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办教师的苦乐生涯一一 这是我任民师的亲身经历，也是那个年代千百万民师中的一个缩影！

蜡烛

我的这篇《一个民办教师的苦乐生涯》，已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当代史研究所2018年第1期入选，(原稿)

(因这是作为文史资料投稿的原稿，所写內容全是亲身经历，不加议论，文中姓名也全是真名，只是因年代久远，可能文中涉及的个别人史实略有出入，若相关同事看后有更正或补充电话告知。另外投稿因篇幅限制，只能7千字以内，故此原稿将压缩一半，我不舍这些细致描述，故以美篇形式留存！作者留言)

据资料统计，1977年全国民办教师的人数多达491万， 1990年减少到280万，1992年8月，国家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改善和加强民办教师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了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关、转、招、辞、退”五字方针，到2000年，民办教师已经逐渐退出了讲台。在那漫长的历史年代，民师曾担当了中国广大乡村基础教育的主力军、铺路石，他们不应该被遗忘。有幸的是，我也曾经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愿意把民师生涯的酸甜苦辣，留给后人来品评。

一、初识民师

1957年秋，我上小学一年级，因家离街上只有1华里多，就读于当时的崇庆县安阜小学。那是全乡唯一一所公立完全小学，分初小和高小，各个年级都有两个班，教我们的老师全是公办教师。到上二年级时，我们的唱歌老师换成了张国平，一个十几岁中等身材的年青小伙，听说他是民办教师，但我们很喜欢他教唱的民歌，至今我都还能哼上几句。期中时，又来了一个教朝会的年青女教师徐素秋，听说她也是民办教师。当时正大讲“三面红旗”，我们小学生的胸前佩了一个小长形的布标，上面印着小八路，在操扬操练队形，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时，将“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改成了“小八路军人个个要牢记”。其中，有一支大哥哥大姐姐的队伍，用锄头当枪扛在肩上，雄赳赳气昂昂地在操场上操炼，听说那是民中的大哥哥大姐姐，领队的是青年女教师叫李淑全，也是民办教师，他们的教室是搭在操场边上的几间草房。这使我初步知道了教师也有公办和民办的区别。

1961年秋，初小毕业，要升高一，即现在的小学五年级。由于困难时期国家的财力、物力不足，师资和校舍严重欠缺，所以要全乡统考才能进入高一，上完初小的学生都集中到完小来考试。这时，我又知道了除安阜场的小学外，下边还有几所小学：过东平桥的涌泉寺，靠羊马的赤脚堂，羊马河边的徐家祠，江源边缘的张庵子，靠大划的余家庵。这些地方离安阜场都较远，为了幼小孩子的就近入学，加之完小的校舍也招不了那么多人，所以就在这些地方开办了小学，校舍用的是解放时遗留的庙宇、祠堂，师资就是民办教师。这些初小学生到安阜小学来统考，升入高小的机率就比我们在完小读的机率小得多。

二、书记推荐

1966年5月，我们已举行了毕业考试，我考得很好，正在盘算着考什么中专，可还未来得及举行升学考试，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高考废除了，中考也被废除了，我们不能升学，继续留在三江初中参加文化大革命。直至1968年底，才以回乡青年的身份告别了母校。

回到家乡，农村也同样在经历着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白天，农业生产搞“沟端路直树成行，条田机耕新农庄”，作为回乡青年的我，体力不如一直在农村劳动的同龄人，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咬紧牙关，与其他姑娘一样去干重体力劳动，挑土肩膀磨破了皮，抬夯手心磨出了血泡，也从来不叫一声苦，我想，别人能做的事我一定能做。晚上，在生产队的公房组织社员们学习，主要就是读报纸，当时我们生产队有一个高66级毕业的去参军了，下来就数我的文化最高，读报的差事自然就是我了，我读得很流利，有时一些深奥的词语还要给社员们解释。我的这些表现，被时任大队副书记的陈泽渊、地邻上叫六哥的看在眼里，觉得我干活不怕苦不怕累又有文化，就推荐我到大队去作记录员。

照片正中的就是当年的书记陈泽渊，现已八十多岁，这是一五年老生产队团年与他合影！

1969年的中国，大队、公社乃至县上都爱举办各类学习班，名为学习班，实际是将当时认为所谓有问题的人叫来交待问题。如我们大队当时的学习班的成员：一类是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严佩玉嫁给一个富农份子何锐，她的前夫是西河那边中和的人，曾是旧军官，就说她历史不清白；刘益成在1950年解放军川西平叛时，说他扛起机关枪在笔架山准备打解放军；张孟石解放前当过宪兵，也要他交待清楚。还有一类就是“投机倒把”分子，如赵安国到彭县去买叶子烟回崇庆县卖，赚取了差价就称为牟取暴利多少钱；张淑华自已用铁丝缠上胶线，做成蚊帐钩去卖也要交待清楚……大队干部审问他们，我就在旁边作记录整理，我尽量将字迹书写工整，以便于学习班成员和大队干部辩认。完了再念给他们听，听后觉得是按交待的事实写的，再让这些学习班成员签上姓名，盖上手印，存作档案。当时，我们大队两个书记，正书记是3队的50多岁的席子清，大家叫他席大爷，副书记就是我队的陈泽渊。两个书记见我记录的材料语句通顺，字迹工整，很是满意。后来，他们下生产队开会也让我去作记录。

我们大队地处安阜公社的中心，全公社分8个大队，我们5大队的10个生产小队都围绕着安阜场，我未当民师时的小学设在大队部，而大队部设在四队以前做颗粒肥的肥料厂。在很简陋的几间破房子里，拿出一间办了一个民办班，教师张惠英是五十年代末响应国家国号召初中未毕业就回乡支援农业第一线的，她结婚后户口迁到男家，后来又有了孩子就辞退了。大队又重新挑选了一名女教师，王祝群是65级的初中毕业生，校址依然是在离安阜场1里多路的肥料厂里。

随着时代发展和人口增加，各公社要招办初中班，安阜场的公办小学已不再招收小学初一的新生了，各大队的学龄儿童各大队招收。经两个书记研究决定，让我去任大队的民办教师，工资待遇是全年200元，粮食是生产队分基本口粮，与我队社员工分加投资的分配一视同仁。我听后心情无比激动，自己能当老师了，虽然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的地位和待遇有着天渊之别，但与当时纯粹的农民相比，地位和待遇就算很优越了。

当时，我们大队各生产队工分劳动值差距很大，10分为1个劳动日，最低的如地处安阜场的10队才3角1个劳动日，最高的数我们生产队，1元钱1个劳动日，也是全公社劳动日最高的。这当然得益于当时的生产队长陈泽汉（地邻上我叫他大哥），他勤劳吃苦，带领社员们起早贪黑的干活，别的生产队的秧子薅两遍，我队要薅三遍，麦子、菜子的施肥次数也比别的队多，另外，还种川芎、大麻等经济作物，稍微农闲就铲草皮、割青肥等，几乎没有闲耍的时间。这样，我们队的庄稼就明显比附近生产队的庄稼长势好，产量高，所以才创造了全公社1元钱1个劳动日的纪录。然而，尽管是1元钱1个的劳动日，生产队到每年10月31日决算时，也是只有少数人进社。一家要有几个强壮勤劳的男子汉，全劳力挣工分再加上有投资(猪粪、鸡粪)，才有可能在年终决算时全家进社2、3百元。绝大部分孩子多、劳力少、投资少的社员都是欠社(工分折算成钱，加上投资折算成钱，减去自已分得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折算成钱)。所以，现在我能去当上一名民办教师，也算是一件天大的幸事。

这是我老生产队唯一遗留至今的部份公房，当年这里是生产队喂牛的地方，也是社员们学习和开会的地方！

三、初任民师

我初任民师是1970年1月，(那年是春季招生)我们大队10个生产队满7岁的学龄儿童就达7、80人，只招收了65人。大队部的破房子，实在装不下两个班的学生，就只得将这两个班寄居在安阜的公办学校。安阜的公办学校即以前的安阜小学，当时各公社办了初中班，读初中已不再到三江或城关上初中了，故以前的公社完小就逐步升级成了初中。那年的安阜小学已开始演变成安阜中学和小学的混合体，其中有公办中学、民办中学，公办小学、民办小学。我教的一年级，王祝群教的二年级，这两个班是民办班，三年级以上都是双班，是公办班。公办班桌凳齐全，学额在50人左右，教师工资国家发，最低的接近30元，高的有40多元，办公费由国家拨。

初任民师时

我们两个民办班是寄人篱下，公办学校只借教室给我们，桌凳要自已解决。大队干部就把队部开会时坐的几根长条凳给我作课桌，一根宽只有5、6寸，长不足5米的长条凳，就是10多个学生的课桌，学生自带小板凳，长短高矮参差不齐。一面带木架子的破旧黑板，是向公办学校借的。办公费是全年一个班20元，包含买教本、粉笔、红蓝墨水、备课本等，以及打扫卫生的扫帚和鸳篼。由于办公费太少，我和王祝群就去“顺”公办的粉笔，那时管后勤的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头曾老师，我们一个给他聊天分散他的注意力，另一个就拿几盒粉笔。另外，还让学生自带扫帚扫地，就这样来弥补办公费的不足。

当年的民师任教，就是一支粉笔一本书 ，根本就没有什么教学参考资料，教师也未受过什么正规训练，全凭自已掌握的知识进行教学，至于教学方法也是全凭在教学中摸索。我教的一年级学生没有受过学前教育，大部份孩子数数都不会，几乎是一张白纸，排队要一个一个的拉。数学那时还叫算术，只有先教数数，再教书写，需要手把手的教，如有的学生写2和3的数字时特难教，2写到上半部就在往右拉，只得握住他的小手硬拖，写3也是写到中间就乱弯，将3字写来趴倒，让你哭笑不得。至于教学方法一是在实践中摸索，二就是回忆我读小学时老师是怎么样教的。我有一个闺密叫陈素华，她父亲是中学教师，家里有好多藏书，我让她帮我找一本关于教学方面的书籍，结果她给我找到一本苏联教育家伊·安·凯洛夫的《教育学》，让我如获至宝，反复阅读。在教学中以姿式助说话，循循善诱，将老式的“组、复、新、巩、布”的五步教学法用于教学中。我还自制教具，如剪一些花朵、小鸟来进行数学直观教学，以吸引学生注意力，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但语文就相当困难了，1970年正值狂热的文革时期，一年级孩子的启蒙教育就是背《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我教一句，学生跟一句，由于学生不识字，只能读“望天书”，但每天反复读背，不久，学生也能背“老三篇”和好多条语录了。

我们两个民办班寄居在公办学校中，一方面要接受大队干部的管理，另一方面还要接受公办学校对我们的统一管理。那时安阜中、小学校只有三个领导，校长陈世杰，副校长高廷林，主任胡学勤，都是50岁上下，他们在文革前就任了多年领导，对教师的管理比较在行，经常不定时地对教师听课。一天，我正给学生讲“雷锋的童年”，学生们听得聚精会神，主任胡雪勤悄悄坐到教室后边听我讲课，当讲到雷锋的母亲被地主奸污而上吊自杀，由于我的声情并茂，自已流了泪，学生们也鸣鸣的哭了起来。胡主任听完课后，直夸我讲得好。

两个民办班在公办学校寄居了一年半，国家的春季招生只搞了一年，第二年又恢复到了秋季招生。

四、 新校落成

1971年，大队在安阜场西头场囗上为我们修了新学校。新校是由10个生产队凑钱修建，地皮也是各队出一点，一队一队的挪过来的，修在公路旁靠一队季家林的地界上，前门正对安阜场通往县城的大路，门右侧两间铺面为大队代销店，左边两间铺面是大队医疗站。不到两亩地的大四合院，中间为院坝，左右两边各两间教室，每间教室约50多平米，正中空着作为礼堂。

我们迁到了新学校，大队还为孩子们打制了新桌凳，教室里一面大的木架子黑板，还加了一面可挂的小黑板。我教的班级已升入2年级，又新招了一个1年级，50多人，新来的民师是10队的王俊英，她也是三江中学初66级的，因病休学后读67级，现在我们就3个人教3个班。过一段时间，大队干部看我们3个人都没有一节空课，又安排8队的陈玉清来任教，她是高68级的，娘家羊马，丈夫在成都工作，已有一个孩子。当时，王祝群也已有一个孩子，嫁到太平但还未迁走。我们4个人教3个班，工作相对轻松了一点，陈玉清教了一学期后，由于在任教时爱请病假，加之教学中对孩子又比较粗暴，大队就将她辞退了，让1队的高65级毕业生季克贤来任教。这也是民师的悲哀，工作不稳定，随时都有失业的可能!

[图4] 1972年秋，公办学校还是未招收一年级，公办的小学教师一部分随着学生升上去教初中，还有一部分就到老的民校任教。如当时1大队的张庵子、2大队的徐家祠、7大队的余家庵、8大队的王家碾，这些老民办小学比较偏远，都是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混合教。我们大队虽然是纯民师教学点，但地处安阜的中心，场镇上供销社、商店、医院的职工子女，学校公办教师的子女都到我们大队入学，加上人口暴增，往年就有部分满7岁未入学的学龄儿童，一统计有100多个学龄儿童，大队就只得招收成两个班，班额就总共有五个班了。这年，王俊英出嫁到温江户口要迁走，王祝群带着孩子上课实在不方便，只有将户囗迁到夫家太平，大队只得又新选民师。2队的下乡知青周碧辉，7队的下乡知青方宗，10队的徐彬，加上将教民中的季权要回来，我们5个班就有了6个教师，但只有4间教室，没办法只有将一个班安排在礼堂。

说是礼堂，实际上就是只有房盖、三面墙璧的空地方，一是供我们将几个班孩子集中的地方，还有就是体育课孩子们有玩耍的地方，现在安排一个班在那里，就没有了上体育课的地方。学校突然猛增100多个孩子，要集中开会，礼堂已不能容纳5个班的近300名孩子，下课时整个学校都显得极其拥挤，由于学校的墙壁是用漂砖砌法，墙体单薄，学生竟将教室的墙壁挤垮了一个大窟窿，幸好没砸伤学生。面对这种窘境，大队只得再考虑再建新校。[图5]

新校址选在原校址隔公路的正对面，是10队的田，有3至4亩地，还是由10个队来凑，一队一队的挪过来。其时小学实行五年制教育，大队计划每个年级双班，最多时需10个教室，想用火砖砌墙壁，房顶盖小青瓦，但又怕社员们负担不起，故考虑墙壁用统沙墙，房盖用麦草。书记就叫我们动员学生搬沙子，我校离黑石河有两三里地，每天下午，教师们就带着学生去运沙子，将书包里的书掏出来放到课桌上，用书包去背沙子，师生一起背，背了一两个月，人人都为建设新学校出了一份力。

1973年夏，我们的新学校建成了。大门也是正对公路，四合院前面两侧各两间教室，大门对面一排四间教室，院坝左侧两间教室，共计10间教室。左侧教室中还间隔了一间办公室，拐角处修了一间大厨房，大门右侧只是砌的一堵高墙，教室后边还留了一个小操场，可以有一条长60米的跑道，不需带着学生到大路上去跑操了。

教师在不断增加，自然也有去有来的，大队有权叫某人来任教，也有权辞退某人，另外有的教师去当兵了，有的教师嫁人了，需要补充，班级增加了更需要补充。我大队先后任过民师的有张惠英、王祝群、王俊英、陈玉清、季克贤、季权、周碧辉、方宗、徐彬、陈其、陈琼、陈玉芬、朱琼芳、徐惠屏、梁志芳和我共计16人，班级最多时9个班，400多个学生，教师最多时11人，甚至还办过一年“戴帽子”的初中班。

随着县上教育布局的调整，安阜公社的完小先是中小学混合，再后来完全变成中学，公办小学将全公社最大的民小徐家祠命名为中心小学；以前是中小学统一管理，后又中小学分家，教育局调来新领导魏玉莲管理小学。但徐家祠地处公社边缘地区的2大队，作为中心完小实在不方便，1980年就将中心完小迁到我大队，将我们的民校扩建改建，变为公办的中心小学校。我大队的民师全部在里面任教，但同工却不能同酬。

这是我当年任民师的地方，当年的“人民公社"，现已改为“乡"，当年为安阜公社，现安阜己划入羊马镇，安阜公社则改为安阜社区，五大队则改为双桂村。我任教的校址还在，但房屋己面目全非，改作村上的办工用房

这是当年我大队第二次为我们修的学校，后改建为公社的中心小学，再后来中心小学又同中学交换变作安阜中学。随着时代的变迁，安阜划入羊马，加之多年来的计划生育学岭儿童巨减，安阜中学不好招生，并入羊马中学，原校改作幼儿园。

当年和我一同任民师的周碧辉，下乡知青，79年知青大返城直接转为公办教师。(一五年夏于罨画池)

照片中左一，是当年和我一同任民师的方宗，下乡知青，79年知青大返城直接转为公办教师。(一五年于桂花苑)

五、全能民师

民师好多时候是包班教学，就是一个老师教一班（最轻松时9个班11个教师），所以要求民师要带打带唱，什么都会，即全能教师。

当时的小学开设了语文、算术、体育、唱歌、图画、思品6门课程，语文、算术只发了教本，没有教学参考书，全凭自已的理解备课，教学中就模仿曾经教过我的老师来教学。体育也是回忆读小学时是怎样上的体育课，教学生排队、左转、右转、齐步走、正步走，玩跳绳、踢毽子、滚铁环、扔沙包等游戏，学生都是自带玩具；跑步囿于校园太窄，根本没有地方跑，只有将学生带到通往季家林的大路上去跑。唱歌只有老师有歌本，我就将歌曲用毛笔抄到一张16开的大白纸上，挂到前边的大黑板上教。歌曲必须先自已会唱，幸好我的初中音乐老师张家俊是部队文工团转业的，上初中音乐课时教了一些简谱知识，我就用那半生不熟的简谱知识来学唱歌。由于时间有限，我不光要教书，还要干些农活和家务，因此唱歌备课主要是早晨。每天一大早，母亲出去干农活，我就负责煮猪食子，一大锅猪草要煮很长时间，我就边烧火边看着歌本，在腿上敲打着节拍练习，这样反复揣摸试唱，学会了再去教学生。图画课还轻松点，我上初中时美术比较好，那时教图画也很不规范，有时先将要画的内容画在小黑板上，提到教室里让同学照着画，有时则自己在教室的大黑板前，临时让学生同步跟着画。有的老师自已不会画，就让我给她们画在小黑板上，她们提着进教室让学生照着画，或者干脆就让学生做语文或算术作业。算术开设了珠算课，我们就自制教学算盘。季克贤老师去请木匠打了一个大算盘框，又请一个木匠师傅帮忙车算盘珠子，我们则到供销社的屠宰场去捡猪鬃毛，买回铁丝，大家动手穿珠子，做成一个教学大算盘。那时，爱搞文娱表演，全公社的学生汇演节目还要打分评奖，我在这方面的天赋要差一些，就发动有文娱细胞的学生家长来当导演，结果在全公社的文娱节目表演评比中，我班还获了一等奖。

七十年代的小学实行五年制教学，初高中两年制，小学升初中由以往的考试录取，逐步过渡到小学直升初中，而各公社办初中还要加“戴帽子”高中，各大队办小学还要加“戴帽子”初中。我们大队的季权以前是教民中的，就抽调去教公社的“戴帽子”高中，我和方宗就教大队的“戴帽子”初中，我教数学和英语，方宗教语文和其它科目。我大队的戴帽子初中办了一年，就合到公社中学去了，我也从场西头的民办小学调入到场东头的公办中学，但身份还是民办教师，同公办的贾正耕老师配班，我教数学，还要教政治、历史，并兼任中学的大队辅导员。

除了教书外，我们还要配合各种政治运动，当公社和大队的宣传员，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七十年代初，不光是要教学生背《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还要教社员们背，白天教学生，傍晚就带领学生去各家各户背，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1971年至1973年的“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白天完成教学任务后，还要担任大队“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专栏的编缉，将报纸上的文章，用毛笔抄写在白纸上，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在校门囗的墙壁专栏上。我们的民校，实际也是大队的大队部，白天是教小学生的学校，晚上则是大队开会的会场，也是我们教夜校的地方。晚上，我既是成人的扫盲教师，又是大队的读报员，“批林、批孔”的故事会讲解员，还要担任社员们的音乐教师，教大家齐唱《无产阶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政治歌曲。有时，还要配合中心编排节目，下到生产队宣传演讲，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六、爱生如子

民师虽然工资微薄，地位低下，当时叫“民豁皮”，意为非正料的边角余料，不是正规的教师，随时都有可能再吆回去当农民。可我们对工作仍然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可以说是倍加珍惜，爱生如子！

七十年代初，物资异常匮乏，学生们用的作业本都是又黄、又黑、又硬、又粗糙的再生纸，在安阜场买要7分钱1本，但这种本子学生家长购买起来都感到困难。为了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我们四处查访，结果一老师打听到小东街印刷厂可以买批发价，只要4、5分钱1本，我们就派年轻老师陈其用自行车去驮，驮回来后发给学生，依然只收批发价，没有赚取过学生一分钱。语文科开设了写字课，这种又黑又黄的本子无法模帖，要去买能模帖的写字本价钱较高，我就去供销社买白大纸，一张白大纸6分钱，用麻刀裁成32开，然后我用缝纫机给学生们打成本子，发给学生时还是只收纸张钱6分1本。

对待犯了错误的学生，我总是用循循善诱、治病救人的态度，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帮助。我校地处场口，校园又窄，门囗就是大公路，下课后学生们就会跑出去玩耍。一天，有个姓罗的学生下课后出校门，跑到附近的商店去玩，发现店内一老年售货员的抽屉未关，里面有钱，他以为售货员没有注意，就悄悄伸手去抓了一把钱，结果被售货员逮个正着。售货员来向我投诉，我叫他不要声张，以免其他孩子知道，影响他以后的人生。这个孩子的父辈是富农成份，父母已亡，跟着哥嫂生活，童年己够不幸的了，如果再将这件事公诸于众，势必会断送孩子的前程。我对该生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后来这孩子很发奋，白天在学校认真学习，晚上去捉黄鳝挣钱买学习用品，后来他考上了中师(那时要成绩很好的学生才能考上中专，中专先录取，然后才高中录取)，还当上了一名中学教师。

七、民师待遇

当年的民师待遇，一般是享受当地同等劳动力工分报酬，而我所在大队则是以现金支付，全年工资200元。大队给付的200元，不是用现金直接发给我们，而是用收取学生的学费抵扣，如我班有65名学生，每学期学费2元5角，全年为5元，65名学生全年应收375元，扣除我的工资200元，余下的175元上交大队。大队再将这笔钱作为科任老师的工资和我们的办公费开支，以及学校的维修费用。我们收学费很艰难，每期开学学生报名时，学费加书本费总共只交4、5元钱，但仅有少数学生能将这几元钱交清，绝大部份只能交一、两元钱，甚至有相当一部份学生一分不交就来上学了，我们又不敢说学生未交钱就不准读书。

我们是在求人读书。如果我班上期末是65名学生，开学时尚有学生未来报名，我们就要到家里去请学生来读书，当然不敢伸手向这样的学生要钱。守信的家长，开学孩子未交钱还会招呼一声，说等我某时把猪、鸡或粮食卖了才交钱，到时确实会交钱来；而不守信的家长，一种是说某时交，到时不交一直拖，拖到快放假了才交；还一种就更无赖，根本不打招呼“猫起不理”，若你要问交钱的事，家长就说不让孩子读书。我收学费是从开学一直收到放假，每天上学就将挎包挂到前边的黑板架上，有学生交钱就当着学生面记好帐，然后放进挎包。下课师生都到外边去玩了，从来未防备过学生偷我挎包中的钱，不过也真从未丢过钱。就这样一直收到期末，大队对实在有困难的学生也会减免，但一个班只能有两、三个名额。其余未交钱的学生就算在我们头上，对老赖家长我们没有办法，如果为了收学费致使学生流失了，大队会找我们算账的，那我们的民师职务就不保了。没办法，就只当我供部份学生读书了，所以我的工资，全年实际也只能领100多元。

后来，随着民师队伍的不断壮大，民师中的能人也在涌现，如在我之后来任民师的高63级毕业的季克贤，就很有头脑。我们利用暑假学习业务一个月，他教我们的语文，高62级毕业的季权教我们的数学，所以，我大队的各班成绩在全公社的统考中都名列前矛。同时，他又主动与大队干部搞好关系，在年终要给我们发工资时，就向大队提出要求增加工资。我们的工资以原来的200元算10个月，每月为20元，后来逐步增加到21元、22元，直至23元，并以11个月算，结果全年就可以拿到253元的工资，这是当时全公社民师工资最高的大队。

国家对民师的工资实行补贴，起初是每月5元，后来增加到每月补贴8元。记得当年领补贴时，一个叫张国平的民师提议“上会”，为了能一次领得到几十元钱，给自已一个惊喜，也能用这几十元钱办一件大点的事，他组织了10个人参会，采取抓阄的形式确定领钱的顺序，我就是其中一员。

八、不负信任

七十年代初，全大队有好多回乡的高中生、初中生，大队干部优先选择了我来任民师，是对我的赏识；当时的农村很苦，农民从牙缝中抠出钱来办学，让我来教他们的孩子，也是父老乡亲们对我的信任。若我不认真教学，会误人子弟，也辜负了他们的赏识和信任，所以在我的民师生涯中，从来对工作都特别负责任，不敢有半点疏忽马虎。

鉴于我们5大队学校设在安阜的场镇上，而安阜中学已将原来的公办小学校舍完全占完，公办的中心小学不得不设到离场4、5里地的徐家祠，而我们学校地处全社腹心，从某些程度上已取代了中心小学的地位。1972年，公社要求我大队要招收两个1年级班，陈世杰校长将我调下来任1年级的班主任。那时中小学未分家，陈世杰是全公社中小学的校长，即后来叫的“一把手”，高廷林为副校长。当年我所教的1年级，有陈世杰的幺儿，高廷林的幺女，还有几个公办教师的子女，公社上有副书记李良清的幺儿，公社会计徐茂如的幺儿，还有一些公社干部的子女，另外，还有供销社、商店、医院的职工子女。面对这种情况，我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生怕自已班上的成绩落在别班的后面，辜负了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每天，我总是第一个到校，最后一个离校，经常留下陪学生，语文的听写生字，算术的基础计算，总是要一个一个过关了才准走。那时，还没有用电灯，好多时候都是将学生留来“打麻瞎眼”(傍晚)，教室里实在看不见了，我才放学生回家。留学生实际上是留老师，我多付出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却从未多收学生1分钱，不过，我的学生们都还挺争气，无论是全公社的语数统考，还是全公社组织的各种比赛，我班总是名列前茅。

那年冬天，县上要召开民师代表会，全公社只有3个名额。2大队的张永川、8大队的王群英和我被全公社教师推举为民师代表，我们3个背着铺盖卷进城，到县政府招待所参加了为期1周的民师工作会。

九、教书的农民

民师，除了教师身份，还有就是会教书的农民。 七十年代，对毛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贯彻得尤为彻底。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全年会放两次农忙假，一次是“双抢”，即抢收菜子、麦子，抢种水稻，又称大战“红五月”；还有一次就是秋收，收割水稻。这两个农忙假的时间，分别要放10天或半月，不光是让学生回生产队参加劳动，还要求老师也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公办教师有时是带学生参加劳动，有时是集体下生产队参加劳动，而我们民师，这两季就得回生产队当农民。

我所在的生产队5大队6队，是全公社最出名的先进队，称为“陈6队”，因生产队社员绝大多数姓陈。当时的队长叫陈泽汉（地邻上我叫他大哥），他的妻子高秀琼是妇女队长，他两夫妇都很勤劳，一个很晚了还在铡猪草，一个很早就起床铡猪草或煮猪草，社员们就戏称他们两夫妇为“陈半夜”和“高五更”。当年的农忙假中，我就是在他两夫妇的带领下起早贪黑地劳动

他就是我们当年的生产队长陈泽汉，现已八十多岁，一五年老生产队团年时留影。

照片中白发太婆就是当年带领我们劳动的妇女队长高秀琼。

早晨5、6点钟(有时甚至4点过钟)就起床，睡眼惺忪，头不梳脸不冼的，就拿着麻刀或镰刀出门，去干割麦子、割谷子或扯菜子等农活，有时晚上10点钟还在田里忙着抢收抢种。我这个会教书的农民，虽然体力不如别的大姑娘小媳妇，但干各种农活的技能一点也不比她们差，什么砍麻、插秧样样都得行。当年我的插秧技术在生产队可以说是拔尖的，我将初中学几何的画图技术运用于插秧中，无论是窝距还是行距都摆得很均匀，对于那横排的一字形，当插左边第一、二窝时有意提高一点，右边的两窝也是，这样横排的一字形就会插得很平直。对于小田，只要有根直一点的田埂，我们可以无须打秧桩，靠着田埂插，同样可以插得横看成排侧成行。因为我们队长是“陈半夜”，“双抢”时好些天晚上9、10点钟了还在田里插秧，遇着天色不好，只能看见点昏昏亮，我们就只能摸着插秧，但第二天去一看，依然能横看成排竖成行，所以，队长若只需抽几个人去插秧，都会调到我的。但说句实话，插秧才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活，遇着大太阳天背被晒得发烫，胳膊和腿都会晒蜕一层皮，腰躬得疼来直不起身，好想仰面躺在田埂上端一端腰杆啊！可以说，一个农忙假完后，我的皮肤会被晒得又黑又粗糙，重新变回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

当年的农民照

当年一起劳动的姑娘们

　　十、民师素质

无论是文化知识还是思想道德方面的素质，民师都是参差不齐的，这种现象则是客观环境和条件造成的。民师的任免主要是大队，说具体点主要看大队书记，对民师的任免没有具体的考核和录用标准，大队书记觉得这个人行就行。若大队书记是秉公办事的人，就会选择各方面都较优秀的人任民师，若大队书记自私一点，就会选择自已的亲朋好友来任民师，对文化基础和其它方面就不会多去考虑。

我们大队的民师与其它大队的民师相比，素质算是比较高的，文化层次上有高62级、高63级毕业的老牌子高中毕业生，有老三届学生和下乡知青，有文革中毕业的高中生，还有在文革前毕业的小学毕业生。我们大队在自已组织的暑期在职提高时，发现基础知识最差的民师要数在文革中毕业的高中生，所以后期民师减员时，因她们来任教较晚，也就最先减员回家了。

整个公社的民师在文化层次方面差异也挺大，有好多个老牌子高中毕业生，有因支援农业第一线下放回乡的中专生，但绝大多数是初中生，有五十年代毕业的，六十年毕业的，七十年代毕业的，还有个别文革前在中途降过班的小学毕业生。记得，在一次全公社对民师的基础知识进行考试时，有的教师居然不知道什么是独体字、合体字；还有的对小学的三角形内角和定理也根本不知道。

由于文化基础知识的差异太大，那时都是分段教学，分为1、2年级，3、4年级，5、6年级。就这样，有的民师只教1、2年级，家长对他的意见都还挺大，主要是工作不认真，对学生的作业批改马虎，一篇作业看都不看就只打一个钩，或写上一个阅字；另外，家长还反映老师的拼音发音都不对，字也教错了，像这样的民师确实是误人子弟！当然，绝大多数民师都是认真对待这份工作的，有的民师的文化知识远远超过公办教师，让这样的民师教小学真是“高射炮打蚊子——浪费人才”。

十一、在职提高

七十年代中期，我大队率先在全公社搞民师在职提高，那时，我们大队民师人数已多达11人，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除了季权、季克贤是文革前的老高中生，其余有5个老三届初中生，一个66级的小学生，一个73级的初中生，两个75级的高中生。有的人无论教那科教那个年级都行，而有的人只适合教低段，若要教高段，语文的作文和一些基础知识自已都不行，更不要说指导学生了；高段的数学，如比较复杂的求积应用题和分数应用题，也是自已都不会做。所以，学校在安排工作时，只有因人施教，采取分段教学。

鉴于这种状况，我们在请示大队后，就利用暑期自行组织学习一个月，由季权教数学，季克贤教语文。季权教的数学重点放在高段的应用题，特别是有“单位1”、“分数”和“比”混合在一起的难题；季克贤的语文辅导，重点是对字、词、句、篇章、结构的分析，以及作文的指导。在训练过程中，两位老师不免要给出一些题让大家解答。如季克贤要出一些题目让大家写作文，写完交给他，他则象对学生一样进行指导，有一高75级毕业的民师在作文中，用“成排的桉树叶子在树上跳跃”来形容一种欢乐的劳动场面，让我们悄悄发笑。季权布置的数学难题，更是有好几个人都不会做，特别是在文革中毕业的初中生和高中生。不过他们也确实不易，如七75级的高中生，66年上小学，71年小学毕业，初中两年，高中两年，这9年也正是轰轰烈烈的文革时期，他们当红小兵，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真正认认真真坐在教室里学习文化的时间能有多少？所以，他们的基础知识从某些程度上还不如66年毕业的小学生徐彬。通过辅导学习，我们大队民师的文化知识提高了不少。

　　公社学校的领导得知我大队利用暑假搞在职提高后，就对全公社民师的文化基础知识搞了一次摸底测验，结果有的民师不知什么叫独体字、合体字、半包围、全包围结构，音译汉、汉译音糊里糊涂，拼音发音也发不准。公社领导就要求全公社的民师都进行在职提高，重点是拼音的基础过关，因民师中大部份人拼音的发音都不准，至于什么三拼连读、平舌、翘舌、边音、鼻音、前鼻韵、后鼻韵更是如坠五里云中，领导就专门请公办教师中拼音好的老师来，对大家像教小学生一样地教。后来，县教育局也对全县的民师抓起了在职提高，分片学习提高，组织听大课，我们安阜属于三江片，听课点在江源。我们离江源有十几里路，那时经济拮据，交通不便，我又不会骑自行车，去听课时我们3个女民师只得一道步行，路上走的时间就要近两个小时，为了不至于走得太疲惫，我们便采取轮流讲故事的办法，不知不觉也就到了目的地。

七十年代后期，教育局对民师的文化知识要求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对民中教师更提出了要进行考试，合格的到县进修校学习，学习后再去考都江教育学院。那时，我正抽调到公社中学任民中初一数学，初中生教初中，纯属抵倒吃，其他民中教师都是高中学历。去考试肯定不认你是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统一考肯定会涉及高中知识，而我初中毕业已10余年，初中知识已遗忘得差不多了，高中知识更是一片空白。怎么办？我只得硬着头皮，请季权帮我借了一本高中数学教本自学，对那些公式啊定理啊进行死记硬背，象什么正弦余弦正切余切……套用当年的一句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实在太困难了就请教季权。

更为可笑的是，有时我还自创方法，如对“高次方程”的分解，书上采取“拆项、并项、添项”的方法进行因式分解，季权也是这样教我的。但我感到这样解太复杂，我把初中数学中的“十字相乘法”用进去，再创成“连续十字相乘法”，将高次方程的题摆成上边三项、下边两项或上边三项、下边三项，或上边四项……这样无论那种高次方程，我都可用我的这种方法解题。我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对我的这种解题方法激动不已，并将多道题演算给季权老师看，他也觉得我的方法很简便，但书上没有这种方法，我和丈夫戏称自已的解题方法为“袁氏定律”。更异想天开的的是，我居然想把这种解题方法进行推广，我丈夫是老三届的学生，他也帮着我做梦。我看见借的数学书的背面有编委和地址，就给人家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详诉我的解题方法，并用2、30道不同类型的数学题来论证我的“袁氏定律”。结果信投出去，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两个多月后，我去参加教育局的民中教师考试，地点在江源。我报考数学，考卷上就有一道对高次方程的分解，我不会用书上的拆项、并项进行分解，就用了自创的“连续十字相乘法”进行分解，在旁边画了图，并加了注解。后来考试结果公布，我居然过关了，而好几个教民中的老高中生还未过关呢。

考核合格后，我有资格去崇庆县教师进修校参加听课了。教室好大好大，坐了密密麻麻的好多人，我坐在中间，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老师在上边讲高中的内容，什么极大值、极小值、数列、抛物线、排列组合……我听得似懂非懂，有些地方纯粹是在“坐飞机”，我第一次感受到差生听老师讲课的味道，脑壳越听越昏沉。幸好，后来有了民师可以考中师的政策，我不须再坐着“飞机”去读什么教育学院了。

十二、可怜的娱乐

最初的民办学校，连学生上体育课的地方都没有，更谈不上有什么娱乐设施了。民师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大部份学生放学后，季克贤搬一张桌子在校门口同徐彬下象棋，我们围着当看客。有次时间已经较晚了，他们二人还在对亦攻擂，季克贤的妻子何玉书到学校看见，气得将象棋桌子掀翻，棋子撒落了一地。这也不怪何玉书脾气差，因当时季已是4个孩子的父亲，家里家外有很多事情都是何玉书一个人做，她当然希望丈夫放学后能早点回家帮忙啊。其时，我们女民师更什么娱乐都没有，每天只是站在校门口看来来往往的行人，或偶尔去逛一下街。那时的学校，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一次来了几个藏族小伙子，我们很友好地邀请他们为我们跳锅庄舞，他们也是很爽快地答应了，就在我们所谓的礼堂为我们跳了几曲锅庄舞。

我们的新校迁到了路对面，校园面积扩大了一倍多，不光有了一个很大的院坝，还在院坝内建了两个土乒乓台，体育课和课间休息时，学生们争着在土乒乓台上打乒乓，我们民师则是放学后在土乒乓台上打球。后来，觉得光打乒乓球不过瘾，又买了羽毛球拍，在校园里打起了羽毛球。再后来，公社修电影院，季克贤老师到那边去要了些木料，请木工师傅打了一个崭新的乒乓台，我们打乒乓也打出了花样，单打、双打、男女混合双打。无论春夏秋冬，学生放学后，我们都会打上好一段时间的羽毛球或乒乓球才回家。

那时每周上6天课，只有星期天才休息。一次，大家约定星期天到成都去看灯会，我们几个民师一起骑自行车到了成都，先去人民公园游玩，晚上看完灯会又骑车回来。在回来的途中，看见路旁有放坝坝电影的，大家又把电影看完再继续赶路，回家时夜己经很深了。由于当时的文娱生活太过贫乏，才使得大家为了看一次灯会，不惜骑车往返上百里路都要去看。

我们民师中有几个会搞乐器的，季克贤会拉二胡，下乡知青周碧辉会弹凤凰琴，下乡知青方宗更是会多种乐器。周末，我们爱搞吃“转转饭”，等转到知青方宗的家时，看见他家没有多少家具，但墙上却挂了一壁乐器，长笛、短笛、黑管、二胡、箫……他当场为大家弹奏了好多经典曲谱，听得我们如痴如醉。有时，他们也将乐器带到学校，放学后有的吹，有的拉，有的弹，有的唱，就像在办音乐会，好不热闹。在大家的感染下，我也学弹凤凰琴，吹笛子，但因太缺少音乐细胞，始终不能弹好一首曲子。

回忆我们当时的民师生活，虽然辛苦，但也甜蜜，苦中求乐，有好多场境 ，至今还久久不能忘怀。

十三、佼佼者易折

七十年代后期，各公社都办了中学，还有“戴帽子”高中，大队小学则办了“戴帽子”初中。我们大队的季权老师抽调去教中学，我和方宗提升起来教初中，一年后，我大队的初中班就合到了场东头的公社中学，我随之调入公社中学。我们这些从各大队抽调来的7个民中教师在一个办公室，其中季权、张国平、何相武合教一个初中班，其余民师都和公办教师配班教学，如我同公办的贾正耕老师配班，他教语文当班主任，我教数学兼大队辅导员，还要教政治、历史，但同工却不能同酬。

我们这个民师办公室的成员中，只有我是女性，并且资历最浅。有3个初中毕业生，4个高中毕业生，我是初66级毕业，徐建民初58级毕业，张国平初57级毕业，其余全是老牌子高中生。政治面貌，张国平、谢学良和我属于当时认为历史较清白的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其他几个都是当时认为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回乡青年。[图8]

何相武是地主子女，高中时成绩很好，因家庭出身政审过不了关，升不了大学，回乡当了农民，他一表人才，能歌善舞，又积极参与大队的宣传队，才被大队任为民师。张国平虽是初中生，但文笔功底好，字也写得好，我上小学时他还教过我。季权高62级毕业，出身地主家庭，也因家庭问题上不了大学，他很有数理化的天赋，回乡又积极参与公社宣传队，唱歌、跳舞、表演戏剧都是一把好手，故被选为民师。他们3个人合教一个班，张国平教语文，季权教数学、化学，何相武教物理，可以说是极品搭配，他们所教的班级优生率远远超过公办班，考上中专的人数也大大超过公办班（当时要最优秀的学生才能考上中专）。但他们三个都不幸，何相武因为物理教得好，后调去公社放电影，结果民转公时他已离开了教育部门；张国平还未等到民转公，就因病去逝；季权虽然人才出众，工作出色，但因家庭出身影响了个人婚姻，30好几了，才娶了一个山区小学都未毕业的女孩为妻，年龄差和文化差使得两人的夫妻关系很不和谐，我们戏说他俩是“一个说书，一个说猪”。1977年恢复高考“老三届”都有份他无份，1980年民师考中师但要32岁以下，他年已超龄又无缘，幸好1980年底民师通过考试可以直接转为公办，中学教师只选一科考试，他以化学科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取，转为正式公办教师，后被提拔为安阜中学教导主任。可叹他在教育战线上辛辛苦苦熬到60岁退休，刚一退休就因患上癌症去世，悲哉!

徐建民地主子女，也是虽然成绩好，但还是未上成高中。回乡后，他积极参加公社、大队的各项活动，才有幸被任命为民办教师，在工作中他积极肯干，刻苦钻研，他的文学功底极好，所教班级优生率远远超过公办教师。在当时全公社的公办和民办中学教师中，他的语文功底应是数一数二的。文革后恢复高考和民师考中师，他象季权一样无缘参加，等到1980年底民中教师的选科考，他选了语文，并夺得了全县第一名的好成绩，如愿转为公办教师，并担任年级语文教研组长，直至退休，安度晚年。他算是我们民师办公室中较幸运的一个。

最悲惨的是何树良，高高的个子，英俊的外貌，高63级毕业，就因父亲曾当过伪保长，他本来成绩很好，据说高考时考分很高，一所名牌大学要录取他，结果调档案政审过不了关，只有回乡当农民，而成绩远不如他的贫下中农子女则考取了大学。回乡后，由于家庭问题，他只当了一个生产队鼓捣“9·20”生长素的农技员，娶了一个本队小学都未毕业的农村姑娘为妻。中学办“戴帽子”高中时，能胜任高中的教师奇缺，学校领导就到处搜罗教高中的人才，听说2大队一个叫何树良的在校时成绩很好，因家庭问题未上成大学，还埋没在生产队当农民。公社中学领导亲自出面，到生产队去把何树良请来，代任高中的物理教师。结果在试教中，他的物理课教得很好，深得学生的喜爱，中学领导向公社打报告，何树良才有幸转为正式的民办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他去参加了考试，并且超线好多分，但他不属于被录取的“老三届”学生，他不敢去开假证明，领导也不敢为他担责任，体检他都不敢去，结果只有再望大学仰天长叹！最可悲的是，1979年，他家养猪在自留地里种了一大畦喂猪的蔓荽，长势喜人，下午他去割蔓荽时，发现被人偷了方桌大一片，斯文人的他只叹了一口气便回家了，老婆知道后很是气愤，就跑到地头去大骂一通。谁知第二天到地里一看，蔓荽又被人偷了一大片，简直气得她要吐血。老婆回家喂猪时，猪把圈板拱翻在圈里，老婆翻进圈去打扫猪屎，脚就踩到拱翻的木板上，一根长长的铁钉刺入脚底。而何树良当时则感觉到自己的胸与背也象针刺般的疼痛，一直持续了好多天，他的同学徐克异知道后，叫他到陆军医院作拉网检查，结果一出来，他已是癌症晚期了。我们同在一个办公室，看见他因为疼痛难忍，胸口抓出一道道的指甲印，他说：“医生说我可能还能活3个月，不知能活到不？”我们大家都为他的命运多舛感到悲凉，但又爱莫能助，只有尽最大的努力，每人为他凑了10块钱，让他回家疗养。结果，不到3个月他就去世了。

这是曾为安阜民中教师的徐建民，后考为公办教师，任安阜中学语文教研组长至退休。照片为17年3月拍摄。

十四、圆我中专梦

在我10岁、姐姐13岁时，父亲就离世了，当时正值3年困难时期，是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地将我们两姐妹拉扯大，并让我上了中学。初中时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努力学习，考上中专，早点脱去“农皮”，能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母亲在晚年时，也象城里人一样享两天清福。谁知道，1966年我初中刚毕业，一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小小的中专梦也随之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我上了5年多初中，1968年底回乡当了农民，1970年1月任民办教师。当年底次年初，一次升学的机会与我擦肩而过。记得那时出台了一个推荐选拔的文件：“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我找大队书记报了名，当时大队两个书记的孩子都较小，并且处理事情还比较公正，就将我推荐到了公社，我自认为自己各方面都较优秀，就很乐观地坐等消息。结果到了公社，我第一轮就被卡下来了，后来我才得知，那些推荐上的人都是有各种关系的。第一种是下乡知青，他们推荐选拔上比回乡青年有优先权，还有下乡知青的社会关系容易托人开后门，有些下乡知青家庭经济好的，已懂得运用财物等贿赂干部疏通关系；第二种是那些公社或大队干部的子女，已经成人了的就直接推荐；第三种则是大队书记的亲朋好友的子女。像我这种与大队书记无直接亲戚关系，又不懂去巴结贿赂干部的人，能将我推荐到公社已是万幸了，还想大队书记到公社上去与其他大队的书记竞争，简直更是天方夜谭！所谓的群众推荐，群众根本不知道此事，完全凭大队书记的亲疏关系来定，根本不会去考虑什么表现啊，文化知识啊。

后来的推荐选拔竞争更激烈，根本没有叫人自愿报名的了。记得第二年，我们大队的民师王俊英通过关系已被推荐到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程序，并已经体检，只等通知去读中师了，后来却被另一个大队的下乡知青，未参加过体检程序就把她顶替了。当时，她耍了一个当兵转业到清华开车的男朋友，因为她的落榜了，婚事也告吹了。一气之下，她找了一个温江的复原军人，辞去民师嫁人了。1973年又一次招生了，我本已对这些推荐、选拔心灰意冷，只想隔岸观火似的看那些人怎样地去恶性竞争，结果这年被推荐的人要进行文化考试，我又激动了一把，认为是否以后凭真材实学参加考试，就能再有机会上大学上中专了。但后来文化考试又不作数了，我公社被推荐的人连小学三角形的内角和都不知道，居然还被中师录取了，我才彻底灰心丧气地认为此生可能再与中专无缘了。

1977年恢复高考，明确指出招收老三届的高中生，机会又一次与我失之交臂。当年冬国家恢复招收中专生，但条件是25岁以下，未婚。这时我28岁，已婚，两样都不符合，机缘又再一次与我擦肩而过。直到1980年5月12日，报上刊登了关于民师报考中师的招生简章。简章规定凡教龄5年以上，年龄32岁以下的民师均可报考中师，并且婚否不限，对照自已，符合报考条件，我真是喜出望外。再一细看，8月7、8日举行考试，考试科目有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和化学。距离考试时间只有两个多月，准备迎考的复习时间太短，并且学校的教学任务繁重，不能因为我要去报考中师而请准假。但这次机会，毕竟是我毕业14年来，第一次可以凭自己的努力来掌握自已命运，机会太难得，我一定要珍惜！

那时我在安阜中学任教，因是初中生教初中，只能教初一的数学，以及无关紧要的政治和历史，兼做大队辅导员。工作担子繁重，加之初中毕业已十几年，所学的东西也忘得差不多了，若考小学的内容还能对付。但一想，大家都在这个起跑线上，能超过我的，可能也为数不多，没什么可怕的。况且我在公社中学任教，这可给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人脉关系，我和中学的公办及民办老师的关系都处得好，这些教师中不乏各科的拔尖人材。想到这里，我赶紧制定各科复习计划及时间安排，着手准备复习资料，想好各科的辅导教师。语文请教中学语文的民师徐建民辅导，并借了我79级高中毕业侄女的课本自学；数学和化学请教过高中数学和化学的民师季权辅导；物理向公办中学的物理教师借教本自学，请民中教师教物理的谢学良辅导；政治请公办的陈孟强老师给我出题，并给出答案，我就死记硬背。白天，我在学校抓紧分分秒秒干好自已的本职工作，回家后就抓紧做习题，背资料。

这时，我已有一个两岁多的女儿，丈夫是下乡知青，已于1979年调回县城，安排到轧钢厂工作，女儿的户口随他转进城。面对这样的大好机会，丈夫当然希望我能一举考上中师，我们一家就都能吃上商品粮了。可时值“双抢”，正是农村抢收抢种的最忙季节，生产队每天要分大量的柴草，有些当天就要必须运回家，以便腾出田来好抢种。丈夫在轧钢厂的工作已经够辛苦了，每天一下班就马不停蹄地从10多里外的县城跑回来，帮助家里干田间地头的活。晚上他还要陪我复习，象什么语文的古文翻译及政治的问答题，他给我念问题，我背诵答案，两夫妇坐在床上一问一答。我母亲是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只有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我的备考，家里带小孩、喂猪、煮饭她全包了，还要负责去分回生产队的粮食和柴草，完全不让我操一点家里的心，我只管一心一意地复习。星期天的全天复习时间很难得，但又由于时间长，容易头昏犯脑胀。我复习时把缝纫机当书桌，实在犯困了，就靠着缝纫机打一下瞌睡，不敢上床睡觉，怕舒服很了睡过头。几个辅导我的老师都很尽心，特别是季权老师，在我临近考试时，更是一天给我出一套题，那可是用手写的试卷题呵，我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完，做完后给他，他给我批改，做错的题又仔细给我讲解。就这样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冲刺，我以临战的姿态中跨进了中考考场。

1980年8月7日，上午9—11点考语文，下午3—5点考理化；8日上午9一11点考政治，下午3一5点考数学，考场地点设在正东街中学。全县共有36个乡镇，也不知有多少民师来报考，要录取多少名，只知道考试那天有10来个考室，有好多人都来参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7日下午的理化考试，物理、化学同在一张试卷上，各占50分，3点钟开考，3点半钟就陆续有人离开考场，到后来整个考室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监考老师就站到我的旁边来看我做考题。出来后，原安阜中学的公办教师、后调到正东街中学的好友李玉芳对我说，据她监考我的的同事老师讲，我肯定考得好！不几天，成绩单发下来了，满分400分我只考了270分，很不理想，我感到很失望，还担心自已考不上哟。谁知第二天去上学，听一公办老师说我居然考了全县第一名，还戏称我是“文曲星”下凡了。

上线的民师通知体检，地点在县人民医院。体检时发现有一民师挺着个大肚子来，一问已怀有8个多月的身孕，工作人员当即找她谈话，若不处理掉这个孩子，就不能坚持读书，可能就不会被录取。因是当年的10月份开学，也正是她坐月子的时候， 为了能让中师录取，该同学体检完就毅然去做掉了孩子。我在体检时则被怀疑有心脏病，也差一点不录取我，结果又去复查，什么事都没有，原来是体检时我太紧张了的缘故。最后，我终于领到了“录取通知书”，拿着那张迟到了14年的一纸通知书，我心里的高兴激动兴奋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可是我多少年来的梦想，也是在我的同事和家人的全力帮助下，自已的不懈努力下才得到的这张弥足珍贵的“录取通知书”！1980八年10月，我终于踏进了中师的大门，结束了我10多年的民师生涯。

据《崇州教育》杂志公布，当年全县有民师212人参考，其中50人当时兼有初中课，5人弃考，考试结果最高分270分，最低分49分，240分以上5人，200分一239分18人，200以下187人，全县招收26人。当年，温江地区温江、郫县、崇庆、新津四个县，总共招收民师48人，崇庆县就占了26人，并且录取分数线比其它几个县都高。由此类推，我的270分也是当年温江地区的最高分。

我的老母亲

小学毕业照

初中毕业照

当农民时的姐妹们

中师毕业集体照

这是我们的中师毕业照,从照片中根本分不出哪些是老师,哪些是学生.因为这批中师生,是一批特殊的学生,他们的年龄跨度大.小的二十二三岁,大的可能三十四五岁,甚至三十五六岁(可能有瞒报岁数的.)有的是未婚姑娘小伙,而有的则已是三、四个孩子的父亲或母亲,由于生活的艰幸,孩子的拖累,大的同学和小的同学在一起,好象是两代人在同一个班级.前数第二排全是我们的老师,但右一,我们的美术老师比我们班上的绝大部份同学都小,右数第四个是我们的班主任,比我们大几岁,可能和最大的同学差不多大.所以我们的师生关系,好象是兄弟姊妹!

1980年开始招收民师后，国家政策也不断在向民师倾斜。1981年，那些超过年龄的民中教师，可以只选考自已所教的擅长科目报考，考后录取者直接转为公办教师。对民师报考中师的考试科目，去掉了理、化两门，试题的难度也逐年降低，在民师中连续招收了几届中师生。到后来，那些实在没有条件报考中师的民师，教中学的只考一科，教小学的只考语文、数学，然后直接转公办，并且名额逐年加大，题的难度则逐年降低，直至2000年，我乡的民师全部转为公办教师。民师也就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并快被遗忘，甚至就连《崇州市志》和《崇州教育志》都不愿、不想或不敢多写两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