玮哥说｜母亲（全篇）

玮哥说

（一）身世

小时候，我最怕“填表”。家庭成分，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几乎每一项，都在提醒我属于“一小撮” 。只有填到母亲，我才会骄傲地写上“贫农”；她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舅舅，还是一名党员和国家干部。

在“政治挂帅”的那些年月，母亲是我灰暗的少年身份记忆中唯一的亮色。记得那时，我的叔伯婶娘们叫她“七哥”。我以为她在家里排行老七。后来才知道，她娘家人丁并不兴旺，父亲和一个弟弟早早过世了，唯一的哥哥和嫂子是她最亲的人。

母亲的娘家在一个叫朱家垄的山沟里，从我们家走过去，要跨过一条大河，翻过一座黄土岭，再翻过一座黄土岭。走完十里泥泞的山路，就能看见竹林掩映下的一片青瓦屋顶，上面飘着袅袅炊烟。这时，母亲总会下意识地停下来，怔一怔，看一眼山坡上的薯窖。后来她告诉我，她的弟弟，十几岁的时候下窖起薯，下去后没了声息；守在上面的父亲着急了，接着下去，然后人也没了。我说，可能是山坡烧荒时薯窖里积了二氧化碳，没有氧气，让人无法呼吸。

母亲从小没读书，不识字，听不懂我说的道理。但是，她为我有知识感到高兴。据说，当年她见到我父亲时，看见父亲穿着皮鞋，说话文雅，就对媒人表示了愿意。

父亲原本有一宗门当户对的亲事。那个殷实人家的女儿快到嫁入王家时得急症死了。人们一边叹息她没福气，一边重新为父亲张罗。这时，挥师南下的解放军已兵临城下。祖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母亲成了家族里唯一的贫农。

王家祖先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所有嫁入王家的女人，同辈人都以“哥”相称，视同本家所出。这是一份十分暖心的尊重。母亲没有大名，乳名怀七，是个只怀了七个月的早产儿。她身材瘦小，耐力却十分惊人。生于贫贱，少年丧亲，磨练出一副坚韧的性格。嫁入王家，她被平辈叫做“七哥”，有了一个铿锵的身份，透着几分豪气。

（二）持家

十多年前，父亲八十大寿，五个子女和一群孙辈欢聚一堂，在家里办了两桌酒席，为他祝寿。酒酣耳热，我们要父亲发表感言。父亲说，看到你们五个孩子都长大了，都读了点书，都走了正道，心里很安慰。你们都要晓得，几十年来，你们母亲不容易……

父亲说着，竟然有些哽咽，眼睛也湿润了。母亲一边给他夹菜，一边对他说，现在该么好了，还讲从前做么事哩？又说，别人都说她嫁得好，才有该么大的晚福。一向很少喝酒的父亲敬她喝酒。母亲端起酒杯，爽快地一饮而尽，说声好酒，引起了一片愉快的笑声。

母亲嫁入王家不久就“土改”了，家里的“浮财”被洗劫一空，家人被赶进了一间低矮的披厦。从我记事时起，每年冬天都有人上我家的茅廝（猪圈兼厕所）屋顶去揭瓦，拿去抵我家的“超支”款。父亲和大哥连日从山里砍来茅柴，盖在上面，抵御一冬风雨。到了第二年夏收过后，有了一点余钱，又换回瓦片。这样的事，反复做了好几年。那些年月，父母、大哥和大姐都在生产队出工，一年到头风雨无阻，很少节假，四个壮劳力的工分收入，竟然抵不了一家七口的口粮款，年年“超支”。

尽管“超支”了，分到的粮食却不够填饱肚子。每年割完新稻，邻家的孩子端着一大碗白米饭，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吃得滋滋有味。母亲仿佛视而不见，照例只捞出一半干饭，剩下的一半里面加上瓜菜，煮成菜粥。父亲看见我们贪馋的眼神，就跟母亲商量，也让我们全都吃上干饭，却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到了第二年青黄不接，邻家纷纷断粮，我家依然还有瓜菜粥可以充饥，就会验证母亲坚持的真理。

这样精打细算，家里时常还是免不了断粮，只好向乡邻求借。母亲每次去向别人借米，都带一个米升，一支竹尺，把别人借给她的大米刮平；还的时候，还用这只米升，堆出一个山尖。而当别人来借时，她给别人堆出一个山尖；别人来还时，她又用竹尺刮平。母亲说，做事从不亏欠别人，自己就会心安。

母亲加到米汤里的瓜菜，也经常得不到保证，因为一小块菜园自留地，时常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只能在房前屋后种些南瓜或冬瓜。有时没有瓜菜了，清清粥水撑圆了肚子，起身一泡尿，又把肚皮饿扁了。怎么办？听说邻村默许妇女和小孩去地里偷红薯叶子来充饥，我们生产队也不反对了。等到天黑，母亲挎着菜篮，带着我，跟一群婶娘姑嫂一起，借着夜色潜进红薯地。人们手忙脚乱、连根带藤往菜篮里扯，母亲连忙说只摘叶子，不要伤了薯根。

多年以后，我跟母亲讲起这段往事，惊叹她那时不慌不乱。母亲笑了，说她其实慌得很，偷东西哪有不慌的？只是怕把红薯扯坏了，后面更没吃的了。现在，红薯叶子作为健康蔬菜，偶尔还会端上我的餐桌，却已没有那份爱和辛酸的味道。

（三）偏爱

小时候，有家邻居经常吵架，每次都是为同一件事：几个子女一同指责父母偏心。吵到不可开交，父亲就被请去劝和。父亲问：你们都说父母偏心，这心偏到哪里去了呢？回答是，这个说偏向了那个，那个说偏向了这个，总之是没把一碗水端平。

母亲听了，哭笑不得。她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又不是水，么样端得平呢？我就说，每次弟弟惹事都算我的错，你也有偏心。母亲听了，伸手摸了摸我的脸颊，亲切地说，等你长大了，懂事了，我就不偏心了。

我懂事了，发现母亲还是偏心的。因为家贫，平日难得添一件新衣裳。新年将至，母亲会勉力买些布料，请个走村串巷的裁缝来，给每个孩子做一身新衣过年，叫做“表面光”。每次轮到我，总是衣料不够，要用小块拼接；有时，还要用不同颜色。我对母亲说，这样同学会笑我。母亲说，你躲在角落里好好看书吧，别人不会注意的。

我读初二那年，姐姐出嫁。母亲把她一件半新的红色灯芯绒外套扣下了，叫乡下的染衣匠染成黑色，结果一洗又褪色，成了暗红色。母亲把这件衣服给了我，因为它厚实，温暖。但我不喜欢，因为是女款，有点肥大，又是红色，怕同学笑话我。母亲就拆了一些旧毛线，让姐姐给我织了一条围巾，遮住那个夸张的女式分领。围巾也有几分帅气。

后来，我穿着这身奇怪的打扮到了县一中读书，引起了同学的好奇。许多年后，还有同学记得当年的情景。那年我是全县中考第一名，本来就有点引人注目。学校离家十几里乡路，要走一个多小时。那两年，我每周回家一次，只为了洗个澡，吃上青菜，再带满满一瓶腌菜回校。腌菜拌饭，几乎是我高中两年间主要的饭食。每次偷偷看见母亲给我装好腌菜，又悄悄把瓶盖打开，往里面多滴一点菜油。那一刻，我知道母亲是偏心的，她会格外心疼她认为最辛苦的那个孩子。

再后来，母亲这份悄悄的偏心变得无法掩饰了——1992年4月中旬，她和父亲一起来到北京，照顾我刚满5个月的女儿。这件事在多年以后引发了我弟妹对她最激烈的一次指责和谩骂，责怪她从未“专职”照顾过她四个孩子中的任何一个。当时，父亲不习惯北京孤单的生活，3个月后独自回去了；母亲却留下来，以出人意料的坚韧，住了一年半时间，直到我们把女儿送进了幼儿园，并习惯了幼儿园生活，母亲才对我说，“我要回去了。你爸一直在催我。这一年多，他太不容易了。”

母亲来北京那年已经年过六旬。她不识字，听不懂、也不会说普通话，看不懂电视，甚至跟我爱人交流都有语言困难。那时我在政府工作，虽然不算很累，但是事情又多又杂，很难顾家。每天晚上回家，只能简短跟她聊几句，然后加班做事。

慢慢地，母亲身上起了变化。初夏到来，我看见她穿了一件漂亮的裙子，这是她平生第一次穿裙子；有一次我回家稍早，看到她在花园与邻居大妈聊天；某天晚上，她给我讲了正在热播的《编辑部的故事》；睡前，她甚至用英语跟我道了一声晚安……

我知道爱人在想方设法帮她融入这个陌生的环境，母亲的天分和努力也令我惊喜。第二年春天的一个周末，我和爱人带着母亲和女儿去附近的地坛公园看牡丹，看门人热情地跟她打招呼，夸奖她的儿子、媳妇和孙女，示意我们不用买票了。母亲笑了笑，熟练地买好票，领着我们进园。我把女儿扛在肩上，女儿却要趴到奶奶的背上，用稚嫩的乡音唱起了儿歌：驮驮背，背驮驮，驮斗米，看家婆……爱人对我老家的土话完全听不懂，等我讲给她听了，她对母亲说，您是不是每天都这样驮着她来玩？母亲说，孩子喜欢这里的花草和蝴蝶……

转眼到了秋季，女儿进了幼儿园，爱人带着母亲去王府井逛街，买了许多衣料，准备让母亲带回去，给父亲和兄弟姐妹做新衣。爱人说起我小时候穿的“百纳衣”，母亲说，“他从小喜欢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看书，弟弟在外面到处跑，补丁还是穿在他身上更合适。”

爱人又带她去华龙街吃肯德基。那时生活还不宽裕，吃肯德基算是奢侈的“大餐”。当香喷喷的炸鸡端上餐桌，母亲却拿了两张餐纸，把一只鸡腿包起来，要留给我们的女儿……

晚上，爱人跟我讲起这些琐事，眼睛湿润了。她说，你知道吗？妈妈这么善良，挚爱，坚韧，也给王家带来了优秀的基因……

（四） 清白

母亲那年从北京回家，我送她，坐的绿皮火车，在路上走了17个钟头。这是我自记事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挨着母亲坐了这么久。一上车，母亲怅然若失，对我爱人和孩子牵肠挂肚。

为了排解她的情绪，我说起单位里一些有趣的事情。母亲若有所思，突然对我说，你读了这么好的书（清华），有了这么好的工作，娶了这么好的媳妇，生了这么好的女儿，又有了不错的房子，一定不能收不该你的钱，不能收不该你的东西……

我很郑重地答应了，请她放心，但她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那些年，我虽然薪水微薄，但有一个不错的“生财之道”——帮助外企翻译技术设备资料，报酬相当优厚。有时，我和爱人忙个通宵，可以挣到两千多块，相当于我几个月的工资。

母亲到京后，为了排解她的寂寞，我们花了3000多块买了一台彩电，那时彩电刚刚进入家庭，有时邻居还会串门来看节目，与她做伴；随后又买了冰箱、洗衣机、录像机和微波炉。

母亲看到大件电器一件接一件搬进家里，听到微波炉花了两千多，再也坐不住了，把我叫到一边，问我买这些东西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告诉她，每天下班后替外国公司翻译资料，每页几十块，有时一个晚上能翻十几页。她依然不放心，问我为什么人家给你这么多钱？是不是还要你做别的什么事情？我说，这个价钱在国内没有，但跟国外比起来还是低的。

母亲不吭声了，心里并没有被我说服。过了不久，我们买了一架钢琴，花了12500多块，母亲脸上完全没了笑容，那丝忧郁让我终身难忘。她仔细询问是什么公司，让我翻译什么，拿去做什么用途，翻译了多少，收了多少钱，有什么凭据……我拿出那些资料的中文版和原文版，对比给她看，告诉她我只是负责把英文变成中文……母亲说，这些事我搞不懂，但是你懂得我的意思：无论如何不能收不该你的钱！

1999年，我决定离开政府部门，下海创业。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我买了一套房子，以备把原单位分的房子还回去。母亲听说后，跑了十几里路，到县邮电局给我打了一个长途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回趟家，却不说什么事情。我担心是她或父亲身体不好，急急忙忙赶回家。父母正襟危坐，开始盘问：听说你买了一个大房子，花了多少钱？我说：连房款带装修和家具，100多万。父亲说，你哪儿来的这么多钱？我说，首付用积蓄，其余还贷款。父亲说，你工作12年，怎么能积蓄这么多钱？我一项一项给他讲，他一笔一笔往下算，又问：你借银行这么多钱，准备拿什么来还？我告诉他，我现在每月工资多少，奖金多少，提成奖励多少，还款绰绰有余。他又问：公司为什么给你这么多钱？公司是做什么的？用不用你在政府里的关系？我一一作答了，他们才想起我千里奔波，还饿着肚子，赶紧张罗给我吃饭。

后来，这家公司发展不错，上了深交所创业板；再后来，我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有人对我父母说，我应该“有钱了”。但是母亲和父亲却再也没有过问。他们相信自己的儿子长大了。

但是，他们的生活一如既往地简朴。几件简陋的家具，用到破败不堪了，却舍不得扔；衣服被褥，更是洗了又洗，补了又补。那些旧棉被，夏天闷热，冬天又睡不暖。我从网店买了蚕丝或鸭绒的被褥，轻薄保暖透气，直接寄到家里，想让他们享受舒适的睡眠，他们却舍不得用……

我跟父亲开玩笑说，你也是大户人家的子弟，自己不图享受，就不能让妈妈也跟着享点福？父亲说，他小时候，祖父更节俭。农忙抢种抢收时，来帮工的有米饭和肉吃，不出工的小孩只许吃半干半稀。我说，他们挣的钱都用来做什么了呢？父亲说，地里刨食，挣不了多少余钱，都用在儿孙读书、修桥补路、接济村邻上了，自己一家人的生活一向俭朴节制，不比别人好多少。

父亲八十大寿那天，对我们说，这辈子最欣慰的是，生了五个孩子，都养大成人了，都走了正道。这要感谢你们的母亲，善良，勤快，吃苦耐劳，会持家，清清白白一辈子。他感慨地说，朝于斯，夕于斯，流离于斯，颠沛于斯，一辈子，很不易。

我知道，对母亲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好的评价。

（五） 伤逝

我读高二那年春天，母亲托人寄来口讯，说我舅父去世了，让我去送葬。我当即向老师请了假，拔腿就往舅父家里赶路。春雨霏霏，乡间土路上遍地泥泞，五六里乡路走了一个多小时。赶到舅父家，许多人正在大堂里吃酒席，母亲独坐在灵柩前，沉默无言。看见我过来叩头，她又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舅父是我少年时代“社会关系”里唯一的贫农、党员和国家干部。我到县城读高中时，他是一家国营林场的场长。我到场里去找他，他知道我考了全县第一，很高兴，带我去食堂吃饭。记得当天吃的是一碗白米饭，浇一勺肉末烧萝卜，一人一份。舅父坐在我对面，把他碗里的肉末拨到我的碗里，看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又把汤汁也倒给了我。母亲后来知道了，抱怨说，他只晓得讲原则，也不给你加个菜！我怕母亲怪他，连忙说，我吃得很饱，回学校了还打嗝呢，可能同学们都闻到萝卜炖肉的香味了。母亲才开心地笑了起来。

舅父以身作则，把他唯一的儿子送去参军，又赶上了去越南前线。作为一名榴弹炮手，我的表哥成了敌军争相射杀的目标。不过，他还算命大，开战不久拖着一条伤腿下来了，记了三等功，成了一名伤残退伍军人。孝子扶柩起灵时，看到表哥披麻带孝，一瘸一瘸地穿过灵堂，母亲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撕心裂肺，令我涕泪交流。亲人劝慰她：贵侄虽然留下了残疾，但是政府会给他安排工作，补助他的生活，您就放心吧。母亲绝望地说：

“这场仗，把他的心也打残了。”

后事果然未出母亲所料，表哥从此心灰意冷，贫病交加，穷困潦倒。当年我考上清华，他来送行，摘下一块手表，对我说：这是我立功奖的，也是我唯一值钱的东西。以后你发达了，记得有这个表哥，带你一起上过山头，打过野兔，下过井湾，捞过鱼虾。他说，我杀过人，也被人杀过，什么都无所谓了。那时我只有17岁，听不懂他的心事。后来读到雷马克《西线无战事》，看到战争如何让人幻灭，陡然想起他这番话，顿觉心痛不已。

舅父去世后，舅母出奇地长寿，又活了34年，享年93岁。年过70，她的眼睛看不见了；80多岁，双腿萎缩，不能站立和走路。表哥把她独自放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窗枢上结满了蜘蛛网，地上满是灰尘，房间里弥满了酸腐的气味。儿媳有时不给她送饭，饿得她满地乱爬。终于有一天，舅母爬出了小屋，爬了十几里山路，找到了女儿的家。女儿留她住了一段时间，又把她送回了家里。

消息传到母亲耳边，母亲也只能流泪。每次回老家，我都专程去看舅妈，给她买些东西，留点钱，帮她打扫一下房间。回家跟母亲商量，如何能让她得到照顾。母亲说，按照乡下规矩，只要你表哥在，谁也不能插手。于是，我找到表哥“交涉”，要他负起责任，对得起早逝的舅父。表哥愤怨地说，我对不起他吗？伤了一条腿还不够吗？死在战场才够吗？母亲说，你这样怨他，他又能怨谁呢？

去年回家，我要去看舅妈，母亲说，她去世了。我很惊讶，怪她没有告诉我。母亲说，这是好事，罪受够了。第二天，表哥的儿子来我家，说他爸爸出车祸了，可能命保不住了。那种事不关己的口气，就像在说别人的事情。我连忙掏出身上所有的现金，又给他留了手机号码，让他随时找我。母亲对我说，这钱给他了，不会用到他爸身上。我说不可能吧？母亲悲伤地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舅母过世后，母亲娘家这一辈没有任何亲人了。在我家，父亲兄弟姐妹五个，除了我父母，只有二妈还健在。二妈一向是非常要强的人，在家里也有一些霸道。据说当年父亲兄弟分家时，父亲分到的罗罐都是缺耳的；自家的房前屋后不许种瓜菜，因为被二妈“先占”了。她嗓门很大，出口滔滔，一件事到她嘴里，不说到路人皆知不会罢休。

但是，二妈并不讨人嫌。考上大学以后，我发现她是一个有理有节的人，坚决支持她与不孝儿媳作斗争。她的“唱骂”让儿媳无法掩饰做的不孝丑事，有时简直是闻风丧胆。母亲却劝她，人无一世英雄。过几年你老了，还是要他们伺候你的。

果然，过了94岁，一向硬朗的二妈病倒了，浑身疼痛，在床上大呼小叫。儿女把她放在一间阴冷潮湿的老屋里，等着给她送终。我对她儿子和女婿说，赶紧把你妈送医院吧！她气色很好，底气很足，一时死不了。两个儿郎推三阻四，怕她死在外面不体面。我又让她女儿给她服用止痛片，女儿说咽不下去。我找了一个小碗，把止痛片捣成粉末，加水喂她喝了，不一会儿她就平静下来了。母亲趁机问她去不去医院。她说去。母亲对两个儿郎说，你妈说要去，赶紧安排吧！

此后，二妈又活了一年。母亲和父亲经常去陪伴她，她耳朵听不见了，那怕只是枯坐也好。我问母亲记恨不记恨从前那些事情。母亲笑笑说，那些小事，早就让风吹走了。她说，你二妈是个好人，帮了我很多，也很疼爱你。还特别叮嘱我：

“你要记得二妈的好。”

我知道，记恩和珍惜，是母亲一生最大的智慧，让她心里饱满而温暖。

二妈去世后，极尽哀荣，吹吹打打热闹了好几天。第二年清明节，我回家祭祖，看到二妈的新坟，想到她往日的音容笑貌，不胜伤感。这时，我看见母亲俯下身，轻轻地拔掉了坟头上的一棵新草。我突然抱住了母亲瘦削的肩膀，任由泪流满面，滴落到她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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