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书笔记七小道可观

卜小文

《小道可观》，作者洁尘。三月三日到三月四日。

洁尘无疑是个美女，但她和已经标签化了的美女作家们不同，文字和眼角眉梢都全然没有一丝骚气和风尘气息。所以我并不认同为这本书写序的另一个女性作家瞿永明说的洁尘的文字华丽、撩人，有一种妖娆得一碰就碎的气质。这样的文字气质在很多女性作者的文字里都可以找到，但多了会腻会失之浅薄，比如安妮等宝贝们，少了又会淡会没有味道，比如丁玲等革命家们，分寸拿捏到位的话，文字就和熟女的眼风一样有了让人吮指留香流连忘返的魔力。这样的魔力张爱玲的文字里有，大概是前年吧，偶尔读到篇小说也有这样的魔力，小说的作者叫盛可以，也是个漂亮女人，后来又去找了她的书看，字里行间确实有淡淡的雌性荷尔蒙的气息。 《小道可观》是我读的洁尘的第一本书，冷静理性，气定神闲，不轻薄也不高冷，没有瞿永明说的华丽妖娆，比盛可以中性化些，但字里行间又分明有女性作者特有的气息。洁尘是个书房作家，相较于生活，她文字的养分更多地来源于她的阅读。这本书是从女性作者的角度从中西方四十余个女性写作的文本中解读写作者本身，序和后记的作者也是女性，所以当我作为女性读者来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构成了一种层层叠叠的蔚然大观的然而也更纯粹的女性视角，虽然可能走偏，但别有一种趣味。如同雨天几个闺蜜捧了茶各自散落在同一个屋檐下，或站或坐或卧或蜷，叽叽喳喳，不遗余力地自恋自怨或者互捧互贬，聊完了各自回家各找各妈，就和女朋友们常说的那样，各自精彩又各自照亮。

我喜欢看女性作者写的书，无它，因为轻松。我很愿意去相信男性和女性是两个世界，虽然有交集，但思维方式，尤其是个人化的情感体验，因为基因的原因有了很多的不同。所以，异性之间交往沟通很重要，而同性之间则因为很容易代入所以更容易相互了解和体谅。

我在女性的文字里常常能找到共鸣，比如在写日本女作家恩田陆的这篇《星星的瓢泼大雨》里，洁尘这么说道："我的青春已经很远了，到了这个年龄青春的概念也越来越模糊。于是，我所认为的青春大概定格在大学毕业之前了，或者还要往前，最纯真的青春之味儿，应该在十七八岁吧，那个时候的我在想些什么，有什么样的喜悦和烦恼，对现在的我来说是一片空白，这让人很沮丧，似乎失了忆。"然后恩田陆的《夜晚的远足》把她部分的青春记忆给唤醒了，和我一样，"偶尔被唤醒的青春记忆不是事件性的，而是一种情绪，"一种呼之欲出的似曾相识的情绪。

又比如，在写以色列作家茨鲁娅的《在移动中哭泣》中，她这样写到："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哭泣的。都有一些当时觉得过不去的坎，都有一些感觉窒息的夜晚，都有想发飙、发疯的时刻，但一个质地坚实紧密的人，总是会想办法让自己镇定下来，让生活继续下去。他们会照样工作，照样吃饭，照样睡觉，照样打扫卫生，他们能够控制自己去遵循生活基本的也是原有的秩序。反过来这些秩序又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忙他们尽快复原，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是一个良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把饮泣压回到内心之中，用他们强大的力量把这些泪水转化成一种养份，从而使自己又获得了一次成长"

阅读是内心里一层一层涂抹的过程，通过不同写作者对同一段历史、同一个事件、同一个人物的解读，我们对他们的认识就更立体更全面，比如《小道可观》的序和后记从几个朋友的视角写了对洁尘及洁尘文字不同的解读，瞿永明觉得洁尘的文字是华丽撩人的，而王鹤则觉得洁尘的文章清晰、有趣，而从洁尘的另一位女性朋友眼里，我们则看到了洁尘能干强悍的一面，再加上读者对洁尘文字个人化的感觉，一个立体的活色生香的洁尘就出现在了面前，这其实也是阅读的一种乐趣。

再比如，对张爱玲，关于她的文字铺天盖地，除了一致首肯她惊天动地的写作才华外，对她文字和本人的解读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人觉得她写人性写得入木三分字字见血，有人则觉得她内心阴暗多少有些刻薄。有三个女作家对洁尘写作风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张爱玲是其中之一，她说张爱玲对于她的意义，不是照着她的样子定型，而是在定型的最后一个阶段拧了她一把。我也极喜欢张爱玲的文字，但觉得她去世后出版的的《小团圆》写得一塌糊涂，勉强看完后只记得了两句，一句便是写女主角小时候喜欢画画，画的母亲的眼睛就象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太阳，眼睫毛就是太阳那长长的光芒。洁尘则把《小团圆》的人一个个拎出來和张爱玲身边的人做对照，边读边八卦，读得趣味横生。

张爱玲还是少年的时候，就把人性琢磨透了，但看透人性通晓世故的她却拿自己和别人都无可奈何，她逆流而上地写着文章在她的精神世界里遨游，却被生活的洪流裹挟着飞流直下被抛弃被辜负乃至最后孤独终老在异国他乡。《小道可观》里还提到了几个很有才情但生活千疮百孔的女作家，比如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普拉斯聪明漂亮，有良好的家庭出生，有英俊出色的丈夫和美丽可爱的孩子，还有很多人的欣赏和爱，但她在仅有的三十年的生命中却饱受灵魂冲突和性格分裂的痛苦，最终她以自尽的方法结束了这种痛苦。在写普拉斯的这篇《甚至在烈火中能种植金色的荷花》中，洁尘写到："她的痛苦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被认同的元素，因而也就更加隐秘和独特，也就更加不为他人所理解，但是这是一种真实的痛苦，我们不能因为对某种痛苦不能从常识和常情的角度加以认知和认同，就否认那种痛苦的存在"。

"这就是这种痛苦的标本性意义，无论是知己，理解也好，还是世人不解也好，如对痛苦本身没有缓解作用。"是的，对于痛苦，尤其是精神上最大的痛楚，旁人的关心和帮助大多数时候如隔靴搔痒，能把自己从痛苦中解脱出來的，永远只有自己，所以，当痛苦的时候，尽量不要无济于事地去展览伤口，当看到别人的伤口时，不要过度关注，尤其是当伤口已经结痂时，不要去揭开这层痂，距离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尊重。

写作最是向内的东西，俗话说言多必失，所以，一定程度上写作也是一种出卖，对自己的出卖，因为文字里面糅合了太多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个性化的解读，以及源自内心的感悟，这些感悟无疑是个人化的，是写作者自己三观的在外部事物上的折射。另外，相较于男性作者，更多的女性作者喜欢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有的就是把自己的身世作为创作母题反复呈现，比如日本女作家柳美里，比如《你好，忧愁》的作者萨冈，再比如我们大家熟悉的三毛。当一个作者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时，会更生动更流畅，也更天马行空。有人会指责这些作家狭隘指责她们自我，但写作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是为了谋生，而更多的是一种记录和内省，写《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尼罗河上的惨案》的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把谋杀案写得远比一般的男性作家惊悚和缜密，但她从来就没想成为一个职业作家，她把写作作为消遣，用笔做道具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肆意妄为。

写作一定程度上和恋爱一样，华丽的文字只会吸引读者开始去读，但不能让读者长期地去读，好的作家一定是个有丰富的内心情感和文化底蕴的。九十年代初期，我们周围狠狠出现了一批白描真实生活或者内心欲望的美女作家，她们所向披靡一马平川横扫了年轻读者的书架，但读者很快厌倦了她们横陈的玉体和矫情的无病呻吟，于是安妮宝贝变成了庆山，卫慧穿上深色素麻旗袍面色持重地开始了灵修。把《源氏物语》翻译成现代日语的日本有名的女作家濑户内寂听也是这样，她是日本著名的女尼，出家前，她叫濑户内晴美，以写情色小说著名，年轻时放浪形骸，年纪大了脱掉舞鞋换上僧袍开始自我的精神救赎。从这个角度说，是文字害了她们，也是文字解救了她们。

洁尘眼里的中日混血儿茂吕美耶是那种可以让读者长情的作家，在她的文字里，"有着学者的构成梳理，但呈现在文字上却是一种举重若轻的民间说书的味道"。她能把"本来鲜活斑驳的历史从字里行间立起来，还其鲜活斑驳的原貌"，她有一种把书读薄的本事，打通古今，是那种进得去也出得来的人。同时因为她长期致力于研究日本的庶民文化，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达风格，因此吸引了一大批象洁尘一样的读者。

洁尘佩服这样的人，小道可观，不追求大而全，一门一桩，都尽力钻研出名堂，从陌生到了解，从了解到熟悉，并有不人云亦云的独特感悟，但在表达的时候却只是不动声色地叙述，然后让一切在叙述中呈现出来，不强行灌输，不预设立场，让读者轻松地读，让读者自由地思考，并在思考中一层一层积累，让内心越来越丰饶，视野越来越开阔。

对于大多数女性作者和女性读者，写作和读书是没有目的的，她们的写和读，只是因为她们想写和想读，因此在小道中悟道，小道可观，大道可达，对于她们，这算是买一送一的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