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泉】我和一座孤独城市回忆 作者：冯若谷

正能量8

阳泉

城市

时候

记得

厂子

自己

孩子

童年

这座

他们

所谓不快乐，就是讨厌自己，讨厌自己的城市。

——奥尔罕·帕慕克

作者：冯若谷（平定人）

清华大学毕业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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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座适合书写的城市。

他整天在统一的节奏中沉睡，机器的轰鸣，长途运输车的履印，干燥空气中的煤尘，这也是这座城市的居民心中一直盘旋着的律动。

小的时候，不喜欢这座城市低沉的调调，和一个充满奇异想法的孩子比起来，这座城市显得太滞重，他无法给以他的孩子们变化万千的世界，他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品位，甚至没有人情味儿的父亲，板着脸孔，重复操练着他从未变过的表情。

我出生在一个底层知识分子家庭，住在一座工厂大院，那时候厂子里树木很多，我赶上了八零后童年生活的尾巴，在偌大的厂房之间和孩子们捉迷藏，用水枪射向炽烈发烫的灯泡，捡起厂子里废弃掉的电子器件，幻想成各种各样的武器，拼凑各自的战争梦想。记得四岁五岁的时候，厂子搞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基建，我们的生活里，又多了大片的草坪，凉亭子，假山和一池来历不明的湖水。我从小当不了孩子王，却总是幻想着有人能把我当做首领，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厂区有一片自己的领地。记得那时候的阳光毒辣得很，穿过密实的楼层，牢牢的锁住一小片水泥地，缓缓移动——那是最古老的时针。

那时候并不知道，在我和小伙伴们在废弃的车间里称兄道弟的时候，在我们像淘宝一样搜集各种铁丝电线的时候，厂子命数已尽。院子里的大人们已经忙着开始新的生活，我只记得那年夏天父亲的脾气变得糟糕，整天在一堆电子器件中寻找猎物——那是一九九五年，十五年过去了，厂子变成了学校，父亲和邻居们的生活过得还算安稳。

童年并不快乐。我智识发育很晚，三岁左右才会说话走路，工人们的孩子都已经开始加减计算了，我还只会叫妈妈爸爸。对父母来说，这是件空前耻辱的大事，他们把我严密地保护起来，我的脑子里记下了他们当时给以我的各种苛责和指令。他们开始抓住一切机会启蒙我的智慧，厂子里的标语，电影院的广告，还有各种书报杂志，他们强迫我认出上面的字，不会的可以先跳过，直到我能流畅地念出来，那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我的世界开始慢慢打开，开始走出大院和幼儿园，认识我的城市。

大院出门左拐右个蛋糕铺，总得踏上三个巨大的石头台阶，才能看到老板娘狐疑的笑脸。每次姑姑来家里看望奶奶的时候，都是从那买的蛋糕，那特殊的味道我一下子就能辨认得出。对面是一对夫妇开的冷饮摊，女的从来不笑，花白的头发梳成麻花辫子，春夏秋冬，最多三身衣服，男的驼背，我们都叫他罗锅。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现在还在原地，重复着二十年不变的劳动。他们是否还记得自己曾经注视过一个场景：在旁边的幼儿园门口，一个瘦小的男孩儿把幼儿园阿姨不让剩下的半个花卷，揉成一团，交给了他的爸爸——那就是我和父亲，我至今还能记得远处的罗锅夫妇在盯着我：陌生令人恐惧的目光。

小学的时候学校常常组织去天桥下面的电影院看电影，还记得电影院为了省事，直接使用了文革时期剩下的电影票，上面怯生生地写着：东方红电影院。对一群九十年代的孩子来说，这样的名字，非常陌生。听母亲回忆，那时候她的学校叫"代代红小学"（现在的北大街小学）——那是更久远陌生的回忆了。看电影的路上，每个人手里都得有一把大白兔奶糖，口袋里是水浒卡，泰坦尼克号的剧照卡片。我们开始集体认识我们的城市：蓝色的工具车上，是来自河南四川的工人，他们熟练地上上下下；大阳坡边上的老字号香油铺子，无止境地产生着大量的芝麻渣滓；坡下的四季春批发市场，有我们朝思暮想的四驱车和假冒的东芝电池；然后就是恢宏无比的人大，政协，市政府，他们倒是没有变过模样；阳泉一中后来成了我的母校，那时候看到里面踢足球的高中男生，还是挺羡慕的，他们个子好高，而且买得起大博文足球鞋。

记忆越是切近，就越是平和，没有力量。前些日子在宿舍重新看泰坦尼克号的时候，我在想当时卡片上风情万种的男女主人公和蔚蓝无边的大海，和我的毛寸头和大白兔奶糖是多么的反差巨大，也许那正是我们那一代孩子们情窦初开的良好契机。多年以后，当我开始努力去辨认这些记忆现在的位置的时候，发现这样的努力索然无趣，我的童年，是紧紧地缠绕在这些建筑之间的，他们在，那是时代的恩情，让他们多活了这么久，他们不在，又能证明什么呢？我的童年早已永远地勒进了那个时候的阳泉城，他不是靠一一对应的位置关系来寻找的，而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整体，建筑在我的心里——远一点，就更清晰一点。

我的城市总是赶不上这匆忽年代错综复杂的变化，他总是转变着自己的姿态，去迎接这个谁也说不清的时代，伴随着自己青春期的来临，他也要加快脚步：我们也有了自己的麦当劳肯德基；飘满恶臭的桃河一夜剧变，成了水泥钢铁的巨人，平躺在城市的东西两端；阳泉钢铁厂和消费大潮一起猝然转身，成了沃尔玛，钱柜和苏宁；路上不再有那么多的蓝色工具车，我们也习惯了堵车时候的咒骂。这都是刚刚发生不久的事情了。其实，让你感觉是在昨天发生的事，都不能算作记忆，那都是实实在在的印象罢了。

桃河两岸，只剩下一样东西是值得我们怀念的：黑桥。他一点变化都没有。中考的时候我曾经写下一篇《漫步黑桥》，一举得到了满分并帮助自己顺利考入了阳泉一中，所以籍着我自己的名义，我也要谢谢这座桥，正像我当年文章里所说的："黑桥见证了晚清的昏暗，民国的艰辛岁月和抗战的烽火硝烟，一直见证着我的城市，一直挺立到了今天。"那时候是二零零三年，我的城市刚刚走出了非典的恐慌，喘着粗气，那年十月三十一日，是他五十六岁的生日，我在那篇文章里仔细计算的结果。

直到有一天，我离开了他。那是二零零六年，火车站周围叫卖甘蔗的季节。一个这座城市自己都没有注意过的儿子要走了，说是为了学习和梦想。在北京空前现代化的荒芜中，我总是在核对这样一个事实：北京的一站地相当于阳泉的几站地呢？从西直门到动物园的一站地，恐怕我们憔悴的四路车早已把阳泉转了一大半。在北京的这五年，我每次打电话都要询问阳泉的状况，大到领导变更，小到公交站牌的颜色。父母说，你喜欢的鸡汁豆腐串换了主人，是当年那位老人的儿子，也穿蓝色中山服。当四号线地铁呼啸着穿过北京城的时候，手里拿着手机看到这条短信，哭了。

文章开始的时候我引用了奥尔罕·帕慕克的一句话：所谓不快乐，就是讨厌自己，讨厌自己的城市。我常常不快乐，却不是因为自己的城市，因为他已经够不快乐了，你看看他机械的表情，他老了，不利索了，却还是怕自己不能给孩子们带来最新的玩具，这急迫的要求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折磨着他。他在努力，在追求，却总是找不到目的地，身边一群和我当年一样的孩子们，一片不着边际的抱怨。这孩子里面，有我的父辈祖辈，也有我。

北岛说过，总有一座城市成为了你难以逃脱的背景，你的每一步都有这座城市的影子，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又快要回家了，我已经不是那么想念火车站熟悉的气味，那是父亲一般气味，沉重，温暖，眼前是狭窄的兴隆街和轰然飘起的煤灰渣子。我的城市就在这了，他的儿子已经快要到了回忆的年龄，可他自己的回忆呢？他还记得那个高高的蛋糕铺吗？他还记得阳钢黑黑的炉子吗？他还记得我父亲母亲的童年和我的童年吗？

我知道，我不会永远回去的。我也知道，我永远逃不出这座城市慢慢呆滞的眼睛。我的城市，阳泉，把自己血脉都抽干了，还望着东边的奢侈世界，他是我的父亲，在出站口张望着，等他的孩子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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