睦南道的故事 - 天津的高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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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同学发来在睦南道睦南花园拍摄的照片，引起对于这条当时上下学天天路过的街道的回忆。网上搜索了一下，这条近靠交通干道"马场道"，闹中取静的马路原来有这么多的故事。

60年前，睦南道上很安静，没有什么车辆，是学骑自行车的好地方。马路两边多是高高的砖砌围墙，我们个子小，看不见里面的建筑是什么样子。说实在的，那时对于那些样式各不相同的建筑也没有什么兴趣，基本上就是熟视无睹。

睦南道东北起马场道，西南至西康路，全长2.08公里，在五大道中规模仅次于马场道。漫游睦南道，从与马场道交汇处的香港大楼一路走来，直到尽头的西康路天和医院，中间以睦南花园为"分界"，南半段大多是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到四层、颇具时代特质的宿舍楼，北半段则以风格迥异的小洋楼为主，但整条睦南道并没有割裂，而仍是给人一种整体的和谐感，因为道路、围墙、院落、建筑井然有序，厚重的木门，路边的绿树无不体现深厚的历史感，一切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

睦南道修筑于1929年，原为天津英租界香港道，又名英租界31号路。天津英租界是在天津设立最早的外国租界，也是发展最繁荣的租界。1860年12月17日英租界开辟，初期面积约460亩，位置在海河西岸，紫竹林村一带。1870年，天津英租界建成了第一条马路——从老海关大楼到利顺德饭店的中街（今解放北路），这也是天津各国租界中修筑的第一条路。后来天津英租界不断扩展，形成东临海河，北面沿营口道与天津法租界毗邻，西到西康路，南沿马场道到佟楼的格局。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日，日军进驻天津英租界，英国租界在天津共存在了八十余年。

睦南道所在地域，原是天津老城东南的一片沼泽洼地，散落着一些窝棚式的简陋民居。1903年，这一区域被划归天津英租界工部局。1919年至1926年，英租界工部局结合海河清淤工程，对该区域进行填筑，使之成为适合房地产开发的用地。1929年，天津英租界工部局修建此路后，道路两侧迅速形成高级住宅区。1943年，日本占领该区域后将这条街道改称为"兴亚二区31号路"，后又称为"南纬26号路"。1946年，天津市政府接收天津英租界后，以当时中越边境中国广西境内镇南关为名，将这条街道改名为镇南道。1953年10月，镇南关改名为睦南关，这条街道也随之更名为睦南道。

20世纪至30年代初期，随着租界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同时为了躲避战乱，寻求庇护，中国的商人、企业家、买办、军阀、官僚、政客等争相在租界购地建房。这股热潮致使天津英租界在1913至1923年间，地价从每亩300两涨至3000两，英租界马场道、睦南道一带成为云集各界名流的高级住宅区。

睦南道上分布着历史名人故居22处，清末民初住在这条街道上的人物包括，曾任民国政府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后来的天津自来水公司董事长颜惠庆，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实业家、收藏 家周叔弢，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爱国将领高树勋，大太监小德张，民国山东省长熊炳琦，京剧大师马连良，园艺专家、月季皇后蒋恩钿，东亚毛纺厂创始人之一的宋棐卿，后任共和国轻工业部部长的民族实业家李烛尘，在南开大学创办了化学工程系的化学家张克忠，开滦矿务局总经理、英籍犹太人纳森，比利时商业电灯电车公司的中方买办林子香，大盐商李春城的后人李叔福，曾经将乾隆慈禧的陵墓盗掘一空的大军阀孙殿英，抗战期间伪天津公署水上警察分局局长徐树强等等。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大批京津两地的名医纷纷在睦南道买房置地，先后住在这里的名医包括：著名妇产科专家柯应夔、骨科专家方先之、耳鼻喉科专家林必锦、妇产科专家也是邮票收藏家林崧、肿瘤外科专家金显宅、外科专家万福恩、泌尿外科专家欧阳乾、泌尿科专家施锡恩、泌尿外科专家虞頌庭和他的妻子妇产科专家俞霭峰、妇产科专家杨轲、皮肤科专家毛羽鸿、肿瘤科专家张天泽、中医名家陈微尘、刘松庵等等，从这份长长的名单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年天津的医学水平。

医药世家隆順榕的东家、天津八大家的卞家，也住到了睦南道。卞家第九代后人卞学诊（原来误写为她的祖父卞会昌）先生，从小生活在睦南道79号的四层西班牙式的小洋楼里，她回忆当年的生活往事："这栋房子是我父亲在1935年买下地皮后，请奥地利设计师按我家的人口定制设计的。当时我奶奶、我们家、我大伯和我叔叔三家都住在这座洋房里。我妈妈非常能干，所以很受奶奶喜欢，成为我家主事的角色。每隔一段时间，还会在家中开茶话会，用留声机放音乐，买来放映机为我们几个孩子放电影，那时候看得最多的是卓别林的无声电影。我们虽然住的是洋房，但我奶奶出生在传统的官宦人家，所以家中大小规矩严格按照中式家庭执行。比如，大年三十儿，午饭过后家中所有的人都要洗澡，然后换上红衣服，小孩穿上大红色丝绒小棉袍，大人们穿枣红色的棉袍。年夜饭，按照奶奶的规矩，吃饭时不能说话，也不能随便夹菜……"

在睦南道北半段的建筑中，有几栋真正的豪宅，现在大多是大型企业机关所在地。孙殿英旧居建于1930年，恰好是他炸开了慈禧太后老佛爷和乾隆皇帝的坟墓后的第三年，凭此我们也可以想象当年这幢建筑的奢华。孙殿英旧宅的隔壁，是民国总理、外交总长颜惠庆的旧居。到1943年，伪满洲国以每月3000元伪币的价格租用了这幢房子作为领事馆。

睦南道香港路交口，睦南道11号是一座深宅大院，这是张作霖送给四夫人许氏的宅子。院子很大，楼房是大坡顶，英国维多利亚式乡村别墅。许氏名叫许澍旸，张作霖第一次来天津是在1921年4月16日，在曹家花园与曹锟、王占元、靳云鹏会谈，组成以靳云鹏为总理的民国政府。张作霖于1926年购地兴建睦南道11号住宅，但小楼建成不到两年，1928年6月3日，张作霖便死于皇姑屯事件。

近代中国大实业家周学熙的侄子周叔弢1935年6月，在旧英租界66号路（现桂林路和重庆道交口处）建造了一幢砖混结构的西式楼房。1954年6月，周叔弢将这所楼房卖给了中央音乐学院，搬到了睦南道129号。从1954年至1984年周叔弢去世，他在睦南道129号居住了30年。

周叔弢曾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也是近代著名民族资本家。尽管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经营企业上，但他酷爱古籍善本，以收藏之富，藏品之精而闻名于世。1952年到1972年，周叔弢先后4次将几十年收藏的宋、元、明抄本、清代善本及其他中外珍贵图书计3.6万余册和历史文物1200余件全部献给国家。

另外，纳森旧居、马连良的疙瘩楼、张学铭旧居等宅邸，从建筑上来说都堪称经典，曾经发生在这里的历史故事，更可以串起一张民国穿越图。

沿着睦南道从东北到西南，过了睦南花园，是一大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居住区，包括团圆里、河北大学宿舍、友谊里、友好里、全胜里、利增里、睦南里、安乐村等居民小区。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城市也在日新月异的建设。工人搬进了工人新村，干部则主要住在五大道附近。

安乐村位于马场道、桂林路与睦南道之间，共有3幢楼，呈"品"字形布局，由意大利建筑师保罗·鲍乃弟设计，于1933年建成。沿马场道一侧一般被称为"横八所"，4层砖木结构，共8个门，每个楼门有房屋9间，楼前楼后各有独立的院落。而睦南道这一侧的安乐村是两栋南北对称的3层联排住宅楼，每栋楼各有10个楼门，分成10个独立的小院落。

有两位鼎鼎大名的艺术家曾经住在安乐村，一位是鼓王骆玉笙，另一位是京剧艺术家杨荣环。1971年秋天，骆玉笙全家从老西开教堂后明德里2号搬到安乐村9号余门。她的老友吴素秋、张君秋、关素霜、方荣祥、谢添等等都曾来安乐村拜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杨荣环也住在这里，杨先生曾师从尚小云，1948年又拜梅兰芳为师，得其亲传，兼工梅、尚两派，也是一代戏曲大师。

睦南道56号，是民国年间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李烛尘租住的一所西式平房，这排房子曾是美国领事馆的办公场所。1950年，李烛尘从睦南道56号的房子搬到安乐村。1951年12月29日晚，来天津参观华北地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的毛泽东主席，曾以老朋友的身份来到李烛尘家作客。这也是毛主席在天津唯一一次"入户访问"。

桂林路与云南路之间是睦南里，金石学家、甲骨文的发现者王襄晚年曾居住在此。搬进新居时，老人只有几件十分简陋的家具，后来，文史馆的领导特意派人给他送来了一把安乐椅和一张红木桌。王襄对自己的新居非常满意，宽敞明亮的房子里不但有书房和厨房，还有厕所，功能齐全。除非特殊情况，老人平日从不出门，通常早晨六七点钟起床，上午看看书、写点东西；下午坐着打个盹儿，或者听听半导体、翻翻报纸和杂志。1965年1月31日，王襄在睦南里的家中与世长辞，享年90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睦南道的生活代表了一种品质

1955年，卢先生一家搬进了睦南道90号，父亲是天津市公安局的干部。他回忆说："刚分配住房时，有人拿着一堆钥匙去分房子，哪个门能打开，就先让人住进去，之后再登记。刚住进来时，家具都是现成的，是之前住户留下的，上面编着号，小牌子上写着‘人民政府’的字样。住在这里每个月除了要交房租之外，还要交家具费。"

当时以马场道为界，马场道以东是普通人家的居住地，是大片的开洼和苇子地；马场道以西就是干部家庭的子弟。住在睦南道的孩子们多在天津市实验小学上学，中学则集中在耀华中学和当时的女一中、男一中。这是一个不同于普通市民的圈子，他们有机会跟着他们的父辈去看电影，也可以阔绰地拿出零花钱，到起士林买一根夹着菠萝的奶油冰棍。学校里，老师教的都是普通话，学生说的也是普通话。有些人甚至到长大以后，才第一次听到天津话。

卢先生家的小洋楼，最初住着两户人家。60年代以后人越住越多，变成了四家。住进来的人有军管会、工宣队的，也有普通老百姓。从80年代末开始，说着纯正天津话的人们进驻了睦南道，一些企业、私人会馆、酒店饭馆也搬了进来。在五大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开始越来越多元化。偶尔有骑着自行车或乘坐马车的外地游客从街道上走过，他们穿越历史，驻足现在，体会着一种属于天津的韵味。

如今漫步睦南道，你可以依次经过群众艺术馆、鼎天美术公馆、瓷房子古董交易中心、熙乾画院、民间老酒收藏学会、吉旋艺术中心等文化机构；在这条街上，你可以找到街心公园、绿地园林，饭店宾馆、幼儿园、时尚小店等等一切生活设施；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贵族别墅便紧邻着平民的单元房，城市的一切生活元素有机融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这里自成一体的那种闲逸宁静的生活情调，居闹市，而又远离喧嚣的气场。每个小院大院都是宁静的，偶尔有居民出入，连脚步声也是轻轻的。睦南公园的小亭子里，有大爷大妈放着录音机，齐声合唱《原野牧歌》，终究也是和天津其他地方老年人扎堆儿唱京剧的场景有些差别。

卞荣卿旧居 79号

颜惠庆旧居 20号

孙殿英旧居 20号

李赞臣旧居 28号 （李春城 “李善人” 之后）

天津市 人民公园 曾经叫 “李善人花园”。

睦南道50号- 张学銘 旧居

无论是开始的睦南道，还是后来的常德道，对张学铭一生而言天津都是个重要的地方。尽管他的晚年是在北京度过，但张学铭却在天津做了很多颇具影响力的事情，也在这里经历了数次角色转换。

天津市长："天津事变"一战成名

张学铭早年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后又进入日本步兵专门学校学习，1929年由日本回国后就职于东北军。 1930年，经国民党元老吴铁城举荐，张学铭出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1931年4月，任天津市市长兼警察局局长，日本人策划的"天津事变"便在此后发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和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收买了流氓、赌棍、大烟鬼2000多人组成了天津便衣队，并委派李际春（日本电影明星、歌星李香兰的中国义父）和张璧（原北京警察总监）出任天津便衣队的正副指挥，在1931年11月8日和11月26日制造了两次暴乱，史称"天津事变"。

张学铭对日本便衣队的蠢蠢欲动早有察觉，他曾到北平向张学良汇报天津治安形势和日军的活动情况。张学铭根据形势分析，说："这次来北平之前，我们进行了研究，只有打，才是出路，不打是没有前途的。"返津后，张学铭遵照张学良的指示，会同河北省主席兼东北军第二军军长王树常提前布防，加强戒备。11月8日晚，在日军的督导下，便衣队由日租界出发，袭击市政府、市警察局等处。由于张学铭早有准备，当晚就毙敌伤敌50多人，俘虏100多人。到11月9日凌晨，张学铭率队击退了便衣队的进攻，毙伤和俘虏600多人，余者狼狈逃回日租界。

张学铭粉碎日伪阴谋暴乱取得了重大胜利，而日本失利后，通过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向蒋介石政府抗议，南京政府在日本的所谓"抗议下"妥协退让，张学铭被迫辞职出国考察。

"七七事变"后张学铭一直想回国，但蒋介石不准许他抗日，于是只能辗转到美国。宋子文想出一个办法，可以让张学铭先到香港，再想办法回国。听从宋子文的建议，张学铭乘船到香港，没想到刚一下船就被日本人抓去。

人民公园主任：请毛主席为"人民公园"题字

1941年回国后，张学铭先到上海，后辗转回到天津。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张学铭又回到天津。1950年，张学铭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希望给自己一个读书的机会。不久，他进入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返回天津，任天津市人民公园主任。

1954年，张学铭委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致函毛泽东主席，请求为公园题字。同年9月19日，毛主席复函并附亲笔书写的"人民公园"四个大字。毛主席的亲笔题字及那封写给章士钊先生的信如今作为文物被保存在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信的内容是："行严先生：惠书敬悉。遵嘱写了人民公园四字，不知合用否？烦为转至张先生。顺颂日安。"得到毛主席的亲笔题字，张学铭十分高兴，立即将其制成匾额，悬挂在公园正门上方。这是毛主席为国内公园题写的唯一匾额。

张学铭在人民公园期间，不辞辛苦，到处奔走，为公园购进了不少珍贵的动物和奇异的花卉，使公园布局巧妙，山水相映，别具风格。张学铭后来被提任为天津市建设局副局长、天津市市政工程局副局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天津的市政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张学铭曾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5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天津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政协委员等职务。

美食家：众多厨师的"上帝"

听戏和美食是张学铭的两大爱好，尤其是在美食方面，他更是地道的美食家。他的家人向记者介绍，因为早年周游列国，张学铭遍尝中西餐，所以他爱吃、会吃，而睦南道这座小洋楼里的餐厅，也在装修和实用上特别考究，是张学铭平日里最重视的地方。他常常在这里以美味佳肴款待亲朋好友。

据他的家人讲，张学铭喜欢吃、讲究吃，更喜欢自己下厨。张学铭家宴的菜单经常是他亲自推敲拟定的，很多国宴级的特级厨师都经过他的指点。逢年过节、迎送亲友，张学铭都要亲自到厨房掌勺献技。

同时，他也是京津两地众多厨师心中的"上帝"，因为只要经过他的指点，厨师的手艺定会大增。京津饮食业有名望的厨师及他们的专长、拿手菜，张学铭都能一一详述，甚至那些名师所烹调的拿手菜、主副料配比和调味品的投量以及操作工艺也都清楚。他能娴熟地介绍全国各大菜馆的主要特点及主要菜的烹调技术，详述当年津门的名馆、名师、名菜，连当时天津许多有特色的小饭馆、小吃店他也能品出长短来。

疙瘩砖与疙瘩楼

疙瘩楼建于1937年，位于当时的天津英租界的威灵顿道和香港道交口转角处（今和平区河北路与睦南道交口转角处，今河北路285—293号）。

疙瘩楼上的疙瘩砖原为20世纪初天津西青龙潭（现水上公园一带）某窑厂的产品，该窑厂主要生产黏土砖和大筒瓦，其中黏土砖包括青砖和红砖，大同瓦有底瓦和盖瓦。当时，该窑厂烧砖时的火候过了头。因此，他们烧制的砖形成了疙瘩砖而难以销售。当时，在意工部局工程处工作并设计出回力球场（今马可·波罗俱乐部）的保罗·鲍乃弟[5]发现这种砖烧得时间长而且比耐火钢砖还坚硬，因此，他以低价将这些砖全部买下并砌筑成了“疙瘩楼”。

疙瘩楼设计者为意大利建筑设计家保罗·鲍乃弟。该建筑为三层半砖木结构八门联体洋楼，其中，一层在半地下，二层为圆拱形正门所在，由高台阶通达，三层为阳台，四层为一排百叶窗，百叶窗上部设有绿色的遮阳棚。

疙瘩楼是毗连式里弄住宅，该住宅类型受到西方联排式住宅建筑形式的影响，整体由单元联成并组合，布置较为紧凑，房间朝向和采光通风条件良好。建筑外立面为清水墙面，上面铺有琉璃砖并镶嵌着一些疙瘩砖，构成建筑主体的粗糙质感外观，圆形的门楣之上设有圆拱半凹悬挑的曲尺形阳台并设有珍珠串式栏杆、窗边设有水纹花饰。是一座具有浓郁的意大利风格的西洋公寓式建筑。

睦南花园

此“美篇”已经有六千多位读者访问过，估计都是这一带的居民，特别是曾经在附近的几个中学小学读过书的学生们。谢谢各位的留言！其中卞学诊先生更正了摘编内容不准确的地方。

卞家的“隆顺榕”药莊原来是我们从小就熟知的几个经典中成药的创始者，在这里我向他们致敬！

【百度：隆顺榕的创始人卞楚芳原籍系江苏武进县。卞家初以经营棉布庄为业，字号“隆顺”，系“津门八大家”之一。卞家因南人北居，水土不服，家人易病，卞楚芳惟恐家人为悬壶庸医所误，遂自研医理自行医治。积累了丰富治病经验的卞憷芳怀着“济世寿人”的思想，决定亲自开设药庄，药庄沿用老字号“隆顺”，因楚芳公学名为树榕，故以“榕”字缀在其后，总称“隆顺榕药局”。以“榕”字缀入商号，可谓喻意深长：怀念创业衷曲，济世寿人，期事业永保勿替；榕树枝繁叶茂，扎根大地，泽及四方。卞家所售药品均沿古方自制，选料真，配料细，疗效好，很快享誉津沽。卞楚芳去世后，隆顺榕由卞俶成继承。卞俶成遂将原字号加上“成记”二字，变为“隆顺榕成记药庄”。卞俶成将原四间门面扩建成五间三层大楼，配以前清举人华世奎题写的“隆顺榕成记药庄”大字匾额，二者相得益彰，呈现出一派大家气魄。1953年10月，中国中药史上第一个国药提炼部——“隆顺榕成记国药提炼部”成立。1953年底，隆顺榕研制成功了中国中药史上第一粒片剂——银翘解毒片，这标志着中药制剂技术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继片剂的研制成功，1954年，隆顺榕又成功研制出了中国中药史上第一个酊水剂——藿香正气水。1979年全国首届评选国家级优质产品时，藿香正气水便荣膺国家优质产品银质奖，此后又多次获得此项殊荣。同年，隆顺榕又研制成功了牛黄解毒片、桑菊感冒片、羚羊感冒片等几十个产品。】

【卞学诊的评论：文中卞家是我叙述童年生活和往事回忆。不是会昌公。卞会昌是我亲祖父早已去世。我是北迁九世卞学诊，以上是我的口述，请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