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道义 人之所宗一一习凿齿论羊祜

羽白

  (胡秉义/画 羽 白/拜题)

习凿齿(328-412)，字彦威，号半山，现江西新余白梅村人，我国东晋时期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其一生“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史才不常。”①而且“锋辩天逸，笼罩当时”②，更以一部煌煌巨著《汉晋春秋》和提出千古大论《晋越魏继汉统论》，而成一代史学宗师。近日，笔者在研读《汉晋春秋》相关遗存条目时，又发现一则习凿齿评羊祜的精彩文论。文中，他用晋代名将羊祜的事例，来阐述诚信道义在“治国平天下”，以及处事为人上的重要性。字里行间，充盈着提倡人与人之间要重诚信、讲道义、顾大局的思想观点，这在今日看来，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习凿齿所评论的羊祜，是我国魏晋时期著名的战略家、政治家和文学家。羊祜出身汉魏名门士族，于曹魏时期走上仕途，但他真正发迹则始于西晋开国，因此被后世称为“命世之英”。泰始元年，司马炎下诏：“统领国家机关，协调礼、教、刑、政等各部门的工作，是朝政的根本要务。羊祜德操清美，忠贞而坦诚，纯正而才高，是文武兼备的人才，为人又很正直，虽在宫廷任要职而不掌管国家机要，这不符合圣君必委任贤垂拱无为而治天下的要义，现任羊祜作尚书右仆射、卫将军，配本营军队。”（根据原文译—引者）③由此可以看出，司马炎对羊祜的倚重。泰始五年，司马炎为加强对孙吴的军事布置，又特地调羊祜任荆州诸军都督，并保持他散骑常侍、卫将军原职不变。当时，西晋和孙吴都有一个荆州，从而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羊祜到任后，发现荆州形势并不稳固，不但老百姓生活不够安定，而且连戍边的军粮也不充足。于是，羊祜首先把精力放在开发荆州方面，他一面大量开办学校，兴办教育；一面安抚百姓，怀柔远人。并与吴国人诚信相待，凡投降之俘虏，去留可由自己决定。与此同时，在荆州边界，羊祜对吴国百姓与军队讲究信义，每次与吴人交战，羊祜都预先与对方商定交战的时间，从不搞突然袭击。对于主张偷袭的部属将领，羊祜则用酒灌醉，不让他们乱说乱动。有部下在边界抓到吴军两位将领的孩子，羊祜知道后，即命令将孩子毫发无损地送回去。后来，吴将夏祥、邵颉等前来归降，两位孩子的父亲也率其部一并来降。羊祜的部队行军路过吴国边界，收割田里稻谷以充军粮，但每次都根据收割的数量用绢偿还；打猎的时候，羊祜还约束部下，不许越过边界，如有猎 物先被吴国人所伤而后被晋兵获得，他都要送还对方。羊祜的这些做法，使吴人心悦诚服，以致对羊祜十分尊重。一次，吴国陆抗生病，向羊祜求药，羊祜马上送过来，并说：“这是我最近自己配制的好药，我还未来得及服，听说你病急，就先送过来给您吃。”吴将怕其中的诈，力劝陆抗勿服，陆抗不疑：“羊祜怎么会用毒药害人呢？”④继而仰服而下，因为陆抗心知肚明，羊祜向来以诚信道义感人。对此，当时吴国皇帝孙皓，听说两国关系友好，因此责问陆抗，陆抗则回答说：“以一邑一乡，不能没有守信义的人，何况大国呢？臣不能这样做，正好足以彰显了他们的美德，对羊祜没有伤害。”……关于羊祜与陆抗之间这一故事，习凿齿在他的《汉晋春秋》里记述得非常清楚：

        “羊祜既归，增修德信以怀吴人，陆抗每告其边戍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无求细益而已。于是吴、晋之间，余粮栖亩而不犯，牛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之也。沔上猎，吴获晋人，先伤者，皆送而相还。抗当疾，求药于祜，祜以诚合与之，曰：“此上药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诸将或谏，抗不答。孙皓开二境交和，以请于抗，抗曰：夫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于人，而况大国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于祜无伤也。或以祜、抗为失臣节而讥之。”⑤

        羊祜所为，无疑是古人秉承诚信道义的典范，同时他告诉人们，不仅朋友间要讲信义道德，就是对待敌人也要讲人性。对此，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对羊祜这种行为美德推崇有加。于是，他在《汉晋春秋》中，对此专门有一则精彩的评论：

        “夫理胜者，天下之所保；信顺者，万人之所宗。虽大猷既丧，义声久沦，狙诈驰于当涂，权略周乎急务，负力从横之人，臧获牧竖之智，未有不凭此以创功，舍兹而独立者也。是故晋文退舍，而原城请命；穆子围鼓，训之以力；冶夫献策，而费人斯归；乐毅缓攻，而风烈长流。观其所以服物制胜者，岂徒威力相诈而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余年矣，吴人不能越淮沔而进取中国，中国不能陵长江以争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倾也。夫残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无残；振武以惧物，未若德广而民怀。匹夫犹不可以力服，而况一国乎？力服犹不如以德来，而况不制乎？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略，思五丘之则，齐其民人，均其施泽，振义网以罗强吴，明兼爱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视听，驰不战乎江表。故能德音悦畅，而襁负云集，殊邻异域，义让交弘，自吴之遇敌，未有若此者也。抗见国小主暴，而晋德弥民昌，人之兼己之善，而己无固本之规，百姓怀严敌之德，阖境有弃主之虑，思所以镇定民心，缉宁外内，奋其危弱，抗权上国者，莫若亲行斯道，以侔其胜。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闻，归重邦国，弘明远风，折冲于枕席之上，校胜于帷幄之内，倾敌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国而不浚沟池之固，信义感于寇仇，丹怀体于先日。岂设狙诈以危贤，徇己身之私名，贪外物之重我，暗服之而不备者哉！由是论之，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协数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积诈以防物，臧获之余虑；威胜以求安，明哲之所贱。贤人君子所以拯世垂范，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⑥

        习凿齿在这一评论中，不但文采飞扬思想深刻，而且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对羊祜的诚信与道义之举大加赞赏。为此，笔者试译其论，即：

        “以理服人和道理占优势的人，是天下人所应该拥护的对象；诚信顺理之人，则为万民所尊敬和推崇。虽然，当治国大道已经丧失，德义的名声长久沉沦，狡诈欺诈在弄权者中盛行，用权势谋略来应对紧急事务，而依靠武力横行以及只有奴才、牧童一样智力的人，但没有谁不凭此经验而创立功业，又舍弃这些而孤立无依的。所以，春秋时期晋文公，为报答楚国在其逃难时给予的礼遇和恩德，信守当时诺言而退避三舍，下令撤兵九十里而退驻城濮；晋中行穆子围攻鼓城，知城内百姓还有粮食而不接受投降，反而教诫守军要尽力抵抗，待鼓城粮尽方受降，继而领军入城而不杀一人；冶区夫献出优待计策，而费人于是归附了季氏；乐毅对莒和即墨实行缓攻计策，而风范长期流传。观察这些，他们使人诚服取得胜利的原因，难道只是依靠威势武力和计谋欺诈吗？到现在三家鼎足四十多年了，吴人不能越过淮水、沔水而夺取中原，中原不能超越长江来争取胜利的原因，是因为实力均衡且智慧相等，道术不足以消灭对方。但是，以伤害对方而使己获利，不如使己获利而又不伤害对方；发动战争暴力来使人畏惧，不如广播德行道义来使百姓归附。试想，平民百姓还不能以武力征服，又何况是一个国家呢？武力征服还不如用恩德使百姓服从，何况是面对不能控制的地区呢？而羊祜弘扬大同的谋略，思考五行思想和军事法则，来治理他的民众，施与的恩泽做到公平衡均，高举道义之网来网络强大的吴国军民，阐明以博爱来变革暴力好战的习俗，继而改变百姓的视听，将和平不战的思想传播到江表。因此，羊祜美好的声誉使百姓欢畅，以致大人背着小孩一起涌来，形成远方异域遵守道义、谦让有礼、相互激励的良好局面。而从来吴国遇到敌人，却没有像这样的情况。相反，陆抗看到自己国家小皇帝很残暴，而晋国却德盛民昌，羊祜的诚信道义对吴国军民的影响越来越大，人家积累了兼并自己的善行，自己却没有稳固根本的谋划，以致百姓思念强敌的道义恩德，甚至全境有抛弃皇帝的想法。思考安定民心，使内外安宁祥和，让危弱之国振作起来，抗衡中原对抗的最好良法，莫过于亲自实行中原羊祜这样的策略，从而与对方的美德相等，使对方的道义恩德不能施加于我们，而这种道义恩德流传播衍，可以推重吴国，弘扬净化远方的民风。所谓，克敌图胜谋划于枕席之上，较量决策指挥于军帐之内；颠覆敌国不用披坚执锐的兵力，保卫国家无需疏通护城河作为坚固的屏障；以诚信和道义感动仇敌，以赤诚的情怀体恤于别人之前。岂能以设计奸谋来危害贤良，从而谋求自己的个人名声？贪图别人重视我，来暗谋制服别人，而使别人没有防备吗？！由此推论，姑且要守护局面和保卫疆土，一卒便能做到。依靠计谋而互相危害，这是小人的处事方式；屡次用奸计来防备别人，这是奴婢的过虑；用威势来求得一时安定，这是明智睿哲的人所鄙视的。贤人君子救世垂范，之所以抛弃奸诈而选择信义，是因为讲诚信道义光明正大，而且能被人们所推崇和弘传之原因啊。”

  　　《习凿齿望梅宜家图》陈祖煌/作   

习凿齿的上述评论，可谓真知灼言，极富哲理。他用真实事例来论证和宣扬“信顺者，万人之所宗”⑦，用“振义”“兼爱”才能得到民心和取得最终胜利，这无疑是真理学说，就连当时吴国名将陆抗，也不得不叹服羊祜而效仿。习凿齿的这则高论，尽管他是站在当时“治国平天下”的高度，来论述诚信道义的重要性，但之于我们现代普通大众，特别是对于提倡建立诚信社会的当下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谓诚信，乃是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而道义，则是指道德义理，抑或说道德与正义。由此而论，一个信守诚信与道义的人，将会是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人，其处事为人也必定是无愧于天、无怍于地，始终坚守心中的一方净土，培植参天的人格巨木。而一个不讲诚信、不讲道义的人，在关健时刻不但会出卖朋友、伤害社会，而且还会背叛自己的信仰，甚至干出有损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事来。所以说，“诚信道义”乃人之所宗，是一个大写的“人”字，是四个光辉的字眼，它通贯古今，也光照未来。

参考文献:

①唐•房玄龄•晋书•习凿齿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②唐•高僧传•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92•

③④⑤⑥⑦清•汤球•汉晋春秋辑本•三国志注五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5•

        [作者] 羽 白，本名习根珠，江西新余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理事，江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新余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