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编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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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这个称谓并不像它表面含义那样宽泛，它主要指文革后期到农村插队的一大批中学生。我有幸成为知青，在农村呆了4年，没变成农民，离开农村还是知青，而同时进工厂、当兵的同学，去了以后就分别是工人和军人了。“知青”称呼给我的感觉是，年轻时玩了一回票，老了就可以不时地炫耀了。

3月中旬，参加了一次大型知青聚会，获赠4本书，其中有一本知青编年史 -- 延安地区北京知青大事记，官方出的。在书的序言中，知青史被提升到延安红色革命史的一部分的高度。

延安市委组织编写的《青春履痕 -- 北京知青大事记》

利用其中的数据，制作了两个表。数据整理后，增加了“知青”和“北京(插队)知青”称谓的困惑。

表一

表二

从表一可以看到，1971年招工之后，40%的北京知青离开了农村；1972年招工后，83%的北京知青离开了，留在农村的北京知青只剩17%，实际坚守在农村的只有3300人（不算长期居住在北京和批准在京治病的1200名北京知青）。两表数据还显示，历年北京知青累计总数保持在26000名人左右，各时期变化不大，而其他来源地知青累计总数从最初的10000人，增加到16000人。同时，北京知青在知青总人数中的比例逐年下降，到1978年底，仅占3%。

数据记录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衰轨迹。知青插队，即大规模的城市中学生上山下乡运动，从积极意义看，是一场短暂的、虎头蛇尾的理想主义实验。在延安地区的样本中，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和扎根农村一辈子为代表的信念（其中不乏以天下为己任，改造社会的宏大志向），在比较短的时间（2-4年）内，稍经诱惑（招工、参军、上大学等），就被知青群体通过行动实际上遗弃，应验了存在决定意识的哲学命题。

在延安地区插队的知青群体中，“大”（粗略）数据显示，北京知青获得更多社会关注，占有更多资源。这种情况导致一种错觉，北京知青比其他知青或青年优秀。然而，数据也提示我们，40%及83%的北京知青分别在在两年半和四年内离开了农村，这个比例远高于同时期其他来源地知青离开农村的比例。到1978年底，留在农村的知青中，北京知青仅占3%。就农民的本业而言，没有证据显示北京知青比其他知青或青年在体力和才智上更强，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粮食。

在对上山下乡的回顾中，存在以下一些疑惑。

1)文革后期，中学毕业生就业，进入工厂、农村、部队，都是接受再教育，短时间的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否比革命工人、革命军人再教育更有价值，从而更值得宣传?

2)在对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回顾和回忆中，被教育者为什么比教育者（贫下中农）更受关注?

3)大部分北京知青在农村一线务农2-4年，这么短的时间，其功绩如何与本地知青、本地青年长期对本地的贡献相比?

4)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上大学、进工厂、参军、提干是否挤占了本地知青的机会?

5)尽管1971年中央对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踩了刹车，下面人似乎并不清楚中央的意图，宣传上也未见改变。1972年大批知青离开农村后，陆续有大城市学生“响应党的号召”，到延安地区插队落户，受到鼓励和推崇。他们及其家长显然对政策的变化并不知情。这样做对他们公平吗？

6)上山下乡运动的刹车到叫停，起源于两个知青向周总理汇报。运动由最高发动，叫停时却未见请示最高的记录，是下面人集体作出的决定，还是得到了最高的认可，没有交代。这是否是大事记编撰中的疏漏？

不管怎么说，知青大事记让我们窥见到上山下乡运动真实的一面，这部编年史填补了历史记录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