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散文撷萃（才子系列①）——朱湘

四大山人

　　今天 （3月26日）是诗人海子的忌日。
海子是3月25日去山海关的，他带了四本书：《圣经》、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他在山海关徘徊了一个下午和一个上午，然后在26日中午开始向卧轨的地方走去，并最终选择了黄昏时分，通过喻示为天梯的路轨走向天堂。
“正是黄昏时分/无头英雄手指落日/手指落日和天空/眼含尘土和热血/扶着马头倒下（海子·《太阳》）。
这是多么栩栩如生的死亡偈语啊！又是多么残忍的预示！

　　很多人印象里自屈原开始，文人就与自杀相联系。其实自秦汉开始，诗歌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后，截止清灭之前，诗人并没有形成这样的自杀传统。以我粗陋所知，唐宋闻名的诗人中仅有初唐四杰中的卢照邻自杀，但原因是长期病痛加身，不堪其扰而投河自尽。但近现代诗人自杀比比皆是。尤其近年，社会中诗人自杀更是屡见不鲜，而开近现代诗人自杀先河的，就是朱湘。

　　朱湘（1904～1933），现代文人，字子沅，安徽太湖县，出生于湖南省沅陵县。1920年入清华大学，是二十年代清华园的四个学生诗人之一，与饶孟侃（字子离）、孙大雨（字子潜）和杨世恩（字子惠）并称为“清华四子”。后因生活窘困，愤懑失望，于1933年12月5日晨在上海开往南京的船上投江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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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湘散文

江行的晨暮

　　美在任何的地方，即使是古老的城外，一个轮船码头的上面。
　　等船，在划子上，在暮秋夜里九点钟的时候，有一点冷的风。天与江，都暗了；不过，仔细的看去，江水还浮着黄色。中间所横着的一条深黑，那是江的南岸。
　　夜众星的点缀里，长庚星闪耀得像一盏较远的电灯。一条水银色的光带晃动在江水之上，看得见一盏红色的渔灯。
　　岸上的房屋是一排黑的轮廓。
　　一条趸船在四五丈以外的地点。模糊的电灯，平时令人不快的，在这时候，在这条趸船上，反而，不仅是悦目，简直是美了。在它的光围下面，聚集着一些人形的轮廓。不过，并听不见人声，像这条划子上这样。
　　忽然间，在前面江心里，有一些黝黯的帆船顺流而下，没有声音，像一些巨人的鸟。
　　一个商埠旁边的清晨。
太阳升上了有二十度；覆碗的月亮与地平线还有四十度的距离。几大片鳞云粘在浅碧的天空里；看来，云好像是在太阳的后面，并且远了不少。
　　山岭披着古铜色的衣，褶痕是大有画意的。
　　水汽腾上有两尺多高。有几只肥大的鸥鸟，它们，在阳光之内，暂时的闪白。
　　月亮是在左舷的这边。
　　水汽腾上有一尺多高；在这边，它是时隐时显的。在船影之内，它简直是看不见了。
　　颜色十分清阔的，是远洲上的列树，水平线上的帆船。
　　江水由船边的黄到中心的铁青到岸边的银灰色。有几只小轮在喷吐着煤烟；在烟窗的端际，它是黑色；在船影里，淡青，米色，苍白；在斜映着的阳光里，棕黄。
　　清晨时候的江行是色彩的。

葬我在荷花池内，

耳边有水蚓拖声，

在绿荷叶的灯上

萤火虫时暗时明——

葬我在马缨花下，

永做芬芳的梦——

葬我在泰山之巅，

风声呜咽过孤松——

不然，就烧我成灰，

投入泛滥的春江，

与落花一同漂去

无人知道的地方。

这是诗人朱湘的名诗《葬我》，他仅活了29岁，还没来得及写出真正成熟的作品，便如他诗中写的那样，

“投入泛滥的春江”，

匆匆告别了人世。

　　朱湘是安徽省太湖县人，祖籍江西，朱熹是其28代祖。1904年出生在湖南沅陵，故名湘，字子沅。父亲朱延熹是清末翰林，后连任江西学台和湖南道台等官职，官至二品。为政时两袖清风，政绩卓著。同治皇帝钦赐金匾一块：“功高九万里，道台十三春”。母亲张氏是洋务派首领、翰林院内阁学士张之洞弟弟张之清之女。
朱湘排行第五，是家中最小的孩子，3岁丧母，自幼好读，不会玩。因一次家中宴客，他找不到马褂，就穿了一件棉马褂，正值五月天，兄弟讥他为“五傻子”。
1914年，父亲去世，朱湘年仅11岁，在南京做官的大哥（实为堂兄）将失去双亲的他带到南京。

　　1919年，朱湘考入清华学校。
在清华，朱湘（字子沅）、饶孟侃（字子离）、孙大雨（字子潜）和杨世恩（字子惠）四人因在“新文学运动”中脱颖而出，被时人称为“清华四子”。四人租房同住，每天切磋诗艺，但生活上并不融洽，朱湘总以老大哥姿态自居，令孙大雨不满。
1922年，朱湘开始在《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新诗，朱湘的诗注重韵律，用字秀丽清雅，拉近了白话诗与古诗间的距离。此外朱湘还擅长译诗，但他不太尊重原作，常有个人发挥。

　　1923年冬，朱湘离学期仅剩半年时，突然被清华学校开除。因清华校规严格，早餐时需点名，朱湘拒绝遵守此制度，故意多次不到，终于积累满3次大过（共迟到27次）。
著名学者罗念生当时也在清华，他说：“这样被开除，在清华还是破天荒第一次，轰动全校。我因此想看看这位同学，只见他在清华西园孤傲地徘徊，若无其事，我心里暗自称奇。”

　　其实，当时不少学生对清华学校管理过苛不满，如闻一多因参加社会活动，被留级一年，他亦坦然受之，而朱湘则绝不苟且。
学者雷素娟认为：朱湘少孤，抚养其长大的大哥又性格暴躁，使朱湘常有寄人篱下之感。朱湘心中积怨过深，总想找一个突破口来发泄，这是他后来情绪常常失控的重要原因。

　　1925年夏，朱湘回到北京，依然住在清华宿舍，“清华四子”再度聚首，但朱湘依然脾气急躁。一次竟让大司务将饶孟侃从饭桌上轰走，以不妨碍自己写作。朱湘贫穷，甚至付不出饭费，孙大雨把自己的皮马褂送进当铺换钱，帮朱湘渡过难关。
这一年，朱湘的诗集《夏天》问世，因与徐志摩往来甚殷，朱湘知名度蹿升。孙大雨向当时校长曹云祥求情，希望允许朱湘复学。曹问：“朱湘果然有天才吗？”孙说：“绝顶聪明。”曹说：“那就让他回来吧。”
孙大雨为他求情这件事，朱湘始终不知道。

　　1926年，朱湘参与徐志摩、闻一多等人创办的《晨报副刊·诗镌》工作，因此被视为新月派的中坚诗人，但朱湘很快就和闻一多闹起矛盾。
当时闻一多刚出版《屠龙集》，朱湘马上写了一篇《评闻君一多的诗》的文章，指质闻一多作品的几大短处：首先是用韵错误，朱湘竟挑出60多处；其次是用字问题，指责闻一多的诗“太文”“太累”“太晦”“太怪”；第三是“总是将幻想误认为想象，放纵它去滋蔓”；第四是认为其缺乏音乐性。

　　朱湘一口气写了七千字，闻一多给梁实秋写信说：“朱湘目下和我们大翻脸。”
朱湘这么干，皆因《晨报副刊·诗镌》4月15日第三期上，闻一多将自己的《死水》和《黄昏》以及饶孟侃的《捣衣曲》排在版面上方，而将朱湘的《采莲曲》排在一个角落里。朱湘认为自己的作品比他们都好，觉得闻一多在嫉妒自己，便在4月22日《晨报副刊·诗镌》第四期上宣布与《诗镌》决裂。

　　朱湘还迁怒于徐志摩，公开说：“瞧徐志摩那张尖嘴，就不像是作诗的人。”还发文称徐志摩“油滑”“是一个假诗人，不过凭藉学阀的积势以及读众的浅陋在那里招摇”。

　　对朱湘的举动，闻一多愤怒地说：“这位先生的确有神经病，我们都视为同疯狗一般。”
梁实秋也说：“在历史里一个诗人似乎是神圣的，但是一个诗人在隔壁便是个笑话。”

　　1927年9月，朱湘被公派赴美留学。出国前，朱湘极为自信，计划用3年取得博士学位。可在美2年，朱湘先后换了3所大学，未能拿到任何文凭，在当时的清华公派生中，像朱湘这样铩羽而归的，仅有8%。

　　在美国，朱湘出现了精神危机：一方面，当时西方人对中国人普遍存歧视心理，朱湘过分敏感，终日生活在苦闷中；另一方面，留学生每月只有80美元，朱湘学习、养家都要靠它，朱湘在海外写给妻子的90多封信中，绝大多数在和妻子讨论钱的使用。
学者孟松指出，当时朱湘还有性压抑的问题，他在美国曾找妓女，并与白人同学谈过恋爱，但受困于经济拮据，只好主动放弃。

　　朱湘在国内时，曾多次表达对鲁迅的欣赏，可到了美国，态度却突变，给友人写信说：“××在这方面作起个头，骄气和溺爱使他不能作下去——我想也是他老了，所有的几句话都说光了，不然怎不见他作出一本写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呢？”朱湘在原信中直书无隐，这些信公开出版时，编辑代之以××，但一般认为，朱湘指的是鲁迅。
态度剧变，因鲁迅是当时文坛领袖，拿最优稿酬，而朱湘在生活重压下，想卖文谋生却无法做到，因而迁怒于鲁迅。

　　1929年9月，朱湘回国，被安徽大学聘用，月薪300元，可该校经常拖欠，致朱湘生活艰难，夫人给他生了一个幼儿，因没奶吃哭了7个昼夜，最终竟被活活饿死。
也在此任教的苏雪林回忆：“这位《草莽集》的作者，一个常常穿着西服颀长清瘦神情傲慢见人不大打招呼的人。那时安大教授多知名之士，旧派有桐城泰斗姚永朴，新派有何鲁、陆侃如、冯沅君、饶孟侃，但似乎谁也没有诗人的架子大。”

　　为了向政府讨薪，校方拟派4名代表到省政府去谈判，有人推举了苏雪林和冯沅君，朱湘却怪笑说：“请女同事去当代表，我极赞成。这样经费一定会下来得快些。”苏雪林大怒，差点和朱湘当面冲突。
不久，苏雪林去武汉大学任教，1932年11月，她忽然收到朱湘寄自汉口一家低档旅社的信，说他赴长沙途中不幸被窃，旅费无着，请借几十块钱给他。

　　苏雪林很奇怪，二人此前无往来，且武汉大学有朱湘清华时的同学，为什么不去求他们呢？
苏雪林借钱给了朱湘，此时朱湘“着一件满是皱折、好像很久都没换洗熨过的西装，脚上的皮鞋也满是尘土，容颜憔悴”。朱湘给了苏雪林一批他新写的诗，但苏觉得朱湘诗风变得晦涩了。
1933年，朱湘又来找苏雪林，说自己又被偷了，苏雪林明白他的意思，便又给了他一笔钱。

　　朱湘年幼时失去双亲后，只好跟着大哥一起生活。但因为年龄相差较大，他与家人之间自然有代沟和隔阂，谈不上家庭的温暖，只能图个温饱。年小的朱湘缺少玩伴，在人群中显得孤单极了。他朋友不多，更多的时候只能自己玩耍，他沉浸在画画与读书的世界中。所以，朱湘的性格里有了孤僻这个词。
从往后朱湘的人生轨迹来看，还真是性格决定命运啊。

　　早在朱湘还没有出生之前，他的父亲就给他定了一门娃娃亲，对方是他父亲一位好朋友。两家约定好，如果生的都是男孩，那就结为兄弟。都是女孩，那就结为姐妹。若是一男一女，那就结为夫妻。巧合的是，对方家生下的是一个女孩，那就按照父母之命两人须结为夫妻。
但随着朱湘的成长，他极力反抗这桩婚事，反对这种包办婚姻，一直选择逃避。此时朱湘的父亲虽然已经去世，但这桩婚事也得继续下去。长兄如父，这时候朱湘的大哥就开始来说服朱湘。但后来朱湘考入清华学堂，这婚事就只能往后拖一拖了，

　　朱湘在清华如鱼得水一般自在时，但那桩婚事则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直到有一天，他那任性的大哥带着个女孩来到了清华找朱湘，这女孩便是朱湘指腹为婚的对象——刘霓君。
在那个破旧的旅馆里，朱湘第一次见到了刘霓君，朱湘觉得甚是尴尬。但刘霓君倒放得开，原因是她早就在报纸上读过朱湘的诗，心生爱慕满是崇拜。
但面对刘霓君的热情，朱湘却显得十分冷淡，他表示自己不会完成这桩婚事。

　　这把刘霓君给吓的，她心中可是非常喜欢刘湘的，除了这是父母之命以外，她对朱湘的才情很是欣赏。她也表示自己不会让朱湘失望，但朱湘只有冷漠，最后愤然而去，他觉得这是在逼宫，让他难堪。
刘霓君心想：你不爱我，没关系，我不放弃。
总有一天，你会爱上我。
这就是爱情，刘霓君的爱情。
痛并快乐着。

　　生性狂狷的朱湘虽然旷课，但他自己说中英文永远是超等上等，一切客观的道德藩篱如嫖赌烟酒向来没有犯越过，只因喜读文学书籍时常跷课，被清华斋务处记大过三次，以至只差半年即可游美的时候被学校开除掉了，他在给同学顾毓琇的信中写到：
“ 人生是奋斗的，而清华只有钻分数；人生是变换的，而清华只有单调；人生是热辣辣的，而清华只是隔靴搔痒。至于清华中最高尚的生活，都逃不脱一个假，矫揉！”

　　无奈之下的朱湘只好离开北京南下到上海，正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很快朱湘就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因为他虽然有才学，诗写得很好，但那时候写诗能有多少钱？所以朱湘的生活甚是清苦，食不饱腹。可朱湘性格孤傲，又不肯接受别人的帮助，只好一边工作一边写诗，勉强地过日子。
命运之手开始推着朱湘走向一道墙，墙的另一边有一个女人在等着他。
那个人就是刘霓君。

　　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注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自从北京旅馆相见之后，朱湘便忘记了刘霓君这个名字。他本以为自己不会再与她有任何交集，但巧合的是，刘霓君此时也来到了上海。原因是她的父亲去世了，家中的兄长独占了家产，一无所有的刘霓君只好只身一人来到上海，谋求打工养活自己。

　　朱湘从家里人口中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里也是难受，不免同情和怜悯这个女子。
1923年冬日的一天，整个浦东在外滩西式建筑群的映衬下，显得破旧衰败。朱湘穿过由几间旧房构成的厂区，来到了离厂房不远的一排工棚区，这是纱厂的洗衣房。一看刘霓君在这个洗衣房洗衣，还有低矮的厂房和各种气体冒出来，他的心理开始发生变化。

然而，两人见面却是长久的沉默。最后，刘霓君冷淡地对朱湘说了声：谢谢你来看我。但朱湘却一个劲地摇头，她只好慢慢转过身去，低着头走回了洗衣房，消失在白腾腾的雾气里。

　　这一刻，朱湘在与刘霓君的婚姻问题上，开始动摇了。黄浦江的江水在寒风中静静地流淌，朱湘向刘霓君表示，愿意接受这份由旧式婚姻演变而来的爱情，他在安慰刘霓君后，快步拉着她离开纱厂宿舍，并决定与对方结婚。从厌恶到同情，从同情到相爱，朱湘的情感世界发生了彻底地逆转，以至于爱到至深。

　　朱湘孤傲性格的锋芒，即使在对家中的一母同胞的兄弟和姐妹的关系上也绝不随意屈从。朱湘的婚礼是在南京大哥的家中举行的，代父行家长职权的大哥要求朱湘行跪拜礼，朱湘只肯行三鞠躬，这样就拂了大哥的面子。于是专横的大哥大闹新房，把新房弄得一塌糊涂。
朱湘一气之下，当晚就离开了大哥的家，搬到二嫂家中去住。虽然，二嫂对他们非常同情和关照，但是朱湘不愿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婚后不久，他就与妻子一起离开二嫂，过着清贫的日子。

　　朱湘、刘霓君两人命运同样孤苦，又身在异地他乡，彼此难免需要依偎照顾。此后，朱湘与刘霓君有了更多生活上的交集，他们走进了彼此的生活，于是，有了爱情，这份父母之命如今焕发出了自由恋爱的光彩。婚后朱湘还给她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刘霓君，她原名叫刘彩云。婚后的他们过着平稳的日子，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后来，朱湘在朋友的帮助下重新回到了清华复学，还获得了公费赴美留学的资格，于是在一九二七年，朱湘去往劳伦斯大学学习。
朱湘在留学的这段时间，一直思念着家中的妻儿，于是他们有了许多的书信，后来朱湘生前好友罗念生把这九十四封书信整理了出来，这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海外寄霓君》。
这部作品与沈从文《从文家书》、鲁迅《两地书》、徐志摩《爱眉札记》被称为四大情书集。

朱湘家书节录：
霓妹我的爱人，我希望这四年快点过去，我好回家抱你进怀，说一声：“ 妹妹，我爱你！我永远爱你！
我爱的霓妹：昨晚做了一个梦，梦到你，哭醒了。醒过来之后，大哭了一场。不过不能高声痛快哭一场，只能抽抽噎噎的，让眼泪直流到枕衣上，鼻涕梗在鼻孔里面。今天我看书看得眼睛都痛了，半是因为昨夜哭过。
我爱你朴素，不爱你奢华。你穿上一件蓝布袍，你的眉目间就有一种特异的光彩，我看了心里就觉着无可名状的欢喜。朴素是真的高贵。你穿戴整齐的时候当然是好看，但那好看是寻常的，人人都认得的。素服时的美，有我独到的领略。

　　一九二九年，朱湘提前回国，到安徽大学任英文系主任，每个月三百元工资，这个工资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基本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但朱湘注定永远是不安分的那一个，因为学校把 “ 英文文学系 ” 改成了 “ 英文学系 ”，这让朱湘很是不满，于是他愤然离去，还大骂道：“ 教师出卖智力，小工子出卖力气，妓女出卖肉体，其实都是一回事：出卖自己！”

　　骂完了走了，可日子还得过，老婆孩子还得养，面对现实的压力，朱湘崩溃了。他虽有才华和名声，但写诗的稿费很难维持基本的家庭开销，那只能是委屈刘霓君了，她只得去一家缝纫公司学习刺绣挣些钱来贴补家用。
后来，随着他们第三个孩子的出生，生活的压力陡然增大，把朱湘夫妇折腾的焦头烂额。因为营养不良导致刚出生的孩子生病，朱湘夫妇抱着孩子去往医院，在那一个寒冷的冬天，这个孩子因为没有得到救治而夭折。

　　刘霓君感到委屈和愤怒，她埋怨朱湘，埋怨他的自恃清高和无能，埋怨他不会妥协导致现在家里这个样子，他们开始了争吵。
而朱湘也才感觉到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此后的他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奔波于北京上海等地，只为挣钱养家糊口。但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孤傲的他在工作上依旧无法学会圆滑，频频碰壁，朱湘感到了无比的绝望。

　　1933年12月5日晨6时许，在上海开往南京的“吉和”号轮船的甲板上，站着一位年轻人，他面对着波浪翻滚的江水，一手抓着酒瓶，一手握着原版的海涅诗选；一边喝着烈酒，一边朗读着海涅诗。在轮船抵达李白捞月的采石矶时，他纵身跃出，奔赴清流。
这位年轻才子，这位中国文坛怪杰，这位被鲁迅先生称为“中国济慈”的高官二代朱湘，就这样永远消失在滚滚长江东流水中，正如他写的诗句：“投入泛滥的春江，与落花一同漂去，无人知道的地方。”

　　朱湘的离去，身边的朋友无不惋惜，闻一多就感叹：

“ 子沅的末路实在太惨，谁知道他若继续活着不比死去更痛苦呢！”
其实关于朱湘最终选择自杀，他的同学梁实秋则看得比较明白，关键是性格，他说道：
“ 朱先生的脾气似乎太孤高了一点，太怪僻了一点，所以和社会不能调谐。”

谢冰莹则断定，朱湘的自杀“是因为穷。”

　　几乎无人知道诗人自杀的真正原因。不管怎样，这个被鲁迅誉为“中国济慈”的诗人，死前早已没有才子的风貌，只剩下流浪汉的潦倒。
那张三等舱的船票，是亲戚接济的，那瓶酒，是妻子打工所得。清华、"海归"、教授……若干耀眼的光环，只因诗人的一时任性而纷纷远去。就连“中国济慈”的雅号，也被诗人鄙夷为诗坛的崇洋之风，再三表示“我只是东方的一只小鸟”，“只想闻泰岳嵩间的白鹤”。

　　一个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幸福，一下子捣得粉碎？为什么要脱离安适的环境，走上饥饿寒冷而又耻辱的道路？同时代的女作家苏雪林曾发出这样的疑问。对此，朱湘自己的解释是"向失望宣战"。只是，宣战的结果是输得如此一塌糊涂！

　　朱湘之死，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沉痛一页。朱湘之死也给他的遗孀、遗孤带来波及几代的伤害。
朱湘死后，传闻霓君在长沙进了尼姑庵，小沅被送入南京的贫儿院……抗战时霓君携儿女去蜀，小沅于四川某高中毕业，在一个小县的村学教书，难以糊口。（柳无忌：《晨雾暗笼着长江——朱湘的遗著与遗孤》）

　　小沅后来到处流浪，一多曾叫他到昆明去投考西南联大，可是小沅到达时，一多已被刺。小沅果然考上了西南联大，但是他母亲不让他学文学。他在云南大学经济系读过书。他后来因为历史问题，被送到煤矿劳教二十年，已于1978年死于职业病——矽肺病。家里的人最近才得到有关单位的通知，说已于1979年5月为朱海士（小沅）平反。
朱湘的孙子佑林患红斑性狼疮，一种白血病，三年痛苦，已于本月18日去世。朱湘的女儿小东的情况也很艰苦……霓君已于1974年去世，丧葬维艰。（罗念生：《忆诗人朱湘》原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大约1990年）雅致饭店门口的大街上有一个六十多岁的大妈在卖短裤，她是现代诗人朱湘的女儿朱小东。朱小东有一条腿已经不在，她给我们看她的假腿，是木头的。有一天，我们一帮诗人跟着她到家里去看朱湘年轻时的照片和书信。看过后，我们都认为她爸爸长得很帅。朱小东的脾气跟她爸一样，民院政法系的一个女生到饭店来勤工助学，把堂子里的垃圾扫了堆在她的摊子上，她大发雷霆，两个人吵了起来。（朱霄华：《昆明文学青年的老巢：莲花池》原载《青年与社会》2004年第11期）

　　柳无忌的长文，还将朱湘孙辈、曾孙辈的艰难生活公之于世，表示孤愤和痛心——朱湘的后人重演着他的悲剧！他们在昆明均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甚至超过了朱湘当年的凄惨遭遇。该文详细纪录了朱湘的身后事，包括子孙后代的繁衍、生活、工作、丧葬等诸多方面，并附录了朱细林《写在〈诗人朱湘之死〉前面》的前三段。

朱湘散文

胡同

　　我曾经向子惠说过，词不仅本身有高度的美，就是它的牌名，都精巧之至。即如《渡江云》、《荷叶杯》、《摸鱼儿》、《真珠帘》《眼儿媚》、《好事近》这些词牌名，一个就是一首好词。我常时翻开词集，并不读它，只是拿着这些词牌名慢慢的咀嚼。那时我所得的乐趣，真不下似读绝句或是嚼橄揽。京中胡同的名称，与词牌名一样，也常时在寥寥的两三字里面，充满了色彩与暗示，好像龙头井。骑河楼等等名字，它们的美是毫不差似《夜行船》、《恋绣衾》等等词牌名的。
　　胡同是猢侗的省写。据文字学者说，是与上海的弄一同源自巷字。元人李好古作的《张生煮海》一曲之内，曾经提到羊市角头砖塔儿猢侗，这两个字入文，恐怕要算此曲最早了。各胡同中，最为国人所知的，要算八大胡同；这与唐代长安的北里，清末上海的四马路的出名，是一个道理。
　　京中的胡同有一点最引人注意，这便是名称的重复：口袋胡同、苏州胡同、梯子胡同、马神庙、弓弦胡同，到处都是，与王麻子。乐家老辅之多一样，令初来京中的人，极其感到不便，然而等我们知道了口袋胡同是此路不通的死胡同，与“闷葫芦瓜儿”“蒙福禄馆”是一件东西。苏州胡同是京人替住有南方人不管他们的籍贯是杭州或是无锡的街巷取的名字。弓弦胡同是与弓背胡同相对而定的象形的名称。以后我们便会觉得这些名字是多么有色彩，是多么胜似纽约的那些单调的什么FifthAvenue，FourteenthStreet，以及上海的侮辱我国的按通商五口取名的什么南京路、九江路。那时候就是被全国中最稳最快的京中人力车夫说一句：“先儿，你多给两子儿，”也是得偿所失的。尤其是苏州胡同一名，它的暗示力极大。因为在当初，交通不便的时候，南方人很少来京，除去举子；并且很少住京，除去京官。南边话同京白又相差的那般远，也难怪那些生于斯、卒于斯、眼里只有北京、耳里只有北京的居民，将他们聚居的胡同，定名为苏州胡同了。（苏州的土白，是南边活中最特彩的；女子是全国中最柔媚的。）梯子胡同之多，可以看出当初有许多房屋是因山而筑，那街道看去是如梯子似的。京中有很多的马神庙，也可令我们深思，何以龙王庙不多，偏多马神庙呢？何以北京有这么多马神庙，南京却一个也不见呢？南人乘舟，北人乘马，我们记得北京是元代的都城，那铁蹄直踏进中欧的鞑担，正是修建这些庙宇的人呢？燕昭王为骏骨筑黄金台，那可以说是京中的第一座马神庙了。
　　京中的胡同有许多以井得名。如上文提及的龙头井以及甜水井、苦水井、二眼井、三眼井、四眼井、井儿胡同、南井胡同、北井胡同、高井胡同、王府井等等，这是因为北方水份稀少，煮饭、烹茶、洗衣、沐面，水的用途又极大，所以当时的人，用了很笨缓的方法，凿出了一口井之后，他们的快乐是不可言状的，于是以并名街，纪念成功。
　　胡同的名称，不特暗示出京人的生活与想像，还有取灯胡同。妞妞房等类的胡同。不懂京话的人，是不知何所取意的。并且指点出京城的沿革与区分：羊市、猪市、骡马市、驴市、礼士胡同、菜市、缸瓦市，这些街名之内，除去猪市尚存旧意之外，其余的都已改头换面，只能让后来者凭了一些虚名来悬拟当初这几处地方的情形了。户部街、太仆寺街、兵马司、缎司、銮舆卫、织机卫、细砖厂。箭厂，谁看到了这些名字，能不联想起那辉煌的过去，而感觉一种超现实的兴趣？黄龙瓦、朱垩墙的皇城，如今已将拆毁尽了。将来的人，只好凭了皇城根这一类的街名，来揣想那内城之内、禁城之外的一圈皇城的位置罢？那丹青照耀的两座单牌楼呢？那形影深嵌在我童年想像中的壮伟的牌楼呢？它们那里去了？看看那驼背龟皮的四牌楼，它们手拄着拐杖，身躯不支的，不久也要追随早夭的兄弟于地下了！破坏的风沙，卷过这全个古都，甚至不与人争韬声匿影如街名的物件，都不能免于此厄。那富于暗示力的劈柴胡同，被改作辟才胡同了；那有传说作背景的烂面胡同，被改作澜缦同了；那地方色彩浓厚的蝎子庙，被改作协资庙了。没有一个不是由新奇降为平庸，由优美流为劣下。狗尾巴胡同改作高义伯胡同，鬼门关改作贵人关，勾阑胡同改作钩帘胡同，大脚胡同改作达教胡同：这些说不定都是巷内居者要改的，然而他们也未免太不达教了。阮大铖在南京的裤裆巷，伦敦的BottenRow为贵族所居之街，都不曾听说他们要改街名，难道能达观的只有古人与西人吗？内丰的人外啬一点，并无轻重。司马相如是一代的文人，他的小名却叫犬子。《子不语》书中说，当时有狗氏兄弟中举。庄子自己愿意为龟。颐和园中慈禧后居住的乐寿堂前立有龟石。古人的达观，真是值得深思的。

小贴士：济慈
约翰·济慈（John·Keats，1795—1821）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一生受贫病困扰，病逝时仅26岁。
一八二〇年秋，济慈的病日益严重，医生说只有到意大利过冬才有救。英国天气阴冷，一百多年前没有很好的取暖设备，确不利于有病之身，英国小说里有夏天生火取暖的描写。

　　九月十三日，济慈离开伦敦。船经都赛时，他曾上岸，最后一次站在英国的土地上。回到甲板后，眼看英格兰在眼前慢慢的消失，他把自己的一首诗《明亮的星》写在随身携带的莎士比亚诗集里，在《一个情人的抱怨》旁边。这手迹陈列在他故居中，字迹秀丽极了。
《明亮的星》（Bright Star）是济慈写给女友芳妮-布劳恩（Fanny Brawne）的一首十四行诗，表现了生活、死亡、爱情和理想等永恒的主题。新西兰知名女导演 Jane Campion 2009年执导的同名电影《Bright Star》，描写的就是济慈和芳妮的爱情故事。

　　意大利的天气没有能救他。一八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他终于告别人世，再也不能回到他爱的土地，想来那美丽的风光一直印刻在他心中吧；再也不能见到他爱的人，她戴着他赠予的石榴石戒指一直到死。

　　两天后他葬在罗马新教徒墓地，墓碑上刻有浮雕，是一只古希腊里拉琴，应该有八根弦，但四根已断，只留下四根，意味着诗人的天才未发挥净尽即被死亡掐断。碑上遵济慈的遗愿不刻他的姓名，只刻着他自定的碑文：
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 in water。
译文：这里躺著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
或译为：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
这是济慈生前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

　　济慈已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诗人，每一本世界文学史上都不能少了他的名字，这是今天许多写作者梦寐以求的辉煌。然而当死亡把一切席卷，留下的只有一个名字，济慈还认为那也是写在水上的字，一阵风就会把它抹得无影无踪。
济慈的生死之交赛文墓紧挨着济慈墓，墓碑上刻着画板和画笔，表明他的画家身份。碑上的文字是：
“约瑟夫·赛文，约翰·济慈的挚友和临终伴侣，他亲眼见到济慈列入不朽的英国诗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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