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余子店——文/刘宏冰

千年雪魂

自我呱呱坠地起，余子店就如大别山间清泉一样，融进我的血液里，今生今世，挥之不去。

我出生的小村，因村前有一条大路从两山之间穿过，所以自古人们就叫她“土门”。以前这里属于伏山公社王楼大队新塘塆小队，现如今换了种说法，叫伏山乡七里山村土门居民组。不管名称怎么改，地方还是那个地方，细说起来倒也是人杰地灵之地。

开国将军陈明义就出生在我家祖居对面的两间茅草屋里，两家之间隔着一条宽不过五米的乡村道路。沿着这条路往东，行不过500米，就是抗日英雄、率队奇袭阳明堡机场的英雄营长赵崇德自小生活的地方——新塘塆。

记忆中直到分田到户之前，父亲母亲都是从新塘塆小队的一个黑屋子中领回粮食，或几袋稻谷，或几袋麦子，或几筐红薯。从新塘塆再往东，就是商城县第三区苏维埃政府从余子店东迁后的驻地王楼，因该地周边田地以往一直是王姓大地主所有，故得名。

从王楼再往东走，路一直通往大别山腹地，翻过山去就是安徽的金寨县汤家汇镇梅子河村。奶奶说，二弟陈明义，还有赵崇德，当年都是随区赤卫队一起，翻过那道黢黑神秘的山梁走的。

顺着这条路往西，走不到二里地，就是余子店。自打记事起，我沿着这条路，或跟着奶奶，或跟着母亲，或跟着姐姐，经常往返于前往余子店和从余子店回家的路上，在余子店读完小学，上完初中，然后又经余子店到更远的地方读高中，参军入伍，直到如今在他乡定居。几乎是只要离家，必先经过余子店；只要回家，必先到达余子店。

因为地理位置重要，余子店是大别山深山腹地通往县城和外界的必由之路。当然，如果你非要舍近求远，你也可以翻过东边那座大山到安徽，经梅子河四道河到汤家汇南溪然后才能到金寨县城，走当年陈明义和赵崇德参加革命的那条小路，如今这条路已经修成了能够让汽车通行的连接两省的乡道。

不过打小的记忆中，奶奶口中的安徽“蛮子”老乡都是扛着或挑着一棵或两棵去掉树兜树枝的粗大干松树从我家门口到余子店，或是一路躲躲藏藏避开林管站的稽查，到更远点的汪岗或是县城卖掉，再买回生活必需品的。

余子店也是从大别山西侧登上如今的国家森林公园金刚台的必经之路，由此可通往金刚台核心景观的古寨皇殿、月亮口、插旗尖、马鞍桥、平顶铺、朝阳洞、小西沟等险峰要地的最捷径。可见，余子店自古就是金刚台西麓脚下的第一集镇。就连余子店的得名，也源于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明朝少保余思铭。

据商城县志记载，余思铭乃元朝平章事余普清之子，江西人，元末避兵落籍商城。后起兵占据金刚台为根据地，豫鄂皖三省数县的穷苦百姓纷纷前来投奔，队伍发展迅速，声势浩大。义军组织严密，训练有素，杀富济贫，纪律严明，百姓称之为“余家军”。

余思铭据守金岗台与元朝分庭抗礼，元朝统治者数次派兵围剿。有一次与元军征战中，余家父子分散。余思铭追杀元军与征战返回的儿子在此地相遇，合力拼杀，大败元军，此地便被叫做“遇子店”。因余思铭姓余，且“余”与“遇”同音，后来这里就演变成“余子店”了。

家乡方圆十里的地名也多留有余思铭的历史烙印，比如有与义军旗帜有关的插旗尖、飞旗山、落旗场，有因义军与元军作战而得名的火炮山、鼓镇山、晾甲山、得胜岗、平岗，有与义军生产生活有关的里罗城、四顾墩、跑马场、千工堰、半边街、皇殿，有义军处决犯人的万人崖……

弹丸之地的余子店，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显然是因其位居控扼大别山出入之咽喉要地。国内革命时期，余子店是商城县第三区苏维埃政权所在地，后因革命斗争需要，搬去5里开外更靠近大山的王楼。抗战时期，张学良的东北军第十师曾驻扎余子店。建国后，解放军442部队也曾经余子店、里罗城、七里山前往金刚台平顶铺施工。

英雄所见略同，这话放在人们对余子店背后这座深山的认知上一点不假。当年大革命失败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撤出鄂豫皖苏区根据地后，留下坚持革命斗争的地方武装也隐身当年余少保据险抗元的大别山崇山峻岭之中，写下了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的辉煌诗篇。这里的山山岭岭中，红军洞、红军棚等红色遗迹随处可见，里罗城荷花池的红军医院旧址，花氏祠的东山墙至今留存的红军标语，一直诉说着那段烽火连天的革命历史。大山深处的朝阳洞，更成为中共商城县委坚持地下斗争的机关所在地。

当然，如果仅仅是这些，余子店与我不过是匆匆过客，并不足以让我一生念念不忘。她能融入我的血液，至少应是从我的父亲和母亲那里延续流传下来的。

母亲三岁丧母，姥爷在余子店街上做个小本生意，常常无暇照顾两个女儿。不到八岁的大姨便经常牵着年仅三岁的母亲，在充满邻里温情和关怀怜惜的余子店小街上，逗留在东家门口，西家廊沿，在光滑阴冷的青石板上不知走了多少个来来回回。后来姥爷续弦再娶了本家丧夫的兄弟媳妇，改嫁过来的陶姥娘带来了三舅和四舅，又生了妈妈姊妹仨人中唯一上过私塾和高小的老姨，但却没有为姥爷生下传承香火的男丁。

后来，按照当地风俗，三舅立继在姥爷名下，从此在廖氏宗谱姥爷廖业铨名下写上了长子廖永来的名字。或许是家神眷顾，三舅取回三妗后，先后生下了表兄少星、少学、少龙、少虎、少阔五兄弟，尽管姥爷没能活到看到孙子辈们都娶妻生子、子又生孙的家族繁衍光大，我想他老人家如果泉下有知，还是很欣慰和满足的。

大姨早早就成了家，嫁了在乡里当干部的大姨夫，我是不知他们什么时候也在余子店街上桥北头盖了房子的。自我记事起，大姨就在临街的门楼里摆一张缝纫机，帮人做缝纫做衣服，不管什么时候见到我们姐弟四人从此经过，大姨总会急忙起身，把我们拉进屋去，或是化上一碗红糖水，或在我们衣兜里塞上几颗小糖果，如果临近中午或晚上，那是一定要留下吃了饭才准走的。在那个家家缺吃少穿的年代，大姨留给我们姐弟无比温暖的关爱。

母亲不到十岁就到了离余子店街不到二里地的我家做了童养媳妇。好在爷爷、父亲在十里八乡也算是饱学之士，尽管奶奶不识字，但也是从县城下嫁到乡下的大户人家姑娘，倒也心地善良。如今让我想想，旧社会童养媳的苦难自是免不了的，不过我是无从得知。从我记事起，很少有人提及母亲当童养媳的过往。母亲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却很爱面子，从不和我们说起她幼年时的苦难。只是偶尔听她唠叨，刚到我家时太奶还在世，怜惜她从小没妈，经常背着奶奶塞给她一个黑乎乎的锅巴饭团，或是一个在柴火灶里烧熟的红薯。

刘姓是中华大姓，也是中国出皇帝最多的姓氏。以往素有“张王李赵遍地刘”的说法，如今这个座次已经重新排过，王李张刘，按全国人口计算，刘姓已经是第四大姓氏了。在余子店周边，刘姓虽然不算数一数二的大姓，却也人丁兴旺。乡亲们嘴里常说的“老刘家”主要聚居在余子店街桥南头，最初不过三五户，如今却是子孙众多，分门立户后已有二三十家数百人之众，桥南头早已容不下了。从分田到户开始，不仅是余子店街从南到北间或慢慢有了姓刘的房屋，就是在乡镇、在县城，甚至是北上广等大城市也有了刘姓子孙的立足之地。至于我们家什么时候从余子店街上搬到土门的，却从来没听大人们说过。倒是听奶奶说，太爷原来也曾在街上做过生意。

少年时父亲就跟着爷爷唱道唱戏耍皮影，文革破四旧那会儿，因为父亲上过学读过书，便当了几年生产队长。因为生性耿直，不愿弄虚作假，而且胆大到明目张胆地在割稻割麦时放纵孩子下田拾荒，打谷场上分给各家各户的稻草麦草故意不打干净，甚至私自给每家每户放宽自留地。

这样一个在当年那个浮夸风盛行的年代胆大到做出“犯罪”行为的青年，与大队驻队干部和公社领导是很难“尿到一个壶里”的。若不是爷爷和奶奶从中周旋，奶奶甚至打出了她轻易不张扬的在军队做大官的弟弟陈明义的旗号，恐怕父亲是要进班房的。

没了亲娘的母亲，大姐老妹成了她最亲的亲人。所幸有文化又长得漂亮的老姨后来当了小学老师，也嫁在余子店街上，老姨夫在县缫丝厂当工人，就住在大姨家隔壁。余子店街就成了母亲永远没有亲娘的娘家。

从我记事起，每年正月初一，我和父亲、哥哥姐姐们一起，都要到余子店街上去拜年。最先到桥南头姓刘的自家屋里，挨家挨户给长辈问好，若是到有爷爷辈的自家屋里，还要把老人家请到堂屋里方桌旁的靠椅上坐下，孙子辈挨个跪下给其磕头拜新年。等到我上初中以后，慢慢就没有人再这样正规其事的拜年了。在十余户自家屋拜完年，随后就到大姨和老姨家，再随后才到住在街中间的三舅四舅家和他们家表哥表弟们一起会合，再折回来在大姨家吃午饭。

午饭毕，大人们会聚在一起，一边烤着碳火，一边闲扯着一年的收成和生意，慢慢地日子好起来了，大人们就开始打纸牌、推牌九、打麻将，坐在一起烤火聊天的慢慢没有了。孩子们是没人管的，我们便跑在满河滩光滑鹅卵石的大河滩上，捉迷藏、扔石子、抓小鱼，也不知道冷，天黑了都不知道回，直到大人们在桥头扯着嗓子喊吃饭，才又聚到老姨家吃完晚饭恋恋不舍地被父亲扯着回家。

每年正月十六，在姐姐出嫁之前，母亲都要带着我回娘家，到余子店住上几天。哥哥姐姐们是不愿意再跟着母亲一起的。他们已经大了，不愿意被街上那帮淘气的孩子在后面跟着喊“戴罩头子拜年的”。家乡风俗，亲戚正月拜年是不能去第二次的，否则就叫“戴罩头子拜年的”，意思是为了混吃混喝不知羞耻。

母亲回娘家一般最少要在余子店住两晚，最多住四晚。十六那天从大姨家、老姨家、三舅家、四舅家挨家挨户走一道。开始一家只带一斤红糖一斤麻页（油炸的果子），慢慢变成了一斤冰糖一斤金果条，后来又变成了一斤白糖一斤红糖二斤麻页（或金果条），再后来就是整件的饮料和成提的酒水。第一天晚上母亲和我是一定要住在大姨家的，在母亲心里，大姨比亲娘亲，有什么委屈有什么难处，母亲都要和大姨说说体己话。不过这些是从来不当着我的面说的，只记得我和大姨家二表哥小表弟半夜睡醒了，大姨和母亲还坐在火盆旁边小声地说着话。

老姨文化程度高，后来又当了小学校长，自然见多识广，许是和常年躬身乡野、一字不识的母亲少有共同话题，或是母亲第一晚已经把心里话都说给大姐听了，第二天正月十七我和母亲住在老姨家时，我却很少有半夜起夜看见她姐妹俩围坐在火盆旁聊到深夜的。

如果家里没事，奶奶也不让人带信催母亲回去，母亲接下来会在三舅和四舅家再各住一晚才带着我回家。一般到了正月二十，田里的麦子和油菜是要赶在拨节前再锄一遍的，否则草就会“吃”了庄稼，影响夏天的收成。

因此，母亲经常是连续几年也难得在三舅或四舅家住上一晚。以至于母亲每年回娘家从余子店街上离开时，都会一大早再到三舅四舅家里辞行，反复说：三哥，莫怪呵，家里真有事；四弟，有空了我再来；以至于三妗和四妗也经常会念叨，是不是我们哪点做得不对，把三姑（母亲在廖家大门排行第三）搞得罪了，回娘家也不在我们家住了；以至于只要母亲遇事上街，三妗或四妗见了总要拉进屋里，必须得吃完饭才准走的。

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因为老姨是余子店小学校长的缘故，本来属于王楼大队的我，去了离家最近的余子店小学。尽管一年级还没上到一个月，赶上县里清理异地入学的学生，我便只好折回去再到离家三里多路的王楼小学上了两年。等到风头过去，上三年级时，我又重新转学到余子店小学，一直在这里上到升入余子店中学，在余子店继续读完初中。

因为大姨家的表弟、老姨家的表哥和我上下只差一岁，还有三舅四舅家两个和我一般大小的表兄弟，五六个同龄孩子们混在一起的欢乐是无法形容的。从此我便不分上学放学，不分白天黑夜、不分寒暑假日，整日和表兄弟们混在一起，一连几天不回家更是常事，大姨家住几晚，老姨家住两宿，三舅四舅家歇两天，一周便就过去了。

孩提时代的日子是最好打发的，春天河堤折柳，夏日塘里游泳，秋天田园摸秋，冬日山洼烧火，用废旧作业本叠成的灰包，鸡毛包上铜钱做成的毽子，废旧自行车链条做成的打火柴棍的火枪，甚至玻璃珠，破碗底，几块小石头，几根小木棍，都成了我们爱不释手的玩具。

最喜欢去的是挨着牛王庙那段河道中间的深水坑。那时候大山里流下来的河水还是清澈透明的，余子店街上的大大小小的孩子和水里大大小小的鱼混在一起，在大水坑里游。就连孩子们在水里嬉戏打闹的时候，也没见鱼被吓跑，许是它们钻进了边上的石头缝里，更或是它们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倒是记得有打水仗的孩子，用双手捧水猛烈攻击对方时，手里竟然捧出过小鱼来。

热天的中午，余子店周边村庄里的孩子都会到这里麻澡，再加上学校里偷跑出来的淘气学生，整条河里都是光着屁股的孩子。这时候河南边村庄里的女生上学是不敢从这里走的，她们不得不绕行很远才能到学校。

到一块的孩子一多了，总是要闹出点事情来的。于是在河里游泳的就会经常分成几帮，在水里展开猛烈的攻防，双方玩火了的时候，水仗就会演变成沙仗，甚至是石仗，于是就免不了会有学生眼里钻进了沙子，甚至头上身上挨了石块，所幸街上就有卫生所。不过如果有学生受伤去了卫生所，中小学老师很快就会被通知来交费，这时参加打仗的学生是要受罚，甚至是要请家长到学校来付这笔药费的，这样参加“武斗”的学生回到家里挨打挨骂自是免不了的。

上初三的时候，按要求学生都要在学校上早晚自习的。尽管大姨和老姨多次叫我就住在他们家里，学校铃声都能听得见。或许是向往和同学们一起住校打闹的欢乐，也或是渐渐长大了知道大姨老姨家终归不是自己的家，更或是为了晚上溜出去在街上找有电视的人家偷看电视连续剧《西游记》《霍元甲》时的方便，我坚持从家里背来了一架竹薄（用绳子把数十根两米左右的竹杆编在一起的简易睡具）、两条长板凳和一捆稻草，找母亲纠缠了很久才要了一床棉花被子，在学校集体宿舍里第一次支起了一张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床铺。

余子店中学和小学挨在一起，两个学校的后门之间是一片很大的操场，在余子店上学的七年间，在那个贫瘠的年代，那里承载着我们无尽的欢乐。虽然乡下的孩子没有足球排球，学校唯一的篮球、篮板和球场永远被个高体壮的高年级男生占据，以至于我至今对除了乒乓球之外的球类体育项目都提不起兴趣。回想起来这和我那时在学校的体育运动只有乒乓球和跑步是分不开的。

学校体育器材缺乏，不代表乡里孩子就没有娱乐。操场被人占据，不代表就缺少游乐的场地。中小学之间的那一大块长满荒草的场地，就成了我们课外活动的乐园，以至于中学的很多学生连上厕所都不在学校的厕所去上，而非要越过这块空荡荡的平地到远在余子店大队东边的小学厕所去解决。为的就是来去可以在场地上和同学们或追逐疯跑，或架腿斗鸡，或打溜溜抓石子下龙棋。

喜欢安静的女生，则三五成群聚在操场北面的山坡下晒太阳，看男生嬉戏打闹，直到被几个淘气的坏小子丢只或青蛙或水蛇或老鼠而吓得作鸟兽散。

学校的上院是一排新盖的教室，墙是用从很远的地方拉来的机制红砖砌成，窗户也要宽敞明亮很多。那时的余子店中学只有三个年级，每个年级两个班，而且越到高年级学生会越少，甚至到三年级下学期快要中考的时候，就只能合为一个班上课了。

记忆中的余子店中学四周盖满了瓦屋，不知什么时候先盖的下院是教师宿舍和学生寝室，墙是青砖砌成，西南角有一栋三间两层的木阁楼，我曾和几个淘气的教师子弟们偷偷爬上去掏过燕子窝，并被住在上面的体育老师抓住狠狠地训了一通，若不是学校教导主任的弟弟和我们一起，传说颇有武功的他甚至要动手揍我们，自此我们再不敢进去那木楼了。

父亲对我寄予了厚望，希望我能在中学考上中师或中专，早早成为吃商品粮的捧上金饭碗。因此在我初二毕业的时候，他又设法为我争取到了有限的留级生名额让我留级。可让他失望的是，因为经常上课偷偷看小说、晚上偷偷跑出去看《西游记》《霍元甲》的我，第一个初三毕业毫无悬念地与中师中专无缘，而只考上了伏山农中。

每天组织劳动的农中生活让我很是厌烦，在那里没读到两个月，我便趁偷偷骑车进城看录像被大哥逮住的机会，干脆辍学回家安心当起了农民。从学校把东西搬回来的那天，父亲一句话没说，坐在门前的石墩上抽了半包烟。第二天我不敢见他，一大早就牵上家里的老牛上山了。

辍学在家的日子，同一个塆子几个早已辍学在家的小伙伴每日上山砍柴放牛、下河麻澡摸鱼，日子过得倒也踏实。

没想到的是，不知是父亲的吩咐，还是高中毕业招工成了村电工的大哥不愿我在农村沉沦，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反复到余子店中学找了好几次学校领导，尽管我极不情愿，但望着大哥和父亲板得铁青的脸，我只好又乖乖地翻出书包，重新和当年低年级的学弟学妹坐在一个教室里忍着他们诧异的目光，又回到了余子店的怀抱，重读初三。我也因此成了余子店中学最有名的老油条，同周边几个村的很多兄弟姊妹一起上过学，用时下流行的话说：同学遍天下。

世事难料。因种种原因，在余子店中学的第二个初三毕业，我还是没有考上父亲希望我读的中师或中专，最终去了离家七十多里的达权店高中，而且上到高二时还是辍学参军入伍了，从此远离了留给我童年和少年欢乐的余子店，只是在探亲休假时轻轻地走近她，又轻轻地离开。

然而无论何时何地，若是遇有一个县的同乡问起我老家在哪里，我总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他：余子店往上，再走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