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梦依稀 红色年代的记忆

成都王立

<h1>成都人民南路1968</h1> <h3>成都13中1960 1969</h3><h1>我自1960年考入成都13中学初63级4班,三年后考入高66级1班至1969年离校凡九年矣。忆往昔少年光阴胜似黄金,如今蹉跎老大倍感世事沧桑东流西坠,故园只在梦中。于今我等已近古稀而对母校怀念日久益深,校园草木历历在目,师生情谊楚楚难忘。前些日子据回忆作学校鸟瞰草图一张引起同学老师关注,均多有教导指正。特别是关成厚老师指教修改,方成就此图。在此一并致谢。望之能在同学老师们凭吊旧时岁月之际尽些许微薄之力。 </h1><h1>王 立 2017年3月</h1><h1>如果有同学老师需要此图,请发邮件给我,我将发此图高清电子版给各位大神。</h1><h1>我的邮箱 238w@163.com</h1> <h3>成都13中 (西)</h3> <h3>成都13中(中)</h3> <h3>成都13中(东)</h3> <h3>牧归 摄于秦家公社场口1970</h3> <h3>通往县城的路,回家的路。摄于眉山秦家公社火花大队。1970</h3> <h3>看看有没有你</h3> <h3>13中的同学在学校大礼堂表演节目1968</h3> <h3>忠字舞</h3> <h3>万寿无疆1968.12.26</h3> <h1>知青生活</h1><h1>1 下乡</h1><h1>我下乡当知青是1969年1月,下乡地点在成都之南60公里左右的眉山县,现在的路程走高速路也就半个小时,而那时差不多要一天的赶路。记得下乡那天是从成都火车站乘火车前往,坐的是货车箱,即是所谓闷罐车,到了眉山车站。当时的县革委会在火车站召开了大会欢迎我们,贫下中农们打着红旗列队迎接。因为人多,不可能象现在一样“大摆酒席招待”给每人发了两个大包子,算是午饭,各人就地啃吃,味道还是不错的。我看大会进行中就爬上一辆“解放牌”大卡车照下了这有记念意义的两张照片。</h1><div><br></div><h1>那时记者也少,没有媒体报道。流传至今那天开会就这两张照片了。后来这底片我自配的微粒显影液冲洗的,所以保存至今还很清晰,那些农民穿的破棉袄、戴的破毡帽,还有的用白布包着头的装束现在已很难见到了。会后即由解放军军用卡车将分配到各地的知青运送到各个公社。</h1><div> </div><h1>那时的公路是碎石子机耕道,只容一辆车通行,每个场镇(公社)都有农民打着红旗欢迎我们。到了公社又分到各生产队已是夜里很晚(因无手表不知几点)安排在农民家住下。</h1><h1>第二天我们即去上工,跟农民一起去修水渠。那水渠是生产队作灌溉引水之用的,沿着小土丘挖出一条沟。那生产队的刘会计有意想考考我们这些“知青青年”就问道:</h1><h1>“这水渠怎么才可测出它的高低呢?”</h1><h1>我看了看说道:“用水平仪在对面山坡上测一下就可以了。”</h1><h1>“那山坡转弯处看不到那一边怎么测呢?”他进一步考我们。</h1><h1>别人都没有经历过自然答不上来,而我曾帮助过测绘队,自然知道,就脱口而出:</h1><h1>“那就要转点嘛!”</h1><h1>这“转点”是测绘中的一个专用词。那刘会计听后大吃一惊道:</h1><h1>“啊!对!对!你晓得转点!你晓得转点!”</h1><h1>自此农民们对我佩服有加。柴油机坏了要我修,收音机坏了要找我修,闹钟手表要找我修,凡有技术问题都喜欢找我。我也尽力而为,每天收工之后就免费为贫下中农服务。</h1><div><br></div><div><br></div><h3><br></h3> <h1>芒果到眉山万胜区</h1><h1>芒 果</h1><h3><br></h3><h1>现在提起芒果这东西,大家都不会觉得稀奇,那就是几元一斤的水果,上街随便买来吃,但在上世纪70年代这水果就一度成了圣物。不要说吃它,就是摸一下也不可能,只能隔着玻璃匣子远远的瞻仰那芒果的蜡铸的模型。</h1><h1> 那时国内很少有芒果,在1969年时,有一次不知那国的贵宾送了一堆芒果给毛主席,而毛主席为了表彰工人阶级“抓革命、促生产”就将这芒果转送给了工人阶级。那当然是对工人阶级的最大支持最大鼓舞。全国喜传这一盛大喜讯。于是将芒果送到全国各地巡展,让毛主席的关爱传遍大江南北。芒果传到哪里,哪里就大张其鼓地欢呼迎送,其规模堪比现在奥运传递火炬。</h1><h1>芒果本身不易保存,送不了几站就变质、坏了,自然有碍观瞻。于是就用蜡做成模型,全国巡展,而为了使芒果更加宏大壮观,又将芒果模型放大制造,有的大得像冬瓜,又圆又扁的一团,就连出产芒果的地方的人都认不出这就是芒果。</h1><h1> 记得是1969年二月,我当时在眉山秦家公社当知青,那里我们刚到农村不久。有一天公社传达重要指示:“毛主席送给工人阶级的芒果要光临眉山,并到各区展示。某日将到万盛供大家瞻仰,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等等!”</h1><h1>我们于是在瞻仰日的那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起来做饭,早早赶路几十里,到达万盛,那里是区政府所在地。到万盛时场上已是人山人海,贫下中农个个满怀激情在通往区政府的街道上等候,当然知青也不少。街上已挂满了红旗、标语、语录,就等着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h1><h1>约中午时分,从眉山方向开来几辆军用解放牌卡军和一辆吉普车。车上红旗招展,站在车上的解放军及穿着工作服头戴藤编安全帽的工人,手执毛主席语录本分列两旁护卫,中间吉普车上站着县上的高级首长,手捧一玻璃匣子两旁解放军手持毛主席语录本护卫,庄严地穿过万胜的街巷,到区政府内。迎接仪式后又从区政府列队而出,两旁观者如堵。我顾不得细看赶快用像机拍下了这珍贵的一幕。</h1><div><br></div><div><br></div><h1> 事后我将照片洗出但无论怎么看都看不清芒果是什么样的。我母亲早年曾去过南方,就在单位上说道芒果是酸甜味的,很香。说得我们都很想尝尝。但这一说不打紧,单位领导听见了,马上就打招呼:“不可乱说!只能说芒果是毛主席送给工人阶级的珍贵礼物!!怎么可以联想到吃呢!”就好像说了吃芒果就是对芒果的大不敬,进而有亵渎圣物之嫌。所以对芒果这一圣物只可景仰有加,不可乱猜想其味道。直到80年代我出差广州见到真实的芒果赶紧买了几个带回成都,一家人聚齐了才切开尝一尝。那心情就象吃了天上龙肉一样,更重要的是方才了却了一庄心愿。</h1><div><br></div><h3><br></h3> <h1>吃肉的故事 </h1><div><br></div><h1>现在说起吃肉,大家都觉得腻,都说要吃清淡,吃绿色有机蔬菜。那馆子里吃饭也是要吃排场,吃格式。“红杏”、“大荣和”算一般,要到那些收费高档的,一餐饭不下几千万把元。那“凯宴”就是你吃个几千元一桌,那服务生也瞧不起你,只能吃配菜,还要私底下先交三万元办张会员卡,才可订餐。这自然不是老百姓消费的地方,就只好到红沙村,农家乐,各有去处,此是后话。而在40年前说起吃肉可是一件大事。城里人是分配制,每人每月一斤,有时半斤。在困难时期那肉更是罕见,人们个个皮包骨头,自然免了减肥、健身。</h1><h1>69年我下农村作为知青,对肉更是珍惜(农民吃肉是自养猪,交售之后返一部分)知青刚下乡没有喂猪,自然无肉,农村有时就照顾专供知青一点肉。菜油也要靠自己种油菜,再打菜子榨成油,无油时我们就烧辣锅菜,即将锅烧得滚烫,快冒青烟了就将青菜倒入炒,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因无油水,很快就饿了.</h1><h3> </h3><div> </div><div><br></div><h3><br></h3> <h1>有一天挖田,农民打了一条蛇,准备埋掉,我们看到了,马上要了回来,准备煮了吃。那里农民都不敢吃蛇,怕有毒,我们也未吃过蛇,不过这可是肉啊!我们把蛇拴在树干上,用刀把皮剥了,肠子丢掉,蛇头去掉。放在菜板上,那蛇的身躯还在不断蠕动,我们用菜刀把那蛇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放在锅里,加水煮起来。农民们说不可在屋里煮,见不得阳尘(屋顶上的灰尘,即锅烟灰)否则就有毒。我想想这灰尘,锅烟灰就是未烧尽的炭,并无毒可言,只不过不干净而已,而烧开煮沸就有消毒杀菌之效,所以不怕。那蛇肉在锅里煮了两个小时,汤变得雪白,香气满屋。为保险起见我还是不敢贸然去吃,正好房东的猫过来,我就拿了一小块蛇肉沾了些锅烟灰送到猫嘴里,那猫竟大吃起来,一块下肚又想要二块。我并未声张,又过了一二个小时,看看猫未死,我料定蛇肉无毒,就招呼大家来吃。农民们还说蛇肉不可加油盐,我觉得无道理,就加了盐作为调味,几个知青吃得香极了。捉蛇的农民见状实在忍不住了,也吃了一块,另外几个想吃,一看锅里已只剩下残汤剩水。后来那农民都说,知青敢吃蛇,把我们当成异物一样。</h1><div><br></div><div><br></div><h1><br></h1> <h1>后来我们喂了一些鸡,但长大了的只有五只,在野地里自找食吃。有一天突然发现鸡只有三只了,另两只不知去向,到处找也找不到。过了好几天在柴草堆里发现两只鸡已死在那里,不知是病死(禽流感?)或是农药毒死的。现在肯定是埋了鸡作肥料,但那时是不会这样的。我将鸡头切下扔了,因鸡头无什么肉,又可能毒性大,不敢吃。烧了一锅水把那死了几天的瘟鸡的尸体放进去烫,扒毛,去内脏,洗干净,再闻闻不太臭,就一锅煮了。上面还用蒸子蒸饭。不久饭好,那鸡汤变得香味扑鼻,几个知青一扫而光,事后也无不良反映。</h1><div><br></div><h1>下乡第二年公社调我到秦家中学教书,那每月有26元工资,还在公社搭伙吃饭。要交16元给生产队记工分,分口粮,自己还可有10元另花。学生们对我非常尊重,而教他们的什么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我自然样样可以,讲课解答,学生提问题是顺手拈来之事。班上有一个姓黄的学生平常少有言语,同学们叫他“黄世仁”。后来我知道他家里评的成分是地主,而他就是地主子女,在那时他们是要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我对他还是一视同仁。一天下课放学时他走到我身边小声说道:“王老师,我家杀了猪,返了肉。请你晚上到我家吃肉,晚上我来请你啊!”说完又四周看看有没有人注意。那时的教育是要我们首先划清阶级阵线,再要监督阶级敌人的动向,在农村地主是首要的革命对象,那时是要防止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的。要与阶级敌人一起吃饭就有同流合污之嫌,所以那时吃饭也要讲阶级主场的。我没有管这些,反正革命也不会革到我头上。到了天黑,黄同学果然悄悄跑到我房间窗外叫我,于是我跟着他沿着黑漆漆的乡间小道,高一脚矮一脚地到了他家。他的父亲就是那个“地主”毕恭毕敬地把我请进屋,端上两大碗回锅肉,那肉肥的白白的,瘦的红红的,不十分熟。这叫做八分火,十分吃,如果肉完全熟了就是十分火八分吃了,肉就煮缩了。我吃了几片肉,那不像现在的回锅肉,要透明,起灯盏窝。那是半生不熟的,但有嚼头。黄同学的父亲一边吃饭一边给我说,他家原来比较殷实有钱,他在成都读过书,也是进步青年。说罢连忙从箱子中拿出几本解放前出的画报给我看。那是早年上海印刷的“新思潮”杂志,用柯罗版精印,里面有介绍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我看他曾学得很认真,还用铅笔划了很多记号,勾出了重点。这在农村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在上世纪30~40年代。他还表述了自己思想革命进步的一面,还希望儿子好好学习,要跟党走,要与地主划清界限。我都一一点头,并未见到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倒是农民的纯朴、善良、一片真心。事过多年也不知他还在不在,他的地主帽子扔掉没有。</h1><h1>还有一次公社给知青特别照顾,每人一斤肉,我们生产队五个知青就到秦家公社镇上割回了五斤肉。那是上等的“保肋”,拿回来后舍不得吃,就抹了点盐,将肉挂在屋梁下,每天看看也可解馋。过了一段时间发现那肉生了蛆,小小的虫子在肉上钻来钻去,把肉都吃成了很多洞洞。我们赶快将肉取下,看看是不能吃了,心痛的不得了,但还是准备扔掉。农民林大娘看到就说:“那是肉蛆,没关系的,吃得!吃得!”还帮我们将肉拿到河边认真地洗,把蛆虫都清理干净,说:“可以吃的,没关系的!”</h1><h1>我们拿着这肉看看,肉的表面被蛆吃的坑坑凹凹,表面粘糊糊的,发出一大股臭味,这还敢吃?但又不好再说扔了的话,就把肉挂在屋里。第二天刚好赶场,我们就说要把那肉拿到同学处去打平伙。早上起来我们提着肉就往秦家公社走。那肉一路散发着臭味,提肉的手都尽量离身子远点,生怕沾到身上。走了好几公里眼看快到秦家公社了,我们看到路边有一池塘,就决定把肉扔进池塘里。看看远近无人,我用力一扔,肉落入了池塘里,溅起一阵水花,我们再一看,遭了!那肉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沉入水中,而是浮在水面。我们想把那肉弄上来重新处理,但肉在池塘中间我们又够不着,看看无法,只好作罢,任它漂浮。我们赶场回家竟把这事忘了。又过了好几天,生产队出工挖田,大家站在田里一边挖地,一边谈笑。</h1><h1>有一个农民突然说,他昨天遇到一个熟人说起,那靠秦家公社不远的“共同大队”池塘竟会自动生出一个肉来……</h1><h1>我们面面相视。</h1><h1>“------那是一个老池塘,不知怎的,生了肉,好大一块,那里的农民捞了上来吃了,还是“保肋”,谁也说不清池塘为什么会生肉,可能是好兆头啊!”</h1><h1>收工回来我们五个知青哈哈大笑,这肉怎么会在池塘里生出来啊!老实的农民们根本就不会想到会有人将“肉”这个至高无尚的东西扔进池塘。</h1><h1>他们那时可以想象到的最高享受就是坐在马架子(躺椅)上吃干胡豆,那就是皇帝的享受了。吃肉就是最高境界了,根本就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肉更好吃的东西,更珍贵的事物了。</h1><div> </div><div><br></div><h3><br></h3> <h1>屈全华,向邦蓉同学在眉山秦家公社王沟二队</h1> <h3>知青与生产队长的儿子</h3> <h1>照像的故事 </h1><h3><br></h3><h1>现在人们照像是个很普通的事了,一个数码像机几百元就可以买个,更何况手机、MP3、MP4等好多都有照像功能。照了像之后往电脑里面一输,随时都可以调出来看,更可以打印成照片,方便得很。</h1><h1> 可在上世纪60年代,照像就是一件奢侈的事。要穿着最光鲜的衣服,到照像馆去,正襟端坐,脸上做出僵硬的笑态,睁大眼睛等着摄影师按下气动快门,再等上一周就可取到两张照片。照一张一寸的照片要大约0.40元,照一张二寸的照片要约0.70—0.80元,那是当年一天的工资了,所以那时照像是非常高的消费,一般人是不涉足的。</h1><h1>1966年我开始了这一领域的探索。那时几个同学借来了一个“幸福”牌照像机,那是一种固定焦距的120像机,光圈只有F11及F22两档。快门只有1/25秒,一卷120胶卷可照12张方二寸照片。为了多练习,多照几张,我将照像机胶卷前加了一黑纸框,将方二寸照片改为一半尺寸,再加上胶卷片头片尾的一小段就可以照24张至28张条状照片。 </h1><div><br></div><h1>后来我步行到重庆,与几个同学一起住在重庆文化宫内,一天见到一废品店卖有一个“长江”牌照像机的残骸。说是残骸一点不差,那像机已坏成一堆零件了。估计是别人修了很久,修不好也装不还原,拿来卖的。一问,要八元钱,我将全身的钱搜出来,有十元多,就拿出八元买下了那一堆散件。拿到住地在地铺上用一个手表起子慢慢装配,将快门叶片一片一片装好,而快门弹簧断了,就用了一根橡皮筋代替,调好橡皮筋松紧,一试快门差不多可用。又将镜头三片玻璃擦净装上。再用一块碎玻璃在地上磨成毛玻璃片,放在胶片处看成像状况,调校焦距。总算把像机修好了。马上到照像店买了一卷“135代代红”胶卷装上,到枇杷山上照了几张。回来将胶卷马上送照像店冲洗。第二天取出一看,大喜!那影像基本上可以,焦距也差不多,这样有了第一台自己的照像机。</h1><div><br></div><h1>有了自己的照像机,再加上省吃俭用,节约个一元二元买下胶卷就可以随时记录下生活的镜头。那时为研究照像技术,我几乎看遍了当时的有关摄影书籍。包括“摄影应用光学”(讲镜头参数及构造的书)、“照像过程的物理化学”(讲影像的形成及成像的书),还有一本“摄影配方”更是看了无数遍。</h1><h1>一般摄影爱好者都是用现成的显影粉,定影粉配液应用,为了更节约也为了追求更高的影像质量,我找了一个小型天秤,几个砝码,自配显影、定影液。</h1><h1>显影液成本较高,主要是显影剂价高。那“几奴尼”我一查化学名“对苯二酚”是一种试剂,就在化工店买到了,很相因的,比起照像材料店,价低了三分之二。而那“米突尔”除了照像材料店别无他售,只好硬着头皮花七元多钱(相当于一月伙食费)买了一小瓶(5克),好在每次配显影液只用0.1—0.2克。而其他药品,什么亚硫酸钠、碳酸钠、硼砂、大苏打(硫代硫酸钠定影用)、冰醋酸等都在化工店中买得到,比起照像店的价只有几分之一。</h1><h1>再将显影配方改进一下,将显影剂“米突尔”、“几奴尼”及保护剂“亚硫酸钠”配在一起,先作底片的微粒显影。洗底片之后,再加入加速剂“碳酸钠”就可洗照片了。这样一液多用,而且显影液的保存期极长,可达一至二年,用起来非常方便。多年之后在八十年代,彩色摄影还未流行之前,我一直用此自创配方。我还将配方介绍给“摄影函授学院”,他们在院刊上刊登,评为优秀论文。自己还用罐头筒自制放大机,将像机倒过来作放大,效果虽差,但比起没有来说总要好许多。</h1><h1>1969年我到眉山农村当知青。生活虽苦,却也用像机留下了珍贵的一页。在装满知青的火车到达眉山火车站时,县上就地招开了欢迎大会,我爬上一辆解放牌大卡车,照下了大会全貌。那些农民穿的破棉袄,戴的破毡帽,现在也很难见到了。</h1><div><br></div><h1>在农村农民们见我会照像,都争着要我给他们照。因县上照像一张一寸的照片要四角多,还要走几十里路到县城。晚上要很晚才可赶回来,所以一般农民是没有照片的。我给他们照就只收成本。一卷胶卷2.60元,可照36张,成本7—8分钱,加上洗印一张一寸成本就1—2分钱,总计0.10元一张。所以农民们一般还可以承受,我也不图赚钱。</h1><div><br></div><h1>照了照片之后晚上我就在油灯下洗印。农村无电,周围很黑,是天然的“暗室”。我用两支大土碗装上冷开水配的显影液、定影液,在全黑中洗出胶卷,凉干后第二天晚上又洗像片。农村的煤油灯发出黄黄的光,一般的洗像纸不会感光,就直接用煤油灯作“暗室灯”,再用两片玻璃将底片及像纸夹起来,将手电筒反光碗取下,直接用手电筒灯泡作曝光。一般曝光3—5秒即可,再将曝光后的像纸放入盛显影液的大碗中,慢慢影像就显现出来了。那房东林大娘的儿子看着我洗像,惊得大叫起来,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一张白纸放入水中就有自己的影像显现出来。他说:“我还以为你是用毛笔一点一点地描出来的呢!”农村的影像就是这样被保留下来的。</h1><h1>时至今日照像也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由黑白胶片到彩色,再到数码,再到高清、单反,但早年的黑白照仍然在我心中有不可替代的魅力。</h1><div><br></div><h3><br></h3> <h1>知青在小溪边(小猪儿与李芙蓉)</h1> <h1>车水 13中知青 屈全华,向邦蓉</h1> <h3>出早工</h3> <h1>跳水者为黄会源同学</h1> <h3>学耕</h3> <h3>古街</h3> <h3>烤烟房</h3> <h3>知青骑牛也潇洒 ( 当年水彩作色)</h3> <h3>公社开大会</h3> <h1>公社发电站</h1><h1>公社社长知道我会电气技术就找我,要我帮公社搞一个发电站。因那时几乎所有公社都没有电,他们想搞个发电站给公社添光彩。我在绵竹见过一些小型发电站那大多是10KW左右的,发电机用20马力柴油机带动,或用小型水轮机带动。有的地方条件差的,没有发电机就用鼠笼电动机代替,只要你将鼠笼电动机用发动机带动就可发电,但要在电机的三个出线端并联三个纸介电容器。后来在南充蓬溪大石买了一台10KW的发电机,运回公社。可怎么发电呢,还要一个控制柜才好操作。当时并无现成的卖。公社的老社长就说:“我们这里有木匠,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就画了一个控制柜的大体形状,长、宽、高是多少,面板上装电压表、电流表、赫兹表,还有几个开关、指示灯。我向木匠交待完毕就返成都到城隍庙去买电表及零件去了。几天后返回公社,社长说控制柜做好了,就等你安线路了。我一看,那农村木匠做的控制柜可真是个柜,他按照农村结婚嫁女做柜子的方式做了个大柜,四周用了上好的木料四根大柱,榫头联结,面板是用装板龛合,周边还刨了花槽装饰,最奇怪的是还用大红油漆刷了一遍。一看就是农村结婚嫁女的样式喜气冲天。我哭笑不得,只好将就让木匠在板上开了仪表孔,又将电表开关安上,板后用皮线(当时的一种电线)接上。再将发电机用一手扶拖拉机皮带联上,开动手扶拖拉机的柴油机,只听机器声响灯就慢慢亮了起来。在场人都鼓掌欢呼雀跃,这是秦家公社第一次亮起了电灯,那是1970年。</h1><h1> 后来县上要我到成都去买扩音机作广播用。那时扩音机并不是随便可买到的,市面根本无货。我在处理品市场用很低的价买了一台,我又将它修好,运回了公社,准备运到水库工地。秦家公社的吴书记一见扩音机,眼睛发亮,高兴得不得了,马上要我把扩音机接上喇叭,又把发电机准备停当,立即通知各生产队全公社社员到秦家公社中学球场坝开会。那天全公社人员到齐后,吴书记、朱社长轮流上台,作春耕生产动员报告,听着自己的声音宏亮的在操场上响起,再也不用手拿铁皮传话筒高声大吼的作报告了,自己就像县上的领导一样,心里个个乐开了怀。公社的农民个个也都新奇,怎么秦家公社也有大喇叭开会了,别的公社干部听到立刻感到自己矮了一截。后来别的公社干部打听到那秦家公社的扩音机并不是秦家公社的,是我给县上“大寨水库”买的,秦家公社是路过,就借用了一下开个春耕动员会,心里才平衡了一点。</h1><div><br></div><h3><br></h3> <h1>知青生活</h1><h1>2农村广播</h1><h1>过了些日子,县上下了指示,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要村村通广播,让毛主席的声音传遍祖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个生产队都要安装广播网。我们生产队地处丘陵,是本公社最偏远的生产队,自然就要最先安装。分配的铁丝、瓷瓶先落实到我们生产队。而安装广播这一伟大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在学校早已将无线电技术搞得烂熟,又安了不少广播站,这点技术自然难不到我,但那时的问题是这里无电,有的农民连电灯也没有见过,只见过我带去的收音机。农民家中无丝毫电器的影子,就连手电筒也只有在生产队公房保管处有一个,但电池烂在里面早已经锈坏了。当时无供电的情况下,这些边远地方安广播的通用方法就是在各生产队立上一根根木杆作电线杆,上面安一个瓷瓶,再接上一根14号铁丝。就这一根线就负责传播毛主席的声音。再用一台收音机,将喇叭处改为一高阻抗输出,一端接铁丝,另一端接地线。在每个生产队安一个舌簧喇叭一线一地,就可全队广播了。因为功率小,输出只有几十毫瓦,线路往往几公里远,损失又大,每个生产队就只可带一个喇叭。这喇叭尖声尖气,声如蚊蝇,但农民们每天收工都静坐在喇叭下屏住声,吸着叶子烟认真听着咦咦呀呀的样板戏声。这广播线路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喊话,通知,开会了,都可以广播一下,而且远方的人们对着喇叭大声吼,大声喊,在我这边的喇叭也可发出微小的声音,为了听清远方的回话,我又改装了一下。用一个按钮开关切换远处喇叭的接入点,利用本地收音机的功放将远处喊话声放大。这样就实现了双方对讲,松开按钮讲话播出去,按下按钮对方讲回来,农民都非常满意。原来要走好几公里的山路才能传送的信息,现在一喊就通了。</h1><h1>其它生产队也来学技术,好几个公社都请我去给他们指导安装广播。而我们这里的广播当然是最“先进”的。我在成都又买了一台带电唱机的广播收音机,我改进后可以放广播,可以通话,可以放唱片。这在当时可是高消费,高享受了。我每天收工回来就放一会广播给全队听,再放几张唱片,那是“语录歌”,鼓干劲的,每张唱片转速每分78转,放一遍不到5分钟。有一天放完“语录歌”我又将一张我私自的唱片放了一遍,那是一张老唱片,录的歌是“美丽的哈瓦那”那天电池已不行了,唱机转得较慢,那歌曲自然就更显抒情悠长,东边小山上一轮明月慢慢穿云升起,明亮火星正在天空闪着红光,黑沉沉的田野里飘着低沉的歌声。听惯了革命歌曲之后突然来这一首抒情的歌曲还是别有风味。当我放完准备关机时,远处喇叭中传来喊话声:“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原来是贫下中农们在公房的喇叭下听得入迷,舍不得走,一定还要听。我只好又放了一遍。当时心里还有些担心,怕别人说我放不革命的软绵绵的东西,万一影响了革命斗志那可是我负不起责任的。好在当时人们都不知是什么歌,也无人过问。</h1><h1>在安装农村广播站的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材料奇缺。当时所有器材都要分配,就连作为线路的铁丝都要分配,自己在市面上是根本买不到的。现在的人很难理解,但是你如果想象一下购烟要烟票,买糖要糖票,买米要粮票(还分粗粮、细粮)有的地方连卫生纸都要票的时代,买广播器材是多么的紧俏。</h1><h1>当时我们的农村广播网基本安好了,但方圆几十里只有五只舌簧喇叭,所以非常需要喇叭,生产队就叫我到县上去找广播站,看有没有计划外的喇叭买几个回来。</h1><h1>我步行几十里到了县城,找到广播站,那里的农村广播器材是由广播站分配的,所以要买器材得找广播站。我到他们的办公室看到一工作人员正在修收音机。我说我要买一些广播网用的喇叭,他哼了一声,也不知听到没有,只顾摆弄手中的半导体收音机,我只好站在一边静候大人指点。那人的收音机发出扑扑的汽船声,他左调右调还是无法。其实我一听就知道是“退交联不良”就是滤波电容不足或电池内阻增大引起。我看了一会太阳已西,实在忍不住了,就脱口而出:“你将电池换一下就行了!”他停了一下并未正眼看我,但将手电筒中的电池取出换在收音机上,收音机汽船声马上消失,声音恢复了正常。他面有喜色,转过头对我说道:“唉,我搞了几天也没有找到毛病,原来是电池的原因,你有什么事呢?”口气好了许多。我于是又将来意又说了一遍。他说:“这样,广播站刚运到一批晶体喇叭,一元一个,你要几个?”我说我们生产队要10个,于是交钱、拿货、走人。</h1><h1>赶到秦家公社天已全黑,公社社长书记留我吃了饭,说天已黑了就在公社住吧。我想自己从生产队到公社这条道已走过多少遍了,就是天黑了也不怕。就说还是回生产队吧,免得第二天又耽误半天。于是就拿着电筒离开公社往生产队走去。</h1><h1>走夜路我并不怕,那时没有拦路抢劫的,阶级敌人早已扫荡干净,而妖魔鬼怪我又不信,就连农民都说“知青阳气太大,鬼都害怕”所以我就摸黑前行。走了约半小时,那天就下起雨来了,打雷、闪电接联不断。我将草帽戴上,又用一点油纸盖住背篓里的喇叭(那时塑料布也是很少的)在田坎上走着。这时偏偏手电筒的光越来越暗了,只能照见面前一两米的地面,看来是没有电了,只好把手电关上,再开几秒钟。走着走着,我发觉脚下的小路没有了,变成了荒草,用手电光一照,四周都是荒坟野琢。我站住定了定神,这里听农民说刚解放时镇压土匪、恶霸地主,就在这里敲砂罐(枪毙),这里是乱坟岗子。我想平时很熟悉的路怎么就找不到了呢?难道真有什么“倒路鬼”么?我借着闪电尽量看看远处,发现我平时走的小路就在十米外不远,那小路拐弯了,我没有看见就直走进坟堆了。我马上重新回到小路,顺着小路前进。雨越下越大,看到路边有一户农家,那时农家都没有喂狗,我走到农家门前敲敲门,并无反应,我又用力敲了敲,还喊了几声,希望到农家躲雨,但门内没有一点声息,或者是农民害怕夜晚敲门的“鬼”他们不敢吱声。我看没有反应,看看雨又小了,就干脆一直顺着小路走回了生产队。回到生产队住地,其他几个知青都早就睡到半夜了,我叫开门他们都觉得奇怪,怎么会半夜回来个人。第二天这些喇叭就马上安上了有线广播网。</h1><h1>生产队安装有线广播网,那线路通过木杆在山间穿越,我怕雷击造成损害,就用12号铁丝顺着木杆钉上,下边埋在地下,上边留了10公分出头,还作了一个尖端,算是避雷针,又在这避雷针与广播线路之间作了一尖端间隙放电,以保线路安全。这能不能保证安全我不知道,反正应比没有好些。我回成都过了些日子,返回农村后农民们马上告诉我,队上的历史反革命土匪某某被雷打死了,就是在公房广播线下打死的。我说那个地方我装了避雷针的,怎么会打死人呢?他们说:“就是那个反革命,把你的避雷针铁丝取走了,拿去拴牛去了,那天下雨,大家都跑到公房避雨,他把避雷针铁丝拔出来拴牛,就这样一个响雷打得大灰扑,马上就把他打死了!别人都没打死,为什么单打死他?他解放前干过土匪,抢过人,是反革命,老天还不是念他解放后参加了志愿军到朝鲜打仗有功,让他多活了20年阳寿,要不早死了!”</h1><h1>我知道他是每次队上开阶级斗争会都会把他作为活靶子来批来打,但也不应是死罪嘛。被雷打了,又属阶级敌人,他的家属也觉得很没有面子,悄悄把他埋在了后山坡。而当时在现场的另外两个农民则是贫下中农,被雷震倒在地,但没被雷击。农民们都说这两个是陪杀场的,搞得他们都觉得非常尴尬,好长一段时间都抬不起头来,就好像真的被陪了杀场一样。</h1><h1>其实在农村被雷击是常有的事,我们一有位同学是在接广播线时远处打雷,那线路接头在他手中就打了一个火花。幸好不是直接雷击,只是感应雷,所以没有造成伤害。</h1><h1>还有一次盘鳌公社的一个农民在山坡放牛,牛被雷击死。农民们就将上好的牛肉割下来先送到公社孝敬父母官。我当时也在那里帮他们搞广播,也品尝了雷打死的牛肉,味道还是不错的。</h1><div><br></div><div><br></div><h3><br></h3> <h1>这里远近的农民都知道我会修收音机,有的“先富起来的”农民攥上几十元买了收音机,坏了没法修,就走几十里山路来找我修。我每天出工回来就忙着修收音机,这也是兴趣。除较贵的零件费外,绝未向农民收费。当时农村没有电,这是最麻烦的。因为收音机要焊接,没有电我只好用铜丝手工绞接,再包胶布。但有的收音机体积小,印刷电路板密集,就无法手工绞接了。我试过火烙铁,那东西补铁盆可以修收音机就太大太笨了,根本无法用。还有一种用煤油灯烧的小火烙铁亦很不好用。后来我只好将要焊接的收音机集中起来,大约有十来部,我用背篼背上,带上电烙铁步行了几十里从王沟生产队到秦家公社,再到万盛区政府所在地,这里有电。在这里焊好各个收音机,又赶回生产队。农民们拿到修好的收音机表示感激我心情就满足了,绝不会收他们一分钱的。收钱那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是要自觉抵制的。但收钱问题农民们不这样看,生产队长找我说:“要是你去修收音机,一定可以为生产队赚不少钱啊!”那时并无个体户开铺子之说,但只要想赚钱,肯定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自然不会去做。</h1><div> </div><div><br></div><div><br></div><h3><br></h3> <h1>大寨水库</h1><h1>知青生活</h1><h1>3“大寨水库”广播站</h1><h1>眉山县在1970--1971年的时候要在盘鳌公社修一座水库,名曰“大寨水库”。是在山间筑起一座土坝蓄水,那土坝最长处在两山之间的谷口有100米,而这土坝的厚也达100多米。全用人力挑土筑成,每铺一层土就用人拉石滚子压一遍,没有一点机械。那时“人定胜天”知青一样参加,没有人叫苦叫累。这是县上的项目,所以财大气粗,我被派去安广播,另一同学周仁郁则编印“战地简报”每天一期,采访写稿、刻蜡板套色印刷,发行全由一人承担。</h1><div><br></div><div>“大寨水库”土坝厚达100多米全用人力挑土筑成(高处小草房即是广播站)</div><h1>广播站建在山坡上一间10平方左右的小草房里,我们在这间房里广播、编稿、油印、吃饭、睡觉,有时农民工还将开山放炮用的炸药、雷管存放在广播室。我只叫他们不要把雷管与炸药放在一起,这就算是安全了。这间广播室是用工地发电机发的电,那是开山放炮打涵洞要用风镐电钻。我们这就成了工地唯一有电的房间,每天就准时放广播,播放工地上的好人好事,表扬稿,还有广播电台的新闻。那时周围几十里都能听见。</h1><div><br></div><h1>有一天来了一个农民,他穿着破棉袄赤着脚叼着叶子烟摸索着来到我们广播室门外。他半闭着眼睛,躺在坡边,晒太阳。,我看见就问他道:“大爷,别人都在挑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有什么事吗?”他说:“我是万盛五保户,干不了活,我听到广播声就顺着声音来这里了,这里修水库热闹嘛!”我才看见他眼睛已是半瞎状态,估计是摸着来的,但万盛离这里好几十里远,那里能听到广播吗?但老人说的不会是假话。又见他把叶子烟杆凑到电灯上,说道怎么点不燃呢?我们赶快给他说这是电灯不是煤油灯,点不燃叶子烟的。他又看了半天还是不太明白,于是拿出自带的两块石头打火石熟练地打燃了捻子,点了烟。看看日落了,他又慢慢摸回家去了,也不知他走夜路能行不。</h1><div><br></div><h1>有时测量人员还将经纬仪、水平仪放在我们广播室,我都把这些仪器拿出来摆弄。将水平仪作望远镜用可以看清远处对面山上挑土的农民,我将照像机接上目镜位还可以照下远处的人物,但清晰度太差。而经纬仪望远的倍数较大,我们就用它可以看月亮上的环形山,看土星的光环。那时土星光环正好与我们视角成45度可以看到土星就象一个人的眼睛一样,呈橄榄形,中间有两个黑点,那是光环与土星之间的空白区。</h1><div><br></div><h1>这广播站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赤脚医生医务室。那时有一个县上的女赤脚医生,就是农村的妇女培训了一下,可以处理小伤小病的但不脱产,平时一样参加农业劳动就叫赤脚医生。赤脚医生药箱的药很有限,最好就是治病不用药的针剌疗法。那时一根银针治百病,城里面大医院都实行开刀不用麻醉药,而用针剌麻醉替代,在农村就更是推崇这针剌疗法。所以修水库的几万农民只有一个赤脚医生但并不忙。大多数时间是坐在我们广播室门边看着挑土的农民。</h1><h1>有一天一个农民来到广播室外找赤脚医生要药,说是头痛。那赤脚医生就拿出一根长约10厘米的针来,说是针灸治疗。只见一根10多厘米长的银针直直的剌入了那个农民的头顶,那农民哇哇大叫起来。我吃了一惊,这还不算,那赤脚医生又将针在农民的脑袋中转动起来,搓捻着,口中还问道:“痛不痛?痛不痛?”那农民眼泪直流,脸都成了猪肝色,嘴里哼了两声,不知是说痛还是不痛。那赤脚医生将针拔出问道:“现在是不是好多了?”那农民口中唉哟唉哟的叫着说:“好了!好了!不痛了,不痛了!”又挑着装土的竹簸箕一拐一拐的挑土去了。我也不知道后来疗效如何,那脑袋里是否搅成了一锅粥,我也不敢找赤脚医生扎针了。</h1><h3><br></h3> <h3>刘柱材在盘鳌</h3><h3><br></h3><h1>周仁郁在大寨水库编印水库战报</h1> <h3>拉石滚</h3> <h1>像不像伏尔加河畔的纤夫</h1> <h1>13中知青在大寨水库大坝上演出,前面是陈向阳同学。</h1><h1>寨水库工地上大坝越修越高,已达80多米,真是雄伟壮观,参加会战的农民亦有几万人之多,水库指挥部就在坝上召开表彰大会。会后即表演节目,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水库指挥部要我准备好广播,在坝上直播。这说说容易,做起来就麻烦了,这在坝上虽离广播室不远,但也有上百米。当时是除了百米左右的花线(双绞线)就没有其它电线了,就连电源线也是铁丝两根,架在电杆上送电。没有电线是比较困难的,但当时的革命精神是“任何困难都难不到英勇的中国人民的”我于是决定不移动扩音机及喇叭,只将话筒移到坝上,就可实现转播,这样又省事又省电线。而话筒线没有金属隔离线就用花线代替,用花线代替话筒线肯定会产生干扰及噪声,为了减少干扰,实现用普通花线传送语音信号我试验了一种方法,即是低阻抗传送。我用一支小喇叭代替话筒,喇叭引线采用花线送了近百米到广播室,再用一输出变压器将作话筒用的小喇叭音频电流升压,再送入扩音机扩音。这声音宏亮悦耳,失真小干扰小,成本低,比起真正的话筒线传输效果还要好。因为话筒线的分布电容大,高音衰减严重,而低阻抗传输就没有这些缺点。到了晚上乐鼓喧天,歌声阵阵,各生产队修水库的农民都到坝上来看热闹,就连附近的老弱病残都来了。在几盏电灯照耀下坝上立起一幅毛主席像,干部们讲话完了后知青们就跳起了革命歌舞,而广播声实况转播几十里外都清晰可闻。</h1><div><br></div><div><br></div><div><br></div><div><br></div><h1><br></h1> <h1>土坝渐渐增高,每天几万人挑土垒坝,再有成百人拖着个大石滚来回碾压,号子声震天动地,我们的广播声几十里可闻,在县上是一件大事。我觉得应扩大影响,将战天斗地的精神广泛传播。于是打主意将扩音机改装一下成为无线广播机。一般人认为无线电广播很复杂,其实工作过程及机件结构可以很简单。我看过很多有关书籍,那无线发射机的结构早已知道,现在这广播用的扩大器,改成无线发射的播音机其实是很容易的。音频部分早已有了现成的,只需在两功放管(807)的输出中加一组发射线圈即可。这样此机既可以放广播喇叭又可以无线播音,那样一般的收音机都可收听我们的广播岂不妙哉?]</h1><h1>说干就干我就准备了线圈、零件。但这时城市招工进行了,工厂的师傅到农村大规模招工。我也是招工对象,那时候要是能进工厂当工人就是最高理想“虚是虚有胸肌,瘦是瘦有肌肉,拙是拙有工作”是基本点。所以我自然就被工厂招工进厂了。也就没有时间搞无线发射,否则可能那时候还会引出多少麻烦,制造多少阶级斗争新动向,招工进厂,自然就“犯罪终止”没有里通外国是良民。</h1> <h1>乡村砖瓦厂(1970)</h1><div><br></div><h1>那时在农村并没有个象样的砖瓦厂,农民盖房都是用自己生产队的土砖瓦窑烧出来的砖瓦。那就是极品房子了。而大部分农民是用土坯或干打垒方式修的茅草房。砖瓦厂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是要割掉的,是打击的对象。但在这里干活比在田里干活可以多挣工分,因为这是技术活。所以民间流传歌谣道:“幺妹子,快快长,长大嫁给砖瓦厂,五天一油大(吃肉),十天关回饷!”</h1><div><br></div><h1>1 制瓦</h1><h1>制瓦是将泥土与水调和均匀,切成片状再贴在一桶状物上即可成型,再上下切光,剥开即成瓦坯。每次可做出四片瓦坯,再凉干,烧制即成瓦。</h1><div><br></div><h1>2 将砖坯凉晒干</h1><div><br></div><h1>3 作好的瓦</h1> <h3>眉山秦家公社五七中学校的运动会</h3> <h3>农村的学生是赤脚赛跑</h3> <h1>通往县城的路,回家的路。(摄于眉山秦家公社火花大队1970):</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