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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鑫 摄影

　　张红军新作品《无法说再见》入选《南方周末》我的2015年书单

张红军新作入选《南方周末》我的2015年书单简介

近日，著名作家张红军的散文集《无法说再见》入选《南方周末》——我的2015年书单

　　《南方周末》是中国深具公信力和发行量（国内外发行）最大的综合性新闻周报，被称为“中国新闻界的旗帜”。作为《南方周末》亮点栏目，“年度书单推荐”覆盖全世界，一直深受读者的信赖和推崇。  

《南方周末》2015年书单.非虚构类由全国15位哲学、历史、文学、经济、教育等领域专家制定，一共推荐并入选了35本中外佳作。外国佳作入选美国、英国、德国、以色列、加拿大等国的世界名家新作，共14本。中国佳作入选21本。此书单文学类仅有《无法说再见》等2本。

　　《无法说再见》是自传性的非虚构作品，32万字，分上下两辑。上辑：脚印；下辑：目光。重在上辑。

上辑40篇“脚印”，顺应着时间的线性走向，截取了不同的人生空间。从故乡、克拉玛依托起的童真记忆，到“心灵”求索的中年沧桑、苍凉、苍劲，走过了经历的不同风雨时代，穿行了生生不息的人间尘世，相伴了大美不言的万千自然，“心灵”的脚印犹如留在地面的脚印，虽不相连，却统观呈现人生路，便知道，留下“心灵”脚印的人从哪个方向来，到哪个方向去。

下辑13篇“目光”，所及之处是震撼作者，有缘有分的人与物、境与情。“目光”是“脚印”的和声。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陈家琪在推荐词中写道：“读他的这本书，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那个时候的汉人与当地人在婚俗习惯与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微妙关系，感受到创业中的艰辛与性压抑下的发泄。”并称该散文集是“一本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书”。

陈家琪教授的推荐词（向《南方周末》推荐散文集《无法说再见》）

当我们正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都转向伊斯兰教时，我向大家推荐张红军的这本既包含人生的 “脚步”， 也聚焦于自己的 “目光” 所及的散文集。张红军的父亲1955年到了克拉玛依， 打开了那里的第一口油井； 张红军是1958年从老家河南扶沟县一个叫董村的地方来到了克拉玛依。他比我小两三岁， 在克拉玛依从小学三年级上到高一， 然后就是 “文化大革命”， 就是下乡插队， 就是招工， 成了一名我们在那个时代梦寐以求的勘探队员， 在两年时间 （1970和1971） 里走遍了新疆的山山水水。然后， 然后嘛， 他就成了一名诗人， 成了一位作家， 成了电影 《魔鬼城之魂》 的编剧， 成了 《油城文艺》 的编辑。那是1978年， 他29岁了； 编辑部就他一个人， 办公费是每月五角钱。

再后来， 当我在克拉玛依见到他时， 他已多次获奖，是一级编剧，正在办理退休的各项手续。读他的这本书， 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那个时候的汉人与当地人在婚俗习惯与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微妙关系，感受到创业中的艰辛与性压抑下的发泄。这是一本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书。

陈家琪

陈家琪：著名哲学家，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德国哲学》编委，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长期从事政治哲学与法国哲学、德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等领域的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出版著作九部，另有合著两部，译著一部（合译）。

行 炎  

行炎对散文集《无法说再见》的评论摘要：

……写的是一个是时代的缩影，作者通过自身的生命体验诠释哲理人生，以写实的现实主义笔法切入，一个又一个鲜活、生动、令人熟悉的人物形象扑面而来，充分展现作者人生经验与觉悟的反思，给人以刻骨铭心的回望与思考，有创痛的磨砺更有释怀的淡定，留给读者无尽的追忆与遐想的空间。是一部浓缩人生精华的散文集作品。

——行炎（北京广播电视台著名编导、首席高级编辑、诗人，作品曾九次荣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张红军  

 

张红军：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深造于北京鲁迅文学院；曾下乡务农，当过石油地质勘探队员、石油工人、编辑、主编、编剧等；曾出版《张红军作品集》（6卷）、《张红军剧作选》、《变成太阳的手鼓》、《脚踏天山》、《金沙枣》、《无法说再见》等剧作、诗歌、歌词、散文、小说选集。

剧作曾两次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十次获国家级政府奖。《垛斯》、《神农袁隆平》分别获第七届、第九届中央宣传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寻找金穗》获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国政府奖”；《法官妈妈》、《老骆驼》、《沙漠探险队》、《野马朋友》、《如日如月如歌》、《神农袁隆平》等剧作获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国广播剧奖”；《神农袁隆平》获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首届“中国广播剧专家奖”。《张红军剧作选》获中华“铁人”文学基金会“中华铁人文学奖”。《克拉玛依真美丽》获中国文化部“全国首届表演唱大赛歌词创作一等奖”、《石油人的圣地》的4首歌词获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中国大众音乐协会作词金奖。

另有作品多次获全国性、省、部级奖。

组诗《勘探队员的歌》曾被收入新疆大学、伊犁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材，及广西编选的《中外诗歌名作选》等教材书籍，并应邀赴北京师范大学、新疆大学等高校讲课。编剧的电影《魔鬼城之魂》1987年1月在国内外发行公映，1988年在央视播放，1994年在中国石油文联成立大会上，被中国石油文联表彰为建国以来全国系统的优秀电影作品；编剧的电影《变成太阳的手鼓》2010年5月在全国首映；2011年2月在央视电影频道播放；作为优秀影片被交流到美国，2011年7月在美国电视台播放并向全球转播。散文集《无法说再见》入选《南方周末》我的2015年书单。

关于散文集《无法说再见》的

创作心语

张红军

主要想写出一种真实的人生。这种人生有着自我的独特性，更重要的是蕴含着普遍性。 这本书，是自己对自己的回望，更是另一个自己对自己的旁观。往事，在回望时会获得新的发现和价值，而旁观，会形象地看到一个既分离又统一的自己。

是人都会经历生活的磨难，但不一定都经历心灵的磨难。

被他人容易看到的是身上的世事沧桑，不容易被看到的是心灵的痛苦追寻。

当人生陷入绝望的谷底时，仍然坚守着良知；处于逆境和顺境时都活得正直，活出了尊严。

当这块土地和石油共同铸造了你的命运，并是和你共命运的亲人，你会惊心动魄，发现什么叫溶入血液，化入灵魂，无法说再见。

人物专访

发现了生活的真相，还要

热爱生活

——专访著名作家张红军

文/张 冰

2015 年，国内外佳作瀚若星河，张红军的散文集为何能脱颖而出，其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近张红军的内心世界。

张 冰：《南方周末》为什么会推荐这本书呢？

张红军：得知这个消息后，很意外，同时我也感到非常荣幸，因为《南方周末》-- 2015年书单是从全世界筛选的，还因为我和《南方周末》素昧平生，散文集能入选，所以觉得比我获国家级的奖项都难得。后来了解到，陈家琪教授仅用两天就看完了我的书，并将这本书推荐给了《南方周末》；经过《南方周末》严格而苛刻的筛选和审定，这本书最终入选《南方周末》-- 2015年书单。  

至于为什么会被推荐，我想，推荐者是国内业界的领军人物，自然居高临下，一览众山，一目了然；而《南方周末》是我国新闻界的旗帜，公信力是叱咤风云拼出来的，当识天下风光。我的散文集是内心最宝贵的思想积淀和人生感悟，追寻的是真善美，发散的是正能量，写的是一种真实的人生，具有独特性，但更重要的是蕴含着普遍性。我想是不是这样所致。

张 冰：据我所知，您尝试过很多体裁的文学创作，这次为什么要写这本散文集呢？想表达什么？

张红军：2010年由我编剧的电影《变成太阳的手鼓》公映后，就萌生了告别剧本写作生涯的想法。我以往的作品唯独没有儿童题材，《变成太阳的手鼓》就是献给克拉玛依孩子的礼物。当然儿童题材也有世界性，后来这部电影也印证了；这也是献给自己花甲之年的礼物，也想作为剧本写作的谢幕演出。写了近30年的剧本，感觉深沉而广阔的内心世界未有满意的表达，我想趁着还能写作，寻找一种文学载体，给自己一个文学结束语式的交待。在机缘巧合之下，我开始了散文的写作。这是没有什么功利思想的写作，就是想写出来而已。主要写于2013年。

这本书是自己对自己的回望，更是另一个自己对自己的旁观。往事，在回望时会获得新的发现和价值，而旁观，会形象地看到一个既分离又统一的自己。是人都会经历生活的磨难，但不一定都经历心灵的磨难。被他人容易看到的是身上的世事沧桑，不容易被看到的是心灵的痛苦追寻。当人生陷入绝望的谷底时，仍然坚守着良知，无论处于逆境还是顺境都能活得正直，活出了尊严。

张 冰：散文集的创作过程中有什么难忘的故事？

张红军：现在回想起来，主要在一年之内完成这本散文，对我可谓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奇迹"。 我本来的计划，是要写其它文学形式的作品，后来受到盛情难却的邀约，新鲜出炉的散文作品要每周一期为时一年，发表在一家报纸上。这就是说，我每周必须保质保量地写出一篇三、四千字的文章，而且每一篇都要重新谋篇布局。让我担心并料想不到的，这一年，我的母亲、岳母、妻子相继生病住院，有一段时间，每天我至少要做五顿饭。又接待来客一个多月。又因公干腰部受伤，治疗了数日。还有其它社会上压来的种种事项。想一想吧，怎么写呢？只有白天见缝插针，晚上熬夜。一年下来，都说我瘦得变形了。但如有神助，写作状态还是轻松的，竟提前完成了任务。

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每篇文章至少修改到必须发稿的前一分钟。从儿时开始，我把自己的人生捋了很多遍。最后一篇文章杀青，我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兴奋，感觉完成了对人生的一次考察和勘探。

张 冰：自传性的散文集很多，您觉得这本散文集的特点是什么？

张红军：要说特点，那首先就是真善美的“真”。在开写之前，我就给自己定了雷打不动的原则：做一个所写历史的客观记录者，真实地面对自己真实地面对他人真实地面对社会真实地面对时代。我不会也没有必要亵渎自己的人格亵渎心中的神圣。以客观理性的“现在的我”旁观“原来的我”，旁观他人以及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这种写作就像有一个无形的手在写，而不是我在写。我想，读者会从这本散文集中感悟到，这篇散文集留下的不只是我个人的一串脚印，他与人类同行；生活从来都是逆境与顺境同在，即便知道了生活的真相，也要热爱生活，相信未来。

张 冰：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书名？有什么深意吗？

张红军：这个书名，这五个字是我的心理状态，和散文集的内容也相契合。对于一个克拉玛依人来说，这块土地和石油共同铸造了你的命运，并是和你共命运的亲人，你会惊心动魄，发现什么叫溶入血液，化入灵魂，无法说再见。

摄影艺术家樊福江

追求真善美是灵魂的支撑

——专访散文集《无法说再见》作者张红军

文/ 樊福江

樊福江：红军老师，今天我受《国际艺术港》杂志委托, 采访你。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聊起来可能更随意更专心一些。

张红军：谢了！你是个摄影艺术家，很乐意与你神聊啊。

樊福江：我想这几十年来，你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雷雨电，四季轮回，那么多的人生磨难，世事沧桑，不知你为什么没有被打垮，反而成为文学创作的常青树呢？

张红军：过奖了。我想之所以能一路走下来，还是要感谢生活，生活之树常青; 从精神上讲，因为心中一直有信念，相信未来会更美好的信念; 我追求真善美也努力表达真善美。

  少年时代的张红军

樊福江：虽然你我创作的载体不同，但艺术都是相通的。追求作品的深度，其深如大海；追求作品的高度，其高如高山。但如何才能遂愿呢？

张红军：这是一个很难准确明悉的问题。我想，文学就是人类灵魂的恋曲、进行曲和梦幻曲。你如果懂得了人性，你就懂得了人和这个社会。文学作品的根本价值是靠思想支撑的。可想一想，谁能完全洞察透析了人性？所以说文学创作无止境。这不是刻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从具体的自我要求来讲，“就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即便是‘衣带渐宽’也‘终悔’，即便是‘人憔悴’也心甘情愿，最后达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领悟。”

青年时代的张红军

樊福江：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为什么选择了文学创作呢？

张红军：说选择，那让我感觉人生有点奢侈了。我年轻时正处于满怀理想满怀热望，誓当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狂热啊！真是甘当一颗可以随处拧用的螺丝钉，甘做一块东西南北任人搬的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争当先进，把眼睛累坏了，身体累坏了，又付出了其它许许多多的代价，都在所不惜。可是生活是全方位的，生活的真相不是别人给你描绘的辉煌世界，不是你被塑造后想象的灿烂人生。当一个个来自“假丑恶”的致命打击，轮番将你打入精神的地狱时，你最终别无选择，只有选择文学这个载体来进行自我的救赎。之所以具体选择文学，感觉这是一种命运在冥冥中的召唤。也许，我的身上有一种容易被文学诱惑的天性，自然而然地给了我精神的支撑。而且在艺术上，那时是初生牛犊，根本不知道老虎的厉害，不知道风险的可怕。

樊福江：文学在你的人生中的价值如何？

张红军：文学创作，如同我的世俗人生，年轻时是革命理想式的恋爱季节，然后就步入神圣使命期漫长的艰苦岁月，等到你身心交瘁时，当初诱惑你的文学，已经成为你生命的重要部分，无法割舍了。

樊福江：你创作前，有没有给自己的作品定个标准。

张红军：真正进入创作时谁还想这种事，自然而然写就是了。但平时是以当代最好的作品作为标高鞭策自己的。文学作品一旦面世，就要有能够面对读者和其他写作者的水准；你若不能继续奉出新作，就会被淘汰出局。世人只认你的作品，即使你有天大的原因，致使你的作品质差量少，那也是不能诉说，说了也是没人买账的。

樊福江：你与我们摄影人可能有所不同，灵感来了才能创作？  

张红军：我创作与那些时间多多的专业作家不同，我是一有空就赶紧写，主要是上“夜班”。哪有灵感来了再创作的福分？人坐到桌前提起笔，先强迫自已进入苦思冥想状态，尤其是大点的作品，即使是构思成熟了，也很难写下第一行字。刚开始提笔时涩、板、僵、硬，但写着写着就进入了状态，轻松自由，如有神助，就是灵感来临的状态。有句老话：有诚则灵。这很对。一个“诚”字就是真心真意，一心一意集中精力，只做笔下事，这样，灵感就被召唤，就会被激活，即使它埋藏于深处，也会被开掘。灵感开始犹如涓涓源泉，而后可变为江河，甚至扩展成大海。那些伟大的巨著，就是灵感的海洋。哈萨克族有句谚语：泉水虽小，但它是海洋的哥哥。我没有那种理想的创作条件，更不可能非要等到灵感到来时才创作。灵感要有一个产生的过程。一个是无形的长期自然的思想积淀和情感积累，在某一特定的时空会自动喷涌；二是你通过具体提笔，强迫自己只作这样创作事，渐渐地聚精会神而忘我。

樊福江：你也是时代的产物。从概念化的理想到具体的一个普通农工、地质勘探队员、编辑、诗人、作家、编剧，一路走来如同长征，或许钢铁就是这样练成的。

张红军：不敢当。作为生活中的我，最难最可怕最痛苦的是心灵的生生死死，是精神的痛苦追寻，浴火重生。

樊福江：生活纷纷扰扰，要闹中取静，谈何容易？而且要与笔下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会把人掏干的。

张红军：年轻时写诗，倒是常激动，也易受干扰。没几年，就有了抗外部干扰的功力。有噪音也好，有人吵闹也好，有杂事暂时中断也好，都影响不了创作，只要有时间，不论何地都行。到了中年写剧本，已经是“冷漠式”的创作了。在悲伤时写幸福的场面，在快乐时写痛苦的人物，我与笔下的一切像是不在一个时空，身处两个世界，无缘无份；也可以说不是我在写，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写。我曾对自己诧异。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一位老同学讲了，没想到，她惊呼说这是创作的高级境界。也许，生活的酸甜苦辣该经历的都经历了，在心灵已不是块垒杂陈，自然而然入化境了。

樊福江：你主要用了8 种文学形式创作，感到你就是像评论文章说的是全方位多面手的优秀作家。可是，集中精力于打歼灭战岂不更好？

张红军：用8 种文学形式创作并不是有意为之，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有的是机遇所致，有的是想寻求一种更适合内心的文学达。生活常常是“你想走进这个房间，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相对的真理，是只适用于特定时空的真理。

樊福江：你奋斗到今天，极不易 。能不能诠释一下你的成功之道？

张红军：我不是成功者。但每个人都在探寻自己的成功之道。我作为其中的一分子，只是有些自我求索的体会，不知对否。所谓人的成功就是主客观的和谐统一。“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天赋、后天的努力是属于个人的范畴，而环境、时运是客观存在，两者统一了就是是顺境，就是成功，两者不统一就是逆境就是失败。孔子曰：时也，命也。时空一变，什么都会变。负面的客观力量大于正面的个人力量，它就是决定性的力量。而人可以自觉做的，就是个人不懈的努力。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如果不努力坚持，时运来时，你没有能力去迎接去承受去融和去享用，这个时候，正面的个人的主观力量又是决定性的。其实逆境也不全是坏事。一个战士没有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过，怎麽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我常常感谢那些给我制造厄运制造磨难的人，是他们让我成熟。他们的反作用力更加让我不断地学习，去坚强自己丰富自己升华自己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也提升了俯视透析“假丑恶”的高度。当然在逆境中生命完结了，不行；精神死了，也不行。只要这两个在，就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就有一种走向胜利的必然。因为你熬出时间熬长生命是根本。时间对“真善美”有利，对追求和坚守“真善美”者有利；对“假丑恶”不利，对倒行和逆施“假丑恶”者不利。不论是谁，以恶可以得逞于一时一事或多时多事，但岁月不饶人，恶人小人终将不齿于社会和历史。民心向善，人心求良，“天”意如此。统观历史，莫不如此。有一个现象给我以启示：经过漫长岁月的物竞天择，戈壁上只能生长梭梭、红柳，可是移民来了，建起了石油城，种上了杨树、榆树、柳树，甚至还有橡树及多种珍贵的树种和果木。这属于人工自然，是外部力量介入的作用，保证了特有的土、肥和充足的水，还有抗风的支撑。如果没有这些人工的外部的也就是客观条件的保证，这些树木只有死亡。所以文化环境的重要也当如此。

樊福江：你和克拉玛依一起长大，你的作品也主要取材于克拉玛依，这是情感和责任所致吗？

张红军：文学不是为写一个地方而写一个地方，应是越有地方性也越有世界性，越有独特性也越有普遍性。克拉玛依就是我的亲人，我曾写过的两句歌词，可以代表这种心情：“祝福你,克拉玛依！祝福克拉玛依，就是祝福我们自己。”

2016 年5 月13 日

（图片/文字 由《国际艺术港》杂志和张红军老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