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家</h1><h1> ——献给父亲节</h1><h1><br></h1> <h1>我的父亲</h1> <h1>我的父亲袁克天，字元伯，滋生（参加革命前叫袁志新）一九一七年出生在浙江富阳的一个小山村里，爷爷修祐公袁松龄，諱修龄，字吉人，南洋高等农业学校毕业，奶奶袁杨氏，其间祖父家境还算富裕，有一些田地，还开了一间药铺，父亲是家里的老大，爷爷让父亲上了学堂，父亲以下还有三个弟弟，志行，志明，志凯，二个妹妹雪霞，雪芬，一直生活在浙江老家。父亲完小毕业后没能找到事情做，在那个兵荒马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老百姓能做些什么呢？父亲只有十几岁，在爷爷的帮助下在乡间办了所私熟教乡里的子弟读书。都是穷孩子哪来钱读书？父亲不收学费，只是孩子们隔三差五从家里带些米面蔬菜来解决吃饭问题，父亲对学生很好，大家都争着带东西给父亲，有时都吃不了，后来父亲就不许他们从家里带东西来了。父亲脾气很好，对孩子们，对周边老百姓很和善，也关心他们，因为父亲在当地文化算是最高的了，大家十分尊重他，都称他为教书先生。父亲教书也很辛苦，他一人要教全科，语文国学，算术写字，休育画画都要兼着。</h1><h1>父亲长得帅气，高挑的个头，凹眼窝，挺拔的鼻梁五官端正，身材廋削英俊，又有文化，许多姑娘都喜欢他。在学堂每天孩子们朗读的书声都吸引许多姑娘偷看，其中有一位地主家的姑娘对他特别衷情，常带一些好吃的东西或饭菜放在教室里，这个情况持续了好长时间，父亲心里其实没有这层意思。又不好明说，时间长了我父亲想到离开家乡，正好有二个师兄弟也有走出去闯荡的想法，三人结伴就偷偷出走了。当年是1933年，父亲十七岁。离开家乡后父亲一直在外飘泊，吃尽了苦头，最后到了上海被招入上海某家公司当了警察，直至做到司务长，排长，后又分配到盐城大丰的棉产区基地。父亲看到政府的腐败，无能，欺压白姓，老百姓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父亲有些迷茫，在这段时间里父亲接触到些共产主义思想，三七年小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人民和热血青年都投身到抗战中去，国共第二次合作，整个苏北地区抗战烽火四起，我父亲也投身到抗战的队伍中去，成了陈毅和栗裕新四军队伍中的一员。在战争年代他常年转战在苏北盐城，大丰，兴化，溱潼一带，四二年初经组织介绍和母亲结合，当年母亲十六岁，却早已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了。</h1><h1> 自参加革命和新四军，父亲一直在苏北地区工作，中共党员，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离开家乡十七年转战南北未曾有机会回家乡看望老母亲，直到解放前夕书信二封，一封致家乡政府汇报这么多年在外参加革命的经历，一封致母亲，信中流露了对家乡，对母亲的眷恋，嘱付家中弟妹，母亲拥护共产党，听党的话，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拥护参加党的土改运动等等，直至解放后工作稳定下来，才回老家看望了家人。</h1><h1> 父亲解放后曾任六合县新华书店经理，扬州新华书店苏北总店经理，书记等职务，六九年率全家下放至盐城大丰，一九七八年调回扬州，一九八一年离休，二OOO年在扬州病逝。</h1> <h1>我的母亲顾平，参加革命前小名红英一九二六年出生在大丰西团镇的一个贫农家庭，外公顾学寅，外婆仲锦英就这么个独女，靠外公做雇工外婆帮洗维持生活，家庭虽然贫穷但母亲到十一，二岁时已出落得象个大姑娘，十分俊俏美丽，母亲虽是个女孩子，但个性刚强，做事爽快，麻利泼辣。我外公后来在小街上开了一个小茶馆作掩护，实则是新四军的一处联络点，母亲是独女，常在茶馆帮忙，到了十四岁上己接触当地新四军根据地的革命组织，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做些妇女工作，十六岁不到就当上了区妇女主任，溱潼县民运妇女主任，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因我父母参加了革命，都是新四军，敌人将我外公抓去，严刑拷打，叫他交出我父母，外公只字未说，几天后父亲组织部队人员抓了几名敌人才将我外公交换出来。母亲当年组织妇女工作，带领妇女积极支援前线，出生入死，筹集军粮，在一次为前线部队组织军鞋和军被的活动中被日伪军追捕，被当地的乡亲将她藏在芦苇堆中躲过了敌人的追捕，事后母亲认了这位乡亲为干妈，解放后母亲虽离开了那里，但多年后我父母干部下放将我们全家又带到了我母亲干妈所在的农村落户。母亲也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解放后历任扬州新华书店苏北总店人事股长，扬州影剧公司人秘科长，扬州市服务公司照相业经理，主任，政治指导员等职，一九八0年离休，一九九一年病逝。</h1> <h1>父亲年轻时的英姿。</h1> <h1>父亲在外碾转多年，最终在一九三八年前后来到盐城，后又参加了陈毅，粟裕领导的新四军，一九四二年经组织介绍和我母亲结合，当年底我大姐出生。</h1> <h1>右一为母亲和区妇女干部合影。</h1> <h1>后排左三为母亲</h1> <h1>前排左一为母亲。</h1> <h1>父亲和战友合影。</h1> <h1>1949年5月新四军溱潼县委扩大会议在溱潼县民教馆举行，并合照留影，我父母都在其中，我母親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当时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处在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的准备工作中，父母親当时一直在新四军二分区工作，准备随军渡江作战，因母亲怀孕在身，最终未能渡江都留在扬州地方上工作了。</h1><h1>前第二排左一为母亲，前起三排左五为父亲。</h1> <h1>母亲在解放后，看上去已身怀六甲，看她笑得多开心啊！</h1> <h1> 一九四七年父亲从分区调至溱潼县委负责《溱潼导报》社油印室主任工作，当时由县委，县政府，独立团三方组成，主要任务是编辑出版《溱潼导报》和《县独立团团报》为配合当时的革命斗争势形势的需要刻印党，政军对内对外发行的宣传品，形式有内部重要文件，首长指示，宣传文章，和革命标语，传单，革命戏曲，歌词，小调，佈告等。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我苏北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生活非常艰苦，对敌斗争非常残酷，当时的我党，政，军中的文艺战士及时编写出一首首革命歌曲，根据真人真事编写出的戏剧都通过我父亲工作的油印室及时刻印散发至各级部队和部门，以提高战士们的斗志，通过这些宣传材料军中的文艺战士及时予以教唱，激发起苏北解放区根据地军民的乐观主义精神，增强革命事业一定会取得胜利的信心。而这些宣传品对敌人来说尤如一颗颗射向敌人的锐利炮弹，使敌人时刻感到心惊胆寒。我武工队员常向敌占区散发传单，常有个别敌人，小股敌人反正，向我解放军投诚，并在战斗中起到瓦解敌人军心的作用，从而在战斗中放下武器，投诚我军，这些都是革命传单起到的重要作用。</h1><h1> 当时我父亲常常日夜连续工作，一块钢板，一支铁笔即是他对敌斗争的武器，父亲字体优美，刚劲有力，常在传单宣传品上刻上些图画，以及设计各种花边，这在父亲战争年代和解放后留下的一些笔记中可寻找到这些内容痕迹。当时的对敌斗争十分残酷，常常部队有了敌情需要转移，与敌人周旋，撒退时，父亲他们常常要在村里墙上留下许多标语，革命口号，父亲按照报纸上粟裕的木刻画像放大画在墙上来震摄敌人，因为敌人听到粟裕师长的名字就闻风丧胆别说见到他的画像了。</h1><h1> 《溱潼导报》当初才开办印刷时只有二百份，到后来战士群众十分喜爱不断增加印剧量，随着形势的需要增加到千份以上，还要承担编辑出版《独立团团报》的任务，当时的印刷都是人工钢板刻字一张张油印出来，工作任务十分繁重，而人手又少，每张宣传品都经要经过父亲的手一字字刻出来，才可交付油印，后来也开始有了少量的铅印了。我的父亲在每次油印后都要保留部分印刷品，有些后来都被战士们要走了，有少量遗存的稿件印刷品在九十年代被江苏省新四军印刷协会征集了。目前只有少数残留的一些歌曲等原件还在。</h1><h1> 父亲在这样的工作环境和高强度的紧张工作节奏中一直坚持到四九年终于病倒了，组织上送他去军区医院疗养，在疗养期间他还念念不忘报社的工作，有战友来看望他时他总要详细问这问那了解情况，他多次提出希望尽快回到战斗的第一线去，组织上为了让我父亲尽快康复，把我母亲从一分区调至二分区并来军区医院照顾我父亲，并从县委拨款一万元作为父亲的营养费，母亲在这期间的生活费全部在县委报销。所有这些组织上的关怀，使我父母十分感动，只有安心养病早日出院用更好的工作来报答党的关怀。</h1><h1><br></h1><h1><br></h1> <h1>父亲生病期间，中共溱潼县委组织部给父亲的慰问信。</h1> <h1>父亲亲自刻印的文件</h1> <h3><font color="#010101">父亲的笔记手稿，写给老家母亲的信，摘录的革命歌曲。</font></h3> <h1>父亲的回忆稿片断。</h1> <h1>建国前父亲为新华书店在溱潼写的上海小调歌词。</h1> <h1>父母的选民证。</h1> <h1>母亲的证件。</h1> <h1>父亲的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证。</h1> <h1>右一为母亲，那时刚解放。</h1> <h1>（ 父亲年轻时的留影。）</h1><h1> 一九四九年下半年父母随二线大部队南下，因母亲怀孕行将生产行动不便，组织上征求父母意见作为留守干部留在扬州，并作手组建新华书店苏北总店并任经理，一年后又将我父亲调至六合县筹建新华书店并任经理。五二年以后又调回扬州任新华书店经理，书记等职。书店工作是父亲的老本行，在解放战争时期父亲也在新四军出版发行部门工作过，当时是解放区根据地新华书店，这在父亲的笔记中提到过。</h1><h1> 父母亲平时生活很节俭，刚解放那会，父母都是享受政府供给制，生活上够吃够用，后来五四年改为工资制，虽然父母二人工资加起来有一百五十左右，但随着人口的增加，生活越来越佶据，常常一月的工资等不到下月发工资就没了，父母穿着很朴素很少添置新衣服，父亲经常去旧货商店淘一些便宜的衣服给自已，他常穿一身旧的毛料中山装，四个口袋常常都装满了东西，什么笔记本，眼镜，各种写满了字的纸张，万精油，香烟火柴等等，当然每个口袋都会有些零钱，上衣口袋始终都插有二支钢笔，一条宽大肥长的裤子，裤脚卷一条边的那种，父亲在外常年穿一双老式黑皮鞋，在家就穿布鞋，母亲常常要替父亲将那条裤卷边里的灰尘和烟丝等清理掉。裤子后边口袋也是父亲放钱的地方，这是父亲的习惯，没带钱是不出门的。父亲不论冬夏总喜欢戴一顶米黄卡叽压舌帽，而且帽子里总会垫上很多纸，父亲走起路来很有风度，也喜欢将两手放在背后操在袖笼里，有时也将一只手插在裤袋里，每当我和父亲一起出门时，他总会将我的一只手抓住一起放在他的裤袋里，现在想起这幅画面倍感温馨和幸福。一般父亲下班的时间总是我们在门口相望的时候，看见父亲的身影出现在巷口，我们都会迎上去和他一起走回家，父亲的步子总是那么大，我们小孩很难跟上，父亲到家就是我们开饭的时间了。</h1><h1> 家中的生活烧饭等都由外公负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都是定量分食，由外公用瓦罐一人一个，大孩多些，小孩少些，大荤不常有，小荤每星期都有，在我们住处几步远处有个公共食堂，有时父亲会叫我们去打一，二个菜来改善伙食，晚上也会去买些馒头，包子喝粥时吃。有时父亲单位开会，回来很晚，就会带上我去共和春吃面条，有时他太累了也会叫我们拿上钢精锅或大茶缸去买回家再吃，我们小孩馋在傍看着他吃，父亲总会留一点给我们，哪怕是一口共和春的虾子面汤，也会馋得我们流口水的。</h1> <h1> 一九五二年新组建没几年的新华书店全体职工在书店门前合影。（后排中间抱小孩者是父亲，小孩应是我二姐）。</h1> <h1>（ 解放初期时的父亲。）</h1><h1> 父亲生前平易近人，十分健谈，对待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实事求是，从不为名利，从不趋炎附势，品格高尚，得到单位同志们的一致好评和尊敬。他对于自己的坎坷经历和在文革中受到的委屈从来无怨无悔，为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革命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h1><h1> 父亲在生活中还有一个习惯，在空闲休息日时喜欢上街走一走，也会亲自去菜场买菜，我总是拎着一个篮子跟在后面，往往都要在菜场转好长时间，但内容总比平时要丰富，总有鱼，肉之类的，我们家平时大部分时间总是一大锅饭，再烧一大锅菜，文革期间我小学毕业停学在家，学了做饭烧菜，外公去世后，烧饭的任务就由我接管了，小小的煤炉要烧十几个人的饭菜可不是一般的技术活，弄不好就会吃夹生饭了。在那年代家庭有几样事是难事，我们弟兄要起早轮着去排班买豆腐，二分钱一块一般买十到十二块全家才够吃，再有早晨买糍饭，豆浆，烧饼油条，还有就是每月去买煤球一次，买煤不但要排班，还要借板车拉回来，还要搬运相当麻烦，谁都不想去，当然这件事我哥哥做得最多。</h1><h1> 外公顾学寅平时很少开口说话，烧得一手好菜，在我们还小时就去世了。外婆姓仲名锦英是个小脚老太，在我的印象中她好象有纳不完的鞋底，纳鞋的线也是她自已捻出来的，家里有些不穿的衣服拆开糊布骨子，有时替我们小鬼头缝缝补补，父亲的衣服由妈妈缝补，那年月我们的衣裤上袜子上总有许多补钉，父亲的衣服，裤子也有补钉，后来我在初中时也学会了补衣服和勾被子。外婆会抽烟，父亲给她的零用钱他除了节省部分外，也会用来买烟，父母亲每月也给她几包香烟，外婆抽完了就叫我弟弟们去门口烟店买几支。六九年外婆随我们全家下放到大丰她的老家，没二年就因高血压病故了。这也算是叶落归根了。父亲因工作关系每天都要抽很多烟，其实他因在战争年代留下了肺气肿的病根，是不宜抽烟的，母亲为了使父亲少抽烟常在父亲抽到一半时将他的香烟抢来自已抽下半截，母亲也抽烟，但没父亲抽得多，抽烟其实也损害了他们的身体。</h1> <h1>右一为母亲。</h1> <h1>父親（右一）和战友们的合影。</h1> <h1>（ 照片中中间即是我母亲。）</h1><h1> </h1><h1> </h1> <h1>刚解放时母亲在扬州新华书店苏北总店工作。前排右一为母亲。</h1> <h1>一九五四年夏父亲母亲和五个子女合影，母亲怀抱中的是我。</h1><h1>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我家人口增加到十二口人，加之用的保姆，奶妈多达十四口人生活，在那个年代住房是个大问题。从我记事起我记得我们家是住在新胜街26号一座解放前留存下来的三层楼的大杂院里，房子是有了历史，曾是解放前的大陆旅社，前后三进二天井，如今作为新华书店的职工宿舍，里面住了十几户人家，我家人多房子占得也相对多些，及便如此，家里也是床铺一张紧靠一张，没有剩下多少空间了。听姐姐们说，在这之前我们一家住在赞化宫的一处房子里，单门独户，有个院子，但那时我还太小没有印象了，只隐约记得院子地面上挖了坑埋了许多大水缸，后来知道是用来防火的，那里是木质结构的房子，还是文保单位。</h1><h1> 六十年代初随着我家最后一个弟弟出生，原来的住处太拥挤，大杂院人又多，大约六四年左右，我们家搬到了参府街小升平巷13号，这里也是单门独院，房东是一个旧上海的富裕之家，三间二厢有内院和外院，父亲单位通过熟人租下来由我家居住。我印象深刻的是一进门的一个大院落有近百十平米，这是我们弟兄姊妹们玩耍的地方，我外公是从农村来的，在空地按季都种上许多瓜果蔬菜，出门对面有个茶水炉，生活十分方便。但好景不长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父親被打成走资派，原先由单位租住的房子也退回给房东，由单位安排我们全家搬到了国庆路永明巷一号。这里原是扬州古旧书店的书库房，闹中取静的一处单门独院，一溜平房将旧书全部合并一处置于一间，书几乎已堆至屋架满满一屋子。剩余的几间就安排了我们，当我们搬到这里后才发现这是个不错的院落，院子呈长条形，有花台，有水井一口，有自来水，门几步就是闹市区，生活更加方便了。在这里我们全家一直生活至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底，全家下放到农村去了。</h1> <h1>父母亲的八个子女：从右向左，大姐袁东华，一九四二年出生，因出生于战争年代，且自东方古国故取名东华；二姐袁亚红，一九四九年出生，祖国刚刚取得独立，亚洲社会主义阵营连成一片故取名亚红；三姐袁强华，一九五一年出生，刚刚解放的祖国要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故取名强华；大哥袁少华，一九五二年出生，正在建设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处在少年时期，故取名少毕；我袁党生，一九五四年出生，因出生日期正与中国共产党建党日同日故取名党生；妹妹袁丽华，一九五六年出生，正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个年头，祖国建设蒸蒸日上，各行各业呈现一个好的势头，故取名丽华；大弟袁铁华，一九五八年出生，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全国炼铁赶超欧美，故取名铁华，小弟袁钢华，一九六O年出生，正赶上全国大炼钢铁，故取名钢华。在那个年代名子是紧跟形势这个特点非常独特，也正是那个年代的时代特征。当时国家的政策提倡多生，所以在那个年代多子女家庭很普遍，生得多的母亲被誉为英雄母亲。</h1><h1> 父母常跟我们讲：他们是战争年代冒着枪林弹雨过来的，是无产阶级，没有家产，身无分文，只穿着一身军装走进新中国的，我的八个子女就是我们最大的财产，你们将来也要好好努力学习，自力更生，为国家多作贡献，这话一点不假，父母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遗产，留给我们的是老一辈的革命传统，是一大笔精神财富，父親在为我们取名时很是用心，他希望我们能跟党和祖国一块茁壮成长。</h1> <h1>父亲和大哥合影（五四年）。</h1><h1> 我们幼童时代生活在这样的大家庭中真是无忧无虑，生活有父母的呵护，有保姆的照料，父母当时工资收入虽然很高，但人口众多平均下来每月每人也就是十多元钱，吃，喝，拉，撒，交学费，穿衣服等开销十分拮据，父母给我们众兄弟姊妹上了最好的幼儿园和小学，他们由于工作忙不能在学习上给我们太多的帮助，但对我们的成长过程要求都很高，而我们都能自觉的好好学习，成绩都很不错，几个姐姐在学校成绩都名列前茅，而后都考入了扬州的重点中学。在我们生活的大院邻居，以及父母的单位同事中的眼中，我们姊妹八个都是乖乖女的形象，大家都很喜欢我们。</h1><h1> 大姐要比我们大许多，在我小的时候一直把她作为大人对待，我们其他兄弟姊妹一起生活的经历很多，也保留有很多美好的记忆，在我上小学前对大姐的生活记忆很模糊记不清楚，但后来等我大了些却有了很深的记忆。大姐初中毕业后即参加了工作，二十岁左右即结婚了，姐夫是公安局秘书科的，当年也是公安局的一支笔，我们十份崇拜，他们结婚时的场景记不清了，只记得分到很多糖果，他们的宿舍在公安局隔别的集体宿舍，我学校傍边，有时放学后都去他们那里找点玩的，吃的，他们也常留我在他们那里吃饭，后来我们的外甥们出生，家庭中有了第三代，算上我的在扬州生活的外祖这辈就是第四代了，外甥们的出生给我们这个本来人口多的大家庭带来了欢乐，我的弟弟妹妹包括我也比他们大不了多少，小时候都在一起玩，他们喜欢听我讲故事，他们听我讲故事常常没完没了，这些故事其实都是我父亲反复多次讲给我听的，我只是重新讲一次，只到他们一直听到睡着了我才能离开，往往我搜腸刮肚实在没有新故事讲的时候只能瞎编，他们居然也能听得津津有味。</h1><h1> 大姐在工厂上班，当学徒工，刚去13元钱一个月，还要上夜班，我记忆中经常天刚亮大姐就穿一身工作服来到新胜街26号家中，看看父母和弟弟妹妹们，有时也带一些厂里节约下来的纱头给妈妈洗碗用，然后再帮助妈妈做一些家务，妈妈也会留大姐吃完早饭后才回自己家里，有时上晚班前也会走家里一趟，妈妈舍不得她总会做一些菜或是什么给姐姐带去。那时生活也就是这样，虽然平淡平静，倒也安然温馨。在那时我们兄弟姊妹最盼望的就是过年了，除了能有时间玩耍外，还有很多好吃的食品等着我们，年三十晚上，吃过团圆饭，父母就会分发糖果，花生等食品，一人一份，我们都会用盒子或瓶子装起来慢慢享用，我们的外公外婆也会有一份，当然会比我们多得多，他们还能</h1><h1> 收到红包，也就是给他们的另花钱。</h1><h1> 激动人心的时刻总是大姐的到来，她会给我们弟妹发压岁钱，大姐发压岁钱的形式也很特别，她包了许多纸包，向上一抛我们弟妹就上前去抢，一人一个，也不知里有多少，看上去纸包很厚很大，怀着期待大家打开纸包，一层又一层包了五六层，有一毛钱，也有二毛钱的，拿到多的自然开心，拿到少的还会再跟大姐要，大家都很开心，笑声欢愉不断，此时母亲已在一旁开始包第二天早晨的元霄了。</h1> <h1> 在家中父亲是全家的顶梁柱，而母亲就是家中的主心骨，母亲一生都很忙碌，十分辛苦，战争年代生活更加艰辛，解放后养育八个子女，还有二个老人需要照料，更要照顾父亲，她也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工作也是十分繁忙，所以母亲家里家外负担都很繁重。但母亲从不抱怨，有时对父亲唠叨几句凡事也就过去了。 </h1><h1> 在家中我们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琐事都由母亲亲自过问，谁要生病了会亲自带着我们去医院，打针，拿药，再带我们回家悉心照料，母亲对子女的爱都体现在她的一言一行中，我们全家对母亲都有一种依靠，和依恋，母亲很辛苦，每天都要照顾全家到很晚才最后休息，早晨也是母亲起得最早，忙完我们全家的早饭，自己又要上班去了。</h1><h1> 但凡过年过节母亲总会通过关係搞些紧俏商品回来，端午节她总要包许多各式粽子，中秋节要忙于做芝麻饼，到了过年家中的一切都是母亲安排，过年前几天母亲会通宵亲自做馒头，花卷，包子，还有蒸年糕，我们一帮孩子在傍帮着添材加火，烧水，围着妈妈边吃边玩，好不热闹，所以每逢过年都是全家最开心热闹的时光。</h1><h1> 母亲对父亲十分关心，在生活中凡事都听父亲的，有什么不顺心的事都让着父亲。母亲是农村妇女，没有上过学，在参加革命前也不识字，自参加革命工作和父亲结合，慢慢也认识一些简单的字了，解放后她参加了苏北地区干部培训班，通过努力也能达到小学毕业水平，其实她的文化水平还是在不断的工作实践中学来的，她在单位做报告，总结，都是自己写，有时请教父亲，每逢开大小会议她也做记录，字迹还很好看，真不简单，我十分敬佩我的母亲。</h1><h1> 因父亲工作很忙，常常很晚回家，母亲等他回来总会特地为父亲炒上一碗蛋炒饭，平时家中鸡蛋也是舍不得吃的，再不然母亲也会叫我们去共和春下一碗馄饨或面条，中午母亲有时也会特地炒一个菜留给父亲，父亲喜欢吃什么，她就弄什么，加之外面的事都由母亲自己去跑，不要父亲操劳，父亲才能一心扑在工作中。</h1><h1> 母亲是伟大的，一生的操劳也给她的身体带来疾病，她六十六岁就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我们这个家，她为这个家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大家都十分怀念她！</h1> <h1> 母亲在六十六岁时得了肺癌，经查已是晚期了，我们得到这个信息，全家如晴天霹雳，给我们全家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全家都在焦急和耽心之中。一方面我们要积极想办法为母亲治疗，另一方面大家还要满着母亲，最后大家商量由父亲决定在南京请了专家为母亲动了手术，单从手术角度来看手术是成功的，术后母亲进入了一段康复和化疗期，在这期间大家都为母亲做了很大努力，经过这段时间的折腾，母亲其实也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只是大家都不点破，母亲很坚强，看不出她有什么情绪的变化，这也是母亲坚强性格决定的，有时她还会安慰大家，要我们大家特别是父亲要多注意身体，要大家不要太累，她疼痛得厉害时都强忍着不啍出声来。</h1><h1><br></h1><h1> 我们在南京联系了一家军队医院为母亲进行化疗，我全程陪同母亲在南京化疗近一月时间，这是我和母亲在南京医院住院处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h1> <h1>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文革前）全家生活的地方（新胜街26号）在这里有我许多记忆印象深刻的事，在我上托儿所的时候曾一个人从很远的学校偷跑回家，让家人和老师虚惊一场，在这里我得了民间叫打摆子的病，发高烧但全身冷，我记得父母带我去看病打针，回来用几床棉被盖住还冷。还有一次被邻居带去买芦材，大冬天掉到解放桥河里，被人送回家，父亲带我去永宁泉洗澡，回来冲生姜红糖茶给我喝。还有一次我大拇指指甲在托儿所玩时被打掉了疼得钻心，被老师送回家也是母亲带我去医院包扎，记得最小的弟弟出生那年，大冬天，我七岁，家中有一个藤条编就的童床，弟弟睡在里面，由我摇着哄他睡觉，不知怎的将床弄翻了弟弟捂在棉被里，我也吓傻了不知所措大叫起来，最后大人闻声才将弟弟抱起来安顿好。</h1><h1> 大杂院里同龄的孩子很多，放学后都在一块玩耍，无论何时孩子们都东家西家串门，到了夏天都各自放一个小板床，席子，板橙什么的放在天井里，巷子里乘凉睡觉，那年月没有空调，电扇，只有每人一把芭蕉扇，在我印象中那年代家家的门晚上都不关或不锁的，社会风气优良。</h1> <h1>六十年代文革前后全家生活住地（参府街小升平巷13号）此院房三层高坡台上去，二扇大门朝东，进门后呈现一个大院子，在院子西南角个有一个简易棚子放些杂物，一排平房北山墙开了一扇门，门内是堂屋，堂屋朝南一排到顶的木格门，门外就是一个露天天井，东房间锁着是房东的东西，我们全家住西房和二个厢房。在文革前我们弟兄有一阵在街上捡拾一些砖头瓦什么的在院子里敲碎了卖钱来补贴家用。</h1> <h1>69年全家下放前居住地（永明巷1号）六六年后我们全家搬到这里，住得反到宽余一些了，单门独院，也是二大扇大门朝北，进门后有七，八层坡台下去，也有个院子，还是很大，最方便的是院子里有一口井，水质很好，还有自来水。我们儿时在院子里放了一些水缸用来养金鱼，我记得一年后在井里打水时，井里也有几条金鱼，用水桶打上来看时已很大了，这是以前不小心将金鱼苗掉下去如今才在井里长大的。夏天我们用网兒将西瓜放在井里中午上学前总能吃上冰凉的西瓜。在这口井里我父亲将一付海棉牙骨的麻将倒在里面，因为麻将在文革中是查抄的物品，父亲怕引来麻烦。我们家曾在参府街小升平巷养了一只猫，搬家时也带到这里，这只猫很可爱，晚上睡觉都睡在我床上，有时白天看不见它，但到吃饭时，我们一敲盆子，它马上就会从屋顶上跑回来，不论多远都会跑回来，后准备将猫送走，外公几次将它装在米袋里带到效外，没有几天它总会跑回来，这样也就不准备送它走了。</h1> <h1>一九六九年父母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举家下放劳动，出发前拍摄的全家福照片。（此时外公已去世一年多）</h1> <h1> 一九六八年父母先后得到解放，并恢复了工作，我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属于初中老三届都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先后下放至江都和兴化，还有一个姐姐因身体原因未下放。一九六九年底又号召干部下放，父亲在单位还未动员的情况下主动打了几次报告才获批准，并要求将其余子女一并带到农村去。父母亲也是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思想上也是产生了退意，也想换一个环境带着我们去锻炼锻炼，下放的地点选择了我母亲的老家，也是他们参加革命的地方：盐城大丰县，说走就走，豪无拖挂，一家八口去了农村，大姐已结婚未去。那时我初中还未毕业，弟妹还都在读小学。到了农村我和二姐即参加了生产劳动，弟妹继续在农村大队学校读书，父母是带薪下放，不要求他们参加劳作，但父母却也时不时跟大伙一块下田做一些简单农活。经过一段时间公社为了发挥下放干部的特点，安排他们帮助公社办厂，并通过他们搞一些紧俏生产物资，并将下放干部分到各大队做工作组，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工作组期问父亲有时一去就是十天半月才回来一次，忙时整月也不能回来，母亲总叫我骑自行给父亲送一些生活用品和食品，父亲有时来去都是由我接送，十几岁的我也能带着父亲骑行三四十公里的路，当天还要骑回来。到了七一年左右父亲将下放兴化，江都的姐姐，哥哥调到大丰，这样我们一家人又生活在了一起。</h1><h1> 下放之前没考虑到农村去有什么不好，还感到新鲜，但到了农村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才感到农村的生活十分艰苦，寂寞，农活十分沉重，全年基本都很忙，只有过年才能休息十几天，</h1> <h1>全家下放十年回城安排在新胜街26号三楼居住（十几平米父母居住儿女在各处打游击）。</h1> <h1>母亲（二排右一）参加社教工作时和同志们合影。</h1> <h1>前排中间为母親</h1> <h1>六十年代母親在场州照相业工作时。前排中间为母亲。</h1> <h1>母就在照相业工作时期和同事在南京中山陵合影。</h1> <h1>前排右一为母親和中国照相馆同事们在瘦西湖合影。</h1> <h1>父母亲离休后的合影</h1> <h1> 一九七六年我作为大丰林场知青被派到上海木材一厂学习钳工，七七年父亲出差至上海，闲暇由我陪同父亲在上海游玩了一天，去了禺园，公园，人民广场，南京东路，并在南京西路吃了中饭，记得我点的其中一道菜松鼠桂鱼。临走我将父亲送到上海火车北站，看到父亲有些显老的背影在我眼前慢慢远去，真是感慨万千。</h1> <h1>我的二叔</h1> <h1>父母亲和浙江小叔，小婶在扬州家中合影。</h1> <h1>我和大弟铁华与浙江老家家人合影。</h1> <h1>我（左一），小姑母（中间），婶婶（右一）在浙江富阳新登镇。</h1> <h1>小叔和婶婶在扬州大明寺前和家人合影</h1> <h1>父亲</h1> <h1>老年的父亲在家中留影。</h1> <h1>新华书店农村股全体同志合影，当时书店下管十县市，以及各公社，集镇，所有补充新书都由农村股骑车送书，十分辛苦。</h1> <h1>母亲在扬州大舞台门前和同事合影。</h1> <h1>父亲在书店春节联欢会台前留影。</h1> <h1>母亲和影剧公司大光明剧场工作人员合影。</h1> <h1>新华书店书库，工作人员正在将书藉打包。</h1> <h1>文化大革命中书店发行毛泽东选集时的热烈场景。</h1> <h1>我的父亲</h1> <h1>母亲和照相业同事合影。</h1> <h1>母亲于一九六八年冬在南京中山陵留影</h1> <h1>母亲下放后于七三年被调往当地县城工作，这是在大丰县的住处前留影。</h1> <h1>父亲及大姐，二姐在下放的农村合影。</h1> <h1>小组学习</h1> <h1>母亲和她的孙女合影。（一九八四年）</h1> <h1>前排右一母亲和老朋友母女俩合影影。</h1> <h1>母亲下放后和同事在上海出差（右为母亲）</h1> <h1>右一妹妹和外甥女合影。</h1> <h1>妹妹和邻居好友合影（右为妹妹）</h1> <h1>上海大舅一家。大舅仲以桂，长得高大帅气，在上海卢湾区教育局工作，是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文革前曾来扬州几次看望我们全家，舅母也是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他们全家都生活在上海。我七六年去上海学习二年，休息时常去舅舅家玩，得到他们一家的热心照顾。</h1><p class="ql-block"><br></p> <h1>我和大姐，二姐以及外甥女，外甥合影。</h1> <h1>母亲和同事合影（前排中间）</h1> <h1>父亲和扬州市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军代表团合影。</h1> <h1>父亲和书店全体人员合影（前排右三）</h1> <h1>父亲和书店先进集体合影（上排右一）</h1> <h1>父亲（右一）在五十年代。</h1> <h1>右一，大姐东华和同学合照。</h1> <h1>左一，三姐强华和同学</h1> <h1>左一为母亲，和左二如皋影剧公司经理，扬州影剧么司经理合影。</h1> <h1>六十年代文革前，父親在苏州疗养时拍摄留影。</h1> <h1>母亲六十年代留影。</h1> <h1>母亲和扬州影剧公司同事在瘦西湖留影。</h1> <h1>六十年代，母亲在中国照相馆工作时和同事们在公园合影。</h1> <h1>五十年代未期母亲在影剧公司工作时和同事们在公园合影，母亲前排右一，前排两个头高些女孩是我二姐和三姐，个头小些的两个孩子是影剧公司经理杨业家的女儿苏平和儿子小伟。</h1> <h1>一九八O年全家陆续回城，兄弟姊妹拍了合影，照片中缺了老七，他因在外当兵未能赶上团聚。</h1> <h1>父亲右一和大丰新华书店同事出差时的合影。</h1> <h1>父亲九十年代在扬州宿舍阳台留影。</h1> <h1>全家福（老七在新疆当兵未归）</h1> <h1>从上至左向右：东华，亚红，强华，少华，党生，丽华，铁华，钢华。</h1><h1> 我家兄弟姐妹八个，姊妹四个天生丽质，十分讨人喜欢，她们见人总是笑嘻嘻，很懂礼貌，说话总是柔声细语，大姐个性直率，二姐玲珑乖巧，三姐个性刚毅倔犟，小妹实在忠厚，心地善良，大姐较早出来工作，是厂里的劳动生产能手，先进工作者，二姐，三姐天生是学习的料子，在学校成绩特别好，要不是恰逢文革必定会考上重点大学，哥哥忠厚本分，工作后历年都被评为优秀党员干部，其余二个弟弟都各有建树。而我家中老五，父亲常家里家外对人说我最象他，这一点恐怕大家在心里都不认同，就连我自己也觉得外貌上并没多少象父亲，其实我哥哥，姐姐在外貌特征上更象父亲，而我更象母亲，现在想来其实父亲说我最象他，很大一部分是指我的个性方面，很多事情上父亲一直是看在眼里，在他看来我聪明好学，喜欢看书思考，头脑灵活，爱运动，善解人意，在很多方面很合父亲的思路，加之从小体弱多病，父亲也有怜憐呵护之意，十分感谢父亲，在别人不看好我的时候给我信心和力量，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我都一直以父亲为标准做人。而后我个人的许多小小的爱好和特长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和启蒙而完成的。父亲在我们子女生活经历中就象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h1> <h1>左起一妹妹袁丽华，父亲，三姐袁强华，二姐袁亚红。</h1> <h1>我和弟弟铁华</h1> <h1>上图妹妹和外甥，下图我和外甥</h1> <h1>摄于一九六六年。</h1> <h1>我和外甥女外甥在一起。</h1> <h1>袁党生</h1> <h1>四姊妹</h1> <h1>四兄弟</h1> <h1>兄弟姊妹八人合影。</h1> <h1>妹妹丽华和同学（上图右一，下图左一为妹妹丽华）</h1> <h1> 人们都说父母在，家就在，家庭的温暖就在。</h1><h1> 父母亲，你们虽然走了，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你们亲自建立起来的大家庭，却把无限的思念留给了我们，你们永远活在我们儿女的心中。你们的教诲是爱的源泉，将在我们心灵的河床上从童年流到青年，直到永远，你们对儿女的哺育关怀，是爱的种子，将在我们儿女的心灵上生根，开花，结果，延续万年。你们留给我们的是那颗永恒慈祥的爱心，留给我们的是那博大无私的精神，留结我们的是那坚强的革命意志。</h1><h1> 仅以此篇献给父亲节，母亲节。</h1><h1> </h1><h1> 2018.6.16完稿</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