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 王占林文

大森林

   今年，是父亲逝世二十周年。二十年来，我常常思念着父亲。每当念及到父亲的时候，与父亲一块生活的情景和父亲的音容笑貌就会即刻浮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是一名手工业者，现在人们称为裁缝，过去叫作成衣匠。父亲一辈子以这门手艺为生，并乐此不疲。手艺在所生活的镇里是远近闻名的，大约60年代被评为7级工。

在我的感觉中，父亲似乎什么样的衣服都会裁。大人的、小孩的，男人的、女人的，制服、便衣以至顾客要求的各类新潮时装，样样都能裁出来，并且让顾客满意。五、六十年代，人们的穿着比较单调，尤其是男装，几近千装一律，大都是蓝、黑、灰、绿的制服，有点身份的人也只不过穿身中山装。父亲裁这类服装是行家里手，穿上父亲裁制的制服和中山装确实让人感到大气、庄重。

由于父亲是从民国时期过来的人，父亲裁便服的手艺也十分娴熟。 70年代初期，一些前卫年轻人悄然兴起了便衣热。这种便衣与老式便衣相比只是不要纽襻代之以按扣。这种衣装看似简单，但真正裁好并非容易，尤其是肩、腋的处理，如果裁不好，就会皱褶一堆，穿在身上显得窝囊。但父亲裁制的便衣，板板正正、随身附体，深受青年人的喜爱。

在千姿百态、五彩缤纷的世界里，女人的打扮总是占有很大的比重，即使是人性自由受到非常限制的年月，女性的穿着相对还是宽松些。因此，女装裁剪得如何也是衡量一个裁剪工水平的重要标志。父亲裁制女装是得心应手的，只要顾客有要求，似乎什么样的款式都可以裁得出。记得在六、七十年代，有一位小学教师，人长得俊俏、标致，衣着也讲究、时髦，时常向父亲提出新款式的服装，父亲总能让她如愿以偿。七十年代初期大城市刚刚时兴连衣裙，由于家乡是个偏远的小镇，街上从未见过这种服装。按着这位老师的要求，父亲先后给她裁出几件各具特点的连衣裙，穿在身上都很漂亮，使她成为镇里领导服装新潮流的人物。

父亲生在1917年民国时期的辽宁省辽阳地区。据母亲说，父亲是个遗腹子，也就是通常说的梦生，小时候受过不少苦。也许是这个缘故，父亲总是热心地帮助别人，扶危济困，乐善好施。

由于父亲有裁缝这门手艺，亲戚朋友、邻居街坊时常到家相求，父亲总是热情接待，起早贪晚尽早地把活计做完。求他裁衣服的绝大多数人生活比较困难，不是鳏寡孤独，就是子女较多或是缺少生活来源的人。对这些人，父亲不仅不怠慢，而且对特别困难的人还要找有缝纫机的徒弟给缝好做成。六十年代父亲染过肺结核，七十年代中期又患上胃癌，身体每况愈下，十分衰弱，但只要有人求他，他仍然热心相助。作为子女的我们，因为心疼父亲，有时说些不客气的话。之后父亲总是温和地对我们说，人家要不是困难，用得着求我吗？

当时，我家乡这个小镇是城乡的结合部，哪家都少不了有些农村的亲友，经常有亲友在节假日或农闲时来镇里办事，求父亲裁衣服或专程探望。那年月农村清苦，城里也并不宽裕。但不管是父亲这边的、还是母亲那边的，或是我们子女相处的，父亲都以礼相待，想方设法弄点酒菜款待客人。父亲学徒时什么活都得干，学了一手烹调技术，虽然平时不掌勺，但亲友来了便亲自下厨，炒上几盘，与客人共饮、叙谈。对来裁衣服的亲友，父亲点灯熬油把衣服裁好；对困难的亲友父亲让母亲找些适合的衣物馈赠他们；逢年过节或有遇难遭灾的亲属父亲还要送给十块、八块的，帮助渡过难关。

父亲对孩子们的朋友也非常喜欢和关照，特别支持我结交富有理想、追求上进的朋友。那时，我家住在镇里老街上的一座土房，两间房中有一间半是居室，最里边的半间算作我的住处。 念中学时，尤其是“文革”期间，经常有一些像现在所谓的笔友、球友、琴友这样的朋友相聚，时常光顾我的小屋。我们在一块或学习作业或谈天说地，或吹拉弹唱，往往一坐就是一天，有时太晚了就住在这儿。父亲对此不仅不嫌闹腾，而且还为我们做些服务性的工作。到了饭时，总是张罗比平时好点的饭菜；有的朋友遇到什么困难，如听说一位球友由于家庭生活比较困难打篮球穿家做布鞋时，父亲就让我给他买双“解放鞋”。父亲对我所结交的朋友也十分满意，说这个将来有出息，那个以后有作为。果不出父亲所料，二十年后的现在，这些朋友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都比较好，有的成为美术家，有的成为作家，有的成为医学专家，还有的成为地、县级党政领导，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每当听到我一道成长的这些朋友的好消息，父亲总是感到非常的高兴。

父亲对子女非常的关爱。父亲从学徒开始以手艺谋生，是从辽阳、沈阳、吉林、哈尔滨等地直至定居在我出生的这个小镇 的。饱经人世沧桑、四处漂泊的生涯炼就了父亲虽是一个手艺人，但却具有正直、善良、豁达、坚韧的优秀品格。父亲对我们很少是理论的说教或是象现在父母对子女望子成龙所表现出来的在学习上的苛刻要求，而更多的是当子女遇到事关前途重要关头征求父亲意见时能及时提出参谋意见，以及对子女的成长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69年初，随着全国上山下乡的潮流，我作为“知青”参加“集体户”到了农村。在将近一年时间里，我们刨茬子、铲地、收割、打草、刨粪堆，日出而耕，日落而归。这对于我们这些在家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没干过多少体力活的孩子，确实一时难以适应。耐不了这样的苦累，“集体户”里13人中12人都借故某种理由办 手续重返镇里，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面临这种情形，我不知所措，难以作出选择，只好向父亲问路。父亲听过我的境况后温和而又坚定地说，就先在农村干吧，我就不信，将来学校都不办了，城里不需要人，全国城里的孩子全都扔在农村种一辈子地。我按照父亲的意见留在了农村。当时公社负责“知青”的同志考虑到生活和管理上的问题，重新为我安排个“ 集体户”。果然如父亲所说，70年代初高校恢复招生，我在农村不到两年光景，便被送入一所专业学校学习。

父亲对我们的关爱最主要的是对子女实现理想和志趣上给予强有力的支持，满足子女们的正当需求。上中学之后，我爱看点业余书籍。当时书价不高，一般在几毛钱或一、两块钱。可是考虑到家里并不富裕，有时相中一本书，在书店转悠好多天，才下决心向父亲张嘴说。一经与父亲说后，父亲从未迟疑，总是顺手从兜里掏钱给我。六十年代初，我家里就藏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等中外小说以及一些连环画，这在当时已是够奢侈了。这些书籍在我心灵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同时也吸引了不少同学与我共同欣赏和交流。

六十年代“四清”运动时，工作组查出一位科局级领导有贪污行为，决定没收其家财还债。工作组负责人跟父亲说，你在厂里属高薪，把没收的收音机处理给你吧。父亲回家后与母亲商量说，收音机虽然花去半个月的工资，但对孩子们成长教育有好处，就买了吧。听到父母商量的结果，当时我几近欢喜若狂，高兴得跳了起来。情况确实如父亲说的那样，这是上海制造的三波段交流式“红灯牌”收音机，对于我们生活在穷乡僻壤地区并且当时视听等媒体十分缺乏年代的孩子来说是太弥足珍贵了，它在扩大视野、增长知识、陶冶情操等方面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父亲喜欢子女成为多才多艺的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跟朋友学吹笛子，父亲看我借人家的笛子吹，就给我钱，让我自己买一个；我爱打篮球，父亲说，打球穿家做的鞋不行，去买双球鞋吧。我上中学时，学习拉二胡。因为二胡的价钱比较贵，我不敢奢求，于是自己动手用铁罐头盒、杨木杆和买二根皮弦、要点马尾做了一个。父亲看我能拉出点调来，就问买一把二胡多少钱，我担心父亲为难，回答说我不清楚。之后，父亲又问教我拉二胡的一位朋友，朋友告诉了适合我学习期间使用二胡的价钱，父亲就按这个价值给了我钱，让我买一把二胡。后来父亲又给弟弟买了小提琴，我们兄妹四个都会点乐器，时常在一起，或聚集些小朋友在一块玩。父亲一辈子含辛茹苦，但为子女的健康成长却倾注了大量心血，不惜一切的创造条件。这对一个普通的工人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父亲去世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这个世界，我们的国家以及我的家乡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与父亲在世时相比有了天壤之别。抚今追昔，我常常感慨万端，深为父亲的过早谢世而没有享受到这一生活感到惋惜，也深为自己没有机会在今天的环境条件下尽到对父亲的孝道而难过。但我深知，如果父亲在天之灵感知人间的话，他也一定会为我们今天的生活而感到欣慰的。

王占林作于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