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是著名的荷兰裔美国作家、学者——房龙的作品，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化普及者，房龙以《人类的故事》、《圣经的故事》和这本《宽容》享誉世界。
房龙的作品以通俗又不失严谨而出名，他用平易近人、生动流畅的文笔把高深、晦涩的历史知识普及到广大普通读者中。比如许多人为了培养阅读圣经的兴趣，会从他的《圣经的故事》入手，同样在准备了解人类漫长的历史之前，《宽容》是一本难得的入门书。不仅因为这本历史书的可读性极高，更重要的是，它时刻在传达我们阅读历史书籍的最重要原因：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异已，让过去发生过的悲剧不再重演。
№1 导语
作者在书的开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虽然名叫“无知山谷”，村民可是对自己的家园无所不知，一山一石，寸草寸木，都是上帝在创世时赐予他们的礼赠。但他们从不涉足山谷之外，他们在山谷的生活太幸福了，没有必要离开。
他们构筑了巨石之墙，墙内是他们幸福的家园，墙外嘛……谁在乎墙外呢？他们编纂了神圣的律法。不，并不是他们编纂的，而是从伟大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律法规定了墙内的幸福，也把探寻墙外的行为列为禁忌：因为墙内是幸福的，所以墙外是不幸的，任何违反律法前往墙外的人都会沾染这种不幸。违反律法的人会受到惩罚，山脚边的石墙下，白骨累累。
翻越石墙离开的人，再也没有回来。人们偶尔谈论他们消失的伙伴，但触犯禁忌的都是罪人，谈论禁忌之人也是罪过。他们热爱幸福的生活，因此离开的人也就真的从他们的回忆中消失了。直到有一天，一个离开山谷的漫游者不辞辛劳再度翻越石墙，又回到了山谷。
“听我说吧。”他恳求道：“听我说，大家都高兴起来吧！我刚从山的那边来，我的脚踏上了新鲜的土地，我的手感觉到了其他民族的抚摸，我的眼睛看到了奇妙的景象……我已经找到一条通往更美好家园的大道，我已经看到幸福生活的曙光。跟我来吧，我带领你们奔向那里。上帝的笑容不只是在这儿，也在其他地方。”
人群里发出一声恐怖的吼叫，他停住了。村中的长者指责他亵渎神圣的律法。村民举起沉重的石块，砸死了这个口出狂言的漫游者。他的尸首被丢下了山崖。这也只不过是人们幸福生活的小插曲，很快就被遗忘。
不知为何，无知山谷爆发了大干旱。水源枯竭，牲畜渴死了，粮食枯萎了，越来越多的人饿死了。活下来的人们开始把希望寄托在石墙的外面，但是长者们坚持着律法，这是祖先留下的瑰宝，村民必须遵守，没有人可以翻越石墙。
人们终于忍无可忍，在一个夜晚发起了叛乱。长者无力抗争，诅咒着孩子们的忘恩负义。但在最后一辆马车离开时，他们叫住了车夫，强迫他把他们也一并带走。
历经千辛万苦，投奔陌生世界的人们终于找到了从前漫游者立起的道标，旅途这才顺利些，他们一步一步被引向了新世界的绿色牧场。人们意识到了自己当初的无知，为曾经犯下的错感到内疚。他们想要找回先驱者的骸骨，但一只饥饿的豺狗早已把他拖走。人们在先驱者足迹的尽头竖起了石碑，上面镌刻着先驱者的名字，一个首先向未知世界的黑暗和恐怖挑战的人的名字，他把人们引向了新的自由。
这是一个寓言，也是历史的写照。作者在序言结束处写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过去，也发生在现在，不过将来，我们希望，这样的事不再发生了。
本书的初次出版的时间是1925年，由于讲述的事件离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比较遥远，因此我们在阅读时，除了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外，不妨思考一下人类在近现代是否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比如二战、种族歧视、民主运动、女权运动、文革等，它们的异同点是什么。甚至，也可以思考我们当下的生活，然后根据本书的知识，给出自己的预言。 №2 无知的暴虐——对异己的不宽容
我们所身处的世界里，有光明，也有无处不在的黑暗——战火、冲突、歧视、虐待……人们的暴虐，往往是出于对异己的不宽容。狭隘究竟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了多少沉重的灾难？我们将从古希腊开始，回顾人类的“宽容”历史。
作者房龙认为这本书不是人类学手册，而是一本关于“宽容”的书。那么，宽容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采用《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宽容是指：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的见解持耐心公正的容忍。
纵观历史，帝国、宗教等固然都有着自己的昌盛，但往往极力扼杀、阻止、剿灭与之不同的繁荣。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跟我信仰的神明不同，跟我侍奉的君王有别，跟我说着不通的语言，跟我过着另类的生活……这真是难以接受。如果我们老死不相往来倒也罢了，竟要毗邻而居，和睦共处？
在我们通过现存的“野蛮人”来研究人类祖先的时候，我们发现与人们通常认为原始社会非常简单的猜测截然相反，原始社会非常复杂，原始语言的时态和变格比俄语和阿拉伯语的还要多，原始人不仅是现实的奴隶，也是过去和未来的奴隶；他们是凄凉悲惨的生灵，在恐惧中求生，在战栗中死去。
对于原始人来说，人类能够活下来是一个奇迹。在当时，统治原始社会的信条只有一个，那就是至高无上的求生欲望。没有一个人类可以在荒野中单独生存，我们的祖先为了成功活下来，必须群居成部落生活。部落是活动的堡垒，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集体必须排斥外来的东西，个人在其中无足轻重，不得不把自己的个性融化在复杂的部落生活中。
更可怕的是，原始人还没来得及像我们一样了解世间的物理规律与因果关系。对他们来说，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是被自己无法看见的神明操纵，他们必须遵从绝对的律法与禁忌，才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祖先留下的宝贵教训，形成习惯上的约束，譬如每天破晓前必须向东朝拜，不然太阳就会不愿意升起。对于原始人来说，继承、执行，并把这些规矩完美地传授给下一代就是他们最为神圣的使命。
在如今的我们看来，这种想法荒诞不经，我们相信人类社会是进步与发展的。但“进步”是近年来才形成的概念，在相对低级的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现状已经完美无瑕，没有理由再做什么改进，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别的世界。而为了维护律法的神圣性，任何触犯禁忌的人都必须受到惩罚。
这样的专横、没有自由也无从宽恕，对于原始人来说确实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一时不慎，引来了猛兽或者流行病，整个部落都会遭受灭顶之灾。从早期的人类历史来看，没有一个国王和教士能够有一丝诚意同意别人履行“行动或判断的自由”，或“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见解持耐心公正的容忍”，而这正是当今社会的理想。
由此，本书的兴趣并不在研究史前或者古代的历史，因为为宽容的斗争直到个性发现以后才真正开始。而个性的发现作为人类文明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其荣誉应该归于希腊人。
№3 希腊人——思想者的国度
公元前五世纪，种族、气候、经济、政治等完美平衡的奇迹在偏居爱琴海一隅的古希腊出现了。她从诸多早期文明中脱颖而出，为现代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础，在整个人类文明的群星中闪耀。
泰勒斯
具体来说，这个地方叫以沃尼亚，希腊本土的一些部落征服此地不久，作为新老世界与欧亚大陆之间的贸易通道，具备充沛的物质财富。这里同时是最早的社会活动中心，也是最古老大学的所在地。现代科学（思想）的奠基人——泰勒斯就诞生在这里，他在这里工作、学习，最后告别人世。与前人不同，泰勒斯不相信自然界的一切由神明操控，他敢于把一切自然现象看作是受永恒法则支配的结果。
泰勒斯之后，追随者蜂拥而至，然而社会对思想家的迫害日益严重。阿那克萨哥拉、普罗塔哥拉、戴阿哥拉斯，或被流放，或被判处死刑。希腊人不容异见的态势终于发展到了极致，其典型例子就是法庭对苏格拉底的死刑判决。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在一场为了判决他有罪而专门设置的审判里，苏格拉底竟然说服陪审团绝大多数人倾向于释放他。他们提出，只要苏格拉底摒弃辩论、争吵、说教这些陋习，就可以被赦免。但苏格拉底拒绝接受。法庭别无他法，只好判处他死刑，缓刑三十天。在最后的日子里，苏格拉底拒绝了多次逃跑机会，安然地待在地窖里琢磨着如何改进自己的逻辑体系。直到临刑前，他还在与朋友们谈话，用自己追求的真理开导他们，劝他们：比起物质世界，要多考虑精神世界。
苏格拉底死后，他的思想传播得更广。但有时出于寻求完美精神世界的热情，人们会走到荒唐的极端。柏拉图是古代众多理论家中唯一的、出于对完美精神世界的炽爱而鼓吹不宽容的人。他认为人的生命是从低级向高级进步，世界从美好的实体发展出美好的制度，并从中产生美好的思想，但他的理想共和国里却容不下其他主张。苏格拉底扎根于民众，而柏拉图却躲在自己的理想国，这就是他们的根本区别。
亚里士多德
当时希腊的民主制与城邦制已经衰败，集权统治正在兴起。就在各个城邦尚未被蓄势待发的马其顿帝国统一之前，一位傲立群雄的伟大思想家横空出世——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在雅典阿波罗神庙附近的一座花园里授课，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生，可守旧派针对亚里士多德的咒骂与不满却与日俱增。作为亚历山大大帝的挚友，当时没有人敢伤害他，但亚历山大的死讯一传到希腊，他的生命便陷入了险境。他选择了出逃，而没有像苏格拉底一样殉道，但他用智慧创造了人文和科学的辉煌，使得整个世界都怀念那一代已经绝灭的希腊民族。
之后，罗马继承了亚历山大的功绩，希腊从此成为了众多行省中的一个。罗马人对高谈阔论漠不关心，并对此引以为豪。这反倒让他们在许多事情上甚至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要宽容。思想或信仰的自由只需遵循一个原则：罗马和平。整整五百年，宗教上的彻底宽容一直盛行于罗马治理下的欧亚非广大疆域。他们极力减少不同种族、信仰、文化之间的摩擦，获得了巨大的成果。
可惜的是，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带来了精神上的贫乏。享乐主义、犬儒主义（犬儒主义：认为人的美德是获得幸福的唯一要件，并可以因此摒弃当时社会中影响其追求美德的繁文缛节、生活方式，人可以像狗一样生活）泛滥而空洞。于是，罗马人开始追求精神慰藉——宗教。官方的信仰慢慢变得形同虚设，来自小亚细亚、埃及、希腊、腓尼基等不同行省的教派形成暗流，从根本上撕扯着完全依靠武力维持的帝国。重视物质的罗马人，实际上在一刻也不曾停歇地寻找灵魂的寄托。
公元47年，保罗与巴纳巴斯乘船离开腓尼基，来到佩加城——基督教征服世界的旅程就此开始。 №4 桎梏的开始——犹太教与基督教
罗马帝国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财产的分配却极度不均衡。早期基督教的传播就是在广大贫民窟里，基督的爱表达了各国深受压迫、丧失权利的人们的呼声，因此基督教传遍了四面八方，一呼百应。
基督教原本只是从犹太教的内部变革中产生，是一场纯民族主义运动，它从诞生之日起，威胁的就不是别人，而是犹太王国的统治者。基督因为当权者的暴力而惨死，并没有像其他宗教一样留下明确的教条。这反倒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信徒更在意精神寄托而不是物质回报，罗马政府也难以抓到把柄攻讦基督徒。
基督教受到了穷苦人民的喜爱，却遭到了其他组织的憎恨。公元64年，一场大火烧毁了罗马的贫民居住地，它为对基督徒进行第一次有组织的迫害找到了借口——因为犹太人总是对基督徒谈论天国大火球的降临，认为天国要把基督徒造成的邪恶的现世烧为灰烬。
无数虔诚的基督教教徒被私刑处死，但这场发泄式的社会运动一无所获。牺牲者接受厄运的凛然态度，反倒成为对新信仰和死去基督徒的最好宣传。
直到这时，罗马的当权者才发现基督教与犹太教并不完全一样。耶稣本人确实是犹太人，他最初的运动也确实只是想进行内部改革，但犹太教的排外性决定了他们从未考虑要把自己的宗教世界化，但基督教却一视同仁地接受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因此在这个层面上说，基督教是比犹太教更包容的。
东征西讨的罗马帝国坐拥广大领土，政治上也是中央集权，此时接受一个统一宗教的条件已经成熟。古罗马法学家盖乌斯身为一个流着犹太人血的罗马公民，率先意识到了这个新教派有望成为世界范围的宗教。
虽然新信仰神圣高洁，却没有摈弃残忍和仇恨。一统天下解救黎民于水火之中的基督教，后来也成为统治者专横压迫人民的工具。 №5 上帝的晨光——基督教的崛起
教会的发展与所有其他组织一样，总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自由散漫到仪式庄重，从各个地方独立行事到官僚主义的权力集中，而神父、主教、教皇的体系也逐步形成。
基督教的发展
“教皇”一词正式出现在公文中是公元258年，当时罗马是帝国的首都，教会的势力完全在罗马帝国的光辉之下。但往后三百年，帝国迁都到拜占庭，罗马的居民被留下，任由其他民族侵略，罗马主教自然就成为了镇守一方的大人物。他们不仅仰仗上帝的荣光与教会的显赫，更借助世俗的力量吸引人才，成为了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作者房龙总结到：基督教虽然起源于马厩，却允许在宫殿里寿终正寝。
随着基督教势力的扩张，他们对世俗与异教的干涉便多了起来。基督教逐步掌握了国家机构，从此年轻人的晋升之路唯有教会生涯。研究一下最初四个世纪里教会领导者的生平，就会发现，他们都出身于古老的异端社会，只是在后来不得不选择一个职业时才转到基督教会。而教会也通情达理，并不过分细究新教徒的动机，并对所有表现出虔诚的教徒仁至义尽。
修道院生活
教会世俗化使得规矩繁多，许多善男信女开始怀念“过去的好日子”，一场争取隐居式的修道院生活运动就此展开。这场运动原本起源于常年战乱的欧洲东方，抛开一切世俗的生活方式似乎对士兵有特殊的吸引力，但在欧洲西方，那里温和湿润的气候与人们的本性，使他们非要把修道院体系进行修改，以便更适合自己。在修道院，僧人们有组织有纪律地耕耘、收获、布道、办学。由此，罗马教皇用一整套完整的体系激发着人类的力量，受到人们的热情欢迎，而皇帝和国王如果不对基督教抱以敬意，就坐不稳自己的宝座。
公元313年，历经几个世纪的斗争，教会终于迫使君士坦丁大帝签署了《宽容法》，以保证基督臣民“自由表达思想和集会不受干扰”的权利。基督教从众多小教派的行列中一跃成为国教，君士坦丁与他的后裔们也就此在人间安享着天堂般的太平。至少当时他们都是这么以为的。 №6 囚禁——专横的基督教
罗马皇帝朱利安是最后一个异教徒统治者。在继承帝位后，他试图凭借皇权恢复大多数人不屑一顾的古老科学，因此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安提阿的基督庶民向他投掷石块和泥土，但他不愿惩罚这座城市。修道院僧人试图激怒他以重演迫害悲剧，但他一再告诫手下官员：不要造成任何牺牲者。
他的执政时间只有短短两年，最后死于远征波斯的战事之中。这样的结局或许对他再好不过，他在临死前的病床上能坦然回忆，在他的统治期间没有一个人因为与他见解不同而被处死。可是，他的基督臣民却以永恒的仇恨报答了他的仁慈。他们诬蔑朱利安的名声，炮制赞美歌曲颂扬凶手的美德。
从此基督教的主教们终于可以自诩为帝国名副其实的统治者了。他们立即开始扫荡欧亚非的每个角落，摧毁一切反对势力。先是禁止异教活动，后是规定任何异教徒必受极刑。异教徒的庙宇不是被拆毁就是被重建为基督徒的会场，神像则被偷盗、没收或粉碎。从亚历山大大帝开始就闻名于世的大学仍然留在故地教授古代哲学，即使当地主教下命令不让它关闭，教区的僧人仍自行其是，毒刑拷打最后一位柏拉图学派的女教师海帕蒂娅，把她大卸八块，扔到大街上喂狗。古罗马的经典文献被付之一炬，穷乡僻壤里试图保护自己传统信仰的农民遭到镇压，在古希腊进行了1170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被禁止，大学被悉数关闭，最后的六位教授全部被驱逐出境。
基督教会对异教徒的驱逐获得了彻底的胜利，但他们内部的矛盾却从未停歇。不同民族虽然都接受了基督教义，却为了不同的解释而剑拔弩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著名的基督教世界范围联合会从四世纪中叶便开始不定期召开，讨论教义的对错。
基督教会从此丧失了早期宽容、博爱的美德，开始用专横的思想控制世俗世界。既然人们是可以在心里聆听基督的声音，教会又为何要用暴力来逼迫人们放弃自由信仰的权利呢？博学的神学家极力想说明无法解释的事情，把上帝的本质归纳成公式，就好像数学家为X的绝对值的争论把对方送上绞刑架一样荒唐可笑。
就这样，自诩正确和专横的风气弥漫了整个世界。 №7 新宗教的征程——伊斯兰教
政治、商业、艺术、军事，只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相对均衡时，一个国家才是健康的。
希腊的民主制在后期发展得不可收拾，政党斗争，乃至内战。经济状况因为社会生活的失衡而每况愈下，艺术、教育、哲思等智力活动要么被摧残，要么逃之夭夭。古希腊文明盛极而衰。罗马帝国情况也是类似，繁荣昌盛使得政治权力无限膨胀，终于自食恶果，曾经的荣耀灰飞烟灭。
早期的基督徒也曾经极力维持社会生活的平衡。可自教会掌权，可以直接影响世俗生活以后，他们也回归了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世俗的欲望最终超过了美德的主张，教会的专横反倒显得古代的暴君更加仁慈了。
公元1000年，基督教会的统治下充斥着异见者，不过教会还有许多外敌要对付。在欧洲许多地方，奥丁（北欧神话中的诸神之父）或其他异教神仍然是最高统治者，其中一个叫穆罕默德的新先知突然出现，追随真主，并且征服了西亚与北非。虽然耶稣与穆罕默德的追随者是近亲，说同一语系的方言，都奉亚伯拉罕为始祖，但他们之间的战争已经打了十二个世纪，至今还未平息。从公元七世纪到十七世纪末期，地中海一直都是穆斯林的一个湖，欧亚之间的一切交往都因信仰的对立被斩断，教会根本不可能把福音传向东方。
可到了公元十三世纪，这些异见者不再只是普通地愤世嫉俗，或对神学经典的句读吹毛求疵，他们已经成长为战士，而且比满腹经纶、冠冕堂皇的主教们更具备基督精神。
思考
小说《天龙八部》中，乔峰只因流着契丹之血就被怀疑杀死养父母与恩师，被中原武林视作异端与公敌。电影《疯狂动物城》中，绵羊因为积怨而设计陷害食肉动物，建设多种族和谐共居的动物城的理想险些化为泡影。类似的例子在文艺影视作品中屡见不鲜。
现实中，是否也存在一些贬低甚至妖魔化其他（民族、宗教、地域等）群体的舆论现象？
在没有“主角”存在的现实世界里，它们背后的真相到底该由谁来澄清？我们是否有能力自己分辨这些报道的真伪？ №8 宗教法庭——中世纪里黑暗的五百年
年复一年，教会的势力根深蒂固，上层基督徒对下层百姓的压迫也越来越严重。其中最令他们厌恶与鄙夷的，就是摩尼教。摩尼教混杂了佛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还掺上了一点古巴比伦迷信。它起源于东方，却对处于西方欧洲本土的基督教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基督教看来，摩尼教是最危险的思想瘟疫，因为连最早期、最有权势的基督教头面人物也被摩尼教义吸引，不再遵循教会体制，成了“离经叛道”之徒。
与此同时，富裕开明的普罗旺斯居民开始信仰一个名为沃尔多的教派。他们相信自己不需要教士的指点也可以理解圣经，他们指责教会的奢华，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向教会缴纳分文。从基督的源起来看，这些朴实的乡民确实忠于基督，但他们却不侍奉教会。
诸如此类的异教徒与日俱增，教会为了自己的存续，决定武装镇压。在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授意下，一支正规十字军被招募，去征讨普罗旺斯的异教徒。教皇在赦免这些军人过去和将来的一切罪孽的同时，也施恩免除他们所欠债务的全部利息。而他们得到的命令就是，杀光所有的异教徒。实际上，十字军士兵分辨不出谁是异教徒，而向教皇代表征询意见时，这家伙说：“孩子们，干吧，把他们都杀死。主知道谁是良民。”
同时遭罪的还有阿尔庇教徒。在经过一个世纪的折磨和绞刑后，他们已经从基督教会的正式记录中消失了。不过几百年之后其教义被略微更改又卷土重来，打破了一千五百年来罗马教廷的垄断，倡导者是个撒克逊教士，叫马丁·路德。
为了继续在欧洲大陆贯彻教会的绝对权威，宗教法庭正式诞生了。严格来说，宗教法庭没有杀过任何一个人。异教罪犯接受审判后，他们会被遣送到当局，并由当局决定适合的处刑方式。如果当局没有判处异教罪犯死刑，便会招来许多麻烦，甚至被逐出教会。宗教法庭也可能把异教罪犯囚禁在牢房里，直到他死去。
整整五个多世纪里，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与世无争的平民仅仅由于多嘴的邻居道听途说，而半夜三更从床上被拖起来，打入地牢等待审判。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罪名，也不知道证人是谁，不许联系亲属，更不许请律师。如果他们不认罪，那就严刑拷打到认罪为止。直到最后被处死，他们也不会知道自己为何遭受如此不幸。更有甚者，已经入土为安几十年的人也会被挖出来判罪，他们的后裔则要因此被剥夺财产。
这些事情现在看来耸人听闻，但在当时却稀松平常。宗教审判官不仅可以因此中饱私囊，流氓也可以借此恫吓良民，白吃白住。甚至有一些人做起了职业的密探，检举、揭发，或者捏造他人的罪行。 №9 求知的人——基督教统治下的科学家们
现代的不宽容就像古代高卢人一样，可以分为三种：出于懒惰的不宽容、出于无知的不宽容、出于自私自利的不宽容。
出于懒惰的不宽容或许最为普遍。人们习惯于过去的好日子，看不惯与自己不适应的礼节、习惯和风俗。这种不宽容让抱有新思想的人成为人类的敌人，但相对来说他们对旧思想的人的影响却不是那么直接。
出于无知的不宽容则相当危险。这些人不仅无知，而且自恃无知，标榜无知，并想要凭借无知击溃所有敌人。因为无知使他们恐惧，所以他们不得不自命不凡，好给自己的恶行壮胆，也好在事后正当化这些罪孽。
出于自私自利的不宽容实际上是源于嫉妒。耶稣教导人们光凭祭祀牛羊不能换来上帝的垂青，于是所有靠典礼祭祀谋生的人都诋毁他，并设法把他处死了。圣保罗在艾菲西斯宣扬新教义，威胁了当地制作与贩卖女神戴安娜神像的珠宝商，于是当地金匠行会差点对他施以私刑。
现实中的情况往往是三种不宽容纠缠在一起。普通老百姓被教会的不宽容统治，因为他们是被剥削的对象，这大抵只有“出于自私自利的不宽容”可以解释。不过还有一类人感受到了来自官方禁令的压力，这就是科学家，不过这个问题则相对复杂。
活在当下的我们相信进步，尽管各自的角度不同。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能否让世界更美好，但我们都觉得应该有所尝试。而中世纪的人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希腊曾相信自身是完美的，虽然政治的动荡无情地摧残了它。与之相反，基督教则从未试图脱离或超越自己的祖宗，他们信仰《圣经》，等待拯救，他们的注意力只在死后的天国——随着基督的诞生，现实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土崩瓦解了。
早在基督诞生以前，古代科学家就认为地球是数十亿星球中的一个。基督徒从根本上反对这个观点。宇宙是静止的，地球的存在仅仅只为了人类等待最后审判。在这儿没有科学家探索求知的余地，因为有《圣经》就够了，虔诚的信徒不需要过多的知识，也不会有过多的知识。
虽然有教会的压制，有些人对于知识的追求还是无法停止。为了掩人耳目，他们穿上奇装异服，在屋顶上挂满鳄鱼，在炉子里烧一些难闻的草药以便吓跑左邻右舍——这样他们便得到了一种声誉，人们认为他们是无害的神经病患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胡说八道，不必对自己的思想负很大责任。 №10 向书开战——出版审查
希腊人以及帝国时代之前的罗马人是倡导言论自由的。如果谁说了什么至理名言，理应让人铭记，反之，则自然会被淡忘。但是自从罗马军队总司令成为帝国半神半人的人物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从奥古斯都到查士丁尼当政时期，许多人仅仅由于直言犯上，就被投入监狱。不过只要人们不谈论罗马皇帝，其他话题倒是没有什么忌讳。但到教会统治世界的时候，这样快乐的时光就一去不复返了。
圣保罗后一个世纪，依弗索斯的一些主教规定，凡载有圣徒保罗的书都是禁书，忠诚的信徒不应当阅读。以后两百年，被封禁的书籍不多，因为问世的图书也很少。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以后，对文字的审查工作随之成为教士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作者在出版作品之前，最好获得当局的批准，以保平安。而这逐渐形成了一种制度，作者的手稿必须交由当地主教审批。即使如此，就算教皇宣布这本书无害，下一任教皇仍有可能宣布它亵渎基督。
由于当时出版作品周期缓慢，教会有时间细致审查，倒也保护了作品不会被轻易销毁。十五世纪，谷登堡印刷术在欧洲开始投入使用，一时间图书销量猛增，使教会忧心忡忡。教会特设了一个法庭审查所有出版物，以免它们对当权者的思想构成直接威胁。由此产生了臭名昭著的《禁书目录》。
虽然也有商贩做着倒卖禁书的生意，但压抑政策大抵还是卓有成效的。《禁书目录》成功地让人们心灰意冷，无心文艺或科学，因为头脑健全的人不愿意辛辛苦苦写下一本书，却被无能无知的检察官“修正”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 №11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被认为是中世纪和近代的分界，它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的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作者房龙认为文艺复兴的主要志趣在艺术品上，因为它们之中蕴藏着一种叫“古典精神”的品质。在这场运动中，良知、自由、宽容得以振兴，世界确实变得更美好了。不过运动的领袖们并没想这么做。
早在很久以前，就有人开始质疑罗马教廷的无上权力。他们受到了应得的惩罚；或许其中有人侥幸逃生，但总的来说，基督教会的权威根深蒂固，毋庸置疑。文艺复兴期间，人们对精神解放并没有真正的志趣，但在这三百年间起主导作用的审美与享乐，却驱使人们本能地去了解基督之外的世界。人们表露出对生活的新的向往，也隐含着对现状的不满，反对现存社会中至高无上的教会对于人类的束缚。
从小就坚信“我们知道”的人们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知道吗？” №12 基督教改革运动
宗教上的不满只是基督教改革运动的次要原因，这个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社会和经济革命，神学背景微乎其微。
起初，这个运动确实是一种新精神的体现，亦即“民族主义”。三个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不同国家的人们越来越不能忍受国上之国——罗马教廷的摆布。他们同仇敌忾，取得了改革运动的胜利。可随后这些新教徒的阵营便瞬间瓦解成无数个敌对的小山头，在自己的领域内重新上演敌人当权时的所有错误。
直言不讳地说，宗教改革反而使人类社会更复杂无序了——但这不是宗教改革的错，这是大多数人本身具有的弱点造成的。它没有建立宽容的统治，而是效法早期教会，一旦获得权力，就依靠不计其数的宗教手册、教旨和忏悔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然后向所有不赞同他们官方教义的人宣战。
不过在客观上，宗教改革多少为宽容事业做出了贡献。它使人们熟悉了《圣经》。教会从未严禁人们读《圣经》，但也从不鼓励普通人研究它。现在每个人都可以独自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不必担心在火刑柱上被烧死。
消弭了恐惧，也就减少了神圣性。到头来，人们更多地只是把《圣经》当作一本有趣的图书来欣赏。他们了解其中一些残忍野蛮的故事，可想而知并非神授，而只是上古半开化状态民族生活的写照。就这样，许多人不再把《圣经》当作唯一的智慧源泉，而自由思考的障碍一旦扫除，被阻塞了近千年的科学探索潮流便重新奔腾起来，一度中断了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家的成果，又从二十个世纪以前丢下的地方被重新捡了起来。
西欧和北欧从专制权力中得到解放，胡作非为之事不再有市场，连罗马教廷选举新教皇都变得比之前更加审慎。大家对宗教改革的不屑基本已经消失，继之而来的是对新生活的憧憬与努力。
用一句话总结新教为宽容事业带来的贡献：它重建了人的尊严。
思考
本书中，我们看到为了审查所有的出版物，教会颁布了《禁书目录》，以免它们对当权者的思想构成直接威胁。导致真正有想法和追求的人无心文艺或科学，避免辛苦写书而被教会大修大改甚至被禁。这种情况如今并不少见，出于各方面的思考，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出版限制规定，只是有些国家规定的内容多。你认为，世界上应该有被禁的书吗（或者被禁止传播的思想）？如果有，那应该由谁来判定是否应该被禁？标准是什么？ №13 伊拉斯谟
接下来的内容将以介绍人物为主，他们都是“为宽容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他们有的主张宗教信仰自由，有的主张语言大众化，有的倡导宗教不干预思想自由，虽然他们各自都有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在当时，他们都是突破传统桎梏，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勇士。房龙首先提到的就是伊拉斯谟，他对伊拉斯谟羞涩而幽默的灵魂大加赞赏。
伊拉斯谟（1466—1536，荷兰中世纪哲学家，代表作有《愚人颂》）出生于荷兰鹿特丹。当时正是十五世纪，这些被海水浸透的土地还没有达到独立富足的全盛时期，只是一群无足轻重的小公国，处于文明社会的边缘。而他作为一个私生子，被丢给不负责任的亲戚照看。母亲死后，他被送到了德汉特的一所学校。在那里，他的监护人挥霍掉了他继承的微薄遗产。为了避免被起诉，他们急忙把他送进修道院，让他出家修行，还祝他幸福，因为“现在前途有保障了。”
在施泰恩修道院，伊拉斯谟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前任院长收藏的拉丁文手稿上，最后成为古代学问“活的百科全书”。他在巴黎学习过，在剑桥教书，在巴塞尔印书。他在伦敦待了很长时间，获得了都灵大学神学博士学位。每当威尼斯兴办一所新大学，他肯定会被请去，可以担任他选中的任何课程的教授。但他坚定地回绝了此类要求，因为这里面含有一种威胁：束缚和依赖。
伊拉斯谟像所有真正的伟人一样，对制度毫无好感。他相信世界的拯救在于每个人的努力，改造好每一个人，便是改造了世界。大凡为宽容而战的人，不论彼此有什么不同，都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的信仰总是伴随着怀疑；他们可以诚实地相信自己正确，却又从不能使自己的怀疑转化为坚定、绝对的信念。 №14 拉伯雷
拉伯雷（1495-1553，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人文主义作家之一，被称作“人文主义巨人”，代表作有《巨人传》）是紧接伊拉斯谟的一代，但他降生的世界仍被教会把持。作为一个僧人，他热爱新鲜事物，触犯当时的禁忌自学希腊文，遭到顽固上司的搜查与阻挠，他最终离开了修道院，靠自学成为了里昂的主要内科大夫，同时开始自学在当时一样危险的新学科——解剖学。
与此同时，他还开始了文学创作，并且做了前人不敢问津的事：开始用普通大众的语言写作。他打破了千年的旧传统——那就是有学之士写书必须用粗俗平民看不懂的文字。他用的是法语，1532年的地方话，不加矫饰。他的文字生动活泼，却极尽讽刺之能事，写出了教会统治者的专横恐怖。
作为训练有素的神学家，他成功地避开了会招惹麻烦的直接评论，因而他并不表露他极不正统的观点。但敌人清楚他的意图。巴黎大学神学院斥责他，巴黎国会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没收并焚毁辖区内的所有文本。尽管如此，《巨人传》仍然是畅销的古典作品，至今仍能让读者忍俊不禁，并从幽默的字里行间深受启迪。 №15 旧时代的新招牌——加尔文
约翰·加尔文（1509－1564，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学家，代表作《基督教原理》，他进行宗教改革，建造日内瓦教会，被誉为美国的“信仰之父”）可以说是耶稣死后二十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宗教历史人物之一。他一生只怀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认清《圣经》中体现的真正的上帝。他把这种信念贯彻在自己的行事准则之中，无视后果，不可阻挡。
1534年，加尔文与旧信仰决裂。在躲避战乱的途中他栖身瑞士，并试图在日内瓦建立新天国。他为年轻的信徒编写了庞大的教义手册，只有宣誓效忠新宗教法的人才能享有全部公民权力。他又说服了市议会，把所有仍然坚持旧观点的人赶出城去。他在1538年因为失势被迫离开城市，但三年之后复权并在此后的二十三年中致力于建立和完善神权形式的政府，可谓日内瓦的无冕之王。
加尔文热爱集权，在他的辖区，教会纪律已经超过了法律。他把自己对《旧约》的理解作为上帝意愿的直接体现，让日内瓦人接受他的古典；不然就会被传唤到法庭，甚至被驱逐出城。而被禁止的远不仅仅是“非正统”的思想或言论。他的新天国不许跳舞、不许唱歌、不许玩扑克牌，当然也不许赌博，不许举办生日宴会，不许举办乡间市场，不许有丝绸和所有外表华丽的装饰品；允许的只是去教堂，去学校，因为加尔文是个思想主张鲜明的人。
可惜的是，胡乱的禁止可以免除罪孽，但不能强迫人热爱美德，美德来源于内心的启迪。 №16 再洗礼的教徒
房龙认为，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个怪物，而在那时，这个怪物就是“再洗礼教”。再洗礼教徒严守《圣经》，不跟官方合作，不遵循旧信仰的其他传统。在经历了诸多失败后，他们决定孤注一掷，把一切押在一次大胆的大规模行动上。简·比克斯宗，史书上称他为莱顿的约翰，在当时混乱的蒙斯特照搬他在《旧约》里读到的旧神学政府的形式，开始建立他的王国。
他把当地的自由民分为以色列的十二个部落，另娶了三两个妃子，整天坐在宝座上发号施令。为了解决穷人饥饿的问题，他规定城中居民均分财产，铲除街道做菜园，所有餐馆共同享用，违者随即砍头。没几个月，再洗礼教派在蒙斯特的统治就走到了尽头。两个绝望的市民为主教的军队打开了城门，再洗礼教徒被捕处刑，其他残党也被通缉。再洗礼教派就此从历史上消失了。 №17 索兹尼一家
在推翻使人受难许久的暴政上，有两个并不怎么关心宗教的意大利人比所有改革者做出的贡献都要大。他们就是索兹尼叔侄。
叔叔出身于银行家和法官世家，初学法律，后来便和许多同代的人一样搞起神学来。可他的父亲还认为儿子能在世界文坛上一展雄风，便给了他一笔钱供他壮游欧洲。在日内瓦，加尔文对这位异见者敬而远之，建议他去巴塞尔。不久，“好消息”传到日内瓦，叔叔索兹尼引起了宗教法庭的怀疑，叔叔的基金被没收，高烧病死在了苏黎世。
侄子像叔叔一样从小周游欧洲。经营具体商品而不是精神财富的经验使他相信，如果对方在买卖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那么靠屠杀或发脾气是无济于事的。他的作品展现了他的审慎小心。他用过诸多笔名，付梓前必让朋友们再看一遍，确认比较安全才行。
宗教改革中新教在波兰遍地开花，侄子索兹尼被邀请东行。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二十年，他的宽容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与表达。他反对宗派的斗争，反对把某些原则强加到人们的良知上，而把异见者视作异端。他主张宗教信仰的自由，并且相信广义人性的平等与自由。
只可惜这些理想主张早了至少三百年。 №18 蒙田
商业益于宽容。一个自给自足的纯农业国可以驱赶或屠杀异教徒或外国人，而自己泰然享受田园生活。但依赖商业的城市如果这么做，外国公司的人才与资产就会迅速外流，使城市面临破产。对于这一点，城市的直接管理者大都明白，因此在宗教问题上严守中立的立场。不同教派乃至来自东方的阿拉伯人或中国人都能照常经商，同时忠诚于各自的信仰。
为了宗教上的体面，威尼斯通过了一项反对加尔文教派的法案，但是内阁却小心地告诉宪兵队，不必对这个法令执行得太认真。在阿姆斯特丹，得势的新教徒在大街上呼喊着新信仰，旁边小巷不起眼的房子里，天主教徒默默地做着弥撒。
蒙田（1533-1592，法国，文艺复兴后期思想家、哲学家，主要作品有《蒙田随笔全集》）出生在富商家庭，他的父亲希望把儿子培养成一个绅士。他至死都不认为自己是个作家，坚称自己只是个乡村绅士。但几乎再没有其他什么人能像他一样，把整个心灵、灵魂、美德和罪恶都献给自己的书。
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蒙田已经看腻了众多顽固不化的新教徒，以及一样偏见固执的天主教徒所提倡的绝对自由。他认为明智的政府应该尽量避免干预别人的思想，允许臣民依照最能使自己心灵获得幸福的方式热爱上帝；否则只会让内战的悲剧一次次上演。
思考与讨论：
在这些人物里，伊拉斯谟、拉伯雷、加尔文、索兹尼和蒙田，你最喜欢的人物是谁？为什么？试着假设你变成了他，生活在同样的时代，你会做出和他一样的选择吗？ №19 阿米尼乌斯
一个国家的宽容程度与大多数居民的个性自由程度成正比。在过去，偶尔会出现非常开明的统治者，坚信“待人宽，人亦待己宽”，但臣民们只是敬畏这个统治者而已，他们嘴上说着“宽容第一”，第二天换了当权者，便把这句口号忘到了九霄云外。
十六世纪后半叶，在荷兰共和国，不是仅凭国王的金玉良言，而是出现了一套完整的宽容体系。这个国家遍布半自给自足的城镇与乡村，居民大都是渔夫、水手和商人。他们并不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更聪明，心胸更开阔，但他们行事更加独立，懂得天主教徒的钱跟新教徒的钱一样好用。
有史以来，一直有两派思想针尖对麦芒。阿米尼乌斯是其中一派的代表，他们认为人们某种程度上有意志的自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另一派则相信一切都是上帝决定的。起初，阿米尼乌斯并无意深入这样的宗教思想论证，但当时的情况已经不允许他置身事外，宗派的论争演变成了政党与阵营的斗争。阿米尼乌斯在承认自己的信仰后，被从前的朋友与支持者大肆攻击咒骂，并被折磨至死。他所属的党派也在选举中失败，被宣布为公共秩序的敌人和国家的叛徒。
但是加尔文主义在荷兰共和国的胜利只是名义上的，荷兰实际上仍是商人和银行家的俱乐部，由几百个颇具势力的家族统治着。他们畏惧并压抑宗教狂热及其可能引发的内战，维护着不同宗派表面上的尊严与国内实际上的和平。他们做这些当然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客观上他们确实容许了思想的广泛自由，在荷兰，持异见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说、去想、去写、去出版书籍。 №20 布鲁诺
布鲁诺（1548—1600，意大利思想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是西方思想史上重要人物之一）出身贫苦，也没有什么天资。他按照一般惯例加入“多明我会”（又译作“道明会”，亦称“布道兄弟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的修道院，成为一个普通的僧人。但他与这个团体格格不入，因为“多明我会”教徒热情地支持所有的迫害，在当时被称为“真正信仰的警犬”。
没有人知道布鲁诺是怎样走上“离经叛道”之路的，但他还没完成规定的课程，就被赶出了多明我会。他流浪到日内瓦，白天做校对的文书工作，晚上则读书写作。他得到了一本德·拉·拉梅的书，相信中世纪的暴政如果不打碎，世界便不能进步。
很快警方便来请他喝茶，并建议他离开日内瓦。布鲁诺继续漂泊，在这期间他爱上了天文学，成为了哥白尼的支持者。他一路横穿欧洲并落脚于牛津大学教授天文学，但等待他的依然是失望。英国的神学家并不比欧洲大陆强，只是比起惩处异见者本人，他们更愿意采取罚款的方式。
布鲁诺开始变得爱好讽刺挖苦，又一次被请离开。他最终回到了故国意大利，但他“自由派”的声明已经提前飞到了教皇的耳朵，而后在宗教法庭的监狱里待了七年。
1600年2月16日，他在火刑柱上被烧死，骨灰随风扬去。 №21 斯宾诺莎
斯宾诺莎（1632－1677，犹太裔荷兰籍哲学家，近代西方哲学公认的“三大理性主义者”之一，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齐名），他的全集不过三四个小本子和几捆信札，他致力于用正确的数学方法解决伦理学和哲学等抽象问题。
斯宾诺莎是犹太人。虽然在欧洲其他地方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关系非常紧张，但他出生并长大在宗教比较宽容的荷兰阿姆斯特丹。他从小聪颖，家里为他的才智所惊奇，不吝给他零花钱，而他把这些钱都花在了买哲学书上。
有一个作者最让他感兴趣，那就是笛卡尔。笛卡尔是法国贵族，不满十岁就开始接受教会教育，在教会待了十二年。他惹人讨厌，因为他勤于思考，没有经过证明的东西就拒不接受。他二十岁开始服兵役，对数学与炮兵感兴趣，而不是宗教或政治。尔后离开部队，在荷兰定居。他不学当地语言，几乎不结交没必要的伙伴，把每天差不多二十个小时都用在自己的工作上。随着光阴的流逝，他逐渐相信世界仍然被深不可测的无知笼罩着，被称作“科学”的东西，其实连真正的科学的边都不沾。三十岁时，他开始向世界奉献出崭新的哲学体系。天主教诅咒他是加尔文派，加尔文派则谩骂他为无神论者。
在十七世纪，当一个笛卡尔主义者是件可怕的事，它表明自己是社会制度的敌人，但并不能阻止知识界的大部分人如饥似渴地接受笛卡尔主义。而斯宾诺莎作为犹太教会最有前途的学生，也接受了笛卡尔主义。长老们找他谈话，只要他听话闭嘴，就可以给他一笔年金。
他拒绝了。于是被逐出了教会。犹太教士的威信受到了沉重打击，他们向市政厅提出诉讼，认为阿姆斯特丹这样受人尊敬的基督社团不应该容忍这种无神论者。官员派人调查，斯宾诺莎并没做什么违反法律的事，但犹太教派如此团结也不好驳面子，就只好请这个独立性很强的年轻人离开阿姆斯特丹几个月，避避风头。
从此他一直过着平静贫苦但悠然自得的生活。他偶尔接受朋友或其他笛卡尔主义者的接济，但基本坚持自己生活的独立。他谢绝了德国的教授席位，也回绝了普鲁士国王的邀请。1677年，他在海牙孤身死去。使当地教士愤然的是，不下六辆宫廷豪门的私人马车陪伴着这个无神论者直到墓地。
斯宾诺莎跟笛卡尔一样，摒弃了旧信仰设下的界限，以自由的思想探索未知的世界，并由此建立了超越时代的崭新思想。又或者，他们恢复了从希腊和罗马时代就被歪曲的人类的真正形象，重新认识了人类作为世界组成一部分的朴实姿态。 №22 新的天国——约翰·洛克
十七世纪下半叶，英国是欧洲大国中在独立思考方面有唯一进步可能的国家，国王与国会的长期不和增加了不安定的因素，促进了争取个性自由的事业。
长久以来，英国的君主一直夹在魔鬼般的天主教和汪洋大海般的清教徒之间，而他们又同时是苏格兰的统治者。三方势力互相冲突，一些人想在这个三角之中保持中立，便不得不变得沉默，也更宽容一些了。
英国在不同思想流派的权力平衡中如履薄冰地发展着，未曾被任何一个派别的中央集权地统治过。因为他们靠近大海，离安全避难所荷兰非常近。这个相对安定的大环境给思想家们提供了宁静思索的空间，其中最有名望的就是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的哲学家，是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跟斯宾诺莎在同年出生，父母是正统的基督徒。他受不了教会的教育，自己出门谋生路。二十岁，洛克在牛津第一次听到笛卡尔的演讲。在书店邂逅了托马斯·霍布斯的著作《极权主义国家，或曰长老会联盟和国民联盟的物质、形式和权力》，它一针见血地指明了诸侯的本质、权力以及他们的责任，主张人们应该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洛克自然而然地认同这个观点，王权的暴政与教会的专横在他看来别无二致。很快他成为无神论的嫌疑犯。他来到阿姆斯特丹继续学习和写作，写下了著名的《关于宽容的信》，从根本否定国家有权干涉宗教。他认为国家只是个保护性的组织，由一批人创立和维持，为的是相互间的利益和安全。
十七世纪英国的政见分歧耗尽了这个国家的多余精力。其他国家还在为三位一体相互拼杀的时候，大不列颠的宗教迫害业已停止。英国人在不到六十年里经历了四个政府的变更，所以他们较容易接受基于常识的宽容理想所包含的根本道理。 №23 太阳国王
十八世纪常被称为“专制的年代”。专制无论多么开明，也不是理想的政府。
路易十四在继承法国王位的时候，天主教和基督徒两派势均力敌，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相互残杀，他们最终达成了表面上的和平。聪明的路易十四一来需要向天主教会借钱，二来受宠的夫人弗朗斯·多碧娜完全听信她的忏悔神父，天主教就此抓住了绝好的打击新教徒的机会。
新教徒们受到欺凌，法庭却嘲笑他们的诉苦。教堂被一个个关闭，教士被送上十字架，成千上万法国基督徒通过偷渡来到伦敦、阿姆斯特丹、柏林或巴塞尔，为这些地方带来了艺术和商业的繁荣。
而原本属于法国的富庶就这样流失，而这一切或许可算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奏。 №24 弗雷德里克大帝
德国王族继承了欧洲最穷的地方，那是漫无边际的沙地和森林，只有一半的地方有人住。三十年战争使得那里的居民家破人亡，他们需要人力和资金，以便重整家园。因此出于实际需要，无论对方的出生种族、信奉教义和以前的身份，只要能有助于德国的发展，王族一律给予厚待。
弗雷德里克从小能力不凡，富有教养。他喜欢蒙田的散文，讨厌路德的诗歌；喜欢爱比克泰德的智慧，讨厌那些天主教的无知。他不仅对基督教义感兴趣，而且对基督本人的兴趣更大，但是他是按照洛克和索兹尼的观点来接触这个问题的，所以至少在宗教问题上是个宽宏大量的人，而且可以毫不吹嘘地说，在他的国家里，“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方法寻求拯救”。
他颁布法令，政府不许干涉宗教事务，只需充当警察的角色，维持不同宗派之间的和平就够了。他把对思想和行为的最后评判权留给上帝，“只有上帝才了解人的良知”，他从不对上帝的旨意做哪怕是很小的评论，免得使人们以为他需要人的帮助，也就是用暴力和凶残来推行神圣的目的。
在他掌权的三十年里，欧洲的土地上第一次迎来了几乎是完全的宗教自由。
思考：
布鲁诺的故事我们大都在学校的历史课本中读过，因为宣扬哥白尼的日心说，布鲁诺被迫远走他乡，最后在回到故土意大利时被宗教法庭审判为有罪，在火刑柱上被烧死。
虽然我们现在对于宗教的态度更宽容更自由，布鲁诺的这种情况几乎很少出现，但在我们的社会中，有没有一种与宗教有类似权威的东西，束缚人们思想的自由，如果有，你认为是什么？它是如何面对那些与主流观点完全相反的看法的？你对此的观点是什么？ №25 伏尔泰
下面是欧洲启蒙时期的思想“大咖”，他们用自己的笔将旧世界的一切进行“检修”，努力将欧洲最后的“不宽容”打破。
伏尔泰（1694—1778年，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生活的年代是个走极端的时期。一方面有着一个极端自私和腐败过时的宗教、社会和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有着一大批积极但又过分热忱的青年男女，他们想搞个太平盛世，但完全没有实际基础，只不过是一片好心罢了。伏尔泰从小就表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父亲把他送到教会，但神父们很快发现他们不可能根除这个孩子的某种“古怪”才能。十六岁的时候，他开始学习法律，并开始写作。
他的政治讽刺剧本大受好评，但他本人遭到了流放。他的作品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他本人的轶事也在坊间不胫而走。他在伦敦生活了一些年头，这里比起法国要自由得多。回到法国，他继续奋笔疾书，四十岁时，他已是独步一时的文学家了。弗雷德里克大帝邀请伏尔泰到柏林，但不过两年，两人的关系就闹僵了，于是伏尔泰回到了法国。但伏尔泰汲取了一个有益的教训：普鲁士国王写的法国诗歌的确很糟糕，但是国王陛下对宗教自由的态度是无可指责的，这就是他比欧洲任何君主更值得一提的地方。
近六十岁时，伏尔泰回到故乡。他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和努力，解决了几桩冤假错案。怀有宗教企图的法庭只有在黑暗中偷偷摸摸地行事才能成功。而伏尔泰却用自己的鹅毛笔点亮了从欧洲权贵到普通百姓的双眼，让他们都关注起了事情的真相。这是宗教法庭所无法抵挡的。
伏尔泰的这些努力即使不是为了宽容事业，至少也是为了反对不宽容的现实。 №26 百科全书——丹尼斯·狄德罗
丹尼斯·狄德罗（1713 —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编写的《百科全书》可以说是十八世纪留下的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
狄德罗的生活既不安逸也不幸福。他拒绝做一个年轻体面的法国人应做的事。为了养家糊口，他做的“编辑”工作，让他名声扫地，然而他的心里还是忠于他的自由思想。不久政府就发现他对《创世记》第一章描述的创世故事持严重怀疑的态度，是一个严重的异教徒。在被监禁三个月获释后，他受雇编写《百科全书》，当时他三十七岁。
二十年以后，他写到了字母“Z”，工作完成了。现在这本书非常罕见——这倒不是因为好多人想得到它，而是因为好多人都要除掉它。对于十八世纪教士们中的保守分子来说，这部书就像吹响了走向毁灭、无政府、无神论和无秩序的嘹亮号角，对于社会的毒害令人难以忍受。
这些保守派的见解至少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这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新时代的纲领与指南，人们从中知道世界需要全面彻底的检修，从中学到同时代思想家的真实信念。有耳朵有眼睛的人都知道，法国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必须采取某种严厉措施避免即将临头的灭顶之灾。但能正视历史趋势的人凤毛麟角，大多数人还沉醉在旧体制带来的纸醉金迷之中。 №27 革命的不宽容
1789年8月，特权阶层交出了他们花了三个世纪获得的古老权力和特权；广大民众宣布赞成人权理伦，为以后的民众自治奠定了基础。人类又获得了一次机会，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自由、民主、和平，暴政已经一去不返，太平盛世就在眼前！
没错，封建制度灰飞烟灭，王权与教权的暴政已经消失，但人民的暴政却开始上演。一年前，有人要是说当权者只是靠上帝的垂青度日，有时也会出差错，“不宽容”便会把他们送上断头台。现在，谁要是坚持认为人民的意愿不一定总是上帝的志愿，“不宽容”也会把他们推向死亡的道路。
从那时开始，各种角色就反转过来。法国人民的代表给这个前途无量的国家制订了宪法，要求教士们无论具有什么信仰，要么宣誓忠于这个新政体，要么退职饿死。议会已经被极端的激进分子完全控制，法庭则背信弃义，而国王陛下愚蠢地与外国结盟。饥饿的民众开始怀疑自己的领袖正在搞一个大阴谋，要把国家出卖给敌人，这时哲学家们想徐图渐进取得成果的打算便成了泡影。
在持续的混乱与动荡后，1794年5月7日早晨，法国人民被正式告知说上帝又重新确立了，灵魂的不朽又一次被公认为是一条信仰。6月8日，新上帝正式向盼望已久的信徒们亮相了——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革命家，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的领袖人物），他自认为是新的救世主。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两天后他又通过了一项法律，凡被怀疑犯有叛国罪和异教罪的人都被剥夺一切自卫手段。这个措施非常奏效，在后来的六个星期里，就有一千四百多人在断头台倾斜的刀下掉了脑袋。
罗伯斯庇尔认为自己是他所认为美好的东西的完美化身，在品质上是有头脑的狂热者，因此不可能承认其他不够完美的人有和他在同一星球上生活的权利。当然没过多久，他就遭到了毁灭，但法国也已濒临人口灭绝的边缘。
从这以后，法国大革命的力量很快削弱，而法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终于开始真正地和平共处。 №28 莱辛
戈思霍尔德·伊弗雷姆·莱辛（1729—1781，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之一）是一名路德派牧师的儿子，在莱比锡大学攻读神学。但是他不愿意以宗教为职业，经常逃学。他一生坎坷，辗转各国，年过四十还没有稳定的家业。不过此时他已经接触了斯宾诺莎的著作，还结识了伏尔泰，最后在汉堡一位公爵的图书馆中做起了图书管理员。
有人谣传莱辛出版了一系列攻击老一派正统路德神学的文章，让他的公爵主人惶恐不安。实际上这些文章并非由他所写，但他还是遵循了公爵的建议谨慎行事，避免惹祸上身。于是莱辛通过戏剧形式阐述他的看法。
他把薄伽丘（1313-1375，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杰出代表，人文主义杰出作家）的《十日谈》中《三个戒指的悲惨故事》改编为《聪明的南森》，试图用这个民间故事来证明他的信念：没有一种宗教可以垄断真理。人的内心世界比他表面上遵奉某种规定的仪式和教条更有价值，因此人们的任务就是友好地相处，任何人也无权把自己视为完美无缺的偶像让别人崇拜，无权宣布“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好，因为只有我掌握真理。” №29 汤姆·佩恩
在美洲的北部建立移民区一直是件很复杂的事情。瑞士路德派的人开辟了一部分土地，法国派来了一些胡格诺教徒，荷兰的阿米尼教徒占领了一大块土地，而英国的各个宗派则都想在哈德逊湾和墨西哥湾之间的荒凉地带找到自己的小天堂。这有助于各种宗教的发展，不同宗教之间有很好的平衡，在一些移民区里，一种最原始的初级的互相忍耐形式被强加在各派移民者的头上，要是在一般情况下，他们非扭断彼此的喉咙不可。
十三个移民区中的聪明之士开始懂得，这个大世界正在受到震撼，这在星期日的布道中是听不到的。当需要制订一个将来治理国家的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纲领时，这些勇敢的爱国者就把自己的思想写进文件里。把理想置于公共舆论这个最高法庭面前。
最成功的政治家托马斯·杰斐逊本人就是一个很有自由观点的人，当他说宗教只能用道理和说服力来管理，不能用武力或暴力时，当他又说所有的人都有同等权利按照自己的良知自由运用宗教时，他仅仅是在重复以前伏尔泰、拜勒、斯宾诺莎和伊拉斯谟的思想和作品罢了。
终于，美国成为第一个宗教和政治明确分离的国家，成为第一个公职候选人接受任命时不用出示主日毕业证的国家，在法律上成为第一个人民可以随意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国家。
托马斯·潘恩为美国的建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宣传员。作为一个老牌的业余政治家，他写了一部小册子《常识》让人们相信美国的事业是正义的，应当得到所有忠心爱国者们同心同德的合作。潘恩认为，真正的宗教是“人性的宗教”，它有两个敌人，一个是无神论，另一个是盲信主义。但是他在表达这个思想时受到了大家的攻击，人们都以极大的仇视态度对待他，因而“又肮脏又可鄙的无神论者”的名声直到他去世后还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对于一个好的开端来说，这似乎是最不幸的结局。但这是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反复发生的典型事情。公众的不宽容刚发泄完自己的愤怒，个人的不宽容又开始了。官方死刑已告终止，而私刑处死又问世了。 №30 最后一百年
以前，欧洲大多数人脑海中的“不宽容”几乎等于“宗教的不宽容”。但在世界大战以后，我们得到了更多的“不宽容”。社会刚开始摆脱宗教偏执的恐怖，又得忍受更为痛苦的种族不宽容、社会不宽容以及许多不足挂齿的不宽容。
有没有什么解决之道呢？
要说有，但现实仍不明确；要说没有，客观审视人类历史，我们就会注意到文明的发展虽然缓慢，却是毋庸置疑的。事情总是从几乎无法形容的残忍和粗野状态走向较为高尚较为完善的境界，甚至世界大战的巨大错误也无法动摇这个坚定的看法，这是千真万确的。
历史谨慎地揭示了自己的秘密，它已经给我们上了伟大的一课。人制造的东西，人也可以将它毁灭。这是一个勇气的问题，其次便是教育的问题。
不宽容不过是老百姓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生命本来是光荣的历程，却变成了一场可怕的经历，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迄今为止人的生存完全被恐怖所笼罩。而人们在没有恐怖笼罩的时候，是很倾向于正直和正义的。虽然现实似乎遥不可及。
因此，只要世界还处于恐惧之中，人们就会用不宽容作为自我保护的法则。但是房龙相信，宽容统一世界的一天一定会到来，它将紧随人类获得的第一个胜利——征服自身恐惧心理的载入史册的胜利——而到来。
思考：
以上我们了解了作者为何会写下《宽容》一书，他是为了让一些在历史发生过的悲剧不再重演，然而如那句名言所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虽然我们本应该通过历史的教训来过好现在的生活，但身处历史洪流中的人总是难以进行反思。试着回想一下，在人类的历史中，发生过哪一些因为不宽容而导致的悲剧事件？而我们现在，又正在发生哪些类似的事件？ 有些遗憾没有学文科，因为发现自己总是对历史地理感兴趣。但浮躁的性子又总是不能让自己老老实实地认认真真地看完一本相关的书籍，总是走马观花地看完，粗枝大叶的了解。所以总是佩服那些能静下心来做学问的人。
《宽容》是熊猫书院里的一本。难为破谷先生制作了以上卡片，用这样的方式來读一本书对我而言要容易许多，谢谢破谷先生！拿来放在这里一可以方便复习，二也可以方便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