
　　李筱英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才华，并主动向他示爱。46岁的郁达夫在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余，遇上这位花容月貌的佳人，一拍即合，两人感情迅速发展，不久李小姐搬入郁家同居。
　　但是，郁达夫和李筱英的结合遭到当时仅13岁的郁飞反对。虽然李筱英极力想搞好和郁飞的关系，时常带他去看电影，散场后还带他去高级餐厅饮冷品，并买很多玩具给他，可是郁飞始终不领情。郁达夫碍于儿子不便接受李筱英，更不能正式结婚。1941年12月，李筱英痛苦地搬出郁家。
　　李筱英后随军撤到印度，并跟一位青年广播员结婚，其后丈夫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她悲痛之余，返回新加坡，在"丽的呼声电台"任华文部主任。后来再嫁，并定居香港，生儿育女。现女儿都去了澳洲，她也移民澳洲。

　　王映霞离开郁达夫约一年半后，因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战火逼近新加坡，1942年2月4日的清晨，新加坡一班文化人开始向各地逃难。
郁达夫身居英政府情报部和新加坡文化界工作团的要职，原想滞留到最后的一分钟才离开他的岗位的。但因为战局一天比一天吃紧，他终于和王纪元、邵宗汉、胡愈之、张楚琨、汪金丁、李铁民和李振殿等二十八个男女老幼难民，乘着一艘小舢舨改装成的小电船，离开他住了三年多的新加坡，冒着炮火，穿过天上日军飞机交织似的马六甲海峡，当天晚上才驶抵离星州最近的荷属东印度（即现在的印尼）小岛巴美吉里汶。因为当时没有取得合法入境手续，虽然允许登岸，却被荷兰当局扣留在岛上两天。到2月6日的晚上，才逃到苏门答腊东海岸一角的小岛石叻班让。在这里歇宿了一宵，就又决定分批行动。

　　郁达夫等人后来又艰难周折地到了苏门答腊岛的巴爷公务，为了解决一班从新加坡逃难来的朋友的生活和掩护起见，于1942年的9月1日集资创办了赵豫记酒厂。这所酒厂初期的营业很坏，有一个时期弄得几乎维持不下去。到一九四三年春，营业才慢慢好转，产品也能满足市场上的需要。这时，郁达夫作为“赵豫记酒厂”的老板，显然在当地人看来他已是巴爷公务的一个有钱的大商人。

　　由于朋友的介绍，郁达夫会见了巴爷公务的雷登南蔡清联，当地的侨长。这是荷兰政府委任的官制。郁达夫懂得德文，德国话说得很好，蔡清联也懂德文，两人因为言语相通，因此也就颇谈得来。
　　1943年5月底的一天，郁达夫去探访这位侨长，想托他代找一所房子。进门的时候，刚巧有一个日本宪兵队长来找侨长，查询华侨状况，双方言语不通，郁达夫当即被央作临时翻译。宪兵队长听了他一口流利的日语后，觉得甚为诧异。于是宪兵队长要郁达夫跟他到武吉丁宜宪兵部去做翻译，他被迫进了宪兵部当了个不受薪的通译。

　　日本宪兵部里的人，也多半叫他“赵大人”或“赵胡子”，因为郁达夫这时已经化名赵廉并蓄留了两撇胡子。

　　郁达夫当了日本宪兵的通译之后，则逗留武吉丁宜的时候居多。生活过得相当无聊，每天不是陪着宪兵部里的几个小兵喝酒胡闹，便是嫖嫖私娼，受了不少委屈。认识他的人都暗地里替他惋惜难过，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在宪兵部受那班无知无识小兵的闲气，卑躬屈节地逢迎他们，实在不值，而且这段“涉伪”经历还授人以柄。
干了几个月翻译后，郁达夫还是找了个“生病”的借口，辞掉了这份差事

　　这时期，郁达夫常常到巴东去。因为他也是巴东“荣生旅馆”的股东，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常到巴东去了。
他经常往来于巴东和巴爷公务之间，生活也过得相当逍遥自在。巴东的餐室和巴刹，也是他经常流连的地方，几乎每家餐馆他都去过。而且还喜欢邀约一两个日本人共饮。他的用意据说还是为了避嫌，免得引起日本人的误会。他甚至还和日本人到“德国香巢”去走走。有时也和朋友到花街柳巷去寻幽探胜，放浪形骸，常常从这家“事毕”出来，又再顾而之他，进出香巢，有时竟连跑三五家香巢不但毫无倦容，而且还兴致勃勃，谈风也特别健，不是谈诗论词，便是纵谈天下大事。

　　郁达夫为了避免日本人的猜疑，为了需要生活上的点缀，不能不急急地在“此时此地”结婚。他托人说媒时，还特别声明：“没有条件，美丑不成问题，身世更无所谓。”那时就有两个荷兰女人常常和他厮混在一起，巴东有一个交际花，也跟他很有往还，可是都没有成事。
　　有一天晚上，郁达夫在巴东和朋友到一家华侨开的马来饭店吃饭，无意中谈起婚事，饭店老板娘自告奋勇地要为他作媒，当时就约定“等一会儿看人”。

　　在暗淡的灯光下，幽静的小饭店里，显得格外寂寞。等了一会，果然来了一个胖得有趣的“饭店西施”。她一进来，就坐在靠门边的一张椅子上。她穿的是荷兰装，烫头发，但不会说中国国语，看样子不“愚蠢”。见了面，她只是含情脉脉，没有说什么话。郁达夫和她说话，她也不大答腔，问了几句话后，她索性站起身向后门走了出去。
做媒的老板娘见她走了，满脸流露出狼狈和歉疚的神气，但又没有办法叫她回来，就说等明天再回话吧。可是不知怎的，过了好多日子，还是消息杳然。

　　第二次，郁达夫的一个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位年已三十多岁的、受过荷兰教育、身世清白的李小姐。她过去当过荷兰学校的幼稚园教师。郁和她初次见面，便非常钟意，当即邀了介绍人和几个朋友一道上荣生酒楼去饮宴。席间，郁达夫还兴致勃勃，两情也相当融洽，这顿饭一直吃到晚间八点多钟才散席。然而不知什么原因，这件婚事还是无疾而终。

　　第三次，事前也没有谁听到说郁达夫有了对象的话。有一天，郁忽然对一个朋友说：“今天我要订婚了，你来一趟吧。”
　　那天正是1942年7月20日，也是阴历六月初八。被邀请的朋友并不多，只有四五个人。郁达夫的对象姓陈，名莲有，是某校总理之兄的女儿。在中国出世，十岁到巴东，她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十一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现仍在巴东。她原籍广东台山，平时只会说一口台山话和印尼话。原本姓何，因家境清贫，由陈姓亲戚收养，因此改姓陈。她貌不美，但也不丑，人却很老实。
订婚的仪式很简单，是在女家举行的。当时陈莲有才年华双十，并不识字。郁达夫虽不懂台山话，但学会了印尼话，因此后来夫妻间的日常用语，便是全部印尼语对白了。

　　订婚了一年多，酒厂也开办了一年多以后，郁达夫才与陈莲有结婚。最有趣的，便是郁达夫该进洞房的时间到了，他还在打麻将，经友人几度催促，才被人拉拉扯扯地推进新房去。
　　这时红烛高烧，新娘垂着头坐在那里，郁达夫也坐了下来，喝了几口酒，提笔写诗。过了好一会，新娘立起身，羞怯地看他写字，郁达夫猛然发觉了，说：“可惜你看不懂我写什么，不过，这也好……”郁达夫要她并肩坐下，忽地笑着说：“你姓陈又姓何，我已经把你的名字改了。”他在纸上写了“陈莲有”三个字，再在上面打了个“×”，然后再写“何丽有”三个字，搁笔说：“何丽有，这名字很好，你满意么？”
　　新娘羞怯地说：“反正我都不认识，你喜欢怎样写，就怎样写。”
其实郁为她取此名，是以貌取人，谓她的容颜没有“丽”。

　　结婚的第二天，郁达夫一早起来，就去找朋友，取出他昨晚写的诗，说：“我昨晚弄了很久，拿来给你看。”诗稿写得很端正，一笔不苟。
　 他还笑着说：“想不到她还是处女……”
　 新婚后一周，郁达夫即带着他的新夫人回到巴爷公务去，同时还有一批他新夫人的亲戚友好也跟着同去，拖男带女浩浩荡荡地搭火车，非常有趣。

　　郁达夫婚后的生活，可以说是相当闲散，相当舒服和有趣的。一天到晚散散漫漫的，有时打打麻将，是吃饭的时候了，便赶回家去吃饭。有时还要到武吉丁宜或巴东去走走，虽则他已不在日本宪兵部里当通译了，还得跟那些日本人打交道，敷衍一番。他的新夫人如不同去，便将应用的东西，预备得妥妥当当，供“赵大人”出门之需。

　　郁达夫对待他的新夫人实在很好，虽则在人前称她为“婆陀”（印尼语为蠢才之意），其实这位新夫人并未被认为“无知无识”的“蠢才”女流。他们夫妇日常生活无论是聚餐、访友、吃喝、玩乐、旅行等，都是形影不离地相依相随的。甚至日本宪兵常到达夫家里吃喝，对赵太太也非常有礼貌。赵太太招呼应酬也应付得妥妥帖帖，颇具主妇风度。

　　这个女人给予郁达夫的安慰也的确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就曾感慨地对朋友说：“我幸亏有了这么一个女人，如换了另外一个，那么我的一切都糟了！她连我姓什么都不知道，可是我们彼此的感情是很好的。”
郁达夫对她也非常关切，她平日的一切享受，更无所吝惜。“赵公馆”里雇用的女佣就有三个之多。

　　有一次，郁达夫到巴东去，一看见朋友就说：“啊啊，那真是有趣了。”
　　“怎么？”朋友说。
　　他大笑起来，说：“我问我那个女人：‘你看我究竟是作什么的？’她说：‘我看你呀，我看你是个都岗八杂（印尼语，即读书佬之意）！’哈哈！”
　　大家都笑了。
　　他说：“有一次，这东西还会吃醋呢，哈哈……”
　　“怎么？”朋友说。
　　“真糟糕！Star来我家，她不准她进门。”他说。
　　所谓Star，便是一位知书识礼、能说会道的漂亮女人的美容所的招牌，也就是她的代名词。
　　“Star怎么办呢？”
　　“她对Star说：‘不在家！你要找他做什么？’碰的一声把门关上，Star没有进门就走了。哈哈，真有趣！”
　　“那你怎么知道的呢？”
　　“后来，Star对我说起，我才知道。”
　　“你回去骂她吗？”
　　“我对她说：‘人家来看我们，我们要客客气气地招待人家，这样，人家会见笑的。’她说：‘她是什么人？笑由她去笑，我是不给她进门哩。’我也只好笑笑了。”
　　说后，大家又哄笑了一阵。

　　婚后一年的1944年7月里，这位新夫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活泼可爱，样子和郁达夫简直一模一样，像极了。郁达夫给他取名“大雅”。对于这个儿子，达夫是非常疼爱的，同时对这位被他在人前称她为“婆陀”的太太的感情，也比过去真切得多了。
所可惜的，便是他们的夫妇生活，前后才过了一年又三百四十八天，相差了十七天才满两年。

　　有关郁达夫最后的情况，可看一条境外报道：
1945年8月29日，郁達夫在蘇門答臘失蹤，時年四十九歲。
　　這一天是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的兩周，郁達夫沒有迎來凱旋的歡呼，相反卻迎來了他的噩夢。那晚8時許，郁達夫正在家中與幾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個土著青年把郁達夫叫出去講了幾句話，隨即，郁達夫就回到客廳與朋友們打了個招呼出去了，衣服都未及換，穿著睡衣和木屐消失在茫茫夜幕中，從此便再也沒有回來。據他的朋友說，聽見了外面有汽車引擎發動的聲音。而幾個小時后，郁達夫的小女兒郁美蘭來到了這個世界上。由於郁達夫的失蹤太過詭秘，關於他的生死至今仍像謎一般沒有解開。

　　在胡愈之的回忆文章《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中，有一个得自英美盟军报告的可靠说法：郁达夫被骗离家后，日军宪兵就绑架了他，于9月17日将他和几名欧洲人士枪杀在丹戎革岱的荒野中，然后就地掩埋。
郁达夫因日语熟练，被苏门答腊日军宪兵队胁迫做过翻译，知道鬼子不少罪证，在盟军远东军事法庭即将开启之际，早已侦悉其真实身份的日本宪兵既害怕他出庭作证，又害怕他回国撰文，因此非将他除掉不可。

　　据外媒报道：
日本橫濱市立大學副教授鈴木正夫，早在1966 年就開始了對郁達夫南洋流亡生活的研究。他三次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等地調查，尋訪了上百名當地人，終於找到了當年的日本憲兵班長，就是他下達了殺害郁達夫的命令，從而証實了郁達夫被日本憲兵殺害的推測。
　　鈴木正夫與這個頭發花白的75歲老人——當時下達殺害郁達夫命令的憲兵班長在日本見過面。這名憲兵班長承認：“責任在我，是我對幾個部下下令綁架處決趙廉的。”
　　這名憲兵班長說，“如果他活下來，日本將會被他毫無遺漏地暴露出來，這終將成為証據”，所以，憲兵隊在奉命撤退以前，便決定對郁達夫下手。8月29日晚派4名憲兵，找了一名印尼人騙郁達夫出來，把車開到附近荒野，在一個山崖下把趙廉（即郁達夫，趙廉为其在蘇門答臘时的化名）活活掐死并就地埋在荒野。

　　值得一提的是，在郁达夫失踪后大约十二个小时，何丽有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取名美兰，又名梅兰。可悲可怜的是，她与亲生父亲郁达夫缘悭一面。

　　何丽有直到老公赵廉去世后，才知道他是中国的大文豪郁达夫。  

1949年，何丽有在印尼再婚，嫁给一个商人，并生了两个女儿，生活还不错。 

1960年印尼排华，何丽有全家因没有加入印尼籍，只好坐船回国，被中国政府安排去海南岛华侨农场做工。不久丈夫逝世，何丽有靠30多元人民币来维持一家5人的生活费用，生活艰苦。后来大儿子参加工作，大女儿到北京上大学，生活才得到改善。

　　1976年，何丽有带一个小女儿到香港定居，不久郁大雅和另一个女儿也先后到香港。初到香港，何丽有一家都到工厂做工，她在制衣厂做剪线头工作，收入仅够餬口。住在九龙湾木屋区，不幸木屋区发生火灾，他们被安置在新界大埔安置区居住。

　　郁大雅，1944年生，现住九龙牛头角东华南村。他初到香港是在烧腊店做工，后曾当司机。
郁美兰，1945年生，1970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以后分配去南京市南开中学教书，曾专职在南京搞侨联工作。丈夫胡序建是胡愈之的侄儿，曾任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郁达夫与王映霞育有三个孩子，郁飞、郁云和郁荀。郁飞（1928—2014）跟郁达夫在新加坡住了三年，因战乱郁达夫把郁飞送回国内。
郁云，1931年出生。郁荀，1936年出生。王映霞和郁飞去新加坡时，郁云和郁荀便寄居在福建的外婆金氏家中，嗣后又寄居在父亲的朋友家中，再三转居。
郁云先在东吴大学读法律，后又读企业管理。较长时间在上海红星轴承厂工作，现已退休。
郁荀，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在昆明大学任教，妻子余绮华在昆明大学工会工作。

　　1940年，移居新加坡的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姻破裂。王映霞从新加坡回到重庆，当时十多岁的郁飞成为了唯一陪伴在郁达夫身边的亲人，从而在南洋度过了三年的少年时光。
1942初，出于战争的需要，新加坡宣布禁止任何成年男子离开。郁达夫在形势动荡的情况下，为儿子的安全着想，最后决定请返回重庆原籍的尤夫人卢蕴伯(四川航运界卢德敷之妹)带郁飞回去，托交给已在重庆的陈仪照看。    

郁达夫在福建供职时，陈仪虽说是他的上司，但相处两年多，彼此有更多的了解。郁达夫确信陈仪是一个有理想的政治家，友谊日增，无异于知交。所以他经慎重考虑，选定故友、已在重庆任行政院秘书长的陈仪。

　　卢蕴伯乘船将郁飞带离新加坡，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欲转机时，发现已经买不到前往中国的机票。
郁飞在印度滞留期间，从报上看到蒋介石夫妇正在新德里访问的消息。少年的郁飞居然想到写信向宋美龄求助，信中附上一张父亲的名片。没想到真的得到了宋美龄的关照，而后得以乘坐军机离开印度，抵达战时的“陪都”重庆。
当时是战争最紧张阶段，纵是百万富翁也一票难求，那么多党政要员和战时军事器材需要用飞机，而一个文人的幼子能仅以爸爸的名片就求得蒋宋的特殊关照，这件事今天听来仍然让人心里暖暖的。迄今忆起，郁飞仍然记得坐飞机前要经过一段万一飞机出事时的求生训练，也记得在飞机上的奇寒。

　　当初离开新加坡时，郁达夫为儿子回到中国后的去处考虑再三，本想将其托付给好友、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沈从文，但考虑到沈从文生活清贫，恐怕为他造成负担，于是决定将儿子托付给浙江同乡、也是之前在福建省政府任职时的老上司陈仪。陈仪当时在重庆担任行政院秘书长。
郁达夫在送别儿子时将一张自己的名片放在郁飞的上衣口袋里，就是凭借这张名片，郁飞奇迹般的到了重庆，并被送到了陈仪家里。在之后多年的岁月里，先后担任台湾行政长官、浙江省主席的陈仪一直对郁飞呵护有加，让家人、尤其是女儿陈文因对郁飞悉心照料。

　　四十年代末，已是成人的郁飞先是入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后又在陈仪的关照下转入浙江大学。1950年，大学毕业的郁飞决定前往北京就读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新闻培训班。就是这个当时看来没什么不妥的决定，却在冥冥中奠定了他之后大半生的不幸遭遇。
郁飞在人大新闻班就读期间，喜欢上了一位苏州籍的女同学。当这位女同学被分配到新疆之后，郁飞不顾远在浙江和上海的家人的劝阻，也追随这位同学去了新疆，并被安排在了《新疆日报》社外语编辑部。但没多久，他爱恋的女同学却通过家人打通关系而离开了新疆，回到苏州，但此时的郁飞却已经无法离开。
之后的岁月里，他结识了一位西安籍的新疆广播电台播音员，两人结为连理，并很快生下两个儿子。但新婚不到两年，原本打算扎根新疆、专心从事翻译和东亚历史研究的郁飞却在反右运动到来时，阴差阳错地被打成右派。眼看着郁飞被批斗，与他结婚两年的妻子也弃他而去，回到了老家西安，并将两个孩子也带走。

　　刚刚三十岁出头便遭遇妻离子散的郁飞在反右中度过了近三年的批斗生活，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在1960年偷偷从新疆跑到了北京，希望去找父亲的老朋友郭沫若为他平反，却被告知郭沫若因开会而不在北京。郁飞转而去找父亲在新加坡时的好友胡愈之，胡愈之也“恰巧”正在开会。
郁飞在京时在其父亲的朋友郭沫若家里小住，一次在街上与大学时的某同学邂逅。对方在印度驻华使馆工作，邀请他便时过去叙叙。此后他趁空去印度使馆看望老同学，门卫不让进，他便折返，不意被便衣带走。一调查，是外地来京的右派分子，这非同小可！其时中印关系正恶化，于是他以叛国投敌罪获刑十五年。在那个荒唐的年月里，这些都是无法开脱的罪名，尽管喊冤申诉，却无济于事。

　　在北京关押了几年之后，由于劳改农场人满为患，郁飞和其他一些浙江籍的劳改犯被发配回浙江，在金华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郁飞被安排去运大粪、种地、烧窑、做胶鞋。也就是在这期间，他的身体被彻底累垮，并感染上多种疾病。
在北京和金华的监狱及农场里度过了15年的漫长而孤独的岁月后，本以为终于迎来自由，他却又被“留场察看”3年，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就这样几乎被蹉跎殆尽。
1977年，获释后的郁飞终于迎来“平反”的日子，并开始在金华和杭州的大学教书。文革后浙江文艺出版社创建外国文学室，郁飞被调去领衔从事翻译和出版。他本人也终于实现多年的梦想，翻译了多部著名文学作品。

　　此期郁飞最感人和成为其后不朽文坛佳话的翻译巨作是他“父债子还”帮助父亲在半个世纪后译完林语堂用英文写的《瞬息京华》的义举。其他译者未经允许翻译了林语堂的此书并将书名译为《京华烟云》，虽然这类译本后来比较流行，但林语堂一直不认可。
林氏自己本人是大作家而且中英文俱佳，他本人不愿操刀去翻译自己的著作而倾心于郁达夫，当然一般的译者他不会看上。
读者评论，这部书有过数种不同的译本，但郁达夫和郁飞父子这个本子至今仍然被文学界和精通中英文的圈内人认为是最好的译本。

　　70年代末，郁飞仍健在的母亲、当年有着“杭州第一美女”之称的王映霞一直希望儿子能再找一个伴侣。她委托当年的老同学为郁飞在杭州找寻合适的人选。而这位老同学最初找来一位女邻居和女医生为深受疾病困扰的郁飞看病，这位女医生就是后来陪伴郁飞到最后时刻的郁飞第二任太太王永庆。

　　经历了20多年孤独岁月的郁飞却在和王永庆相识后重新感受到了对爱情和家庭的渴望。于是，他在母亲王映霞的催促下，努力追求独居多年的王永庆。甚至在王永庆两个女儿的眼里，像个怪人一样，穿着“花衬衫”、骑着“花车子”跑到王永庆家里。
郁飞的诚意和他对王永庆两个女儿的呵护终于让王永庆接受了这个已经52岁的男人。两人于1980年登记结婚，并在杭州度过了十多年的安稳岁月。1992年，双双已经退休的郁飞夫妇，在王永庆大女儿的申请下，移民来到纽约。

　　郁飞认为，父亲由于天生的气质和接受中西教育，加上处于近代中国风雷激荡的时代，造就了他成为一个主张抒发个性的启蒙作家，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和一个始终如一的爱国者。他说，父亲是一个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事过于感情冲动。他不是圣人，而是一个文化人，他希文化界不要美化他，也不要丑化他。有人常常片面夸大郁达夫消极浪漫的一面，其实，他的浪漫无非是喝酒打麻将以及与各种女性交往而已，他对身世飘零的女性一向持同情态度。

　　郁飞这番话对于真正认识郁达夫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郁达夫始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这是他人生的主旋律和本质。其次郁达夫也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有人说他一生离不开美人醇酒，此话有对的一面，但也有不够真正理解他的一面。他多情但并不滥情，浪漫并不浪荡。他写过一副对联：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确在感情上他是开放的但也是常常约束自己的，甚至可以说还是比较专一的。
他结过三次婚，也曾与一位才色兼备的女子同居过。第一婚姻是父母包办婚姻，他的离异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第二次婚姻，即与王映霞的婚姻的玻裂，郁达夫是痛苦的、无奈的，责任不在于他，可以套一句名言：“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要不是“当了死乌龟”郁王会发生婚变吗？在痛苦中挣扎了三年，郁达夫一直希望挽回这段婚姻，但终于失败了。离婚协议书上写着：三个子女由郁达夫一人赡养。家庭破裂以后，在痛苦贫困和社会动荡中，一位懂得几国语言、才色兼备的电台播音员，因仰慕郁达夫的才华而爱上他，但由于郁飞年少气盛极力反对，郁达夫尊重儿子对母亲的感情，终未能成眷属。第三次婚姻是与一个文化水平较低并且相貌平庸的华侨女子结婚的，虽然这样，郁达夫也深爱着她，直到被害。
至于有人说郁达夫也曾经与一些交际花或风尘女子有所交往接触，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中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更何况郁达夫对于不幸女性，一直是寄于同情的，我们只能说他是“细行不检，大节无亏”而已。

　　对于郁达夫的死，郭沫若曾经充满愤激地发誓：“假使达夫确实是遭受了苏门达腊的日本宪兵的屠杀，单只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要求把日本的昭和天皇拿来上绞刑台！英国的加莱尔说过‘英国宁肯失掉印度，不愿失掉莎士比亚’；我们今天失掉了郁达夫，我们应该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头子偿命！”
也正是为了这，以温婉雅致中和淡泊闻名的中国女诗人谢冰心也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痛创，充满悲恸地说：“这场战争对中国文学的最大打击，便是我们失去了他(郁达夫)。”

　　郁达夫的一生其实充满了矛盾。他痛恨日本而又宿命地躲不开日本。他在日本求学，热爱日本的山川景物，受日本文化的影响而最终还是不幸地死于日寇之手。
他热爱女人而又惧怕女人。从幼年开始，他就知道了女人的可爱，从爱慕邻家少女、艳羡上海女戏子到在日本迷离于歌伎酒家、买醉于下等妓院，直到一婚再婚而三婚，他尝尽温柔却又伤痕累累；从在日本寻雏妓到在安徽青楼包养妓女，从死死追求惊为天人的王映霞到在苏门达腊刻意寻找无知村妇为妻，其间郁达夫的心路历程，远非世人想象之逢场作戏！
在郁达夫的人生辞典里，病态即常态，歌哭常为诗；嘻笑蕴怒骂，皮里藏阳秋。郁达夫性格的形成是时代和个人命运的结晶，他是一朵眩目的唯美奇异之花。

　　时光流转，郁飞在上世纪末又飘洋过海，这次是来到了纽约。儿行千里母担忧，即使那时的郁飞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母亲王映霞尚健在，她亦常常书信往来关心郁飞的海外生活。王映霞时已年近90岁，其书信字迹仍然娟秀美丽、文静娴若，无愧于当年女才子之名，读之使人景行仰止。
郁飞晚年在纽约市政府工作，生活安逸。忆及旧事他曾有过感伤。他喟叹自己一生曾经出国两度，一次自己年纪太小，世事未谙加上战火连天；二次则自己已太老，无限关山，身在大洋而心在故土，无尽沧桑也只能是“天凉好个秋”。
郁飞希望有关方面和郁达夫的儿孙们，能够找到先父埋在异国的骸骨，并按家乡的传统习惯，安葬在故乡的青山中。
郁飞和妻子王永庆皆是温存而厚道的老人，上苍有情，郁飞先生得享幸福晚年。

　　最后再附一篇郁达夫散文：

《怀鲁迅》

真是晴天的霹雳，在南台的宴会席上，忽而听到了鲁迅的死！

　 发出了几通电报，会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我就匆匆跳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船靠了岸，到家洗了一个澡，吞了两口饭，跑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遇见的只是真诚的脸，热烈的脸，悲愤的脸，和千千万万将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与紧捏的拳头。
　　这不是寻常的丧事，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象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时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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