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父亲

吴昊天

父亲已经离开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们，到今天已经整整十三个年头了。

十三年前的正月十四，我在上海，下午五点左右时，接到母亲的电话，说父亲过世了。虽然知道父亲沉疴已久，但接到消息仍是心急如焚，草草收拾完行李，一边订机票，一边朝虹桥机场赶去，并请长沙的朋友帮忙，接机送回老家。那种失去亲人"奔丧"的感觉，虽已过去十三年，仍是历历在目。

这次过年，因女儿还在国外，家里要留人等她回来，我就一个人回了老家。这几年，逢母亲生日和过年，回去老家，已是必选项，当然出差顺路或者其他节日，也时不时回去一趟。母亲已经八十三四了，我已不再劝她过来过年，也有点不敢。从湖南到深圳，即使坐高铁，加上两头的路程和候车，路上也还是要折腾一天，怕老人家身体受不了。

过年回家，大年三十要去父亲的坟头去点蜡烛烧纸，老家人叫"送亮"，大年初一也是要去的，这是去拜年。不止父亲的坟头要去，祖宗坟山多半也要去的，照例的都是点蜡烛烧钱纸，烟花爆竹放的冲天响，哪家的后人多后人有孝心，听各个坟头上的鞭炮声就知道了。母亲说，以前她耳朵好使的时候，坐在家里，就知道哪家哪家的回来了，她说的就是指去拜坟头的事。

父亲去世的比较早。到2004年的时候，父亲已经中风十多年，卧病在床也有六七年了。听我母亲说，有一年的一天，天擦黑的时候，父亲从屋后的水渠上下坡，走进家里的后门，有几步走路走不稳，母亲以为他又在村民家里喝多了酒，还打趣了几句。那时候乡里人真不懂这些，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如果马上去医院检查，安排治疗，注意生活和劳作，父亲应该会活的更长，也会活得更有质量。

父亲出生于1931年，民国二十年，比母亲大两岁。父亲出生在一个中农家庭，听我母亲说，祖父家还是有不少田产，主要的是父亲的二伯父在外经商赚了钱，回家置了田产，这位二伯爷极是大度，置的田产拿出一部分给了他的各个兄弟，因此我祖父这一辈，吴家兄弟多，也有不少田产，在当地影响也不小。

在我父亲还小的时候，不知道叔伯祖父中的哪一位，膝下无子，我父亲被过继了过去。这位过继过去的爷爷，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在众兄弟中排行第几。但在以前去上坟的时候，母亲曾经指着祖宗坟山的一座告诉过我，说这就是过继爷爷的墓，我当时自然知道，但后面又搞不清了，所以说靠什么过继来继承香火，看来不是很靠谱。

父亲家里兄弟姐妹不少，但在父亲只有几岁的时候，一场天花袭来，一家人中四五天之内就死了三个，母亲曾经学给我听，说祖母刚开始时还伤心痛哭，到后来都麻木得没有什么感觉了，因为来不及为死去的伤心，还有那么多活着的不知道能不能还能活下去。最终的结果是，父亲的兄弟姐妹还剩下六个，我父亲、一个哥一个弟，一个姐两个妹。不过，从十几年前开始，到五年前，他们六个都先后亡故了。

可能是我父亲小时候被过继到他叔伯家的缘故，我从小就感觉到奶奶对我们一家不怎么亲，应该不止我一个人有这个感觉，我们兄弟姐妹感受都差不多，在我刚记事的时候，记得是一个太阳天，在堂屋里不知道我母亲什么事跟我奶奶争吵了起来，我奶奶在灶台附近，揪住我妈，一把把她掼倒到双幅门（也就是堂屋大门）门槛上，那时候我的小妹还好小，被我母亲抱在怀里，我大概应该是五岁这样子，对奶奶这个动作感到好震惊，也一直不能释怀，这个印象也一直留在我脑子里。倒是没有说我奶奶多么差多么恶劣，我爷爷三十几岁就过世了，奶奶一人要带大六个儿女，没有一点韧劲和性格，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妈年轻时的个性和脾气也是极强的，估计也可能是什么事惹恼了我奶奶，但我们不怎么亲近我奶奶倒是真的。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冒着雨穿着套鞋，走过几里泥泞的乡间小路，跟着父母亲去给外婆奶奶家拜年时，我们兄弟姐妹都好喜欢去外婆家，奶奶家总是让人感觉不到那种温馨，冷冷清清的，可能也因为我婶很早就离开了我叔叔，家里缺少一个女人的缘故吧。当然也不要紧，奶奶和外婆这对亲家，相距只有100来米，每次去奶奶家时，外婆家是必去的，反之也是一样。

父亲和母亲因为两家离得比较近，差不多是青梅竹马吧。听他们说起过小时候的事，好像曾经一起读过私塾，但从后面的情况看，我母亲应该只是在私塾里玩，因为她并不识字。父亲读了一年还是两年年私塾后应该就没有读书了，因为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要出来帮手，应该是只有七岁左右时，他就开始作为家里的劳力，开始干活了。父亲的个子矮，应该只有一米五刚出头，这肯定跟他年少时就出来劳作有关，家里农耕不说，只说从灰山港挑石灰，从石井头大山里挑木炭，几十里路，一天只能跑一趟，自然是尽量多挑，营养又差，身高自然会受影响。

父亲读书不多，但人极是聪明。私塾虽然就读了一两年，却写得一手好字，在我记事开始，看到的毛笔字写得东西，大都是父亲的手笔。家里谷仓上的"壹"、"贰"、"叁"、"肆"等，晒东西的晒垫、晒盘箩筐上的"春记"或者是他自己的名字，一直到生产队里队屋上的各种文字，包括生产队仓库里没有入仓的稻谷防盗需要盖灰印的石灰盒上的题字，到处留下了他的手笔。那时很少有人贴对联，否则到了过年时，父亲肯定会帮自己家和邻居家写上几幅的。可惜，现在已经年月已久，这些东西都已经找不见了。

父亲很有领导才能。刚解放时，父亲十八九岁，乡里组织了民兵营，估计是共产党政权刚刚建立，基层建立民兵组织是为了巩固政权。民兵组织是怎么个规模，我不是很清楚，也没有问过父亲。但我知道，离我们家只有几百米崔家铺里的崔爱钦，是民兵营长，很多年以后父亲一直都叫他崔营长。我父亲当时是民兵连长。他曾经跟我说，他还在当民兵排长时，曾经在白云庵（现在那里是一所学校）带队看管过国民党的军官，他夸那些人说那些人有文化，干净整齐，印象最深的是那些人篮球打得好，他们民兵跟他们打篮球时，根本不是对手，想想倒也是。

那时候的乡估计比现在要大好多，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集中办养猪场，父亲听候安排，带着母亲和大姐大哥搬到了养猪场，那时这个养猪场叫"万猪场"，在时间上推算应该是1959年前后，我哥才一岁这样子，在父母亲的嘴里，那时是"吃食堂"的时候，大的小的都吃不饱，一个个都黄皮寡瘦，为了填饱肚子，有人发明用"双蒸饭"，也就是把饭蒸熟了以后，打散加水，再蒸一遍，看起来多了，但根本不顶用，很快就饿了。当时饿死了好多人，我母亲这边的一个她的长辈就是饿死的。我父亲曾经说他的一个领导去万猪场时，开玩笑地摸着一个人的后脖颈说：后面还有点肉，看来没饿着你。我母亲也曾回忆，我哥年纪小，吃不饱时经常去抓姐姐的饭碗边，想翻过来抢点吃的，但姐姐本身就饿着。

大食堂和万猪场搞不下去，自然就解散，大家各回原地。父亲带着母亲和大姐大哥，回到原来的地方，那时叫黑石大队同升生产队，父亲担任生产队长，后面是生产队的政治队长(政治队长是第一把手，就像现在的书记是第一把手一样)。我记事之日起，我就住在我母亲现在仍然住着的这个地方。那时候的房子是木板墙壁，木柱木梁木椽皮，上面盖的是稻草。那时候都是双季稻，晚稻的生长时间长，米多半都比早稻米好吃，稻秆也比较长比较粗壮，也比较白，因此盖房子的一般都是晚稻的稻草。稻草盖的屋子有麻雀做窝，小孩子会时不时去掏。听母亲说起我家原来有瓦房，估计是父亲祖上的，后面垮掉了，父亲从万猪场回来时，用箩筐挑着我哥，回到原住地，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在我家现在的地方，建了一个不大的泥砖房子，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茅屋，用母亲的话说，是"茅棚子"。

到我读书的时候，我家已经有兄弟姐妹七个人了，父母亲的担子更重了。母亲性子急，忙里忙外，兄弟姐妹多，人小不懂事，互相起外号，整天吵闹，母亲心烦时，往往都是直接动手，兄弟姐妹都没少挨打。父亲虽然管着一个生产队一两百号人，经常开会，家里人多劳少，经济困难，烦心的事也自然不少，但却从来都是不温不火，脾气极好。从我记事一直到我父亲去世，我竟然没有印象他大声骂过孩子们，对我唯一的一次高声，是他在一次鐺蛤蟆时，我站在他正对面，说他"伤百姓"（那段时间小孩子口里的伤百姓就是伤生命的意思），说第一次他忍住没吭声，后面我又说他伤百姓时，他才大声说叫我走开，这也是我记得的他唯一一次呵斥我。

小时候的我比较淘气，一年级时，就因写反动标语让父亲和母亲承受很大压力，母亲还抱着小妹妹到学校去做检讨，在那种政治环境下，反动标语是很致命的罪行，也不知父亲是怎么保全过关的。才五六岁时，我手持一把大"开山"，也就是劈柴的斧头，在一丈高的悬崖上劈树桩，连人带斧掉下来，一辈子在额头上留下了一个不小的伤疤，父亲得到消息心急火燎赶到家，用烟丝塞住额头上的伤口后，用手在我鼻子底下擦血迹时才发现，我的嘴与鼻子处完全断开，能清楚看得到里面的牙齿，我记得父亲横抱着我，看到后大惊失色，说道：这何得了啊！这何得了啊！小学毕业那年，我又因为玩打稻机的齿轮，失去了右手的食指，止不住血，母亲是躁性子，当时也急疯了，没头没脑地打我，也是父亲和我哥，用滑竿和躺椅，扎了一个轿子，叫我抬到最近的梅林卫生院做了初步处理，之后又抬到县里人民医院进行治疗。那节断指，留在家里，妹妹们哭着帮我处理掉了，说是扔进了屋前的池塘里喂了鱼。

父亲很希望子女成才。虽然自己读书不多，但他很清楚读书对孩子们的重要性。从小学开始，我的成绩就很不错，总是前三名吧，但小学升初中时，我丝毫没有意识到到乡中学读初中的重要性(乡里当时有很多初中学校，乡中学当然是最好的)，差一点不能进乡中学，父亲找到了村里的何元宝，他在教育部门工作，是"吃国家粮"的人，托他的帮忙，我才进了乡中学，也就是横马塘中学，我从那时起才知道要认真读书，也很快成了初中里最好的学生，之后考高中时考上了县里文科最佳的八中，并一路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跳出了农村，也才有了我之后跟在农村完全不同的生活轨迹。

父亲多才多艺，除了写得一手好字，歌唱的也是极好！何纪光的《洞庭鱼米乡》我就是从父亲这里第一次听到的，这首歌高音部分是极考功夫的，高低音的转换也很不容易掌握，我父亲却能轻而易举地唱的那么好，我再也没有听到过有人唱这首歌能唱的那么高亢入云，热烈而富有激情。每次他在乡间纵情高唱这首歌时，我都会仔细认真地听他唱完，回忆起来，离最后一次听到他唱这首歌，也该是差不多四十年之前的事了。

父亲才能出众。在子女们眼中，他是一个多面手，能农能商亦能工。除了民兵连长和生产队长外，黑石大队的许多单位，他都负责组建和管理过。他做过大队供销社主任，榨油厂和碾米厂厂长，还为乡里加工生产挂面，在那里，我知道了怎么用水力推动水轮机，带动榨油机和碾米机，知道了用木棍给机器上皮带，以免伤及手指，知道了榨油和碾米的工序，也知道那个时候一百斤茶籽和稻谷能够榨出多少斤油和碾出多少斤米，剩下多少斤茶枯饼和谷糠，但最好玩也是最期待的不是这些，而是在供销社关门后，跟同学一起，用木棍从供销社柜台下能扫出来一个或两个硬币，一分就行，要是有五分，那就是中了大奖，不过十次都可能碰不到一次，但我们几个仍然乐此不疲，反正下课后也没有作业要做。这些零星的硬币是有人来买东西时偶然掉进去的，也可能是售货员不小心掉进去的。

除了这个，父亲还做过大队的茶场场长，管理着全大队几千亩茶园，我在这里见识了茶叶是怎么从茶树上采收回来、杀青、揉制和晾晒、包装的，他思路开阔，从外地和湖区购买种苗，发展种植过黄花菜，种植过苎麻、，还做过皮鞋厂厂长。在做茶场场长时，他带领茶场的一帮人，硬是从茶山之间，用最原始的锄头簸箕，开出一条公路，这条公路从原来的黑石小学开始，一直修到与近坵的乡道相连，距离有一千多米吧，这条公路后面已经硬化和铺上水泥，现在整个村子里的人出去进来，仍必须通过这条公路，我回家时，它也是我的必经之路。父亲造福当地，造福村民，也造福了我们自己。他种植的黄花菜，很是畅销，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读高一了，老师们专门通过我，要我找父亲买黄花，说他种的黄花菜好。做皮鞋厂厂长时，厂里生产的大头皮鞋，高帮的，里面带毛，外面是淡黄色的牛皮，很像军鞋，很暖和也很气派，那几年都是当地的时髦标配。皮鞋厂设在黑石小学三楼，原料和半成品放在两个房间里，父亲没空时，儿子们就去帮他守厂，那时厂里有一大麻袋红糖，守厂的人有时不免也犒劳一下自己，也不知道父亲有没有发现红糖被偷吃过不少没有。

父亲个子不高，但年轻时很健壮，虎背熊腰，胸肌发达，母亲自豪地称那叫"ban子肉"，他大臂和后背后腰肌肉也一样发达，夏天天热时，父亲跟其他的壮劳力一样，多是赤裸上身，晒成古铜色的皮肤，布满汗珠，充满了线条美和力量感。

父亲平时身体很好，乡下人也没有体检的习惯，儿女们也没有这个意识。一直到父亲六十岁脑血栓中风时，才意识到父亲身体已经远不如前，中风后，我到处搜罗药物，护理则主要靠我母亲。母亲很倔强，一直不同意从外面请人帮手，刚开始几年，父亲虽然行动不如以前，但生活能够自理，也能帮助母亲做一些家务。到了父亲六十七左右后，中风的后遗症和疾病的不可逆，身体越来越差，生活已逐渐不能自理，母亲几乎独自一人护理者父亲的身体擦洗和饮食起居，我只能一年回去几次，回想起来，真的亏欠太多，不仅仅是对父亲，也是对母亲。

年龄越大，越觉得时间过得好快，父亲过世都十三年了，我一直都知道父爱好伟大，当然母爱也是。我好多次地梦到父亲，也把他的故事讲给后面小一辈的人知道。我总是想着要给他写一点东西，烧化在他的坟前，来寄托我对他的怀念，但一直拖到今天。还好，至少今天做了。

一直都爱你，怀念你，父亲！愿你在那边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