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校园情

萧酒言

<h3>人上年纪了,难免怀旧,除了生养自己的故乡,还有一些地方值得怀恋——学习和工作过的环境。哪怕那里环境如何艰苦、闭塞、寒碜、不尽如人意……</h3><div><br></div><div>1981年毕业后被行署人事局派遣到阳高,想留在县城,新二中校长还专门领着我和小宋到教育局要人——那时文科毕业生很抢手,许多单位都想要,但上面不允许改行。时运不济,距县城一站地的老二中高中补习班开学以后一直没有语文老师,俺成了“香饽饽”。小宋是理科,下面不缺,留在了城里充实县城中学,我被发配到了乡下。上帝常常这样捉弄人,那工作包分配的年代,愈是不吃香的专业愈能分配到称心的单位,愈是吃香的专业只能到偏僻的没人想去的地方。古人云:“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只二三”,上帝对我很刻薄,连这人人都有的“二三”也吝啬赐予。</div><div><br></div> <h3>(一)崇文重教</h3><div><br></div><div>学校所在地是个大村庄,是乡镇所在地,有个小车站,还有驻军,比较繁华,人称二阳高,有近万人口,许多人同住一村互不相识。主街两旁店铺林立,百货、土产、粮站、菜铺、缝纫、医药、饭馆,应有尽有。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村子居然还有一爿书店——“一分钱”图书馆,且读者还不少,除了中小学生之外,还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农民。每当农闲时,这个书屋几乎饱满。一分钱图书馆始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村民张国祥负责经管。据皂人老师回忆,张国祥是村里的文艺型人才,村里排练文艺节目总少不了他,编导、演出样样都行。图书馆由最初的几十本书发展到上万册,受到县、市、省各级文化部门的表彰,并被大力推广。据说建馆之初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借阅率,大队(当时村委会)干部采纳了张国祥的意见,每借阅一本书只收一分钱。</div><div><br></div><div>下午放学后,我们几个外地来的小伙子上街闲逛,发现有个图书馆,很是好奇,于是进去看看有什么好书。没有公园,没有影院,没有休闲娱乐的场所,尚未脱尽书生气的我们只有从书中找乐了。张馆长一看我们衣着打扮、言谈举止不像本村人,猜到是高中新来的老师,于是热情地聊了起来,给我们推荐了一些名著。临别时他说乡亲们阅读的积极性很高,就是不知道该读些什么书,该怎样读,希望我们能抽时间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四个文科生,我代毕业班没有时间,建奇口才很好,这个光荣任务非他莫属。讲座很成功,听众比我们预想的多得多,且反响很好。后来我们再去借书都不用交押金,还书时也不收钱,无论借多长时间。彼时已开始收费,每天一角。别看不起这一角,当时的钱值钱,一角可以买不少东西,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工日工资的十分之一。</div><div><br></div><div>这个村很尊重教育,很崇尚文化,原先除了有老阳高二中外,还有一个地区办的中专学校——阳高农校。当年,比我大十八岁的姐姐就考入了这个中专学校。改开之后,阳高农校下马了,没再招生。每当我们上街,总有家长向老师问好。但我当时并不感到荣耀,赧颜满面,头都不敢抬。虽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荣最崇高的职业,可有谁看得起“臭老九”?有几个人乐意终身从事这种“光荣”而“崇高”的职业?还记得拿着派遣证报道时遇到村里的一个本家兄长,也是教师,问我分配到哪里了,我回答学校。他说:“兄弟,没门没窗一辈子吃粉笔面去吧!”他深有体会。他毕业于国民党军校,后来投诚,赴朝,转业后回家乡当了老师,工资几乎比一般农村教师高出一倍。俗语说,家有二斗糠,不当孩儿王。除了当军官时,没见过他扬眉吐气,可见教师地位之低下。有能耐有背景的同学都改行了,留下来的出于无奈。人老没出息,只有到了两鬓霜染时听到有人称呼“老师”才可稍稍得到一点慰藉。</div><div><br></div><div>两年后我离开了这个学校回到老家,但仍然不时想起这个图书馆。</div><div><br></div> <h3>(二)另类游戏</h3><h3><br></h3><div>学校不大,教职工二三十人,除少数几个带家眷的在校外租房居住,其余都住校,哪怕学校离家只有五六里,所以比较热闹,不显得寂寞。然而每天憋在那个小天地里,日复一日干着重复而机械的工作,不免郁闷。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可当时学校职工清一色男丁,仅一个女性已是人到中年,早有归属,一放学就钻进自己的小天地里忙家务,再不露面。当时学校实行大礼拜,上两周休两天。尤其不放假的那个周末,学生放学早,没有晚自习,颇感无聊,于是有人想到了小聚餐。聚餐总得有人破费吧,那就请喜神吧,譬如某某老师涨了工资,应该请客吧?某某老师近日女儿结婚,应该请客吧?某某老师上个礼拜儿子订婚,应该请客吧?甚至某某老师的孩子相亲,不管成与不成都应该请客。家有喜事,乐意做东,慷慨解囊,花个五七六元,打发一个腿脚快的年轻人上街买点儿瓜子、花生、糖果和一些零食,当然还有一盒烟卷、一瓶高度薄酒。大家一边大快朵颐,一边起坐喧哗,不知不觉时间就从欢声笑语中溜走了。遇到双喜临门者,份子钱自然比一个人掏得多,夜宵就丰盛些,买些熟肉等下酒菜。然而喜事不是经常有。没有喜事之时,就有人牵强附会地凑一些“喜事”给某个没有买过单的同事,某某老师的小舅子结婚了,某某老师的外甥女考住学校了,亲戚的喜事也是他的喜事,应该请客。大家笑一阵子,这个老师在笑声中“无奈”地掏出了钱。有一次,大家实在挖掘不出什么“喜事”,D老师突然提出G老师应该请客,大家问他G老师何喜之有,他一本正经地说:G老师老婆出院了!众人大笑,摇摇头反问,这算什么喜?他说,G老师老婆的病治好了,这算不算喜事?大家都被他问住了,连连点头。G老师老婆住院,拿不出足够的住院费,是大家主动帮他凑齐的,所以G老师感激不尽,也愿意借此机会谢谢大家。大多数情况是打拼伙。所谓打拼伙就是皇上吃煎饼——均(君)摊,每人出一两块钱,打发人出去采购。后来感觉这种平均摊派的方法犹如老和尚的帽子——平不塌,没什么激情,废除了,干脆抓阄。D老师撕了一张白纸,在上面写上不同的钱数:五毛、二毛、一块、两块、八毛、三块……其中还有白吃,还有一个跑腿。在每一项下面引出一条线,依次标出1、2、3……把上面那一部分折叠起来遮住,每个人选一个序号,然后对号掏钱。抓到三块就掏三块,抓到二毛就出二毛,抓到白吃就白吃,都是运气,别怨天尤人。D老师自己没得选择,人们挑剩下的那一项就是他的。收好钱,采购东西自然是“跑腿”人的营生,责无旁贷。每个人花不了多少钱,大家难得乐一回。后来我调回来了,呆的地方比那个学校大多了,但始终没有那种亲切热烈的氛围,没有那种一人有难大家互助的风气,日愈久愈怀恋那个年青人不想呆的地方。</div><div><br></div> <h3>(三)人才济济</h3><h3><br></h3><div>尽管学校职工不多,但能人麇集。校长单名一个劣字,三十来岁,很有魄力,个头不大很精干,是从小学联校长位上提拔上来的,做派还是小学那一套,刚愎、独裁,板着脸孔,动不动训斥人。开会时先讲一套大道理,冠冕堂皇,同学老Y笑称其为“马列老太”——这个绰号源于当时的一部电影,主人翁习惯用“马列主义”大道理教训人,喜欢给人上政治课。</div><div><br></div><div>教导主任也是外县人,代地理,肚里墨水不知多少,表面一副学究模样,近视眼镜的度数很大,一圈一圈的。由于瘦所以显得高,谢顶,做事没有原则,惟校长之命是从。学校屋舍紧张,我们办公都在一个大房间里,不分文理,不分职务。校长和教导主任共用一个办公桌,二人面对面办公。校长背靠后墙,面向大家,便于监督。教导主任双名泽民,大概自己都觉得名不副实,给大伙争不了一丁点福利和正义,唯唯诺诺,故自嘲曰:我是面朝领导,背向群众啊……</div><div><br></div><div>大家一个屋子办公也有好处,红火热闹。你研究数学,他突然插进来了物理;你正在读学生的范文,他哇哩哇啦地讲起了英语……另一个优点是大家凑在一块便于磋商,取长补短。一次,化学老师问身旁的语文老师小Q“三言二拍”(大同人读pia)都是啥,Q老师沉思片刻答道:说了三句话,谝了两句呗。很幽默,大家都逗笑了。其实Q老爷子也未必真的知道,好在他还算反应快,没穿帮。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的文化水平从他平时的言谈举止足可窥见一斑,发现Q老师平素跟大家交流时连起码的文学常识都不懂,他是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本省某大学文科毕业。</div><div> </div><h3>学校能人很多,有的甚至身怀数技。经过实践检验,大家评出万能排行榜。万能一号是S老师,懂无线电修理,经常瞎鼓捣,什么收音机、电动机、潜水泵……凡是有螺丝的都能拆开再装上。S老师和家属长期两地分居,离得很远,渐渐夫妻感情疏远,以至于离婚。大礼拜的周末下午别人都归心似箭地离开学校,他一个人习惯了开小灶,到供销社买点豆面,用醋点懒豆腐。这种豆类食品加工的细活儿只有他能胜任,也只有他有这样的兴趣,我听都没听过供销社还卖豆面。万能二号是D老师,学校的电路基本上由他承包了,修理桌凳、门窗等样样在行,但他的技术属于粗放型的,因此只能屈居第二。还有万能三号、四号……许多老师都是从初中小学调上来的,属于万能型的,缺什么教什么,领导让代什么就代什么,不像我们这些刚从学校出来的小青年动辄违逆领导:“我不是学那个专业的,代不了!”讨领导嫌。因为有他们,学校省了不少开销,大家省了不少麻烦。我哥姐都说我心不灵却手巧,样样不精可行行都会,但在这个小小的学校里,我根本挂不上号。</h3><h3><br></h3> <h3>《叹马》</h3><h3><br></h3><h3>原为上界一神骥,</h3><div>误落尘凡引耕犁。</div><div>伏枥犹怀千里志,</div><div>难寻伯乐展雄才!</div><h3><br></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