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干校：鲤鱼洲清华五七农场的少年往事

朱思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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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想化作奶奶手中的针线，缠绕那如风的少年往事。

　　我少年时曾经在南昌鄱阳湖边一个叫鲤鱼洲的地方生活过，有过一段奇特而难忘的经历。那是“文革”期间，1969年10月，我这个刚满十二岁的孩子，跟着在清华大学教高等数学的父亲朱季讷、在清华校医院工作的母亲莫荷华和七十多岁的奶奶唐月珍，拉上幼小的弟弟莫为泽、妹妹朱梅，全家走上了光辉的“五七”道路，从北京的清华大学来到了位于江西的清华“五七”试验农场，当起了一个小“老表”（老乡）。

　　离开北京的心情，被清华西院里钉木箱的声音击碎，也不知那些大大的木箱会把家里的什么东西装走，只知道奶奶和我养的那几只芦花鸡，是不会和我们家一起去远方了。在我的心里，江西是个很远很热的地方，也是一个很近很亲的地方，因为妈妈已经作为清华第一批赴江西鲤鱼洲试验农场的人在那里了，分别五个月了，我就要见到我妈妈了。

　　翌日清晨，从北京站驶向南昌方面的火车轮声，把我所有的心事覆盖。窗外的景色如同电影般地从眼前晃过，仿佛要把我带入另一个世界，我久久地盯着车窗外……。这是一趟装满清华教职工、家属和孩子的专列，我们驶过黄河，跃过长江，在上海站停留不走了。允许我们在南京路上晃荡玩耍一天之后，火车再继续向南昌前进。上海街头那碗阳春面里的细面条、酱油汤、小葱花，已经满是江南的味道了。

　　10月29日夜里，南昌火车站外，驶出了好长好长的清华农场来接站的卡车队伍。我的小脑袋瓜，不停地向上伸着，向后面的车队长龙望去。黑黑的夜晚，亮亮的车灯；颠颠的土路，星星的天空；隆隆的马达声，默默的车里人，让我幼小的心第一次有了家在何方的迷茫。好在，妈妈就在不远的前方！

　　两个半小时后，我终于可以从卡车上跳下，在位于南昌东部的鲤鱼洲大地上着陆了。我们在鲤鱼洲的家，居然是两家人同居在一间不大的土坯草房里，一个大通铺上，不管是老老少少，还是男男女女，大家拉上布帘凑合着住。到了如此地方，没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

　　终于见到我妈莫荷华了，太高兴了。可是她脸黑黑的，那是鲤鱼洲的太阳毒呀，把美丽的妈妈搞得黑不溜秋的。其实，后来我们的脸比妈妈还要黑。脸不黑，怎么能成为小“五七”战士。脸黑不要紧，咱心红志坚就好！

　　刚到鲤鱼洲的头几天，我老是感觉眼前的所有东西都在动，那是连续几天坐火车看火车窗外太久了吧。等到头不晕了，才弄清楚我们群居的地方，叫“五点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因为清华鲤鱼洲五七农场，总体上称为团，设有团部，下面以连为建制，将清华各系改称为各连，一个连为一个点。我们住在五连与六连之间，所以就称为了“五点半”。我妈工作的农场医院就位于这个地方。

“五点半”一排排土坯房的后面，就是鄱阳湖边那长长高高的大堤了。攀登上大堤，大堤两边都是万顷一碧，一派苍茫：一边是宽广无垠的湖面，几只船儿在眼皮底下到地平线之间移动着，偶尔也会有一头江猪（其实我们也不知那是什么东西）在水面忽忽悠悠地浮现。大堤的另一边是，一望无际的清华大学五七农场的稻田。天尽头处，据说，是归北京大学五七农场和江西建设兵团九团分别管理的地方。

　　多少年过去了，心中总是有一个愿望，做一名专治血吸虫的医生，彻底除掉盘踞鲤鱼洲的血吸虫瘟神。善良的人们，谁能够想到，如此肥沃的土地，如此美好的水乡，居然有血吸虫的存在，是谁让我们这些人步入如此“重病”灾区。是当时清华、北大两个学校“革委会”的头头们，是他们有意让清华北大的教师们来到这个地方，除了劳动锻炼，改造思想，还要接受血吸虫的再教育。

　　为了防止血吸虫钻进身体，大人们每天下水田前，都要往腿上抹一种叫“二丁脂”的乳白色液体，让它形成一层保护膜。我们这些小孩也学着大人的模样，往腿上涂抹起来了。跟着大人们下地插秧、锄草、收割。鲤鱼洲，属于江南，一年可以种三季稻。当然，最后的一季稻，我们都懒得再插秧了，站在水田边，直接把秧苗往田里乱扔一起就行了，随其自然生长。如此这番，倒也是挺爽、挺爽的！但是，让人揪心的消息就没有断过，得血吸虫病的大人，一个接着一个……，妈妈也得了。所有得此病的人都要到南昌住院打一种叫“锑剂”的药，要一下子打好几十针。此药打入人的身体后，心脏会受不了，快速急跳，对身体很是不好。不知得病的妈妈她们是怎么煎熬过来的。

　　多少年过去了，总是梦见鄱阳湖边长满大树，为鲤鱼洲这片热土遮挡阳光和风雨。当年的鲤鱼洲，除了烈日，就是下雨。我一个小屁孩喜欢在雨中疯跑，让脚下的烂泥漫过脚面，再挣脱而出，继续向前。如今想来，那一步步地跑，一步步地癫，是不让父母的沉闷感在我的心头存在与蔓延；还是让老天洗刷去那些大字报上的黑黑墨迹，都不是，只是一个孩子的疯跑而已。

鲤鱼洲的腥风怪雨总是有的，不知爸爸朱季讷在他那个四连里说了什么话（妈妈后来告诉我，爸爸只不过在私下说了一句：这地方待不过两年。事实证明：教高等数学的老爸，说的话是相当准的），被人揭发后当众狠狠批判了一场。劳动之苦，苦了身体也就罢了，还要心儿受到摧残，日子艰难呀。我幼小的心灵深处，不懂那是为什么，只懂得那是生我养我的父母。父亲插秧累弯了腰，弓着身子从“四点”走回我们“五点半”家的样子，永远定格在我的鲤鱼洲记忆里。后来的一天，那是1970年的8月7号，鲤鱼洲，下了一场大暴雨，清华野史称为“八七”风暴，大雨瓢泼，狂风大作，房屋歪斜，险情不断。我躲在床上的蚊帐里，听着大风大雨的嚎叫，突然想起了小人书上高尔基的话：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多少年过去了，我似乎仍守着那鄱阳湖大堤，天真无邪地望着湖内外的天地。在鲤鱼洲的岁月里，大人们没日没夜的干农活和搞运动，风里雨里的革命斗争、泥里浆里的下田劳作，让我们的那些伯伯、爷爷----清华的老教授们，一个个破衣烂衫，蓬头垢面，草绳系腰，赤脚行走，被改造和整治得没了一丝斯文，只有沾满泥浆的眼镜后面的双眼，还是那么善良，也是那么地无望。他们最喜欢听我们叫一声：伯伯、爷爷。是呀，那时孩子的亲切呼唤，是最珍贵的呀！而我们这些孩子还是以玩耍为主业，打闹是常事。白天，我们会爬上大堤，在高处躺下，然后从大堤的斜坡上一滚而下，在天地旋转当中，身体有时会压到一块石头，疼痛一下；会压到一条草蛇，惊吓一下。晚上，我们会潜到大堤上，看看湖面上有没有阶级敌人放信号弹，因为毛主席说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真的有一晚，看到了冉冉升起的信号弹，让我们大吃一惊！后来才搞明白了，那是斜对面那个地方的建设兵团在搞演习。（照片中黑黑的妈妈〈左一〉和弟弟〈左二〉，她们当时在鄱阳湖边合影）

　　大堤上还住过一户当地渔民，那天他们的草屋失火了，我们跟着大人们跑上大堤去救火。我看到他家屋前地上放着一个脸盆，我连忙把盆里的东西倒掉，准备到湖里打水，那家的一个男人拦下我，痛苦无奈地告诉我，我倒掉的是他们仅有的一点食油。嗨！这无情的火呀火，这倒霉的油呀油！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们一家。

　　在我们住的“五点半”到机务连的那段大堤上，北大农场的车曾经翻下大堤死了人。那是1970年12月5日，天气冷了，仍连续多日下雨，大堤上泥泞不堪，既是坑坑洼洼，也是滑滑溜溜，汽车在大堤上根本开不动。但北大农场七连中文系的师生非要冒雨乘坐三辆卡车去井冈山学习。他们早上从北大农场出发，中午才走到我们清华农场“五点半”这里，我们清华的大人们请他们吃的饭，曾劝他们不要再向前走了，他们不听，叫来履带式拖拉机拉着卡车继续前进。结果，车队再往前走了不远，其中的第一辆卡车就翻滚下了大堤，当场压死了车上的一名老师和一个工农兵学员，多人受伤。那些活着的北大师生们的凄惨哭声，传了老远老远。

　　多少年过去了，我是多么愿意听我妹妹再说一句：“就是我吧哈”。在鲤鱼洲的那段日子，我和弟弟莫为泽、妹妹朱梅一起生活。当时，妹妹还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大热天，穿着小背心，无忧无虑地跟在我奶奶身旁玩耍。她那时每次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不是什么革命语录，总是“就是我吧哈”。可爱漂亮的小妹，给那种环境中的父母带来了多少快乐，难得的快乐呀！对于鲤鱼洲的那些烈日，那些暴雨；那些咸菜头，那些萝卜汤；那些茅草房，那些土坯房；那些大批斗会，那些高音喇叭；那些累活苦活，那些血吸坏虫，如今我也会说：“就是我吧哈，无所谓了哈”。妹妹现在美国，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她还记得当年她那句口头禅吗。是否让她说给她的孩子们听听，也再说给我这个大哥听听：“就是我吧哈” ，“我吧哈”。是呀！一切似乎都可以在哈哈一笑中“哈哈”了，一切似乎也不可能在哈哈一笑中“哈哈”了。

　　多少年过去了，总是记得鄱阳湖边那离别的泪水。七十多岁的奶奶唐月珍和我们一起来到这艰苦的鲤鱼洲，待了一年多之后，她要回江苏宜兴老家了。大堤码头上，全家人去送奶奶，我止不住的流泪。我从小就是奶奶带大的，我和奶奶最亲。奶奶对我最好，小时候，在北京清华家里，她为了让我多吃点，总是把饭锅给我，让我用勺子去刮锅里的最后一点锅巴；我不愿意上幼儿园，每次奶奶送我去，常常是我在幼儿园里哭，奶奶在外面流泪。奶奶很会做饭烧菜，到了鲤鱼洲，全家人吃食堂了，奶奶仍然想方设法给我们做些吃的。一次，奶奶做了米酒给我们吃，也给隔壁的王老师家送去了一碗。但后来听说他家里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说，她家是北方人，没有见过米酒，也没听懂我奶奶的南方话，不知道碗里是什么。她妈妈闻了半天说：老奶奶怎么给咱们送来一碗馊米粥呀。就没敢给她们姐弟吃。第二天她妈妈和连里的其他老师说起此事，才知道那是米酒。

奶奶要回老家了，她从农场的小店里扯上几尺“老表”布，准备带走。“老表”布，是当地作坊生产的一种如同麻袋片似的再生布，是鲤鱼洲的大人们下田时，披在身上防止烈日暴晒用的。如此粗糙的布，不知奶奶要带给老家的谁。我要是这块布多好，跟着奶奶去远方。清华农场2号船旁，奶奶见我流泪，拉着我的手，说了很多话，我只记住了一句老话：男儿有泪不轻弹。是呀，我这个小男儿在鲤鱼洲头，哭过吗，仅此一次而已。

　　多少年过去了，我是多么希望在鲤鱼洲的广阔天地里再上一堂体育课。离开北京时，我正在清华附小上六年级。到了鲤鱼洲，清华农场为我们这些子弟办起了“五七”学校，教师全是清华大学的老师。所以我们这些人自小就是很厉害的，从小学六年级到中学初一的所有课程，都是清华教授亲自来教的。记得那时数学课教的因式分解，老师讲得非常透彻。到了后来回北京，清华附中的数学老师都认为我的因式分解学得最好，让我当起了班里的数学课代表。此外，那时农场还请了一个岁数很大，操着浓重南方口音的老人教我们英语，当然都是些“东方红”，“*****”的词。说来说去，有没有口音，其实不重要，能够说出那个音，发出那个声来就行。我最愿意上的还是体育课，六年级时，我们在农场“五点半”学校，跟着一个体育老师学体操，我们自己立起了单杠和双杠，没事就在上面吊着，还不时靠着墙倒立、拿大顶，找个平地练个侧空翻。后来到了初中，我们就离开父母，集中在农场的“五七”中学上学了。中学时，清华的一位举重健将和一位足球健将先后给我们上过体育课。那个举重健将姓林，个子不高，浑身的腱子肉，可惜我没有跟他好好练练，否则，我后来去延庆插队，就是一个特棒劳力；那个足球健将，乒乓球打得也不错，个子高大，横握球拍，我的乒乓球技术在他的指导下，有了些提高。

　　“五七”中学的同学，男女分开住，各挤在一个大屋的一个大通铺上。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紧张时，半夜三更，被一阵紧急集合的哨声惊醒，赶紧叠被子，打背包，跑出屋子列队出发，在茫茫夜里拉练；农忙时，大家集体出动在大田里干活，天真的我们不知什么是累，只感觉我们身上稻子的味道越来越浓了；闲了时，几个同学结伴去不远处的天子庙，到那里的小店买点笔和什么吃的杂食；恼了时，男同学们也曾经和“五七”中学西边那块地方的江西建设兵团九团的小知青们，狠狠打了一架......。

　　当年，解放军向清华大学派了不少军代表，称之为军宣队。“五七”中学的军代表，是个海军，叫张东昌。他组织我们“五七”中学师生，坐清华农场的卡车去井冈山革命圣地参观，听黄洋界炮声；乘清华农场的2号船到九江，再从九江徒步攀登庐山，看含鄱口的风云（下面这张照片，就是在含鄱口的亭子里照的）；背起背包走路拉练到南昌县的塘南，了解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鬼子在塘南大屠杀村民的历史；还坐车前往江西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新的革命教育方式。那些活动，那些日子，那些课程，那些劳动……，宛如昨天。那些同学，那些容貌…..，王慕芳、吴晓、吴红、刘俊、王恒、凌歌、耿之轩、张平、冯钢、何跃、靳清秀、李珙、楼宇才、冷安立、张乃庄、朱险峰、孙立谦、朱捷、陈立曼、谭莉……，一个个与我同年级的同学，都在记忆中。那时，学校要求同学之间搞“一帮一，一对红”，我似乎和王慕芳搞过“一帮一，一对红”，谁叫我是清华教师子弟，人家是清华工人子弟，我理所应当是要被帮助的，否则我如何能够红得起来。尽管，1971年10月，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农场撤销（据说，是周总理听说清华北大教师生活在江西血吸虫区，有了指示），我们全家又从南昌回到了北京。那短短一两年的同学们情谊，也是终生难忘的。只是有些同学已经四十多年没有再见过面了，想呀！

　　多少年过去了，也许我不会再说神马革命的“三句半”，也不会说一句南昌当地的话，但我仍是那个小“五七”战士，也永远是半个江西老表（老乡）。鲤鱼洲的少年时期，我们经常上台演出一些自编自演的“三句半”节目，通常是别人说前三句，我说剩下的“半句”，从打谷场、大食堂，一直说到了清华农场广播里。我们还排演京剧《沙家浜》中“坚守芦苇荡”那场戏，我演那个昏过去的小战士，也算是光荣地当了一次“十八颗青松”。是呀！在那个年头跟着父母去过“五七”干校，当然是小“五七”战士了，也称得上是红色年代的松树苗儿。

　　不知也不管父辈们对“五七”干校，怎么看，怎么想。反正，我的鲤鱼洲头，我的清华农场，岁月的长河里，流不尽的感慨与沧桑，抹不去的踪影与痕迹。这里没有什么荣誉，没有什么辉煌，但那些记忆，那些往事；那些磨难，那些风雨；那些伤痕痛苦，那些无畏精神，给了我从少年走向成熟的力量，我的皮肤里永远渗透着鲤鱼洲太阳的光芒。我是幸福安康的，我的血液里没有带走一条可恶的血吸虫；我是不断收获的，从鲤鱼洲带走了伴随我一生的一季又一季江南稻花香。

　　总是想念奶奶在鲤鱼洲时给我做的米酒酿，有了那点甜，还怕什么大苦存在吗。苦中寻乐，苦尽甜来，人生不过如此！我会继续用心缠绕那如风的少年往事。（朱思泽写于2017年2月）

　　我的这篇文章刊登在《北京青年报》上，现已放入江西鲤鱼洲清华大学五七农场的旧址展览室里。

　　下面是当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的江西鲤鱼洲清华大学五七农场纪录片，很珍贵。请点击下面的视频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