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滴血的山茶花

Kangmei

作者：于燕

艰巨的血源组织工作

採血组全体成员:右起黄抗美、于燕、孙秀敏、陈邑南、韦先生、周富兴。

　　1979年初春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前夕，按照部署我们32医院院部与一所驻扎在广西靖西教导队。院部设在教导队路口，我们住在用竹篾搭成的简易房内，在长满青草的地面上摆放两条长凳放上床板，一张简易的床就算搭成了······。虽然比较潮湿，但总算有个窝可以落脚了。全体参战人员即紧张严肃又有条不紊地做着战时所需的各种准备工作。

此时的靖西县城已经进入临战状态，尽管山水很美也没心情去欣赏。记得在临战的前几天，我到县城联系有关事宜，走在通往县城的大路上，不时地看到老百姓肩挑手提，神色焦虑，匆匆地往后方转移。县城里的店铺大部分都关了门，街道上人烟稀少，看了心里只觉得紧张。祥和宁静的景色就要被一场突如其来的血腥的战争破坏，谁又会预料到今后的情形呢？

反击作战还未打响之前，我记得有时会到离教导队还有较长路程的县城购物或者办事，路上看到一辆辆已伪装好的军用卡车、吉普车从身边驶过，经常有车嘎吱一声停在我们身边，热心的战士司机就会从驾驶座旁伸出头，微笑地招呼着说，上车吧，女兵们！看着这意想不到的状况，我和战友们都会相视一笑，立即跳上车，免去了许多劳累。车上，我们与开车的小战士聊天，问及为何会主动停车让我们上车？那个小战士即诙谐又严肃地回答说，到时打仗我受伤了，你们要及时救我喔······。尽管那场战争已过去30多年，但这句话一直记在我的脑海里。我们当时听后心情都很沉重，只能默默地祈祷他们平安无事。

协调会上担重任

　　我当时在医院医务处，负责战时统计（给前线指挥部按照旬、月、日时间段上报伤病员等有关情况，后来由于战事紧张就变成一天多报）、资料收集、抄报材料和血源供给工作。

开战前，在尹开祥院长、谢景明到院长、医务处孙景礼主任、政治处童江阔主任等领导的带领下，我与他们一起前往靖西县委、县政府召开有县委、县政府领导和县各机关事业有关部门、企业、学校、医院等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共同商议战时军民团结协作的有关事宜。通过座谈协调，军地双方明确了各自的责任。会上，县委书记、县长（名字记不清了，查一下靖西县志可知）一致表示，一切为了前线，地方一定会全力以赴支援部队，保证部队的军需物资供给，并特别要求参会的县各机关事业有关部门、企业、学校、医院等负责人要按照部署组织好人员，听从指挥，无私奉献，保证战时血源供应。（在靖西，老百姓最忌讳抽血，他们认为那是卖血，很丢人的。）后来事实证明，靖西的老百姓为了抢救前线伤员，义无反顾地献出了他们的鲜血，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为了方便物资需求，协调会上，还特别明确了32医院只有我报上名字，才可以进入百货大楼、糖烟酒公司等单位进行购物，其余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去。我就成了临时的“军需官”，责任十分重大。

血源组织很艰巨

　　2月17日凌晨，随着一阵阵炮声响，拉开了自卫反击战的大幕。打仗是要流血，要付出生命代价的。第一天还很平静，从第二天开始，那些有的血流满面、有的缺胳膊少腿的伤员就一个接一个陆续送来了。那个血腥的场面，那个残酷的情景，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有时会被惊呆，心情是难受而复杂的。只有经历过战争才能感受到当时那种特殊的心情。一个又一个的伤员从担架上抬下来后，放在教导队前面的操场地上，一所所有的医生即进入紧张的检诊，有的需要包扎，有的立即手术，所有的战地救护工作全面展开······。

组织血源和采血是一项辛苦艰难又很重要的工作。当时我与黄抗美、孙秀敏三人是一个小组，她们两人负责采血。在伤员多、用血量大的情况下，每天不停地抽血，确保了血液的供应。往往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甚至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非常辛苦。记得在教导队楼下的病房里，伤势较轻的伤员都睡在地铺上，她们两人与其他护士神情凝重，动作快速，争分夺秒，毫无怨言地跪在地上，一个接一个地为伤员们进行打针输血、输液、注射破伤风疫苗等救护。她们心里清楚，时间就是生命，能抢到一分钟哪怕是一秒钟，就会多挽救一个战友的生命，救死扶伤的职责在这里再次得到升华。为此，在前线采访的解放军画报记者陈玉先深深地被感动，专门用素描的形式赞扬了她们。

我负责血源组织，每天坐着救护车（战前，尹开祥院长曾下令，这台救护车只有院长和我可调配使用，因为我要到各处去寻找血源），在地方卫生局韦同志的带领下，不分白昼黑夜满县城奔波，四处找人献血，再苦再累这项工作一分钟都不能耽搁。使我感动的是，在那个特殊岁月，当地的老百姓毫不吝啬，不记报酬，献出鲜血，无私奉献。记得有天半夜，一批在校的学生排着队来献血，这些学生还在生长发育阶段，有的学生抽不到200毫升就晕了过去，当场晕了好几个，可是他们仍然坚持着，说不要紧的，能抽多少就抽多少。多么朴实的一句话，尽管不是豪言壮语，却让我记住永久，真正感受到当地群众拥军的精神，向他们表示敬意！

那段时间组织了多少人来献血，血源达到了多少毫升，已记不清了，我也同其他战友一样是尽心尽职的完成任务。

繁杂的战时统计工作

　　在组织血源的同时，我还兼做战时统计工作。这是个细致又复杂的事情，每天除了要下到病房伤员床前，一个个登记姓名、年龄、部队番号、受伤部位、是否留院、是否后送等等信息外，还要多次地给前线指挥部、南宁指挥所卫生处电话上报伤员的各种数据，经常是我正在做统计或吃饭洗澡时，就会听到一所刘宪武所长喊我接电话上报数字，有时一天要接7、8个电话，把我忙的团团转。后来我建议上级每天固定时间上报数字，他们也采纳了这个建议，保证了统计数字准确及时。

为保证战时统计准确无误，我在战前设计、打印了一套表格，真正开战后，那些表格还在不断修正完善。记得第一天伤员送下来，我把从前线已经牺牲的人员一并统计到了死亡人数栏里。尹院长看后发现数字不对，死亡人数不会那么多。当时，医务处蔡惠良助理员诚恳地教我：从战场上下来的，还有生命体征的，后经抢救无效牺牲的人员才能统计进去。按照这个统计方法，后来上报的手术、救治、后送以及伤亡人员的数字均准确及时，达到了上级的要求。

战后，在谢景明副院长的指导下，结合自己的实践，编写了“战时统计工作的做法”的文章，发表在20分部《战时卫勤保障》的资料汇编中。

　　《战时卫生统计工作的做法》，刊登在广州军区后勤部20分部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资料汇编上。

撤军消息惹批评

　　记得自卫还击战的后阶段，有一天，我给南宁指挥所卫生处陈德瑞助理员打电话要100个伤员后送袋（送往后方医院的伤员每个人都要用）。当时陈助理员就问：你要那么多干什么呀？我回答说：用啊！他即答说：都快撤军了。我一听到这消息，心里直高兴，就不经意地脱口重复了一句：啊，要撤军了？随后我就忙别的事去了。过了会儿，有个战友传话说，尹院长找我有事。当我推门进入院长办公室时，他手上拿着一份文件，沉着个脸非常严肃地问我：“你是怎么知道要撤军的？我这才刚刚拿到绝密文件，一所那边的人都知道了。”我当时听到就吓懵了，说没有啊，极力在分辨着。后来我绞尽脑汁想了半天，终于明白事情的原委，问题就出在我重复的那句话上。因我们临时住的是用竹篾搭成的房子一点都不隔音，我惊讶之中重复的那句话被隔壁的人听到后，马上就传出去，好多人也就晓得撤军的消息。撤军文件是绝密的，更是一件严肃的军令，还好没造成严重后果，但是卫生处的陈助理员也由此受到了批评，他也在电话里批评了我。虽然我有点冤枉，但还是要吸取教训。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好笑。

右起孙秀敏、黄抗美、于燕、陈淑桂

患难之中见真情

　　在长达一个多月的自卫反击战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是难以忘怀的：

开战后，我记得宜山地区医院的一位医生（具体名字记不住）奉命来教导队一楼的病房参与救治伤员，我外出办事顺便帮他带了两条烟。这位医生当时已经很劳累了，想休息一下

便拿出烟来吸。刚拿出一支准备点上，这时躺在病床上的一个胸部受伤的伤员用微弱的声音说，医生请你也给一支烟，接着其他的伤员也提出同样的要求。这位医生二话没说，含着眼泪把香烟一支支发给了伤员们，买来的两条烟他一支都没吸着。我当时在旁边看到了这情景，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后来这位医生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牺牲在宿舍里。

我还记得开战后不久的一个下午，随着一车伤员的到来，一位排长模样的军人（可惜不知他的名字）跳下车，立即把随身背着的军用水壶里的水倒出来，一边倒一边说，再也不喝那边（指越南）的水了，还是祖国的水甜呐。接着，他从伙房门前的行军锅里盛出一碗已经凉了并结了坨的面条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因当时战友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抢救伤员，顾不上吃饭）。吃完后，这位排长就靠在电线杆坐下，忍不住热泪奔涌，悲伤哭喊着，“我的一个排的兄弟呀都牺牲了，都留在了那边······”，整个排就剩下他自己，哪能不痛心呢！我当时正要去病房统计数字，目睹了这一切，至今那哭声永远地记在我的脑海里。

採血组成员：孙秀敏、黄抗美、于燕

　　30多年前的那场自卫反击战使我经历了战前的紧张、战中的辛累和战后的喜悦，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希望那些血腥的情景永远不要重演，愿那些牺牲的战友们安息。

　　当我从战场上凱旋归来，我看到满山遍野盛开的美丽山茶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