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在陕北,人们习惯把写春联叫成写对子,贴春联也就自然称作贴对子。在我的印象中,写对子是件很神圣的事情!</h3><h3><br></h3> <h3> 小时候我家所在的村子很穷,在我童年的印象里肚子几乎总是饿的前心贴着后背。母亲是村里有名的巧妇,尽管要拉撤大我们姐弟七人,会过日子的母亲总还是通过平时的省吃俭用,以至于过年时家里还能吃上几顿好饭,米糕、黄馍、油馍馍,还有丸子,尽管是分着吃,那也是我至今为止吃过最好的、最难忘的饭!</h3><h3> 村里人供不起读书的,二爷是村子里唯一一个识字人,据说他只读过两个冬书。 每年一进农历腊月,二爷就忙活开了,全村百十户人家的春联就落到他一个人身上,求二爷写对联得先排着队,从天刚亮到上灯时份二爷总在不紧不慢不停的写,在我的印象里二爷总是一幅面孔:不苟言笑,不悲不喜。你拿来我就写,从不问高低,也不分贵贱。陕北人厚道,求二爷写对联不用言传,或拿了几个鸡蛋,或提了一捆葱,年茶饭做的早的拿了几个黄馍、几片糕、几个油馍馍、一碗黄酒,二爷也不推辞,你拿来了表示诚意,我就收下,当然也有光景不好的,空手而来,二爷也从不生气、也不恼人,照写不误,一视同仁。因此二爷在我的印象中是村里人缘最好的人,也是村里不争的道德模范,邻里有争议都得请二爷调解,最后都得听二爷铺排下的。</h3><h3>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二爷的学问可大了,一是他写给每家每户的对联从不重复,二是他写对联从不思考,好像都在脑子里存着了,水到渠成,随手拈来。我从小对二爷就很崇拜,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他是我幼小心灵里的不争的偶像!以至于我参加工作后每次回家都会不自觉得要去看他。</h3><h3> </h3> <h3> 二爷写对子是有讲究的,因为村里人都不识字,所以二爷写的对子都是按顺序写的,首先写给灶君的是“一家之主”,可见灶君的重要性,然后是粮屯上的“五谷丰登”或“风调雨顺”,民以食为天嘛,自然排第二位了,再就是炕崖上的“幸福之家”,儿女大点的要写成“抬头见喜”,意在祝福主家儿子能娶个巧媳妇,女子能寻个好人家,家里写好才写门外的,依次是天、土地神位,碾子、磨要写成“青龙大吉”和“白虎大吉”,水井上要写“细水常流”,牛、驴圈写上“水草通顺”,鸡、猪窝写上“六畜兴旺”,硷畔壑子的出口处写的是“出门见喜"或者“出入平安”,最后才写门联、窗联,当然都是祝福喜庆的话。</h3><h3> 对子写好后二爷都会再仔佃检查一遍,按顺序折叠好,用高梁秸秸半破开夹上,以防主人搞乱了。</h3><h3><br></h3> <h3> 每年除夕这天早饭后,二爷总会背操着手在村里挨门逐户转一圈,检查对子是否贴对了。记得有一年,我把鸡窝上的“六畜兴旺”贴倒了,恰好二爷进院,很严厉地骂道:“你狗的能弄了个什么?”父亲听到二爷的说话声赶紧迎出来,满脸堆笑,好在刚贴的,剥下来重新贴上,二爷走后父亲的脸马上黑了下来,觉得这下把脸丟大了,陕北庄户人爱面子要脸,在他们心中脸比命重要,面子比天大!从此我贴对子的资格被取消了,只能抿抿浆子什么的。</h3><div> 这事对要强的父亲触动很大,所以父亲决定让我上学读书,也是赶上好时代,我就顺利地走进学校。那时候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写毛笔字,用的墨汁都是自制的,就是在自家烟囱里挖些烟煤再兑上水,纸也不是专用的,都是拿写过的作业本翻过来写。记得那年腊月初八,父亲从镇上赶集回来,从来省吃俭用的父亲大方地从袋子里掏出一瓶墨汁、两张红纸和一本黄历,认真地对我说:“晓晨,咱家今年的对子就不用麻烦你二爷了,你给咱写”。吃过晚饭父亲搬来了炕桌,亲自给我掌灯,我只能硬着头皮写,尽管我完全是照上黄历书上写的,父亲还是有些不大放心,第二天一早带上我写的对子引上我到二爷家让二爷亲自过目,直到听到二爷说:“这娃写的还行,就是力道有些欠,等娃长大了就会好的”,父亲紧皱的眉头才舒展开来。从此我们这门子的对联就由我承包了,一直持续到我参加工作离开老家。</div><div> 那年过年我家最高兴的就是父亲了,从来不唱歌的父亲突然变了个人似的,总是一边端着草料筛子喂牲口,一边哼着信天游,只要家里来串门的,父亲就会有意无意地引导客人看我写的对联,总会有点得意的说:“这是我家晨晨写的,觉得还是没二叔写的好。”</div><div> 如今我也已经步入而立之年,想起过去的陈年旧事觉得即好笑又有些伤感!</div><div><br></div> <h3>谢谢关注</h3><h3><br></h3>