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的挣扎

悠悠岁月

一个“黑二代”的平凡的世界（连载1.1—1.2）

悠悠岁月

第 1 章 童年的挣扎

1.1沂河岸边胆小的男孩

中国的鲁南地区有一个不大但却小有名气的城市——临沂，临沂城东临一条宽阔的大河——沂河。我的家乡就在沂河东岸，一个叫杨庄的大村子。这一段的沂河也许是最宽的一段，隔河相望就是古老的临沂城。虽说临沂以沂蒙山区著称，可是我的家乡方圆几十里都是一马平川，除了村东三、四里以外有个叫做沭埠岭的小土岭（现已被消失），村南约二里外，靠河边有个叫做“小皇山”的小岭（现为公园）。小时候，下湖（这儿把田野叫做“湖”，尽管没有水，下地说成“下湖”，也许古代田野里水很多吧？）割草放羊，看见东边远处蓝色的苍马山和西边的二龙山，觉得很神秘。家乡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因此村子也大，人口多。

（村子西边的大沂河）

很奇怪的是，这个名为杨庄的村子里，却没有一户姓杨的。村子由两条主要街道组成：南边的一条街叫做“前街”，北边的则叫“后街”。两条街道的最西端就是河堤（现在为滨河东路），河堤那边就是宽阔的沂河。村民们有的沿街居住，有的住在两边的巷子里，这些巷子高低不平、或宽或窄、七拐八拐。从西往东延伸500米左右，就是老村的东头了，村东是一个从后街延伸到前街的池塘，叫做“东大汪”，不知道这个大汪是怎么形成的。再向东，就叫“庄外”（也叫“东场”，因为过去各家的打谷场都在那儿）了，原先是没有人家住的，后来，有几户人家在那儿盖了房子。再向东，主要就是农田了，一直延续到沭埠岭村附近。村子北侧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小张庄，南面不远处是一个比小张庄大一些的村子——巩村。

 （村子后街，西头紧靠河堤。一条百年大街，记载着多少故事。大路古已有之，不过弯曲低洼，近年重修，房子都是1990年代后重建的，过去都是土坯草房。拍摄于2010年拆迁改造前夕。）

我出生于村子后街东头一个有着姐弟七个的大家庭，我连大姐、二姐什么时候出嫁的都不知道。只记得小时候，总共不到80平米的几间土坯草房里，还住着祖父母，二姑奶奶，所以非常拥挤。这几间房子包括堂屋三间，东屋（门向西开）两间，带过道的南偏房一间。房子比较低矮（还不算村里最低矮的）,墙都是土打的，屋顶是麦草的，堂屋的屋头上和屋檐有几行小泥瓦，屋头的泥瓦上还雕刻有龙的造型。而偏房（一间没有门的做伙房）和过道屋顶都是全草的。也许村东头的人最穷，所以房子基本都是这样，更差的房子是整座房子连一块砖瓦都没有的，没有木门，只是用高粱秸或玉米秸编个东西挡住。村子的中部有几家曾经的地主家的房子要高很多，用的砖瓦也比较多。但是只有二队的李家住着瓦房，而且房子上安装了带格子的“洋”门和带格子的窗户。我家的房子跨度很小，即使主房也只有三四米宽吧，东屋就更窄了，一张小床就顶着两面墙了，地面全都是三合土（石灰和泥土）砸成的。我家也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有一个破旧的炮楼。这炮楼是两层的，墙的底部有半米的方方正正的石块和很厚的砖头，墙体很厚，大约70厘米吧，是用三合土打成的，二楼的地面是很厚的木板，走上去发出通通的声响，有的地方由于腐朽已经出了洞。有一个木头梯子通向二楼，爬到梯子顶上，要用手抓住两边，才能上楼去。楼顶也是草的，带瓦沿。里面的面积很小。我记事的时候，炮楼已经破旧失修了，结满了蜘蛛网，里面放些农具等杂物，二楼上都是尘土。不过，我有时候爬上去，从没有玻璃的小窗口伸出头往外看，看见玩伴，喊一声他的名字，觉得挺好玩的。大概到了三年饥荒时期，炮楼就被雨水淋坏了，就拆掉了，只剩下两面厚厚的土墙。听母亲说炮楼是爷爷建的，是为了躲马子（土匪）。土匪来了，家人爬到二楼上去，楼梯口上用麦草挡住就安全了。在抗战时期，炮楼上还住过新四军的一个团长和他的夫人。

（养育了几代人的百年祖传土屋，院墙是1980年代重建的。）

作为虔诚的天主教信徒的最小的孩子，父母很爱我。受他们的影响，我自幼就善良、胆小、弱势。从懂事开始，父母亲就给我灌输宗教的道理，他们更是身体力行。饭前饭后必须划十字，每晚要跪着念经，礼拜天和重大节日晚上，念经的时间更要长。父母亲跪在板凳上，我们站在后边，低着头，双手合十，面向里屋墙上的天主和圣母像念经。父母轻声诵经，我们随在后边嘟囔。开始时，有些听不清，时间长了，就学会了。念完了经，大家划十字，说一声“阿门”，就该干啥干啥去了，孩子们可以出去玩耍。念完经以后，每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很轻。家里有几本教义的书（母亲称之为“道理书”）：《新约全书》、《旧约全书》、《天主教道理》等。认识字以后，我常常翻看，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记得那些道理书里都是让人做好事的。父亲对我要求是严格的，但是从不打骂我，母亲更是连一句脏话都不会说。所以，我们兄妹极少在外边和别的孩子骂架。“他家的孩子不会骂人”是乡亲们对我家的评价。也因此，我在外边玩，时而受到小伙伴们欺负，他们觉得“反正你不会骂人，好欺负”。受到欺负，我只会哭。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一个善良、胆小、弱势、只会笑和哭的孩子。乖巧也远非我所能，特别是走亲戚家，说话声音很小。

小时候，我常去外婆家，外婆家有舅舅，有好几个远的或近的舅妈，还有大表姐和能说会道的二表姐。去走亲戚以前，母亲总是叮嘱我“要称呼她们”，可是，我去了以后，总是不好意思称呼她们，即使称呼她们，也是声音很小，“像蚊子一样”。越是别人让我叫“舅妈”，我越叫不出声，因此，我常常被认为“不会说话”、“傻”。在母亲面前，她们少不了抱怨我。有一次去外婆家，表哥抓住一只小麻雀给我，我带回家，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一个小木盒子里养着，每天喂它东西。可是，不出两天，它就死了。我很伤心，就到菜园里挖了个坑，认真地“安葬”了它，还给它做了个坟头。

1.2 我是一个社办生

我报名上小学应该是在1958年。那时候，家长对上学不重视。学校招收新生，也不贴通知，就让在校的老学生回家看看邻居家有是否有适龄上学的孩子，给家长说一下，领着去学校报名。我是邻居家的玉环领我去的。玉环是小学高年级的学生，是住在我家对过的李二嫂子家的女儿，她那时也是一队和二队中唯一读高小的女孩子了（直到我之后的好多年，大部分女孩子不上学或只上几天就辍学）。她个子高高的，记得那时候她就像个大姑娘了。正值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年代，学校扩大规模，周围那几个小村子的小学都兼并到我村了。校舍分为两处，一处是西校，在村子西头，也叫“西学堂”，算是总校；另一处算是“分校”，位于后街中段的巷子内，离老校大约一里多地，叫做“东学堂”。东学堂大概是没收了地主家的房子，比普通民房要高出许多，带有砖瓦沿，但是墙也是土的。共有两所教室，东侧低矮的房子是办公室和老师的宿舍。一开始，我在东学堂上课。班里的同学都是本村的孩子。入学年龄不严格，同学年龄差别很大，我属于年龄小的，还有比我大好几岁的（玩伴们中还有好几个年龄比我大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入学比我还晚一年）。班长年龄就比我们大多数同学大好几岁，最大的是马大个子，他看起来就像初中生了。有兄弟俩或姐弟俩在一个班的。我四姐一开始就和我一个班，不久就退学了。前街张家兄弟俩也在我们班。老师往往挑大个子当班长。

首任老师是村子西头姓范的大姑娘，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个漂亮的大姑娘，个子高高的，大概是本村高小毕业。同学们挺喜欢她，特别是男孩们。但是，没多久，她就走了，进城当工人了。之后，来了一位中年老师，名叫张子元，他大概是正式的老师。张老师比较活泼、开放，但似乎被视为另类。冬天到了，天气非常冷，学校没有任何取暖设施，饿得面黄肌瘦的孩子们冻得直跺脚。有时候，正在上课，有个冷得受不住的同学跺了一下脚，大家就都跟着跺了起来。一时间，整个教室里都是扑通、扑通的跺脚声，老师只好停下一会，把自己冻僵的手缩进袖子里暖和一下。到了课间，张老师就领着同学们蹦跳，一边跳一边唱，“大家来跳舞，大家来跳舞，站成一个圆圈大家来跳舞！”挺有意思的。有时候，他还找一些柴草点火，让大家取暖。不过，没过多久，这个老师也就走了，大概被打成右派了。

大跃进时期，什么都没有秩序，教学不正规，几乎没有作业，更没有作业本、练习本。每个学生必备的是一个自制的小黑板，材料是木板、石板一类的，刮一些锅底下的“锅门烟”，用水和一和，涂在上边（连学校的黑板也是这样涂黑的），带到学校，用来练习写字，条件更差的就干脆找一块稍微光滑的小石板用，擦字就用破布。粉笔是极少用的，没有钱买，而且不耐用。条件好一点的是买一部分“骨笔”，这种骨笔比粉笔细，有一种骨感，故叫做“骨笔”，写字不太白，但是很耐用。更多的学生是到东岭上捡一些能在黑板上画出白色的白石头，叫做“石笔”。当然，用这些“笔”写字是很慢的。好在那时的课本很薄，课业负担很轻。课本的封皮不是很坚固，三姐或者二哥就帮我找旧报纸把封面包起来，好多同学都这样做。但是，有些同学的书不包封皮，因为他们找不到旧报纸。报纸是很稀罕的东西，我的旧报纸也是找人要来的。大跃进时期的报纸又薄又脆的，也不耐磨。如果能找到牛皮纸，就最好了，牛皮纸耐磨啊。我包书皮的习惯一直坚持到中学。所以，到了1978年，我复习参加高考时，翻出来十几年前的课本，还是完好无缺的。大跃进时期，特别是之后的特别困难时期，纸张十分匮乏，课本使用的纸是黄的、甚至黑的，除了扉页印红旗（下面是“国旗、五星红旗”的字）的是光滑的好纸，内文用的纸都很不结实。我喜欢新课本，每当新学期，发新课本的时候，我都很高兴，拿过来新课本，要先翻阅一遍。

学校里也没有课桌，都是同学们自备的。自带的课桌高矮不齐，基本上都是高一些的凳子或者过去母亲陪嫁的方板凳，自家缝的书包放在泥土地上，座位就是小板凳甚至砖头。教室内的地板也是泥土的，时间久了，坑坑洼洼，有些桌子腿需要用砖瓦块垫起来才行。开始时，我用方板凳做课桌，后来方板凳坏了，就把家中一把带扶手的老椅子的后背和扶手锯掉，扛到学校做课桌。这“课桌”我用完了又给大侄子用。椅子是枣红色的，不知道什么木头做的，椅背上雕着龙，是和八仙桌配套的。假如留到现在，说不定有收藏价值呢。

不久以后，我们班又转到了西学堂。西校在后街最西头，历史悠久，曾经是天主教堂的地方。大门朝西，大门上有四个用钢筋做的“杨庄完小”的大字。大门外的路西侧是一片菜园和庄稼地，菜园西边就是河堤了，去河边玩是很方便的。

（“西学堂”旧址位置图，1980年代搬走，小学西侧原来没有房子。这些房子都是八九十年代翻修或新建的。）

校园的北侧一溜有四口教室，都是草房，是一至四年级的教室，教室东侧是办公室，办公室东侧是地基高出地面很多的几间砖瓦房，是五、六年级的教室和学校领导办公室。适逢大跃进，大拆大建，操场变得很大。操场南侧前街的几户居民被赶走了，堵了前门，开了后门，墙壁里安上窗户，就当作校舍。我们班就在南边的土房子里上课。房顶是草的，墙壁是土的，地面也是土的，而且坑坑洼洼。“课桌”都是自己从家里带到学校的高低不齐的小桌子、小凳子。破旧的草房里、破旧的桌凳、穿得破破烂烂的孩子。

我们年级分公办班和社办班两种——公办班的老师是国家分配来的，多有正式学历，国家发工资；社办班的老师就是在本村找的有点文化的人，不领工资。公办班在学校北侧、靠近办公室的洋气一点的房子上课，社办班在南边很土气的民房上课。来自本村的一年级学生都被分到“社办班”。班主任兼任课老师是本村的郑作孔，按辈份我叫他三哥。还有的同学们叫他“三叔”或“三爷爷”。

郑老师个子不高，没经过正式培训，只是在本村上过小学。他祖上是石匠，人很精明。他上课的特点是喜欢讲故事，讲一会课，就给我们讲故事，什么《水浒》中的《三打祝家庄》了，《西游记》中的《无底洞》了，等等；记忆最深的就是一个名为《火龙单》的故事了。饥饿的孩子们没有任何学习目标，学习热情很低，听课听腻了，就嚷嚷起来：“老师，讲故事，讲故事！”、“三爷爷，讲故事！”，都养成习惯了。郑老师的脾气非常好，很少生气，常常是大家一嚷嚷，他就讲故事。

讲故事用的时间超过了讲课的时间，文化课对一些学生来说就成了问题。不过，我们班每次考试在全年级都是第一。原因在于老师自有妙计——反正自己监考，考试时，把答案抄在黑板上，让大家快抄。监考时，老师警惕性很高，不断朝窗户外窥视，看见检查的来了，就马上把答案擦掉。有一次，在上演这种“剧”时，郑老师发现检查的领导向我们教室走来，就赶快擦答案，可是有一位很牛的同学还没抄完，不让老师擦。老师坚持擦掉了，结果那同学和老师大闹了一场，大概把问题反映到学校领导那儿了。

社办班里的学生都是本村的，大部分本来就认识，下了课一起玩耍、打闹，非常自由，上课时也常乱哄哄的。教室南侧就是房主的家，家住前街的同学放学后常常爬过窗户抄近“道”回家——走房主的院子。为此，时常惹得姓孟的房主老太太怒骂，特别是调皮的男孩，时而搞点恶作剧，引起校方和房主之间的纠纷。

我的邻居们和在一个班里的有钟柳和文竹，他们都不是用功的学生。放学后，我们常常在牛棚外的牛槽上玩扑克，最常玩的就是“牵老驴”，我是常常输的。周日或假期里，我们一起出去割草、捡柴，去东大汪戏水。

班里经常有人丢东西：铅笔、本子、钱（尽管只是几分钱）。有人丢了东西，老师的“破案”办法就是让大家面对面坐着互相看，看谁脸红谁就可能是小偷，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步骤——“调查询问”。这是初小阶段最惯用的“破案”方式了。我自幼胆小，说话就脸红，因此每逢遇到这种“案件”发生，我就害怕别人怀疑我。但是，“破案”的结果往往都是一个很泼的男孩。

班长是比我们年龄大一些的范兴利，外号叫毛三，个子大，有力气，不过他是个老实人，比较主持正义，不欺负小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