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散文拾英（才女系列⑤）——萧红

四大山人

　　萧红（1911-1942），中国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乳名荣华，学名张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张廼莹。笔名萧红、悄吟、玲玲、田娣等。
萧红祖籍山东省聊城地区莘县，1911年6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幼年丧母。
她曾就读于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女子中学（未毕业），代表作品《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
1942年1月22日，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

春意挂上了树梢

萧红

三月花还没有开，人们嗅不到花香，只是马路上融化了积雪的泥泞干起来。天空打起朦胧的多有春意的云彩；暖风和轻纱一般浮动在街道上，院子裡。春末了，关外的人们才知道春来。春是来了，街头的白杨树蹿著芽，拖马车的马冒著气，马车伕们的大毡靴也不见了，行人道上外国女人的脚又从长统套鞋裡显现出来。笑声，见面打招呼声，又复活在行人道上。商店为著快快地传播春天的感觉，橱窗裡的花已经开了，草也绿了，那是佈置著公员的夏景。我看得很凝神的时候，有人撞了我一下，是汪林，她也戴著那洋小沿的帽子。
　　“天真暖啦！走路都有点热。”
　　看著她转过“商市街”，我们才来到另一家店舖，并不是买什麽，只是看看，同时晒晒太阳。这洋好的行人道，有树，也有椅子，坐在椅子上，把眼睛闭起，一切春的梦，春的谜，春的暖力……这一切把自己完全陷进去。听著，听著吧！春在歌唱……
　　“大爷，大奶奶……帮帮吧！……”这是什麽歌呢，从背后来的？这不是春天的歌吧！
　　那个叫化子嘴裡吃著个烂梨，一条腿和一只脚肿得把另一只显得好象不存在似的。
　　“我的腿冻坏啦！大爷，帮帮吧！唉唉……！”
　　有谁还记得冬天？阳光这洋暖了！街树蹿著芽！
　　手风琴在隔道唱起来，这也不是春天的调，只要一看那个瞎人为著拉琴而挪歪的头，就觉得很残忍。瞎人他摸不到春天，他没有。坏了腿的人，他走不到春天，他有腿也等于无腿。
世界上这一些不幸的人，存在著也等于不存在，倒不如赶早把他们消灭掉，免得在春天他们会唱这洋难听的歌。
　　汪林在院心吸著一支烟卷，她又换一套衣裳。那是淡绿色的，和树枝发出的芽一洋的颜色。她腋下夹著一封信，看见我们，赶忙把信送进衣袋去。
　　“大概又是情书吧！”郎华随便说著玩笑话。
　　她跑进屋去了。香烟的烟缕在门外打了一下旋卷才消灭。
　　夜，春夜，中央大街充满了音乐的夜。流浪人的音乐，日本舞场的音乐，外国饭店的音乐……七点钟以后。中央大街的中段，在一条横口，那个很响的扩音机哇哇地叫起来，这歌声差不多响撤全街。若站在商店的玻璃窗前，会疑心是从玻璃发著震响。一条完全在风雪裡寂寞的大街，今天第一次又号叫起来。
　　外国人！绅士洋的，流氓洋的，老婆子，少女们，跑了满街……有的连起人排来封闭住商店的窗子，但这只限于年轻人。也有的同唱机一洋唱起来，但这也只限于年轻人。
　　这好象特有的年轻人的集会。他们和姑娘们一道说笑，和姑娘们连起排来走。中国人来混在这些卷髮人中间，少得只有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但是汪林在其中，我们又遇到她。她和另一个也和她同洋打扮漂亮的、白脸的女人同走……卷髮的人用俄国话说她漂亮。她也用俄国话和他们笑了一阵。
　　中央大街的南端，人渐渐稀疏了。
　　牆根，转角，都发现著哀哭，老头子，孩子，母亲们……哀哭著的是永久被人间遗弃的人们！那边，还望得见那边快乐的人群。还听得见那边快乐的声音。
　　三月，花还没有，人们嗅不到花香。
　　夜的街，树枝上嫩绿的芽子看不见，是冬天吧？是秋天吧？但快乐的人们，不问四季总是快乐；哀哭的人们，不问四季也总是哀哭！

她两次怀着前男友的孩子开始新的爱情

抛弃过男人
也被男人抛弃过
有人说她是狠心的母亲、作死的“文青”
可也有人爱她坚持自我的至真至性
也许，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忽略萧红是一个不可原谅的疏忽
而萧红自己却说：
“当我死后，或许我的作品无人去看，
但肯定的是，我的绯闻将永久流传。”
聪慧如萧红，早已看穿了世人的浅薄。

　　在现代文学史上，民国女萧红可算是智商极高而情商极低的“第一苦命女子”。她不算是美女，也不是文艺战士；她只想做自己，却又永远做不好自己。
她的一生都在疲于奔命和动荡不安中挣扎，文学创作虽然部分成全了她，却没有彻底改变她的悲惨命运。
无论是她所挚爱的祖父，她所依赖的人——陆振舜、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无论是爱人、恋人、还是她所敬重的友人，都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她永远的救星。

　　谁能绘得萧红影？这是聂绀弩先生悼念萧红时写下的诗句，暗示了一个天才女作家的孤寂、复杂和难以言说。
1980年，聂绀弩在《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中介绍说，他与萧红之间曾有过一次谈话：“萧红，你是才女，如果去应武则天的考试，究竟能考多高，很难说，总之，当在唐闺臣前后（清代小说《镜花缘》中人物，武则天开科考试天下才女，她本为榜首，武则天不喜她的名字，将其移后10名），决不会和毕全贞靠近的（也是《镜花缘》中人物，考试的末名）。”
萧红听了笑着说：“你完全错了。我是《红楼梦》里的人，不是《镜花缘》里的人。我是《红楼梦》里的痴丫头香菱。”

　　香菱本名甄英莲（谐音“真应怜”），是甄士隐的独生女。3岁那年的元宵节，她在看社火花灯时因家奴看护不当而被人贩子拐走，后来落到薛宝钗的哥哥“呆霸王”薛蟠手中。
与香菱一样，萧红的也是惹人怜惜的。不过，与香菱的祸起于偶然不同，萧红的不幸主要源于她自己“痴心女子偏遇负心汉”的盲目追求与错误选择。

　　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城（今哈尔滨市呼兰区）的一户富裕家庭，被传统命相认定为命贱不祥。
她从小得到祖父张维祯的宠爱，父亲张廷举却对她较为冷漠。1919年8月，母亲姜玉兰病故，留下萧红与3个弟弟。同年12月，张廷举续弦。

　　1925年，14岁的萧红由父亲做主，许配给省防军第一路帮统汪廷兰的次子汪恩甲。1926年，萧红将要读初中时，因父亲阻挠辍学在家。她以出家当尼姑为筹码逼迫父亲让步，于1927年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第一女子中学（现萧红中学）读书。
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汪恩甲，当时任小学教员。他到学校拜访过萧红，萧红也为他织过毛衣。他的父亲去世时，萧红还去吊过孝。

　　1928年冬天，17岁的萧红结识了哈尔滨法政大学学生、与自己有远亲关系的表哥陆振舜。在已经成婚的陆振舜与包办婚姻的汪恩甲之间，萧红的情感偏向了前者。
1929年，祖父张维祯去世，萧红对于养育自己的家庭已经无所留恋。
1930年，陆振舜为了坚定萧红反抗包办婚姻的决心，从法政大学退学，前往北平，就读于中国大学。19岁的萧红逃出家门与陆振舜婚外同居。

　　第二年春节前夕，不具备独立能力和实力的陆振舜，迫于家庭压力，与萧红各自回家。人身依附于男权对象的痴心女子萧红，与人身依附于男权家庭的陆振舜之间，一段没有根基的浪漫情爱，就此终结。

在与陆振舜分手之后，她依然一再做出盲目愚蠢的选择。

　　春节之后，萧红再一次逃往北平，旧情不断的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3月中旬，萧红与汪恩甲返回哈尔滨。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不能容忍萧红一再离家出走，代替弟弟解除了婚约。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澄代弟休妻，汪恩甲顾忌哥哥的声誉，违心承认解除婚约是他自己的主张。萧红输掉了官司，第二次与汪恩甲绝情分手。
萧红半年前与陆振舜离家出走，如今又与未婚夫打官司，因而被视为“怪物”，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话对象。她的弟弟妹妹不堪舆论压力，转往外地求学。

　　这年秋天，20岁的萧红又一次出逃，她逃到哈尔滨后，找到当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读书的汪恩甲，两人住进东兴顺旅馆开始同居生活。
1932年春节，回家过年的汪恩甲把萧红一个人留在旅馆。萧红变卖物品前往北平，陆振舜给中学同学李洁吾打电报请他就近照顾。汪恩甲过完春节回来，发现萧红不辞而别，追到北平把萧红带回。汪恩甲母亲知道儿子又与萧红在一起，就断绝了经济资助，汪不得已向家庭妥协。已经怀孕的萧红遭遇了又一轮情爱悲剧。
萧红在短篇小说《弃儿》中写道：“7个月了，共欠了（旅馆）400块钱。王先生是不能回来的。不在，（旅馆）当然要向女人算账……”
那正是她自己的真实写照。

　　1932年6月，在东兴顺旅馆充当人质的萧红，向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裴馨园求救。裴与孟希、舒群等文学青年先后到旅馆看望萧红。他们中间有一个叫三郎的已婚男子，真实姓名叫刘鸿霖，后来的名字叫萧军。

　　21岁的萧红打动26岁萧军的，是随意涂抹的一首小诗：“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呵，春天来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同年8月，松花江决堤，萧红因祸得福，逃出旅馆到裴馨园家避难。后送医院待产，因无钱交住院费，萧军用刀子逼着医生救人。孩子生下之后很快就被送人。

　　萧红出院后，与萧军开始新一轮的婚外同居。这段被萧红称为“没有青春只有贫困”的生活，竟然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后来被她不厌其烦地记录到小说《商市街》中。从萧军保存下来的合影中，可以感受到这对年轻人的当时的欢愉。在哈尔滨人流穿梭的中央大街上，在幽雅静谧的俄式花园里，在江畔绿荫浓郁的树下，在碧波荡漾的松花江中，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舒群，这个在哈尔滨与萧军、萧红结为挚友的东北小伙，1932年加入共产党，并曾在共产国际工作。1933年，他从日本侵占下的东北来到青岛，担任《磊报》的副刊编辑。舒群在青岛站稳脚跟后，立即写信给哈尔滨的三郎，邀请他们南下来青岛。

　　1934年6月11日，二萧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从哈尔滨乘火车逃亡到大连，14日又登上日本轮船“大连丸”去青岛。在船上，他们遭到日本海上特务稽查队的严密盘问搜查，而《八月的乡村》这部抗日小说的草稿就揣在萧军的大衣兜里。
萧军当着日本特务的面，将大衣脱下“叭”的一声摔在船甲板上，掏出一个苹果，若无其事的吃起来。特务连空白信纸也一张张对着阳光照了又照，却忽视了地上的大衣，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盘查，没有查出名堂来。

　　1934年6月15日，在端午节的前一天，他们终于看到了青岛海岸，像走失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顿时，激动地哭了起来。这一不同寻常的旅程，后来被萧军写在《大连丸上》。

　　二萧到青岛后居住在被称为“文化候鸟的栖息地”的观象山。观象山是青岛市区著名的山顶公园之一，此山海拔仅有78.9米，因山顶建有观象台而得名。1918年，依山势修建了一条通往山顶观象台的蜿蜒山路，这条路在1931年分成互相交叉的两条，也就是观象一路和观象二路。萧红萧军与舒群的旧居，就坐落在观象山东南麓绕山而建的观象一路1号院内。

　　萧军和萧红在青岛的日子不长却很充实——萧军写完了他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则完成了长篇小说《生死场》。
他俩的生活又充满了情趣。当时在《青岛晨报》做编辑的同事张梅林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了他们共同的生活：“我是住在报馆里的，三郎和悄吟则另外租了一间房子，自己烧饭。日常我们一道去市场买菜，做俄式的大菜汤，悄吟用有柄的平底小锅烙油饼。我们吃得很满足。”

　　生活简朴甚至有些拮据，但是惬意的。描述中，“三郎戴了一顶边沿很窄的毡帽，前边下垂，后边翘起，短裤、草鞋、一件淡黄色的俄式衬衫，加束了一条皮腰带，样子颇像洋车夫。而悄吟用一块天蓝色的绸子撕下粗糙的带子束在头发上，布旗袍，西式裤子，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粗野得可以。”
一个洋车夫，一个村女郎，却在青岛过着神仙日子。他们徜徉在葱郁的大学山，栈桥，海滨公园，中山公园，水族馆，唱着“太阳出来又落山哪”；午后则把自己抛在汇泉海水浴场的蓝色大海里，大惊小怪的四处游泅着。

  观象一路1号现在仍是民居，并不对外开放。别致的小楼与众不同，风姿依旧，但因周围高楼林立，已无法像二萧那时可以观海景了。近几年，这房子已交由一位佛门师傅使用，师傅法号延砥，每每来青，必开门纳客，任游客参观寻访先人遗迹。

　　11月初，两个人因舒群被捕而被迫离开青岛前往上海。
在上海，萧红见到了鲁迅，奠基了她文学与人生辉煌的起点。
被萧红尊为“恩师”的鲁迅先生，在萧红、萧军的文学成名路上，起到了最为有力的关键作用。

　　1934年11月30日，萧红、萧军与鲁迅第一次会面。他们向鲁迅介绍了东北的斗争情况和自身的遭遇，鲁迅也给他们讲了上海的斗争局势以及文艺界的情况，并同意推荐他们的作品出版。临别时，鲁迅让夫人许广平把萧红的书稿带回。
12月19日，鲁迅在梁园豫菜馆请客。特意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胡风等左翼作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萧红的好朋友，对她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久，叶紫、萧红、萧军在鲁迅的支持下结成"奴隶社"，并出版了《奴隶丛书》。这三个人的文学创作中，鲁迅对萧红的评价最高。

　　1935年12月，原名《麦场》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这是第一部以萧红这个名字署名的作品。

鲁迅在序言中称赞说：“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所谓“越轨的笔致”，主要是指萧红对于男女情爱充满野性的描写。小说中写金枝受着青春蛊惑与成业约会时写道：“男人着疯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尽量的充涨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条白的死尸上面跳动……”

　　随着文学创作的初见成色和经济生活的初步改善，萧红与萧军反而走到决裂边缘。萧军此时和一个名叫陈涓的女子明铺暗盖，他与萧红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直至拳脚相向。

关于此事，萧红在《苦怀》诗中写道：“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为生活而流浪，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

　　胡风的夫人梅志在《“爱”的悲剧——忆萧红》中回忆说，朋友们在一间咖啡店相聚时，萧红为自己青紫的左眼解释说：“没什么，自己不好，碰到硬东西上。”一旁的萧军却斥责说：“干吗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

　　当年一直追踪研究萧红的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一书中谈到，在“二萧”的关系中，萧红是个“被保护的孩子、管家以及什么都做的杂工”，她做了多年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受气包”。

　　1936年7月，萧红在鲁迅等人的建议下远赴日本。她在从日本写给萧军的情书中表白说：“你是这世上真正认识我和真正爱我的人！也正为了这样，也是我自己痛苦的源泉，也是你的痛苦源泉。可是我们不能够允许痛苦永久地啮咬我们，所以要寻求各种解决的法子。”

　　这年的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次年1月，萧红回国，与萧军短暂和好。而当萧军结识有夫之妇许粤华时，他们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抗日战争为萧军抛弃萧红，提供了最为神圣、最为强硬也最为宏大的理由。

　　萧军在《从临汾到延安》中记录了两人在山西临汾分手前的争吵：
萧红：“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更价值大一些，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龄，你的生活经验，文学上的才能……这损失，并不仅是你自己的呢。我也不仅是为了‘爱人’的关系才这样劝阻你……这是想到了我们的文学事业。”
萧军：“人总是一样的……谁是应该等待着他们的‘天才’，谁又该去死呢？”

　　经过反复争吵，原本想去五台山打游击的萧军转往延安。萧红、端木蕻良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了西安。
据丁玲回忆，她曾劝说萧红前往延安，萧红为了避开萧军而拒绝。
丁玲到延安后，拖着萧军回西安，想对两人的关系做最后弥补，却遇见萧红和端木蕻良在一起。萧红微笑着对萧军说：“三郎，我们永远分手吧！”

　　情到浓时方知苦，缘起缘灭一场空！
1938年4月，萧红与萧军在山西临汾正式分手，她的肚子里偏偏怀着萧军的孩子。

注：萧军与张学良是同学，不过萧军后来被学校开除了。延安时期、东北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萧军都受到了不公正的打击，连子女都深受“人灾”摧残。1988年6月22日，萧军不幸病逝，他在给家人的遗嘱中说：“自己是一个穷文人，没有留下什么财产。有一点菲薄的积蓄捐给家乡，自己的文物、书籍要捐献给辽宁锦县萧军资料馆和有关文化部门。”

　　1938年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举行婚礼。
端木蕻良，原名曹汉文（曹京平）。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曹汉文为了掩人耳目，避免遭到迫害，所以给自己取了这样一个“既不被人猜疑，又让人难以模仿的名字。于是，用了‘端木’这个复姓，又把他印象很深的东北红高粱中的‘红粱’移作名字。这样他的名字就成了‘端木红粱’。可是，他当时身处白色恐怖之中，公开使用‘红’字，很容易招来嫌疑。所以，他灵机一动，就将‘端木红粱’中的‘红’字改为‘蕻’了。但是‘端木蕻粱’又不像人名，就又把‘粱’改作了‘良’。这样‘端木蕻良’就成了曹汉文的笔名”。

　　主持婚礼的胡风提议新人谈恋爱经过，萧红讲了一段话：“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以后的事实证明，在男女情事上一再犯错的萧红，又一次做出了错误选择。
1938年8月，两人婚后不久便遇上日军轰炸武汉，武汉战局紧张，人们纷纷撤退。萧红与端木也计划离开武汉，只是两人仅有一张船票。夫妻俩在沉默中各自思索，最终怀着身孕的萧红开口决定，端木先走。于是，端木蕻良留下大腹便便的萧红，一人前往重庆。两个人的关系里，萧红总是那个照顾者。

　　但是，对于端木先行离汉之举，骆宾基等人日后都直斥为遗弃。
　　“端木走后，萧红挺着大肚子还在武汉完成《黄河》等多部小说。”写作《萧红在汉九个月》的邓先海对此感触颇深，“这说明萧红性格坚韧。”
　　端木离汉后，时有轰炸，萧红不愿孤独地守在小金龙巷，大着肚子前往汉口。当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三教街的房子已住满人。萧红说，自己可以睡在走廊楼梯口的地板上，她不容分说买来一张席子就疲倦地躺下。

　　三教街的名字没有了，但位置还在（今鄱阳街兰陵路至黄陂路之间）。邓先海考证后认为，中华抗协的临时住所就在如今八七会址旁边的那栋楼里。萧红当年就是在那里，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打着地铺，却和大家谈笑风生，还写完了小说《汾河的圆月》。
萧红在武汉的三个栖身之地，要数住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的时间最长，在其短暂人生中的份量最重，尤其从西安回来，第二次住进时，还怀着萧军的孩子，挺个大肚子，爱人却换成端木蕻良，还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可以说是她人生感情事业上的重大转折点。

　　不过，萧红的人生总是这样尴尬，跟萧军结婚时，也是挺着大肚子，怀的是别人的孩子；跟端木蕻良结婚也这样。
据知情人回忆，萧红、萧军和诗人蒋锡金当年共住的小金龙巷21号，原系一座有些年头的大宅院，宅主姓钱，是个百货商人。整座大宅院共有十余间房屋，均为青砖灰瓦，门楣窗棂及廊柱上雕刻着古代戏曲故事和人物，很有品位。萧红等租住其中的两间，带一个小院子，院内有一棵高大的梧桐树。

　　萧红很喜欢这里，国难当头，烽火连天，安静之所，激发了她空前的创作灵感和热情。在这里，她写了《生命和战士》、《窗外》、《一条铁路的完成》、《1929年的愚昧》以及评论文章《（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并写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呼兰河传》的第一、二章。

　　此时，著名文学评论家胡风在武汉千家街创办了文学杂志《七月》（杂志名为萧红所起），邀请萧红担任编辑和撰稿人。这个杂志在我国现代文学史和抗战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抗战文章和诗歌，人们把这些诗人并称为“七月派”（艾青就是其中的一员）。

　　远在欧洲的英国，到今天仍为老舍先生上世纪20年代曾住过的房子挂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起来。遗憾的是小金龙巷21号那座老房子在“大拆迁”中永远消失了，那儿可是《呼兰河传》的发源地啊。

　　9月，船票终于买到。萧红和李声韵一起离开汉口。船到宜昌，李声韵突然病倒住院。于是途中便只留下萧红孤零零一个人。
　　她独自去找船，天还没放亮，她在码头被纵横的绳缆绊倒。这时的她怀着将足九月的胎儿，手上还提着行李，挣扎几次都无法爬起。她只好躺着。直至天亮，她才在一个赶船人的扶助下站起来。

　　萧红历经磨难到达重庆，端木蕻良连落脚的住所都没有预备。她几次搬家，最后无奈地住到友人白朗家中。1938年年底，萧红在白朗家生下一子，孩子不久即夭亡。
萧红的二个孩子均在襁褓中一送一亡，真令人为这二位小天使的悲惨命运感到悲哀！

　　白朗（1912-1994），原名刘东兰，笔名戈白、刘莉，生于沈阳城里小西关。罗烽（1909—1991）是她的姨表兄，比她大三岁。两家先后搬至齐齐哈尔，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他们二人青梅竹马，度过童年和少年生活。白朗的母亲善良忠厚，非常喜欢罗烽，将大女儿许给了他。但不久，大女儿因患肺病死去，她又将白朗许给了罗烽。1929年十七岁的白朗同罗烽结婚。

　　1933年至1934年，萧军、萧红、金剑啸、白朗、罗烽、舒群、方未艾等进步作家，经常在一栋名为“牵牛坊”的俄式木质平房中从事文艺活动。白朗曾在《国际协报》创办文艺副刊《文艺》，萧红成为副刊主要撰稿人之一。白朗坦诚又直白，是一个极其理想主义的人，是萧红最好的朋友。

　　1940年1月，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她在贫病交迫中坚持创作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长篇小说《呼兰河传》。1942年12月，病情加重的她被送进医院，当时正值日军侵入香港的战时，医院缺医少药且一片混乱，萧红又因庸医误诊而错动喉管手术，不能说话，生门向她快速关闭。

　　1942年1月 8日，端木和骆宾基把萧红转入玛丽医院，重新动手术，换喉口的呼吸管。“她看见天空最后一次跌荡移动，她看见人间最后的一截截肮脏的楼梯扶手，她看见天是黑的，风在天上一块紧接着一块走，她看见日本兵胳膊上戴着红箍儿，她看见世界痛苦地永远进入了晚上。”萧红口述了《红玻璃的故事》，好像在说着自己即将离开人世的偈语。

　　据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记载，萧红临终前在一张纸片上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去世前的44天里，守护在身边的是小她6岁的骆宾基，端木蕻良基本上没有履行作为丈夫的责任。
文艺批评家李健吾得到消息，在《咀华记余·无题》中写道，他最折服的4位女性作家是丁玲、凌叔华、林徽因、萧红。“最可怜”的萧红“好像一个嫩芽，有希望长成一棵大树，但是虫咬了根，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

　　从1927年至1942年，萧红有过15次以上的“离开”，她居住过的地方包括哈尔滨、大连、青岛、上海、日本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等，从没有在一个地方真正住过两年以上。“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竟然成为萧红的生活常态。

　　萧红爱过的三个男人，论外形，萧军英武，端木清俊，而那个骆宾基不论怎样客观，都只能说他一脸猥琐。但这个小萧红六岁的东北人，自有他侠义的一面。他因陪伴重病的萧红而让许多读者记住了他，那些已经消失的时光，那残酷的现实已经藏身于时间深处，我们无法窥见真相，但说到萧红在香港的死，绕不过骆宾基。

　　骆宾基，原名张璞君，1917年生于珲春市一个经营茶庄的小商人家中。在哈尔滨他幸运地结识了金剑啸等一批左翼文艺青年，得知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在鲁迅扶持下出版，让他备受鼓舞。他追循“二萧”的足迹奔赴上海，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刚写完前两章，他就迫不及待地寄给鲁迅。当时鲁迅已重病在身，又是长篇的开端，便回信说一时恐难看稿。1936年10月，《边陲线上》即将收尾，却传来鲁迅逝世噩耗。

注：这张照片上骆宾基的发型，成了《黄金时代》演员黄磊发型的参照标本。

　　骆宾基在悲痛、失望中鼓足勇气致信茅盾。经茅盾推荐，巴人任主编的上海天马书店准备出版《边陲线上》。淞沪战争爆发后，天马书店被炸，幸运的是书稿被巴人保存了下来。直到1939年11月，这部反映东北抗日义勇军斗争的长篇《边陲线上》，才由巴金任主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据作家孙陵的《我熟识的三十年代的作家》一书记载，在桂林，一次骆宾基握着拳头扑向端木，孙陵拦住，询问原因，骆宾基说萧红是被端木气死的。他掏出萧红写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恨你，我恨你许多天不来看我，再也不要来看我了……”
骆宾基说这是萧红写给端木的，小纸条上还有一行注：“达灵！你不要这样生气！养病是不能这样生气的，我这两天实在太忙，过几天一定来看你……”

　　骆宾基告诉孙陵，端木根本不是忙，“他天天追周鲸文的小姨子，他看到萧红快死了，周鲸文的小姨子有钱！……最后他们离婚了，萧红答应病好以后嫁给我！”
骆宾基还掏出萧红写的“我恨端木”的字条给孙陵看。

　　孙陵似乎不相信骆宾基的话，骆宾基红着脸说：“是真的，她说她爱我！”
端木对孙陵说：“你不要听他的，一个肺病四期的人，躺在床上不能动，就算是爱他，怎么能表示出来？既不能拥抱，也不能接吻，又不会讲话。”

　　骆宾基，作家；1917年出生，于1994年去世。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 东北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战旗》、《文学报》、《东北文化》主编。建国后，历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

　　由于鲁迅在中国文坛的崇高地位，关于他的回忆录特别的多，据说仅日本友人撰写的鲁迅回忆录就多达60万字。1999年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六卷本的《鲁迅回忆录》，选收的回忆文章也多达240多万字。
然而，在林林总总的鲁迅回忆录中，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一枝独秀，是公认写得最真实、最感人的作品。它不仅是鲁迅回忆录中的珍品，而且可谓是中国现代怀人散文的楷范，是敬献于鲁迅灵前的一个永不凋谢的花圈。

　　萧红的这篇怀人散文兼备“史”与“诗”的双重因素，既具有散文的审美特质，又具备传记的基本特征——以真实人物为记叙对象，剪裁提炼。

由于作者萧红跟回忆对象鲁迅之间有着直接交往，对回忆对象充满着缅怀崇敬之情，素材又来自于亲历、亲闻、亲见，因此作品不仅富于史传性，而且也富于文学性。

《回忆鲁迅先生》的四十五个片断在内容上没有严格的逻辑顺序，材料与材料之间互不关联，形成某种断裂，有些片断即使倒置似乎也无碍于文章的连贯。这就表明，这是一篇非常情绪化的文章。作者动笔之前对于全篇的布局似乎漫不经心，全无预设。动笔之后，作者心底的感情如喷涌的泉水，飞湍的激流，尽情倾泻挥洒，形诸笔墨而成为艺术结晶。凡属作者感到有诗意潜质和倾诉冲动的内容她就断断续续写出，用感情的红线将素材的珍珠逐渐织成一幅清晰的画面。

　　这是一种罕见的火一样的体验文字，是一种任凭心绪召唤的诗性文字，是一种理性中夹杂着情绪性的文字，是一种打破了男性叙事结构的独具女性表达风格的文字。
文章开头就是神来之笔：“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寥寥几句，一个乐观爽朗、平易近人的鲁迅形象便跃然纸上，跟一些人心目中“多疑善怒”、“冷酷无情”的鲁迅形成了鲜明对照。这是萧红用自己心灵感受的非常个人化的鲁迅，是一个使常人敢于走近并能够伸手去触摸的可亲的鲁迅。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之所以感人肺腑，还跟她语言的情韵美和音韵美有关。情韵美取决于内情外物的融合谐合，音韵美取决于语言内在的旋律节奏。萧红对彻夜写作的鲁迅是这样描绘的：“鲁迅先生刚一睡下，太阳就高起来了。太阳照着隔院子的人家，明亮亮的；照着鲁迅先生花园的夹竹桃，明亮亮的。鲁迅先生的书桌整整齐齐的，写好的文章压在书下边，毛笔在烧瓷的小龟背上站着。一双拖鞋停在床下，鲁迅先生在枕头上边睡着了。”
这一段文字，堪称人景融合的精美的散文诗。文中的太阳、夹竹桃、“金不换”毛笔，跟忘我工作的鲁迅完全融为了一体，把读者带入一种奇特的充满情韵美的崇高境界。萧红还通过文字和句式的参差错落，长短交错，张弛互现，缓急更迭，使文章产生出一种音韵美。

　　萧红对鲁迅临终前四日的情况是这样描写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鲁迅先生病又发了，又是气喘。
十七日，一夜未眠。
十八日，终日喘着。
十九日，夜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像他平日一样，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这段文字，是萧红为鲁迅谱写的一阕哀而不伤的安魂曲。萧红不愿意接受鲁迅逝世这一残酷的现实，所以她没有着意渲染鲁迅临终前的痛苦挣扎，只用“气喘”“喘着”两个词一带而过，极力烘托出一种静谧安详的气氛。这段文字中有排比，有对偶，有长句，有短句，朗诵起来舒缓而流利，自成韵律，洋溢着抒情诗般的调子。

　　为了培育萧红这朵中国三、四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园圃的奇葩，鲁迅甘作春泥，甘为人梯，在她的作品中倾注了大量心血；鲁迅去世之后，萧红从悲痛中振奋起来，陆续出版和发表了《马伯乐》、《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集》、《呼兰河传》等名篇佳作，这些作品又像春泥一样，继续滋养着中国文坛的茂林佳卉。鲁迅和萧红之间的动人情谊已经成为文坛佳话，被千千万万的读者传诵……

　　1934年6月至11月，萧红跟萧军从哈尔滨旅居青岛。“在此期间，萧红完成了她的长篇小说《生死场》。同年10月初，在萧军的提议下，二萧给他们精神上和文学上的导师鲁迅寄出了第一封信，立即得到了鲁迅的回复。鲁迅在10月9日的复信中不仅就创作题材问题回答了他们的询问，而且表示同意在百忙中挤时间审读萧红的《生死场》。
收到这封复信，萧红和萧军俨然返童为两个孩子：他们或者一个人先读，另一人后读；或者一个人朗读，另一人倾听；或者一边漫步，一边吃花生米，一边读着谈着。每读一次，他们似乎都能从信中发现一种新的意义，新的启示，新的激动和振奋。

　　四十四年后，萧军在重新注释这封信时仍然动情地写道：“读者可能体会得到，也可能体会不到，我们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处境，那样的思想和心情的状况中而得到了先生的复信，如果形象一点说，就如久久生活于凄风苦雨、阴云漠漠的季节中，忽然从腾腾滚滚的阴云缝隙中间，闪射出一缕金色的阳光，这是希望，这是生命的源泉！又如航行在茫茫无际夜海上的一叶孤舟，既看不到正确的航向，也没有可以安全停泊的地方……鲁迅先生这封信犹如从什么远远的方向照射过来的一线灯塔上的灯光，它使我们辨清了应该前进的航向，也增添了我们继续奋勇向前划行的新的力量！”

　　同年11月3日，鲁迅收到了《生死场》的抄稿和二萧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以及一帧二萧的合影。照片上的萧红穿的是蓝白色斜条纹绒布短袖旗袍，两条短辫上扎着淡紫色的蝴蝶结，呈现出她的特色：无邪的天真。
萧红、萧军是于1934年11月1日跟咸鱼、粉丝挤在一个杂货舱里，从青岛飘泊到了上海的。最初的住处在拉都路（今襄阳南路）一带——先住在拉都路283号，后搬到同一条路的411弄22号，第三次又搬到同一条路的351号。这里距鲁迅寓所有二十多里地。当时他们行囊羞涩，举目无亲。在这种流浪岁月中，他们第一次跟鲁迅晤面和第一次接受鲁迅宴请的情景自然会长存在心灵深处。

　　初次会见的日期是1934年11月30日下午两点钟，地点在霞飞路一家白俄开设的咖啡馆。这是上海冬季常有的阴暗的日子，但是萧红和萧军的心中却充满了阳光。当鲁迅介绍萧红跟他的夫人许广平相识时，萧红紧握着许广平的手，泪水不知不觉涌出了眼眶。
临别时，鲁迅留下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二萧急需的二十元钱。由于他们山穷水尽，身无分文，鲁迅还留下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银角和铜板，供他们回家乘车之用。萧红接过鲁迅的血汗钱，觉得内心刺痛。鲁迅于12月6日写信安慰说：“……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元，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第一次接受鲁迅宴请的日期是1934年12月19日（星期三）下午六时，地址在上海广西路332号梁园豫菜馆，名义是庆祝胡风夫妻的儿子满月。同席共九人，即鲁迅一家三口，二萧，聂绀弩夫妇，叶紫。另有一人，萧军在《我们第一次应邀参加了鲁迅先生的宴会》一文中有意不说出他的真名实姓，而称他为C先生，说他是：“开店的老板”。
这位“神秘人物”究竟姓甚名谁？查鲁迅当天日记，这位“老板”名叫“仲方”。经考证，仲方就是茅盾，因为茅盾的曾用名之一，叫“沈仲方”，曾以“仲方”为笔名发表过《文学家成功秘诀》一文，载1933年11月12日《申报》副刊《自由谈》。鲁迅同日日记载：“仲方赠《话匣子》一本。”《话匣子》即为茅盾的散文集，1934年12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作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出版发行。

　　关于这次宴请还有两个生动的细节：一是萧红为萧军赶制礼服，二是萧红向海婴赠送“棒槌”。萧军原只有一件灰不灰蓝不蓝的破罩衫。为了赴宴，萧红买到一块降价的黑白方格的绒布头，使出晴雯补裘的气力，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为萧军缝制了一件高加索式立领、套头、掩襟的大衬衣。赴宴前，萧军又扎上了一条小皮带，围上了一条绸围巾，就显得英姿飒爽、风度翩翩了。
那对棒槌是萧红送给小海婴的礼物。据萧军回忆，这对用枣木旋成的小棒槌是1934年他们从哈尔滨路经大连时一位名叫王福临的朋友赠送的；而据许广平回忆，除了这对小棒槌之外，萧红还送给海婴两枚醉红色的核桃——这是她祖父的遗物。萧红把她的传家宝和患难中随身相伴的玩具作为礼物相赠，鲁迅一家都深为感动。海婴特别喜欢这对棒槌。鲁迅同年12月20日致二萧信中写道：“代表海婴，谢谢你们送的小木棒，这我也是第一次看见。但他对于我，确是一个小棒喝团员。他去年还问：‘爸爸可以吃么？’我的答复是：‘吃也可以吃，不过还是不吃罢。

　　作为“主宾”的胡风夫妇可能因为请柬没有及时送到反没有出席。由此可见，鲁迅特意介绍上海著名左翼作家跟二萧见面，是为了给这两位初出茅庐的东北流亡作家从政治上、创作上、生活上以全面关怀。为了纪念这次宴会，萧红和萧军特意到法租界万氏照相馆拍了一帧合影，照片上的萧红顽皮地叼着一只烟斗，稚气的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萧红是以一个小女人的样子出入鲁宅的，在这里，她可以没有过去。在这里，她可以选择记忆，她只需记得祖父的后花园里面的花儿草儿虫儿鸟儿。如果可以，此后的种种最好能从她生命中挖去，然后一切全留在现在，留在这里。在这里，她喜欢听到鲁迅先生明朗的笑声，看着他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笑得咳嗽起来。她喜欢与先生聊天，一聊聊到十二点电车也没了，然后许先生送她坐小汽车回去。她喜欢与海婴挤在小车里，与先生一家逛公园看电影。她喜欢陪许先生编织毛衣，剪裁缝纫，听鲁迅讲鬼故事。她把这里当成了她祖父的后花园。

　　无疑，鲁迅是宠她的，把她当作孩子一样宠，在病入膏肓时还惦记着她的瘦。他帮助过许多年轻人，男男女女数不清，而关心到宠爱的地步的，也只有她。他大力推荐她的作品，为她写序，找人给她写后记，如数家珍地评点她的小说。萧红之所以名扬天下，与鲁迅的激赏有很大关系。
1936年5月，鲁迅在家里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访谈，斯诺问他：“当今文坛上最有影响力的作家有哪些？”鲁迅毫不犹豫地回答：“萧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如此肯定地褒奖一个人，萧红是独得殊荣。

　　那一时期萧红的确往鲁迅家跑得勤，人家无事不登三宝殿，她倒好，天晴了太阳出来了，也值得她气喘吁吁跑过去说一声。
萧红曾一度偷懒，睡得多，发胖，她就请鲁迅像严师一样催促她，甚至打她的手心。鲁迅回信说：“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吟太太，文章是打不出来的。从前的塾师，学生背不出来打手心，但愈打愈背不出来，我以为还是不要催促的好。如果胖成蝈蝈了，那就会有蝈蝈样的文章。”

　　鲁迅之所以对萧红和萧军既敞开门扉又敞开心扉，不仅因为他们是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而且跟他们的“稚气”和“野气’有关。鲁迅偏爱带“稚气”的青年。萧红的“稚气”，同时也使鲁迅恢复了青年乃至于儿童心态。鲁迅复信时称萧军为“刘先生”，称萧红为令“夫人”和“吟女士”。萧红可能出于女性的独立意识不愿以“夫人”的身份出现于文坛，也可能认为作为前辈的鲁迅对后辈过于客气，便在信中天真地提出了“抗议”。
鲁迅在1934年11月12日的复信中用调侃的语气答复说：“悄女士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妹，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大，或女士先生吧。”

　　鲁迅去世时萧红在日本。1937年1月4日，萧红从日本归国。她到上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谒鲁迅墓。那是一个阴天，萧红在萧军和许广平母子的陪同下，在鲁迅墓边栽了一颗小小的花草。这时，坟场传来石匠敲凿石碑的声音。那石匠手中的铁锤似乎同时猛击着萧红的心扉。她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她在《拜墓诗——为鲁迅先生》中写道：  
“我哭着你，／不是哭你，／而是哭着正义。／你的死，／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虽然正义并不能被人带走。”

　　在这人世间，唯有这位老人，在她最孤立无助的时候，给过他强有力的支撑，给过她力量与勇气。在她最苦闷的时候，给过她深切的关爱与理解。
鲁迅去世后，也许在萧红看来，她心中的一座大厦已经坍塌了，她经常去灵魂深处探险一座迷宫已经消失了，同时带走的，还有那充满父爱的目光，那远别前放心不下的叮咛。

　　萧红与鲁迅相遇，是人间最美的相逢。萧红有幸，在短暂而饱经忧患的一生中，在她醉心的文学创作事业中，在永久“憧憬和追求”着“温暖”和“爱”的旅途中，曾那样近距离地接触过“一个时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得遇鲁迅，是她生命中最大的幸运与福祉，这一份幸运与福祉，使她年轻的生命得以焕发炫目的光芒，成为现代文坛天空中一道亮丽的虹彩。
　　鲁迅亦当含笑，他对当时尚处于浑金璞玉状态的萧红有发现之功，这随后也给他带来了“发现的欣喜”，这样的认同和预期告诉人们，他的法眼甚是了得！那个最初就被他看好的“满洲姑娘”，在文学之路上一路狂奔，才气沛然又勤勉不懈，虽伤痕累累却终成大器，未曾有负他的期许和厚爱！于今看来，萧红无疑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中国作家之一，而这一切，自然又和鲁迅断不可分。

散文《祖父和我》
作者：萧红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
　　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
　　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
　　据说这花园，从前是一个果园。祖母喜欢吃果子就种了果园。祖母又喜欢养羊，羊就把果树给啃了。果树于是都死了。到我有记忆的时候，园子里就只有一棵樱桃树，一棵李子树，为因樱桃和李子都不大结果子，所以觉得他们是并不存在的。小的时候，只觉得园子里边就有一棵大榆树。
　　这榆树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来了风，这榆树先啸，来了雨，大榆树先就冒烟了。太阳一出来，大榆树的叶子就发光了，它们闪烁得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了。
　　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带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的，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单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子踢飞了。
　　小白菜长得非常之快，没有几天就冒了芽了，一转眼就可以拔下来吃了。
　　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也不过爬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就是了。也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韭菜当做野草一起地割掉，把狗尾草当做谷穗留着。
　　等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满留着狗尾草的一片，他就问我：“这是什么？”
　　我说：“谷子。”
　　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把草摘下来问我：“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
　　我说：“是的。”
　　我看着祖父还在笑，我就说：“你不信，我到屋里拿来你看。”
　　我跑到屋里拿了鸟笼上的一头谷穗，远远地就抛给祖父了。说：“这不是一样的吗？”
　　祖父慢慢地把我叫过去，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草则没有，只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
　　祖父虽然教我，我看了也并不细看，也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来就是了。一抬头看见了一个黄瓜长大了，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去了。
　　黄瓜也许没有吃完，又看见了一个大蜻蜓从旁飞过，于是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去了。蜻蜓飞得多么快，哪里会追得上。好在一开初也没有存心一定追上，所以站起来，跟了蜻蜓跑了几步就又去做别的去了。
　　采一个倭瓜花心，捉一个大绿豆青蚂蚱，把蚂蚱腿用线绑上，绑了一会，也许把蚂蚱腿就绑掉，线头上只拴了一只腿，而不见蚂蚱了。
　　玩腻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抢过来浇，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下雨了，下雨了。”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只是天空蓝悠悠，又高又远。
　　可是白云一来了的时候，那大团的白云，好像洒了花的白银似的，从祖父的头上经过，好像要压到了祖父的草帽那么低。
　　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看过好多萧红的照片，你们或许能发现照片里的她总是笑着，或者温婉地坐着，单凭她乖巧的容貌和表情谁也看不出她背后的颠沛与辛酸。
这个在苦难中仍然笑着的女人，这个只活了短短31年却辗转了15座城市的女人，没有因为时代带给她的经济困窘而苦闷消沉放弃尊严，没有稳定生活却依然坚持陪伴在爱人身边，在旧时代的思想桎梏里能无视生活中的冷眼与绯闻，在战乱的颠沛中仍然坚持精神的追求。

　　我们没有资格嘲笑萧红，因为我们在苦难面前未必有她勇敢。我们甚至没有资格同情萧红，因为我们在颠沛的生活里未必坚持得住自己。萧红的追求因为那个暗淡的时代而愈加闪着熠熠的光，甚至穿过时空照耀到现代人的生活里来。

　　萧红曾说“只恨自己不是男人”，“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她自己则倒在了时代的尘土里，成为那个时代的一道永远的疤痕。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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