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口路和金口路上的同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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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口二路

有一种感觉叫“近乡情怯”，走上金口二路，脑子里突然想到了这个词。《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故乡”的：“出生或长期居住过的地方”，我出生在金口二路，在这里居住过十年，金口二路是我的故乡。这条路上记载了我太多的儿时童真和欢乐，几十年过去了，走在这条路上，便有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感觉。
金口二路是一条大致东西走向的路，东端与鱼山路相交，正对着海洋大学一号校门。从一号到我家曾住过的七号（双号是二到十二号）是一段看上去有四五十度的陡坡，然后向西缓缓地延伸到金口一路。
这段陡坡稍微上点儿年纪的人走一趟都会气喘吁吁，当年像6号、12号这些富裕人家的老太太出门，无论是去“街里”（中山路）逛街，还是到湛山寺拜佛，就连到附近的小鱼山“湛山精舍”进香，都要乘坐专门包的“洋车”（黄包车），男人和孩子则跟在两旁步行。（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不知是不是见到她们产生的创作灵感？）

冬天雪后，这段路便成为天然滑雪场。小伙伴们找两片竹片或木板（也有什么都不用的），或坐或站，从坡顶顺势滑下，虽然时常人仰马翻，却是一路欢笑，乐此不疲。

我家就住在坡顶，这也是金口路的最高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体会到当年我们家为什么要从金口二路搬到现在住的龙口路的原因了。那时母亲在青医附院妇产科当护士长，每天的工作就是穿梭在病房护理病号，下班后再从医院步行回家（现在这段路也没有公交车）。从鱼山路开始就步步上坡，特别是金口二路这段陡坡，即便母亲是“解放脚”也苦不堪言（母亲出生于一九一五年，那还是女人要缠足的年代，母亲得益于到教会学校上学，因此刚缠了不久就放开了，但也不是天足，被称为“解放脚”）。这应该是我们搬家的最主要原因吧？

金口二路1号最初是日本人的房产，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被国民党收归国有；新中国成立后又被共产党收回，划拨给北海舰队，当做了军营。记得有一年八一建军节，当兵的在院子里杀猪，我们几个小伙伴挤在旁边看热闹（那时军民关系密切，战士们也不赶我们），只见一头大肥猪被绑在一条长凳上，一个战士手持一柄长刀，一刀捅进去，猪血四溅，猪声震天，我们城市孩子哪见过这种场面，一个个兴奋得又叫又跳。
我的同学唐乐永住在鱼山路10号二楼，与金口二路1号一墙之隔，他给我讲过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那是一九六五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十点多钟，风清月明，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静悄悄的（那个年代一到天黑街上就很少行人）。唐乐永养的一只花猫从阳台跳到1号院里，他跟妈妈从窗户望过去，只见月光下1号院里黑压压坐了一地猫，有几百只吧，好像开会一样，一点声音也没有。是岛城的“猫王”来了吗？几十年过去了，这事一直留在唐乐永脑子里，百思不得其解。
说起来我和与金口二路隔一条鱼山路的山东大学（现海洋大学）还有点渊源：我的“学历”最早是从山大托儿所（那时还不叫幼儿园）开始的。当时的山大校长华岗受迫害入狱，他的家人就住在金口二路2号。记忆中2号是一栋日式平房，院子里有一棵粗大的悬铃木，一到夏天，大半个院子都在大树的庇荫下。上世纪七十年代，民政局在2号盖起了一栋四层宿舍楼，极具特色的日式平房不见了，遮天蔽日的悬铃木被“挤”到了院子一角。
华岗是解放后山东大学首任校长兼党委书记，创办了《文史哲》杂志并任社长。这位1925年入党的老革命，19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蒙冤入狱，直至1970年因病重才获准出狱送回青岛让家人照看，1972年病逝于济南。我的一位小学同级不同班的同学杨光涛，与华岗后人保持着联系，他询问了他们后告诉我，华岗家人从1955年至1966年一直住在金口二路2号，华岗获平反以后，上面为其家人落实政策，先搬到大连路，后搬到太平角。

3号有一个不小的院子，鹅卵石甬道从院门口铺到楼下，门两旁有一个花架，爬满了藤萝，一到春天，紫藤萝花香怡人。两层小楼楼下有一间花厅，四面大玻璃窗，室内各种花卉姹紫嫣红，生机盎然。正面阁楼屋檐下也像1号一样雕塑着建造年代“1932”，耄耋老人走过了八十多年岁月，已经老态毕现了。现在院子里东一处、西一处的违章房，像老人身上的老年斑，我知道这是社会病（岛城西部老城区几乎每个院都有），与年龄无关，无药可治。
政府虽然针对违章房出台过不少政策、法规，甚至还成立过“拆违办公室”，但是面对着“历史悠久”、数量众多的违章房却束手无策。这恐怕也是全国性的社会通病，前些日子我们几个老同学去北京，住在一条胡同内，胡同里几乎没有“正宗”的四合院了，从开着的院门看进去，院子里都是满满的各式违章房。要彻底根治这个社会疾患应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恐怕现在谁也拿不出治愈的处方。相比岛城老城区的其他街道，金口路的违章房还算少的，二路也就是集中在1号、3号、7号，可以看出金口路居民的整体素质还是不低的。
我的一位高我一级的文登路小学学姐张联秀住在3号。张联秀祖籍山东桓台，她的曾祖父一辈携家乡的农产品到济南做生意，与桓台老乡苗氏兄弟投资组建了成丰面粉公司；祖父一辈又投资纺织业，与苗氏集团一起组建了成通纱厂股份公司，并涉足商业。张联秀祖父兄弟两人，一人主内，一人主外，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战胜利，内战爆发，兄弟俩便将家产悉数转移台湾，去那边发展。因祖母在台思乡心切，不服水土，祖父一家又举家迁回济南。47年回济途中路过青岛，祖父发现青岛景色优美，气候宜人，适宜居住，便出资买下3号整座楼。张联秀一家在3号住下，祖父每年来这里度夏两三个月。解放后张家将此楼交公，留下一层自用。

张联秀的母亲耿大娘在邻居们眼中是位讲话温柔，很文明的老太太。她出身于淄博一个大户人家，祖父是前清举人，父亲懂德语，干盐务。耿大娘现在九十多岁了，身体还很健康。
张联秀楼上的邻居曾出过一位“名人”李娜。军人出身的李娜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八十年代考入广州军区文工团，复员后由著名演员祝希娟介绍进深圳电视台。2002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电视艺术系，先到上海东方卫视做主持，后又转行演艺界，与殷桃、刘晓庆合演过《武则天秘史》，与唐国强、陈建斌合演过《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李雪健、刘佩琦合演过《有你才幸福》。在青岛期间，曾以出演《夜幕下的哈尔滨》一举成名，当时很让邻居小伙伴们自豪了一阵子。
4号和6号是两座几乎一模一样的“姊妹楼”，三层建筑，红砖一抹到顶，都是我的同学马元培家的私产，4号社会主义改造时交了公，马元培一家仍住在6号。
4 号有我的同学陶澄，他后来也搬到离我家不远的龙华路，我们上学放学仍相约一路同行。陶澄的母亲我称陶妈妈，是位善良的老人，每次到陶澄家，她都热情招待。她老人家八十多岁时，在街上碰到我，虽然几十年没见了，还能一口叫出我的名字。
对陶澄印象最深的是小学四五年级时的一次洗海澡，当时的海水浴场没有现在这么多人，那时我们经常玩一种游戏：从岸上捡一块石头扔到水中，大家争先恐后潜到水下，谁摸到了高举出水，很有成就感。有一次我扔石头，不知怎么扔到在水中陶澄的头上，看着血流如注的他，我们都吓坏了，在大人的指点下才跑到救护站包扎止血。我送陶澄回家，陶妈妈一句责备的话也没说，只说了句：“以后可别玩这种游戏了。”这件事我至今未忘。
陶澄后来自己经营一家汽配企业，当了老板，现在对老同学仍热情如故，所以同学聚会时大家一致推选他当“总指挥助理”，负责每次聚会男生的召集。

5号是一座独立三层小楼，住着我的小学同学纪斌华一家，他的父母都是留学日本学医的大学生，回国后在家里开了一间诊所，母亲姓韩，我们都称她韩大夫，负责看病开药方，父亲纪华堂负责药房，兼职护士打针。记得那里经常有些进口药（可能是盘米西林之类的），不知他们是从哪里搞到的，疗效很好，许多病到大医院打针吃药都不见效，吃她的一两片药就好了，我小时候有病都在那里治疗。纪斌华的父亲反右时被打成极右，发配到边疆，文革中纪家被贴满了“日本汉奸、特务”的大字报，又被折腾了一番。5号房东姓张，纪滨华家只是租房开诊所，他家后来搬到沧口，便不再行医了。前些日子小学同学聚会，听说纪斌华后随母姓改名韩斌，初中毕业后去了青海建设兵团，前些年因病去世，这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去世的小学同学。
5号还有一个同学叫王书君，与我同级不同班，他文革后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青岛市社科院，以一部《太平洋海空战》成名，后来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更以《张学良口述实录—张学良的今生今世》蜚声海内外，不过这本书也受到不少人的质疑。
5号有一个大后院，当时没开发，长满了树，是一片斜坡，一直通到鱼山路，后来被海洋学院开发盖了好几座宿舍楼。现在的5号后院也“开发”了一个独院，大理石栅栏，红专甬道，像一处小别墅，据说这是王书君的“行宫”，他每年还要回青小住。

6号是我小时候最常去的院子，因为我们和马元培一个学习小组。马元培家是浙江奉化人，他爷爷是名建筑师，4号和6号便是他设计建造的。马元培的父亲马绪涛毕业于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公私合营时任青岛市合营建筑公司副经理，被称为“红色资本家”，曾任市民建主委、市人大副主任、省民建副主委、省人大副主任等职。在我的印象中，马伯伯戴一副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见到我们总是笑眯眯的。他去世后，省委、市委都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全市党员干部向他学习，当时《青岛日报》头版通栏标题《风雨同舟四十年，一片赤诚筑心桥》，以一整版的篇幅介绍他的事迹。
6号是一座三层建筑，进院两段石阶后，楼房外还有一大段石头楼梯，直接进入二楼（一楼好像是厨房，我们不大进去）。我们在二楼的客厅写作业，更多的是楼上楼下玩捉迷藏，看小人书。马元培家的小人书极多，全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有，而且随出随买，那些小人书成为我们的最爱，我们就是在那里接受了中国古代名著的启蒙教育。
“文革”中，马元培一家“让”出了6号。当年青岛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杨宝华的姐姐曾在6号住过，每当杨乘吉普车来看望其姐时，马路上人头攒动，拥挤不堪，革命群众争相与偶像握手，杨也频频挥手，一副领袖派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父亲联系了一位范姓老太太教我和老同学东平日语，范老师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过学，巧的是范老师就在6号二楼一间房屋住，我和东平每周去范老师家一次，我与6号又续起了前缘。两年后，青岛市职工业余大学开办，并设日语专业，范老师被聘为讲师，我和东平也以优异成绩考入，我们便终止了在6号的学习。八十年代，市里落实政策将6号归还马元培家，听他讲他们按原图纸将整栋楼重新翻建了一遍。
马元培后来任市人大办公厅主任，官至副厅，是我们班同学中“最大的官”。退休后仍退而不休，还担任着浙江、宁波、温州等商会顾问，他还是市足协顾问，有关青岛足球的电视新闻中不时可见他的身影，他还担任市柔道跆拳道协会主席。马元培夫人梁红也是下乡诸城的知青，回青就业时，分配到与我工作的延安路饭店一门之隔的一个果品店，也是一份缘分吧。

终于到了我们家—金口二路7号。7号院子不大，记忆中一进大门有一个花坛，种着月季、鸡冠花等花草，花坛西侧有一条甬道通向车库，甬道两旁还有木栅栏。西院墙内有两三棵槐树，几丛修竹，前院不知为什么竖着一根高高的旗杆，可从没见挂过什么旗，有一年刮大风，把旗杆吹倒，还压倒了甬道旁的栅栏。
我们在7号住时，车库已改建成住房，男主人姓唐，身材不高，是个警察，据说是旧社会留用人员，女主人没有工作，是家庭妇女，长得人高马大。我至今还记得她是因为我四五岁时，有一次她指着楼前的石柱对我开玩笑说：“小约瑟（我的乳名），你的头没有这个柱子硬”，我不服气地立刻用头去撞石柱，虽然她赶紧拉着我，但我头上还是撞起了几个蘑菇，这件事如今还是几个妹妹取笑我的笑料。
7号后院有一排平房，住着三户人家，其中一户好像是从农村来的，像现在的新市民，他家有个叫张自忠的男孩，比我大两三岁，经常跟我玩，处处“保护”我，有一次为了我（忘记什么事了）与别的小孩打了一架，鼻子被打出了血，我至今还记得他那副不服输的倔强模样。张自忠，你在哪里？现在还好吗？
7号的主楼是一栋二层砖木混合建筑，还有一层阁楼。楼前有三蹬石台阶，门旁是两根花岗岩石柱，一进门右手是木头楼梯，一直通到三楼。
一楼住着三户人家，一户夫妇两人都是中学教师，另一户忘记了，还有一户是刘凤山叔叔家。刘叔叔是市邮电局电信科的技师，我印象中的他心灵手巧，无所不能，又是热心肠，我们家无论电器、管道还是哪里出了毛病，奶奶总要说“叫刘叔叔去”，而刘叔叔也总是一来就手到病除。刘叔叔还精通木工、瓦工，我们搬到龙口路后，也是他帮忙把小阳台搭建成了小厨房。奶奶也把刘叔叔当成自己的亲人，她老人家每年过生日都要请刘叔叔参加。刘叔叔的父母住在三楼，刘爷爷刘奶奶是一对慈祥善良的老人，我一直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刘爷爷当年养着一群羊，每天都要赶着羊去小鱼山放，那时小鱼山还没建公园，杂草丛生。我们小伙伴也时常在院子里给羊喂草，邻居们则到刘爷爷家买羊奶。刘叔叔有五个孩子，与我和妹妹年纪相仿，小时候我们一起玩耍，长大后也互有往来。
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时，7号一楼成为街道办事处的食堂，厨房当伙房，刘叔叔家则是卖饭、吃饭的餐厅，办事处为他家另找了住处。那时办事处在院子东墙下盖起一排小屋，安排家庭妇女办起了服务站，现在看来那个年代就有“违章房”了。
7号据说当时是基督教会的资产，因为奶奶、父亲、姑姑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1947年他们一家三口从北京来青岛后，就被介绍到这里租住。我们家住着二楼整个一层，说是一层，其实也就三间卧室，楼梯口冲着的南向房间，住着父母、我和妹妹四人，旁边对着院大门有一个小阳台，夏夜，奶奶就跟我坐在那里数星星（那时还能看到夜空中晶莹闪烁的银河）；朝西的一间住着姑姑一家，奶奶和四舅姥住在面北的一间，这一间里面还藏有一间小储藏室。东北角是一间大厨房，有二十几个平方，东南角的厕所里面还有一间十几平米的洗澡间，有一个大浴缸。听说我们家搬走后，厨房和洗澡间都住上了人。
7号地势高，我们在家便能够观山望海，从东北面厨房的窗户可以看到信号山，每到元旦、春节、建军节、国庆节，信号山上飘扬的五颜六色的信号旗便吸引我们不时到窗户上张望。西面的窗户可以眺望栈桥、小青岛，白天，海水随着阳光变幻着各种颜色，时而宝石蓝，时而翡翠绿，时而琥珀黄；夕阳西下，晚霞映射出金光闪闪的暖色，夜幕降临，月色挥洒出银光熠熠的冷色，冷暖交融，高贵华丽。
除了海的色彩，还有声的奏鸣，南面窗外有花有草有树，一到夏天，不知名的夏虫在草丛中浅唱低吟，不知疲倦的知了在窗外放声高歌，早起的鸟儿在树上婉转啼鸣。夜晚还只是夏虫和知了的二重奏时断时续，清晨加入了鸟儿，则变成多声部的大合唱倾情演出。
如今在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中，目之所及的是妖冶的广告，闪烁的霓虹，林立的高楼，拥堵的车流；充斥双耳的是汽车的轰鸣，小贩的叫卖，音响的嘈杂，人声的鼎沸，城市里的人们被剥夺了欣赏花红柳绿、聆听天籁之音的自由，享受不到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了。这是社会发展的进步和必然，却是人类生存的悲哀与无奈。
7号现在也已经面目全非了，院里间出好几个小院，里面横七竖八地盖着违章房，楼内更是惨不忍睹:一进大门，一道门堵住通往一楼的走廊，右手楼梯口也是一道门，我想上楼看看曾经的“家”，却被一把大锁挡在了门外。院子里静悄悄，没有人，好容易碰到一位老者，却被告知是在这里给儿子看孙子的，他对我们说，这个楼上住的都是租房的，几乎没有原居民了。

2021年1月，青岛市政府在7号院外挂上了“青岛历史建筑”的铭牌。据官方资料介绍，7号建于1930年，由中国建造师关伟设计，36年前的业主为山东起业株式会社，37年转与梅希德，52年市房管局接管为公房。该院占地面积1381平米，建筑面积542.32平米。砖木结构，花岗岩筑基，黄色拉毛墙面，红瓦坡顶，上开方形老虎窗。主入口朝东，南立面露台凸出为堡楼结构。我可以为在7号院住过倍感自豪了。

走出7号院门，回首凝望二楼我幼年住过的窗户，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在我心底弥漫开来，我看到的不是幼时的方方窗子，而是流逝的悠悠岁月。我抱着外孙在楼前的石柱间照了一张相，也算是了却几十年对故居的牵挂吧。
7号墙外是一条挺深的胡同，胡同尽头是9号。我们当年在胡同里玩那时的所有游戏：捣弹、打瓦、抗拐、扇烟牌、弹杏核、滚铁环、骑马打仗、、、这些游戏现在早已绝迹了，如今孩子们的课外时间都已被数码产品吸引，被钢琴、围棋、绘画束缚在室内，户外活动太少太少了，我外孙现在一岁半，恐怕长大也不能幸免。这是个社会问题，不是哪个人可以解决的，我们只能到时尽力为他提供符合孩子天性的空间吧。
在胡同内除了玩游戏，踢球当然也是少不了的，放学后不回家，到胡同里两个书包一摆就是一个球门，按“实力”分帮后，每次都会踢得昏天黑地，不到天黑家长叫是不会回家的，一身臭汗，一身疲惫，一身淋漓尽致的爽快。我初中、高中都是校足球队的成员，恐怕就是那时在胡同中打下的基础。

虽然整天在胡同疯玩，胡同尽头的9号院却一个人也不认识，没有同学，也没有一起玩的小伙伴。那是一座二层砖木结构别墅，听说房东是一谭姓资本家，住在二层，一层交了公，只记得那院与5号后院相通，我们经常从5号进去，从9号出来。此院几年前被一私人购买，2009年在没有规划审批的情况下，房主在周边居民的质疑、反对、举报中，将原建筑全部拆除，翻新扩建，加盖成三层，并对外墙进行了豪华改造，只是内部还没来得及装修，便因为据说他是青岛聂磊黑社会集团骨干，没进新房，先进了牢房。现在见到 的9号，大门紧闭，院内杂草丛生，萧瑟凋落，楼房没有人烟，尽显败象，可惜了一处好地角。

10号院门很小，没有院子，进门只有一条小石阶蜿蜒向上，通到两层楼房门口。我从没进过10号，前些日子看电视，才知道解放前10号还曾是青岛地下党秘密接头的“第七工作站”。

11号解放初期一直住着一对苏俄老两口，院墙是通透的木格栅栏，院里养着一条大狗（那个年代城市极少见到狗），我们经常翻墙进院抓蟋蟀，惹得狗汪汪狂吠。五十年代中期，根据中苏关于遣返十月革命逃亡中国的白俄的协议，老两口被送回原籍。
11号后来住过67军军长齐威，1955年授衔大校，后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沈阳军区后勤部部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部顾问等职。11号的门也在胡同里，我们那时却从没见到有人进出，现在也是大门紧闭，见不到人影，仍然神秘肃穆。
67军的前身是华北军区第2纵队， 1949年1月，华北军区部队进行整编，第2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军。1949年开国大典上，67军第199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参加了检阅；1951年6月，67军赴朝参战；80年代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1998年，第67集团军撤消。文革期间67军参加过青岛市支左，才被广大市民知晓。

齐威军长搬走后，11号现住着青岛警备区谭道稭副司令员（副军级），去年谭副司令在长城饭店庆祝百岁寿诞，中央军委发来一万元慰问金，谭老当场全部交了特殊党费。
12号是这次我重走金口路唯一感到没有变化的院落，院里没有违章房，楼内没有杂物，只是大门楼梯洞改建了一间住房。这恐怕应得益于这个院里只住了五户，其中三户是亲戚、另两户是海大教师的缘故。那天到这里寻访老邻居刘泰功没见着，后来又专程拜访了他。泰功比我大一岁，是父亲的忘年交，父亲在世时，他经常到我家与父亲聊天。泰功知识丰富，信 息量大，见解独到，有思想，又多才多艺，书法、绘画、摄影都颇有功力，在青岛各类比赛中屡屡获奖。
泰功曾就职市民政局，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作为市政府恢复崂山景区五人领导小组成员进驻崂山，开展解放后首次崂山修建工作，包括军地交接、修复庙宇及古今刻石、设计规划景点和道路等諸项任务，为崂山景区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如今闻名海内外的5A级崂山景区，融入了泰功太多的心血，泰功于崂山功不可没。泰功后来从市体育局退休，在职时他是青岛棋院的法人院长，现在还任着青岛市柔道、跆拳道协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为岛城的柔道、跆拳道事业发挥余热。每次与泰功交谈我都受益匪浅。
泰功的二舅陈仲謀先生早年在烟台经商，创下一份产业后来青岛发展，根据祖辈的教诲“住宅要选在高处，生意才会兴隆”，在金口二路最高处买下了12号。解放前陈先生去了美国。
泰功的三舅陈九仁先生是父亲的好朋友，曾在北京《译文》杂志社任编辑，于1969年去了美国，他常从美国寄信来，那时我还挺自豪：“父亲的朋友遍天下”，没想到“文革”中这差点成了父亲“里通外国”的罪证。
陈仲谋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越南因意外突然离世，12号的地契房产等档案资料没有了下落，如今这座楼便权属不清，三间私房、两间公房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维持下来。
12号还住过一个“马大嫚”，（我们那时对俄国女人都叫“马大嫚”，应该是俄语“玛达姆”的音译吧？）叫翟杰尼（音），是海洋学院的俄语教授(听说解放前在汇泉跑马场干过)，她丈夫是河北人，国民政府税务局留用人员。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翟杰尼曾带孩子回过一趟苏联，带回来的面包奶油分给过左邻右舍。文革中，翟杰尼被扣上“苏修特务、间谍”的帽子，剃了阴阳头，惨遭迫害。文革后和一对子女移民澳大利亚。

我的业大同学王颖民也在12号楼上住过，当时在我们日语班他的发音准确，口语流利，很让我羡慕。后来才知道王颖民的父母都是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他的母亲我印象很深，经常在金口路、鱼山路上见到她，个子不高，满头白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一个干练清爽、精神矍铄，很有气质的老太太。王颖民从海尔的前身一个小集体工厂的工人做起，干到集团的人力资源部部长，从公司高管的位置上退休，见证了海尔的发展，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13号解放时是作为敌伪财产收归国有的，当时是国民党妇救会驻地。最初是日本人买地，委托欧洲人设计、建造，因正门上方有红色蝙蝠及一圈太阳，被称为红蝙蝠别墅。
我的同学朱明住在13号，他父亲是我国著名海洋科学家朱树屏先生，当年朱树平自上海来青，筹建海洋水产生物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长童第周到房管局替朱挑选租下了这栋楼。2003年11月7日这个院子外挂上了青岛市文化名人“朱树屏故居”的铭牌。世界海洋科学史上，有两项成果是以中国人命名的，1941年的“朱氏培养液”，1946年的“朱氏人工海水”，这两项成果的发明者都是世界浮游生物实验生态学领域的先驱、中国海洋生态学的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朱树屏博士。
朱明本来与我同班，他很聪明也非常调皮，经常气得老师火冒三丈又无可奈何，五年级时，有一次忘记为什么事了，惹得年轻气盛的班主任刘老师忍不住扇了他一巴掌，他也是教师的母亲找到学校，刘老师被严厉批评，朱明也调到了另一个班。
朱明高中毕业后顶替母亲就业于青岛七中，前些年为落实13号的房产产权奔波于各政府部门间，我还曾在报纸上见到过他为此写的文章。2007年他与女儿合写过一本记述朱树屏先生一生的著作《朱树屏传记》。

14号与1号一样，也曾是日伪敌产，45年被国民政府没收，49年解放后被新中国收回，我们小时候这里驻扎着北舰某炮兵连的官兵。每天清晨夜晚，起床号、熄灯号号声嘹亮，但我却丝毫没有噪音扰民的印象了，可能是习以为常，军号声已经成为周围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了吧？现在的14号仍然是军产，前几年一直闲置，不见人烟，今年好像才住进了人家。

记忆中金口二路没有16号，14号旁边是一块空地，有几棵槐树，一到夏天槐花盛开，整条路都飘着浓浓的花香。空地边沿裸露着几块后山延伸过来的大石块，小伙伴们爬上爬下，那是我们玩耍的“宝地”。后来听说这块地早被政府卖了，地契被买主带到香港，转手倒卖给别人。几年前地契所有者要回来盖房，不知为什么没盖成，2012年11月《青岛日报》上刊登过青岛市规划局“关于市南区金口二路16号楼拆除重建项目建筑方案进行社会公示的通告”，地契所有者据说是岛城足坛名人、日籍华人王家梁先生的姑姑。
春天我推着外孙路过16号时，那里还是一片空地；八月我经过那里，三层楼房已经站起来了，正在拆脚手架；11月我再次从那里走时，一座造型时尚、装饰华丽的小楼矗立在路边，向行人炫耀着自己富贵的身份。如果这处房产真如人们传说，地契作为私有财产被保护了几十年，我们还真该为政府点个赞。

18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墙外的石头台阶，从路边到院门有六十八级，又高又陡，那房子其实是建在山上的，现在盖起了围墙，安上了大铁门，原来这些都没有。这里住过一位名副其实的"大人物"：近年来让贪官闻风丧胆，国人交口称赞的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王岐山出生在这里，在常州路清真寺办的复真小学读到二年级，后随父转学去了北京。刘泰功与王岐山是复真的同班同学，他说王岐山为人豪爽，不忘旧情，住在金口三路上的一位同学，在王岐山主政海南时去找过他，王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同学，并给了他不小的帮助。身居高位、铁面无私、高举反腐大旗、深受国民爱戴与敬佩的王岐山，原来是从金口二路走出的，这还真让我们有点自豪呢。
18号还住过另一位人物，中国的路桥建筑师王节尧先生，王先生毕业于西南交大的前身唐山工业专科学校，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王节尧先生在青岛八大关，设计建造了荣成路17号、19号两处别墅，让中国人在有着"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的八大关中占有一席之地。解放前王先生曾任过滇缅铁路工程局副局长兼副总工程师，广州城建局局长。解放后王先生任前身为创办于清末的山东大学堂的青岛工学院土木系系主任，该校后并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王先生先后在该校和上海交大任教。文革中，到上海揪斗王先生的青岛红卫兵小将在公园"乱搞男女关系"，被上海文攻武卫押回青岛，成为当时的一个笑料。
中国科学院海洋浮游动物学科创始人和带头人、海洋所研究员郑执中先生，自55年到青岛至79年去厦门一直住在18号二楼。郑执中祖籍福建省南安县石井镇，与郑成功同宗同族。抗战时期1943年，他在中国海洋科学奠基人之一的唐世凤先生带领下于石井建立中央研究院地理所海洋工作站。他的儿子郑融是高我两届的二中校友，1977年文革后第一届高考他是山东省高考状元（据说当年高考二中大出风头，全省前二十名中二中占十名）。郑融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材料工程博士毕业，成为高分子材料加工塑型专家，在国内外此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可惜英年早逝，于前年离开了我们。
18号后来是中国科学院海洋所家属宿舍，公房改革中被青岛城投集团的一位老总买下，听为他家安装暖气的工人说，这家装潢"豪华极了，像宫殿一样"。

19号曾经是挪威驻青领事馆，解放后是警备区的一个诊所，为旁边的招待所及附近的驻军首长服务，后来诊所拆了盖起了一座小楼，警备区贺副司令在此 居住，贺副司令去世后，部队将小楼收回，又重新翻建了，从外面看更豪华气派，现在不知分配给了哪位首长。
我的同学赵重江在19号甲住过。赵重江父亲有一间帆布厂，在院里开着一个小染坊，我还记得，院里是平房，一进院有一个大水池子，院子很大，里面整齐地搭着一排排毛竹架子，架子上整天晾晒着各种颜色的布匹。
赵重江是我们班上的一位人物。1968年他卫校毕业，没进人人羡慕的医院穿白大褂，却作为青岛第一批知识青年报名下乡诸城，而且去了诸城最贫困的山区桃林三官庙。那个群山围绕的封闭小山村，与外唯一的联系便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万籁俱寂的深夜，他收听到了《美国之音》；昏暗的油灯下，他把学马列的心得和想去苏联的计划写到日记上。那时"文革"尚未结束，"阶级斗争为纲"甚嚣尘上，他的举动被人告发，蒙冤入狱。然而，苦难与屈辱并没有压垮赵重江，反而把他磨练成一条汉子。出狱后诸城不接受的他回到了青岛，先是在茂昌蛋厂干临时工，后来得益于同组同学的帮助，就业于市南城建，凭自己的努力，获取了大学学历；凭自己的努力，干到了公司副总，退休后又干物业老总，不断实现自己的价值。

19号还住过警备区的梁副司令和苗副政委。苗副政委很平易近人，当年赵重江结婚时，借好的婚车临时有事来不了，可把他急坏了，虽然新娘就住在离赵重江家一路之隔的金口三路，但当时青岛的风俗就那样，必须有车接。苗副政委知道后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车借给他，赵重江坐着挂军牌的轿车风光地转了一圈。

20号曾住过一李姓人家，是当年“德士古”石油公司的职员，听说遇上空难去世。后来房产归了公，成为军产。

67军政委陈继德在20号住过，他也是55年的大校，后任总参政治部主任、副总参谋长、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等。20号还住过67军副军长秦镜大校，当年他可是单挑五个日本鬼子的战斗英雄呢！老红军、开国少将、67军政委钟炳昌也曾在20号住过，他曾荣获八一、独立、解放勋章。

不知现在20号住着什么人，那天我看到一位打扮时尚的少妇，将别克轿车停进20号车库，打开锁着的大铁门，领着两个等在外面的民工模样的中年人进了院子。

岛城著名的军旅作家李治亭将军住在21号甲，李治亭曾任济南军区《前卫报》总编辑、报社社长、 二十六军副政委、青岛警备区政委（正军级）。老将军平易近人，周围邻居经常可以在附近的小酒馆见到他，他也总是在海大对面的小理发店定期理发，在鱼山路高架桥下小报摊买报。李将军热心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特别是在关爱少年儿童的活动中，经常能见到他活跃的身影。

老红军、青岛市政协副主席廖弼臣在24号住过，他的夫人姚培玉曾任过市南区法院院长。比起这一对老革命，他们的养女廖晓东更“有名”。廖晓东与我们一届，1968年5月1日，作为青岛市第一批下乡诸城的知青，主动要求去了诸城最贫困的深山沟；1969年5月一日，21岁的她以一句“不能让贫下中农打光棍”而毅然嫁给当地一名31岁的农民名扬诸城；1970年5月1日，她的第一个儿子“五一”出生，她也就业在村里当了一名公办教师。1974年2月，廖晓东因黄疸型肝炎、肝坏死去世，当时她还不到27岁。
廖晓东的事迹在《中国青年报》和省市级报纸上有过长篇报道，还入选过1975年版山东省统编小学语文课本，诸城县委追认她为中共党员，山东省民政厅追认她为革命烈士，诸城、潍坊、青岛等地的青年中曾掀起过向廖晓东学习的高潮。 当年她的邻居曾见到24号院墙上晒着玉米面饼子，一打听，原来是她的养父母不同意她的婚姻，她为了表示抗议，自带干粮回青探亲。我始终觉得廖晓东作为诸城知青的标志性人物，却因为自己的幼稚、狂热、固执，短暂的一生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悲剧色彩，她是时代的牺牲品。

我们小时候，24号门前有一条漫坡土路通向后山，所谓后山，其实就是地势较高的土坡，上面没有楼房，坡顶几排平房，是北舰某高炮连的驻地，一块较大的空地，既是训练场，又是篮球场、电影放映场。记得每到放电影的日子，晚上八九点才开演，我们小伙伴下午四五点就拿着小板凳、马扎子去早早占地方。孩子们追逐嬉闹，兴奋异常，就像过大年一样。后山山坡上还住着葛、邱两户老百姓，种着几种菜，养着几只羊，为紧张的军营生活增添了一抹田园风光。
如今后山盖满了楼房，那天我们在路边一棵大树下，见到一位老者在劈木头，与他攀谈了几句，得知他是部队退休的老干部。他告诉我，高炮连早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后撤消了，“现在都用导弹了，高炮还有什么用？”后山的建筑大部分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盖的，24号门前的路还在，路北是部队宿舍，路南的几栋楼是政府的家属楼，仍是金口二路，是三、四十号了。我在42号院外看到一块“文化名人故居”的铭牌，那是著名作家刘知侠故居，他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是我们当年必读的最爱之一。

青岛地灵人杰，被称作“影视明星的摇篮”，与刘知侠同在后山的34号里就走出过一位—赵小锐。赵小锐1978年考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1983年主演香港电影《少林俗家弟子》正式出道，令他真正出名的是出演央视电视剧《水浒传》中的男五号李逵，并凭借这个角色获得第十六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配角奖。有一年青岛电视台评选岛城十大影视明星，赵小锐与倪萍、唐国强、张山等一起名列其中。

25号住过我的同学肖丽娜，肖丽娜高中毕业后下乡海阳，深受村干部和老乡们的欢迎，后被安排到烟台福山苗圃农场工作。可天有不测风云，有一次她老公无意中得罪了场领导，农场便勒令她停薪留职限期交出宿舍离开农场或回海阳农村，当时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离开海阳十多年了，村里早就分田到户了，哪有她们的立足之地呀？每当说起这段痛苦的经历，她都会潸然泪下。后来肖丽娜在两位初中同学周亚荣、于鲁辉和马元培的帮助下，调回青岛，被安排在园林局的一个下属单位，直至退休，她的女儿顶替她，在信号山公园工作。
我的另一位同学窦招娣住在28号，当年她父亲与人合伙买下这座两层别墅，一家一层，窦家住在二楼，前后两个阳台，前阳台可以看海，后阳台能够观山。院子分为前后院，院内亭台楼阁，鸟语花香，如同江南园林。58年窦父被划为右派，去崂山修水库，窦全家每月28元生活费，被逼无奈把房子上交了。文革后落实政策，窦家房屋归还了，却因房产分割，家庭中发生了悲剧。现在房子在窦家小弟名下，出租给外人居住。
我们小时候，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观念在父辈中还是根深蒂固的，窦招娣家中女姊妹五个，没有男孩，于是姊妹的名字就成了盼弟、招弟、领弟，直到最后有了一个小弟弟。窦招娣1965年初中毕业时，正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年代，她为表决心改名窦志耘，第一批去了青海建设兵团。在兵团她成了女瓦工，挖地基填烁石，打夯、掌夯领号子，什么活都干，还能跟师傅盖房垒大墙角。后来因夫妻两地分居办回了青岛，分配到印染二厂，91年发生工伤，但厂里没给报，经过漫长的上访之路，工伤办下来了，却无岗位安排，只好提前退休。退休后的窦招娣领着儿子在农贸市场自主创业，做出的食品创出了品牌，供不应求。后来她急流勇退，见好就收，退出了市场，休闲在家的她迷上了摄影。同学战友聚会，总会见到她活跃的身影，用镜头扑捉瞬间，让相机留住精彩。

金口二路在13号（双号是20号）处向西向北分出两条岔路，一条通向金口一路，一条就是金口三路。不知为什么，这里也是我们小伙伴玩耍的分界线，除了去后山，路口南边的院子我们似乎从未光顾过，其实这些院子里几乎都有我的同学：21号于明德，23号潘寿春、贾天伦，27号王玉香、王玉芬堂姊妹，31号牟玲莉。遗憾的是，这些同学几十年都没见了，同学们中也没有他们的消息，那天聚会时，有同学提起贾天伦，几十年未见，我完全把他忘记了，大家说起他的外号叫"狼"，我才想起来。不记得当时为什么给他起这样一个外号。但愿以后有机会能见到这些同学，或者能听到他们的消息，我会再在这篇文章中为他们补记上一笔的。
（后来同学聚会时见到过几位，补记如下：潘寿春初中毕业考入青岛商业饮食服务学校，毕业后分到枣庄饮食服务公司干厨师，后调回青岛公交公司在食堂工作至退休；王玉香二中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后就业沂蒙山兵工厂，十年后调到潍坊市公交公司工作）

城市的灵魂在于历史和文化，建筑和街道是书写历史、传承文化的载体。青岛的味道，并不是红瓦绿树、啤酒蛤蜊，而是千姿百态的建筑，曲径通幽的小巷。百年老楼里讲述着世代流传的悲欢故事，幽深小巷中流淌着绵延千古的韵味旋律。你要想领略青岛，了解青岛，我建议你去金口路。金口路虽然被许多人遗忘，平淡的历史也少人问津，但正因如此，这里仍保留着岁月冲刷的痕迹，保留着老街对历史的守望，金口路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编辑信箱 [e-mail]）

（文中钢笔画写生作者为青岛市钢笔画协会副会长王鹏先生，谨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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