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的往日时光★

老沈阳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我的父亲周庆鸣（1913-1994）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小马庄。1937年4月在家乡参与组织我党领导的为中原局立足奠基的“竹沟武装暴动”投身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家乡竹沟成为延安抗日根据地以外的主要根据地之一，是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被称为华中“小延安”。期间父亲在鄂豫两省新四军第五师任职，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第四野战军任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任广州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副部长、部长，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参谋长。1994年2月8日因严重的慢性阻塞性肺病去世。享年81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父亲。

▲岁月荏苒，时光如梭，转眼后勤二代的孩子们已经步入中老年，如今回到父母亲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后勤大院，我们度过美好童年的地方，往事如烟、历历在目。青少年时代印象中的后勤大院往事不断浮现在眼前。1969年父亲调到海南岛(今海南省)任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我们家搬到海口离开后勤大院至今已经五十多年。大院早已不是记忆中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八十年代的大院。当年后勤大院分为东、西、北院 三块，东院为文体活动、生活服务区，西院为住宅区。北院为后勤机关办公区，院内有许多民国时期的小楼。五十年代我们家还在北院里住过。记得有个小花园和亭子，还有一座绿色琉璃瓦的小屋，内有一个台球桌，见过后勤前辈们在里面打台球，当时感觉挺神秘的。如今民国小楼已荡然无存，建起了一座高层办公大楼。北院被东风路隔开建有地下隧道与对面相通。现在东院和西院已融为一体，旧楼房都已拆除，建有许多新建筑。

　　退休闲赋，故地重游，追寻久别大院的儿时记忆， 这座大院有过很多青少年时期的往事与故事，记载着我曾经走过的路。

▲好熟悉的的东皋大道街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广州变化天翻地覆，这里除了那栋多年前建的高层妇幼保健院大楼外，东皋大道的街景仍停留在过往的记忆中。

▲东皋大道是民国时期商贾政要官员宅邸集中地，现保留有多栋历史建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此度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街景历历在目，漫步路上，目之所及皆是回忆，心之所想皆是过往。夏天的清晨，穿着黑色香云纱衣服的广州人行走在街道上。中年妇女和阿婆背着孩子，脚上穿着广东特色的木制拖鞋（木屐），敲打地面的呱嗒呱嗒声似乎就在昨天，当年更多的广州人是不穿鞋的赤脚大仙。走街串巷挑着担子的收买佬用粤语：烂铜、 烂野 、烂玻璃 、烂胶鞋…的吆喝声好似耳边。1974年组建五年的生产建设兵团撤销，父亲调到广州军区司令部任副参谋长，我们家也从海口兵团大院搬到军区司令部大院居住。如今走在东山新河浦的街巷里又可以听到收买佬骑着三轮车的不同吆喝声：烂电视、烂冰箱、烂洗衣机…，社会进步收破烂的也现代化了，感慨时代真是大变了。

东皋大道路口有个人力三轮车站，一字排开的三轮车好像就在眼前，大院孩子发烧生病到一门诊部看急诊就是乘坐这种当年的出租车。

▲从中山三路进入东皋大道，左侧依次是：仁兴街、义兴园、礼兴街、智兴街、忠兴街、良兴街。其中忠兴街和良兴街被圈进后勤大院。仁、义、礼、智、忠、良，不知当年是那位高人起了这么有时代感的街名。

▲从中山三路进入东皋大道右手边依次是:皋园、增园、东皋大道一、二、三横路，皋园7号院子里的民国小楼是我老友父母的家。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第一军医大学学医，因为父母离开后勤大院安家在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我周末放假无家可归，经常受同学之邀到他家里坐客。

▲沿着仁兴街向西走到尽头是一条狭长的小街，称为钱路头直街。据史料记载钱路头直街与东风路对面的黄华路原是一条相连的南北走向的土路。如今省委党校的位置是清代广东钱局和民国时期的广东造币厂旧址，当年造的钱币由此路起头运出故称“钱路头”街。钱路头直街是我们童年时期在黄华路八一中学附一小学（即现在的广州大学附属中学校址）读书时，每天上学来回走动的小巷子，我们都按北方话习惯称为胡同。当年的路面是南方特色的花岗岩麻条石铺垫的，如今已是水泥地面。路两边是市民简陋住宅和小卖部。因路口有一座晚清时期办的收容盲人的老人院（盲公院）巷里时常可见到一些视障老者拿着手杖相互搭肩排着纵队摸索前行，现在这里还是广东省盲人协会所在地。我们几个大院孩子左肩右斜背着布书包，当年书包里很简单，放着语文和算术课本，两本作业本和一个铁皮铅笔盒。与当今的小学生我的外孙沉重的双肩书包里的内容比真是天壤之别。我们沿着小巷边走边玩，有时在路边小摊花一两分钱买点可口的腌酸萝卜或酵母片解解馋。 那时走这条小巷最害怕遇到“拍花子”（人贩子），传说一拍小孩子的头就会身不由己跟着人贩子走，当时我们都很害怕。

穿过小巷横过东风路就是学校所在地的黄华路。学校大门斜对面是南洋电器厂，校方经常组织我们去厂里学工锻炼。学校南侧是广东省委党校，我们经常到党校礼堂看电影。北侧是省公安厅和监狱。五十年代广州的路上还有马车行走，离学校门口不远有一间钉马掌的铺子，据说这是广州遗留下来独一无二的马掌铺。看钉马掌是我们走读生每天路过必看的。铺子门口有四根木桩围成一个长方形，马被圈在里面固定好，四只蹄子分别被修整后钉上马蹄型铁掌。我们还好奇捡起蹄皮嗅一嗅，感觉好臭。印象中钉马掌的是个中年女老板，手艺娴熟，整个流程至今印象深刻。

▲记忆中当年二横路有个智障男孩，经常在东皋大道玩耍，我们都叫他傻兄，见到他就用至今也忘不了的粤语顺口溜逗他，我们说一句，他会跟着说下一句：“傻兄的头，傻兄的尾，傻兄的屎发洞洞起，红红绿绿花花的，取个老婆靓靓的”。

▲当年东皋大道各路口经常有制作爆米花的小贩，一个手摇滚动带压力表的圆形密封高压锅，内装大米、黄豆或者玉米，再加点糖精，密封后在一个木炭火炉上摇啊摇，加温一定的时间后，用麻袋套住高压锅突然撬开，只听到“砰”的一声爆炸，爆米花冲入麻袋，烟雾中弥漫着爆米花特有的香味。当年大院里的孩子拎着小米袋子边观看边耐心的排队等候，双手捂住耳朵等待那惊心动魄的爆炸一刻。时代变迁，当年小贩爆米花的地方如今停放的是高档进口跑车。

▲位于东皋二横路的后勤干休所。这院子原来是后勤司令部的住宅区。院里的两栋高层住宅楼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的，现在看样式并不过时。楼里住的都是当年后勤大院孩子的年迈父母，有许多熟悉的前辈已离开我们驾鹤西去。

现在这个院早已不像当年的样子了。小楼已无踪迹，唯一的印象就是门口的那棵大榕树。



▲位于东风中路路口的黄华路。我的母校广州八一中学（今广大附中）就位于这里。我在学校经历了小学、初中和高中。八一中学是有革命传统的干部子弟学校，从东北跟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到广州，建校初期的老师大多数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军队校、尉级军官。我中学时期教历史课的班主任赵炳炎老师和英语课俞述识老师转业前都是部队大尉军官。学生中有很多开国将帅的子女，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林彪、陶铸、罗荣桓等的子女都是学长。学校以寄宿为主，对学生要求严格，住校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除了智育体育更注重的是道德品质的教育。在学生中反对“骄”“娇”二气，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为了不忘解放前的苦日子还组织我们吃糠和野菜做的“忆苦餐”。学生犯错误，校方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升学考试不及格不管学生父亲是多少级的将官该留级的照留级。

▲干休所门口的这棵枝叶繁茂的大榕树旁原来有一幢带院子的民国小红楼，上世纪六十年代老红军李天德（1916-1996）副参谋长家就住在这个小院里。李家二儿子小时候在大院孩子中调皮可是出了名的，可惜因为1990年10月2日广州白云机场的一起劫机致三机连环相撞空难中不幸去世了。

▲位于礼兴街六号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广东大革命时期的省农民协会旧址，当年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常到这里从事革命活动。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曾是东皋大道小学，学校撤销后为东山区教育局，现在是越秀区廉洁文化教育馆。后勤大院许多孩子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与大院外的居民孩子结为校友。在这所小学读书的孩子都学会讲一口流利的广州话，而在八一附小念书的大院孩子致今也说不好粤语。

▲照片中的白色三层楼就是我父母曾经住过的32号部长楼，楼后有许多民国时期的小洋楼。那些有特色的小楼现在已荡然无存，大院里一些解放后盖的住宅楼也不见踪影。32号部长楼可能是大院里仅存的几栋老房子。

▲这是位于大院外的原后勤政治部干部宿舍院。很多大院子女的家住在这里。印象中院子里原来有两到三幢这样的历史建筑，现在仅此一幢。据说日本人侵占广州时这里是日本宪兵队驻地。

现在楼的前面两侧建的是后勤干休所的多层楼房。

▲新建的后勤办公大楼。

▲现在这幢办公大楼已经改为武警海警总队指挥部，海警局南海分局。无可奈何花落去，曾经的后勤家园易主了，感慨我们后勤二代的根没了。

▲这是东皋大道19号后勤大院南门，东皋大道到此成了断头路，执勤的卫兵已换成保安，进院还要人脸识别。后勤大院经历了军队多次整编如今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单位，据说是海警部队接收了。想进去故地重游已非易事，大院已经是回不去的家了。在大院里故地重游拍照时还遇到几次小插曲，一次是被保安看到遭警告，另一次是被执勤的卫兵看到要求删除照片。卫兵按规定办事无可厚非，可能认为我拍照是收集“军事机密”，这些晚辈那里知晓面前的大叔从小就在这院子里长大，熟悉的闭着眼睛走都不会迷路。

▲进入后勤大院南门，左侧原是一栋长形的带外走廊的两层青砖瓦楼房，是后勤管理科所在地，楼前面是后勤小礼堂和几座民国小红楼，其中一座红砖绿色琉璃瓦的小楼住过与我父亲同时代任职、以106岁高龄去世的后勤部高先贵（1912--2018）副政委。

▲大院北门，门外即东风路。当年的北门没有这么宽敞，东风路也就是一条四车道的马路，稀稀拉拉的行走着不多的车辆，那时已经觉得这条路很宽了。东风路的旁边是一条河涌，无污染的河水清澈见底，布满了水生植物，夏天放学回家我们后勤大院孩子有时会脱了鞋沿河涌边走边抓鱼 。如今河涌早已加了上盖成为暗河。

在大院与东风路交界的围墙边有一间简陋的地方药厂中药堆放点，最吸引大院孩子们的是一捆捆的桂皮中药材，凡放学路过此地的都顺手牵羊拿几只桂皮吃，桂皮味辛辣甘甜，当年觉得挺好吃的。

我们在黄华路八一中学附一小走读的大院孩子们每天上学必经北门。上学途中有风险，沿途会遇到院外居民孩子的“袭扰”，耳边会响起不中听的粤语小段子：“捞松 捞松 唔食芫茜葱(香菜)，生在湖南，死在广东”。广府人称湖南以北为北方，据说称北方人为老兄，捞松是粤语老兄的发音。到现在我还不明白为何说北方人不吃香菜，倒是”死在广东”可能是人生归宿了。

有个外号叫”打靶头”的光头孩子王，赤着脚，带人追打我们捞松满凶悍的，时不时的还飞瓦片扔石头，听大院女生讲她们那时也被追打。当然，我们也不会示弱的。时过境迁，现在“打靶头”可能也近七十多岁了，不知现在何方，真想见见与他握手言和。

▲进入大院南门，右侧原有座带假山喷水池的小院，院内有两座并排的红砖小楼，以101岁高龄去世的后勤袁德良（1916--2017）副部长在此住过。如今小院已人去楼拆无踪迹。现在这栋新建的多层住宅楼也称为部长楼。

▲顺路一直往前是分叉路口，向右侧走斜坡，右手边有三栋黄色外墙的楼房。最北面路边的34号楼是单身军官楼，住着年轻的未婚尉官。楼上平台宽阔，我们时常到上面去玩。有一年，这栋楼上发生了一起坠楼悲剧。几个大院孩子在楼上平台放风筝玩，有一个孩子边拉扯风筝线边后退，退到围墙边因用力过度重心外移不幸翻落坠亡，真是万分可惜。

▲路口的这座四层红瓷片楼房的原址是一栋坐西朝东、长形的灰色青砖瓦房，记得是座仓库，门窗长年紧闭，感觉里面放了很多神秘的东西。从玻璃窗窥视里面可见到很多诱惑男孩的沙盘、军车、枪炮、坦克等小模型。少儿时对这类军用模型最感兴趣，还时常拿木板用刀雕刻成手枪，用画报纸叠成方块拼成驳壳枪。

▲位于忠兴街旁的32号部长楼，原来是栋黄色外墙的两层两单元住宅楼，一个单元楼下楼上各住两家共四家。不知哪年加建了一层并增加了阳台，外立面贴上了瓷片。庆幸的是还能保留至今，留下难忘的记忆。比那些被拆掉的民国小楼命运要好。楼前的小街为忠兴街，街边有深蓝色的路牌。记得当年父亲老家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母亲湖北应山县广水老家来信的地址都是：广州市中山三路东皋大道忠兴街32号，当时就渴望什么时候能回父母老家看看 。

那个年代流行的两大件，自行车和缝纫机都是我们家住在32号楼时期买的。家里买了一台广州华南牌缝纫机，母亲生活很惬意。我有时候还试着踩一下缝个鞋垫什么的。至今这台缝纫机还保存在妹妹家里。改革开放初期父亲已经调到广州军区司令部，当年的几大件之一的电视机进入寻常百姓家，我们家最早买了一台稀罕的国产九英寸黑白电视机，有趣的是还买了一个放大透镜放在电视机前面将屏幕放大到十二英寸观看。

有一年我骑自行车还闯过祸。骑车经过东皋大道路口附近由于车速较快不慎碰到行人，即刻被街坊围住要赔偿。我陪伤者到中山医门诊检查，虽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但是我当时表现的很不佳，由于囊中羞涩没有一个子儿，鬼使神差的就溜走了。事后想起来很惭愧，真是对不起伤者，后来是父母出面道歉给了补偿。

▲让我难忘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这栋32号楼的平台上发生过的一起《让子弹飞》的“枪案”。记得是上初中的时候，暑假期间乘父母亲不在家，偷偷拿了父亲放在家里的小口径步枪，带着弟弟和几个大院小伙伴到平台打靶。用几个装满水的玻璃瓶当靶子，瓶子被击中爆炸的感觉真爽。结果乐极生悲，流弹飞到越秀北路广州市长曾生(抗战时任东江纵队司令，开国海军少将)家里，震惊曾家。报案后经公安保卫部门调查，确定是部队大院子弟所为，虚惊一场。当年事发后开始一切很平静，有一天我正在黄华路八一中学附一小学上课，突然老师叫我出去，我走出课室正纳闷不知何事，只见到一位一杠四星的大尉衔军人叫我坐在他旁边，拿出一张画了草图的白纸，详细问我那天在天台上打枪的方位，画好草图也没告诉我什么事情。等我放学回到家见父亲大怒才知闯下了大祸，幸好父亲没有用鸡毛掸打屁股。父亲因此还向组织做了检讨。2017年在一次聚会上见到曾生家的儿子，我向他问起过这件几十年前的陈年往事 ，他因为早年当兵在外居然不知道有此事。

　　在32号楼留下了太多的记忆。广州炎热的夏天夜不能寐，我们兄弟经常和几个邻居孩子卷着草席铺在楼上阳台地上躺着乘凉，边手摇葵扇驱赶着蚊子，边天南海北的聊天。那时的夜空非常洁净，我们望着天上的北斗群星和偶尔划过的流星。回想起当年没有空调的日子过的还是很惬意的。

1962年毛主席来广州，夜间我军有架飞机飞临广州上空发生误会，因事前没通报，被误认为是美蒋飞机来偷袭毛主席，结果是驻守广州城周围的高炮部队所有的高射炮万炮齐鸣。我从睡梦中惊醒，看到窗外天空成百上千的发光炮弹在探照灯光柱的照耀下轰鸣着掠过夜空，异常壮观。我同学父亲曾任驻防广州的高炮十师副政委，据同学父亲讲第二天师领导去毛主席那“请罪”，毛主席说:没什么嘛，只当练练兵嘛！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号召“除四害”，麻雀因为吃粮食成了冤大头。当年广州全城总动员，在32号楼平台上我们孩子和大人一起摇旗呐喊、锣鼓喧天驱赶麻雀。据说用这种方法恐吓麻雀不让它落脚，可以将麻雀累死以达到消灭的目的。小孩子拍苍蝇更生动，当年小学生人手拿自制苍蝇拍，拍死的苍蝇装到火柴盒里带回学校计数报功。消灭蚊子也有意思，黄昏时分到屋外，头顶有成群的蚊子飞舞，拿个涂抹了肥皂水的面盆在头顶上一扫沾满了蚊子，收获颇丰。如果当时有电蚊拍噼噼啪啪的一扫那会是多么过瘾。住读生睡的床板有臭虫，学校组织灭臭虫，先是用开水浇灌床板缝再封上杀虫剂杀灭臭虫。这些往事想起来挺有意思，现在从自然界食物链考虑，消灭了麻雀虽然省了点粮食岂不是让害虫泛滥。

▲32号楼一单元的外门，园形的楼牌号码还镶嵌在墙上。原来的门为两扇灰色木门框镶嵌着玻璃，门把手很早就丢了，据说是被人卸走拿去卖了。门外两侧各有一个水泥长方墩。记得母亲常和邻居阿姨坐在这里给孩子们织毛衣、聊大人们的事情。母亲远去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炎热的夏天我们常和邻居家的男孩坐在门口水泥台阶上聊天嬉戏。楼前有块空地 ，母亲种的芭蕉树长势很好，记得有棵结了很长一串的芭蕉半夜还被人偷走了。母亲认为种芭蕉树不用打理很实惠，我们家搬到海南，回到军区司令部，再进入干休所，母亲都喜欢在院子里种几棵芭蕉树。

大门前的忠兴街及街旁空地是大院孩子们常玩耍的空间。我们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确依然玩的很开心。男孩玩捉迷藏、打弹弓仗、拍公仔纸和烟盒纸、弹玻璃球和象棋子、玩叭叭枪、滚铁圈、抽陀螺等，还经常在大院干一些调皮捣蛋的事情。女孩则玩跳橡皮筋、跳格子、翻绳子，打死耗子、过家家、老鹰捉小鸡等。

2021年3月重回后勤大院老家，眼前的大院显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

▲走进门厅感觉比小时候狭小了，木质楼梯扶手还是原样，水泥梯阶贴上了瓷片。记得少年时我们三兄弟每天在这楼梯三步并着两步的串上串下，有时候干脆就骑跨在扶手上顺势往下滑，无忧无虑，不知道累。我和大弟晚上在这里吓唬二弟，说有红头鬼 、绿头鬼来了，吓的二弟边叫边跑。有一年二弟不知何因从幼儿园出走玩失踪，父母亲急的要命，幼儿园老师和后勤的一些叔叔阿姨帮忙到处找，找遍大院、沿着东风路找，后来找到二弟，原来他和幼儿园的两个小朋友居然走到一五七医院那边去了，让大家虚惊一场。

楼梯下的小门进去是间几平方米的公共小屋，各家在这里堆放着煤球、柴火等杂物，有门通到后院。

▲32号楼住宅是四居室+饭厅+厨房+卫生间，估计也就是一百平米左右。我们兄妹四人在家喧闹的情景，父亲工作忙碌但对我们教育严格，母亲勤俭操持家务，和蔼善良的身影好像又浮现眼前，真是好怀念啊！我们家住在二楼，对门是家有七兄妹其中有六个女孩的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欧阳奕（1912-1987）将军家。欧阳家唯一男孩是我们的发小。

那个年代人际关系单纯和睦融洽，官兵关系良好。记得后勤机关有位年轻的张姓军官叔叔新婚无房住，还在我们家这套单元里的一间房子借住了一段时间。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人们生活贫困艰苦，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各级领导干部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军队高级干部减薪，不搞特殊化。三年困难时期肉票粮票不够用我们还常吃素菜稀饭。周末机关食堂杀猪妈妈会买猪头肉回来红烧，猪头肉性价比高，母亲的烹调厨艺至今难忘。

▲部长楼的后院，记得经常在这里帮家里先是做媒球，后来是用模具做蜂窝煤。当年各家在后院都累鸡窝围鸡圈，母亲养的鸡生了不少蛋。我们兄妹生日当天的“生日宴”就是多吃一个鸡蛋。本地土鸡生了一段时间的蛋就会抱窝不起，母亲她们可是有办法，给抱窝的母鸡鼻孔插一支鸡毛刺激母鸡可以明显缩短抱窝时间，使母鸡更快的轮回到下一波生蛋周期，真是挺有意思的好办法。

　　32号楼后有一座带院子的小灰楼，院内有让人羡慕的葡萄架和果树。记得院内紧靠路边围墙有一棵番石榴树，树上结的番石榴还是青的就被我们爬墙上树摘了吃，生番石榴口感不佳，就想方设法找点白糖沾着吃。大家都知道吃多了番石榴会便秘，但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也是饥不择食了。

▲32号楼的正面楼前的空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挖过弯弯曲曲的防空壕，我们时常拿人家晾在外面的香肠到壕里生火烤着吃，味道不错。有时还拿人们放在牙缸里的牙膏到壕沟里挤出膏体去卖牙膏皮，锡合金做的牙膏皮一个两分钱。当时已经感觉价格不菲了。铜可是收买佬最中意的，可以卖很多钱，当时大院老房子里的铜配件经常不翼而飞。

当年的空地没这么宽，有两栋并排长形带内走廊的灰砖青瓦平房已被拆除。在32号楼的后面分布着民国时期的小洋楼建筑群，如今都已拆除盖了高楼或成了停车场。

▲图中停满汽车的空地就是父亲1969年初调离后勤前我们家住过的28号小楼位置。浅灰色的带弧形外走廊的两层小楼，正面窗户宽敞通风，与周围的红砖窄窗小楼有不同的建筑风格，据说是当年日本人占领广州时的建筑。

我大弟喜欢小动物，当年他在楼上平台精心搭建了一间鸽子笼，在后勤琚洪运（1918--2017）副部长的指点下养了许多信鸽 ，“雨点”、“二线”等信鸽品种耳熟能详。每天上午在楼上放飞，看着鸽子在蓝天上翱翔，感觉很开心。琚副部长是后勤出了名的信鸽迷，广州信鸽协会的元老，曾送给我大弟一对幼鸽，公鸽取名“大巨公” 。

1968年我和大弟就是从这座楼告别父母亲和弟妹，参军到广西龙州中越边境的后勤二十分部汽车四十七团。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深陷越南战争，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打的如火如荼，汽车团担负着我国抗美援越物资的运输任务。离别那天父亲出差在外，母亲是怀着既担心又不舍的心情为我们兄弟俩送行。

我们当年同去的还有好几位后勤大院的儿时伙伴。时光飞逝，至今已五十多年了。世事难料，参军十一年后的1979年我又经历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参加了一七七医院野战医疗所再次奔赴广西宁明板棍乡中越边境抢救我军伤员。

▲这片空地原来有几幢带院子的民国小楼。记得院子里有一棵多年生的“杨桃”树，树上结的淡黄色杨桃个儿大，五个棱角分明，外观很是吸引人。但是味道贼酸，咬一口酸掉牙，几乎没人敢恭维。广东人称这种酸透的杨桃为“酸稔”。现在想起那个酸劲还会分泌唾液。这可能是大院里唯一一棵果实熟透了也没人敢摘的果树。

▲照片中的小汽车的隧道出口位置曾经是个花园小山，山包内有个阴森可怖的防空洞。当年潘振武政委家住在旁边已拆除的小楼里，家有九个女孩。潘伯伯很喜欢男孩，经常吓唬我们防空洞里有怪物，没有哪个小孩有勇气敢进去。我曾经冒险进去过，印象中是阴暗、凉气、潮湿、恐惧。

照片正面的门洞是小汽车过街隧道口，横穿过东风路。后楼小车队的汽车就通过隧道进入南院。

▲现在花园小山已铲平，与已拆掉的后勤司令部食堂连成一片建了篮球场。看到新一代的孩子在球场上打球，感慨万千。司令部食堂是我们经常去玩的地方。当年的食堂后面有几眼烧煤做饭的炉灶，看着红彤彤的炉膛，我们又有些馊主意。时常把用弹弓和气枪打的鸟用黄泥巴包起来趁食堂大师傅没注意丢到炉膛里烧烤，称为“泥包鸟”。没油没盐的味道实在不咋样。

▲围墙内原来有一幢民国时期的小红楼 ，印象中院子里绿树成荫，有很多令那个年代的儿童垂涎三尺的果树，如菠萝蜜、葡萄、桑葚、番石榴……，现早已无踪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勤前三任政委曾先后住过这座小楼。

潘振武（1907--1988）政委家住在这座小楼时，因家里都是女孩，我们都没进去过。后来杨树根（1915--1998）政委家住进这幢小楼。因为是八一中学附一小的同学，后勤走读生分成学习小组，每天放学和班里几个女生到她家楼下客厅里做作业、复习功课，就我和另外一个男生，在当年男女生同桌习惯在桌面中间划“三八”线的时代还真有点怯场。那时的大院男女孩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姜文拍的大院子女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北京大院男孩“拍婆子”泡妞的故事当年就是给一百个胆也不敢。记得客厅里有一个乒乓球桌，我们围着桌台做作业复习功课。方毅华（1917--1981）政委家住进来时我们常去玩，方家兄弟都是小时玩伴。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大串联，我和方政委家大儿子是同学，我们相约好几个同学准备去大串联“经风雨见世面”。方政委知道后把我们几个叫到家里狠狠的训斥一顿，我们都好沮丧，结果是串联泡了汤，时至今日印象深刻。

▲这里原是沿花园小山而上的花岗岩石板小路，与斜坡大马路汇合后沿路通向路边的服务社、冰室、理发室、单身楼，再往前就是食堂、露天电影场、球场、开水房，公共浴室、后勤礼堂。

▲这是我小时候在司令部食堂门外逗狗玩，被一只发彪的狗狂追而疲于奔命来不急爬上去躲避的大榕树。当时狗边叫边跑冲过来，大家受到惊吓四处逃散。没想到这只狗冲着我奔过来，我慌不择路急忙逃避，急转弯不慎滑倒爬在地上，狗受惊戛然而止，我才幸免被狗咬伤。当时的情景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大榕树后面是原单身楼和家属楼的位置。再往前走原来有一条南北走向的窄马路将大院分开，后来部队将这条路圈入大院，地方政府在东侧不远处新建了一条南北走向的马路，即现在长满高大木棉树的陵园西路。现在的东风大厦就建在当年的露天电影场、灯光球场、食堂的旧址上。

▲这所红楼的旧址原是一栋长长的灰砖瓦平房，印象是座仓库，门窗长年紧闭，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民国时期的国军军需仓库。那时凭着儿时的好奇心经常爬窗户往里张望，记得仓库里是一些沙盘和军用模型，对军用汽车模型情有独钟。

▲后勤礼堂是1962年建成的大院标志性建筑 。后勤部改为联勤部后称为广联礼堂。这是一位大院子女的建筑工程师父亲仿北京人民大会堂设计的建筑，如今建成快六十年了并不显得过时。听父亲说因礼堂建的过于豪华还挨过上面批评。后勤礼堂是大院孩子最向往的地方，每星期都放电影或文艺演出 。几十年前在此看过军区战士话剧团的“南海长城”，“南京路上好八连”，战士歌舞团的舞剧“五朵红云”和音乐舞蹈，战士杂技团的精彩杂技表演。小孩最怕看京剧，但是又经不住诱惑。每次看京剧我都是坐在位置上东倒西歪的打瞌睡。我们八一中学还时常借用礼堂开会和文艺汇演。我有生唯壹一次登台演出就在此，我们年级排练的陕北腰鼓队表演整齐划一、震撼人心 。至今鼓点还记得 。周末礼堂三楼还有舞会，我们时不时的跑去看大人跳交谊舞，目的很明确，就是舞场上有花生糖果吃。说起舞会，当年大院里还有不少传说，据说好多叔叔因为跳舞被家里的阿姨“追杀”。

文革期间在这里开过批斗大会，文革结束不久又搞过揭批查运动。参军回广州以后还经常来后勤礼堂开会听报告。印象深刻的是在这里参加过军区审判被台湾特务策反的某部医院护士长，当时该当事人自始至终一声不吭。还听过传达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中央文件。

据大院孩子回忆当年后勤礼堂开张放映的首部电影是苏联影片《非常事件》，这部影片是根据历史的真实事件改编拍摄。讲述的是1954年一艘苏联援助中国大陆的油轮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扣押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印象深刻，至今难忘。礼堂一般是周三晚上放映电影，因为放的是新片要卖票，一张票要两角钱左右，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大院孩子手头没钱买票，有的父母怕耽误孩子做功课不给钱看电影，就只能望洋兴叹或者另想办法逃票进礼堂看电影。

▲在后勤礼堂的北面原来有个游泳池。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印象中泳池里从来就没有灌满水，更别说游泳了。那时游泳都是走到东山军区游泳场。但是空泳池也不会闲着，过年过节游泳池被做为圈养鸡鸭鹅和大肥猪的好地方，对潮汕地区特有的狮头鹅印象最深刻。

游泳池旁边好像是副食品供应点，节前围观大人杀猪是我们后勤大院孩子抹不去的记忆。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嚎啕惨叫的肥猪被控制住四肢侧放在长木条板凳上，屠夫右手握住一尺多长的锋利尖刀，对准猪颈部胸骨上窝薄弱处一刀直插心脏，猪的嚎叫声渐渐变弱，直至生命体征消失。拔出尖刀即见到鲜血哗哗流入已备好的放了盐水的木盆里。杀猪场面有点恐怖、血腥，至今难忘。

▲小时日子过的比较艰苦，舍不得买几毛钱的电影票，有时就用集攒的过期电影票混进去，甚至还冒险在这里爬窗户看电影。记得当年后勤俱乐部主任经常带人在这里驱赶我们，那时候虽然比较怕这位主任，但是我们还是围着礼堂和他周旋。

礼堂的位置原来是几栋低矮的平房，五十年代末大院冰室就位于围墙边的一栋青砖瓦平房里，富有岭南特色的木质花窗镶嵌着彩色玻璃。冰室也是大院孩子们向往的地方，四分钱一根冰棍，两角五分钱一个雪糕，很是吸引人。在那个生活不富裕的年代，能吃根冰棍已经很满意了，吃雪糕简直就是一种奢望。可能是儿时可望不可及，直到现在雪糕还是我的至爱。

▲中山三路东皋大道路口斜对面是东昌大街和大东菜市场。中山路两侧是跨街骑楼，骑楼下沿街有许多商铺。可见售卖木屐的专卖店，商店墙面上挂满了琳琅满目的木制拖鞋。街边坐着开面的阿婆用一根丝线在年轻妇女面部卷动去除汗毛，当时是一头雾水，不知是在干什么。还有出租公仔书的小人书店，孩子们可以花一两分钱坐在档口小板凳上租看一本连环画小人书，没钱的就坐在旁边蹭着看。当时比较热门的连环画书是“三国演义”、“水浒”、“杨家将”以及现代我军打仗的书。五十年代沿中山路走还可以见到几间棺材铺，铺子里并排放着各式各样的棺材，看着挺新奇的。

国家经济贫困时期，鱼肉蛋凭票供应，我是家里老大，周末有时天不亮就拎个小板凳到大东菜市场排队帮妈妈买东西。记得一张票只能买几两鱼或肉，物质匮乏的年代比起现在琳琅满目的超市真是天壤之别。

东昌大街内集中了一些民国小楼，原来为后勤军械部的住宅区，是很多儿时伙伴的家园。这条街可能是块福地，原军械部的父辈出寿星，活到九十几岁，一百多岁的在后勤大院不占少数。后勤军械部江西于都老红军钟珠瑞（1917--2020）副部长最近以103岁高龄仙逝。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东昌大街军械部发生过一起震惊后勤大院的枪击事件，因手枪走火造成两个大院孩子死伤的惨剧。事由有位住在军械部的孩子偷拿了警卫员放在枕头底下上了膛的手枪玩，不幸的是手枪走火击中旁边的两个同伴，子弹贯穿前面孩子的下颌及颈部致坐在后面的同伴不幸丧命。这位大难不死受重伤的发小是我的老同学、年轻时的好友。我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颈部受过贯通枪伤留下后遗症，见到这位发小就跟他说:你和我一样颈部都中过一抢，命大！

提到枪走火，令我回忆起在连队遇到的一次危险经历。跟我分到一个排的后勤发小私自拿排长挂在床头的手枪叫我过去看，手枪对着我，我边说枪对着人太危险，边随手推开。那想到这位老弟将手枪移到窗口扣动板机，这可是一只上了膛的手枪，只听一声枪响，我们俩都楞住了，连长听到枪声可能是怀疑有人开枪行凶，拿着背包带急匆匆跑来要绑人，我则庆幸逃过一劫。致今五十多年过去了，想起这事就感到后怕。

有一年父亲在家检查手枪时不慎也发生过枪走火，子弹穿过木门击中后面的墙体留下一个小弹坑，坐在旁边的我虚惊一场。事后父亲说他“玩”了一辈子的枪，没想到老了还走一次火。

▲在露天电影场欢送潘政委留影（前排左5是父亲，左6是潘振武将军）。

每逢佳节后勤军人俱乐部都会在露天电影场安排新电影和丰富多彩的游园活动，大院官兵和职工家属及孩子们欢乐无比幸福满满。

照片背景的砖瓦平房是后勤大院的机关食堂和开水房，节假日机关食堂加菜打牙祭，可口菜谱、美味佳肴令人难忘。

看到这座房子就想起小时候干的一些淘气的事。开水房外墙一排水龙头旁边有个打开水自觉投放硬币的木制钱箱，大概两三分钱一壶开水。钱箱常被大院孩子们惦记着，有时我们会乘着中午休息没人时用铁钩子捞几分硬币和纸币出来当零钱花。

▲1959年后勤潘振武政委奉调北京赴驻苏联大使馆武官，临行前在后勤大院东院露天电影场合影（前排左2是潘振武将军，后排左1是父亲）。照片中的父辈都已离我们远去。

露天电影场也是后勤大院的活动中心，在这里留下了许多老电影的美好记忆。儿时看露天电影心情好似过节，兴奋和快乐的情景难以言表，常常提前去占位。经典电视剧《父母爱情》里惟妙惟俏的展现了营区大院孩子当年看露天电影的情景。每到周末晚上放一场电影，因为是旧片票价不贵，就这样我们还是想方设法逃票，有时候还跑到映幕后面躺在地上反着看电影，反面看电影的视觉享受就是影幕里的人都是左撇子。有的孩子看一半就睡着了，电影散场还倒在那呼呼大睡。

记得有一次和几个老友安安稳稳的坐在板凳上看电影，看的正起劲突然感觉头后下雨，纳闷当中回头看原来是后排坐着一位带着小婴儿的哺乳期阿姨，乳汁呲出来喷到我们头上，这场虚惊的毛毛雨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挺有意思。

我骑自行车就是在这里学会的。有的大院孩子个子虽不高但胆量不小，骑28吋的男式自行车跨在横粱上直立着，或者一只脚踩在脚蹬上另一只脚穿过横粱踩在另一边脚蹬上歪着身体飞快的骑，车技娴熟。学医从事泌尿外科以后，回想当时男孩跨在横粱上骑自行车是很危险的，万一发生碰撞极易引起尿道骑跨伤，造成尿道断裂。

▲保留五十多年的后勤大院家属出入证。

▲上世纪八十年代父母亲的合影。我的父亲母亲相濡以沫一辈子，父亲病重时的嘱托就是要我们照顾好母亲。

▲我的母亲李玉清（1923—2010）出生于湖北省应山县（今广水市）李店的贫苦农民家庭，1940年参加新四军第五师，与父亲结成终身伴侣。1955年我军实行军衔制前随十多万女兵转业复员到地方，几十年来在家照顾父亲抚养我们四兄妹成人。2010年8月8日因帕金森氏病去世，享年88岁。照片中的母亲似乎在回望着我们。

▲父亲在后勤大院留影，不配戴军衔身穿将校尼军大衣也很威风。

▲离职休养后的父亲仍旧不忘初心。

▲母亲虽然文化水平低但是一直在孜孜不倦学习。

▲父亲离开我们十七年后母亲也离开我们了。

▲1956年夏·全家福照（右1是我）母亲说我们家在汉口的时候街上打腰鼓扭秧歌，我扒着窗户跟着又蹦又跳，还说我小时候脾气比较倔，和邻居男孩打架很猛，闭着眼睛双手挥拳往前冲，还说最怕带我上街...。记得跟父母亲在上下九路行街，如果看中的玩具父母亲不给买就坐在骑楼下的人行道上耍赖，父母亲烦了就甩开我往前走，我害怕父母丢下不管就跑到他们前面继续哭闹。现在回想起来也太丢人了。

▲1956年春·在广州军区后勤部大院时期的全家福照（前右1是我）时年父亲43岁，母亲33岁。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广州全家福。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三叔和奶奶（中）从河南确山竹沟老家来广州探望我们，这是我们见到的奶奶唯一影像。

▲奶奶怀抱大弟。

▲父母亲怀抱着我们的兄长安东。

▲兄长安东夭折前三个月摄影于朝鲜。

▲爸爸很开心的抱着我。

▲两个月大和六个月大的作者

▲幼儿时期的作者。

▲父母亲与我和大弟

▲我和大弟

▲母亲带着我和大弟拍照。小时好动走路费鞋，妈妈给我做的布鞋脚拇指一侧鞋面经常被踢破。

▲母亲和妹妹

▲二弟和妹妹。

▲母亲呵护着我们三兄弟合影（右1是作者），那时妹妹还没有出生。小时候我们三兄弟都很淘气，妈妈时常被气的用湖北口音直呼“我的小祖宗...”，现在想起来父母抚养我们真是不容易。

▲照片中缺少二弟是因为父母亲给我和大弟在后勤782仓库各做了一套新呢子海军服，二弟因为没给他做海军服赌气开溜了。

▲在后勤32号楼平台全家福。这次我们兄弟三人都穿爸爸的旧军衣，二弟也加入拍照了，就是有点皱眉头。

▲1968年我和大弟怀揣梦想告别父母参军到广西中越边境，离家前在广州市中山五路雄志照相馆照的全家福（后排中间是我）。看照片兄弟俩要离家远行当兵去，全家人心情并不是太好。

参军前母亲还做了一锅美味的红烧鸽子为我们践行，时至今日难忘。

▲1968年，当兵前的四兄妹。

▲2018年，四兄妹六十多年后在桂林数百年老榕树旁合影。时年我满七十岁，感慨人生已到古稀之年。

▲父亲去世十几年后，我们四兄妹和患病的母亲在深圳合影。这时候的母亲被帕金森氏病（震颤麻痹）折磨的很痛苦，生活质量很差。

▲父亲在陆军总医院住院时的某个春节我们四兄妹和母亲去医院探望父亲，我们三兄弟和父亲合影。晚年的父亲因患严重的慢阻肺病稍活动一下就会气喘，每到冬天就因慢性阻塞性肺病并发感染住院。

▲四兄妹某年春节在大院干休所。

▲ 1971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由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调北京“人民日报”社任工作组组长和母亲在北京合影。在报社期间正值国家处于极其复杂的“文革”运动中，身处京城的父亲政治头脑清醒，“人民日报”社工作的唯一请示报告人就是周恩来总理。

▲七一年的冬天大弟和妹妹到北京探亲。

▲北京寒冷的冬天对父亲的慢性支气管炎很不利。

▲在海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日子。

▲妈妈在海南家凉台上。

▲1974年元月份我回海南探亲与家人合影。1969年父亲调到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我们家由后勤大院搬到海口市秀英港附近新组建的兵团司令部大院。兵团大院是文革期间停办的海南某学校校区，我们家住在一栋两层一梯四户外走廊的原教职工住的老房子，邻居是兵团周益宽政委。兵团司令部大院的生活很艰苦，最初家里的自来水都是楼下公用的。

由于兵团撤销这次回海南还和父母一起搬家回广州，父亲是最后一批离开海南建设兵团。当时家里的全部家当就是三四个樟木箱和一个小厨柜，公务员做了几个简易木箱装书和杂物。

▲1988年海南建设兵团撤销多年后二弟故地重游，在兵团司令部大院简陋的家门前留影。

▲海南兵团司令部大院。

▲兄妹回海南探亲始终没有大团圆。

▲以上这几张在兵团司令部大院照片是兵团政治部冯大广摄影师拍摄。

▲在广东湛江湖光岩

▲在海南岛天涯海角。

▲1970年夏在广州

▲1970年夏，广州艳芳合影。

▲当兵后难得的一次全家福。

▲我们当兵离家多年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军区司令部大院的家与父母合影。

▲父亲出差到桂林与大弟二弟在一起。

▲1969年，三兄弟在广西凭祥办事处留影。左1是二弟在汽车四十八团，身着出国援越抗美的浅灰色的“学生装”制服。

▲大弟在部队。

▲当兵后三兄弟难得相聚。

▲1971年，和二弟在北京八达岭长城。

▲兄弟俩在广州陆军总医院干部病房外花园小憩。

▲1975年，在广西桂林象鼻山。

▲年轻时在部队医院任军医的作者，1990年因工作严谨扎实避免了一起恶性医疗事故而立了三等功。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等功奖章。

▲1969年－2019年，光荣在党五十年。

▲当年的新兵小鲜肉，如今的年过七旬老腊肉，感叹岁月不饶人，真是老矣。

▲2024年，七十五岁的作者。

▲1998·年满五十岁结束了军旅生涯（站在第二排C位的是我）

▲这栋很有年代感的西式建筑是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江村的广州军区第一七七中心医院原址（民国时期的教会惠普医院）。我儿时患急性腮腺炎曾被送到这里住院隔离治疗。1965年8月“八·六海战俘虏的国民党海军章江号和剑门号军舰的伤员亦曾关押在这里救治。改革开放前生活困难时期一七七医院办有奶牛场、养猪场、北京鸭养殖场、酒厂和酱菜厂，还有几十亩水稻田。是那个时代全军有名的副业生产搞得好的先进单位。1986年11月迁往广州海珠区赤岗。一七七医院前身是东北第四野战军第七纵队（44军）野战医院，于1947年8月5日建院。随军南下解放广州接收外国人办的教会惠普医院。我在这里任军医度过了二十多年的青春岁月，度过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几年。忘不了从这里专程坐火车到初建的深圳特区用港币卖了一台21吋日立牌彩电，在广州新大新用一元钱外汇卷第一次品尝了可口可乐的感觉。忘不了在这间医院工作、生活、结婚生子、住筒子楼的日子。时过境迁，如今这里成了我的母校第一军医大学（今南方医科大学）的地盘。

▲由江村迁到广州赤岗时的一七七医院原大门。

▲赤岗一七七医院原住院大楼（已拆）。

▲1968年一起参军到广西龙州县汽车团的后勤大院子弟周末在县城照相馆合影（后排右2是我）。龙州为中越边防重镇，法国殖民越南时期还在龙州设立了领事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汽车团驻防龙州担负着援越抗美物质的运输任务，为了适应越南热带雨林羊肠小道运输任务，我们团还配有一支全军独一无二的自行车连队。

我大弟（前排右3）励志在部队基层好好干，做一位像父亲一样的职业军人，几十年后大弟成为了军区装备部少将副部长。我在汽车团修理连期间做过钳工，当过炊事班长，到壮家农村支农学干农活，春耕期间驾驭水牛犁地插秧，可谓亦军亦工亦农。经过组织考验我于参军的第二年十月份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2021年建党百年获得中央颁发的“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

合影中前左2黎建军 后左3邹鲁阳战友已离世。

▲1969年参军的后勤大院孩子，新兵蛋子在新兵连训练结束后的合影，看照片有的好像还没发育成熟。时至今日照片中的年轻人有好几位已经因病去世了。

▲周末在龙州公园

▲在龙州大桥下

▲到乡下“三支两军”半年回部队在龙州县政府大院门外广场合影（右1作者）。

▲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2021年3月重返老部队在广西龙州的驻地龙北农场。半个多世纪过去，当年的一切都消失了，简陋的四面通风的茅草营房和我们枕着包袱皮枕头睡的大通铺已无踪影，橡胶林被热带作物剑麻替代。不变的是碧绿的左江和两岸喀斯特地貌山峦，熟悉的左江水还在那静静的流淌。记得当年挺满足的拿着每月六元钱的战士津贴，在江里洗澡跳水不慎撞破头致头皮裂伤，连队附近发生山林大火全连指战员奋力灭火，好多战友头发眉毛都烤焦了，三月三传来的壮家儿女对唱山歌声......，这里留下了当兵在龙北农场驻地的太多记忆。

▲五十多年后重返龙州法国领事馆旧址。当年这里是我们汽车团团部，如今恢复原貌，室内是领馆怀旧和龙州历史图片展以及法国人的画展

▲建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中国第一条可供汽车行驶的龙州到镇南关（友谊关）的公路“老虎口”。1968年当兵时路过，2021年重返龙州专程坐公交汽车再次经过。如今高速公路直通龙州，高铁也即将通车。

▲龙州左江河畔。

▲当年的橡胶林如今种上了剑麻，在剑麻地里手握木薯杆怀旧。那时我们连队利用荒地种了很多木薯，收获的木薯运到团部木薯加工厂制成淀粉。

▲1962年小学六年级毕业时全体师生合影（三排左2是我）。照片中的少男少女有很多都是后勤大院里的孩子。中学时期学校运动会我们班多次获得女子4×100米接力赛第一名，四棒都是后勤大院的女孩。如今我们虽已年逾古稀，但是每年都相约在一起欢聚。看到这张照片就想起我们无忧无虑的儿童时代，真是感慨万千。想念同学们，怀念教育过我们的老师。

▲图右2是作者。左侧两位发小已因病故去，大家都很怀念他们，左3发小前几年因脑血管意外偏瘫，最近也去世了。人生真是世事难料，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会先来。

▲1966年后勤大院孩子在白云山上休闲，可见改革开放前的白云山后是万顷农田，如今已经是高楼林立。

▲1966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大串联”时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前合影（左1是我），我摆出了一副卓别林式八字脚。当时军博前的长安街正在明挖我国第一条地铁隧道。那年深秋我们先从广州到上海，从上海坐火车到新疆乌鲁木齐，然后到北京，再到东北沈阳、哈尔滨。我在乌鲁木齐还慕名买了两公斤葡萄干千里迢迢带回广州，放在旅行袋里的葡萄干经过十多天的挤压到家都结成了块状。当然，我们串联没有到处“煽风点火”闹革命，而是在周游列国免费旅行。

▲文革“大串联”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前留影。

▲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国家博物馆前。

▲1966年我们几个后勤大院子弟串联到哈尔滨，在松花江畔合影（后排左1是我）。忘不了在东北吃的高粱粥窝窝头黑面馒头。

▲在北京参加了毛主席10月18日第五次接见红卫兵，解放军带着我们站在长安街两旁，看到毛主席坐北京吉普敞篷车快速过来，遗憾的是我们都还没看清楚，毛主席就坐着汽车一晃而过了。

▲2021年7月到哈尔滨旅行。五十五年后再次来到哈尔滨松花江畔，在当年的照相位置与松花江中东铁路大桥背景留影。中东铁路是一百多年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修建的铁路，如今百年老桥已成为游人如织的旅游观光景点。老桥旁边新建了一座现代化高速铁路桥，在哈尔滨坐高铁可以直达齐齐哈尔和佳木斯。

▲后勤发小在大院良兴街留影。左后是28号小楼，父亲调离后勤前住过的老宅子。

▲父亲调离后勤前我们家住的28号楼（二楼）。

▲穿着兄长淘汰的衣服赤脚不穿鞋是当年大院“干部子弟”男孩的夏季标配，北方孩子生活在广州入乡随俗都成了小老广，那个年代为了省鞋都是尽量光脚少穿鞋。

▲大院的孩子们在大院标志性建筑后勤礼堂正门前骑着当年的专车留影（右2是我），中间的同学已因病去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穿旧军装骑“永久”“凤凰”“飞鸽”牌自行车可是大院子女的标配。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广州烈士陵园正门前（前左1是作者）

▲大院发小

▲广州军区后勤部政委潘振武（1907-1988）将军和夫人冯光晋阿姨（1920-2020）。潘振武将军是湖南常德人，父亲与潘将军南下前在东北第四野战军后勤一分部就一起共事。母亲与潘政委夫人冯光晋阿姨是至交。这是潘振武将军在驻苏联大使馆任武官时寄给父母亲及他们九个女儿的留念照片

▲潘振武政委一家。

▲九个女儿

▲潘政委夫人冯光晋阿姨（左）从武汉来广州家里坐客与母亲在一起叙旧。

▲ 广州军区后勤部邱国光（1918-2001）部长和夫人刘月华阿姨与他们的九个子女。

东皋一横路有许多民国小楼，邱部长家住过的小红楼已经拆除，原址现在是后勤干休所汽车队的用房。

童年常去红楼小院找邱家兄弟玩，邱家人丁兴旺吃饭都分两大围。邱家老四是我同学，老三比我们年长自然成为孩子头，我们经常一起在大院里东游西逛玩耍，干一些调皮捣蛋的事。后勤邱部长家和潘政委家都是军中出了名的九个子女大家庭，潘家是九个女孩而邱家是六个男孩三个女孩。邱部长的夫人刘月华（1921-2022）阿姨和潘政委的夫人冯光晋（1920-2020）阿姨都是百岁高龄的老寿星。 

▲当年邱家院子里有棵白兰树，树上养了一只顽皮的海南猕猴，这猴子脾气可不小，被铁链子栓着，我们撩它它会扑过来先发制人。树叉上还有一座小木屋，是这只猴子的家，喂食后两侧颊囊鼓鼓的。这只调皮的猴子后来被送到动物园去了。

▲怀念童年时代后勤大院生活就不能不联想到与大院东面相邻的烈士陵园。那时还没有陵园西路，大院东面围墙外就是建筑工地，当年修建烈士陵园仅有的一些记忆就是石匠们在建筑工地手工凿花岗岩石板发出的叮叮当当声，那时整日整夜在耳边回响。烈士陵园大门再往东就是百子路，内街分布着一些民国小楼，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是后勤机关的住宅区。1959年父亲在北京后勤学院学习期间我们家就住过百子路。记得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到访广州路经中山三路，广州市民夹道欢迎，我就爬上路边的围墙上凑热闹观看。如今百子路已更名为东平大马路。值得庆幸的是当年住过的民国小红楼还在。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大门前的草坪，当年是炎热夏天纳凉的好去处，盛夏的傍晚草坪上聚集了许多纳凉的大人小孩。

▲1955年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父亲授衔大校的军服，时隔近六十年55式军服看上去还是很醒目。儿时在后勤大院看到父辈们穿着这身军服是那么的英姿飒爽。

▲2014年春节期间，当年后勤大院的孩子们相约故地重游，欢聚在后勤礼堂正门前合影。后勤大院的发小、伙伴、邻里、同学，大家齐聚一堂，欢声笑语，回忆往昔，童心未泯。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大院孩子们都已步入中老年，虽然人生阅历不一样，但是人生的童年却相仿。

▲父亲离休后我们家在广州军区司令部干休所住过的小院，如今小楼已拆除，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都会想起和父母亲在这里生活过的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