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br></h3><h3>岁月静美,只是时光太匆匆。又送走了一年,生命年轮新画上一个圈。每年到“六一”,总是会回首过去的日子。经年过往的故事已溶入我的血液里,嵌在深邃的记忆中,久久不能忘怀,历历如绘。在一组组清晰而又模糊的画面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天真无邪的童年和少年时代。</h3><h3><br></h3><h3>上世纪50年代生人,正处在经济不发达,物质匮乏的时代,哪有如今这么多眼花瞭乱的玩具啊,孩子们多是凭着自个的想像力,自己动手创造出各种有趣的玩法,也玩得不亦乐乎开心无比。一个个孩子只要会跑会跳了,也不用大人们盯着护着,自己便撒欢地随处奔跑游玩,玩的一身脏兮兮累叭叭地,才心满意足回到家。<br></h3><h3> <br>在我的记忆中珍藏着几件很有趣的童年往事,有些往事还烙印着那个特殊年代悲怆的色彩。</h3><h3><br></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1,做蝴蝶标木</b></h3><h3><br></h3><h3>我自小就很爱蝴蝶,爱蝴蝶美丽的翅膀,飞起来是那样轻盈灵动,多彩多姿,就如花朵的花瓣儿,自由自在地飘飞,蝴蝶就像会飞的鲜花。多的时候天空中一团团一簇簇婉如天女散花。</h3><h3> </h3><h3>小时候我家住的位置靠近山边,房子周边有很多人家开垦出的菜地。每到春暖花开时节,各种山花、小溪流边的野花、菜地里的菜花、瓜果花缤纷绽放,争奇斗艳,引来众多蝴蝶翩翩起舞。我常自己一个人跑到山边,或绕着菜地,寻着目标后紧跟着一只漂亮的蝴蝶跑呀跑,追呀追,跌倒了再跑再追。</h3><h3> </h3><h3>更多时也和小伙伴们比赛捉蝴蝶,看谁捉的多,谁捉的蝴蝶漂亮。捉来的蝴蝶先放在盒子里,先欣赏两三天,等到翅膀慢慢地朴腾不起来了(有些惨忍吧),我们就把蝴蝶用大头针钉在板片上,做成蝴蝶标本,挟在书本里带到学校,向同学展示炫耀着。 </h3><h3> </h3><h3>时代发展飞速,我们这座山城现已到处高楼林立,建筑密布,空旷的大自然空间少见了,再也看不着当年花团锦簇的蝴蝶飞舞的景象了。</h3><h3><br></h3><p style="text-align: center;"><b>2,自制叶脉画书签</b></h3><h3><br></h3><h3>大约在小学二三年级时,迷上了学做树叶画书签。我几次跟着姐姐去挑选叶形美丽厚实的桉树叶或茶树叶,先是用碱水煮几分钟,泡清水几天后观察叶肉腐烂了,就用旧牙刷轻轻刷掉叶肉部分,再用清水冲洗后保留完整的叶脉。最后用红、蓝墨水或其它染色剂染成我们所喜爱的各种颜色。亦可在上面画上小鸟、小花小草、太阳等简单的画,或写上几个字,最后系上丝线即成为树叶书签了。书签做了很多,分送给同学,也把爸爸妈妈看书的旧书签全换成我们自制的树叶书签。</h3><h3> </h3><h3>长大后才知道这叫叶脉画书签,是一种独特的民间绘画艺术。当然小时候做的自然称不上艺术,却也是自己动手做的漂亮书签,甚视珍贵。</h3><h3> </h3><h3>两年前从父母住的家搬到新居,我整理旧书籍时,在一本著作里,竟还夹着一片我们小时做的叶脉书签,虽己干枯色褪一碰即碎,算算也珍藏了半个世纪了,乍一眼见到是那么亲切,感慨万分。</h3><h3><br></h3><p style="text-align: center;"><b>3,学当小裁缝</b></h3><h3><br></h3><h3>记得大概八九岁时,住在我家对面楼幢里,有一个裁缝张伯伯,我常在放学或放假时,喜欢跑到他家看他裁剪缝纫衣服,每次伯伯笑咪咪招呼我“小丫头你又来啦”,就低头忙他的活了。我就伫立在他边上看着他制做衣服的全过程。</h3><h3> </h3><h3>多去几次,看到伯伯把这些剪下五颜六色的边角布料丢弃掉,觉得挺可惜的。有次灵光一闪,想到这些布料,比我家几个娃娃身上的衣服好看多了。经张伯伯同意我就挑选了一堆,还要了几小块划粉。急不可耐地回到家,找出一个我认为穿的最难看的娃娃,三两下把它衣裙扒下来,开始了我的创作。我趴在木地板上,把布铺平,学着伯伯的样子,按着原来的小衣裙比比划划地,用小剪刀剪出了衣样和裙样,还学着妈妈的模样穿针引线,缝制起来。</h3><h3> </h3><h3>第一次做的不成功,没想到娃娃的手不能伸张自如地活动,衣服自然穿不进去,裙子腰又太大。我去请教伯伯后,又连续做了三四趟,终于缝制好了小衣裙,重新给娃娃穿上后,很高兴的拿给妈妈和张伯伯看。得到表扬后,竟一发不可收拾。在一个暑假里,家里六七个大小女娃男娃的衣、裙、裤全部换上了漂亮的新装。此经历对我长大成人后,无师自通学会做各式服装有很大影响。</h3><h3> </h3><h3>遗憾的是,这个原本和谒可亲的张伯伯,有个读初中的独生儿子,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中,参与一次两派红卫兵武斗时,被枪击中“牺牲” 了,从此,再也看不到这位伯伯的笑容了。</h3><h3><br></h3><p style="text-align: center;"><b>4,爱看丰子恺漫画</b></h3><h3> </h3><h3>从小家里订有《小朋友》、《儿童画报》,姐姐上小学后家里又有了《少年文学》,这些报刊里面几乎每期都有漫画家丰子恺为孩童所作的漫画。可以说我是看着大师漫画长大的,从幼儿园看到小学毕业。</h3><h3> </h3><h3>在无数漫画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幅描绘着:傍晚夕阳下,一位驼背老爷爷坐在凳子上纳凉,他身后站着一个小男孩正在帮爷爷捶着背。当时我才进小学字认不全,就指着画右边的一竖排字,问妈妈上面写的是什么,妈妈说写的是“爷爷,我天天给你捶背,你以后背上的小山就没了”。妈妈接着说:这个孙子很爱他的爷爷,小朋友要向这个小哥哥学习做孝顺老人的好孩子。</h3><h3> </h3><h3>自从看懂了这幅漫画,从此我很认真观察街上有没有驼背的老人,只要看到我就会想,这位爷爷或奶奶的孙子肯定没有给他(她)捶背,是个不孝顺的坏孩子。直到现在我只要看到驼背的人,都会想起这幅漫画。</h3><h3> </h3><h3>丰子恺的漫画,以一个容易被孩子接受理解的视角展现出有益于人生成长的道理。 每幅儿童漫画都隐含有趣、 有心、有情的人生哲学。</h3><h3><br></h3><p style="text-align: center;"><b>5,自己改名字</b></h3><h3> </h3><h3>姓名,本是父母送给孩子的第一件珍贵礼物,是一件使用时间最长、对孩子影响最为深远的礼物。可是我姐妹仨不知珍惜,却把这礼物给弄丢了。</h3><h3> </h3><h3>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清理革命队伍“封资修地富反坏右”运动快速席卷全国。不久,我妈妈被革命群众“揪出来”,莫须有罪名的大字报贴了满墙。有一次经过,我出于好奇,抬头瞄了一眼,看到妈妈的名字被划上大大的红叉叉,顿时心惊胆跳,不敢再看。可是眼睛收回的余光还是看到了几个字“连她三个女儿的名字也带有小资产阶级……”。</h3><h3> </h3><h3>当时我不满十岁,对这场“革命”不甚理解,但那红叉叉我知道,是我们做错题老师才打叉的,肯定是妈妈犯错了。对这“小资产阶级”我也懵懂得是不好的意思。从此,我对自己的名字心存疑惑了。</h3><h3><br></h3><h3>转眼到了第二年新学期开学,发现不少同学改了名字,什么东的、军的、红的……反正挺革命的。这时我才想到跟姐姐说起我曾看到的“秘密”,姐姐大我四岁,觉悟自然比我高,即刻向父母抗议:我们也要改名字!父母拗不过我们,顺应了潮流,经千挑万选,从此我们姐妹仨也有了“革命”的名字。</h3><h3><br></h3><h3>时至今日,我觉得这是我们姐妹一生中,做的最最遗憾的蠢事了。</h3><h3><br></h3><p style="text-align: center;"><b>6,乐观的“右派”叔叔 </b></h3><h3><br></h3><h3>我家隔壁邻居住着一对苏州口音很重的夫妇:姚叔叔和吴阿姨。因我爸爸是无锡人,两家互视为同乡关系特别好,姚叔叔和我妈妈在同一单位工作。</h3><h3> </h3><h3>姚叔叔的经历跟我爸有点像,但更惨。他也是全国解放前夕随军南下干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从省煤炭厅下放到这小山城,还被降了三级工资。更倒霉的是,1966年“文革”一开始,他就是单位里“革命群众”的头号选手被揪出来批斗。那时我们部分家居和单位办公室是在同一幢楼内的,所以批斗姚叔叔的最初过程我都清楚。</h3><h3> </h3><h3>那段时间,每到上午上班时,革命群众就把姚叔叔的双手衣袖撸上去,把一种像墨汁似的黑呼呼油沥沥的东西涂在叔叔双手上,再用一块用铁丝吊着的木板,板上写着“我是大右派”的大牌子挂在叔叔脖子上,又拿出一副锣要求叔叔自己边敲边喊“我是大右派”。就这样叔叔每天上午要去街上游圈,直到近中午才让回家,下午再上班。</h3><h3> </h3><h3>我刚开始看到那一幕,不明就里觉得有点意思,一次偶然听到爸妈对话:“小吴在家经常哭……”,我才似乎懂了点什么,不免也为叔叔难过了。可是姚叔叔天性就是个乐天派,别人这样作弄羞辱他,他还跟没事人样挺配合的。好几次叔叔游街完回来,经过我家门只要看见我(印象中那时每户人家只要家中有人,门都是敞开着),就会笑哈哈大喊着“茹菁,小丫头,快出来帮叔叔洗手”,我就赶忙拿着刷子和肥皂跑去公用水龙头处,帮叔叔刷手臂。有一次我问叔叔“你前几天脖子上都有血,现在怎么没看见啦?”叔叔又笑哈哈地小声跟我说“他们不让我穿高领的衣服,但我里面的毛衣可以往上拉呀”,噢,叔叔的诡计把我逗乐了。每次洗完手叔叔就像往常样,扯着大嗓门唱他的苏州小曲。</h3><h3> </h3><h3>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姚叔叔家与我爸妈都有书信、电话来往。知道叔叔“文革”后得到平反调回省厅,还得到了一笔工资补偿。退休后夫妻俩常出国分别到儿子、亲戚各处旅游。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叔叔阿姨在小儿子居住的杭州一养老院安享晚年。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早日去看望他们。</h3><h3><br></h3><p style="text-align: center;"><b>7,去看“吊死鬼”</b></h3><h3><br></h3><h3>大约在“文革”1967年的冬天,一个寒冷的早上,听到有邻居在喊“后山上有一个吊死鬼!”此声即刻惊动了两幢楼住家人群,人们陆续出门问详情。我们一大帮孩子顾不得听,纷纷就往后山跑。</h3><h3><br></h3><h3>南方冬天虽不会下雪,可是越往高处爬,地面霜冻的更厚,路也更滑。孩子们全然不顾山高路徒,跑得比大人们还快。那时我才十岁跑不过他们,但也不知哪来的力气奋力攀登,因为谁也没见过“吊死鬼”啊,这好奇心吸引着人们蜂拥地往前赶。</h3><h3> </h3><h3>说是后山,其实到达目的地已是整整爬过两座山包了。没错,一颗比碗口粗的树上真的挂着一具“吊死鬼”。听大人们说:看样子已吊在树上有一星期了……。我挤进人群看得真真切切地,那惨状真是触目惊心……。后来大人们又把公安人员叫来,接着又有人带来担架把“吊死鬼”往山下抬。</h3><h3> </h3><h3>没几天就听说这位死者正是本市第一医院的领导,人称“外科一把刀”,是他接受不了“反动学术权威”的污名屈辱,及随时而来的批斗和游街示众等迫害而走上绝路的。没想到他正是姐姐班上一对双胞胎姐妹的爸爸。我听后很为她们痛心。此后,又陆续听说某某单位的头头也走上了这条路……。</h3><h3> </h3><h3>原本这些处在我这个初谙世事孩子不该看到和知道的事件,连同我身边大人们受冲击的事,对我刺激太深刻了,我心怀着这些阴影度过这不平凡的少年时代,由此对我的性格形成影响甚大。</h3><h3><br></h3><h3><br></h3><h3>懵懂的岁月伴成长,朦胧的流光随韶华。生活越来越好,可那份快乐和囧事却离我们越来越远。真的很怀念小时候那份单纯。致我们逝去的……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